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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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移民传说到地域认同：明清国家的形成

赵世瑜

2015 (4): 1-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1

摘要 ( 10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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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83KB) ( 2691 )

近年来不同学科对认同问题的讨论很多，但在历史学内部，较为引人注意的是与美国“新清史” 有关的讨论，以及美国《近代中国》“华琛专号”引发的讨论，这些讨论是与海内外中国研究对多元性的重视及对大一统机制的探讨直接相关的。移民传说是讨论地域认同的一个切入点，它是１６ — １８世纪地域认同不断扩展、也即明清国家形成的重要表征。无论是对认同问题的讨论，还是对明清国家形成的认识，都应被置于一个具体的历史情境和时空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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冈仓天心的中国南北异同论

村田雄二郎

2015 (4): 11-1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2

摘要 ( 4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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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09KB) ( 1822 )

近代日本美术史鼻祖及思想家冈仓天心（１８６３ — １９１３）生平曾四度来中国旅行，并留下了不少文字。冈仓天心提出了中国“南北异同”论，将中国与欧洲相比较，提出中国是多元政治团体的合体这一看法，并宏观地从中国历史文化南北差异来论述的视角，具有独创性与先驱性。特别是冈仓天心从美术与文化观点梳理其对中国地理、空间多元性的独特构想，在今日来看也为我们在重新思考铸成“中国”此一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动力之际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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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以来“西北”概念的变迁

吉泽诚一郎

2015 (4): 19-2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3

摘要 ( 4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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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98KB) ( 884 )

明清时代的水利论所用的“西北”往往指大运河北段地区，有时包括北京。到了１９世纪后半叶，清朝官僚为了对付回民起义或者伊犁问题，将陕西、甘肃、新疆地区称为“西北”。 “西北”成为中国国内的地区名称是２０世纪初期的历史现象，从刊于《夏声》的文章里可以看到“吾西北”的说法，其前提是中国国土意识的形成，加以各省的地方认同的成熟。因此，在本来的方位概念上，加上了区域概念的用法。１９５４年“西北”作为一个大行政区被撤销后，“西北”也经常被作为地区概念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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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豪”与“游士”
— —清末民初地方与国家之间的士大夫精英

许纪霖

2015 (4): 25-3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4

摘要 ( 49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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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29KB) ( 1247 )

从西周到清代，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封建制、贵族制和王权官僚制三种不同的制度，相应地也产生了封建士大夫、世家大族和官僚士大夫三种精英形态，地方与国家之间因而呈现出不同的关系。到清末，地方主义开始崛起，辛亥革命就是一场地方对中央的革命，民初经历了代议民主制和行政权威制之后，到１９１６年之后，显现出五代十国式的藩镇割据，读书人再次成为自由流动资源，分化为沉淀到地方的“土豪”旧绅士阶级和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游士”新知识阶级。联省自治的失败意味着地方“土豪”已经失去了历史舞台，而国民党联合了新的“游士”阶级最终统一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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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冯契的真理观

吴根友,黄燕强

2015 (4): 38-4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5

摘要 ( 41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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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问题是现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因其关涉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的对立或统一问题。关于真理的本质，冯契接受实践论的真理符合论，认为真理是指主观与客观、认识与实在的一致，即知与物的符合。这种符合所呈现的具体真理，一方面可用辩证的逻辑思维来把握，另一方面可用命题的形式予以正确性的陈述。同时，冯契阐述了真理的具体性与自由性，前者指真理具有客观的、全面的、历史的和相对的特性，后者指真理的客观性是与此在的存在相联系的，体现在存在者的性与天道之契合中。由此，真理既合乎自然的规律性，又合乎人类的目的性，是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统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冯契认为科学与人文、认识论与本体论是统一而非对立的，其统一的知识形态就是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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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后正义观”与“中国道路”

孙亮

2015 (4): 47-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6

摘要 ( 3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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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29KB) ( 1090 )

“马克思与正义”讨论需要置放到思想史语境方能得以推进。从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到１７世纪特别是苏格兰思想家的阐释，分配正义已经窄化为按照贡献原则（劳动）分配的正义，这是资产阶级证成私有财产权的需要（劳动—所有权）。考察这一转变，可见马克思并未否定分配正义，这要求人们需要推进对 “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之真实内涵的把握。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实践智慧地处理两种分配正义形态之间张力，已经逐渐开启一条与“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寻求正义”、“市场正义”以及“第三条道路”的正义观念不同的“中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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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的古与今：范式转型与论域拓展

徐峰

2015 (4): 53-5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7

摘要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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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313KB) ( 1056 )

“应得”是当代分配正义的重要概念，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希腊时代亚里士多德等人语境中的 “应得”对应的英文词汇是ｍｅｒｉｔ，这与现代社会强调的“应得”（ｄｅｓｅｒｖｅ）有很多不同。前者指基于德性来应得公共职务，后者是基于理性个体的行动应得社会基本益品。 “应得”从古代ｍｅｒｉｔ到近现代ｄｅｓｅｒｖｅ的范式转型与启蒙运动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以来，约翰·罗尔斯等人对“应得”和“反应得”的区分再次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当代“应得”的讨论还突破传统的问题域，在“代际应得”和“全球应得”等论域实现了新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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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家定位及欧亚战略

刘军

2015 (4): 60-6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8

摘要 ( 42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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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87KB) ( 1108 )

随着中国的成长与力量的不断上升，中国终究要发展成为一个全球大国。然而，当下中国只能定位于一个欧亚地区大国而非全球大国。作为一个欧亚大国，必须要有清晰的欧亚战略。中国的欧亚战略一要考虑发展，二要考虑安全。从发展层面上看，“一带一路”是中国欧亚战略的核心；从安全层面上看，立足欧亚大陆，全面建设与俄罗斯及欧盟的战略伙伴关系，避免与美国的战略碰撞是中国欧亚战略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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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经济赶超、国家资本主义与世界秩序

张昕

2015 (4): 67-75.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09

摘要 ( 3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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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623KB) ( 1315 )

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发生的性质变化直接影响到这些国家对于国际治理的系统偏好。新兴经济体的最重要共性是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占据重要作用，但这一轮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简单重复历史上已有的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也没有单纯寻求融入自己成长的新自由主义大环境；冷战后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融入式挑战”的两重性。新兴经济的内在性质将反映在他们对世界秩序的需求上，不断推动一组与自由资本主义秩序相互独立、但不直接竞争的“平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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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创新与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
— —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优化研究

1、李秀珍，2、徐芳娜

2015 (4): 75-8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0

摘要 ( 3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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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分工已演变为价值链层次。聚焦于研究技术创新对生产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的影响，通过构建数学模型推导分析科技创新对提升生产价值链地位的积极效应，然后通过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我国出口结构优化与影响因素关系，证实我国科技创新对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优化的积极影响。因此，我国应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实现“优进优出”外贸新格局；探索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国际新标准下的出口结构优化；着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外贸转型的核心作用，由此达成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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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钢铁业过剩产能化解：贸易基础、投资机会与实现机制

１赵明亮，２杨蕙馨

2015 (4): 84-9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1

摘要 ( 5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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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67KB) ( 2272 )

“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使得区域经济协作趋势加强，更为化解相关产业产能过剩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机遇。以产能过剩问题相对突出的钢铁业为例，从国外需求拉动角度应用ＵＮＣＯＭＴＲＡＤＥ商品贸易数据微观分析发现，我国向“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额明显要高于“一带”国家，“一路”沿线国家及“一带”沿线发展中国家应是未来一段时期过剩钢铁商品主要的潜在出口市场。从过剩产能海外转移的供给角度，应用经济发展基础指标、全球治理指标、经济自由度指数等制度环境质量指标，综合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战略、与中国的产业互补性及政治关系进行分析后发现，“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投资机会较多，但应控制投资风险。结合“一带一路”战略要求，基于贸易基础和投资机会的探讨，有关方面应从基础设施建设、贸易促进及投资平台搭建、增强互信、化解风险等方面采取措施，促进我国钢铁业过剩产能的化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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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政策的经济效应：ＯＬＧ模型和Ｐａｎｅｌ数据分析

吴信如，王静，王文婷

2015 (4): 93-9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2

摘要 ( 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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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世代交叠（ＯＬＧ）模型，采用３０个省份１９８３ — ２０１２年的面板数据，研究我国人口政策对经济增长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其模型分析与实证研究结果一致地表明：我国过去３０多年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显著地推动了人均收入的增长，但是，也导致人口的老龄化趋势，带来潜在的养老资源不足和老年福利损失的问题。基于２０１０年人口普查数据进行的未来７０年人口变动模拟显示，“单独二胎”政策作用微弱，不能改变人口结构老化的趋势，而全面“二胎化”政策将改善和稳定我国未来的人口结构，这对稳定劳动力供给和养老、幼教等多方面的需求起关键作用，并由此助推人口、经济、社会的持续协调发展。因此，我国立即研究实施全面“二胎化”的人口生育政策，是十分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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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同批居家高龄失能老人照顾状况的跟踪分析

刘婕，楼玮群

2015 (4): 100-10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3

摘要 ( 38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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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３年“上海市高龄体弱老人状况及其主要照顾者需求”调查的数据，对上海市同批居家高龄失能老人的健康状况、家庭照顾状况、家庭和社会支持情况等进行跟踪分析后发现，同批高龄失能老人呈现生活自理能力变差、生活需要协助完成需求加大、经济供给能力减弱、家庭和社会关系趋于一般、社会支持能力较弱、亲属照顾者照顾压力增加等新特点。有鉴于此，政府和有关方面应完善医疗服务体系，使老人得到更多的生理上的支持；拓展养老保障资金来源渠道，使老人得到更多的经济上的支持；推进温暖和谐家庭环境的营造和融洽亲属关系的构建，使老人得到更多的心理上的支持；完善社区服务功能，使之根据不同的需求为老人提供有针对性的社会支持和个性关怀；建立以主要照顾者的需求为中心的社会支持系统，为主要照顾者提供有效可行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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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三方博弈的我国商业健康保险风险控制

杜刚，朱文静

2015 (4): 108-11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4

摘要 ( 3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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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商业健康保险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虽然商业健康保险利国利民，但是高赔付的现状一直困扰各大保险公司，风险控制成为其运营的核心和关键。国内外学者现有的研究成果大都集中于对其风险控制的定性分析研究，而尝试从定量角度将博弈理论运用到该领域的风险控制研究中并构建风险控制博弈模型，可以更深入地揭示其商业健康保险风险控制的规律。基于博弈模型及均衡结果，处于整个业务进程的核心地位的保险公司在风险控制方面应提升专业化经营水平、强化监管成本的控制，科学地制定诚信奖励和失信惩罚机制，以强化自身风险控制能力；同时，改变对医疗提供商和被保险人的监管模式，由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和事中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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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晓“和诤”思想分析

杨维中

2015 (4): 115-12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5

摘要 ( 3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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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20KB) ( 1341 )

元晓《十门和诤论》的主线是就当时佛教界关注的十个义学问题提出综合性的意见，力图以自己的佛学立场“息诤”。现存的《十门和诤论》仅存十门中的两门，即“有无门”和“佛性门”。不过，《起信论同异集》的引文中也可以辑出两门，可以姑且命名为“法身门”以及“智境门”。元晓以“和诤”论努力对不同的思想派别进行融合会通。综观元晓的著作可知，其思想核心是《大般涅?经》和《大乘起信论》，前者代表的是如来藏思想，后者代表的是唯识思想，“非同非异”是“正法灭后”解释佛法、熄灭“异诤”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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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藏汉佛教修道次第之异同

冯天春

2015 (4): 122-12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6

摘要 (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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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修道次第的主体构架为“三士道”，依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之先后进阶建立。而汉传佛教修道次第为“圆乘道”，由圆成、圆摄、圆通三大原则平等统属。经梳理、诠释、比照，发现二者存在明显的 “五异五同”：五异者，根乘判分、体系结构、繁简渐顿、内容偏向、密法比重；五同者，判教之实、判说依据、核心元素、通含诸法、中观唯识。然所谓异同仅相对而言。藏汉佛教修道次第的结构、内容、体制等极为复杂，常相互对破、融通，更多问题须在具体语境下才能清晰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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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与王淮交游考略

顾宏义

2015 (4): 129-13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7

摘要 ( 37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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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074KB) ( 832 )

对于朱熹与丞相王淮之关系，因淳熙九年朱熹弹劾唐仲友及此后王淮反“道学”之事，故世人多着眼于两人间之交恶纷争，而对朱、王两人此前的密切交往却甚少关注。依据朱熹致王淮的书信以及相关史料，可以探考两人的交游始末。淳熙八年九月，因宰相王淮举荐，朱熹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记载，王淮对于朱熹的救荒措施颇为赏识，此时两人关系亦当甚为融洽。其后，因朱熹弹劾唐仲友一事，两人再无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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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殊平议
— —兼论晏殊作品的评价问题

邵明珍

2015 (4): 133-14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8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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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对晏殊及其词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偏见。从晏殊的仕宦经历入手，可以对晏殊的政治品德以及在庆历新政与兴学中的历史作用作一厘清。晏殊一生并非“富贵显达”、“仕途顺利”，反而因为“赋性刚峻”而“屡遭拂逆”。从政五十年，约有十六年时间在贬谪或者外放中度过。庆历新政（庆历兴学）时期，在政治和人事安排上支持改革，是范仲淹、富弼等改革派的有力支持者；晏殊积极崇教兴学，是欧阳修等兴复古道，崇尚韩、柳，进行诗文革新的先导。晏殊在诗文词方面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对当时文坛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历来学界仅仅以他的词来评价晏殊的创作成就并不合适。而对晏殊词的评价，也有必要从多个方面作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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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当代作家让·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

孙圣英

2015 (4): 143-14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19

摘要 ( 40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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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艾什诺兹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他的作品以风格取胜，其中符号化是其突出特征。艾什诺兹以物品符号的共时性堆积表现静态的物的世界，用以承载丰富的文化信息，展现了一种高超的符号管理艺术；利用兼具共时和历时性质的符号场景，呈现了符号的飘荡与暂停形成的动静结合；并最终上升到以零符号和体裁符号为代表的符号历时性组合，从而在三个层次上构建了整个符号帝国。艾什诺兹的符号化写作不仅构筑了一个真实的今日世界，同时也获得了独立的存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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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寅半生及其《小说闲评》

朱永香

2015 (4): 149-152.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20

摘要 ( 36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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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代小说研究中，寅半生的小说评论颇受重视，但学界对此人却几无了解。寅半生实为钟骏文之号，据新发现的《钱清钟氏宗谱》中的相关资料，屡试不售的钟骏文在科举废止后，不仅创办了刊物《游戏世界》，并且在杭州开设了一家名为崇实斋的书肆。作为书店经营者，钟骏文对当时乱象丛生的小说界极为熟悉，亦颇不满，其《小说闲评》并非单纯的小说批评，而是旨在成为购阅小说者的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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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日本阳明学”

邓红

2015 (4): 153-16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5.04.021

摘要 ( 6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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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明学”是日本人独创的近代学科名称。 “日本阳明学”是１９世纪末一些日本人借用４００年前中国明代思想家王守仁的号“阳明”在日本发动的一场社会运动。这一社会运动的发生原因复杂，学术虚构颇多。这个运动和被简称为“阳明学”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在名称上有着类似性，但前者是社会运动，后者是学术研究。战后日本的中国哲学史领域里的王阳明哲学思想研究成果丰盛，也简称“阳明学”，但是和社会运动“日本阳明学”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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