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制造业4.0战略正在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美国主导的TPP和TTIP致力推动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重塑，试图使中国边缘化；我国主要依靠资源、劳动力和环境等要素投入的粗放型外贸增长方式，与资源能源供给和环境承载力的矛盾日益突出(汪素芹等，2012)，外贸发展转型面临新要求。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是推动外贸从数量规模型发展向集约效益型发展转变，从价值链低端的加工制造型贸易向价值链高端的自主创新型一般贸易转变。经济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分工的界限从产品、产业层次逐渐演变为价值链层次，这无疑为我国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机遇(陈海波等，2012)。本文尝试从全球生产价值链视角分析技术创新对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以此探讨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方式转变对提高我国外贸国际竞争力和实现对外经济转型的重要意义。

一 文献述评

国内外学术界对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问题已有积极探讨，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理论解析和实证评估两条主线。理论解析主要是探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必要性和新内涵，比如裴长洪等(2011)、罗鹏(2012)、张华(2014)等界定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经济学含义，提出了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格局和新认识；以及从对外经济发展转型角度分析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逻辑和路径选择，比如李翀(2011)提出了构建以超比较优势为核心的梯形对外货物贸易发展战略、以比较优势变迁为背景的雁型对外服务贸易发展战略等，Lee(2011)、朱启荣(2012)、戴翔(2013)、Aksoy等(2014)分析认为在世界经济环境新条件下中国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的机遇和挑战共存。实证评估主要是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测算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效果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比如陈海波等(2012)、汪素芹(2014)等从外贸增长、发展动力、外贸结构、外贸依存度和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构建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了测度，朱启荣(2011)、Jarreau等(2012)、Eichengreen等(2012)、陈海波等(2013)分析了外贸转型和结构升级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影响与作用途径。

关于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为我国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提供了必要依据和路径选择，从转变结果和经济效益上论证了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外贸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界定和进程评估，都说明转变外贸发展方式与诸多因素相关联，而且其中有些因素是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外贸发展方式从规模扩张向质量和效益提高转变，从依赖低成本优势向增强综合竞争优势转变，从以牺牲环境资源为代价到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转变的重要途径(汪素芹等，2012)。国内也有多位学者如胡景岩(2007)、张少杰(2009)、黄静波(2008)、张军(2008)、朱启荣(2011)等定性或定量分析了技术创新与外贸发展方式的关系，但其重点是探讨影响机理和转变对策。当前科技进步和市场竞争推动着国际分工的形态不断变迁，早期产业间和产业内分工演进至产品内分工模式，参与国只从事生产流程中特定阶段的专业化生产，在全球价值链的特定环节或位置中获取属于本国的那部分增加值(唐海燕等，2009)。本文聚焦于全球生产价值链下技术创新对外贸出口结构的影响，尝试通过构建模型推导分析科技创新对改善国际分工地位的积极效应，并实证检验我国科技创新对价值链视角下出口结构优化的影响，探讨通过科技创新转变我国外贸发展方式的路径。

二 理论模型的构建及推导分析 (一) 理论模型构建

国际分工已步入产品内分工模式。一个生产流程包括多个生产价值增值阶段，所形成的价值链主要可以划分为三个环节：一是研发设计、复杂核心零部件生产阶段(简称研发阶段)；二是原材料供应、加工组装和简单零部件生产阶段(简称加工组装阶段)；三是品牌营销、品牌塑造及生产性服务环节(简称品牌营销阶段)。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阶段和品牌营销阶段属于生产价值链高端环节，而具有低附加值的加工组装阶段属于生产价值链低端环节。生产价值链各个环节通过产品内国际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合理分布，以充分利用各国的要素禀赋差异，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成本和提高生产效率(唐海燕等，2009)。世界各国要素禀赋存在差异，发达国家资本充裕、技术水平相对较高，而发展中国家资本稀缺、技术水平相对较低；发展中国家低技术劳动力相比高技术劳动力要充裕，而发达国家正好相反。从价值链成本曲线来看(见图 1)，在生产价值链低附加值阶段发展中国家生产成本c_u相对较低(具有相对优势)，而在生产价值链高附加值阶段发达国家生产成本c_d相对较低(具有相对优势)，所以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发展中国家往往位于低端环节而发达国家则位于高端环节。

本文参照Feenstra和Hanson(1995)、涂颖清(2010)等的研究构建数学模型，并参照一般性假设，设定：(1)生产一种产品需要投入两种生产要素：资本K和劳动力L，从技术水平角度对劳动力进行分类，技术水平较高的为高技术型劳动力L^h，技术水平较低的为低技术型劳动力L^l；(2)高技术型劳动力和低技术型劳动力的工资分别为w_i^h和w_i^l，资本单位投入报酬为r_i；(3)产品生产价值链上存在不同生产增值阶段t∈[t₀, t_n]，即要素投入阶段^①，要素投入阶段t₀代表初始研发设计阶段，要素投入阶段t_n代表品牌营销阶段；(4)假设不同要素投入阶段t，投入的单位高技术型劳动力为a^h(t)、单位低技术型劳动力为a^l(t)，投入的高技术型劳动力为L^h(t)、低技术型劳动力为L^l(t)以及资本为K(t)。

要素稀缺性决定其价格和供求，如果用下标d和u分别表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般情况下r_d < r_u，w_d^h/w_d^l < w_u^h/w_u^l。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价值链上高附加值阶段的生产成本处于相对劣势(成本相对较高)，而在低附加值阶段具有生产成本相对优势(成本相对较低)。因此，产品生产价值链上各不同增值阶段分工于不同国家，进而形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要素投入以及中间产品进出口。对于每个要素投入阶段t的生产函数采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到生产工艺、能源消耗等技术水平的影响，用A_i表示生产技术水平，α和β分别表示要素产出弹性系数，得到生产函数表达式为：

$ x(t)=A_{i}\left[\min \left(\frac{L^{\prime}(t)}{a^{l}(t)}, \frac{L^{h}(t)}{a^{h}(t)}\right)\right]^{\alpha}[K(t)]^{\beta} $

经济学中生产要素供给与其价格(报酬率)正相关，如果高技术型劳动力工资上升，而低技术型劳动力工资相对下降，那么低技术型劳动力将努力通过培训学习等途径，向高技术型劳动力转化，显然高技术型劳动力和低技术型劳动力的供给量就出现一增一减情况，数学公式表示为L_i^l′(w_i^h/w_i^l)≤0，L_i^h′(w_i^h/w_i^l)≥0。低技术型劳动力向高技术型劳动力转化，一方面是受到高工资水平的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受到国家经济产业发展升级的需求影响，劳动力技术水平与企业生产产品所处价值链位置是相互影响制约的。本文主要关注企业生产技术水平，一般而言生产成本与生产技术水平成反比，所以处于生产价值链上国家i在投入要素阶段t生产单位产品的最小成本函数为：

$ c_{i}\left(w_{i}^{h}, w_{i}^{l}, r_{i}, t, A_{i}\right)=A_{i}^{-1}\left[(\alpha / \beta)^{\beta/(\alpha+\beta)}+(\alpha / \beta)^{-\alpha /(\alpha+\beta)}\right]\\\left[w_{i}^{l} a^{l}(t)+w_{i}^{h} a^{h}(t)\right]^{\alpha /(\alpha+\beta)} r_{i}^{\beta/(\alpha+\beta)} $

假设生产函数为不变报酬的柯布—道格拉斯函数，国家i生产单位产品最小成本函数为：

$ c_{i}\left(w_{i}^{h}, w_{i}^{l}, r_{i}, t, A_{i}\right)=A_{i}^{-1} \alpha^{-\alpha}(1-\alpha)^{-(1-\alpha)}\left[w_{i}^{l} a^{l}(t)+w_{i}^{h} a^{h}(t)\right]^{\alpha} r_{i}^{1-\alpha} $

(二) 模型推导分析

在生产价值链成本曲线上，c_i(w_i^h, w_i^l, r_i, t, A_i)在t∈[t₀, t_n]上为连续函数，假设t_d是要素投入成本最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当t_d≤t≤t_n时，由t逐渐增大，企业生产过程就是从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阶段逐渐过渡到品牌营销等高附加值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高技术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逐渐增加，而使用的低技术型劳动力投入量则相对逐渐减少，即∂c/∂t≥0，∂a^l(t)/∂t≤0，∂a^h(t)/∂t≥0；当t₀≤t≤t_d时，由t逐渐增大，企业生产过程就是由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阶段逐渐过渡到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使用的高技术型劳动力和资本投入量逐渐减少，低技术型劳动力投入量则相对逐渐增加，即∂c/∂t≤0，∂a^l(t)/∂t≥0，∂a^h(t)/∂t≤0。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充裕度、技术水平和劳动力素质不同，在产品价值链上的同一要素投入阶段生产单位产品的成本不同，形成两条交叉的价值链成本曲线(见图 1)。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价值链上的成本曲线具有相对较大的斜率，与发达国家的成本曲线存在两个交点t₁和t₂，交点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最小生产成本相等c_u=c_d。就整个生产价值链而言，选择较低成本的结果就是，两段高附加值阶段(研发设计阶段、品牌营销阶段)在发达国家生产，而中间低附加值阶段(加工组装阶段)在发展中国家生产。对最小成本函数c_i进行求导，并且两边除以最小成本c_i，可以得到：

$ \frac{\mathrm{d} c_{i}}{c_{i}}=\frac{\alpha a^{l}(t) \mathrm{d} w_{i}^{l}}{w_{i}^{l} a^{l}(t)+w_{i}^{h} a^{h}(t)}+\frac{\alpha a^{h}(t) \mathrm{d} w_{i}^{h}}{w_{i}^{l} a^{l}(t)+w_{i}^{h} a^{h}(t)}+\\(1-\alpha) \frac{\mathrm{d} r_{i}}{r_{i}}+\frac{\partial c_{i}}{c_{i} \partial t_{i}} \mathrm{d} t_{i}-\frac{\mathrm{d} A_{i}}{A_{i}} $

在点t₂处，c_u=c_d，对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所求的dc_i/c_i相等，所以得到：

$ \begin{array}{*{20}{l}} {{\rm{d}}{t_2} = {{\left({\frac{{\partial {c_u}}}{{{c_u}\partial {t_u}}} - \frac{{\partial {c_d}}}{{{c_d}\partial {t_d}}}} \right)}^{ - 1}}\left[ {\left({\frac{{{\rm{d}}{A_u}}}{{{A_u}}} - \frac{{{\rm{d}}{A_d}}}{{{A_d}}}} \right) + B} \right]}\\ {B = \frac{{\alpha {a^l}(t){\rm{d}}w_d^l}}{{w_d^l{a^l}(t){\rm{ + }}w_d^l{a^h}(t)}} + \frac{{\alpha {a^h}(t){\rm{d}}w_d^h}}{{w_d^l{a^l}(t) + w_d^h{a^h}(t)}} + (1 - \alpha)\frac{{{\rm{d}}{r_d}}}{{{r_d}}} - \frac{{\alpha {a^l}(t){\rm{d}}w_u^l}}{{w_u^l{a^l}(t) + w_u^h{a^h}(t)}}}\\ {\quad - \frac{{\alpha {a^h}(t){\rm{d}}w_u^h}}{{w_u^l{a^l}(t) + w_u^h{a^h}(t)}} - (1 - \alpha)\frac{{{\rm{d}}{r_u}}}{{{r_u}}}} \end{array} $

dA_u/A_u和dA_d/A_d分别表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变化，两者之差就是技术水平变化差异。为判断dt₂的变化情况，要分析其系数正负值。由于c_u=c_d，系数∂c_u/∂t_u≥∂c_d/∂t_d，系数符号为正。因此，如果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提高快于发达国家，即dA_u/A_u大于dA_d/A_d，点t₂向右延伸，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该产品生产价值链上由加工组装阶段向品牌营销阶段升级，即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同样可以证明，当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提高快于发达国家，即dA_u/A_u大于dA_d/A_d，判断dt₁变化，点t₁向左延伸，说明发展中国家在该产品生产价值链上由加工组装阶段向研发设计阶段升级，也就是从低附加值环节向高附加值环节升级。

三 中国出口结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和变量说明

一个国家出口产品结构取决于要素禀赋结构。要素禀赋影响出口结构的主要路径包括资本投入、技术创新、人力资本(郭浩森，2013)，同时也取决于一国发展战略(林毅夫等，1999；邸玉娜，2013)。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 \ln E X S=a+b \ln T E I+c \ln F D I+d \ln H U C+e \ln T O D+\varepsilon $

其中，EXS表示出口产品结构；TEI表示技术创新；其他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FDI、对外开放度TOD、人力资本HUC；ε为随机误差项。为消除数据异方差影响，本文模型中的指标数据采用自然对数形式。

关于因变量出口结构变量EXS。许多研究者对出口产品结构指标进行了探讨，根据郑展鹏(2010)、郭浩森(2013)等研究可以归纳为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通过测算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来界定产品归类，从而分析出口产品结构；第二种方法主要是根据出口产品要素密集度和相关分类标准来确定产品属性，从而确定出口产品结构。第二种方法较为常见，而且Lall(2000)等的研究方法曾被联合国贸发会议采用。本文基于生产价值链视角分析出口结构变化，来探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前述模型推导已经证实科技水平提升将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产品生产价值链上由加工组装阶段向品牌营销阶段和研发设计阶段的升级，显然这是在此阶段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比重提升变化的结果，本文把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作为衡量中国出口产品结构的指标。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中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将0—4类产品定义为初级产品，5—9类定义为工业制成品，其中工业制成品中5、7两类可被视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6、8两类可被视为劳动力密集型产品。

关于自变量技术创新TEI。在已有研究中对技术创新的指标有不同选择，本文考虑到技术创新有自主创新和技术引进两种方式，而且是研究目标，因此选择R&D经费内部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两个变量来检验，分别用TEI^d和TEI^f代表。

关于其他控制变量。开放经济体中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产业资本投入及其发展具有直接影响，进而决定其产品出口结构，本文选择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FDI作为资本投入变量。利用进出口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来衡量对外开放度TOD，实际上这也是外贸依存度指标，一方面可以衡量一国开放度，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映外贸活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力资本HUC以受教育程度指标来代替，计算方法是不同学历层次对应的受教育年限与该学历层次对应就业人口占当年总就业人口的比例的乘积之和。

(二) 计量分析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UNCOMTRADE)、国研网数据库以及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等；根据数据可获得性和完整性确定分析时间为1990—2013年，相关数据根据汇率换算并消除物价上涨因素和统一量纲。

1 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本文首先对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检验方法采用ADF法，分析软件为Eviews6.0，采用AIC准则确定时间序列模型的滞后项。表 1的结果显示时间序列数据lnEXS、lnTEI^d、lnTEI^f、lnFDI、lnHUC、lnTOD在5%显著性水平下接受原假设，而各时间序列的一阶差分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原假设，即一阶差分后数据具有平稳性。

ADF法平稳性检验结果显示lnEXS、lnTEI^d、lnTEI^f、lnFDI、lnHUC、lnTOD为I(1)的单位根过程，满足协整检验的要求，本文采用Johansen极大似然估计法，对变量lnEXS、lnTEI^d、lnTEI^f、lnFDI、lnHUC、lnTOD进行协整关系检验。表 2检验结果显示，lnEXS分别和lnTEI^d、lnTEI^f以及其他变量之间在5%显著性水平下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进行建模回归分析。也就是说，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国出口结构变化，与中国R&D经费内部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同时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其他因素也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协整关系分析仅证明了出口结构与技术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并未指出变量之间的影响方向。本文利用基于VAR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检测出口结构与R&D经费内部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之间的影响关系。由表 3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可知，在10%显著性水平下lnTEI^d和lnTEI^f都是lnEXS的格兰杰原因，也就是说代表中国科技创新的变量R&D经费内部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都是中国出口结构改善的格兰杰原因。

2 回归分析

本文根据计量模型分别针对lnTEI^d、lnTEI^f以及两者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各方程拟合度较好。为检验分析结果的稳健性，回归模型Ⅱ比模型Ⅰ增加lnFDI、lnHUC、lnTOD等控制变量进行回归。lnEXS与lnTEI^d回归结果显示，中国R&D经费内部支出与出口结构变化呈正向关系，R&D经费内部支出增加，推动了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改善了我国价值链上的产品出口结构。lnEXS与lnTEI^f回归结果显示，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与出口结构变化呈正向关系，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增加，有助于改善我国价值链上的产品出口结构，验证了上述因果关系检验结论。

增加控制变量的模型Ⅱ回归结果支持上述分析结论，其中代表外部资本投入的外商直接投资和代表开放经济环境变量的对外开放度均支持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特别是在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上对外开放度发挥相对更大作用。人力资本变量系数为正，但是未通过t检验，其作用不明显，可能的原因是我国教育改革对不同学历层次受教育人员和年限统计的影响较大，还未发挥出人力资本应有的作用。lnEXS与lnTEI^d、lnTEI^f同时回归结果与上述结论基本相似，拟合度有进一步提高。对比同样代表科技创新的变量系数，R&D经费内部支出相比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在改善价值链上出口结构方面发挥了更大作用。

本文为了进一步检测回归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根据《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专项“高技术产品、工业制成品、初级产品的进出口贸易额”中高技术产品数据，把“高技术产品占总额比例”作为出口结构衡量标准进行回归分析，其结果支持上述分析结论(见表 5)。

我国2001年加入WTO后出口额和贸易总量呈快速增长之势，并一直持续到2008年，其中出口额从1990年620.91亿美元增长到2008年14306.93亿美元；2009年之后随着全球经济复苏开始步入新的增长通道，出口额从2009年12016.46亿美元开始恢复增长至2013年22090.07亿美元。我国出口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出口结构也在不断优化，初级产品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近10%下降到2013年的4.9%，工业制成品出口占比从2001年的90%上升至2013年的95%，其中高技术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从2001年的17.5%上升至2013年的29.9%。我国出口结构优化获得了国内研发投入、科技创新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的支持，相关指标的变化基本呈一致趋势。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1991年为150.8亿元，2001年为1042.49亿元，2013年已经高达11846.59亿元；其他可以代表我国科技创新的指标也说明这一时期研发投入所取得的成效，例如，国内外三种专利申请授权数1991年、2001年和2013年分别为24616件、114251件和1313000件，国外主要检索工具收录我国论文总数1991年、2001年和2012年分别为11783篇、64526篇和394661篇。与此同时，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1991年、2001年和2013年分别为43.66亿美元、468.78亿美元和1175.86亿美元，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1991年、2001年和2012年分别为34.5923亿美元、90.91亿美元和433.64亿美元。上述统计数据及其相近的变化趋势，都从直观上支持本文的回归结果。

四 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科技创新对出口结构的影响，并据此探讨中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构建理论模型推导证实了科技创新有助于发展中国家在生产价值链上由加工组装阶段向品牌营销阶段和研发设计阶段升级，科技创新对转变外贸发展方式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对我国出口结构优化与科技创新等决定因素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验证了模型推导结论，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占比与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和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存在稳定关系，且后两者是我国生产价值链上出口结构改善的重要正向原因。本文的研究还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放度均支持出口产品结构优化升级，但人力资本的正向作用不确定。在当前外部需求降低、内部经济模式亟待转型等新情况下，我国外贸发展方式有待进一步转变，有鉴于此，本文结合上述研究，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积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实现“优进优出”的外贸新格局。我国通过对外贸易全面融入全球生产价值链，国际分工地位显著提升，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已经位居世界第一，但还未从贸易大国转变为贸易强国。中国外贸要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外贸发展方式转变可以产生技术进步效应、产业结构动态调整效应、资源配置效应、经济波动风险减缓效应等多重效应，这些效应与经济发展方式存在联动机制；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推动产品结构的升级以及服务贸易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不断发展，而先进的科技创造力弥补短缺资源的生产力，推动资源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需要优先转变外贸发展方式(汪素芹，2014)。技术进步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也是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模式演进的首要驱动因素，本文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都说明科技创新对我国价值链地位提升和出口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我国R&D经费内部支出相比国外技术引进合同金额在改善价值链上出口结构发挥了更大作用，因此，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还有潜力可挖。我国作为开放经济体不仅要积极发挥自主创新的能力，同时还应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充分利用国际先进科学技术的溢出效应，有选择地进口紧缺先进技术、关键设备和重要零部件，由此不仅推动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而且实现产品、技术、服务“全产业链出口”的“优出”目标。

第二，探索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实现国际新标准下的出口结构优化。本文协整分析结果证实，我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额在总出口额中所占比例与科技创新、外商直接投资、对外开放度、人力资本等多个因素存在长期稳定关系。推动外贸发展方式转变既需要处理好各影响因素之间的协调关系，同时又需要抓住重点升级。面对制造业4.0改变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挑战和机遇，我国可以规避传统产业中相比国外企业不具优势的行业，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着力构建自己主导的全球产业价值链，目前启动的“一带一路”以及高铁、航空行业已经具有很好的引导和示范效应。美、欧、日主导的国际贸易新规则对环境标准提出新要求，而我国出口产品中高能耗、高污染产品占比较大，有可能遇到的新贸易壁垒会进一步削弱我国出口成本优势；由于受到土地、劳动力、环境等资源要素的压力，国内一些劳动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开始向东南亚转移，挤占了我国外贸份额。我国经济发展受到的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增强，在转变外贸发展方式的过程中需要特别重视环境资源标准下的出口结构优化，因此需要发展低碳产业、加强低碳产品出口竞争力，其关键就是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低碳转型。我国应该加大清洁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开发，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引导FDI进入到国内低碳行业；加快相关制度建设，实施环境税政策、提高环境规制强度，通过碳税等环境规制手段促使企业技术创新，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产品结构绿化，提升出口产品国际竞争力(李秀珍等，2014)。

第三，着力优化人力资源配置，发挥人力资本对科技创新和外贸转型的核心作用。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是推动我国低附加值出口贸易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当前我国劳动力成本持续提高，这符合产业结构升级对中高技术水平劳动力需求增加的实际情况，也是较高教育程度和专业技术熟练劳动力增加的反映。人力资本积累可以通过多个途径改善外贸出口结构，即可以替代物质资本数量和普通劳动数量，提高劳动和资本生产率；可以促进科技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增产作用；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促进集约式增长；可以推动物质资本、技术和劳动协同发展，获得提高生产的外部性(郭浩森，2013)。但是，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我国人力资本对出口结构的支持作用还未充分体现出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支持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条件发生变化。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长期增长的最核心资源，经济“新常态”需要劳动力市场的改革和创新能力与生产效率的改进(陈玉宇，2014)。中国需要通过发展教育和促进“干中学”进一步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一方面需要继续加大教育投入，比如加强基础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另一方面需要尽快建立一个全国一体化、具有较大灵活性和较强功能性的劳动力市场，有效率地优化配置劳动力资源，比如调整原来限制劳动力市场配置效率的法律、户籍制度，构建更符合市场规律的收入分配制度。只有人力资本及其配置不断与产业结构转变下企业新需求迅速进行配对、吻合、互相促进，才可以提高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推动我国外贸发展方式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