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中国为代表的一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给冷战后的世界秩序带来了变化的可能。①对于这个趋势的认识呈现出两种极端。“挑战论”认为新兴经济随着经济体量的上升会不满足于现有由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会要求改革全球治理、以更好服务于自身的利益和需求。“融入论”则认为新兴经济本质上是冷战后现存国际体系的产物和得益者，他们经济实力的增强恰恰意味着对现有国际体系依赖的进一步加深，会更有利于现有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维护。②这样的讨论受制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现实主义传统)的影响，过度集中在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所界定的国际关系三个层面中“国际系统”的结构特征，以国际体系的结构变化来预测国家对于国际体系的需求，但这个辩论的双方并不触及新兴经济个体本身在崛起中所发生的性质变化。③
我们认为，经济一体化和国民经济融入世界体系改变了各国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平衡，因此不仅塑造了国家作为国际体系中行为单位的能力和偏好，也塑造这些单位作为国家的“国家利益”、塑造了国内“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构成力量，从而又影响了国家以什么方式进入国际体系、并最终不断重新塑造国际体系。本文建立在批判国际关系理论和“资本主义多样性”研究传统基础上，将新兴经济的崛起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置于资本主义历史演进过程中，再考察这一轮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特征，最后总结这样的新特征将如何影响到新兴经济融入世界体系的方式和对重整世界秩序的偏好。
二 “资本主义多样性”视角下的新兴经济“资本主义多样性”(Varieties of Capitalism)的研究传统对成熟资本主义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或者“国家—资本—劳动”复合体的多样性已多有总结。①这类研究一般以不同的国民经济作为比较研究的单位，集中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不同国民经济的体系性差别，尤其突出各个国民经济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多重均衡。但是，这一类研究很少延伸到如此的体系性特征是否、以及如何影响甚至决定这些体系对外伸展的政治表达和行为，或者延伸到这些经济体对于外部规则(诸如“全球治理”)的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此外，这类研究高度集中在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缺少对于其他类型国家和国民经济体的系统研究，对核心国家之外的上述“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多样性研究还很少，也还没有成熟的分析模型。
另一组动用了“资本主义多样性”概念的研究则已经开始注意到新兴经济的集体共性。一种流行的解释是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概括这些新兴经济的特征，以凸显他们和现行国际体系内核心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差别。因为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对于国民经济都保持重要的影响力，因此这些经济体正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之外提供赶超和实现现代化的另一种可能。西方语境中不乏如此的警告，渣打银行研究部200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国家资本主义和资源民族主义将成为我们时代的两个主要经济议题”；②卡内基基金会的研究认为新兴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已经开始重塑全球化进程；③美国从事政治风险预测的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更是认为，未来全球经济的主旋律就是以中俄为代表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和以欧美为代表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体之间的终极对决。④这一类的分析往往从“国家—市场”的两分法出发，把近期新兴经济体中国家地位的上升视为历史上已经出现过的“国家”和“市场”之间钟摆式周期性变化的一个最新阶段。这样的理解只是强调了新兴经济体和核心国家之间的系统差别，但是没有深入分析新兴经济内部国家对于国民经济的特殊作用如何最终反映在这些国家对于世界秩序的偏好上。
寻找资本主义多样性和全球治理之间关系的有益尝试还包括巴里·布赞(Barry Buzan)和乔治·劳森(George Lawson)的研究，他们认为冷战后的世界是一个不同类别资本主义体系共存的“去中心”的全球体系，而这些体系可以被细分为四种资本主义治理类型：自由民主主义体制、社会民主主义体制、竞争性威权主义体制和国家官僚主义体制，由此他们还预测了这些不同资本主义体系间的竞争关系。⑤克里斯托弗·麦克纳利(Christopher McNally)也初步总结了中国作为资本主义体系一个新形态的特征，并论证中国和其他类似的新兴经济不会直接全面挑战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是构成了某种“体制内”(in-system)挑战。⑥但他们的分析都还没有深入解释新兴经济代表的某种新型资本主义是如何具体形成对世界秩序的政治偏好，以及他们在试图影响世界秩序时的行为模式。同时上述这些研究中对于“国家资本主义”本身的界定都比较简单，往往只笼统地考虑了国家介入经济程度较高这样的事实，对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认识没有提供历史维度和微观机制。
在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我们认为，首先，国际间竞争和世界秩序的性质恰恰与世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方式密切相关，而国际关系理论中以国际体系为核心分析新兴国家崛起的主流话语和分析框架往往忽略了资本主义发展本身的动态特征。新兴经济体参与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行为本身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特征所塑造，后者决定了国际体系中不同单位间竞争的具体形式和性质。其次，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时代，新兴经济体对于全球治理的偏好与这些经济体自身的社会属性(“国家—社会—市场”复合体的性质)有关，新兴经济对于世界体系、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需求和主张很大程度是国内复合体性质的对外映射、甚至复制。第三，成长于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全球化时期的新兴经济其内部复合体具有特殊的两重性，而这种两重性决定了未来新兴经济将努力推动一组平行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全球治理的体系。①
国际竞争和全球治理的性质由世界体系的主导生产模式所决定，而新兴经济崛起的这个阶段恰恰是史无前例的跨国交易和要素流动最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全球化的地域覆盖范围和跨国融合的程度也都超越此前任何一个资本主义扩张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这一组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的世界体系里属于“半边缘国家”的地位，通过贸易、人口流动等途径连接世界体系的中心地区和边缘地区，其存在对于维护“中心—边缘”体系的经济和政治稳定都有重要意义, 是“世界经济所必需的一个结构性要素”。②冷战后这些经济体的崛起就是半边缘地区对中心地区的赶超，而诸如“金砖国家”和“新兴经济”这样概念的提出本身也是国际资本为寻求新增长点而有意识建构的结果。③因此，新兴经济的这种赶超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方面这些经济体都在冷战末期美国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内获得经济高速增长，是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浪潮的获益者，他们的崛起恰恰是逐渐嵌入这个国际体系的过程。但另一方面，这些国家内部的资本主义性质又有明显区别于现有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特性，尤其是国家在赶超、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冷战后“华盛顿共识”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政策，新兴经济仅仅是有选择地加以制度化，并且在使用时往往赋予完全不同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这些经济体的赶超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得以重新发现和重构，其程度远远超过1997年东亚经济危机之后“华盛顿共识”体系内部曾经出现过的相对有限的国家地位上升。④
因此，我们的分析如果仅仅停留在国家总体经济规模变化，就不足以准确把握新兴经济、半边缘地区崛起对于国际体系和国际秩序的影响。研究者需要在历史上传统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争论和实践基础上，审视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特征以及不同国民经济体内部“国家—社会—市场”的不同组合，以便理解这一轮新兴经济赶超对于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能的影响。我们集中关注的恰恰是新兴经济的内部“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即肯尼思·沃尔兹界定的三个层次中的第二层“国家”层面)如何在世界秩序层面得以“外部化”了。⑤
三 新兴经济作为新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对于新兴经济或者崛起中的半边缘国家，我们用“国家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把握这组国家的相对共性，这样的共性既是对世界体系外部变化的反应，也将通过自身对外的复制、映射到外部世界体系。“国家资本主义”概念虽然在许多不同场合、语境中被动用，其具体界定也多有不同，但概念提出对应的根本问题是清楚的。国家资本主义一般被用来指称介于经典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经济政治体制，国家在其中对于控制、管制、引导国民经济起到重要作用。国家在这种体系内一般控制经济体中的绝大部分资本存量，并且利用一系列资本主义的手段和标尺来约束生产和资本，以达到单纯资本主义体系不能达到的一系列目标：比如更快的资本积累、更公平的剩余分配等。这个体系的终极目标一直是利用资本主义体系的优势，同时避免或者至少控制全面资本主义体系的恶劣后果。
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国家资本主义命题最初也源自资本主义体系中的后发展难题。后发展国家在本国寻求独立自主发展时面临两个基本挑战：来自发达国家或者核心国家的资本的约束；本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脆弱、政治上不可靠。①在这样的双重约束下，如何实现有效的工业化和不受制于先发展国家和国际资本的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这正是最初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希望回答的终极问题。在这样的环境中，后发展经济体中的国家成为唯一有能力和政治觉悟来组织领导国内工业化以及实现最终独立发展道路的政治力量。国内的主导阶级——通常是国家和国内若干社会阶级的联盟——由此达成独立发展的共识，表达了参与独立资本积累的能力和挑战国际资本压迫的能力，从而带领国家走上替代性的国家发展道路。②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大致存在三轮国家资本主义的高峰期。第一轮大致开始于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早期苏俄关于工业化的辩论为代表，一直延续到二战以前。二战的爆发打断了这一轮的发展逻辑，全面的战争经济和以法西斯主义为代表的特殊战时经济形态出现。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辩论和实践则开始于二战后，尤其是50年代中期一直到70年代中期。这一轮关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讨论和实践与战后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反殖民反霸权运动高度重合，是后者在经济领域的一个反映。此后70年代末肇始于英美的新自由主义逐渐占据了全球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的上峰，终结了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
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催生了如下基本共识。③国家资本主义最容易出现在国际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又拥有赶超和快速工业化目标的国家，这种体制旨在解决后发展国家受外部资本和殖民势力压迫、本国民族资产阶级羸弱、大众阶层缺乏组织的问题，以实现独立自主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利用资本主义的方式完成资本积累和扩张的同时，又试图避免资本无度扩张的恶果。其具体政策选择体现在经济领域内的民族主义导向，包括土地改革、资源产业的国有化、财政的中央极权和社会福利领域的扩张、国家直接拥有经济资产、经济计划、一定程度的对外经济保护或者封闭、不同程度的资本社会化等。国家资本主义政权的阶级性质通常表现为国家和国内某些社会阶层(或者阶级)的政治联盟，这些政体内部不同的阶级构成和国家属性使得不同国家资本主义政体呈现不同的政策结果。成功的国家资本主义体系一般是国家有效地和主导阶级形成联盟，在引导国家独立发展的根本目标上达成共识，并且有效合作推进资本积累，摆脱对于外部资本主义体系的依赖。④但是现实中这样的政策选择并不总能实现成功的工业化或者独立的国家发展，不同的阶级联盟(包括国内和国际的)有可能导致后发展国家之间非常不同的政策结果。⑤
第三轮的国家资本主义肇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其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前两轮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国际体系的性质来看，第一轮的兴起是核心国家忙于一战，无暇顾及边缘地区的结果；第二轮则是美国霸权的逐步削弱和冷战两极竞争为非核心国家提供了对抗“依附”地位的可能。最新这一轮则成长于冷战后新自由主义时期，①而这一轮新兴经济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呈现出一系列“两重性”特征。
尽管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中的新兴经济体仍然在积极争取外资，但是和第二轮中典型的“依附发展”相比，这些新兴经济对于核心国家的资本依赖程度大大降低。新兴经济或者是在这一轮新自由主义扩张周期之初已经还清对国际金融机构的借款(俄罗斯)，或者已经完全独立于国际机构金融支持(中国)。新兴经济体都积累了大量的国际储备，部分国家甚至已经成为资本净输出国。②这些新兴经济因此有能力忽视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指令(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性”要求Conditionality)，或者至少有能力和国际组织进行谈判、稀释这样的条件性要求。因此，和第二轮中处于依附地位的国家相比，现在新兴经济的国内社会结构比依附情境中要有力得多：他们既不是第一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被核心资本主义国家所忽视的对象，也不是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时期中那些试图自建体系、与核心国家相互竞争的社会主义国家。
冷战后新兴经济在这一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选择的主体叙述是去意识形态、去政治的，高度一致地借助“现代化”、“发展”、“治理”等形式上政治中立的语汇和政策目标，以求更好更快地融入资本主义体系、实现更迅速的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些国家既没有诉诸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实践中那样高度政治化的政治纲领，没有动用或者公开支持以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类对立或者竞争的意识形态话语，也没有采用曾经流行过的全面贸易壁垒、进口替代的政策，以封闭本国市场来谋求独立发展。这样的话语和政策选择都是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性的“去政治化”浪潮的一部分。③尤其是和冷战时期相比，新兴国家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试图建立一个与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对封闭、自我循环的竞争性体系，即没有重复当年经互会与欧共体、华约与北约之间的体系间竞争。相反，新兴经济不仅努力进入由核心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的国际经济秩序(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而且本身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相互又都是重要的贸易伙伴。新兴国家作为世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第一次在全球资本市场上扮演活跃角色，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投资和援助也呈显著上升趋势。④大量来自新兴经济的重要国家企业或者主权投资者积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并且在自身更快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逐渐尝试本国资本的海外扩张。
和前两轮国家资本主义相比，现在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体中的国家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看似矛盾的是，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全球性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反而帮助催生了此后新兴经济中的混合资本主义模式。新兴经济体政府大量采用持有少数股份的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⑤具体到微观层面，比如在中国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国家对于主要企业的控制非常明显，但是既没有重复社会主义体系时期纵向的全面控制，也没有借助类似韩国或者日本的企业财阀模式。在中国和印度、巴西，不同股权性质的企业都有可能被国家视为“国家龙头企业”(national champions)：包括追求利润目标和竞争驱动的国家控制企业、上市但是国家拥有控股权的国家企业、私营或者公私混合的企业，甚至大型私营企业。①类似的，印度公司治理结构的主导模式也不是由分散的外部股东或者有组织的国际资本市场参与者(比如投资基金)控制，而是更多地由家族集团(主要在制造业和服务业)和国家(主要在第一产业)保持实质控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来自新兴经济的“国有企业在国有部门总体收缩的前提下，变得更富有、更强大，而政府在私营部门增长的同时对于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却在加强。”②在这些经济体还中涌现出一批“国家龙头企业”，其主要股份往往为非国家行为人(包括国外的投资者)所控制，但是从本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支持。③由此近期出现的一个史无前例的现象是，来自新兴经济的各类国家企业大量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在诸如美国《财富》(Fortune)杂志的年度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上，来自新兴经济的大企业中带有国家企业色彩、但同时又在国际资本市场上上市交易的占据多数。和以前常见的将国有企业交给官僚或者恩宠关系中的下属来管理不同，现在国家企业越来越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④
总体而言，目前新兴经济的国家资本主义既不是对“华盛顿共识”政策主张的全盘接受，也不是对这一套意识形态和政策组合的革命性背离，而是对“华盛顿共识”的政策组合高度选择性的运用，部分混合了新自由主义和发展主义政策目标和工具。过去二十多年“新兴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概念的兴起是这些经济体中的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特定的变迁条件下，逐渐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而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资本积累的结果。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结构变化和这些新兴经济体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变化则共同催生出了新的主权经济主体和行为模式，并且开始重塑国际层面的规则与秩序。
四 新兴经济体赶超对世界体系秩序的影响：平行体系的出现新兴经济体崛起对世界体系的影响，仅仅是更换了一个或者一组新的核心国家、实现了新资本主义霸权对老资本主义霸权的代际更替，还是有可能开启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时代？现有的“挑战论”没有清楚界定替代性的新体系、新规则的根本性质，而类似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对于金砖国家合作提出的目标：“主持公道、弘扬正义，致力于建设公平公正的美好世界”，虽然的确描绘了美好的愿景，但实现这样宏大目标的具体制度安排则仍然不清楚。⑤而如果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对于现有国际治理的改革诉求真的如二十国集团所总结的那样，是为了“这些(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自由主义)制度更好地反映世界经济内经济实力分布的变化，并增强这些制度的合法性和有效性”⑥，那么挑战的结果可能仅仅是现有世界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换位而已。
新兴经济体在冷战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内的崛起具有两重性：他们一方面依赖、嵌入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内部的“国家—市场—社会”复合体的性质又注定会逐渐侵蚀现有国际体系最本质的自由资本主义性质，这使得这一轮的新兴经济体不同于此前的“挑战者国家”(contender states)，而呈现出“融入型的国家资本主义”(integrated state capitalism)的两重性。⑦
(一) 宏观层面平行体系的性质正因为上述的两重性特征，新兴经济崛起给未来国际治理带来的将是一组以新兴经济主导的国际治理机制，这些机制平行于、但不直接挑战现有的自由资本主义治理机制。中国学者中对于这种平行机制在规范意义上的合理性已有所论证，比如“平行推进全球治理，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表述已经被提出。①而现实中，新兴经济在全球治理领域的“融入式挑战”也确实已经体现出构建“平行体系”的努力，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中体量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又是表现最突出、最活跃的成员。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已经在一系列国际制度领域开始倡议、主导建立这样的平行体系。2000年以来这类中国主导或者倡议的具备平行特征的地区、国际或者全球的机制或者组织见下表。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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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00年以来中国倡议或者主导的平行、替代体系结构 |
虽然这样的平行体系还在形成中，其基本属性也还在逐渐稳定中，但是有一点是可以明确的：上述平行体系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新兴经济将全面退出现有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也不代表全面摧毁现有的多边和国际机制，或者追求彻底回归之前“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对立竞争时的态势。一个例证就是虽然新兴经济已经开始动用“新南南合作”之类的话语，但是这类话语对于现有国际秩序或者全球治理的冲击和此前第三世界政治运动(比如不结盟运动和77国集团、以及70年代对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追求)有所不同。更准确的认识是，新兴经济使用“新南南合作”的话语主要是为了在与美国主导体系谈判时获得更好的谈判地位，新兴经济使用的其他话语工具和具体政策倡议也应该这样理解。
另一个由两重性特征导致的重要结果是：和冷战时期两大阵营之间“非友即敌”的选择完全不同，现在平行体系中的非核心国家并不需要在不同的平行体系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完全有可能、甚至应该同时参与两个平行体系中的制度安排。中国倡导组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就是一个例证。虽然美国一直将亚投行视为自己主导国际开发金融体系(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直接竞争者，努力影响自己的政治盟友和经济伙伴不要加入亚投行，这些国家也确实表现犹豫，但是在2015年3月12日，英国作为首个欧洲国家、西方大国率先申请成为亚投行的意向创始国。此后整个形势发生迅速变化，包括法国、意大利、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大国纷纷跟进。截至2015年4月15日，共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意向创始成员国。英国等美国传统盟友在亚投行中的选择恰恰体现了世界秩序中正在兴起的平行体系并不需要一边倒式的选择。
(二) 微观层面的竞争潜力在宏观层面的“平行体系”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新兴经济体系的内部微观层面，根据这些经济体内国家资本主义的性质来推断新兴经济和现行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通行规则有什么样的不同，因为这样的不同正隐含着未来推动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变迁的动力。借助“资本主义多样性”的已有研究，我们初步考察了资本主义体系几个重要的微观维度。
1.公司治理。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中公司产权相对分散，强调对于小股东的外部法律保护，而新兴经济体国内企业总体上产权集中程度高，对于小股东的保护(尤其是正式法律保护)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在冷战后一直着力推行开放的企业资本控制市场和透明的财务会计制度，尤其是由经合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推动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公司治理规范。①但是包括新兴经济在内的其他类型的经济体与这类公司治理标准之间的矛盾正在上升，在近几年的地区贸易协定谈判中，中国和巴西都已经拒绝按照上述规则公布公司治理的信息。
2.企业融资。新兴经济中企业融资总体上更依赖大型银行(包括各种性质的国家银行)和其他国内的融资形式，更加依赖长期资本。这些经济体对国际资本市场和证券投资依赖较少，国内的法律制度上对于外国资本流动也设定了较多的限制。这些都和盎格鲁·萨克森体系内的金融市场形成鲜明差别。面对国际金融体系目前主导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新兴经济体大多采用了各种防御策略：诸如巴西这样在新兴经济内部相对更接近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还是逐渐走向资本管制，而俄罗斯在2014年底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和国际能源价格低落导致的资本外流和本币大幅下跌，也开始实行实质上的部分资本管制。②此外，在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国家发展银行之类政策银行的贷款政策为本国企业提供优惠条件，在现有的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中被视为不公平竞争政策。而新兴经济又恰恰普遍使用国家政策银行制度。③总体上，目前自由资本主义体系最核心的目标(“资本自由”和金融全球化)与新兴经济体减少金融风险、保证经济稳定的目标相抵触。因此，作为资本项目管制、银行管制的重要国际规则巴塞尔Ⅲ在向非西方国家推广时，包括金砖国家在内发展中国家普遍行动迟缓、不愿全面接受。①
3.劳资关系。新兴经济对外一般拒绝跨国干预本国内部的劳工事务，反对接受西方国家提出的最低劳工标准、企业社会责任等标准，这方面的矛盾在诸如中美贸易谈判等场合已经凸显。总体上，新兴经济希望保持自己在这个领域的经济主权和政策灵活性。
4.技术创新。目前新兴经济体在对发达国家的技术赶超过程中，仍然高度依赖“逆向工程”的做法，对知识产权保护实行较为宽松的标准，因此与现行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有冲突。新兴经济也更加坚持知识产权领域的国家管辖原则，反对目前发达国家企业对于新技术的排他性使用。这方面的冲突在世贸组织《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谈判过程中已经体现：新兴经济对于这套规则的推行迟缓。由于谈判中赋予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的过渡期已经结束，之后西方国家将加大力度促使新兴国家全面严格执行TRIPS责任，两种资本主义体系间的矛盾也会相应上升。
(三) “平行体系”的长期表现新兴国家本身有动力保持现有的全球治理机制，更好利用自己成长环境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但是这些经济体的内部性质又与现有国际治理结构有冲突。目前已有的一些变化可能昭示着某种互相交叠体系共存的长周期的开始，而上述“平行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则取决于新兴经济国家资本主义体系的性质变化。
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国家经历了不同的阶级联合，领导工业化和独立发展的国家或是依靠包括军队、官僚和公务员等在内的中间阶层；或者和地主和大资产阶级达成妥协，成为保守意义上的国家资本主义；或者由代表国家的官僚阶层演变成为实质上的资产阶层，与职业人士和土地所有阶层结成联盟、对抗工农。这些不同的国内政治联盟塑造了第二轮国家资本主义最终在独立发展上的不同结果。类似的，现在的新兴经济对外政治主张的结果也将高度依赖于国家资本主义的内部性质，而现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两重性意味着其实质还不明朗。两重性在这个领域的一个具体表现是，现在的新兴经济体在不断融入自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同时，伴生的是某些支持进一步融入和介入全球经济的国内政治组织的出现。但是除了少数例外，新兴经济体内部这一类资产阶级还远远没有被国际资产阶层精英网络所全面接受。②
新兴经济崛起对于世界秩序的悖论或许在于：曾经由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实现的目标，现在有可能要由更深根植于自由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国家资本主义政体来完成，所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beat them at their own game”)是否可能？回答这些问题仅仅关注国际体系的结构性特征是不够的，必须回到新兴经济体内部的阶级构成、国家社会关系的性质以及国家的政治属性，这些将是决定新兴经济未来对于国际治理影响的决定因素，也是今后研究可以进一步拓展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