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论及晏殊，往往只说他善写小词，乐于提携后进，但政治上平庸，甚至圆滑，一生仕途顺利，富贵显达，养尊处优。故而虽公认晏殊词写得好，却被认为是“无病呻吟”。实际上，如果不为“太平宰相”、“富贵显达”等先入之见所蒙蔽与误导，了解晏殊的生平，我们就不难看到，晏殊一生也曾经遭到三次贬谪，可谓“屡遭拂逆”，而且他“赋性刚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珠玉词提要》)，具备一个政治家应有的品德，而绝非人云亦云、圆滑处世的官场老手。正因为对晏殊历来存在着不该有的偏见、误解，对他在庆历新政以及庆历兴学等方面的历史评价，存在着严重的不公；相应地，对他的文学创作成就的评述也仅仅局限于词的创作，而对其词作的评价也更因为对其人的评价之不公而存在着严重的误读与偏见。而历来对晏殊评价有失公允与对晏殊政治品格、仕宦经历之曲解、误解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如下几个问题作必要的厘清，并由此对其作品的评价问题谈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首先是关于晏殊的仕宦经历是否一生“富贵显达”、“仕途顺利”的问题。
近现代学界对晏殊的评价，比较早的如：
“莫话匆忙，梦里浮生足断肠。”(《采桑子》)……“所惜光阴去似飞。”(《破阵子》)此类词句，在《珠玉集》中，随处可见。皆无沉挚的感情，实与真正叹光阴易逝、伤聚散无常者有异，盖同叔于富贵得意之余，念百年之易尽，欢愉之难再，偶生愁绪，辄见之于词。但究系一瞬的感觉，不能久占心灵，故表现于文学上者亦不充实，不深刻，徒令人读之生厌，故可谓之无病呻吟也。①
作为词学界较有影响的学者，此一对晏殊的评价影响甚广。对此，台湾学者郑骞在其《成府谈词》一书中做了针锋相对的批评：
《珠玉词》清刚淡雅，深情内敛，非浅识所能了解，近人遂有讥为“身处富贵无病呻吟”者。不知同叔一生，亦曾屡遭拂逆，且与物有情而地位崇高性格严峻，更易蕴成寂寞心境，故发为词章，充实真挚，安得谓之无病呻吟！文人哀乐，与生俱来，断无作几日官即变成“心溷溷面团团”之理。为此语讥同叔者，吾知其始终未出三家村也。①
但对晏殊的偏见依然没有破除，新出的选本中说他“一生的经历相对平稳，他虽然有过贬谪但并不长”，②此说显然与事实不符。
第一，晏殊也是多次被贬，可谓“屡遭拂逆”，一生贬谪外放长达大约十六年。晏殊真宗时代仕途相对比较顺利，而在仁宗朝，虽然一度位极人臣，贵为宰相，但也几经贬谪。据晏殊年谱可知，晏殊第一次贬是在天圣五年(1027)，“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坐以笏击其仆、误折其齿罢，留守南京。”③虽然第二年就被召拜御史中丞，但毕竟也是一次不小的政治打击。第二次贬谪在明道二年(1033)四月，章献太后三月崩，晏殊撰写志文，因没写明李宸妃是仁宗生母而罢参知政事，以礼部尚书知亳州。此次外放直到宝元元年(1038)自陈州召还，长达五年之久。最后一次外放是在庆历四年(1044)九月，晏殊被弹劾罢相，外放颍州等地，历时长达十年之久。直到至和元年(1044)六月，才因病被仁宗恩准回京。回京半年后即病逝。纵观晏殊一生，从十四岁被举神童踏入官场始，差不多有五十年的仕宦生涯，但外放时间也长达十六年，有将近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贬谪外放之中。
第二，晏殊真正作为宰相仅有一年半时间。据《宋宰辅编年校录》卷五，“仁宗庆历二年”晏殊“自枢密使、授检校太尉、依前行刑部尚书、同平章事。”④但还不是宰相，是“枢相”，北宋前期，“枢相”是指枢密使带“同平章事”或“侍中”官衔的简称，在当时是地位、待遇高于枢密使但低于宰相的特殊枢密使。⑤晏殊拜相是在庆历三年三月，“遂以刑部尚书居相位，充集贤殿大学士，兼枢密使。”⑥直到庆历四年九月罢，在相位仅仅一年半时间，故所谓“太平宰相”、一生“富贵显达”云云，其实与实际情形并不相符。
二其次是有关晏殊的政治品德是否圆滑平庸以及在庆历新政中的历史作用问题。
史传说晏殊“赋性刚峻”，非常切合晏殊一生的仕宦经历，而这一点足可以证明晏殊并非混迹官场的圆滑之徒。虽然晏殊在真宗时代作为一个比较谨慎的近侍深被倚重，但这并不能说明他是个没原则的见风使舵者。在章献太后临朝期间，晏殊就老实不客气地“上疏论张耆不可为枢密使，由是忤太后旨。”张是太后之恩人，而此时仁宗年幼，太后垂帘听政，晏殊上疏无异于以卵击石，受到贬谪更是在所难免。虽然事后不久就被召还，但于此足见晏殊的政治品格以及为人。晏殊之曾孙晏敦复，《宋史》本传谓其“素刚严”，“居右省两月，论驳凡二十四事，议者惮之。复为吏部侍郎”。宋高宗时秦桧为议和，许以高官厚禄，“桧使所亲谕敦复曰：‘公能曲从，两地旦夕可至。’敦复曰：‘吾终不为身计误国家，况吾姜桂之性，到老愈辣，请勿言。’桧卒不能屈。……静默如不能言，立朝论事无所避。帝尝谓之曰：‘卿鲠峭敢言，可谓无忝尔祖矣’。”⑦从宋高宗对晏殊曾孙“鲠峭敢言”、“无忝尔祖”的称扬中可以看出至少一直到南宋的开国皇帝心目中，晏殊是一个正直敢言之士。
关于庆历新政，一般都有这样的认识：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朝对西夏战争惨败。仁宗遂罢去宰相吕夷简，任命富弼、韩琦等为枢密副使，范仲淹、富弼等人综合多年之经验，于九月将《答手诏条陈十事》(即《十事疏》)奏折呈给宋仁宗，作为改革的基本方案。朝廷表示赞同，并颁发全国。一年四个月后，庆历新政失败，范仲淹被贬邓州、杭州、青州。但此概括忽略了晏殊的重要作用。欧阳修在晏殊身后有这样的评价：
公为人刚简，遇人必以诚，虽处富贵如寒士，尊酒相对，欢如也，得一善，称之如己出。当世知名之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等，皆出其门，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天子既厌西兵，闵天下困弊，奋然有意，遂欲因群材以更治，数诏大臣条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权倖皆不便。明年秋，会公以事罢，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①
“务进贤材”，正是晏殊作为宰相之最了不起和最崇高的政治品德。宋代宰相握有进贤选能升降百官的人事调配大权，庆历四年(1044)赵师民上疏：“辅相之本，在于进贤退愚，使中外之任，各当其能，上下之材，咸适其分。”②司马光亦曰：“臣误蒙甄擢，备位宰相，遴选百官，乃其职业。”③可以说，晏殊充分并且很好地运用了宰相之“进贤退愚”、“谨选百官”的人事权，在新政期间起到了非常关键性的作用。
欧阳修对晏殊之罢相，虽然仅仅有这么几句：“会公以事罢，而仲淹等相次亦皆去，事遂已。”但由此可见晏殊之罢相与庆历新政失败之密切关系。
有论者这样认为：
主张实施新政的代表人物范仲淹，核心成员富弼，以及欧阳修等人，或为门生，或为爱婿，他们之间，不只是师生、翁婿的私谊，更主要的是思想政治主张上的相近、相同，自然汇合为一股进步的政治势力。……事实表明，庆历新政期间的人才荟聚，革旧立新主张的实施，都因晏殊政治生涯的升降浮沉而聚散行止，充分显示了他在此期间的重要作用。④
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扛着改革大旗高歌猛进固然是改革派的伟大风范，而运筹帷幄，选贤任能，排兵布局，更是宰相应有之“职业”操守。而改革阵营中人因为欧阳修的外放，以莫须有的罪名弹劾晏殊，则更像是改革派的一次愚蠢的“乌龙”。对此，有论者已经加以辨明：
在庆历新政中，晏殊的态度尤其是在欧阳修外黜一事上的态度多为后人訾议。实际情形如何呢？庆历三年(1043)三月吕夷简罢相，改由晏殊接任。晏殊即着力改造中枢机构，使之面目一新。《晏公神道碑》说他“及为相，益务进贤材。当公居相府时，范仲淹、韩琦、富弼皆进用，至于台阁，多一时之贤。”与此相应的是调整、充实谏院，同时被召还京师入谏院的有欧阳修、余靖、王素三人。蔡襄欣然命笔志贺，写下《喜欧阳永叔、余安道、王仲仪除谏院》一诗，其云：“御笔新除三谏官，士民千口尽相欢。”不久，蔡襄亦以秘书丞入知谏院。晏殊为谏院择贤，第一个选中的是欧阳修。⑤
可见欧阳修不仅仅在天圣八年参加科考时为晏殊拔为第一名，而且在新政期间，晏殊刚一登上宰辅宝座，其就被拔擢为谏官。而当时与晏殊同居相位的章得象，是改革派的反对者，庆历新政中，他对同为反对派的张方平说过：“得象每见小儿跳踯戏剧，不可诃止，俟其抵触墙壁自退耳。方锐于跳踯时，势难遏也。”⑥由此可见章是一个颇有心计之人，更不难想见庆历新政期间在人事进用等问题上，晏殊绝对不可能得到章得象的支持配合，反而要排除来自方方面面包括章得象的阻力。由此，我们更可以想见当年晏殊对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派之支持之难能可贵，在庆历新政中更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晏殊还有一个身份被众多学者普遍忽略，那就是他曾经是真宗任命的太子舍人，而这个太子也就是日后的仁宗。《宋史》卷九《仁宗本纪》载：“(大中祥符)八年，封寿春郡王，讲学于资善堂。天禧元年兼中书令。明年进封升王。九月丁卯，册为皇太子，以参知政事李迪兼太子宾客。癸酉，谒太庙。四年，诏五日一开资善堂，太子秉笏南乡立，听辅臣参决诸司事。”⑦晏殊于真宗天禧二年八月为太子舍人，时年二十八岁：“岁中，迁尚书户部员外郎，为太子舍人。”①史载北宋太宗、真宗不仅仅自己勤奋读书，也均非常注重皇子的教育，太宗曾对毕士安等人说：“诸子长宫廷，未闻世务，必资良臣贤士赞导为善，使日闻忠孝之美。卿等谨恪有行，故兹麟选，宜各勉之。”②由此可知，晏殊所以被真宗选为太子舍人，乃是“良臣贤士”，堪为太子之师长。而晏殊自己对这一段经历也很重视，晚年外放期间见到当年的同事，曾经慨叹：“资善堂中三十载，旧人多是凋零。与君相见最伤情。……帝宸思旧，朝夕奉皇明。”③还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仁宗在作为太子以及即位以后章献太后垂帘听政时期，他的某些思想就很可能受到过晏殊的影响；而庆历新政是自上而下发起的改革，具有仁宗“钦定”之性质。作为一个可能曾经影响过当今皇帝之思想、此时又秉承当今皇帝之旨意之宰相，指挥布局，任命范仲淹等一干改革派，乃是晏殊在当时所担当的重责，鉴于同时为相之章得象对改革所持的反对态度，晏殊作为宰相，独立支持庆历新政，其历史作用不容低估。
而作为有远见之政治家，晏殊运用宰相的人事调配权拥护支持新政，显然并非仅仅出于被动的接受，更不仅仅是执行仁宗皇帝的命令。晏殊对宰相之职能有着充分的认识，他曾有文专论汉人萧望之。④据史传记载，萧望之是西汉宣帝、元帝倚重的大臣，作为汉元帝师傅，元帝即位不久就被赐爵关内侯，任为给事中，元帝还打算任命其为丞相。后被弘恭、石显陷害，冤枉下狱，最后受门人朱云所劝，饮鸩自杀。对此，晏殊显然大不以为然。在晏殊看来，萧望之如果有足够的政治远见，一旦依以为相，则“倘因而斥退奸党，荐延忠直，廓大明之晻翳，恢盛业于悠远；力之不逮，则以死继焉，鸿毛泰山，唯义所归，不其壮欤！”但萧望之却听信门人之劝告，自杀而亡，“为匹夫匹妇之谅，决凶竖之奸计，陷人君于过恶，其不智而无名也甚矣！”从晏殊对萧望之的这一批评之中，我们可以看到，晏殊认为宰相应当“斥退奸党，荐延忠直”。由此，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推论：晏殊在宰相任上尤其新政期间提拔重用范仲淹等改革派人物，乃是一种自觉的政治追求，而绝对不是一个圆滑处世的官场老手的随波逐流。
过去一提到庆历新政，就会提到范仲淹、欧阳修与富弼等，却严重忽视晏殊在新政期间所起到的重要历史作用，甚至把晏殊当成改革派的对立面人物加以指责，如此，既不尊重历史，也严重地影响了对晏殊其人其作的正确评价。
三最后，有必要厘清晏殊与庆历兴学之关系问题。
庆历兴学作为庆历新政之重要内容，一向为学界重视，但一提到庆历兴学，都归功于范仲淹，而对晏殊在北宋所起的崇文兴教的历史功绩确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事实上，受当时时代风气之影响，晏殊在庆历之前就素有尊儒崇教之思想，并且身体力行。史言“兴学自殊始”，乃是事实。
晏殊出生于唐宋时期具有浓重重儒崇教的江西。江西在唐宋时期建有众多的书院，如著名的白鹿洞书院，而比白鹿洞书院早半个世纪的是唐代兴建的位于德安境内的东佳书院。⑤太宗、仁宗以及当时不少宰相名流均有赠诗题咏，另外，奉新华林书院也很有规模。宋初奉行的右文政策，也直接影响了之后北宋朝野崇教兴学之风气。太宗特别注重选人才、兴文教。据载，太宗朝，仅太平兴国二年贡举，录取各科人才总数达五百多人，“薛居正等言取人太多，用人太骤。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⑥
正是太宗以及其后的真宗、仁宗奉行了此一“兴文教，抑武事”之国策，宋初大兴学校、重视教育早已蔚然成风，在晏殊的师友、弟子、门人或者同事之中，也不乏有崇教兴学之思想并且付之于行动者。比如谢绛(994—1039)，以文学知名，与晏殊一样，谢绛早年也得到过翰林学士杨亿之青睐，并且得到过他的举荐。谢与欧阳修、梅圣俞、尹洙等(这些都是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重要人物)或交游或共事多年，经常在一起切磋学问，酬唱诗词，游览名山。天圣中，谢绛迁礼部员外郎，而天圣八年春正月，命资政殿学士晏殊权知礼部贡举。由此推论，谢绛可能与晏殊一度也共过事，在崇教兴学这一点上，与晏殊堪称“同志”。谢绛所至之处，“大兴学舍”。谢绛后通判河南府时，修建国子学，亲自执教，远道来学者达数百人。从梅尧臣等诗歌作品中还可以看到谢绛游视府学，尊儒重教、劝学励进。①晏殊作为较早跻身仕途，在真宗、仁宗两朝不无影响的人物，与当时北宋文坛之诗文革新运动，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我们可以从其与梅尧臣等人的交往以及相互的影响中寻找佐证。
欧阳修作为后起的文坛领袖，兴复古道，倡导诗文革新，曾经受到了好友梅尧臣、尹洙等人的影响。而梅尧臣一样受知于晏殊，“庆历六年，梅……取道颍州回许昌任内，这时晏殊罢相，以工部尚书知颍州。他见到梅后，极力推奖，相互多有唱和。”②而梅尧臣之叔父梅询(964—1041)，作诗以“平淡”为上，对他的侄儿梅尧臣影响很大。而梅询也可能与晏殊一度共过事。梅尧臣受知于晏殊，也可能与其叔父是晏殊的同事又有相近的文学爱好与主张有关。③有关晏殊与庆历兴学之关系，还有必要弄清他与北宋“书院之始”以及与之相关的“兴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有人问“本朝道学之盛，岂是衮缠？”朱熹答：“亦有其渐，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如山东有孙明复，徂徕有石守道，湖州有胡安定，到后来遂有周子、程子、张子出。”④说范仲淹是宋代理学之先驱，有一定道理。而要说关于“兴学”是始于范仲淹，则值得商榷。
余英时先生在谈到尹洙的《岳州学记》时说：“此《记》撰于庆历六年，所述‘诏诸郡置学官’事是庆历变法中的一项重要政策，出于范仲淹‘复古劝学，兴学校’的建议。诏书则颁于四年三月乙亥。”⑤
很明显，在余先生看来，庆历变法之有关“兴学”始于范仲淹之建议。对余英时有关“宋学”观点提出质疑与修正之李存山，在此一问题上也认为：
关于宋代的“书院之始”，王夫之认为始自宋真宗“诏赐《九经》”。实际上，宋代书院的兴起是始于范仲淹执掌南都府学，尤其是始于范仲淹推行的庆历新政。《宋史·晏殊传》载：“(晏殊)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朱熹编《三朝名臣言行录》卷一一记：“文正公门下多延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与公从游，昼夜肄业……”这正说明，“宋初三先生”乃是范仲淹门下的“贤士”，他们因得到范仲淹的激励、奖掖和提携，才成为宋代复兴儒学的前驱。⑥
李存山显然同意余英时关于“庆历兴学”始于范仲淹的观点，他进一步强调了范仲淹对北宋初期理学“三先生”之影响，由此更加强了“兴学自范仲淹始”之论点。而笔者以为，此一流行观点也尚须辨析。虽然我们不能说北宋的“书院”教育始于晏殊，但说始于范仲淹，也与史实不符。欧阳修说过：
庆历四年，天子开天章阁，与大臣讲天下事，始慨然诏州县皆立学，于是建太学于京师，而有司请下湖州，取先生之法以为太学法，至今为著令。①
确实，宋朝于京师建立太学，于各州县普遍建立学校，推广胡瑗的“苏、湖之法”，并且改革了科举考试的内容和评判的标准，乃是自庆历新政始。“兴学校”也确实是庆历新政的主要内容之一：庆历四年甲申(1044)，“甲戌(十二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孙甫……合奏曰：……”②范仲淹也确实很重视兴学，庆历五年，范仲淹邠州担任知州，上任三天就视察庙学，做出改建的决定。见《邠州建学记》。李存山还认为：“庆历新政时期包含‘古文运动’的内容，此即范仲淹在《奏上时务书》中首言的‘救文弊’，此书作于天圣三年(1025)，比尹洙、欧阳修、石介等投入古文运动‘至少要早十年’。”③范仲淹的兴学之功固然值得肯定，但晏殊在庆历甚至庆历之前的兴学以及对于“古文革新”的历史功绩也不容抹杀。
晏殊于天圣三年年底因上疏得罪章献太后，外放至应天府。《宋史·晏殊传》载：
数月，改应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④
欧阳修亦曰：
留守南京，大兴学校，以教诸生。自五代以来，天下学废，兴自公始。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天圣八年礼部贡举。⑤
这里说得非常明白：“天下学校废，兴学自殊始。”范仲淹虽然比晏殊年长两岁，虽然也早有兴学之思想，但在天圣年间，远无晏殊之地位高、影响大，其兴学之功，也远无晏殊之大。
天圣五年(1027)，三十九岁的范仲淹守母丧于南都应天府，晏殊为南京留守，邀仲淹掌应天府书院，同时执教者还有王洙(997—1057)、韦不伐(978—1051)等人。⑥范仲淹素有兴学之思想，在应天府初识晏殊，就与晏殊一拍即合。而晏殊则充分利用自己的政治地位，延请范仲淹、王洙等为教习，大力崇教兴学，此一举措远在庆历新政之前，相当具有远见卓识。一方面，晏殊作为“太子舍人”，以及以后的皇帝近臣，也可能对仁宗的复古崇学以及推行改革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晏殊是庆历新政中的关键人物之一，他秉承仁宗之旨意，本着一贯的执政理念，为新政做了至关重要的人事安排，给予了范仲淹等改革派强有力的支持，也为庆历兴学做了必要的准备与推动。
天圣六年十二月，范仲淹守丧期满，经晏殊推荐，召为秘阁校理，跻身馆职。欧阳修《又论馆阁取士札子》尝云：“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⑦可见这一次荐拔对于范仲淹日后之成名以及登上宰辅之路，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如果没有晏殊的识拔，范仲淹也许难有日后的作为与大名。也正因为此，范仲淹日后对小自己两岁的晏殊终身以“门生”事之：
公以晏元献荐入馆，终身以门生事之。后虽名位相亚，亦不敢少变。庆历末，晏公守宛丘，文正起南阳，道过特留，欢饮数日。其书题门状犹皆称门生；将别投诗云“曾入黄扉陪国论，却来绛帐就师资”之句，闻者皆叹服。⑧
不仅仅如此，晏殊于天圣八年知礼部贡举时，举欧阳修为第一。庆历新政期间拔擢欧阳修为谏官，这些也是非常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事件，于此可见晏殊超凡之识见。此年晏殊还有《乞举人增试策问奏天圣八年八月十二日》：
唐有明经举人并试策问，盖欲验其所业本经大义，以参度性识，然后入官政。今诸科人，既无策问，但能记诵，不经师授，非所以求人任官之意，乞自今经终场试后，量问策一道，以合旧规。①
这道奏章要求举人考试增加“问策”一道，这与范仲淹天圣三年(1025)在《奏上时务书》中首言的“救文弊”之主张相一致。虽然晏殊的奏章要晚好几年，但三十三岁的范仲淹于天禧五年(1021)，调监泰州西溪盐仓，直到天圣三年秋天，因发运副使张纶推荐，才知兴化县事。而上书还在天圣三年的四月，应该还在泰州西溪盐仓任上。而晏殊则已经是“召拜御史中丞，改兵部侍郎，兼秘书监，资政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知天圣八年礼部贡院”。作为进士主考官，晏殊此时在朝廷上下所起的作用，对崇教兴学以及文体文风变革之影响，显然远在范仲淹之上。而范仲淹的作用及其影响，则是在经过晏殊的多次提携，登上高位之后才真正得以发挥。
再者，改革进士科考制度，实际上已经是当时朝廷上下之共识。晏殊的主张很可能受到前辈名臣马亮等人之影响，在晏殊的文章里，有一篇《马忠肃公亮墓志铭》，就是为宋初名臣马亮[太平兴国五年(980)登进士第，于天圣九年(1031)去世。]而作。马亮曾言“上言诗赋小才，不足观士，愿先策论，以擢优长”。②由此可见，北宋初建议朝廷以策论作为科考内容，不仅仅是晏殊、范仲淹的改革主张。
而天圣年间晏殊已经有很成熟的宗经重教之思想，他对经典之重视，对韩、柳古文之高度评价与提倡，从他给日后成为他女婿的富弼以及同事范雍的书信中一再得到了佐证：
某少时闻群进士盛称韩柳，茫然未测其端。洎入馆阁，则当时隽贤方习声律，饰歌颂，诮韩柳之迂滞，靡然向风，独立不暇。自历二府，罢辞职，乃得探究经诰，称量百家，然后知韩柳之获高名为不诬矣。迩来研诵未尝释手。若乃扶道垂教，划除异端，以经常为己任，死而无悔，则韩子一人而已，非独以属词比事为工也。如其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其人也。彼韩子者，特以纯正高雅，懔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耳。必也兼该氾博，驰骛奔放，则非柳之敌，况他人哉！③
天圣八年，范仲淹劝富弼“当以大科名进”，弼应试中制科。此信写于天圣八年之后、富弼刚入仕途之时。很值得晏殊研究者重视的是，对韩、柳从“盛称”到被“诮”，所反映的正是宋代真宗景德、祥符中盛行昆体、轻视韩、柳的文坛风尚。晏殊早年，作为受西昆派主将杨亿赏识的年轻士子，自然也不能不受当时“习声律，饰歌颂”风气之影响，直到外放之后，晏殊才有机会认真研读并提倡韩、柳之文。从以上书信中可见，作为一代文宗，晏殊对韩、柳散文之评价也侧重于“扶道垂教”、“宪章骚雅”。
而晏殊对韩、柳两人之评价，柳明显高于韩。晏殊评价柳：“祖述坟典，宪章骚雅，上轹三古，下笼百氏，极万变而不哗，会众流而有归，适然沛然，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高度且非常具体地论述了柳之成就，较之于论韩“特以纯正高雅，懔然无杂，乃得与之齐名耳”，区别很明显。
夏承焘先生有关晏殊年谱有如此一条：
《景迂生集》(六)：报通叟同年兄示柳侯庙诗有云：“文坛兴旧学，诗价重东坡。”上句注云，“子厚文集因晏公乃大备”。案四库提要：柳宗元集在宋时已有四本，其一为晏元献家本。云“因公大备”，则必非传刻而已。④
由此可见，晏殊很可能为柳宗元集在宋代的整理、刊刻与传播起了极其关键的作用，“子厚文集因晏公而大备”。夏承焘先生在按语中进而认为，晏殊对于柳集，应该不仅仅是一般的“传刻”。也许晏殊在外放过程中，对柳宗元的被贬，感同身受，因而对其诗文在认真研读、不无共鸣的基础上，大力誉扬并且做了重要的整理与刊刻。因为晏殊在当时政坛与文坛之地位，此举对柳集的传播，影响甚广。一直到东坡被贬海南，随身所带的除了陶渊明集，还有柳宗元的集子，这个柳集，也很可能就是东坡太老师晏殊刊刻的这个本子。
而晏殊这一可谓还算“及时”的反省与认识，他对韩、柳尤其是对柳宗元的高度评价以及推尊，应该会极大地提高韩、柳在北宋文坛之影响，为欧阳修等人在以后继承并发扬韩、柳古文运动之传统起到积极的先导作用。而且，作为礼部的主考官以及当时政坛、文坛的重要领袖人物，晏殊的好尚与主张，对兴复古道、改变文风，在整个北宋文坛之影响不可估量。①
再看晏殊给其同事的书信，更可以看到晏殊重视文教、兴复古道乃是其有意识的积极追求，其《答枢密范给事书》曰：
殊闻之于师曰：经者，世之典常也，无典常则制不立；学者，人之砥砺也，无砥砺则器不备……然则生民以来，钜圣大贤未有舍夫学者。西汉中叶，儒教尤盛，公孙弘、董仲舒用经义决朝廷大政，绰有风采……降及东汉，兹道弥笃。唐柳冕有言：“西汉尚儒，明于理乱，是以其人智；东汉尚章句，师其传习，是以其人守名节。”此其效也。前代为学，迭相师授，是以圣人之旨无不坦明……则知《文选》、《汉书》尚行教授，经坟大典可废讲乎？殊尝窃志兹说，以悟朋从。至于倡导儒风，恢崇教本，虽有素蕴，不能及也。②
范给事，即范雍，天圣六年迁枢密副使，丁母忧，起复，迁给事中。③此信大概应该写于范于天圣六年丁忧结束回到朝廷、晏殊主持礼部进士考试之时。从信中可知，“倡导儒风，恢崇教本”，乃是晏殊之“素蕴”，也就是说，这是晏殊很久以来一直想要倡导的一种有着明确目标的有意识的追求。而他提倡韩、柳古文，也正是实现这一追求的重要内容。
概而言之，晏殊在庆历兴学之前，大力崇教兴学，还利用自己进士主考官之要职，在天圣期间就着力倡导儒风，提倡韩、柳古文，奖拔人才，改变一代士风文风，对日后欧阳修、梅尧臣等人的诗文革新运动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而在庆历新政期间，更是利用宰相之人事调配权，大力拔擢范仲淹、欧阳修等改革的中坚人物，为庆历新政以及作为新政重要内容之一的兴学，作了必要的不可或缺的人事安排与政治上强大而有力的支持。作为一代文宗，晏殊更以大量的创作实践，在诗、文、词多方面的取得了不凡的成绩，为当时文坛以及后学做出了重要的示范。
四以上笔者对晏殊之政治品德以及他在庆历之前、新政期间，在政治、文教等方面所起的重要的历史作用做了必要的说明。而有关对晏殊其人其作的评价，尚有几个问题需要厘清：
首先要辨别的是，晏殊词并不能代表晏殊创作的最高成就。
史言晏殊“文章赡丽，应用不穷，尤工诗，闲雅有情思，晚岁笃学不倦”，④确非虚誉。晏殊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其次是诗歌，最后才是词。“晏相国，今世之工为诗者也。末年见编集者，乃过万篇。唐人以来所未有。然相国不自贵重其文，凡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之酬和。”⑤
而之所以晏殊以词名世，有以下两个因素：一个原因是，晏殊的诗文大多已经失传，仅仅存留了为数不多的作品，已经难以看到晏殊创作之全貌。很有讽刺意义的是，在晏殊作品里最不重要的词，既为他在文学史上赢得了大名，也为他身后招来了种种误解、曲解甚至是污蔑。另一个原因是，历来受“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元曲等)观念之影响，造成了宋词为宋代文学“一代之胜”的不当认识，对此，有学者认为，就文学史实而言，在宋代常见的诗、文、词三种文体中，无论繁荣发达还是代表性都与词无缘。宋词虽取得了宋诗、宋文无法替代的成就，却始终没有占据“一代之胜”的历史地位。宋词不及宋诗、宋文，以词掩盖诗、文之成就是后世“一代有一代文学”论之严重不足。①这也是造成晏殊词掩盖其诗文成就之一大原因。
其次，要认识到宋词在当时其实依然还是“小道”、“诗余”。在此认识前提下，把晏殊词放在历史的坐标轴上加以相对客观的考察，才有可能做出相对公允的评价。
这个问题也要分两个方面来看：
一方面，至少在北宋，词还是受到正统士大夫轻视的文体，魏泰《东轩笔录》(五)记载：
王荆公初为参知政事，间日因读晏元献公小词而笑曰：“为宰相而作小词可乎？”平甫曰：“彼亦偶然自喜而为尔，顾其事业岂止如是耶！”时吕惠卿为馆职，遽曰：“为政必先放郑声，况自为之乎！”②
虽然王安石自己也作词，但对一度作为宰相之晏殊大量作词，显然并不以为然。而在晏殊自己，虽然留下“北宋倚声家初祖”这样的美誉，但在他看来，词其实依然是小道、诗余，被他称之为与歌妓歌唱舞蹈一样的某种才艺，所以他称自己作词为“呈艺”：
嘉宴凌晨启。金鸭飘香细。凤竹鸾丝，清歌妙舞，画呈游艺。③
确实，晏殊有不少词只是在日常宴饮，小聚或娱乐中的消遣，也不无花间风格。“从两宋词的基本内容而言，艳词仍是主要的，‘词为艳科’是宋人普遍意识到的。”④这是一种普遍的文学风尚，也与应歌这一词体的主要功能有关，浙西派代表朱彝尊在《紫云词序》中认为：
昌黎子曰：欢愉之言难工，愁苦之言易好，斯亦善言诗矣。至于词或不然，大都欢愉之辞工者十九，而言愁苦者十一焉耳。故诗际兵戈俶扰，流离琐尾而作者愈工；词则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此学士大夫并存焉而不废也。⑤
也正因为词“宜于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所以，在宋代直到清代的大量的文字狱中，尚未发现因作词而被告发被弹劾的案例。如苏轼，在“乌台诗案”后不敢以诗文鸣不平，而是大量作词，以词抒写自己的心声性情，也正是词体不受当时文坛以及政坛重视的一个重要的旁证。有人如此批评初期的文人词：
就初期的文人词(不包括民间词)看，写风花雪月，写儿女私情，写生活细节，写一时感触，很少接触到有关国计民生或其他具有社会意义的问题。一般的封建文人都把词看成是“艳科”、“小道”，有许多不能公开的情事，就利用词这一形式表达出来。例如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等做了不少大事业的人，就有和他们的事业绝不相称的、具有“绮罗香泽之态”或者“绮怨”的小词流传下来。⑥
这个批评，确实指出了早期文人词的不足，但从当时词体所赋有的主要是应歌、“宴嬉逸乐，以歌咏太平”这样一种功能而言，上述的批评显然是无视历史事实的一种苛求。
另一方面，虽然词在北宋依然是“小道”、“诗余”，但从文人士大夫染指词体开始，在词的创作中，又不免寓有士大夫之胸襟、学问、人品，甚至不无政治托意。晏殊词也不例外。
晚唐五代词人如李煜，在词里大量抒写亡国之痛，已经将伶人之词变成士大夫之词，而他之前的冯延巳，是晏殊有意师法之前辈词人，虽然后世对其人品多有非议，但对他的词则历来有着极高的评价。冯词所达到的境界，他着意创造的迷离含蓄的意境，并且在词中抒怀，甚至不无政治托意，也为晏殊所吸收继承，如《山亭柳》(家住西秦)、《临江仙》(资善堂中三十载)都不无政治失意之复杂感受。晏殊词之风格，也因为善学冯延巳而很少描写具体之情事，而是着意抒写内心细微深幽之复杂感受，表现得比较含蓄隐晦，因而令人难以确解。但读者只要用心体悟，则不难感受到其中深藏的情感意绪。如《浣溪沙》等一类词，其中也蕴含有深沉的人生感叹，甚至不少词中有着生离死别的深刻伤痛，但正因为有上述种种认识上之偏见，却往往被认为只是富贵显达者事事顺心之余的“无病呻吟”。
再与其同时代的词人相比，如王禹偁，在诗、文、词创作领域都有很高的成就，作为晏殊之前辈与文坛领袖人物，晏殊受其影响也在情理之中。王禹偁存世的唯一一首词《点绛唇》：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阑意。①
这首小词，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独特景色，抒写游子的乡愁，写得委婉细致。而“征鸿”意象之运用，以及“凭阑”“凝睇”之词人自我形象之刻画，一般认为其中不无怀才不遇之感，因而被认为不同于一般的艳词，历来评价不俗。
再看晏殊的《诉衷情》：
芙蓉金菊斗馨香。天气欲重阳。远村秋色如画，红树间疏黄。
流水淡，碧天长。路茫茫。凭高目断，鸿雁来时，无限思量。②
全篇写景，境界阔大，笔笔含情，字里行间流溢出一种难以言传的遐思。据夏承焘《二晏年谱》，③此词当作于仁宗宝元元年，词人时年四十八岁，外放知陈州任内。此年五月前被召还再次受到重用。而写作此词时，晏殊也还处在政治上失意时期，同样用了“鸿雁”意象，所以，在创作背景、意象运用以及思想意蕴之表达等方面来看，上述两首词都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值得受到应有的重视。(有关对晏殊词的重新认识，笔者拟另文专论，此不赘。)
综上所述，我们以为，对于晏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能只以其词来加以考察，而要全面顾及其遗留下来的仅有的诗文作品；而论其词，也要考虑到词体本身在北宋文坛之实际情况，更要联系晏殊其人之政治品德，以及晏殊词作中既有花间樽前流连光景之作，又有一个政治家之情感寄托等多重复杂因素，进而对晏殊其人以及文学创作尤其是词的创作，做出客观、全面而又公允的评价。过去对晏殊词的批评，有不少是建立在对其生平以及思想之误解乃至曲解之上，由此得出的结论，与晏殊创作之实际成就不符，其评价存在着偏差与不公。因此，笔者对学界流行的对晏殊生平经历之片面认识甚至误解，以及对其在庆历新政以及北宋兴学、诗文革新运动等一系列重大政治、文化事件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作了必要的厘清，以期还晏殊以本来面貌，抛砖引玉，希望学界给晏殊这么一个历史人物以一个相对公正、客观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