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大师朱熹与丞相王淮之间，因朱熹弹劾唐仲友及王淮反“道学”之事，故世人多着眼于他二人间之交恶纷争，甚至认为朱、王之“关系自始即如冰炭不相入”，^①而对两人此前颇有些密切的交往却关注不多。为此，笔者据朱熹致王淮的书信以及相关史料来考证朱、王两人之交游始末，以就正于方家。

王淮(1126—1189)，字季海，婺州金华(今属浙江)人。登绍兴十五年(1145)进士第。淳熙二年(1175)，除签书枢密院事，历同知枢秘院事、参知政事、枢密使，八年拜右丞相兼枢密事，拜左丞相。以观文殿大学士出判衢州，改提举洞霄宫。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四，^②谥文定。《宋史》卷三九六有传。

朱熹与王淮二人当初识于乾道四年(戊子，1168)间。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载：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饥，予居崇安之开耀乡，知县事诸葛侯廷瑞以书来属予及其乡之耆艾左朝奉郎刘侯如愚曰：“民饥矣，盍为劝豪民发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刘侯与予奉书从事，里人方幸以不饥。……及秋，徐公(知建宁府徐嚞)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阁东阳王公淮继之。是冬有年，民愿以粟偿官贮，里中民家将辇载以归有司，而王公曰：“岁有凶穰，不可前料。后或艰食，得无复有前日之劳，其留里中而上其籍于府。”刘侯与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请于府曰：“山谷细民无盖藏之积，新陈未接，虽乐岁不免出倍称之息贷食豪右，而官粟积于无用之地，后将红腐不复可食。愿自今以来，岁一敛散，既以纾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即不欲者，勿强。岁或不幸，小饥则弛半息，大祲则尽蠲之，于以惠活鳏寡，塞祸乱原，甚大惠也。请着为例。”王公报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龙图阁仪真沈公度继之。^③

据《宋史·王淮传》，王淮“除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因论事得罪执政钱端礼，而“出淮知建宁府，改浙西提刑”。^④而《宋史·孝宗纪一》载，乾道元年六月“乙酉，诏恭王府直讲王淮倾邪不正，有违礼经，可与外任”。^⑤又《宋史·宰辅表四》载钱端礼于隆兴二年十一月自兵部尚书，除签书枢密院事，寻兼权参知政事，乾道元年八月罢。^⑥可知王淮罢秘书少监兼恭王府直讲，出知建宁府，待次三年，而乾道七年十月十一日改任浙西提刑，八年十一月初九日改除大常少卿；而前任浙西提刑任文荐于乾道“七年六月二十六日除秘阁修撰，改差知建宁府”。^①可推知王淮约在乾道七年(1171)初任满离建宁府。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云，朱熹在此期间所建议之救荒之策，“王公报皆施行如章”，看来其二人之荒政之见颇为相合，关系当亦甚为融洽。

王淮离任建宁知府以后，其与朱熹之联系情况未见史料记载，而现见两人交往的最早史料乃朱熹淳熙六年(1179)之《与王枢密札子》，略曰：

熹申谢常礼，已具公函，候问勤诚，又见前幅，不敢复有陈及，以慁钧听。唯其区区之鄙怀，则有不得不为执事言者：熹伏自铅山拜领钧翰之赐，开譬详悉，爱念良厚，遂不敢复请，谨已力疾来见吏民。违负初心，已积惭愤，而闲放之久，遽从吏役，触事迷塞，复有血指汗颜之羞。加之伉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虽欲抑而为之，念已不入时宜，不忍徒变所守，辄复慨然自废。计此孤危，窃恐未及引去之间，而已有或击之者。虽欲夙夜究心，询求民瘼，为此一方除深锢之害，兴久远之利，以副圣上特达之知，群公荐宠之意，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托潘郎中、袁寺丞面禀。若蒙矜念，早赐宛转，使得先骇机之未发而去之，则熹之受赐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②

朱熹于淳熙六年正月下旬启程赴知南康军任，二月四日抵铅山候命，十四日复上状请祠，三月省札趣任，遂行，于三月三十日至南康，交接郡事；五月致书宰执请祠，不报。^③即朱熹《与袁寺丞书》所云“今行年五十，……到官两月，思归之情不能自閟，……熹亦已有书恳诸公丐祠”。^④《与王枢密札子》即朱熹“恳诸公丐祠”诸书之一。据《宋史·宰辅表四》，此时王淮正官枢密使。

据《与王枢密札子》“熹申谢常礼，已具公函，……不敢复有陈及，以慁钧听”，知朱熹于启程赴任前后尝致书王淮；《札子》中又云“熹伏自铅山拜领钧翰之赐，开譬详悉，……遂不敢复请，谨已力疾来见吏民”，知朱熹于铅山候命时收到王淮回信，“开譬详悉”，乃劝说朱熹前往南康军赴任。因任官一事，深感“违负初心，已积惭愤，而闲放之久，遽从吏役，触事迷塞，复有血指汗颜之羞”，朱熹再次上状请祠，未报，故又致书王淮，请“早赐宛转”，施以援手，以遂其请。故推知此《札子》当撰于是年五、六月之际。

至淳熙七年(1180)正月初，朱熹复上《乞宫观札子》请祠，不报，^⑤故稍后再次致书王淮，请王淮“开陈”转圜。其《与王枢使札子》略云：

熹……至此将及一年，凡所施为，虽不敢不竭愚虑，而所见乖谬，动失民和，四方士友贻书见责者，积于几阁不知其几，而前件陈克己者尤其详尽。其间历数缪政，无一可者。迹其所闻，皆有实状。……窃以为此非奸民猾吏流言飞文之书，乃出于相爱慕来问学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缴连陈献。若蒙钧念，得以徧呈东府两公，庶几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为开陈，亟赐罢免，或如前两札所请者，则熹犹可以不重得罪于此民，而此邦之人犹可以安其生业，而免于流亡死徙之患，不胜幸甚。^⑥

据《宋史·宰辅表四》，此时王淮仍为枢密使，丞相为赵雄，参知政事为钱良臣，即此《札子》中所称之“东府两公”。因文职官员任免之权在相府(东府)，然朱熹自觉与“东府两公”关系较疏，致祠禄之请未得允准，遂又致书旧交王淮，“若蒙钧念，得以徧呈东府两公，庶几有以察熹前言之非妄者，早为开陈，亟赐罢免”。因《札子》中云及“至此将及一年”，故书推知其约淳熙七年春中。

淳熙八年(1181)三月，朱熹南康任满，除提举江西常平公事，待次；四月中罢郡抵家。^⑦八月，右丞相赵雄罢，枢密使王淮拜右丞相。^⑧其“时以荒政为急，淮言：‘李椿年老成练达，拟除长沙帅，朱熹学行笃实，拟除浙东提举，以倡郡国。’其后推赏，上曰：‘朱熹职事留意。’淮言：‘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民被实惠，欲与进职。’上曰：‘与升直徽猷阁。’”^①即淳熙八年九月，因宰相王淮荐，朱熹改除提举浙东常平公事。对于王淮举荐朱熹的原因，余英时先生以为此乃王淮欲完成“进贤报上”之承诺，却又一反此前宰执如陈俊卿、龚茂良、史浩等举荐朱熹进入中央，借口“荒政”而“把他安排在浙东地方上”，即通过强调“修举荒政，是行其所学”此一表面上入情入理的“说词”，而实质“是有意将他挡在权力中心之外”。^②然从朱、王两人此前交游情况上看，此说似不确。自乾道四年秋至七年初，王淮知建宁府期间，据朱熹《建宁府崇安县五夫社仓记》所载，对于朱熹所行之救荒措施，王淮还是颇为赏识的。朱熹于淳熙六年至八年知南康军时所行荒政，也得提举江东常平尤袤推行于江东诸州：

臣昨任南康军日，适值旱伤，深虑检放搔扰下户，偶有士人陈说，乞将五斗以下苗米人户免检全放，当时即与施行，人以为便。本路提举常平尤袤遂以其法行之诸郡，其利甚博。近日经由信州，则闻玉山一县亦得检官如此措置。^③

而当时浙东地方灾伤甚重，据朱熹所言，其绍兴一府“八邑，余姚、上虞号为稍熟，然亦不及半收。新昌、山阴、会稽所损皆七八分，嵊县旱及九分，萧山、诸暨水旱相仍，几全无收。……民情嗷嗷，日甚一日，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预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兼自秋来，卖田拆屋，斫伐桑柘，鬻妻子、货耕牛，无所不至，不较价之甚贱，而以得售为幸。典质则库户无钱，举贷则上户无力，……鱼虾螺蚌久已竭泽，野菜草根取掘又尽，百里生齿饥困支离，朝不谋夕。其尤甚者，衣不盖形，面无人色，扶老携幼，号呼宛转，所在成群，见之使人酸辛怵惕，不忍正视。其死亡者，盖亦不少”。^④由此可知王淮向孝宗举荐朱熹提举浙东常平，乃是欲借助朱熹的救荒经验，以修举浙东荒政，赈济灾民，故楼钥《王公行状》有“旱势既广，力赞荒政，……知南康朱熹擢浙东提举，以为郡国之倡”之语，^⑤而周必大《与朱元晦待制》也云及朱熹“前已试活人之手于千里，今又扩而充之，及于列城，斯民幸甚”。^⑥故朱熹也因此原因，一改其此前每得一官任即屡上奏状辞免的做法，于九月二十二日得到改除提举浙东常平之“尚书省札子”以后，即刻拜命，并请赴行在奏事。^⑦

是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朱熹奏事于延和殿，然后前往浙东赴任赈济。^⑧十二月癸卯朔，“官出南库钱三十万缗，付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振粜”。^⑨对此三十万缗官钱，束景南先生以为针对朱熹估计至少需要三百万缗赈灾款项，此三十万缗“无异于杯水车薪”，又云宋孝宗“可以拿出千万贯的国库钱孝敬”宋高宗，“却吝啬到只用无名官告、度牒和官会凑了三十万贯给朱熹了事”，^⑩只是敷衍。但据《宋史·孝宗纪》，此时赈济灾民，多取“权免税役”、“蠲积年逋负”、“蠲减租赋”等措施，如淳熙七年“江、浙、淮西、湖北旱，蠲租，发廪贷给，趣州县决狱，募富民振济补官”，八年二月“诏去岁旱伤州县，以义仓米日给贫民，至闰三月半止”；或将地方上供朝廷之钱粮截留部分以备赈济，如乾道四年七月“以经、总制余钱二十一万缗椿留邛、蜀州，以备振济”；五年十月“命饶、信二州岁各留上供米三万石，以备振粜”。而出内库钱以赈济灾民之记载，除此番朱熹外，仅见隆兴二年九月“以久雨，出内库白金四十万两，籴米赈贫民”。同时，面对此次浙东灾伤，宋廷还于淳熙八年七月因“绍兴大水，出秀、婺州、平江府米振粜”，八月又“诏绍兴府诸县夏税、和市、折帛、身丁、钱绢之类，不以名色，截日并令住催”，直至年底“出南库钱三十万缗”给新浙东提举常平朱熹以“振粜”之。可证宋廷实对朱熹此番浙东之行甚为重视。

淳熙九年(1182)正月十四日，朱熹至婺州金华县，奏劾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因朱熙绩为王淮乡人，故朱熹于十六日又上书王淮，云：

熹昨日道间已具禀札。到婺偶有豪民不从教者，不免具奏申省。闻其人奸猾有素，伏想丞相于里社间久已悉其为人，特赐敷奏，重作行遣，千万幸甚。^①

虽未见处置朱熙绩之记载，但朱熹奏劾知衢州李峄不修荒政，仍得到处理：是年“二月十三日，知信州李峄罢新任。以监察御史王蔺言其昨知衢州，浙东提举朱熹按其检放不实，峄诡言与熹有隙，陈乞回避，故有是命”。^②然而此类奏劾，大多未见朝廷准允，加上不少赈济措施，往往遭到“抑却”、“稽缓”，由此朱熹与王淮之间关系遂渐趋紧张。故至六月八日，朱熹再次致书宰相王淮，言语颇为激烈，有云：

去岁诸路之饥，浙东为甚，浙东之饥，绍兴为甚。圣天子闵念元元之无辜，倾囷倒廪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内帑之藏以补其不足，德意之厚，与天同功。熹于是时惫卧田野，而明公实推挽之，使得与被使令趋走之末。仰惟知遇，抚己惭怍。然自受任以来，夙夜忧叹，恐无以仰承圣天子之明命而辱明公之知于此时也，是以不惮奔走之劳，不厌奏请之烦，以尽其职之当为者，求以报塞万一。而乃奏请诸事多见抑却，幸而从者，又率稽缓后时，无益于事。……至其又甚者，则遂至于按劾不行，反遭伤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晓然，使人愤懑，自悔其来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于今。……惟明公深察其言，以前日迟顿宽缓之咎自列于明主之前，君臣相誓，务以尽变前规，共趋时务之急，而于熹所陈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则熹虽衰病不堪吏役，尚可勉悉疲驽，以备鞭策。至其必不可支吾而去，后来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绪葺理整顿，仰分顾忧。如其不然，则熹之愚昧衰迟，固不能为此无面之不托，而其狂妄，将有不能忍于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罢其官守，解其印绶，使毋得以其狂瞽之言上渎圣聪，则熹也谨当缄口结舌，归卧田间，养鸡种黍，以俟明公功业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终之厚赐也。情迫意切，矢口尽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③

随即朱熹巡历入台州，六上状奏劾前知台州唐仲友贪污不法事。因唐仲友乃王淮姻亲，故朱熹“章三上，王淮匿不以闻”，朱熹“论愈力”，王淮“度其势益炽，乃取(朱熹)首章语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辩疏同上，曲说开陈，故他无镌削，止罢新任”。^④即八月“十七日，知台州唐仲友放罢。以浙东提举朱熹按其催科刻急、户口流移故也”。^⑤十八日，夺唐仲友江西提刑新命而改除朱熹，^⑥不久又除朱熹直徽猷阁以为“推赏”。^⑦自然朱熹“以为是蹊田而夺之牛，辞不拜，遂归”。^⑧此后朱熹、王淮二人再无交往，王淮“乃擢陈贾为监察御史，俾上疏言近日道学假名济伪之弊，请诏痛革之。郑丙为吏部尚书，相与叶力攻道学，熹由此得祠。其后庆元伪学之禁始于此”。^⑨

对于朱熹为浙东提举时上宰相王淮二书，明陈敬宗以为朱熹“亦值岁饥，绳治婺之豪民”，故“兹二事俱已入奏讫，复此具札祈扣之至者，冀其亟赐俞允也。而淮视之漠然。亦有唐仲友者，与淮同里闬，为姻家。仲友知台州时，贪盗淫虐，蓄养亡命，徽国(朱熹)按得其实，章凡十上，淮皆匿之。徽国论之益力，至于不得已，始取初章与仲友所自辨者杂进，竟脱仲友重谴。观此则二札诚妄投也，岂徽国一时昧于知淮者哉？”^⑩朱熹“岂徽国一时昧于知淮者”之说，实因其昧于朱熹、王淮二人交游始末而致此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