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随着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其发展日益受到世界的关注。在新的全球格局与国际秩序的塑造过程中，中国如何定位，如何制定与自身实力、发展目标相一致的战略规划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所在。

人类社会迈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一系列新的变化悄然发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全球科技革命向纵深发展，国际社会力量对比逐渐发生变化，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西方世界整体性衰落。未来世界如何发展，不同地区不同国家都推出了未来10年或者20年关于世界发展的总体图景，从而在这些总体图景的背景下推进自身国家发展的大战略。在所有这些关于未来大趋势的预测中，一个共同的特点是都关注对中国发展前景的判断。

2012年5月25日，欧盟安全问题研究所发布了《全球发展趋势2030》研究报告，描述了2030年世界发展的三大趋势，强调世界更加多元化，权力不再集中于某一个大国，而是呈现更加分散的趋势。尤其是提出，欧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担心中国和巴西等国中产阶级崛起会影响其主导地位。^①另一份在全球引起普遍反响的预测报告是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于2012年底发布的《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研究报告，该报告提出了2030年全球的几大趋势，其中包括：亚洲基于GDP、人口数量、军事支出和技术投资，将超越北美和欧洲；中国的经济将成为全球之最，在2030年到来之前就赶超美国；在格局变化方面，全球经济良好与否将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表现挂钩；中国、印度和巴西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将使全球的重心从西方世界转移过来。^②

挪威管理学家乔根·兰德斯(Joygen Randers)出版的《2052：未来四十年的中国与世界》中对中国给出的预测也非常乐观。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仍将持续高速增长，其速度让其他国家望尘莫及。而且由于中央政府强大，政府积极工作，超过10亿人的生活水平将有显著提高。但兰德斯也认为，中国仍会遭遇挑战：首先，其国内资源不足以支持消费水平；其次，气候变化也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问题。但是这些都不会妨碍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最终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不可能是“扁平的”，不同地域一定会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并且正是由于这些不同，世界的主导权才最终从美国移至中国。^①

世界银行关于《2030年的中国》研究报告则从经济上明确指出，中国即使经济增速放缓，也将可能在2030年前跻身高收入行列，并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中国有潜力到2030年成为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但是这并不会轻而易举地成为现实，中国需要在下一阶段实施新发展战略。在经历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中国已经达到一个转折点，需要再一次进行根本性战略转变。世界银行的这份报告从六大改革领域为中国提出了短期、中期与长期的目标，最后提出要通过成为全球经济积极的利益攸关方、主动利用多边体系和框架并影响全球治理议程，形成中国与世界互利共赢的关系。^②

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未来发展趋势研究最集中也引起较大反响的是清华大学胡鞍钢研究团队的成果。他们的研究表明，按汇率法和购买力评价法等三种方法估算，2020年之前，中国GDP总量将会超过美国，相当于美国的1—1.7倍，将终结美国一百多年来居世界首位的地位；到2030年之时，中国GDP总量相当于美国的2—2.2倍。到203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世界最大的现代产业体系，世界最大规模的城市化群，世界最大、最现代的基础设施体系。^③

综合上述发展报告，在种种影响未来世界的重大发展趋势中，中国因素始终是国内外关注的一大热点，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影响世界地缘政治变化的重大因素。显然，未来10年到20年，不管中国是否愿意，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的地区大国在崛起在国际社会成为一种共识是无法改变的。在这一背景下，酝酿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对外战略刻不容缓。科学而客观地认识自己，准确地对自身的国际地位与影响作出判断是制定对外战略的前提，对外战略过于超前或者滞后在实践中都是不明智的，甚至是有害的。一个全球大国不能局限于地区战略，一个地区强国也不能过早推行全球战略。因此，作为一个欧亚大国，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构建其欧亚战略就成为中国未来走向世界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国内对中国实力的评估发生显著的变化，对中国未来发展呈现出持续乐观的态势。从实践上看，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海外拓展、中国利益遍及全球、中国即将成为全球大国，所谓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以及“中美共治”等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但是，另一方面，国际国内也不乏清醒地对中国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大国”，中国仍然要坚持韬光养晦，等等。这些观点表明中国离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还有很长的道路。当下，中国对自身的定位只能是一个地区大国，一个立足于欧亚大陆并努力向全球扩展的欧亚大国。

关于中国的国家定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进行理解，如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大国，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中的新兴经济体等等。但是，从区域发展与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是：中国是全球大国还是区域大国。

毋庸置疑，中国终究要走向全球大国。这里的全球大国并不是冷战时期的美苏这样类型的超级大国，而是作为一个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一个在平起平坐中的大国当中最拔尖的一个。苏联解体宣告曾经叱咤世界风云70年的超级大国不复存在，冷战以这样一种和平的方式终结。取而代之的俄罗斯尽管也有追寻世界大国的梦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回复到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冷战刚结束后的美国则作为一个“孤独的超级大国”继续存在，也形成了一个超级大国试图主导世界事务的国际格局。但是，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西方世界实力相对下降，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的“美国衰落论”已然出现。尽管谈论美国的衰落还为时尚早，但是一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事务的局面已然不再，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在《2030年的全球趋势》中已经明确提出美国单极世界的终结，从1945年开始美国强权下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在迅速消失。^①

两大超级大国逐渐退出20世纪的历史舞台，短时期内不会再有另一个国家会取而代之。未来15到20年内，没有任何其他大国有可能在这一时间框架内，在任何貌似可能的情况下获得与美国类似的一系列实力。即使是中国经济实力赶超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也不可能成为类似于20世纪美苏争霸时期的超级大国。作为冷战遗产，超级大国将永远作为一个历史的符号而不再成为一种国际政治的现实。

中国目前还不能定位为全球意义上的大国。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之后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然成为全球大国，经济实力短时间内还不能自动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与外交影响力。冷战结束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大国就只有美国，所谓“一超多强”的格局反映了除美国外，其他的国际行为体只是地区性强国，并非全球大国。2013年2月，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撰写的《中国走向全球：不完全大国》(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一书出版。书中认为，中国在国际上只是其中一员，而不是国际上的外交大国；中国在全球经济存在，但还是局部经济大国；虽然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全球商业重地，但中国的全球地位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强大；中国没有真正的全球大国行动能力。^②如果说，沈大伟教授关于中国是一个不完全大国的观点还比较理性的话，那么近期他关于中国即将崩溃的言论则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及讥笑。^③

本世纪上半叶，中国不可能定位为一个全球大国，只能定位为一个地区性强国，一个欧亚大国。当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50年建成现代化国家，中国将不断走向全球大国的行列。但是，在此之前以及21世纪中叶之前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只能定位为一个地区大国。既然定位为一个地区性大国，这一地区不是东亚，不是亚洲，而是广泛的亚欧大陆。欧亚大国的含义，其一，从地理位置上看，是欧亚大陆上的一个面积巨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的一个大国；其二，从地缘政治格局上看，是欧亚大陆上具有显著国际影响力、对欧亚地缘政治格局变化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其三，从经济发展与对外战略依托来看，欧亚大陆相比于其他地方对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战略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欧亚战略一要考虑发展，二要考虑安全，发展与安全是中国欧亚战略的两大核心内容。在欧亚大陆的重要国家行为体中，中国具有较为显著的地位与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上，中国具有双重地缘身份，是一个“边缘—心脏”国家，边缘地区决定的是中国的经济重心、人口集中程度和文化主要特质，中心表示的是中国在陆上直接有连接心脏地带丰富资源的能力，中国这样的地缘潜力在整个欧亚大陆堪称是独一无二的。^④欧亚大陆对于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战略意义在于：

首先，欧亚大陆是中国重要的能源及其他资源的来源。未来十到二十年，全球能源资源竞争格局将日趋激烈。随着一些发达国家长期形成的能源资源高消耗模式难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快，能源消费需求将不断增加，全球能源资源供给长期偏紧的矛盾将更加突出。中国海外油气来源目前仍然以欧亚大陆为主，主要来自中东、中亚、东南亚、俄罗斯等。其中，中东是中国的最大油气来源。目前中国主要有四条油气管道，全部位于欧亚大陆，他们分别是中哈石油管道、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俄原油管道、中缅油气管道，这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其次，欧亚大陆是中国对外战略重要的依托所在。为致力于提升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建立了一系列伙伴关系，如中国和东盟建立“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国与俄罗斯建立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国和印度建立的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中国与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等。从北边、西北边来看，中国与俄罗斯及中亚国家建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十多年来，上海合作组织在维护地区稳定、边界安全、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日益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上海合作组织以及中俄之间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保障中国北部及西北部的战略安全，是中国能有效得到战略支持的保障。尤其是，在中国海疆方向争端不断的背景下，北部、西北部战略稳定是确保中国周边安全及向欧亚大陆纵深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三，欧亚大陆是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广阔市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出口市场受到严重的削弱，“两头在外”的经济发展模式越来越受到极大的挑战。从国际市场来看，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发达经济体失业率仍处于高位，债务仍处于高水平，在较长时期内维持紧缩将是发达国家财政政策的基调。发达国家居民消费和企业投资均缺乏增长动力，市场需求总体依然低迷，国际市场需求尚未根本改善。当前，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的重要阶段，经济发展处在“爬坡过坎”和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新一轮改革开放的号角已经吹响，如何保障中国经济持续发展有一个广阔的市场，欧亚大陆将成为主要的关注点，尤其是欧亚大陆的新兴经济体将成为主要的市场保障。据估计，新兴国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角色日益凸显，将改写长期以来由北方国家主导贸易格局的局面。世界市场将从北方国家逐渐转移到南方国家。在1950年，南方国家和北方国家在国际货物贸易进口中的地位基本是“三七开”，到2020年，国际进口格局是“五五开”，到2030年，这一格局将转变为“六四开”。^①根据商务部统计，在过去五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对全球增长的贡献高达四分之三。^②因而，世界市场发展的大趋势决定了中国经济发展需要的广阔市场来自南方国家。

鉴于欧亚大陆对于中国未来发展重要的战略意义，从中国当下的国家定位出发，如何构建并实施中国的欧亚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从国内外学术界来看，很多学者都提出回归欧亚大陆、构建中国欧亚战略的重要性。梁强提出要实施中国的欧亚战略设计，冷战结束及苏联解体为中国的欧亚战略设计提供了新的契机。在欧亚大陆战略中，中国需要处理好与欧亚地区大国的关系，同时抵制地区外海权强国的战略牵制和包围。^③程亚文认为，中国的长期性国家利益更多分布在欧亚大陆，对其进行维护的方式，主要也还是要通过对欧亚大陆的经济、政治安排来实现，而不能过分依赖海洋。欧亚大陆是中国战略利益的重心所在。^④叶自成认为欧亚大陆仍然是世界地缘政治的中心舞台。中国本质上是一个陆权国家，历史上的成就主要在大陆空间。今天中国和平发展提出的地缘政治必须关注欧亚大陆的发展变化。^⑤赵葆珉认为，欧亚大陆是中国的文明根基，回归欧亚大陆将给予中国文明再生的活力。^⑥周力农认为，在21世纪，与海洋国家相比，欧亚大陆国家将再次显示其真正的潜力和能量，中国首居其中，自然不能轻易放弃拥有广阔内陆的天然优势，必须尽快调整东西部之间的失衡状态，为构造新的欧亚大陆经济体做好准备。^⑦王缉思也提出，欧亚大陆是中国同美欧日俄印等强权长期竞争合作的大舞台，应该充分利用“中间国家”的地位，以“大周边”即地理意义上的亚洲为地缘战略依托，承东启西、承南启北，陆权与海权并重，在欧亚大陆乃至全球下一盘更大的棋。^⑧一些海外学者对这一问题也非常关注，如迈克尔·爱默生(Emerson Michael)提出中国要从中亚战略转向更宏伟的欧亚战略，^①大卫·科尔(Kerr David)认为中国致力于亚洲的地区性多边主义并运用战略区域主义实现其周边地区的战略目标：维持稳定增长，内部统一，在中国周边地区逐渐取代美国的霸权地位。^②2013年，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组织了关于中国欧亚战略的研讨，探讨中国在中亚、阿富汗、巴基斯坦及中东影响的增强及关于中国欧亚战略的设计。^③这一方面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提出中国的战略重心应该向欧亚大陆转移，制定自身的欧亚战略。

在理论界纷纷撰文予以论证的基础上，中国关于欧亚战略的基本框架初步形成。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中亚，在哈萨克斯坦提出了“新丝绸之路”倡议，提出为了使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习近平访问印尼，提出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是中国实施欧亚战略的核心内容，这一战略不仅带来国内的全面改革开放，而且还将通过与沿线沿路国家的经济合作与人文交流，尤其是与沿线沿路国家自身发展战略的对接，实现合作共赢的战略目标。从目前来看，中国与欧盟双方决定，对接中国“一带一路”合作倡议和欧洲投资计划，中俄之间也已签署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对接的文件，中国分别与欧亚大陆上的两大重要行为体签署战略对接的协议，“一带一路”构想初步取得实质性成果。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理事会名誉主席卡拉加诺夫(Sergey Karaganov)甚至提出“大欧亚”(Central Eurasia)的概念，认为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对接表明“大欧亚”集团的成立宣言。其中，中国与俄罗斯将作为大欧亚的核心，同哈萨克斯坦和上海合作组织其他成员进行协作。^④此外，莫斯科卡耐基中心主任特列宁(Dmitri Trenin)则提出了“大亚洲”(Great Asia)的概念，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联盟对接将形成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⑤

如果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欧亚战略构架中的发展内核，那么，中国与欧亚大陆上重要国家行为体的相互关系以及与相关域外大国的关系就涉及中国欧亚战略的安全内核。冷战结束后，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板块发生剧烈的变化。经过20世纪末到新世纪第二个10年近20年的发展，欧亚大陆主要行为体的发展态势及对外战略展现出非常明显的特点，俄罗斯走出了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衰落并走上复兴的道路，欧盟通过一体化的深入发展及成员扩大展现出全球行为体的使命。自2008年以来金融危机及近期乌克兰危机的影响，欧亚大陆地缘政治格局再一次趋于复杂化。而在这一欧亚地缘政治板块演进的进程中，美国因素始终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变量。

中国欧亚战略的制定既要考虑俄罗斯的因素，又要考虑欧盟的因素。俄罗斯是欧亚地区的核心国家，既是大国又是中国的周边国家，中国欧亚地区战略的设计与制定必然要考虑到俄罗斯因素的存在，尤其是，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需要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对接。欧盟对中国欧亚地区战略的影响体现在：对中国来自中东北非重要战略资源供应的影响，对欧亚大陆重大国际敏感问题的调解及控制等，从而对中国欧亚大陆战略的制定形成一定的牵制。

冷战结束后，中俄关系的发展步入了一条快车道。2001年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固定下来，到2014年普京访华中俄签署世纪大单，再到2015年5月9日中俄签署关于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倡导合作共赢的联合声明，标志着中俄关系再上新台阶，步入新阶段。俄“社会舆论”基金会进行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如今视中国为俄友好国家的俄罗斯人在受访者中的比例高达78%，持相反立场的人仅占7%，而5年前这两个数字分别是60%和25%。俄另一权威民调机构调查显示，在全国43个联邦主体100个城市的1500名受访者中，超半数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强大不会威胁到俄罗斯的利益。^①另一方面，同时期的中欧关系也发展顺利，2003年9月，欧盟出台了对华新政策——《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中欧关系中的共同利益与挑战》，指出欧盟已经意识到中国是其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欧之间应该以战略伙伴的形式来共同保卫和促进可持续发展、和平与稳定。^②作为回应，2003年10月中国第一次发表《中国对欧盟政策文件》，希望和欧盟加强政治、经济、教育、卫生、文化、社会、司法和军事等各领域的全面深入合作交流，以此推动双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③这两大文件的出台标志着中欧关系的历史性跨越，双边高层互动进一步加快，并最终发展成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王超副外长撰文指出，自1975年中欧建交以来，经过40载耕耘，中欧关系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最稳定、最富建设性、最具影响力的伙伴关系之一。近十多年来，欧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进口来源地，中国则保持欧盟第二大贸易伙伴地位，同时也是欧盟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三大出口市场。欧元与人民币实现了直接交易。2014年中国在全球设立8个人民币清算中心，有4家落户欧洲。英、法、德、意等15个欧洲国家申请成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④总之，中俄、中欧战略伙伴关系是中国在欧亚大陆深入推进“一带一路”，全面发展与沿线国家友好关系的重要保障。

中国在处理与俄罗斯及欧盟关系的进程中，必不可免地受俄欧关系本身变化的影响。从冷战后的俄欧关系来看，尽管遭遇不少的挫折，但是俄罗斯与欧盟总体上来看处于一个正面发展的情况，俄欧之间合作大于分歧，相互之间的认知进一步加深。但是，乌克兰危机对于俄欧关系的影响是非常负面的。克里米亚公投并入俄罗斯之后，乌克兰危机就已经演变为俄罗斯与西方的博弈。欧盟方面停止了与俄罗斯就互免签证和双边基础性条约的谈判，取消俄罗斯的G8成员资格；不断扩大对俄制裁范围和对象，主要包括军工、能源和金融领域，同时对相关关键人物进行旅游限制和资产冻结；取消欧俄峰会，同时建议成员国取消与俄罗斯的双边峰会；依据乌克兰局势的发展，欧盟委员会可以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俄罗斯与欧盟渐行渐远将不可避免。因此，乌克兰危机后的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将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尤其是俄美关系的恶化短时期内无法恢复正常化。不排除在一个特定的时段俄罗斯与西方，尤其是俄罗斯与美国关系重回常态，但是从目前来看，还缺乏导致关系根本性转变的突破口。

在这一背景下，似乎中俄联手对抗西方的局面初步形成。但是，中俄关系的良性发展不能损害中美关系的改善，中俄关系的发展逻辑也不能受俄美关系运行逻辑的制约。俄美接近并不必然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构成损害，俄美战略接近本身与中俄关系的发展并不冲突，完全可以并行发展，叶利钦时代俄美关系的“蜜月”时期也正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起步时期，麦德维杰夫时期俄美关系的重启也并没有带来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倒退。因而，避免大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欧亚大陆上的战略对抗最为符合中国及国际社会的利益。一方面，中国要积极利用中俄及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良好局面构建中国良好的安全格局，另一方面，战略重点转移到欧亚大陆，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形成战略错位，维护与延长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对于从发展及安全角度实施中国的欧亚战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之，未来十年将是中国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第一个百年目标是否得以实现的关键。中国的欧亚战略要在处理好与俄罗斯、欧盟关系的基础上，对外争取发展空间，坚持和平崛起，对内进一步深化改革，立足欧亚大陆，避免战略碰撞，借助“一带一路”大构想实现“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