古典目录学不仅是学人读书治学之门径，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学术的重要材料来源。“目录之学，实兼学术之史”^①，“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②。从西汉刘向父子之专书，到后晋刘昫《旧志》“目录类”之确立，中国古典目录学俨然已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同时又与其它学科发生关联，相互渗透。目录学与文学批评之间也是如此：一方面，目录著作对文学批评典籍进行著录，并设立相应部类以反映对文学批评发展之认识；另一方面，目录著作在各部类的序及提要中对著录对象进行记录与品评，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功能。也正基于此，古典目录学成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形式之一。

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以下简称《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提要内容的私藏书目，对于后世目录学影响很大。《读书志》收录图书达1472部，宋代以前的重要典籍多有载录，而唐代和北宋时期的典籍载录比较完备，这些典籍不少后来已亡佚或者残缺，故可据《读书志》的提要窥其大略^③。

晁氏以诗文名世，多有藏书，然“自中原无事时，已有火厄”，再加上靖康南渡战火之灾，所剩无几。晁公武藏书，主要来源于南阳井度之赠，公武以之并其家藏，剔除重复，“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著成《读书志》。4卷本最早由晁公武门人杜鹏举于蜀地刊刻。刊行之后，公武又作了大量的增补修订，终成20卷本《读书志》。《读书志》有袁、衢两个版本系统。南宋理宗淳祐九年(1249年)，南充游钧守衢州，“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即是后世20卷“衢本”。同年，“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④为5卷，其后赵希弁又从“衢本”中摘出公武晚年所增书435部，别而为《后志》2卷，此即后之“袁本”。袁、衢二本《读书志》，南宋时已并行。如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8中著录的是20卷本《读书志》，王应麟《玉海》卷52载的是4卷本《读书志》。而《宋史·艺文志》(以下简称《宋志》)则分别在卷2、卷3著录了《读书志》4卷与20卷两个版本。宋明之时，《读书志》未有“袁本”、“衢本”之称，各书目均以著录具体卷数予以区别。自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四库馆臣在《读书志》提要中考证其版本源流时称赵希弁重刻本为“袁本”、游钧刻本为“衢本”，《读书志》遂有袁、衢二本之专称。两本并行，而袁本流传更广，衢本难寻。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14载：“今世通行本皆依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购得抄白衢本，惜无好事者刊行之。”^①记载了当时衢本《读书志》不易获得的情况。顾千里《思适斋集》卷15《〈衢本郡斋读书志〉考辨跋》与钱泰吉《曝书杂记》卷下也认为“世所通行谓袁州本也”^②，而衢本20卷则为“世所罕见”^③者。《四库全书》虽详叙了袁、衢二本之源流，却只收录袁本。因衢本得之不易，且为公武晚年在4卷本基础上增益而成，故于考证辨伪、遣词造句上较之前者更为精详，自然受到了注重实学、精于考辩的清人之赞赏。清代学者在整理藏书、著录书目与撰写提要时，衢本《读书志》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故一度销匿的衢本在清代得到了广泛认可与高度重视。不过民国年间，随着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南宋淳祐间所刻袁州本《读书志》的发现，新一轮《读书志》版本优劣论拉开了帷幕。张元济将新发现的袁本《读书志》收入《四部丛刊》三编并为之作《跋》，详尽叙述了《读书志》版本流传，末尾更直接做出“(袁本)撰录传刻，源流井井，非衢本所及。私窃以为袁本出而衢本可废”^④的结论。其实，《读书志》袁、衢二本各有特点，可互相补充，不可偏废。光绪年间，王先谦就已开始用袁本校衢本。今人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亦鉴王氏之法，以清人汪士钟所刻衢本为底本参校袁本，并对书中相关内容进行考订与疏证。校证本《读书志》为目前最为完整的点校本。

《读书志》因著录详实、考订精审，且与官修、史志目录视角不同、风格迥异而深受后世学者推崇。清人钱泰吉在《曝书杂记》卷下便称：“晁子止《郡斋读书志》，为宋以来著录家之首”^⑤王先谦《〈郡斋读书志〉叙》亦言，“自宋晁子止创为此学，陈氏振孙继之，并为后儒宗仰，而晁氏尤冠绝”，且具有“通贯宏远，不名一家”^⑥之气象。阮元谓其“次序有法，足为考核之资”^⑦。

《读书志》书前有晁公武自序，四部之前有总序，四部之下各有部序冠其首，45类中有25类首书提要之下系以类序，与《汉志》、《隋志》置于类末不同。部序、类序或述其分类编次之依据，或叙其体例沿革之特点，或表达晁氏个人见解，或回顾、总结学术发展。除部序与类序外，每书之提要亦弥足珍贵。晁公武自谓：“日夕躬以朱黄，雠校舛误。终篇，辄撮其大指论之。”^⑧《读书志》中的提要，除对作者生平、创作背景、成书过程、内容梗概，以及相关故实等进行介绍外，还就一书之流传、编撰体例、版本、真伪等进行考证，并于其间插入品评之语，皆为有得之言。《四库全书简明目录》谓《读书志》“以经、史、子、集分部，各有解题，为藏书家所依据”^⑨。目录学之有提要，始于汉代。《隋志》说：“刘向《别录》、刘歆《七略》，剖析条流，各有其部，推寻事迹，疑则古之制也。自是以后，不能辨其流别，但记书名而已。”^⑩《四库全书总目》“目录类”序谓目录著作之有提要，始于刘向、刘歆，而“今所传者，以《崇文总目》为古，晁公武、赵希弁、陈振孙并准为撰述之式”。^⑪指出《读书志》采用提要方式主要是受到宋代官修《崇文总目》的影响。不过，《读书志》的提要有后出转精之妙，晚清郭嵩焘在《王氏校定衢本〈郡斋读书志〉序》中言及前代书目之叙录时，便曾以“至宋而传者寖繁，尤以晁氏《郡斋读书志》最先，叙释亦最精”^①之语，高度赞扬《读书志》之“叙释”。《读书志》中提要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如清人张宗泰《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所言：“所附遗闻佚事，尤足为辨章旧闻之资。”^②从传统目录学的发展历程上看，晁氏《读书志》无论是在影响后世私人藏书家编目风气上，还是在开创著录体例等诸方面上，都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若从文学学术的角度解读《读书志》，它就不仅是一部目录学巨著，其分类与提要也是一部带有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性质的札记。

本文研究《读书志》之文学批评，主要从两大方面即书目部类设置、部类序目及提要研究其著录所体现出的文学批评观念及其意义。

《读书志》部类设置所反映出的文学批评观念，首先是在传统目录学“文史”类的基础上，改设“文说”类，并把原“文史”类中的“史评”另置之史部，反映出文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自觉分离的观念。

衢本《郡斋读书志》卷17“集部总叙”：“集部其类有四：一曰楚辞类，二曰别集类，三曰总集类，四曰文说类。”“文说类”为晁公武《读书志》首创，收入《文心雕龙》10卷、《修文要诀》1卷、《金针诗格》1卷、《续金针诗格》1卷、《李公诗苑类格》3卷、《杜诗刊误》1卷、《韩文辨证》8卷、《韩柳文章谱》3卷、《天厨禁脔》3卷。“文说类”收录文评、诗格、文谱以及辨证方面的内容，不收诗话，诗话另入子部“小说类”。

讨论晁氏“文说类”之设置，有必要回顾传统目录中对文学批评类著作归类认识的演变。现存官私书目中，最先著录诗文批评类著作的是《隋志》。杨明照先生《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在论及《文心雕龙》一书的著录情况时曾称：“《文心》著录，始于《隋志》，自尔相沿，莫之或遗。”^③《隋志》为初唐长孙无忌等奉敕编修，由于当时文学批评类著作数量尚少，故“总集类”小序言：“并解释评论，总于此篇。”^④将《文心雕龙》、《文章流别》与《文选》、《古诗集》、《玉台新咏》等同列入“总集类”。初唐时人已经开始意识到了《文心》一类“解释评论”不同于诗文总集之性质，然而由于数量过少，仅将其附于总集之下。五代刘昫《旧唐书》承袭《隋志》之法，亦将文学批评类著作散入“总集类”。由此可知，唐五代之际文学批评类著作主要是作为总集之附庸而存在的，在目录学著作中并未获得独立的地位。

关于目录学中“文史”的由来，章学诚在《和州志艺文书辑略》中言道：“唐宋以后，纪闻随笔，门类实繁；诗话文评，牵连杂记，是则诸子之中，别立文史专门也。”^⑤虽然在现存官私书目中，最早设置“文史类”以收录文史批评著作的是宋初官修书目《崇文总目》，但“文史”类的设置却是始于唐人吴兢《西斋书目》。《旧唐书》吴兢本传载：“兢家聚书颇多，尝目录其卷第，号《吴氏西斋书目》。”^⑥《西斋书目》已亡佚，其始设“文史”之证据主要来源于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七十五”载“宋《三朝艺文志》：‘晋李充始著《翰林论》。梁刘勰又著《文心雕龙》，言文章体制。又钟嵘为《诗评》。其后述略例者多矣。至于扬GF9CF史法，著为类例者，亦各名家焉。前代志录，散在杂家或总集，然皆所未安。惟吴兢《西斋》有“文史”之别，今取其名而条次之’”^⑦。《西斋书目》“文史”之设置，受到了宋以后目录学家的推崇与重视。宋初王尧臣主持编修的《崇文总目》，集部共分三类：“总集”、“别集”、“文史”，于集部之中增设“文史类”，收入刘勰、钟嵘及唐人诗格、文论、赋诀等作25部70卷^①，依仿吴兢之体例。《新志》沿袭《隋志》、《旧志》，集部分“楚辞”、“总集”、“别集”三类，但“总集”类之下设了“文史”，“文史”类除收录文学批评著作外，也收录了刘子玄《史通》二十卷、柳璨《柳氏释史》十卷等史评类书，内容上倒是名符其实的“文史”^②。《新志》把“文史”置之“总集”之下，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兼顾《隋志》的传统与《崇文总目》的新意，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诗文评类著作与总集类不同的独特性与独立性并未有共识。

目录学中“文史类”的出现，标志了文史批评类著作独立于总集之外，成为集部之中又一重要类目。这反映出诗文批评类著作的独特性质得到一定认识和重视，但同时又有些含混不清。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在论述总集时便对“文史”之内涵与重要性进行了阐释：“总集者，编类古今众作为一集也。《唐志》有虞挚《文章流别》、《杜预善文》，谢沈《名文》，孔逭一作造《文苑》、萧统《文选》、萧圆一作图《文海》、姚铉《文粹》、徐坚《文府》之类是也。《唐志》又有文史者，附见于总集之后。如刘勰《文心雕龙》、刘知幾《史通》、炙毂子《诗格》、钟嵘《诗评》之类是也。夫《史通》、《诗格》、《诗评》，皆所以考论前人得失是非，所不可废也。”^③“文史”是一个集诗文评与史评于一身的类目，兼有集部与史部的性质。因为集部主要内容是诗文，而“文史”著作主要内容也是评论诗文，故置之总集总体上有其合理性。然后，其中杂入史部评论内容，而将之置之集部总集类，此分类并非最为切当。此前《崇文总目》将《文心雕龙》、《诗品》、《文章龟鉴》等诗文批评类著作归入集部之“文史”，而将刘知幾《史通》及其他史评类著作归入“杂史”中。虽然，把史评著作归之“杂史”也不恰当，但终究首次把文、史批评分开了，这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它给后世尤其是南宋以后文、史批评的独立提供了借鉴。南宋郑樵正是在《崇文总目》的启发下对文、史批评类著作进行了有意识的区分。不过这种区分尚处探索阶段，并不成熟。《通志》“艺文略”并非按照传统目录四分法进行著录，而是将所有图籍分成了8部12类，其中把传统诗文批评类著作归入“文类”，而将以刘知幾《史通》为代表的史评类著作归入“史类”之“正史”中，这可以看作是对《崇文总目》入“杂史”的修正^④。而在“文类”中，又具体将诗文批评类著作细分为“文史”与“诗评”二类。将《翰林论》、《文心雕龙》等综合论文之著归入“文史”，而将《诗品》以及唐宋时兴起的诗格、诗话等相关评诗论诗之作收入“诗评”中。由于唐宋时期诗歌理论发展迅猛，数量较多，故《通志》将其单列一类。这种将诗论与文论截然分开的著录方式，虽然有利于凸显诗、文批评的区别与重要性，然而在具体著录中却显得过于繁琐与不便，故于后世鲜有共鸣，正如四库馆臣所评：“‘诗集’亦属‘别集’，必欲区分，则有文无诗者将又立‘文集’一门，弥滋繁碎。”^⑤

与郑樵同时代的晁公武在其《读书志》将前人集部“文史类”分为“史评”与“文说”二类^⑥，反映出诗文批评与史学批评各自独立的意识。“文说类”的出现在文学批评类目的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文说”、“史评”的出现，一方面是目录学分类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批评类著作日益兴盛的结果。虽然《崇文总目》与《通志》对此均有所探索，但晁公武《读书志》的分类处理显得更为妥当。《读书志》在史部置“正史类”、“编年类”、“实录类”、“杂史类”、“伪史类”、“史评类”等，“史评类”收录包括刘知幾《史通》、柳璨《史通析微》等评史之作23书355卷(袁本收14书142卷)。关于“史评”的设置，晁氏在“《刘氏史通》二十卷”下所系之“史评类”小序中道：“前世史部中有史抄类而集部中有文史类，今世抄节之学不行而论说者为多。教自文史类内，摘出论史者为史评，附史部，而废史抄云。”^①孙猛先生在《郡斋读书志校证》对此有一段精彩评论：“史部之设史评类，创自《读书志》。前此诸目，如《新志》、《崇文总目》、《祕书省续四库书目》，俱以史学评论、考订一类书，归入文史类，附集部总集类之后，与文学批评书混而为一，乙丁相杂，实属不伦，故章炳麟编《史籍考》有‘集部宜裁’之议。与公武同时或稍后者，如陈振孙《书录解题》、陈骙《中兴馆阁书目》、脱脱等《宋史艺文志》犹蹈袭旧例。独公武于史部设史评，又于衢本集部设文说，文史批评著述遂得所归，故后世众目多宗焉。”^②所论极是。宋代诗文评与史评的各自繁荣，使得二者间的独立迫在眉睫。将论诗文者保留集部并易名“文说”的著录方式，对后世目录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书目便多于史部之下置“史评”、“史论”之目，而集部则是完全沿袭晁氏“文说”将诗文批评合类著录的方式。由于《读书志》“文说类”无小序，流行的袁本又没有“文说类”，再加上其为私人藏书家整理家藏而成之目，收书数量有限，因此其在诗文批评领域的地位与贡献常为现当代研究者忽视。

《读书志》集部“文说类”的设置，是晁公武之创举。虽然“文说”分类仍存在不足，但在文学批评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仍是不可忽视的。正如郑樵“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③之论，文学批评类由最初的专书收录到最后文学批评专学的形成与繁荣，表现在目录学中便是对其独立地位的肯定。从前代“总集”、“文史”类的尝试，到南宋晁公武“文说”之探索，再到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诗文评”的出现，展现了古人对传统诗文批评类著作性质由模糊到清晰的认识。《读书志》“文说类”是在“诗文评”专称出现之前最为精当的文学批评类目，它解决了前人“文史类”或文论史评杂糅、或有文无史的混乱状况，可以说它是诗文批评类目从“文史”到“诗文评”发展过程中最关键的过渡。

《读书志》对宋代新兴文体“诗话”的归类也反映出当时某种文学批评的观念。据郭绍虞先生考证，宋代有目可考的诗话就达140余种^④，足见当时诗话创作之盛。《读书志》录晁氏家藏诗话7部16卷，包括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王直方、刘攽、陈师道、范温7人之作。《读书志》将“诗话”归入子部“小说类”，其后，宋元时期的目录学家多将诗话类著作著录于集部“文史类”。比如稍后的《直斋书录解题》，便将诗话与《文心雕龙》、《诗品》、《史通》等文史专论同列，归入“文史类”。从学理上看，将诗话归入“文史类”是比较合理的，因为这种分类考虑到诗话的文学批评性质。元人脱脱等所编之《宋志》在面对前人既将诗话置子部“小说类”又入集部“文史类”的情形时显得有些难以取舍，因此在具体分类时，将“诗话”或入“小说类”或入“文史类”。比如将苏轼《东坡诗话》、陈师道《后山诗话》等归入“小说类”；而将司马光《续诗话》、刘攽《诗话》等归入“文史类”，体例不一，颇为杂乱。经过宋元文人的不断尝试，诗话的归类在明清两代得以确定，最终归之“诗文评”，成为学界共识与目录学通例。

如何看待《读书志》将诗话归入“小说类”的分类？司马迁谈治史需“好学深思，心知其意”(《五帝本纪》)，对古人需放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予以同情之理解。将诗话归入小说类，现代人觉得有些奇怪，但这种分类并非晁氏一时草率之举，它反映出宋诗话的另一种特质以及宋人对诗话与小说的认知，我们对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需要加以体察分辨。

诗话，顾名思义即是与诗相关之语，晁氏当然理解诗话的内容。《读书志》中所著录的7部诗话，皆因诗而发，或记评诗之语，或录作诗之事。如《后山诗话》提要中便有“论诗七十余条”之载，认为是陈师道专论诗之作；《东坡诗话》亦谓是书为东坡“杂书有及诗者，好事者因集之”而成^①。诗话的内容乃论诗记诗之作，但在形式上与笔记小说有共性。晁公武将诗话置于“小说类”，是与对小说的认识密不可分的。《读书志》“《周卢注博物志》十卷、《卢氏注》六卷”下所系小说类“序”言：“《西京赋》曰：‘小说九百，起自虞初。’周人也，其小说之来尚矣，然不过志梦卜、纪谲怪、记谈谐之类而已。其后史臣务采异闻，往往取之。故近时为小说者，始多及人之善恶，甚者肆喜怒之私，变是非之实，以误后世。至于誉桓温而毁陶侃，褒卢杞而贬陆贽者有之。今以志怪者为上，褒贬者为下云。”^②晁公武认为采异闻、纪谲怪、记谈谐与论褒贬是小说的主要内容，这与诗话的内容正好相合。欧阳修《六一诗话》“自序”便将其诗话以“集以资闲谈”^③论之；司马光在《续诗话》“序”中亦言：“诗话尚有遗者，欧阳公文章名声虽不可及，然记事一也，故敢续书之。”^④无论是“闲谈”，还是“记事”都与晁公武“纪谲怪、记谈谐”的小说观相吻合。四库馆臣在编纂《四库全书》时，虽然将诗话放入集部“诗文评”中，却以“体兼说部”^⑤概言其特征。由于诗话与说部界限不甚明晰，故二者之间时常不易釐别，不同分类其实各有理由。如果说，把诗话归于“文史类”是重视其“诗”的内容，而把诗话归之“小说类”，则是看到其“话”的性质，那就是采异闻、纪谲怪、记谈谐与论褒贬。《读书志》里“小说类”所收诗话书籍，与同类中所收的宋代《青箱杂记》、《缃素杂记》、《湘山野录》、《冷斋夜话》、《玉壶清话》等小说，在形态上确实是有共性的。

章学诚于《文史通义·诗话》说：“诗话说部之末流……说部流弊，至于诬善党奸，诡名讬姓……诗话之不可凭，或甚于说部也。”^⑥他指出诗话类著作与小说一样，存在夸诞与随意，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章学诚此语有特殊的语境，就是批评当时的诗话，但他指出诗话与小说性质之相通，是有道理的。《读书志》在著录宋人诗话时，也关注到诗话的随意性。如王直方《归叟诗话》提要：“直方自号归叟。元祐中，苏子瞻及其门下士以盛名居北门东观，直方世居浚仪，有别墅在城南，殊好事，以故诸公亟会其家，由是得闻绪言余论，因辑成此书。然其间多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宣和末，京师书肆刻印鬻之，群从中以其多记从父詹事公话言，得之以呈，公取览之，不怿曰：‘皆非我语也。’”^⑦王直方为江西诗社二十五“法嗣”之一^⑧，其事迹不见载于史籍，主要见晁说之《王立之墓志铭》。《王立之墓志铭》所记王直方“我有所作诗文，他日无咎序之，死则以道铭我”^⑨之语，可见王直方与晁氏兄弟间深厚的友谊。也正因如此，性格“殊好事”^⑩的王直方才有机会集结苏门士人于其家以“闻绪言余论”，并辑成《归叟诗话》一书。王直方虽与公武前辈关系密切，然公武指出《归叟诗话》“以己意有所抑扬，颇失是非之实”，又记晁以道语以证《归叟诗话》虚构失实之例，这可以看出诗话的“小说”性质。

总之，《读书志》把“文史类”分为“文说类”与“史评类”，首次收入诗话著作并置之“小说类”，虽然这些分类存在一些不足，后来被其它分类法所取代了，但是《读书志》的分类法在文学批评学科发展史上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认识宋人的文学批评观念也是相当重要的。

《读书志》文学批评的特色在于书籍提要所反映出的宋代党争背景及其立场。在中国历史上，因朝臣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集团利益与政治立场，故党争不断。宋代党争因波及范围广、延绵时间长，对士人社会之影响尤钜。

面对党争，文人往往牵涉其中而不能自拔。晁公武在《读书志》中以身处朝廷各种矛盾中，又能泰然处之超脱党争影响的唐人白居易为士人典范。白居易《长庆集》提要云：

予按乐天尝与刘禹锡游，人谓之“刘、白”，而不陷八司马党中；及与元稹游，人谓之“元、白”，而不陷北司党中；又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陷牛、李党中：其风流高尚，进退以义，可想见矣。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独集中载《闻李崖州贬》二绝句，其言浅俗，似幸其祸败者，余固疑非乐天之语，及考之编年，崖州贬时，乐天没将逾年，或曰浮屠某所作也。^①

白居易生活在党争纷杂的中唐，与当时身陷“永贞革新”、“南衙北司”以及“牛李党争”文人多有交集，独不为党祸所害。在晁公武看来，“风流高尚，进退以义”是白居易能全身而退的主要原因，故高度赞扬白居易高妙的处世原则。但是现实生活里，能在激烈的党争中既保持独立的人格又超然其外免于祸害者，是很难得的。故晁公武感叹：“呜呼！叔世有如斯人之仿佛者乎？”这应该是针对宋代党争有感而发的。

《读书志》中凡涉宋代党争，皆有鲜明的政治好恶，即对新党的憎恶与批评和对旧党之同情与赞扬。

《读书志》录王安石及新党之文集，大都系以批评之语。如王安石《临川集》提要：“近时议者谓自绍圣以来，学术政事，败坏残酷，贻祸社稷，实出于安石云。”^②借时人之议力贬王安石。又如元绛《元氏集》提要：“立朝无特操。晚入翰林，谄事王安石及其子弟，时论鄙之。”^③在批评其他新党人时，也不忘顺带批评王安石。丁谓《丁晋公集》提要：“憸巧险诐，世鲜其俦……熙宁以来，议者莫不指谓为奸邪之首，自王安石用事，则称其贤智云。王安石之大概亦从可知矣。”^④此皆借他人恶行反证王安石之“奸邪”。

《读书志》对旧党党人在党争中的遭遇则详加记载，并寓以褒扬。如苏轼数种文集提要云：“初，子瞻当王安石纷更法度之际，见其事不便于民，则赋诗以讽焉。言者从而挤陷，欲置之死。神宗薄其过，责置黄州。温公相哲宗，累擢中书舍人，除翰林学士承旨。绍圣中，坐草责吕惠卿制，直书其罪，诬以讪谤，安置惠州，徙昌化。元符初，北还，卒于常州。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责黄州，杜门深居，驰骋翰墨，其文一变。平生遇事所为诗、骚、铭、记、书、檄，论撰率皆过人。晚喜陶渊明诗，和之几遍。为人英辩奇伟，于书无所不通。所作文章才落笔，四海已皆传诵，下至闾阎田里，外至夷狄，莫不知名。门下宾客，亦皆一世豪杰：其盛本朝所未有也。立朝知无不为，世称其忠义，尝自比范滂、孔融，议者不以为过。在黄州日，自号东坡居士，世因不呼其名，止目之为东坡云。”^⑤其记载之详切，颇为罕见。褒奖之意，溢于言表。又如司马棫《司马才叔逸堂集》、吕诲《吕献可章奏》、孙觉《孙莘老奏议》、范镇《范蜀公奏议》、李常《李公择庐山奏议》等书提要，皆记载他们在党争中的遭遇，寓有同情与赞赏之意。

《读书志》这种政治立场，也反映到具体的文学批评文献考辨中。如“总集类”《唐百家诗选》之提要，直接引发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段公案。《唐百家诗选》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部有重要意义的诗歌总集。此书编选者为王安石几乎是宋以后文人之共识，而晁公武明确将此书编选者定为宋敏求，则开启了《唐百家诗选》编选者之争。《唐百家诗选》提要云：“右皇朝宋敏求次道编。次道为三司判官，尝取其家所藏唐人一百八家诗，选择其佳者，凡一千二百四十六首为一编。王介甫观之，因再有所去取，且题云：‘欲观唐诗者，观此足矣。’世遂以为介甫所纂。”^⑥晁氏于提要中认为，此书不仅是源于宋氏家藏，更为宋次道亲自编选，而王安石仅为“再有所去取”者，因王安石为是书作《序》，世人遂以是书为王氏所编。《读书志》以考订严谨著称于世，四库馆臣对此也只能以“其言当必有自”^⑦论之。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云：“余与宋次道同为三司判官，时次道出其家藏唐诗百余编，诿余择其精者，次道因名曰《百家诗选》。”^⑧宋次道为北宋有名的藏书家。关于宋氏藏书，《宋史》本传载：“敏求家藏书三万卷。”^⑨朱弁《曲洧旧闻》中亦载：“世之蓄书，以宋为善本。居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①而宋氏藏书之中，又尤以唐诗最为完备。据时人徐度《却扫编》载：“诗人之盛，莫如唐。故今唐人之诗集行于世者，无虑数百家。宋次道龙图所藏最备。”^②可见宋敏求所藏唐诗之富，是编纂《诗选》的先决条件。王《序》虽然肯定了《唐百家诗选》素材源于宋敏求家藏，却未明言宋次道所出之“唐诗百余编”并委托其“择其精者”，是宋敏求编选过的材料还是原始素材。这是后人出现不同理解的主要原因。此外苏颂在《龙图阁直学士修国史宋公神道碑》中将《唐百家诗选》一书作为宋敏求之著述进行著录，亦是后世学人对其编选者认识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③。晁公武不认同王安石为《诗选》编选者的原因，除了客观因素外，可能与他对王安石的态度有关。

晁公武对新党之批判，不仅是承袭南宋时期朝臣与文士之普遍看法，还有家族原因。晁氏一族为北宋仕宦名门，因与旧党交好，也被牵涉入党争而饱受播迁之苦。公武父辈先后被贬，其“先君子”晁冲之因连坐遭贬而弃官归隐具茨山；从父詹事公晁说之“元符中，上书，居邪中等”；从父崇福公晁咏之亦“元符末，上书，居邪等”^④。“邪等”为崇宁元年，蔡京党羽对异己之称。《宋史纪事本末》载：“九月己亥，立党人碑于端礼门，籍元符末上书人，分邪、正等黜陟之。”^⑤公武父辈均入“邪等”，备受打压。北宋后期，党争局势愈发严峻，而排斥异己之手段也愈加残酷。哲宗与徽宗时期，元祐党人遭受到残酷的打击。据《通鉴续编》卷11载，蔡京执政期间，曾先后10余次对元祐党人不择手段实行打击报复，其中包括贬谪、书禁、立党人碑、禁元祐学术、除元祐子弟等。经几番打击，元祐及元符间入“奸党籍”者几乎消亡殆尽。此期间也曾颁布解除党禁之令，但解禁并不彻底，直到靖康元年元祐党禁才得以全面解除。南渡后高宗为了笼络人心与稳固统治，曾以“朕最爱元祐”、“惟是直书安石之罪，则神宗成功盛德焕然明白”^⑥等语，表达其对元祐党人之同情与对王氏变法之痛恨。晁公武父辈在北宋巨大的政治浪潮中均身涉党祸而遭贬，因此《读书志》对旧党、新党存在着明显的爱憎。

在党争的背景下，《读书志》对晁氏家族文学成就的批评也颇值得注意。《读书志》“自序”便自豪地记载文学世家晁氏一族在宋代的延续与发展。“公武家自文元公来，以翰墨为业者七世，故家多书”^⑦，晁氏自公武六世祖晁迥以来世代在朝为官，故时人有“天下甲门”^⑧之美誉。作为宋代晁氏家族的奠基人，晁迥的人品、学识自然成为后世子孙效法之对象，昭德晁氏子孙皆以守“文元家法”^⑨为荣。晁迥无诗文集传世，然从《全宋诗》录诗56首来看，亦知其雅好诗文。关于晁迥之诗文成就，公武在“总集类”《西昆酬唱集》下评道：“右皇朝杨亿、刘筠、李宗谔、晁某、钱惟演及当时同馆十五人唱和诗，凡二百四十七章。”^⑩提要中之“晁某”即晁迥。景德二年，晁迥为翰林学士，因参与编修大型类书《册府元龟》，与杨亿、刘筠等人诗歌唱和。《读书志》为了突出晁迥的地位，把他置于钱惟演之前，出于家族感情和利益而对事实作了一番改造^⑪。晁迥外，《读书志》尚存晁氏一族六人著述。分别是公武“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从父詹事公”晁说之、“族父吏部公”晁补之、“世父封丘府君”晁伯宇、“从父崇福公”晁咏之，以及“先君子”晁冲之之作。《读书志》提要充分展现了晁氏族人的才识与文学成就。如在“《晁氏新城集》十卷”下，公武便引苏轼“其诗清厚静深，而每篇辄出新意奇语”^①之评，赞扬了族祖新城府君晁端友诗歌艺术造诣。昭德晁氏以诗文名世，至公武父辈至鼎盛。胡应麟曾有“晁氏最多才。说之、咏之、冲之、补之，皆兄弟也”^②之赞；全祖望亦有“昭德晁氏兄弟，大率以文词游坡谷间。如补之、咏之、冲之，皆盛有名”^③之评。父辈的文学成就，《读书志》亦有所体现。比如在晁无咎《鸡肋编》提要中，晁公武引述了王安国、苏轼、宋神宗、张耒等对族父晁补之的肯定评价，展示了晁无咎“凌厉奇卓，出于天才，非酝酿而成”之才华^④。又“《晁氏具茨集》三卷”下，公武亦引吕本中、晁说之、喻汝砺之评介，详尽介绍了父亲晁冲之文学成就^⑤。《读书志》对族人文学成就之介绍，充分展现出晁公武的家族自豪感。

晁公武《读书志》之文学批评，比较集中体现在集部提要。前人对《读书志》集部的著录数量有不同说法。笔者据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一书统计，集部共著录352部计6263卷。其中唐前20部172卷，唐五代165部1614卷，宋代167部4477卷。《读书志》集部收录并加以品评的历代作家、作品，皆有文学批评意义。从数量上看，《读书志》对唐宋文学的批评尤为重要。它或反映出南宋社会普遍的文学批评风气，或反映出晁公武个人特别的见解，颇有批评学术史价值。

提到《读书志》的文学批评史观念，人们首先会关心它对《文心雕龙》与《诗品》的看法。不过，《读书志》因私藏所限不收录钟嵘《诗品》，而对刘勰《文心雕龙》一书评价也不高，颇令人意外。《文心雕龙》提要谓：

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云。余尝题其后曰：世之词人，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杜牧之以龙星为真龙，王摩诘以去病为卫青，昔人讥之，然不足怪，诗赋盖卒尔之作故也。今勰著书垂世，自谓尝梦执丹漆器，随仲尼南行，自负不浅，乃《论说篇》称“《论语》以前，经无论字；《六韬》三论，后人追题”。殊不知《书》有“论道经邦”之言，其疏略殆过于王、杜矣。^⑥

《读书志》对《文心雕龙》除了“评自古文章得失，别其体制，凡五十篇，各系之以赞”数语客观事实的描述外，未一语谈及其优长之处，而主要指摘其“疏略”，讽其“自负”。晁公武以《尚书》中已有“论”字来批评刘勰《文心》“论说篇”中“《论语》以前，经无论字”之说。其实，刘勰的“经无论字”，是指经典中“论”尚未成一体，而不是没有出现“论”字。晁氏于《读书志》中对刘勰的评介不尽准确，比如将“南朝梁”刘勰言成“晋”人；将《文心》“论说篇”中所言之“论”体误解为“论”字等，然其从当时文学风尚角度对《文心》“刻意文藻，读书多灭裂”的批评，则反映出《文心雕龙》在宋代受到冷遇的情况。宋代文人涉及《文心》之论极少，即使偶有论及，评价亦不高。比如宋人黄庭坚在《与王立之》中就曾以“未极高”^⑦三字评价《文心》；晁补之在评刘勰论《离骚》时亦以“刘勰文字卑陋，不足言，而亦以原迂怪为病。彼原嫉世，既欲蝉蜕尘埃之外，惟恐不异”^⑧一语批评之。《文心》在宋代的冷遇，是与宋代的时代思潮与文学风尚密切相关的。明人曹学佺在《文心雕龙序》中曾以“文之一字，最为宋人所忌。加以‘雕龙’之号，则目不阅此书”概言之。曹学佺从宋人对“文”的轻视角度来解释刘勰《文心》在宋代的地位，这是较为可信的。曹学佺所言宋人“目不阅此书”，虽为夸张之语，却大致揭示出了《文心》一书在宋代的接受情况。宋代文人继承了中唐韩、柳以来“古文运动”的传统，倡导古朴文风，再加上理学家严重的重道轻文倾向，致使用骈俪之文写成的《文心》在宋代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杨明照先生曾就宋代文献中涉及《文心》之内容进行过统计，他认为：“宋人于《文心》，著录者八书，品评者七家，采摭者十二家，因习者八家，引证者十一家，考证者三家。”^①由于与时代思潮、文学风尚相左，故有宋一代三百余年涉及《文心》之论屈指可数。正是基于此，晁公武对《文心》做出了“疏略”的评价。《读书志》对《文心雕龙》的评价，从目录学角度反映出宋人独特的审美倾向。

《读书志》集部提要不仅注重考证，也常将文人身世、创作背景以及文学渊源相结合，对文人文集做出比较全面的反映，与传统文学批评之知人论世、追源溯流等方法是相通的。比如“《楚辞》十七卷”提要详尽介绍了屈原其人及《离骚》之创作背景，并以《离骚》为源，介绍了“楚辞”一体自楚至东汉的发展历程^②。文后有晁氏屈赋篇数考证，较为公允。又“总集类”《李善注文选》提要，对《文选》内容、李善其人以及《文选》唐宋时期之传播与接受都做了介绍^③。

晁公武在书籍著录时往往引述历代史书及前人之评为佐证，不着一字，意在其中。比如晁氏对“初唐四杰”的批评就是如此。杨炯《盈川集》提要云：

炯博学，善属文，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王、杨、卢、骆“四才子”，亦曰“四杰”。炯自谓：“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曰：“盈川文如悬河，酌之不竭。耻王后，信然；愧卢前，谦也。”^④

杨炯及张说之言，俱见《旧唐书·文苑传》^⑤。单从提要看，晁氏对四杰之先后顺序未置可否。然若从《读书志》“别集类上”对四人文集杨、王、卢、骆的排序，以及提要中对杨炯“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之语的引用来看，即可大致窥见晁氏对四杰“杨王卢骆”排次的认同。杨炯“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之语，从《旧唐书》“当时议者，亦以为然”之载中可知是颇受时人认可的。关于“四杰”之排序，当时除“王杨卢骆”、“杨王卢骆”外，他人尚有不同意见。比如奉唐中宗之命编集《骆宾王集》的郄云卿便曾于集《序》中云：“高宗朝，与卢照邻、杨炯、王勃，文词齐名，海内称焉，号为‘四杰’。亦云‘卢骆杨王四才子’。”^⑥用“卢骆杨王”排列四子。《旧唐书·文苑传》“王勃”下言：“李敬玄尤重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与勃等四人”^⑦，认为四子当为“杨卢骆王”。而王安石则直言“称呼前后不足以优劣人”^⑧，认为排名之先后不足以优劣四人。从《读书志》的著录情况看，晁公武并非未见上述“四杰”排序。^⑨面对诸多“四杰”排序，晁公武选择了符合己意之材料进行著录，从而将晁氏主观之评与前人之论水乳交融，不露痕迹。

《读书志》往往从文献考据入手，对前人之论提出有文学批评意义的辨正。如《王维集》提要谓：“李肇讥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之句，以为窃李嘉祐者，今嘉祐之集无之，岂肇之厚诬乎？”^⑩李肇认为王维“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句“窃”自李嘉祐，晁氏以李嘉祐集未载此诗为据，从文献内证提出质疑，颇有说服力。又如《吕温集》提要谓：“温从梁肃，为文章，规摹《左氏》，藻赡精富，流辈推尚。刘禹锡为编次其文，序之云：‘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贾生之书首《过秦》，而荀卿亦后其赋，故断自《人文化成论》至《诸葛武侯庙记》为上篇。’今集先赋诗，后杂文，非禹锡本也。”^⑪吕温集由刘禹锡编次成书。刘禹锡序中，认为“古之为书，先立言而后体物”，将议论文体放置于文集之首，诗赋文体置之于后。《读书志》以今本《吕温集》编撰顺序证之刘禹锡之序，从而推断出其非刘禹锡所编次之本，考证精当，立论有力。

《读书志》多引前史，或加辨正。《萧颖士集》提要：“《唐书》云：颖士作《伐樱桃赋》以诋李林甫，君子恨其褊。按集载其辞，有曰：‘每俯临乎萧墙，奸回得而窥伺’，盖谓林甫之必致寇也。其后果阶禄山之祸，唐遂不振，然则颖士可谓知几矣，宜褒而返加以贬词，何哉？”^①晁氏就《新唐书》对萧氏之贬斥进行了质疑，认为萧氏预见安禄山之祸，乃“知几”的正直之士，不满史书“宜褒而返加以贬词”之举。又如陆龟蒙《笠泽丛书》提要云：“著作之博，《新史》多取之，而独不云工歌诗。笠泽者，松江地名也。其集自序云：‘自乾符六年春卧病笠泽时，隐几著书，诗赋铭记，往往杂发，混而录之，故曰“丛书”。’^②今按其集歌诗为多，又比他文最工，《新史》疏漏如此。”^③《新唐书》只记陆龟蒙之著述而略其诗歌^④，《读书志》以其诗歌成就辨正《新唐书》著录以偏概全之不足。

欧阳修、苏轼在宋代地位很高，晁公武非常崇敬欧、苏二家，但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上，却有独立的思考，并不盲从。比如他对唐宋诗僧的批评，就显示出迥异时人与二家的观点。《读书志》“集部”共著录了唐宋间诗僧诗集八部68卷，其中“别集类”七部67卷、“总集类”一部1卷。虽著录数量不算多，但其提要大体反映了唐宋间僧人诗歌创作的总体成就。尤其是针对时人对诗僧以及僧诗的批评晁公武提出的不同批评意见，对正确认识诗僧群体的文学地位以及僧诗的艺术成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读书志》“总集类”《九僧诗集》提要云：“欧公曰：‘进士许洞因会九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日、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此本出李夷中家，其诗可称者甚多，惜乎欧公不尽见之。许洞之约，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盖诗多识鸟兽草木之名，而《楚辞》亦寓意于飚风云霓……莫不犯之。若使诸公与许洞分题，亦须阁笔，矧其下者哉？”^⑤此所引许洞与九僧之逸事，出自欧阳修《六一诗话》^⑥。虽然晁公武非常尊敬欧阳修，但对此说也不盲从，认为欧公有失公允。许洞为宋初进士，《中吴纪闻》载其“平生以文章自负，所著诗篇甚多”^⑦。由于许洞恃才傲物，对九僧诗歌题材内容狭小有所不满，故出约以困之。晁公武认为许洞对九僧的刁难，“虽足以困诸僧，然论诗者政不当尔”，并引《楚辞》以及谢灵运、王籍等人千古佳句中之意象，批评许洞“不得犯一字”之约的荒谬。许洞对僧诗的批评与晁公武对许洞的批评，分别代表了宋代两种不同的诗僧、僧诗批评倾向。以许洞为代表的北宋文人对诗僧及僧诗所进行的批评，反映出当时诗坛对整个诗僧群体创作的不满。宋人郑獬批评诗僧：“缚于其法，不能闳肆而演漾，故多幽独衰病枯槁之辞。”^⑧由于受到自身身份、才力以及生活环境的约束，诗僧创作多囿于山林、水草等自然景物。僧诗与生俱来的清苦气与山林气，在宋代广受士人诟病。比如欧阳修就曾用饱含讥讽的“菜气”一词来评诗僧之诗^⑨；苏轼亦对僧诗之“酸馅气”、“蔬笋气”进行过批评^⑩。“菜气”、“酸馅气”、“蔬笋气”，均是宋人对诗僧“僧体”的总体评价，语含贬义，与许洞“不得犯一字”之约可谓异曲同工。许洞等人从题材内容角度对诗僧以及僧诗所进行的否定与批评，受到了晁公武之质疑。晁公武《读书志》引《论语·阳货》中孔子对《诗经》“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认识，指出了诗歌之中山林、草木题材的普遍性与重要性。《诗经》以及后世名篇尚且不废山林、草木之境，更何况僧人。晁公武不盲从欧、苏前辈，从《诗经》出发对僧诗题材内容的正名，纠正了当时文坛对诗僧、僧诗的片面批评，表达对其理解与宽容，很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当然《读书志》提要也并非尽善尽美、准确无误。因是书为私人藏书家所编修之藏书目录，故其中的点评之语难免受到个人学识以及社会风尚的影响，记忆也难免会出现误差，其失当之处在所难免。比如《读书志》中晁公武对“药名诗”起源的评定之语，就存有不足。《读书志》之《陈亚之集》提要云：“药名诗始于唐人张籍，有‘江皋岁暮相逢地，黄叶霜前半下枝’之诗，人谓起于亚，实不然也。”^①虽然晁氏以唐人张籍为“药名诗”之源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多数文人的观点^②，然而并不精准。实际上，关于“药名诗”之源，早在唐代编修的类书《艺文类聚》“杂文部二”中就已经收录了南北朝齐梁时期梁简文帝、梁元帝、沈约、庾信等人的药名诗。

赵希弁(生卒年不详)，字君锡，宋之“公族”^③，太祖九世孙^④。希弁为袁州(今江西宜春)人，江西漕贡进士出生，博学好古，家富藏书，是南宋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尝著有《读史补注》、《资治通鉴纲目考异》、《续资治通鉴长编补注》、《建炎以来中兴系年要录补注》等书^⑤，惜均亡佚，今仅存《读书附志》(以下简称《附志》)、《郡斋读书志考异》二书。《附志》为赵希弁对晁公武《读书志》的补充。淳祐己酉(1149年)，宜春郡守番阳黎安朝欲重刻“四卷本”晁公武《读书志》，命时任秘书省校勘书籍的“宜春士”赵希弁校证之。希弁就其三世所藏图书，“删其重复，摭所未有”^⑥，以“已载者不复取，未有者补其缺，其间互出者，盖详略之不同，文义之或异，而后来诸贤之所著述，亦藉以概见”^⑦为校录原则，别编成《附志》一卷，与“四卷本”《读书志》合刻成五卷(即“袁本”《读书志》)。

赵希弁《附志》依《读书志》之例，于每书之下撰写提要，记录作者、作品之梗概以及相关故实。希弁之著录多真实可信，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常为后人文献考据之资。比如清代《续文献通考》“经籍考”以及《金石萃编》在考证《紫薇杂说》一书之作者时，就引用了希弁《附志》“《东莱吕紫薇杂说》一卷”之录，以论证世人《紫薇杂说》乃“吕祖谦撰”之误^⑧。又四库馆臣在辑南宋度正《性善堂集》时，亦以《附志》“《性善堂集》十五卷”之载为依据，将其“以类排纂，仍析为十五卷”^⑨。《附志》共分为二十九类^⑩，收书469种。数量虽不多，却多为晁氏《读书志》漏收或未及见的“后来诸贤”之书，颇具学术价值。尤其是《附志》在“别集类”、“总集类”与“拾遗”部分所录之书，更成为后人研究宋代文人、文学的重要参考。从文学与文学批评学术史的角度看，《附志》对《读书志》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第一，《附志》著录了大量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时期文集，补充了晁氏《读书志》未收录之文献，成为后人全面了解南宋文人与文学的重要参考。比如《附志》在“总集类”著录南宋文人所编纂之《国朝二百家名臣文粹》、《宗藩文类》、《四灵诗》、《中兴群公吟稿》、《中兴六臣进策》、《戛玉前集》、《后集》、《二妙集》诸集，展示了南宋总集、选集编纂的盛况，也反映出南宋文学发展之繁荣。此外，《附志》还著录多部后世残缺不完或散佚之南宋文集，为南宋文人、文集的考证与研究提供了依据。比如“别集类”著录南宋宁宗时史弥宁之“《友林诗稿》二卷”，清人钱大昕在考证吴尊彝所藏宋椠本《友林乙稿》一书时，便据《附志》所载，推断“此编只一卷，疑尚有《甲稿》而今失其传”^⑪。又“总集类”载“《宋贤体要集》十三卷”，后世散佚，且不见载录于其它书目。希弁《附志》之著录，不仅记录了该集之存在，更为后人研究北宋文人文章在南宋的接受、传播提供了参考。

第二，突破了《读书志》不录词籍的局限，著录包括王灼《长短句》、《碧鸡漫志》以及蔡柟《浩歌集》在内的词籍。《读书志》除子部“兵家类”录有《兵要望江南》一集外，集部未著录文人词籍。晁氏不录词籍，主要受当时词体文学价值观念以及南宋之前书目不录词集传统之影响。赵希弁《附志》自觉突破晁氏局限，将词集著录于集部。由于赵氏家藏词集数量过少，再加上受《读书志》著录体例与部类设置的影响，并未设立专门类目，而是将其与文人文集并录于“别集类”。在《附志》所著录之词籍中，王灼《碧鸡漫志》尤其值得关注。《碧鸡漫志》，是南宋王灼于绍兴年间所著之词话。《附志》王灼“《碧鸡漫志》一卷”提要云：“《漫志》可以见乐府之源委。”^①由于《碧鸡漫志》考论词源见解独到且体系完整，故在中国词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不过这样一部重要的词话著作，宋元时仅见录于《附志》。赵希弁《附志》对王灼《碧鸡漫志》一卷本的著录，成为了后人研究是书版本与历代流传状况之关键^②。

第三，弥补了晁氏文学批评书籍与重要文集收录不全的缺憾。《读书志》因私藏所限，收书有所不全，《附志》补录了多部晁公武《读书志》未收的文学批评书籍与重要文集，如“别集类”与“总集类”著录之《诗品》、《古文苑》、《文苑英华》、《河岳英灵集》^③等书，弥补了《读书志》在文学批评文献著录上之不足，同时也反映出其文学批评史观。如《诗品》提要：“右梁征远记室参军钟嵘撰。嵘，字仲伟，《南史》有传。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云：‘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齐永明中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又微，故称独步。故当辞密于谢，意浅于江。’盖追宿憾以报约也。”^④若按衢本《读书志》之例，《诗品》本应入“文说类”，《附志》却将其归入别集之中。因“袁本”与“衢本”不同，没有“文说类”，故将刘勰《文心雕龙》置于“别集类”，《附志》可能出于同样的分类方式。另外，《附志》并未高度评价《诗品》，认为《诗品》以沈约为中品，乃出于钟嵘与沈约之间个人恩怨。此说沿用史传而未加考辨，然也看出他对《诗品》的评价不高。联系到《读书志》对《文心雕龙》未有一语赞赏，似反映出当时对六朝文学的一种价值观念。《附志》一些文集的提要也比较重要。如《古文苑》提要：“右《古文苑》，世传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唐人所藏文章一编，莫知谁氏录也，皆史传所不载，《文选》所未取，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皆周、秦、汉人之作也。《容斋随笔》尝引之。然讹舛谬缺，不敢是正。淳熙中韩元吉之记已言之。”^⑤《直斋书录解题》亦有记载^⑥，可互相补充，然《附志》所记更为详切，可惜似未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古文苑》提要：“不著编辑者名氏。《书录解题》称世传孙洙巨源于佛寺经龛中得之唐人所藏，所录诗赋、杂文，自东周迄于南齐，凡二百六十余首，皆史传、《文选》所不载，然所录汉、魏诗文，多从《艺文类聚》、《初学记》删节之本，《石鼓文》亦与近本相同，其真伪盖莫得而明也。南宋淳熙间，韩元吉次为九卷，至绍定间章樵为之注释。明成化壬寅福建巡按御史张世用得本刊之。”^⑦按：《四库全书总目》之《古文苑》一书提要，只引《直斋书录解题》，一字未及《附志》，实际上《总目》提要也多采用《附志》之文字。

综上所述，无论是在文献还是文学方面，《附志》对《读书志》都具有重要的补充作用。若我们将《读书志》集部所著录之内容与《附志》合观，则大致可以窥见宋代文学发展之大貌，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宋代目录学家的文学批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