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取得政权后，能不能把原先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文明的现代化国家，这是摆在列宁和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思想以及相应的政策措施，是列宁留下的一笔重要遗产。作为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第一推手，列宁为落后国家探索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进行了有益的试验并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当然，任何人包括列宁这样的历史伟人，也难免时代的局限和认识的局限，这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表现。认真地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历史价值及其局限，既涉及如何正确对待前人政治遗产，也关系到如何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

在经济文化较为落后的国家，无产阶级政党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后，面临什么样的任务，要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的问题。马克思晚年曾经考察了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他给俄国革命者提出，像俄国那样的欠发达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即避免资本主义发展造成的灾祸和痛苦，而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性成果，进入新社会。^①但这一设想不仅需要具备种种主客观条件，其内容也过于笼统，难以把握。根本的问题在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是以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为考察对象的。他设想，发达国家由于社会基本矛盾的不断激化，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加剧，无产阶级将通过革命取得政权，在经过一个“过渡时期”后，由于这些国家原有社会化大生产水平较高，就可能比较简捷地将生产资料转归社会所有，然后实行直接的产品交换，这样，商品生产和流通就会停止，社会将不经过市场、货币等中间环节计算劳动和分配产品，所以，在未来社会里，集体的、直接的社会生产是与商品经济不能并存的，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构想的未来社会的大体轮廓和路径。他们这些设想，经过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等人的阐发，相当深刻地印入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脑海中，形成一种对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可是，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贫困落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落差。

十月革命胜利后，执政的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两大历史任务：一是努力发展生产力，在俄国实现现代化，二是按社会主义原则改造全部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列宁是最早觉察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并努力探索，以图架起连贯两者之间理论桥梁的第一人。革命胜利后，列宁意识到由于俄国经济落后，将不能像发达国家那样，按照马克思设想的路径进入新社会，必须首先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行全面的核算和监督，然后逐步按照社会主义原则剥夺剥夺者，消灭私有制，使俄国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由于经济文化落后，这条道路必定是十分长期而艰难的，所以他多次用“开始容易，继续困难”八个字告诫全党，要对前进中的困难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苏维埃政权建立后，局势十分严峻，布尔什维克党又完全缺乏执政经验，这就决定了在建设新社会、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必然充满着各种艰险曲折的历程，需要经过长期的复杂的试验和探索。在列宁的头脑里，也一直存在着两条思路的交织和矛盾。一方面，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创造精神，敢于突破陈规，勇于开拓创新，努力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列宁思想风格中十分宝贵的东西。他明确认识到，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崩溃、向社会主义过渡和在俄国实现现代化，“必然要经过一段很长的路程”，“当我们取得政权以便着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道理了，但是，无论改造的形式或具体改造的发展速度，我们都不可能知道。只有集体的经验，只有千百万人的经验，才能在这方面给我们以决定性的指示”^①。另一方面，作为一名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总是力图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和他们总结的巴黎公社原则付诸实施，某些固有的社会主义观念还经常影响着他的视野。不容忽视的是，在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集团里，像列宁那样尊重实践、勇于探索的领导人很少，整体上看，理论水平不高，教条习气较重，又缺乏实际经验，因而在党内、在领导集团内部，经常出现各种分歧和争论。作为执政党，俄共(布)对如何治国理政，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不怕失败和挫折，坚持科学社会主义方向和本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才能走出一条由共产党领导的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

苏维埃政权初期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并不是自觉制定的一种体制。国内战争爆发后，面对严酷的内外环境，新政权陆续颁发了关于经济、政治、文化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后来被概称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②。

1918年3月，苏俄刚刚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取得了一个短暂的“喘息时机”，此时，列宁就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要把工作重点从“夺取俄国”转移到“管理俄国”方面来，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的任务上来。他说：“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③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列宁提出了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对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实行严格的计算和监督，建立合作社等具体设想，作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大生产的中间环节。可是，当年春夏之交以后，外国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对苏维埃的武装叛乱纷至沓来，不得不中断这一“转移”，动员全国军民全力以赴地投入保卫年轻苏维埃政权的严酷的军事斗争中。

战时共产主义最重要的内容是实行余粮征集制。早在1918年初，由于连年战祸，大片土地荒芜，粮食紧缺造成的饥荒已成为新政权面临的巨大危机。5月初，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实行粮食垄断，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同一切隐匿存粮和投机贩卖粮食的行为进行斗争，法令规定，“除粮食所有者的田地所必需留的种子以及他们的家庭到下次收获前所必需的口粮以外，一普特粮食也不应该留在他们手中”，国家要“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出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在农村成立贫农委员会，代行政府分配粮食、农具和生活用品的权限，以上措施，被称为“粮食专政”。^①然而，“粮食专政”阻力很大，效果也不明显，5月底，随着国内战争的爆发，红军队伍迅速扩大，军队和城市粮食需求量急剧增加，粮食危机越来越紧迫。战争和饥荒一齐袭来，使苏维埃政权命悬一线，列宁的态度也变得强硬起来，他说：“要摆脱饥荒，必须向囤积余粮的农民资产阶级和其他资产阶级展开无情的恐怖的斗争”，“凡是隐藏一普特余粮的人，凡是使国家损失一普特燃料的人，都是最大的罪犯”，要用“十字军讨伐”的方式解决粮食问题。^②为此，列宁提出了组建工人征粮队的主张，每25名工厂工人中推派1名忠诚可靠的工人参加征粮队。6月初，第一支工人征粮队由彼得格勒500名工人组成，开赴农村征收粮食。6月中旬，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已派出工人征粮队员3000多名。从1918年至1920年，全国共组建工人征粮队2700个，参加者达8万多人。

战争形势严峻，饥荒继续蔓延，解决粮食危机成为苏维埃政权的重中之重。1919年1月11日，列宁签署了以人民委员会名义颁布的《关于在产粮省份中征集粮食和饲料》的法令，即后来被称为“余粮征集制”^③的法令。法令规定按照国家需求所必要的全部粮食和谷物饲料，由粮食人民委员部确定征收总数，自上而下摊派给各产粮省、县、乡、村，最后落实到相关农户，按固定价格强制征购。未按规定期限交售粮食而又发现其储备者予以没收，严重窝藏粮食者予以严惩，可没收其财产或逮捕法办。不久又颁布补充法令，规定按固定价格征购食盐、砂糖、肉类、海洋鱼类、食油、马铃薯等重要物品。1919年12月，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又通过决议，根据国家需要将粮食征收制“扩大到所有农产品”，列宁要求“更严格更全面地贯彻征收原则”^④。为解决粮食问题，除派遣武装的工人征粮队外，有的地方甚至动用军队征粮，在收获季节，还出现武装力量押着农民将刚收下的粮食“交售”给国家。从上述一系列措施中可以看到，为战胜敌人，战胜饥荒，余粮征集制的范围越来越大，也越来越严厉。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余粮征集制几乎演变为武装工作队征收农民粮食的一场战争，这一临时性的应急措施，列宁和其他领导人却将其看作解决粮食问题的根本出路。

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全盘国有化，是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重要举措。革命胜利后，列宁吸取巴黎公社未没收法兰西银行的教训，1917年11月中旬，苏维埃政权就接管了国家银行，随即又将私人银行国有化。接着对大型工业企业、运输、外贸企业实行国有化。国内战争爆发后，加快了国有化步伐，1918年6月至8月，收归国有的大企业由512家增至3134家，到年底，苏维埃政府宣布“工业国有化已基本完成”。然而，国有化步伐并未停下，至1920年底，国有化企业已达37000多家，其中包括雇工5—10人的小企业。工业国有化的步伐，是与战争的进展相关，许多企业全力投入军火及军用物资生产，形成初步军工生产体系，促进国民经济军事化。早在1917年底，国家设立最高经济委员会，下设几十个管理总局，分别管理各类企业，称为“管理总局体制”。在此期间，列宁多次强调在企业实行“一长制”，强调“社会主义民主制同个人管理和独裁毫不抵触” ^⑤。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由于大批工人参加军队和工人征粮队，另有一批熟练工人因饥荒而流入农村，1918年秋天起出现劳动力紧缺，苏维埃政权向所有非劳动者发放劳动手册，规定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使用雇佣劳动获取利润的人、私商、自由职业者等必须参加义务劳动，才能迁徙和获得口粮。在战争环境下，燃料问题紧迫，通常要求有劳动能力的居民参加采伐和搬运木材的义务劳动。凡逃避义务劳动，擅离职守，故意破坏劳动工具等行为均可送人民法庭治罪。劳动义务制的推行，既为了应对战时环境的需要，也体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信条。

自由贸易中止，经济关系实物化，平均主义分配，成为战时共产主义的重要特征。由于各种物品均十分紧缺，从1918年秋季起，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大城市开始实行粮食和日用品定额配给，居民按不同情况分为四类，第一类重体力劳动者每人每月供应粮食36磅，第二类其他工人、医生、教师、手工业者、孕妇及哺乳期妇女每人每月25磅，第三类机关和企业职员、学生及其他知识分子每人每月18磅，第四类其他居民，主要指靠雇工及资本为生的非劳动者阶层每人每月12磅，尽管规定了定额，也不能保证按时供应。除粮食外，其他生活日用品也按统一标准实行分配，这种做法随后推广到其他地方。从1919年年中开始，人民委员会颁布一系列法令和规定，国家机关之间的一切劳务和经济往来，一律取消货币结算，改用统一的划拨清算办法。国家对城市居民的生活必需品如粮食、燃料及其他物品，以极低廉的价格供给。在这种情况下，正常的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趋于消失，惟有黑市交易仍然活跃。苏维埃国家实行余粮征集制，农民却因迫于生存和生活之需抵制和反对“粮食垄断”，于是在交通枢纽、城乡结合部出现一批批贩卖粮食或其他物品的“背口袋的人”，从事黑市交易，尽管政府对这些人的处置十分严厉，但始终无法杜绝。据有关资料表明，1918—1919年间，“背口袋的人”对城市居民的粮食供应数额达58%—65%^①。

农村实行余粮征集制，国家向农民收购粮食和农副产品虽然付给纸币，但由于通货膨胀，纸币大量贬值，实际上是农民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无偿地交给了国家。工业企业的全盘国有化，使工业产品及日用消费品也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垄断了所有的工农业产品，市场和自由贸易极度萎缩，商品生产中止，经济关系实物化。以物易物现象逐渐流行，粮食、食盐、火柴、肥皂、糖、印花布等物品均成为交换的等价物，整个社会生活已全面通行经济实物化和无货币结算，货币丧失它应有功能，银行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据此，1920年1月，人民委员会颁布《撤销人民银行》的法令，随后，《真理报》发表评论，肯定撤销银行、废除货币的做法。^②

1920年下半年，当国内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济关系实物化的趋向还在不断强化，根据有关法令，自11月起，市内交通、邮电、劈柴、饲料、医疗、住房等均向城市居民免费供应。

从以上苏俄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看，确实是由于战争环境逼迫、各类物资奇缺而采取的，带有“战时”的特定时空环境，而在列宁和相关决策者的心目中，计划分配、免费供给、取消货币等等，又带有鲜明的“共产主义”色调，因此，将这一时期称之为“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是恰当的。战时共产主义，从其内容和作用看，它不是一个保护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只是保卫新生政权免遭颠覆而采取的应急措施；而从历史进程看，它是共产党执政条件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体制模式，是共产党领导社会改造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第一次尝试，它的功过利弊是值得研究的。

列宁在《论粮食税》一文中说：“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③列宁这段话是十分中肯的，尽管这不是他对战时共产主义的全面评价。

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从客观上说，是被迫的，不得已的。作为一种临时性的非常措施，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任何一个在战争中被围困的城市和地区，采取粮食和生活用品垄断、限价、定额分配、打击投机倒把等严厉措施并不罕见。问题在于，在苏俄，严酷的战争环境，使正常的经济生活中断，包括列宁在内的俄共(布)领导人却把这种在特殊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临时措施看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具体尝试，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论证，赋予它越来越多的“自觉”成分。例如，1919年3月，在列宁起草的《俄共(布)党纲草案》(经济方面)中指出，“苏维埃政权现时的任务是坚定不移地继续在全国范围内用有计划有组织的产品分配来代替贸易。目的是把全体居民组织到统一的消费公社网中，这种公社能把整个分配机构严格地集中起来，最迅速、最有计划、最节省、用最少的劳动来分配一切必需品。”“俄共将力求尽量迅速地实行最激进的措施，为消灭货币作好准备”。^①此时列宁头脑中，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明显占据主导地位，而在党的领导层中，这种观念也是很普遍的。布哈林在1920年出版的《过渡时期经济学》、《共产主义ABC》等著作里，也认为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商品就将失去社会调节者的自发作用而变成纯粹的“产品”，随着商品生产的消失，价值规律随之丧失其效用，货币也逐渐失去它的意义，甚至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价值、价格、利润等也都可以废止了，有人则赞美“无货币过渡”时代的到来。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当时党政干部的心目中，把战争环境下由于物资极端匮乏而出现的商品、市场、货币失去固有作用的现象，看作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正常现象，把在特殊条件下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当作刚巧可以顺势“直接过渡”的一条“捷径”，正如列宁后来所说，当时曾经设想，通过这些措施可以走“比较短的道路”，“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②并对战时共产主义作了深刻的总结和反思，他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③

列宁的伟大，不在于他永远不犯错误，而在于他一旦发觉自己的认识偏离了正确的轨道，就以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气概，果断地采取措施，纠正错误，并从中吸取必要的教训。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实行新经济政策，就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纠正偏差，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而采取的战略性措施。错误和挫折教育了人们，促使人们去重新探索。共产党人不怕说出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只要认真对待自己的错误，消极的东西就会转化为积极的东西，坏事也会转化为好事。在这方面，列宁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看到，在列宁生命的最后两三年内，他还是那样生气勃勃、百折不挠地致力于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1920年下半年，战火逐渐停息，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取得了国内战争和抗击外国武装干涉的胜利。然而，局势并没有缓和下来，连年的战祸(四年世界大战加上三年国内战争)，已使俄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工厂倒闭，土地荒芜，饥荒、瘟疫接踵而来。农业产量只相当于战前1913年的三分之二，工业生产总值只及战前七分之一，交通运输业陷于瘫痪，有7万多公里的铁路和将近一半的机车车辆无法使用。城乡居民的生活状况极其拮据，一些工人家庭因失业或饥饿向农村倒流。

政治局面也极不稳定，在农村，出于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骚乱，许多农民向各级苏维埃政府写申诉信，要求政府给予帮助，其中许多信直接写给列宁，他们还推派代表到莫斯科上访。列宁把这些申诉材料看作反映农民情绪的“晴雨表”，将有的材料转发给各中央委员参阅，要求他们重视农民的情绪和要求。奥格涅茨省的农民在信中说，战争期间，他们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和忍受极度的困苦”，“一会儿动员马匹，一会儿动员耕牛，各种各样的劳役，无休止地征收余粮，等等，我们毫无怨言地承受着这一切重担困苦，但1920年对余粮征收额的增加是我们无力负担的。……”一名红军士兵在信中对征收余粮时滥用职权提出控诉，信中说：“农民的情绪已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如果我们县不很快根绝这类现象，那就必然会发生暴动，这将不是富农的暴动，而是对正义的胜利丧失了任何希望的劳动居民的暴动。”^①

事实确是如此，从1920年秋天起，各地农村蜂起暴动，主要产粮区的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先后发生一系列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尤为严重的是，1921年2月，位于波罗的海芬兰湾上一个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兵变，这里驻守的1.5万陆海军士兵绝大多数是“穿了军装的农民”，兵变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喀琅施塔得兵变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也反映了苏维埃政权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列宁开始意识到国家政策出了差错，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面临瓦解的危险，必须迅速修正和调整政策。

1921年初，列宁就开始酝酿经济政策的改变。2月初，他写了著名的《农民问题提纲初稿》，明确提出用粮食税替代余粮征集制的建议，同年3月，俄共(布)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在会上作了“以实物税代替余粮收集制”的报告。报告中说，在俄国这样一个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掌握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妥协”两字出自一个坚强的革命党领袖之口，是值得端详的。列宁认为，工人和农民的需要和诉求是不一样的，作一个“清醒的政治家”，妥协就是要立即“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②农民是俄国人口的大多数，如果农村不稳定，如果农民站在执政党的对立面，任何一个国家政权都不可能稳固的。在历史转折关头，与农民“妥协”，意味着向农民让步，显示了列宁的政治智慧和策略勇气。在当时，取消余粮征集制无疑是一个关键。根据列宁的提议，党的十大一致通过了改变粮食政策的决议，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其主要内容是：粮食税税额比原先余粮收集制大幅下调，纳税后的余粮可由农民自由支配，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法令的颁发，成为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标志和起点，布哈林把俄共十大这个决议称为“农民的布列斯特”^③。一个月后，列宁发表著名的《论粮食税》一文，全面阐述实行粮食税和政策转变的意义。他认为，粮食税是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④。两个月后，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一概念。

粮食税是新经济政策一项最重要的内容。实行粮食税以后，1921年，虽因自然灾害而致农业歉收，但仍征得粮食税1.62亿普特，通过商品交换采购0.6亿普特，国家共获得粮食2.33亿普特，第一年度就获取好的成效，缓解了当前困难。1922—1923年度国家获得粮食上升到4.3亿普特，其他农产品、畜产品国家采购量也有较大增长，为国民经济恢复作出了贡献。1921年底，列宁在谈到这点时说：“粮食税减轻了全体农民的负担。这是用不着证明的。问题不仅在于拿了农民多少粮食，而且在于实行粮食税以后农民觉得心里更有数了，经营的兴趣也提高了。实行了粮食税，勤劳的农民在提高生产力方面是大有作为的。”^⑤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从农业开始的，苏俄的经济情况逐步好转。于是，党和政府陆续推出放宽政策、推进农业发展的决议、法令，规定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允许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并有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1922年相继颁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和《土地法典》，允许土地可以出租和在农业中使用雇佣劳动。这些政策法令，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耕地面积迅速扩大，耕畜大幅增加，提供商品粮的比例逐年上升，各类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

当个体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以后，既然国家允许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些剩余粮食和农产品中的一大部分就立即变成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能够交换其他商品的集市，于是，市场恢复了生机，如果说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严酷日子里仍有一批“背口袋的人”从事黑市交易，当政策放宽、允许“商品交换”(此处“商品交换”实为“产品交换”)的时候，虽然仍有不少限制，但市场力量强劲地突破种种限制，“产品交换”变成了“商品买卖”，于是，“耐普曼”^①应运而生，这批由新经济政策实施而催生的专门从事商品交换和买卖的商贩，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一个标记。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立即想到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打算付诸实施。1921年4月，列宁提出了关于租让制的十条原则，随后，苏维埃政府陆续出台关于吸引外资及外国技术力量的一系列法令法规，重申国家不再管理全部工业企业。租让制是指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厂矿、油田、森林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以上，由于客观和主观方面种种原因，租让制在俄国未得到多大发展，截至1925年4月，只有91份企业租让合同生效，只占全部工业企业不足1%；租赁制是指国家把一部分中小企业租给私人或合作社经营，承租人也可以是原业主，租赁企业期限最长为6年，到1922年底，中小企业出租已达4000家，工人总数为7万人，这些企业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3%左右。

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初，列宁虽然在《论粮食税》一文中强调过它同1918年春提出的设想有继承性，但随着商品买卖和市场贸易的日趋活跃，他就明确指出两者存在的重大区别，因为“当时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②新经济政策经过半年左右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重要性，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面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指令，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取消它所辖的商业体制，单独成立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10月，决定重建国家银行，公私零售商业网点迅速扩大，商业的全面恢复和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彰显了新经济政策的成就，此外，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如关于土地租佃、雇工、经商等方面法令法规也陆续出台。尽管新政策出台常常伴随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总的说，市场的活跃，政策的宽松，政局的平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实行新经济政策，俄共党内是一致通过的，人们都把它看作克服眼前严重困难而采取的应急措施，是形势逼迫下的一种暂时的“退却”。实践的发展要求不断推出新的政策措施，而广泛留存在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必然对这些政策措施发生冲突，于是在党内、在社会上出现对新经济政策的种种质疑，出现一系列关于姓“社”姓“资”的争论。列宁的高瞻远瞩，在于他没有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这一点上。从新经济政策开始后的一系列变革中，从连续不断的“退却”中，他看到必须修改已经建立起来的全部政治经济体制，重新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然而，在许多人看来，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对农民的让步、商品交换的活跃、市场货币关系的重建，是不符合经典社会主义原则和本义的。在党的领导层中这种不同认识，以及或明或暗的争论广泛存在。有这样一个事例：瓦连廷诺夫写道，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一致通过，列宁本人的威望也起了重要作用。党内只有很少人支持列宁，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列宁生气地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你们同我捉迷藏。……为此我采取通行的议会做法，向两个最高机构提交辞呈，不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局委员。”列宁用拳头敲着桌子说，对那些怎么也不愿意摆脱地下工作的心理状态的人，幼稚地不懂得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必然要同农民决裂的人，他已经厌倦了同他们的争论。列宁辞职的威胁吓倒了所有的人，立即摧毁了许多人表示的反对意见。^③毋庸讳言，对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意义，许多人没有达到列宁的认识高度，党内高层也未达成共识，因而未能形成一个明确、完备的决议，作为全党上下的行动准则。事实上，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新经济政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项长远的路线和政策。虽然，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样子，列宁头脑里也不是清晰的，他希冀通过实践找到这样的新模式、新道路。毫无疑义，列宁是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第一推手。

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时期政策措施的反思，逐渐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企图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按照共产主义原则来组织国家的生产和分配，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的认识根源，就是人们通常讲的“直接过渡”的思想。1921年10月，列宁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是这样说：“当时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军事任务突然压来，由于共和国在帝国主义战争结束时似乎已经陷于绝境，由于这一些和其他一些情况，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余粮收集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我说不幸，是因为经过一段不很长的试验我们终于确信，这种构想是错误的，是同我们以前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论述相抵触的。”^①这里所说的“以前”，根据列宁的解释，是指1918年初，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曾向全体人民做了说明，在党的理论文献中也作过明确论述，从资本主义通往共产主义的任何一条道路，都必须经历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渡时期，而且资本主义愈不发达，所需的过渡时期就愈长。而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列宁和他的同事却认为可以通过简捷的、急速的、直接的方法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原则上去。正是对这一“过渡”从比较正确的理解倒退到错误的理解，列宁痛切地感到这是一个错误，一种“不幸”。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经过冷静的思索和总结，多次剖析产生“直接过渡”错误认识的原因及其危害。他认为，在国内战争期间，人们被一种过度的疲惫(艰苦的战争环境、饥荒以及种种料想不到的困难的折磨)和过度的热情(希望尽早摆脱困境，早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支配，忽视了或者忘却了对客观规律的研究和对本国国情的分析。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错误，主要不在于它的许多措施十分严厉，而在于执政党及其领导人头脑里，偏离了一个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现代化的规律性的认识，企图运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经济形式和分配，从主观上说，就是执政的共产党人想凭借政权的力量、行政的方法加速向共产主义推进。正如列宁所说：“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来，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有过这样的设想。”^②

从以上所引述的几段讲话中，我们不难发现列宁思想过程存在的一个矛盾：当他直面落后的国情时，他意识到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过程；而从他作为共产党人的信念出发，又希冀早日把俄国社会驶向共产主义的彼岸。俄共在执政初期，完全缺乏经验，革命热情却十分炽烈，特殊的战争环境造成商品货币关系极度萎缩，使包括列宁在内的领导人相信，可以利用国家机器即政权的强制力量将俄国“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这种超越阶段的“直接过渡”思想，是执政党“犯错误”的认识根源。通过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深刻反思，列宁认识到，在一个小农占多数的国家，“直接过渡”这样的错误，只会导致广大农民群众在情绪上本能地反对我们，酿成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而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一旦共产党人执掌了政权，很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因此，在共产国际的一次会议上，列宁语重心长地说：这种错误“在苏维埃俄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③

其二，随着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列宁的认识有一个逐渐深化的过程。一开始，他设想新经济政策是通过粮食税和国家资本主义，来实现城乡之间的商品交换。这里的“商品交换”，实际上仍是“产品交换”，在《论粮食税》一文中，他把小商品生产者合作社看作“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设想通过它将农民纳税后剩下的余粮交换国家手里掌握的工业品，合作社扮演着商品“流转”和“交换”的“中介人”角色，而不是以市场、货币、自由买卖来充当这个角色。此间列宁著作中多次讲到的“流转”、“商品交换”，其真实含义不是商品买卖，而是实物交换。在他看来，“流转就是贸易自由，就是资本主义”，因此，“合作社有自由，有权利，就等于资本主义有自由，有权利”。可贵的是，列宁表现足够的勇气和智慧，要求人们不要害怕这种自由，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在当时的俄国，“既然我们还不能实现从小生产到社会主义的直接过渡，所以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①“给在小私有制和小商业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一点自由，不要害怕这种资本主义，因为它对我们一点不可怕。”^②针对某些人的疑虑，列宁明确指出：“同社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是祸害。但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③

早在1918年初，列宁曾经提出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等环节来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正如列宁自己所说，当时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思想”。^④实行粮食税后，农民必然要把余粮投入市场，进行交换，列宁最初设想把这种交换限制在产品交换和地方流转的范围之内，不通过货币进行实物交换，即国家用工业品去直接交换农产品。这种做法列宁称之为“商品交换”，实际上是“产品交换”。但经济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过不久，实践突破了产品交换的框框，农民不理睬政府的规定，他们不愿意拿自己的余粮到合作社去交换自己需要的日用工业品，而是将剩余农产品直接拿出去交易，于是，自由贸易的市场兴起了，货币恢复了原有的功能，商贩的人群也形成并不断扩大了。此时，列宁意识到，形势变化比人为规定强，原先设想的“商品交换”即“产品交换”失败了，变成了“商品买卖”，必须调整政策，实行退却、再退却，在调整和退却中寻找落后国家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1921年10月，列宁在莫斯科省第七次代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坦率地说，“商品交换失败了。所谓失败，是说它变成了商品买卖。如果我们不想把脑袋藏在翅膀下面，如果我们不想硬着头皮不看自己的失败，如果我们不怕正视危险，我们就必须认识到……我们还退得不够，必须再退，再后退，从国家资本主义转到由国家调节买卖和货币流通。商品交换没有得到丝毫结果，私人市场比我们强大，通常的买卖、贸易代替了商品交换。”^⑤

严峻的现实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旧的矛盾就让位于新的矛盾，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弊端更加清楚地显露出来，如果不及时调整阶级关系和党的方针政策，就不能恢复生产，只会产生新的更为严重的危机。此时，列宁清醒地看到了，直接过渡到纯社会主义的经济形式和纯社会主义的分配，不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如果不实行退却、再退却，苏维埃政权就会有灭亡的危险。

那么，退到何处呢？列宁回答说：

“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      

退到合作化资本主义           以及退到

退到私人资本主义              商业。”^⑥

所有这些，列宁都是把它们作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中间环节提出来的，承认由国家统制整个社会的生产和分配退到可以用租让制等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再退到合作社资本主义和私人资本主义，这样一来，国家再也无法直接干预和支配社会经济生活，商业成了经济制度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成为“千百万小农与大工业之间唯一可能的经济联系。”^⑦尽管列宁并没有明确地论述社会主义阶段商品经济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但在新经济政策实施之后的俄国，在多种经济并存的条件下，他认为在一个长时期内通过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来建立经济联系，将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商业是执政的共产党“必须全力抓住的环节”，“如果我们现在能紧紧‘抓住’这个环节，那么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一定能够掌握整个链条。否则我们就掌握不了整个链条，建不成社会主义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①正是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列宁向全党发出共产党员要“学会经商”、“做个文明商人”的口号。

在政治经济学的视野里，把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概念与社会主义建设联系在一起，不再把这些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的专利品，而是把它们看作落后国家向社会主义“间接过渡”必要的“中间环节”，看作社会主义建设同样可以采用的“通常做法”，这是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一大突破。表面看来，认识退回到原来的起点，似乎离共产主义越来越远了。其实不然，这是在对客观规律和对本国国情更深刻认识的基础上的反复，正如列宁所说，“这条道路比我们预料的要长，但是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用我们自己的力量来恢复和振兴大工业。不这样我们就不能摆脱危机。别的出路是没有的。”^②通过商业原则建立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生产和消费之间的正常关系，成为新经济政策的真谛所在。

正是在新经济政策的逐步推进中，在不断“退却”的实践中，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高度。他不再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作克服眼前困难的应急之策、权宜之计，而把它看作一项长期的认真的政策，看作落后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值得一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列宁将新经济政策的各项举措看作是一种区别于过去“激进革命”的“改革”或“改良”，他在《论黄金在目前和在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一文中，认为这些举措是“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所谓改良主义的办法，就是不摧毁旧的社会经济结构——商业、小经济、小企业、资本主义，而是活跃商业、小企业、资本主义，审慎地逐渐地掌握它们，或者说，做到有可能只在使它们活跃起来的范围内对它们实行国家调节。” ^③

其三，经济生活的变化和经济政策的转折，自然会引起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同列宁意见相左的人，把新经济政策仅仅看成是由于遇到不利的国内外条件而作出的退却，是对农民的一种暂时的让步。在他们看来，实行新经济政策是被迫的，不得已的，退却总是件“不愉快的事情”。这方面，尤里·拉林(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团委员)的言论很有代表性。他说：“我们之所以退却，并不是因为我们突然爱上了贸易、货币、承租人以及其他这类迷人的东西，……对我们来说，新经济政策不是进步，而是难以避免的不幸，是一种退却的行动，仅仅是在保存和掩护军队的主要基地的限度之内，它才是有好处的。”^④

在党内，还有相当一批人患有对战时共产主义的“怀旧病”。他们认为在那个“英雄年代”里，所面临的环境是艰难的，但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是美好的。只要战争一结束，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根本不需要去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就可以到达真正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员穆拉维也夫的一段话颇为典型，他说：“在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大家受冻挨饿，过着艰苦的生活，即使一颗冻僵的土豆也被当作珍品佳肴。但是1918—1920年所建立起来的那种制度是美好的，是真正共产主义的：全部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私有制被铲除，私人资本被消灭，金钱已经失去作用，物质财富的平均分配代替了资本主义的商业，我们实现了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设想的那种社会制度。只要有了足够的物质财富，整个社会就成了天堂。当听到要把巴库和格罗兹尼的石油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还要把北方和西伯利亚的森林以及其他许多企业都要租让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的时候，真像当头挨了一棍似的痛心，就在这一瞬间，脑海里出现这样的想法，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等着瞧吧，当新经济政策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就是说当许多企业取消了国有化，实行自由贸易，恢复原先经济关系的时候，我们中间的许多人才会明确认识到，也不能不认识到这是对共产主义的背叛，是公然抛弃十月革命所取得的一切成果……”^①这些言论表明，许多人虽然也接受新经济政策，但又对“资本主义的复活”充满忧虑，他们的思想深处，战时共产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

对新经济政策的种种疑虑和疑义，归纳起来，主要原因有两点：

一是出于理想主义的盲目热情，苏维埃革命的胜利，唤起革命党人凯歌行进的无尽动力，他们容易犯“革命急性病”，只懂得一路向前冲锋，以期早日达到理想社会。他们不愿意看到挫折和失败，更不愿意后退，不懂得前进道路的曲折和艰难，不懂得迂回和妥协，所以当年列宁主张与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时，党内就有许多人极力反对，如今实行新经济政策主动退却时，这种心情又情不自禁地迸发出来。这种情绪不但俄共党员中广泛存在，不少外国共产党员中也有反映。列宁曾在俄共十一大报告中说，对已经习惯于进攻的革命家来说，“退却是一件难事”，“有些人看见我们在退却，竟很不应该地像小孩子那样大哭起来”，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次会议上，“有些同志出于最崇高的共产主义感情和共产主义志向，看到优秀的俄国共产党人竟然退却起来而嚎啕大哭。”^②这种情景，可称之为“革命理想主义幼稚症”，是革命党人常犯的一种病症。

二是出于对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教条化理解。在当时的苏俄国内，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在党内尤其在中上层干部中还大量存在，人们习惯于这样一个思维公式：市场=资本主义，计划=社会主义。例如，托洛茨基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作报告谈到新经济政策时说，由于俄国经济落后，所以我们不能用集中的计划来裁夺和调整经济生活，“于是就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既然把市场当作魔鬼召唤出来，自然要百倍地对它提高警惕，并时刻准备将其消灭。他说，新经济政策初期对市场寄予太大的希望，使得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大大削弱，如今国有经济只剩下“三条鲸鱼”(指军工企业、国营运输业、重工业)，必须将其“吊在起重机上，不要让它掉下去，搁浅在市场的水洼里”。由于商品买卖的恢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增长和发展的时代开始了，而且这只野兽正在大步跃进，因此谁能知道我们在最近几年是否会被迫用一切力量去反对私人资本主义势力的离心倾向，捍卫我们脚下社会主义领土的每一寸土地呢？”^③这种情绪，在当时俄共党内普遍存在，使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思想及相应措施常常得不到广泛的认同，未能在党内达成共识，使新经济政策在苏俄未能勾画出一个长期奋斗的明确的战略目标和一条可供实施的路径，更谈不上形成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一旦形势变化，很容易转向乃至遭到抛弃。

令人费解的是，新经济政策实施刚刚一年，在1922年3、4月间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报告中，列宁在再次阐述新经济政策的要点和意义的同时，正式提出“停止退却”的口号。对此，人们历来有许多不同的解说。许多领导人既然把实施新经济政策看作一种暂时的退却，是与农民的妥协，于是认为“停止退却”就意味着应当中止新经济政策，重新转入进攻，季诺维也夫对此解释为“不会再有因新经济政策而采取的新的退却”，斯大林则认为新经济政策只是特定条件下一种“特殊政策”。有人认为，列宁之所以提出停止退却，是因为在他看来，新经济政策对小农经济和资本主义的让步和退却已经到了极限，无路可退了，“我们已经可以停止而且正在停止我们所开始的退却。够了。”^④也有学者认为，列宁此时提出停止退却、重新部署“进攻”是大可质疑的。^⑤

细读原文，应该看到，列宁所说的停止退却，虽然含义不很清晰，但不是季诺维也夫、斯大林所理解的新经济政策只是一个短暂的政策，停止退却意味着可以停止执行甚至取消新经济政策。按照列宁的解释，新经济政策是俄共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找到的“真正途径”的“唯一方法”，因为这种方法能够检验共产党人是否真正做到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所以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则和主要措施还是要继续执行下去，停止退却只是重新部署力量并为这个“结合”踏踏实实地工作，在原则问题上不能再后退了，“应该在这个意义上来谈停止退却”。^①直至1922年11月20日，身患重病的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发表讲话中，他还慎重地指出：新经济政策“仍然是当前主要的、迫切的、囊括一切的口号”。^②这是列宁最后一次对公众的讲话，也可以看作是列宁的政治遗言。

实践是最公正的裁判。实行新经济政策所取得的成效，打破了一部分人头脑中的僵化半僵化状态，有些人的思想虽然并未根本扭转，但也不得不承认新经济政策对恢复国民经济所起的巨大作用。此时，列宁则在原有认识的基础上又提高了一步，着眼于把新经济政策看作探索一条适合俄国国情的“特殊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他看来，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抛弃僵化的理论条文和战时共产主义时期那种过渡方法，寻找一条新的出路。毫无疑问，列宁的探索精神、求实精神、创新精神都是值得肯定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为落后国家解决“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课题迈开了第一步。

在研究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时候，国内学者往往有意或无意地拔高它的意义和历史价值。列宁的早逝以及其他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应该说，列宁的探索和总结还是初步的，不完备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在苏联远未形成一个严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党内大多数人未能领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列宁本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路径也不是很清晰的。新经济政策有哪些不足和局限，为什么新经济政策未能在苏联长久推行下去，实行不到十年就告夭折，这些问题我们应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加以研究。

第一，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虽然已经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企图利用政权力量和行政手段，超越阶段、搞“直接过渡”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的。他也认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容纳商品货币关系，可以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流转、通过商业这些中间环节来实现“间接过渡”，可是在他的演讲和著述中，始终没有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始终没有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根据现代化理论和实践，发达的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是实现现代化必经阶梯，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成果，不存在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阶级的属性。而在当时，列宁思想深处仍将这些环节当作资本主义范畴的东西。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号召人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可以通过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合作社、乃至私人资本主义，利用资本主义来恢复和发展生产力。然而商品、货币、市场这类东西在他看来始终是“异己”的东西，虽然可以容纳它、利用它，但也必须防范它。他看不到这些经济范畴只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存在姓“社”姓“资”的属性，这些认识使他难以突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局限。

第二，列宁目光远大，注重实践，在时代转折关头能把握正确方向，这是他作为历史伟人的可贵品格。然而他也和常人一样，会受主观认识和客观环境的影响，他的思路历程也充满曲折和反复。这一点，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是要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因此，马克思的思路比较平稳和贯通，而列宁的思路就常出现跳跃和反复，为应对和处置现实问题往往缺少缜密的理论思考。例如，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国内出现的许多新景象，使不少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产生疑虑和抵制，党内高层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也不一致，列宁对这些情绪也不能不顾及，并在客观上对他形成“压力”，加上他脑海里本来就存在社会主义的传统观念，他也惧怕这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带来的变化，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这就使他的认识时而出现反复。我们看到，新经济政策实施才一年，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容纳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时间才半年，在1921年10月底的一次报告中，列宁还说，“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①可是，冬季尚未过去，1922年3月，列宁就出乎意料地宣布“停止退却”。笔者认为，此刻提出“停止退却”的确为时过早，容易引发歧见，因为实际上，从社会经济生活的角度看，新经济政策所能够容纳的让步和退却的空间还很大，此时宣布停止退却是不利于探索一种新道路、新体制的。提出“停止退却”的口号标志着列宁思想的反复，在完全缺乏经验、缺乏理论支撑、又备受各方压力的情况下，在实践中探索、在曲折中前进、在前进中出现曲折和反复，是可以理解的，但也无需否认其局限性。

第三，列宁多次说过，新经济政策是一项“长期而慎重的政策”。然而，任何一项政策尤其是重大的政策，都必须有科学理论的支持。已有的社会主义理论无法提供这样的理论支持，这就要求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寻找一条联结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桥，可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还不具备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一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讲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的“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是不是适用前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不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均未作提示。当俄共领导国家和人民奔向建设新社会的目标时，总要大体上设定一个路径和步骤，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共产党人还热情高昂、勇往直前，急性病、简单化、理想主义，是当时许多干群中常有的毛病。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错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许多人对“退却”的种种疑虑，都反映了这种情绪，即便头脑清醒、注重实践的列宁，有时也不可免。他在估计俄国什么时候能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给共青团员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当年列宁刚好50岁──引者注)，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②这样看来，列宁估计只需二三十年时间俄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那么，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需实行多久呢？据苏联著名学者根基娜《列宁的国务活动》一书中说到新经济政策“具体的期限，列宁在回答奥新斯基的时候说，他现在不想确定期限，虽然他认为以25年为期限是悲观了一些。”^③这样看来，列宁预计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不需要25年，就可以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了。列宁对俄国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所需时间大约一代人，即30年左右，显然，这样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说明他对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性、艰苦性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不足。加上晚年列宁健康状况恶化，已难以顾及进一步去研究和解决这些问题了。

列宁没有完成自己的探索，过早地逝世了。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列宁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高度并不是所有党的领导人都能达到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党内许多人并未认识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措施和根本道路。战时共产主义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但不少人对此还表示怀念和依恋。因此，列宁去世后，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上日程的时候，围绕着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毫不奇怪了。

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高层唯有布哈林能深刻理解和忠实继承“新经济政策”思想，阐发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政策。出于政治上击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需要，斯大林一度曾与布哈林携手，对新经济政策表示赞同，但当这些托季左翼反对派被击败后，斯大林就拾起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略加改变，就把矛头直接指向布哈林。1928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全面展开，新经济政策的种种措施遭到质疑，在“社会主义全线进攻”的口号下，在农村掀起大规模的消灭富农和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加速消灭城乡资本主义成分，中止与外商签订的租让制合同。这样一来，新经济政策实施仅九年，斯大林就宣布把它“抛开”，让它“见鬼去”了。^①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斯大林按照传统社会主义的要求，建立起单一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苏联集体农庄实际上是变相的国有制形式)，并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限制和排除商品货币关系，缩减和取消市场的功能，建立一套完整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定于一尊，用传统社会主义观裁夺一切，使人们以为，苏联所走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经典社会主义道路。于是，1936年，斯大林就正式宣布，苏联己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就这样在苏联建立起来了。

可见，由于斯大林模式排斥了商品、货币、市场、价值规律等一系列环节，使苏联经济走上一条畸形的僵化的不可持续的发展道路。从理论上说，斯大林中断了列宁开始的在落后国家探寻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尝试，用教条化的社会主义观念构建了一个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最终导致苏联解体、苏共败亡的悲剧性结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值得认真总结的经验教训。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在谈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候，深刻地指出：“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②这段话，是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列宁新经济政策思想的反思、继承和发展。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在俄国开辟了一条非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可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苏共未能带领俄国成功地走出这条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落后国家的基本国情以及这类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缺乏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在一段时期也搬用了苏联模式，走了弯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坚持改革开放的同时，着力从理论上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奠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基石，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的重大理论创新，它架起了联结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一座理论之桥，它吸取了列宁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特别是新经济政策思想的精粹，解决了列宁未曾解决后来又被斯大林抛弃的理论和实践探索。这一理论的真谛是，在原先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有机地结合起来，需要经历一个很长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中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确立和一系列与之适应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使中国既坚定不移地朝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又一切从实际出发，探寻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经典社会主义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正是在这条道路指引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巨大成就，显示勃勃生机。毫无疑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程中，我们还会遇到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正如列宁所说，坚冰已经打破，方向已经指明，道路已经开通，只要我们坚定不移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就一定能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