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目的在于探寻“西北”概念的历史变迁。“西北”本来是一个方位概念，自古一直沿用至今。如今，“西北”也有指示一定的地理范围之涵义，那么其用法起源于哪里？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西北”不是超越历史的地理概念，而是随着历史进程出现的一种概念。
前辈学者以前讨论过“华北”一词的起源，阐明了近代中国产生“华北”地区概念的背景。①本文探讨“西北”概念在历史上的变化，以期理清地理概念的形成因素，尤其是此概念在国家认同和地方意识上所起的作用。与“华北”相比，“西北”概念起源于更早的时代。我们利用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的“清代经世文编10种”电子索引，足以把握各词的大略使用情况。检索“华北”一词时，几乎找不到用例，因而可以理解在清代“华北”概念还没有诞生。②与此相反，在清代的各种经世文编中，“西北”的出现不乏其例。其中，有不少文章对比“东南”与“西北”，而提出各自的建议。当然，单纯的方位概念“西北”占了多数。同时，也很容易找到表示某个区域的“西北”之用法。本文想要就“西北”概念的历史变化作初步考察。
另外，看起来跟“西北”概念有关的研究是晚清的西北地理学。例如，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1947年)中指出，晚清史学界有新的趋势，其一为“元史与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根据顾颉刚的解说，“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一方面固由于元史研究的影响，一方面又由于西北边事的紧急”。③由此可知，西北史地学的形成是从非常现实的关心出发的。④然而，应该留意的是，今天所谓的西北史地学，在诞生之初不一定使用了“西北”一词。虽然晚清以后的西北边疆史地研究与当代中国的“西北”概念并非毫无关联，但是本文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西北”一词的用例之上。⑤
一 明代的用法永乐皇帝奠都北京以后，明朝政府重视大运河的整备，以便漕粮的运输。漕粮是明清时代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也是江南重赋的原因。鉴之，明代后半期以后，几个官僚提出了改革方案：在北方尤其是畿辅开发农田，以此减轻江南的负担。其中，徐贞明提倡的水利论是前辈学者早已研究过的。①他向皇帝的进言之一，即是漕运对人民的困扰：
神京雄踞上游，兵食宜取之畿甸，今皆仰给东南。岂西北古称富强地，不足以实廪而练卒乎。夫赋税所出，括民脂膏，而军船夫役之费，常以数石致一石，东南之力竭矣。又河流多变，运道多梗，窃有隐忧。闻陕西、河南故渠废堰，在在有之；山东诸泉，引之率可成田；而畿辅诸郡，或支河所经，或涧泉自出，皆足以资灌溉。北人未习水利，惟苦水害，不知水害未除，正由水利未兴也。盖水聚之则为害，散之则为利。
根据徐贞明的提案，首先在顺天、真定、河间诸郡以及永平、滦州、沧州、庆云等地整备水利，开发农田，然后“俟有成绩，次及河南、山东、陕西。庶东南转漕可减，西北储蓄常充，国计永无绌矣。” ②这则引文使我们了解，“东南”、“西北”的用法与漕运有密切的关系。“东南”指大运河南端的江南地区，“西北”除畿辅以外，还包括河南、山东和陕西。徐贞明在其著作《潞水客谈》中提出了更加详细的水利方案：
当今经国
可以说，他所提倡的“西北水利”是从畿辅着手，然后逐步推广。他列举了“西北水利”的14条优点。其中也有“东南”与“西北”的对比。例如第3条指出：
东南转输，每以数石而致一石，民力竭矣。而国计所赖，欲暂纾之而未能也。惟西北有一石之入，则东南省数石之输，所入渐富，则所省渐多。先则改折之法可行，久则蠲租之诏可下。东南民力，庶几获甦。④
当时，江南地区在征收漕粮时，有加征“余米”的习惯。根据徐贞明的提案，如果“西北”的农业发展起来，就可以节省运输过程中的损耗，减轻江南的负担。徐贞明主要关注点在于改革漕运制度，因而他所说的“西北水利”，基本上是为了畿辅附近的农田开发。
万历年间，徐光启也提出过关于漕运的方案，列举了漕运的弊端。其中，他提到了水的有限性：
如今法运东南之粟，自长淮以北诸山诸泉，涓滴皆为漕用，是东南生之，西北漕之，费水二而得谷一也。凡水皆谷也，亡漕则西北之水亦谷也。故曰漕能使水费也。⑤
徐光启指出，保持运河的水量导致山东、北直隶的农业用水十分匮缺。值得留意的是，这里的“西北”不包括陕西以西的地区。徐光启将上面引述的徐贞明文章收载于《农业全书》之中。⑥可以说，徐光启的漕运论也在徐贞明的“西北水利”系谱之中。田口宏二朗曾经指出：明代的“西北”概念与漕运问题有密切的关系，出自江浙的官僚往往与他们的家乡“东南”相对照，而将畿辅附近称为“西北”。⑦应该注意到，“东南”和“西北”的对比，是以明代财政运营的特性为背景的。
道学家张履祥(浙江桐乡人)在崇祯年间所撰的读书札记《愿学记》中写道：“一州之土物，自足养一州之人民，而使西北必仰给于东南，赋法必当变。”⑧虽然张履祥没有加以详细的解说，但是至少可以从中看出，围绕漕运问题对比“东南”与“西北”的说法，在明末社会中已具有相当的影响力。
除漕运问题以外，还有几位明人在策划备边时，言及了“西北”。在《皇明经世文编》第90卷中，收录了李杰的《论西北备边事宜》和董越的《论西北备边事宜》。①李杰指出，“比岁以来，虏骑猖獗，西北之民，近边者苦于驱掠，内郡者疲于转输”。李杰要讨论的是鞑靼、瓦剌入侵的问题。虽然此处并未对所谓的“西北”进行明确说明，但是可以想见“西北”大概意味着山西、陕西等地。李杰在同一文章中还写道，“西北二边，境土辽远，虏一鸣鞭，即抵城下。”这里的“西北二边”应该是西边与北边的意思，不算一个地区的范围。要应付蒙古入侵问题的明人，有时论及“西北”。与水利论者不同，他们所说的“西北”大概是以北京为中心，指的是西北边疆。虽然如此，李杰所用的“西北”是西北方向的意思，这可以说是自古以来的方位概念，不能看作是一种地区概念。
二 清代的用法 (一) 水利论的延续“西北水利”论的影响力一直延续到清代。例如，康熙年间的官僚许承宣(安徽歙县人)撰写《西北水利议》，提议：“各省每县增设农田官”。农田官是一种捐纳官，由他们出资并推进农田开发。许承宣期待：“行之久而西北之粟米日增，即东南岁漕可渐减。” ②他主张：“是则燕豫秦晋齐鲁，皆可通行。” ③因此，他所说的“各省”指的是直隶、河南、陕西、山西和山东。
还有从经学出发谈到水利问题的论者。《周礼》地官“遂人”条中对水利理论有所谈及。在康熙年间做官的尤珍(苏州人)指出：“周之兴在西北，西北地多广平，非若东南高下相错。故东南水利，半由天造，而西北尽关人力。”这里所说的“西北”的范围不太明确。然而，从“周之兴在西北”一句，至少可以判断陕西在“西北”之中。尤珍的目的不但在于解释经义，还在于提出关于水利的建议。因此他继续说明，“西北之雨，多在夏秋。其滂沱而无所归，必泛滥而并纳于河，河不能容而堤将失。”④洪水在河南、直隶较为严重，据此足以推测他所说的“西北”也包含了这两个省份。
到了嘉庆年间，沈梦兰撰写了《五省沟洫图说》。“沟洫”的典故也出自《周礼》地官“遂人”条。根据《五省沟洫图说》自序，有人询问沈梦兰沟洫的意义，沈则回答道：
“此古人平土地法。……三代之时，尽力沟洫，冀雍兖豫诸州，罔非沃土。是以举方三千里之地，给千八百国诸侯之用，而无不足也。今西北水利，废塞不讲久矣。余尝按之古法，考之地势，准之人功，计不过二十日，而周官五沟五涂之制，可以悉复。” ⑤他所谓的“西北水利”意味着“冀雍兖豫诸州”的水路体系。禹贡九州中的“冀雍兖豫”大致相当于清代的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和甘肃。
《五省沟洫图说》中载有《五省水道图》，并且说明了各条河的源头及经过之地。根据此说明，这本书所谓的“五省”指的是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以及直隶(在此直隶不算省份)。沈梦兰写道：
沟洫之制，无地不宜，而西北为尤亟。西北地势平衍，而多散漫，河流飘劲，而多浑浊。自古称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他如陕西之泾渭、山西之沁汾、直隶滹沱永定等河，皆与黄河无异。⑥
沈梦兰也利用“东南”与“西北”的对比，列举了沟洫之利。其中有说：“东南耕田，人不过十余亩。西北人力无所施用，俗语所谓望天收。沟洫既开，缦田悉作畎田。” ⑦因为“西北”就是需要复兴沟洫的地方，所以这里所说的“西北”大致等于“五省”。另外，《五省沟洫图说》引用了徐贞明的《潞水客谈》，可见沈梦兰的关注点亦受到前代水利论的影响。
林则徐的著作《畿辅水利议》可以说是明清时代水利论之集大成。《畿辅水利议》引用徐贞明、徐光启、徐承宣、沈梦兰的文章，并进行了自己的分析。据林说，“西北水田，久置不讲，一旦兴举，事同创始。利益虽宏，土宜虽得，而未经试可，人将不信。”“水田之兴，西北大利也。”①从《畿辅水利议》的基本主张来看，林则徐所用的“西北”首先指的是畿辅。他说明了在畿辅种植稻米的可能性以及重要性，指出：“直隶土性宜稻，有水皆可成田” ②。《畿辅水利议》的结论部分提出了逐步实行的计划：
今请俟畿辅倡行之后，确有明效，且共睹稻田之入倍于旱田，自必闻风兴起。乃以营种之法颁之山陕豫东诸省，令各随宜相度，以渐兴举。由是推行愈广，乐利愈宏，财用阜成，家给人足，风俗纯厚，经正民兴。东南可藉苏积困，而西北且普庆屡丰。③
众所周知，对林则徐而言，改革漕运是非常重要的课题。因此，他的“西北”概念基本上只是明代以来水利论的继承，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 晚清的转换进入19世纪以后，不少论者在讨论清朝的军事战略时使用了“西北”一词。这大致与新疆统治、对俄防备、镇压回民起义有关。例如，魏源即著有《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一文。这是他“承询本朝西北边域之略”时，用以作答的短文。在说明“西北藩服”时，魏源列举了蒙古的盟旗、准部各营。接下来，他指出“由西北迤西南，即天山南路，皆回子境。” ④这里所用的“西北”之内涵，在把握上有些困难。“西北”好像是一种方位概念，然而，判断方位的基点在哪里？可能是以京师为中心。虽然如此，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论及了青海、西藏，令人感到费解。还有一个可能性是，他所说的“西北”是西边和北边的意思。我暂时没法解开这个疑问，但可以确定的是，魏源在《答人问西北边域书》中所用的“西北”概念，不会包括北京附近地区。这与林则徐《畿辅水利议》中的用法有明显的区别。
到了19世纪后半叶，保卫边疆的政策日益重要。尤其是回民起义以及俄国的占领伊犁，成为清朝官僚需要对付的大问题。“塞防”与“海防”的论战是最有名的例子。1874年，直隶总督李鸿章面对日本入侵台湾的事件，因而主张海防是当前的紧要课题：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⑤
这里所说的“西北”虽然没有明确的所指，但是可以理解为指代着内陆边疆地区。反之，湖北总督李瀚章则上奏称：“东南防务，固宜认真图谋，西北征军，尤贵及时清理。新疆回逆尚未剿灭净尽，自难遽议撤兵。”⑥李瀚章所用的“西北”，应该包含新疆等地。1877年，左宗棠在奏折中称：“伊古以来，中国边患，西北恒剧于东南。盖东南以大海为界，形格势禁尚易为功。西北则广袤无垠，专恃兵力为强弱。”⑦1881年，张之洞指出：“今日防患之道，其大者无如西北之边防，东南之海防。”⑧在这些例子中，“西北”与“东南”之对比指的是边防军事作战方面，不一定是明确的地区概念。
对“西北”边防的关注，当然是同治年间以后的国际形势变化的结果。而且值得留意的是，在这个时代，漕运事业的衰退使得“西北”水利论的影响力日益弱化。
到了光绪末年，防卫国土成为广大中国士人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与梁启超在日本宣传的“瓜分”说法很有关系。梁启超撰写的《南海康先生传》列举了康有为的中国政策，其中第9条说：“先生谓内治稍有端绪，当经营西北。移民实蒙古、新疆、西藏，辟其富源。一，以纾东南人满之忧。二，以为争雄欧西之基。”⑨有趣的是这里所说的“内治”与“经营西北”之间的关系。换句话说，“经营西北”是否为“内治”的一部分？好像梁启超也没有给出确切的回答。
“西北”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20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陕西留日学生编辑的杂志《夏声》(1908年)中的用法足以作为例证。①这份杂志的《征文广告》呼吁大家投稿：
陕甘存亡，尤与神州全局有绝大关系。当此千钧一发、悬崖勒马之秋，西北防备日迫一日。凡系陕人，均有责任，鼓其热诚以为同胞倡，奋其精神以御异族侮，使此半壁河山不为碧眼黄发儿之殖民地、畜牧场。以保西北而保全中国，他日百二重关再睹天日，邑里扬芬，河岳增色。诸君子之力，亦本社同人之荣也。爰不揣冒昧，敢请以推爱吾陕之心，爱本社，吾陕幸甚，西北幸甚，中国大局幸甚。②
就这篇文章来讲，不可缺少的前提是陕西属于“西北”，“西北”属于中国。因此，“西北”可以说是包括陕西等几个省份的中国之一部分。很明显，这里所说的“西北”是一个地理范围。刊登在《夏声》创刊号上的来稿《西兰铁路绪言》主张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合作推进西兰铁路的建设，其理由如下：
……益尝吁衡天下大势，东南如腹足，而西北则其首部也。故自古据有西北者，恒足以制东南，而东南则反是。诚以建瓴之势，雄踞上游，形势既得，易如破竹。征诸已往，历历可数，则欲保东南，必先保西北，实为一定不移之铁案。彼秦陇者，岂非西北之堂奥，而新疆者，又非秦陇之藩篱乎。③
在载于《夏声》的几篇文章中，可以看到“吾西北”的表达。例如，第4号刊载了论述森林与气候关系的译文《森林学概论》，译者加有如下按语：
按此条于吾西北有最大利益。陕甘两省，地处西陲，抱大陆气候。……使西兰铁道一开，异日全国木材，仰给于西北者，不知达何地位。是森林实富源所在。吾乡人士多明于自利，其亦有起而为之者乎。④
“吾西北”无疑显示了译者的认同意识。并且，“吾乡”也有差不多相同的含义。第5号的《开发西北回部之根本问题》也指出，“吾西北，汉回民族杂处，奄奄待毙，交困于槽枥之下。” ⑤这篇文章的主旨在于呼吁民族团结以对抗外侮。
总之，在《夏声》登载的论文中，“西北”是中国国土的一部分，大致指陕西、甘肃、新疆三省。《夏声》的特征，即在于将“西北”看作自己的乡土，并不断强调为保全中国领土，西北的保卫和发展不可忽视。由此可见，晚清时期的民族主义和乡土认同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
三 民国时期的“开发西北”论民国时期，意味着中国西北地区的“西北”用法，非常普遍，不胜枚举。冯玉祥的“西北军”即是一例。但是，“西北”的地理范围不一定是固定的。民国时期流行的“开发西北”论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1920—1930年代，不少论客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开发方案。但是，大部分的提案都没有考虑财源方面的问题，只是纸上谈兵。⑥下面列举两个提案。
第一，1928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召开了全国交通会议。甘肃省政府代表马鹤天提出了“在最短期间完成西北最要之路线案”，主张：“吾国西北——蒙青甘新藏——各部幅员辽阔几占全国之半。然无寸里铁路，汽车路除甘肃外亦无一线。”⑦他所说的“吾国西北”大致是指蒙古、青海、甘肃、新疆和西藏。马鹤天是研究边疆问题的著名人物。他在这个议案中提出的是要发展交通，并以此统一中国。
第二，1930年3月，中国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讨论了“由中央与地方建设机关合资开发黄、洮、泾、渭、汾、洛、颍等河水利以救济西北民食案”。提案称：“西北各省——陇、秦、豫、晋、绥——为我国民族最早繁殖之地，向赖黄、洮、泾、渭、汾、洛、颍各大河滋润灌溉之利，故能土壤膏腴，农产繁富。” ①这个提案的重点在于推动黄河水系的水利开发。“西北各省”指的是甘肃、陕西、河南、山西、绥远五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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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西北”的内涵进行比较，可知马鹤天提案和国民党三届三中全会议案所指的地理范围，有很大差异(详见上表)。可以说，在民国时期，“西北”的地理范围尚没有明确的界定，还是有些模糊的地方。
小结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西北”往往指大运河北段地区，有时包括北京周边。到了19世纪后半叶，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伊犁问题，将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称为“西北”。20世纪初，从刊于《夏声》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吾西北”的说法，其前提是中国国土意识的形成，加以各省的地方认同的成熟。因此，在本来的方位概念“西北”上，加上了区域概念的用法。
最后要补充一下“二战”结束之后的情况。1945年，国民党将第八战区改组为西北行营(位于兰州，主任张治中)。1947年西北行营改为西北行辕，1948年又改为西北军政长官公署。②张治中将军虽然是首任西北军政公署长官，但于1949年离开兰州，并参与跟共产党的谈判，最后进入共和国政权。
共产党方面，有彭德怀将军的西北野战军(后来改名为第一野战军)。1949年，中共西北局成立，第一书记为彭德怀，第二书记为贺龙，第三书记为习仲勋。1950年，在西安成立了西北军政委员会，开始统管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五省。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主席为彭德怀，副主席为张治中和习仲勋。彭德怀在向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所做的报告中说：“西北是一个土地辽阔的地区, 面积三百一十万平方公里, 占全国领土三分之一。” ③习仲勋也在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大会上讲道：“西北有三百三十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有汉、回、维吾尔、藏、蒙古等十余个兄弟民族二千三百五十万人口。” ④这里值得留意的是，“西北”成为一个行政区域，并划分了明确的范围，因此彭德怀和习仲勋所指的“西北”之面积大致相同。共和国成立以后，设有大行政区制度(1949年左右成立，1954年撤销)。大行政区是一种过渡期的行政机构，分为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大行政区的设置，与人民解放军的作战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当时的大行政区相当于六大军区。⑤
就是到了今天，“西北”、“东北”、“西南”这三个方位概念也经常被作为地区概念使用，但是“东南”作为地区概念，似乎并未得到普遍认可。1950年代没有设立“东南”行政区和军区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