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①在历尽史上最艰难最黑暗的岁月之后终于从日本人控制的“牢城”中解放出来，上海和全国各地一样顷刻之间变成了狂欢之海。
重庆的军队进城了。欢呼的人群排着队向他们的英雄们致意。港口复苏了。当飞机在头上盘旋时，汽船拉起了响笛，烟花爆竹与咆哮的引擎共鸣，所有的人都奔来看新到的部队。日本人输了。他们知道这个，也表现得不错。他们的士兵默默地站在岗位上配合维持秩序。
他们的四周是胜利的中国，仅在日本大使馆上面还飘扬着“太阳旗”。渐渐地，日本人和士兵们从街景中消失了。他们的商店关门了。日本人不见了。他们的大使馆关闭了。他们会滚蛋：日本人滚回日本！美国青年、英国青年、上海姑娘们，加油吧！他们在加油。每一家夜总会都客满。生活从天亮开始，永不衰落。谁在乎军队管制？战争已经胜利了。保卫和平！对任何一个世纪来说，两场世界大战已经太多。
美国、英国、中国、俄国这每四种旗帜中都有一面在窗户或房顶上飘扬。集中营的大门打开了，牢房的门打开了。城里到处建了牌楼。到处是蒋介石威武的委员长画像。飞机飞行在上海的上空，这银色的大乌能预示灾难，此刻它们象征着和平。美国人来了。旅馆里充满了忙碌的生机和欢乐。①
这是一场来之不易的艰难胜利，为了庆祝这一世界性和历史性的胜利，陪都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日(即9月3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并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令全国各地一体遵行。上海随即成立“上海市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并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筹委会办事处，具体负责上海市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后因盟军、国军及上海市行政负责人于胜利日尚未抵沪，上海的“祝胜”大典遂改到10月10日与双十节合并举办。庆典在跑马厅举行，场面与气氛之热烈，前所未有。这是上海在租界收回、市政统一之后首度举办的全市性“祝胜”大典，也是上海市首次以国家的名义举办的旷世盛典。本文即以上海为中心，依据相关档案和报刊资料，对这一盛典的筹备、举办的具体过程略作钩沉，并藉此讨论庆典与政治之关系。
一 民间自发的欢庆狂潮日本占领时期的上海有一个家喻户晓的代用语：“天亮”，指代抗战的最后胜利。但这个代用语的流行反衬的却是上海在那段水剩山残的“惊心”岁月里的严酷现实。傅葆石在他那本出色的著作《灰色上海》中曾对这个现实做过精当的分析：
由于政治压迫和物资匮乏，上海被拖入了“黑暗世界”之中，这个世界充满无尽的恐惧、贫穷、不确定和痛苦。在日据的45个月里，上海变成了真正的地狱。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完全失控，囤积和黑市交易繁荣；大规模的失业伴随着饥饿的蔓延，生存的焦虑成为上海的生活方式。正如一位幸存者写道，“除了人命以外什么都贵”。1942年夏天是三十年来最热的一个夏天(气温高达103华氏度)，高温造成了伤寒症和霍乱的流行，从这时开始上海被无法控制的物价上涨所折磨。与此时相比，孤岛时期的经济困难看上去微不足道。以1936年为参照点，日用品价格指数表明了一个反差巨大的跳跃，从1941年12月的1500元到1942年6月的2910元，再到1944年7月的400000元，再到1945年8月上海解放时的660000元。到占领结束前夕，要花10000元洗一个热水澡，花8000元看一场京剧，但这都是“奢侈的事情”，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最大的威胁是食品价格的上涨。特别是1944年和1945年，根据统计，粮价分别是战前价格的600和65000倍。②
在日军的占领和统治之下，这座亚洲头号的世界之都变成了“步步荆棘的恐怖世界”，开埠以来欧美列强在上海建立的权力结构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导的“集团非正式帝国”秩序被日本炮制并由日本独霸的所谓“东亚新秩序”所取代。外侨中的嫌疑者被拘禁到监狱，“敌国及敌性国”侨民被押送到集中营，犹太难民被集结到隔离区，上海不受管制的非日本籍外国侨民就只剩下轴心国公民、俄罗斯人(白俄、红俄，还有俄国犹太人)，以及一些亚洲人(印度人、菲律宾人等)。上海已被日本“除去敌性”，而被“除去敌性”的上海，实际上等于被抽掉了国际化的内核，仅存一副“国际都市”虚幻的外观③。所以，当胜利终于来临，人们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尽情宣泄八年来饱受的屈辱、苦难与冤抑！从5月8日德国战败投降到8月10日日本乞降，从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到9月2日日本在“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再到9月9日日军在南京向中国投降，这些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迈向最后胜利的每一个历史性时间节点，都曾激荡出民间自发的如山洪暴发般澎湃的欢庆狂潮。
1945年5月2日，苏联红军突入柏林，希特勒自杀。8日，德军宣布向盟国无条件投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以德军彻底失败而告结束。消息传来，世界各地人民举行狂热庆祝，人们齐集街头歌唱、跳舞、狂奔，以各种能够想到的形式欢庆胜利，伦敦、巴黎、莫斯科、纽约、华盛顿等地的庆胜场面尤为热烈。中国陪都重庆，蒋介石特地设宴招待盟国军官，庆祝欧战胜利。这一天，沦陷区的上海自然也是一派欢庆气氛。德国无条件投降，同时意味着苏联卫国战争的彻底胜利，因此，当天夜晚更成了上海俄侨的“狂欢之夜”。陶菊隐在《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一书中写道：
5月8日这一天，上海人民沉浸在一片狂欢的气氛中。南京路上，霞飞路上，人上堆人，灯火一片；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此时上海未圈禁的外侨，只有白俄和无国籍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有的挽臂游行，有的当街跳舞，人人精神焕发，个个笑逐颜开。什么灯火管制，什么防空演习，都不在上海人的眼下了。日本宪兵也都蜷伏在巢穴里不敢露面了。
霞飞路金神父路一带本是白俄集中的小天地，当天晚上，他们从家里走出来，成群结队地在马路上跳起华尔兹舞来，有的则醉酒高歌，不知唱的是什么怪曲子，而马路对面就是国泰大戏院和驻沪日军的最高司令部。马路上拥挤不堪，连日本侵略者的军用卡车也通不过，而站在路旁的日本哨兵，却呆若木鸡，对此不敢过问。①
虽然欧洲战场结束，“战争只结束一半”，亚洲战场仍激战正酣，但盟军攻克柏林，德国无条件投降后，盟军开始集中力量“与日本作战”，所有关心战局的人都已心知肚明，日本的失败已为时不远。此后，盟军空军不断将炸弹带到日军盘踞的汉口、南京、上海、广州及各交通线，向沦陷区人民宣告：“天快亮了”！对上海而言，美国B-29轰炸机在城市上空的频繁出现，黄浦路2号的苏联领事馆外沿外滩悬挂的展示欧洲战况的地图，都在强烈预示战局的逆转。随着战事的推进，上海街头各种来路的小道纷传：“美国军队要登陆杭州湾”，“我们的军队已在进攻了”，“日本人准备退出中国”……这些消息并不准确，但却如同“黑暗世界”的一束光芒，点亮了沦陷区人心中的希望②。
然而，对于日本而言，战局愈不利就愈疯狂。尽管美军已将战线推进到日本本土，但被狂热军头宰制的日本却仍在“从根基开始动员”，实施所谓“一亿玉碎”的自杀式“本土决战”计划。美国8月6日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美国又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日本军事形势已四面楚歌，陷入绝境。在这种情况下，8月10日，极度惶乱的东京终于向中美英苏四国发出“乞降照会”, 表示“接受中美英三国领袖于1945年7月26日在波斯坦所发表，其后经苏联政府赞成的联合宣言所列举的条款”。当天17点35分重庆盟军总部获悉此讯，随即向中国方面通报。日本乞降，预示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结束。这个消息透过电波和各种“号外”迅速传遍全国，传遍世界。全世界亲历过战争荼毒和洗礼的人民，尤其是经过八年苦战的中国人民，莫不热血沸腾地欢呼胜利，以连夕的狂欢庆祝这个“庄严而光荣的历史时刻”。舒宗侨在战后不久推出的一本画史中，非常恰当地把这一天世界各地自发的庆祝称作“全世界狂欢”。中国抗战最早，被难最深重，牺牲最惨烈，因此更是举国若狂，欢歌达旦：
日本乞降的消息像电一般传遍世界，从东方到西方，从地面到天空，从后方到前线，从各国自由区到沦陷区，从一国的当局到一般的人民，从老年壮年到年轻的孩子，无不为这一消息震动得欢喜发狂。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在下午6时许得到这一消息，立刻全市一百万人发生大骚动，爆竹声、号外声、锣鼓声、广播声和全重庆人的欢呼声响成一片。跳舞厅的音乐队搬到街上演奏，无组织的火炬游行开始在各街头出现，美国兵在各个角落受着热烈的欢呼，一辆吉普车上集着二三十个中国孩子，高叫“顶好，顶好，顶顶好”，商店将商品免费供给市民，都邮街、上清寺、小什子变成人海，人们只有笑、闹、狂呼，不再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人十九都是严肃的，但在这一天晚上，他们也应用了从西方学来的礼节“接吻”，男的与女的，老的与少的，中国人与西洋人。他们彼此握着一双汗手，抱住在街上与屋里团团转，把孩子举到空中，这种狂热、兴奋、喜乐的情形，是中国立国五千年来所没有的。
胜利的捷报，任何人不能自私，消息很快地传到西安、成都、昆明、贵阳、韶关、铅山、兰州以及各战场，所引起的狂热情形，一如战都重庆。尤其是昆明和成都有美国军队的地方，情形更是疯狂，昆明南屏街的热闹情形，造成美国兵到昆明后热闹的最高峰。
在沦陷区中，上海首先得到消息，十月晚间各国人士已在欢喜得发狂，他们不再怕日本人，甚至打起日本人来。其他在全世界各大城市与战场，皆为日本的投降而狂欢，其热烈的程度，实超过重庆。在纽约大广场上数十万人集在一起，会合成一片“人蚁”，—面拿着酒瓶，一面跳着蹦着唱歌，与不认识的男人或女人拥着跳舞和接吻。军人成为宠儿，被群众举到天空，中国军官在伦敦被抬在肩上游行。在战场上，官与兵，不再分将军与下士，相互抱住跳舞、高歌，庆祝人类已重新由法西斯魔鬼手上获得解放。①
陪都重庆的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在广播这一喜讯时，因感情激越，兴奋逾恒，几于不能吐辞。辞毕，告听众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收音机里顿时传来爆竹声、锣鼓声、盟友的“顶好”声，以及万众齐声欢呼“中华民国万岁”、“蒋委员长万岁”之声。这种震耳欲聋的“欢愉之声”，发抒和宣泄的正是苦战八年的郁结之情。当时《新蜀报》记者任浪萍写的一篇报道，标题就叫“像爆炸了的陪都”。曹聚仁和舒宗侨在战后不久合著的《中国抗战画史》中辑录不少当年现场拍摄的各地庆祝抗战胜利盛大场面的照片，作者并为每幅照片写了图片说明，其中为“重庆庆祝胜利大游行”照片写的说明，极为传神地写照了陪都重庆“忽传”日本乞降时的街头情景：“全国对日作战八年，四亿五千万人民心头之积郁，生活所受之压迫，国家与人民之损失，均在此胜利时刻，获得倾泄与安慰。他们和她们欢呼，他们和她们歌唱，他们和她们为中华民族之胜利解放而庆幸。”②
那是一个薄海欢腾、普天同庆的夜晚！据中央社报道：“成都、贵阳、西安、沅陵、昆明、恩施等地民众无不欢喜若狂，兴奋情绪达于极点，各报号外市民抢购一空，竞相传阅，鞭炮大作，欢声四起，昆明青年学生更在街头高唱国歌，沅陵市民并自动火炬游行，交织成一片胜利交响曲。”延安也同样如此，新华通讯社收听到日本乞降的电讯后，整个延安顿时一片欢腾。干部、群众、战士、学员们自发地扎起火把，从垴畔、窑院走出来，汇成一条条火龙游进延安城。
而在沦陷区的上海，日本乞降消息首先从苏联侨民中传出，然后迅速传遍整座城市，人们不约而同地从四面八方拥向街头，“在川流不息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有些素不相识的人，由于兴奋过度，也情不自禁地打招呼攀谈起来。他们指手划脚地交谈战地消息，谈得津津有味，恍如来自沙场的战斗英雄一样。一直到夜色降临，繁密的星星在穹苍中眨眼，辉煌的灯火吐射着胜利的光芒，街上的人流兀自熙熙攘攘，乐而忘返。这种情况比过大年夜还要热闹得多。”③次日，大小商店均停业一天，庆祝这一迟来的历史性时刻。但上海仍在日伪势力的控制之下，狂喜，却无法尽情抒发。《新华日报》曾以“特讯”的形式报道过上海的这种情形：“十一日晨上海全市国旗飘扬，爆竹之声整天不绝。热闹市区曾有几千人的行列游行示威……市民狂喜中看见敌军，拥上去摘掉他的帽子，以泄多年来含辱忍垢的积愤，因而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引起群众更大的激怒。几小时后，敌伪连忙赶出布告，要市民‘严守秩序’，并派出岗哨监视。到十二日，敌寇并在交通要道架设机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不许市民悬挂国旗，同时伪上海市长周逆佛海等发表‘告民众书’要市民镇静，并声言敌伪军警将采取武装弹压，以维持治安，更使上海人民愤怒无已！”当天南京日军总部还发布了一份声明，声明杀气腾腾地说：“最近流言风行，无知之徒随声附和，殊深遗憾。本军不论战局如何转变，决以严明之军纪，向击灭骄敌之途迈进。如曲解军方真意，于治安上有不良行为或冒渎日本军威者，当予以最严厉之处置。”①
其实，8月10日日本乞降时，战争并未结束。8月11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代表中美苏英四国正式回复日本，接受日本投降。8月14日，日本天皇召集御前会议，最后决定接受波斯坦宣言，并致电中美英苏四国接受无条件投降。电文称：
关于接受波茨坦条款之八月十日发出之日政府通告及八月十一日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所发之中关英苏四国政府回答，日政府对四国政府通告如次：
(一)天皇已颁发关于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之诏书。
(二)天皇准备对其政府及大本营授予实施波茨坦宣言及各项规定所必需之签署权限。又天皇准备对一切日本国陆海军机构及在此机构指挥下的一切军队为停止战斗行为，移交武器及实施上项各条款，颁发联合国最高指挥官要求之一切命令。②
8月15日上午7时，中美英苏四国同时宣布：日本正式无条件投降。10时，即在日本天皇发表《终战诏书》之前一小时，蒋介石亲到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书》广播演说，其中说：“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正义必然胜过强权’的真理，终于得到了他最后的证明，这亦就是表示了我们国民革命历史使命的成功。我们中国在黑暗和绝望的时期中，八年奋斗的信念，今天才得到了实现。”③当天《大公报》以临时制作的五个特大字和一个超大惊叹号向世界报告：“日本投降矣！”次日又发表以“日本投降了”为题的社论，开头即引杜甫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来表达八年苦战之后胜利终于到来之际中国人民的欣喜若狂。重庆《扫荡报》亦以“伟大日子的降临”为题发表社论激情欢呼：“战争结束了，胜利到来了，千秋史笔将郑重写下这辉煌的史页：中华民国三十四年(西历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十五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同时宣布：日本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向中美英苏四大盟国无条件投降，绵亘八年一个月又八天的民族自由战争乃告结束。”④
这一天，全国各地再掀欢庆的狂潮。傅斯年得悉日本侵略者向盟军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就曾激动地跑到大街失声痛哭；朱自清欣喜万分，“兴奋地走上大街，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整夜”⑤。一直困居上海苦持待晓的张元济在终于盼到了“天亮”的时刻，自然也是兴奋异常。他在致胡适的一封信中说：“弟在此抗战期间，杌陧之甚，殆不堪言。天佑我国，幸闻胜利。此非我国之胜利，实世界人类之胜利也。”⑥
这一天，上海不必再有所顾忌，人们高举中美英苏四国旗帜和领导人的巨幅肖像，与盟军一起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大街上到处是欢庆的人潮，到处是飘扬的盟国旗帜，到处是欢声笑语，到处是凌空飞舞的纸花，欢呼声、爆竹声、锣鼓声、汽笛声和飞机的引擎声，交汇成狂欢的胜利交响。场面之热烈绝不亚于陪都重庆和革命圣地延安。
而对那些被日军关押在上海集中营中的“敌性国”侨民和被赶入虹口隔离区的犹太难民而言，日本无条件投降，则更让他们喜极而泣，永志难忘！事隔数十年之后，当他们回忆起那个胜利的时刻，依然如数家珍，历历在目。曾被关押在龙华集中营的“上海女孩”白丽诗(Betty)回忆说，她和她的难友是从1944年11月开始看到“胜利的曙光”。他们看到美军飞机在集中营上空低空飞过去轰炸龙华机场。飞机带着巨大的轰鸣，从头顶擦过，人们甚至看见飞行员向他们挥手，人们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但真正让他们感到已胜利在望则要到1945年4月。六十年后，白丽诗仍清晰地记得龙华集中营的难友们从盼望胜利到迎来胜利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
1945年4月的一天，难友们突然发现，美国飞机在碧空蓝天不时排成V形队列低空掠过。Betty甚至都能以肉眼看到飞机尾部留在蓝天的久久不散的白烟。
“看呀，大家过来看呀。那是什么？”
“那不就像个V字母吗？”
“对，是V。但那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Victory，胜利呀。”
确实，美国飞机在向集中营的同胞们传递联军在欧洲战场获胜的捷报！
难友们兴奋无比。不过，对何时可以重获自由，仍心中无数。不久，又辗转传来联军在菲律宾告捷的消息。但对这些被日本当局关押在集中营的西侨，生活，只是更显难熬。不仅如此，各式谣言满天飞。有的说，他们会被转移至内地；也有说，在盟军登陆前他们会被全部就地枪毙。
到了8月，和平的讯息已传遍全营。人人欢欣鼓舞，振奋无比。1945年8月15日，在Betty母亲的日记本上这样写着：“中午时分，瑞士方面接管了集中营，这最终证实战争结束了。天亮了！熬出头了。下午7点，全体难友在室外露天作了感恩礼拜。在我家所在的F楼屋顶上，六面国旗迎风招展：美国、丹麦、英国、中国、比利时、苏联。难友们都涌到屋顶上欢聚，直到半夜。天是那样蓝！月亮是那样明亮——一切是那么好！那么好！”
第二天，大家都走出平时戒备森严、不可越雷池半步的大门。走在窄窄的煤屑路上，感觉真好。为了享受好久未曾享受到的一种心情，Betty全家甚至在一个高高的可以望得到黄浦江的小坡上野餐。
接下来的几天，成百上千的人从上海赶来这里看望劫后余生的老友们，大家相拥而泣。营内处处可见到这种催人泪下的场景。①
终于自由了，在集中营度过整整八百个暗无天日的日子后，白丽诗和她的难友终于重获自由，大家都有一种“劫后余生”之感。回忆中，白丽诗还特别提到自己在龙华集中营被关押两年多后第一次踏出集中营大门时的情景：“我跨出去，又跨进来，再跨出去，再跨回来……这样反复了许多次，我自由了，我可以自由进出了。”②
集中营里的“敌性国”侨民如此，虹口隔离区里的犹太难民又何尝不是如此！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犹太难民瑞娜·克拉斯诺(Rena Krasno)为我们讲述了在“经历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后”那个欣喜若狂的时刻：
1945年8月11日，电话铃响了，父亲的朋友伏洛佳高兴地对我喊道：“和平了！和平了！”其他电话也接踵而来。人们极度兴奋，讲话也不连贯了。杰克从虹口隔离区来我们家，告诉我们最新消息：犹太难民把各种各样的隔离区标志都撤了下来，日本兵没有干扰。入夜，妹妹和我将灯火管制时使用的严实的窗帘拉开，多年来第一次看到邻家的窗户里灯光齐明，我们激动地尖叫起来。人们打破了宵禁，在街上大声说话(珍珠港事变以来我们一直在逆来顺受地小声说话)，他们的香烟头像萤火虫般地漂游浮动——夜幕降临后户外抽烟本来一直受到日本人的禁止。母亲开了两听准备重大喜庆时用的菠萝罐头，父亲稍带克制，他着重指出还没有公开宣布官方的和平宣言。我们生气地指责他这种不恰当的悲观主义，父亲承认，由于盟军明显的军事优势，抱有希望确实是有根据的。交谈时，我们的菲律宾房客前来告诉我们，盟军的广播电台正不断敦促日军在未被全部歼灭前投降。
从日本的观点来看，局势肯定是极端危急的，但在我们最初的狂喜过去后，怀疑和不肯定的感觉又一次包围了我们。深夜，当地电台报道日本人逮捕了6名苏联公民，没有说明理由。这意味着什么？如果日本人全面失败的话，他们是否会向无依无靠的平民进行报复？上海人会不会被扼杀在最后一次突发的暴力事件中？
1945年8月12日，晨报上刊出了日本陆相阿南睦矶的宣言：“苏联终于以武力进攻帝国了，它要征服和控制大东亚的野心昭然若揭。面对这一现实，我们不再浪费言词，唯有顽强地把圣战进行到底。我们坚信，虽然这可能意味着嚼草根，吃泥土，但决心战斗肯定能得到摆脱绝境的出路……”暑气逼人，热浪穿墙入室，使人变得迟钝。“嚼草根，吃泥土”这些话缠绕着我的心。我试图阅读一本儿童畅销读物——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使自己镇静下来，但是仍不能集中注意力。日本人会接受失败吗？他们该不会战斗至死以慰战死军人的灵魂吧？人人都说下一个新式炸弹将投掷在东京。
日本宪兵在虹口巡捕房拘留所外架起的巨大篝火堆里烧毁文件，也许是要毁掉他们实施恐怖政策的证据吧。西德尼来电告知他看到穿着平纹卡其制服的宪兵乘军用卡车离去，他们把所有的宪兵队标记都拿掉了。
1945年8月16日，上海人在静静地听着前一天日本天皇在东京发表的讲话。NHK(日本国家无线电台广播)宣布“天皇陛下”将“向日本人民宣读他的敕令”。在奏完《君之代》(日本国歌)后，天皇的“良好忠诚的臣民”第一次听到了“鹤声”。“谕旨”十分明确：最高层承认日本战败。上海所有的电台都重播了天皇讲话的录音，在我听来这篇讲话是用高音而单调的语言宣读的，接着播出正式的英语译文，与通常急促而听不清楚的语言相反，英译语法正确，用词优美，我不知道敕令是否也用中文广播了。
妹妹和我听完新闻后激动地穿上我们最喜爱的镶着雅致花边的红衣服，来到霞飞路(今淮海中路)。大街上挤满了欣喜若狂、纵情欢闹的人们，陌生人之间相视而笑，握手拥抱，笑逐颜开。胜利属于盟国！上海光复了！途中遇见格列布和他的朋友，他们讲述了一个小时前他们目睹公开宣读天皇敕令的情景。一个骑在蒙古马上的军官厉声发出命令，日本军人匍匐在灼热的柏油路上纹丝不动，军官摊开一卷纸轴，用粗暴而不自然的声调朗读了敕令，他就像一个具有语言功能的木头人。
这晚，街灯大放光明，焰火噼啪作响，经历了多年恐怖和前途不明的日子后，上海人在庆祝一个新时期的开端：和平到来！①
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和平到来，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备受屈辱的中华民族最扬眉吐气的时刻，也是世界所有爱好自由与和平的人民在历尽战争苦难之后最欢欣鼓舞的时刻。这种镌刻在亲历者心坎上、岁月无法磨洗的共同记忆里，承载的绝不仅是自由和解放，更是为了自由和解放曾经经受的残暴、屈辱、苦难，以及穿越这种残暴、屈辱、苦难的殊死抗争历程。
二 祝胜大典：筹备、举办及余波9月2日，日本在停泊东京湾的“密苏里”号美国战舰上签署投降书。曾经亲临现场的《大公报》记者朱启平以“落日”为题记录了他所见证的那个历史性瞬间。落日，与日本“旭日东升”自喻的国旗恰成鲜明对照。这篇通讯最后以“旧耻已湔雪，中国应新生”作结语，寄托着经历八年苦战之后一个古老民族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憧憬与向往，令人过目难忘！因此，它在《大公报》刊出后，不胫而走，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的经典之作。受降典礼结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广播演说，宣布9月3日为胜利日。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雪耻的日志不下十五年，今日我国最大的敌国日本已经在横滨港口向我们联合国无条件的投降了，五十年来最大之国耻与余个人历年所受之逼迫与侮辱至此自可湔雪净尽。”①
日本降书签署后，天皇裕仁即发布诏书，命令日军“速停敌对行为，放弃武器，着实履行降伏文件之一切条项及由大本营公布之一切命令”。首相东久迩宫亦向全国发表文告，呼吁“日本人民务必坚持镇静及秩序，尽量遵守政府及大本营所颁布之命令”。日本大本营秉承天皇之旨和首相文告精神通令国内外日军司令使各武装部队立即停止作战，放下武器，留居原处，向盟军司令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在南京中央军校礼堂举行，中方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接受日本全面投降，日方则由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陆军上将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在中国战区投降书上签字。蒋介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为革命第一次在广州起义纪念日，而日本在南京投降典礼正于今日举行，实为本党五十年革命光荣与胜利的一日。”他还在当周的周记中，再次将9月9日称为“我国最光荣、最快乐之一日”②。
这的确堪称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光荣、最快乐”的一天！但是，陪都国民政府并没有将9月9日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而是选择与同盟国一致，将9月3日，即日本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舰上签署投降书的次日定为胜利纪念日③，并决定以国家的名义在胜利日举办全国性的胜利庆典，悬旗庆祝三天。
陪都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本人均对胜利庆典高度重视，从日本乞降之日即8月10日起，国民党中央和重庆地方政府当局即开始着手筹备“陪都各界扩大庆祝胜利大会”，并专门设立“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统筹胜利庆典的筹备事宜。8月14日，该筹备会召开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一)重庆各界的庆祝大会，定名为“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庆祝时间，依国民党中央指示日期；地点，较场口广场。庆祝大会主要节目包括：1.讲演；2.通过向主席致敬电，呈主席致敬电；3.通过向盟国领袖致敬电；4.通过向抗战将士及沦陷区同胞致敬电；5.通过向太平洋盟军致敬电。(二)于会后举行庆祝胜利大游行，人数在10万以上，分国旗队、党旗队、联合国国旗队、化装汽车歌咏队、音乐队、党员队、团员队、农人队、商人队、工人队、妇女队、荣誉军人队(用汽车)、盟邦军人队(用汽车)及自由参加之市民。(三)招待盟邦驻渝军人及使领人员，举行盛大庆祝胜利舞会。(四)扩大慰劳抗战军人家属④。
此后，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又召开多次会议，反复讨论和落实胜利庆典的每一个板块，以及每一个板块中的每一个环节。8月19日，国民党中央以电文形式颁布《庆祝胜利实施办法》，具体办法如下：悬旗三日，如备有联合国美英苏法等国旗者，应并予悬挂。放假一日(定为第一日)；举行庆祝会(定为第一日，庆祝会中应电主席致敬)；鸣礼炮一百零一响(定为第一日正午十二时)，教堂、庙宇及工厂、轮船、火车分别鸣钟击鼓，鸣汽笛三分钟庆祝(定为第一日正午十二时)；各界火炬游行(定为第一日于庆祝会后举行)；各地方有盟军者，由地方军政首长会同接待(定为第一日)；发动各界征求实物，组织慰谢队，分赴各处，实地荣军及抗属(定为第二日)；各戏院娱乐场所开放一日(定为第二日)；各报纸出庆祝特刋等。办法中还特别附录了国民政府文官处拟定的标语和口号，标语包括：“庆祝胜利要巩固世界和平”，“迅速建立国际安全组织”，“彻底肃淸侵略思想”，“巩固中美英苏合作”，“抗战精神完成”，“恪守中央复员政令”，“拥护国民政府实施宪政”，“向抗战将士致敬”，“向盟邦战友致敬”，“迅速救济收复区同胞”，“拥护伟大崇高的蒋主席”；口号包括：“抗战胜利万岁”，“世界和平万岁”，“同盟国万岁”，“中美英苏合作万岁”，“蒋主席万岁”，“抗战将士万岁”，“中国国民党万岁”，“中华民国万岁”①。电文并称：这个办法“各地方适用”。也就是说，各地方应一体遵行。
以上办法系经蒋介石亲自核准后颁布，显见蒋对胜利庆典的重视程度。但庆典举行的时间却尚未确定，直到9月1日国民政府才最后确定，电令各地自9月3日起悬旗庆祝抗战胜利三天。电文并称：“奉主席规定，9月3日为悬旗庆祝抗战胜利之第一日，并著全国各地方同于是日上午9时正鸣放解除警报或汽笛10分钟后，随即鸣放礼炮101响，以归一律。”同时对先前颁布的《庆祝胜利实施办法》略有修正，新办法如下：
中央：悬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各界一律悬旗庆祝，如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国旗悬挂；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遥祭中山陵：9月3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在国府举行；和平之声：9月3日上午九时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教堂、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鸣放礼炮：9月3日上午施放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庆祝大会：9月3日上午十时举行；主席茶会：招待使节及盟国军事长官，另候核示；主席广播：另候核示；各界游行：9月4日上午八时集合。
地方：悬旗三日：9月3、4、5日三天悬旗庆祝，备有联合国国旗或美、英、苏、法国旗者，并予悬挂；放假一日：9月3日放假一日；和平之声：9月3日上午九时正，施放解除警报十分钟，寺庙、学校、工厂、商店、住户并同时鸣放汽笛、钟声、锣鼓、爆竹；鸣放礼炮：9月3日上午九时解除警报后，随即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庆祝大会。有盟军地方，由当地军政首长举办茶会，招待盟军军事官员。各界游行，火炬游行。②
遵照这个新办法，9月3日，重庆举行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庆祝胜利大会。上午8时半，国府大员齐聚国民政府礼堂，文官着长袍马褂，武官着戎装，蒋介石则着特级上将制服主持遥祭国父孙中山仪式。在他率领下，文武百官向东垂首，面朝南京中山陵，遥祭国父孙中山。蒋亲自宣读祭文。上午9时正，“和平之声”在重庆上空响起，市电力公司拉响解除警报的长音，各工厂、轮船亦同时鸣放汽笛10分钟。接着从嘉陵江军舰上传来礼炮101响。“陪都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在较场口广场正式拉开帷幕。国民政府秘书长吴铁城、国民参政会主席团主席莫德惠先后致词。蒋介石没有出席庆祝大会，但大会宣读了他的《胜利日文告》：
全国同胞们！
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总算是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薄海欢腾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维、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告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告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
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才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十分尊重和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感怀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姨，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酿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结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邻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残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遗族，安辑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真正有代价，更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
接着，《文告》并就“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做了三点宣示：第一、与民休养生息的机会，减轻农民与工人的负担，并“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第二、还政于民，及早实施宪政，并“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真诚地为国为民，尽量协助政府这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政治的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第三、以军队国家化为前提，完成国家的统一。蒋《文告》最后说：上述三点是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希望全国同胞举国一致，积极推进，期于完成①。
庆祝大会还通过了给蒋介石、三大盟国领袖、抗战将士、太平洋盟军、抗属和收复区同胞的致敬电。随后，即按预定计划举行游行。游行队伍分为党员队、团员队、农人队、商人队等，浩浩荡荡地从较场口广场出发，向着预定的路线前行。11时54分，蒋介石率文武百官乘敞篷车巡视市区，车队所到之处，街道两旁市民争睹领袖风采，夹道欢呼致敬。对此次巡视，《申报》有过详细报道：
十一时廿分，蒋主席自官邸乘车驰赴市区巡视，接受市民之致敬，主席着草绿色军服，佩长剑，戴手套，含笑坐于黑绿色之敞车中，颜色慈祥和蔼，令伫立路侧之千万市民感觉一段温暖，而不禁向主席欢呼，主席亦频频举手作答。旋主席至军事委员会稍作休息，其时军委会门前之广场上，已有无数市民恭候多时也。彼等见主席，或挥动小旗，或热烈鼓掌，或欢呼万岁，其欢欣鼓舞之状，实非笔墨所可尽述。十一时五十四分，主席复乘敞车自军委会出发，巡行市区，此为八年来之第一次，程代参谋总长坐于主席之侧，主席坐车由摩托车三辆前导，其后有吉普车一辆，车上掌旗官手举“军委会委员长”大旗一面，再次始为主席所乘敞车，居(正)、戴(传贤)、于(右任)三院长，吴铁城、冯玉祥、白崇禧、吴鼎昌、吕超、陈立夫、陈诚、张治中、吴国桢、谷正纲、王缕绪、莫德惠、贺国光、方治、贺耀组、康心如诸氏乘车尾之。十二时主席抵达中心路口，军乐大作，仪仗队持枪致敬，市民则欢呼鼓掌，主席坐车徐徐通过胜利门，取道校场口、民权路，折向过街楼、林森路。主席所经各街道均人山人海，交通为之梗塞，仅余一线孔道，容主席坐车通过。市民距主席较近者不过九尺。主席所予市民蔼然可亲之印象，实从未有如今日之深者。十二时四十分主席返官邸。②
这大概是蒋介石一生中最荣耀的时刻，他在当天的日记不无自矜地记道：“十一时半由军委会起检阅，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卅年之苦心与奋斗，惟见此略得宽慰耳。”③
据国民党中央颁布的经过修正的《庆祝胜利实施办法》，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陪都重庆和全国各地应同时举行，但实际上各地差异甚大，特别是沦陷区，涉及受降、接收、秩序维持和组织重建，9月3日与陪都同时举行胜利庆典，时间上根本来不及。譬如，南京要到9月9日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举行、11日国军新六军抵达南京全面接防南京之后，胜利庆典才得以举行。台北则更晚，要到10月25日台湾正式回归祖国，次日才举行盛大的庆祝台湾光复环市大游行。上海的情况则比较特殊。早在8月19日，即国民党中央《庆祝胜利实施办法》颁布之日，中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就开始筹备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原本当天下午即召开第一次筹备会，因时间过于仓促，不及通知，才改到22日下午4时假正行女子中学举行第一次筹备会议，应邀出席者包括市党部、两路党部、三民主义青年团上海支队部、中宣部、地方协会、商工、教育、妇女、文化界等各团体各界代表数十人。筹备会由市党部书记长葛克信主持，经过两个小时的讨论，议决通过了《本市庆祝胜利办法》，具体办法如下：
各机关，各商号，各学校，各住户，一律悬旗三日，如备有联合国英、美、苏、法等国旗者，应并予悬挂。各公开场所一律开放三日，以供民众免费游乐。各播音台播送名人演词，及各种游艺、音乐，在各通衢要道安放大放送器以供游乐。各报纸出庆祝特刊。各公共场所如通衢要道搭建彩牌楼。在会场门口，悬挂国父遗像及蒋主席放大肖像。各公司商号一律大廉价贱卖三日。拍摄各种集会、游行、慰劳等纪念影片。悬放大汽球。征集抗战史绩，举行展览会三日。
三日节目安排如下：
第一日
各学校，各工厂，各商号公司，一律放假一天。上午九时在跑马厅举行盛大庆祝会。中午十二时鸣放礼炮一百零一响，教堂、庙宇、及工厂、轮船、火车，分别鸣钟击鼓、鸣放汽笛三分钟庆祝。晚上七时举行提灯会及火炬游行。
第二日
上午九时飞机散发传单。中午十二时在×××欢宴新任官长、盟军官长及中中国使节。下午二时慰劳队携带实物，分头出发慰劳。(甲)抗战将士——分赴各驻地慰劳；(乙)出狱同志；(丙)烈士家属，以上三项假座公共场所集团慰劳，事前登报公吿；(丁)盟邦侨胞。各戏院娱乐场所免费开放一日。晚上九时在跑马厅燃放烟火花炮。
第三日
上午九时在跑马厅举行赛马。下午三时在跑马厅举行各种球赛。
上项办法如有提议添增程序者可于三日内向市党部提出。①
会上正式成立了由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主导的“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委员会”，筹委会下设总务、宣传、慰劳、征集、游艺等五个处，各司其职，积极筹备。为了提高筹备效率，同时便利各界联络，筹委会在戈登路(今江宁路)65号设立办事处，集中办公，分处办事。8月28日筹委会通告各界：“本会为积极，并便利各界联络起见，特假江宁路65号为办事处，所有本会总务、宣传、慰劳、征集、游艺各负责人，希于即日起到办事处，如承各界指教，请驾临该处，或电话39674、39803、39716号等接洽。”②随后，各处相继成立，并以各处的名义公开发布“启事”或“公告”。
按计划，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应在9月3日与陪都重庆同时举行，但由于盟军和国军尚未进城，战后首任上海市长钱大钧还没有到任，蒋介石代表、上海市副市长、市党部主委吴绍澍决定上海的胜利庆典暂缓举办，9月2日市党部发出“紧急公告”：“查我国庆祝胜利日期，业经中央规定为9月3日至5日，本市庆祝胜利大会，以国军尚未到沪，自应暂缓举行，除另订日期，再行公告外，仰于9月3日至5日间全市先行悬旗庆祝，概不放假，特此公告周知。”③次日，国民党中宣部东南办事处亦发布通告称：“关于我国庆祝胜利日期，业已决定于本日起连续三日举行，本市方面，因国军尚未正式进驻，钱市长亦未抵达，为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起见，蒋代表吴副市长特决定暂缓举行庆祝，一俟日期决定，当即发布通告。” ④上海庆祝胜利大会虽未能在中央规定的时间内举行，但仍呼应国民党中央的决定，在9月3日至5日间“全市先行悬旗庆祝”。
9月7日，国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抵沪，并开始全面接防上海。9月9日，战后首任上海市长钱大钧到任，暂缓举行的胜利庆典再度提到议事日程。9月10日，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筹备会游总组召集戏剧界编导会议，计划于举行庆祝会时，参加戏剧表演游行。会议决定《岳飞》、《洪宣娇》、《蔡松坡》、《妙峰山》、《葛嫩娘》、《抗战第一年》、《梁红玉》、《蜕变》、《最后胜利》、《希特勒的把戏》等12部名剧，届时除在卡尔登演出之外，并用12部卡车，分别表演，随队进行。胜利庆典筹委会宣传处以国军业已先后到达，市政负责人员亦已来沪，庆祝会举行在即，宣传工作，应积极开展为由，9月11日下午5点在戈登路65号召开会议，加紧宣传工作⑤。筹委会其他各处亦全面动员，进入最后冲刺状态。9月14日下午2时，筹委会在戈登路65号召开第三次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上海市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定于10月10、11、12日举行，大会会场设于跑马厅①。也就是说，上海的胜利庆典将与双十节合并举行。
经过近两个月的紧张筹备，10月10日，上海市各界纪念国庆、庆祝胜利大会在跑马厅隆重举行。司令台上，冠盖云集，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将军、市长钱大钧、盟国驻沪使节和军事代表，以及各界数万人，参与盛会。有关胜利庆典的盛况，上海报刊均做了大幅报道。《上海图画新闻》的报道以“八年来首次胜利国庆大游行”为题，图文并茂，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文字部分极简洁、精确，要言不烦：
上海沦陷，为期八年，此次日月重光，河山收复，欣逢第三十四届国庆纪念，全体五百万市民，在天气晴朗之破晓中，即闻爆竹声，如连珠般此起彼伏，全市振奋，莫可名状，庆祝会场设于跑马厅，九时正，各机关参加队伍纷纷进入会场后，大会由钱市长主持，仪式于隆重严肃声中完毕后，继于十一时开始八年首次大规模游行，参加队伍达五百余单位，直到下午二时半始告完毕。游行队伍路遇之处，沿途市民热烈加以鼓掌欢呼。入夜，庆祝牌楼及各机关各商店灯彩，大放光明，绚烂夺目，正所谓城开不夜，盛况空前。洵因上海同胞，一旦脱离敌伪压迫，将过去八年中所郁积的冤抑之气，得以尽情宣泄；而爱国之情亦得以充分表达无余，故倍形热烈，决非言词所能表达于万一。
大街通衢，均札有各式牌楼，全市合计五十余座，蔚为壮观。入夜，灯火通宵，市民伫足而观，几途为之塞。②
《民国日报》则连续三天跟踪报道了上海胜利庆典的全过程。10月11日，该报以“纪念国庆庆祝胜利，昨开盛会情况热烈”为题，详尽地描述了上海胜利庆典首日的空前盛况：
本市空前热烈之国庆纪念及胜利庆祝大会，于昨晨天气晴朗中展开。天方破晓，劈拍之爆竹声，已此起彼伏，唤醒全市。八时余，市民已万人空巷，伫立于游行经过街旁，而是时参加游行之军、党团体，方纷纷进入会场也。九时正，鸣炮一百零一响，全市工厂、轮船、学校、寺庙，汽笛声、钟罄声，相互应和，至为伟大。跑马厅内上海市各界胜利大会筹备会主持之国庆纪念及胜利庆祝大会，即于是时开始矣。大会由钱市长主席，程序悉照昨日公布之仪式进行，庄严热烈，盛况空前。游行于十一时开始，行列悉照预定之次序游行，直至下午二时半始告完毕。游行队伍过处，沿途市民鼓掌欢呼，空前热闹。上午十一时钱市长在市府设宴招待本市中外各界贵宾。下午四时，第三方面军司令部假华懋饭店招待中外贵宾及空军部队。梅兰芳则在兰心大戏院表演《费贞娥刺虎》。全市各娱乐场所一律半价招待观众，入夜庆祝牌楼及各机关各商店之灯彩，齐放光明，绚烂夺目，市民拥挤，途为之塞。军警宪则在各处维持秩序，直至午夜，群众始逐渐散去。③
庆祝胜利大会由钱大钧市长主持，并“代表中央”致开幕词。致词中，他向各界同胞提出三点期望：
第一，大家在欢欣鼓舞的时候，应当想到我们得到欢乐的由来。八年以来，我国以劣势的装备，抵抗强大的敌人，经过长期的血战和苦撑，卒获得最后的胜利，其间将士的用命，人民的努力，和盟邦的协助，自然都是获胜的原因，可是我们贤明的领袖蒋主席的领导，实为主要的因素。蒋主席的至大至刚的精神，考虑周详的决策，坚定不摇的毅力，统筹全局的指挥，实为全球各国所赞美，亦为全国国民所拥护，蒋主席既已领导我们得到抗战的胜利，今后必然能够领导我们得到建国的成功。我们应当怎样发挥过去的精神，继续拥护中央，拥护蒋主席，以完成建国的大业。这是我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一点。
第二，大家在这痛定思痛的时候，应当想想我们所受痛苦的根源，我们作战八年，单是将士的死伤，就已超过三百万人，其他人民的伤亡，和物资的损失，现在还没有正确的统计，至于人民的困苦，国力的损耗，更非统计方法所能计算和表示，这都是战争所加于我们的痛苦。而战争的起源就是因为侵略国家的存在，和侵略思想的蔓延，我们今后要根绝这种痛苦，就要根绝这种战争的再起。换言之，我们应当怎样充实国力，发展国防，并怎样努力与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互助合作，以消灭侵略，维护和平。这是我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二点。
第三，大家在这除旧布新的时候，应当想到我们今后所应负起的责任。我们不是为抗战而抗战，我们抗战，乃是为了扫除建国的障碍以便达到建国的目的。现在障碍既已扫除，紧接着临到我们面前的就是建国的大业。惟有建国，我们才能保障中国之自由与平等；惟有建国，我们才能维护世界的正义与和平。就上海而言，她是全国最大的商埠，与全国有重大的关系。经过这次战争的破坏，各方面均已趋于凋敝，我们今后应当协助政府，分头并进，以恢复过去的繁荣，并促进将来的发展，这是我们所殷切期望于我各界同胞的第三点。
钱大钧市长致词后，由第三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将军代表党政军首长致词，他说：“今日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在国庆日举行，有二重庆祝意义，其一为庆祝三十四年之前革命先烈，推翻满清专制，建立民主政治。其二，这次抗战得以胜利，第一是蒋委员长英明领导全国军民抗战所致，第二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第三是得到国际——尤其是盟邦美国——的协助。今后之建国工作，实较之抗战更形艰巨，全国军民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应举国一致，建设新的中国，加强国际合作，建设世界和平。”此外，大会还通过了《上蒋主席、何总司令致敬电》，并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委吴绍澍代表宣读。
上午10时半，大会结束后，盛况空前的胜利大游行正式开始，参加游行的团体达五百多个，其排列次序如下：
引导车，电车，警备车，机器脚踏车，水枪车，大会横额，童子军乐队，总指挥车，副总指挥车，总纠察车，传令机器脚踏车，大石像车，一二一师一连，警局乐队，党国旗，护旗队(即升旗队乐队及队员)，八百壮士，中美合作所军队一百人，总理遗像，蒋主席肖像，联合国国旗，联合国领袖像，童子军乐队，各机关官长及各界领袖自备车，中美合作所，市党部，两路党部，海员党部，市政府及各局，三方面军代表，三民主义青年团代表，九十四军军部，海军，空军，警备司令部，忠义救国军，高等法院地方法院，童子军乐队，党员，三民主义青年团团员，童子军，救护队军，孤儿院乐队，市农会，市工会，市商会，市教育会，地方协会，市体育会整理委员会及体育表演车，救护队车，邮政乐队，中国轮机员合总会，台湾青年复兴同志会，邮政工会，童子军乐队，学生团体，宪兵队，救护车，华华乐队，公司团体，警察，童子军乐队，同业团体，一二一师一连，救护车难童乐队，其他团体，同乡团体，童子军乐队，天主教妇女战时服务会，中国公教团体，大德医院，上海市理教会，银钱业联谊会，一二一师一连，救护队车，学生团体。
游行队伍如五色斑斓的长龙沿市区主要街道蜿蜒前行，沿途市民万人空巷，或驻足而观，或鼓掌欢呼，或燃放鞭炮，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来迎接和参与上海“八年来首次胜利国庆大游行”，以激情狂欢发泄过去八年来郁结的屈辱与冤抑之气①。
11日，即上海各界庆祝胜利的第二天，全市国旗飘扬热烈不减，各种游艺体育表演节目轮番上演。上午九时，大光明戏院，免费招待表演国术。中午，梅兰芳仍假兰心大戏院表演《费贞娥刺虎》，招待国军长官及各界代表。午后三时，跑马厅中华足球队与集中营侨民组织之英美联队举行庆祝友谊赛，汤恩伯、牟廷芳、朱敬民、吕承天等军政要员蒞场观战。晚7时半回力球场举行排球赛。女排：中华对西联，男排：中华对英联，观众踊跃，极一时之盛。入夜各马路交通要道，彩牌楼凯旋门灯火辉煌。南京路依旧人山人海，拥挤不堪。市民纷纷自动排演龙灯，爆竹声如联珠于耳②。
12日，系上海各界“祝胜第三日”，也是上海胜利庆典的最后一天。据报道，当天全市继续悬旗庆祝，燃放爆竹，兴奋热烈之情绪，迄不稍减。入夜街头火炬通明，照耀如同白昼，交通要道，游人拥塞异常。各地乡人，且有专程搭车来沪赏览灯彩者。天蟾舞台，名伶名票举行大会串。下午3时，跑马厅球场举行中华对西联足球赛。晚7时起，回力球场举行中华对美海军精彩篮球表演，观者如潮①。
盛大的胜利庆典落幕不久，市长钱大钧和副市长吴绍澍即联署颁布通令，限期拆除各界在通衢要道搭建的彩牌楼，清除各街各户所贴标语广告。通令称：
查自日本投降以还，本市筹备庆祝甚为热烈，现本年国庆纪念业已过去，胜利庆祝亦经结束。凡我公务人员及全市市民均应从此努力实际工作，不必再事铺张，以免虚靡人力与财力。兹特规定各处牌楼统限三日内拆卸完竣，各街各户所贴标语亦限于一星期内一律清除，嗣后各机关布告着警察局规定位置不得任意张贴，致碍观瞻，至悬挂图旗亦应遵照规定，除过纪念日由警察局通知全市一律悬挂或各户遇有庆典可以自行悬挂外，其余日期无论门首或车辆之上一律不必悬挂，以符规定。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办理，具报为要。此令。②
此令一出，与胜利庆典有关的牌楼、标语、广告悉数清除，节日般的欢庆气氛逐渐远去，人们开始从狂欢中回归日常。但与庆典相关的还有三件事值得在这里附带说一说。
其一，为了纪念抗战胜利，上海市政府决定在中正路黄埔滩口建造一座永久性的胜利门。为集思广益、慎重将事，市政府于1945年11月21日制定并公布了《上海市政府建筑胜利门征求图案办法》和《应征须知》，该办法共18条，包括征求目的、建筑业主、应征资格、报名手续、征求图案、建筑材料、设计标准、图案内容、图案纸张、图样标记、缴图手续、疑问解答、初步审查、评判、评判方法、揭晓日期、酬奖办法、图样所有权等，其中每一条都做了具体的规定。自办法公布之日开始报名，12月15日截止，共有报名者216名。至1946年1月15日缴图，共收到应征图案66份。经初步审查，其中有5份图案与征求办法所规定者不符，即行剔除，其余61份提付评判。评判委员会由市府代表钱乃信、工务局局长赵祖康、工程师学会代表顾毓秀，以及上海著名建筑师庄俊、范文照、王华彬和邬达克等7人组成，于1月23日举行评判。经过各位委员严格而详密的评判，从中遴选出五帧设计图案获奖(不分名次)，最后按《征求图案办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分别评定甲乙，并加评判按语。兹将评判结果列表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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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征求图案办法》第十七条之规定，如第一名中选人为登记技师，并在上海领有开业证者，即由市府委任其为该门建筑师，负责办理该工程之进行，中选人只给奖金二十万元。经查，第一名中选人戴念慈从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仅三年，尚未领得经济部技师登记证书，故该工程之实施，最后由市工务局负责办理。由于“此胜利门之建筑匪特为本市空前之伟大纪念建筑物，亦吾国首先拟建之胜利纪念，其设计以及工程之实施，务求尽善”，为审慎计，市工务局专门成立胜利门工程委员会，具体负责胜利门的建造③。有意思的是，从现存一帧标有“胜利门奠基纪念”字样的图片可以看出，胜利门奠基于1945年10月，亦即市政府在征求图案之前，胜利门已经奠基。
其二，1946年2月11日蒋介石乘专机“美龄号”由渝抵沪作胜利巡行。早在1945年岁末蒋介石巡视北平后，即有来沪巡行之意，嗣因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来华，即行返渝，来沪之行，因而未果。这次来沪巡行，与去年赴北京巡行的意义相同，即慰问民众，视察各般情形并访求民隐。这是抗战胜利后蒋介石首次巡视上海，也是他在阔别八年九个月之后重返上海。而且，当时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因此，他抵沪的消息传出后，全市悬国旗热烈欢迎。上海市政府还以上海各界的名义为蒋介石和宋美龄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大会。隆重程度几与在跑马厅举行的上海各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相埒。据《申报》报道：
本市市民欢迎主席热烈情绪，为胜利后所罕见，本市民众自晨间获得主席来沪消息后，即悬挂国旗，燃放爆竹，以表庆祝。群众皆以为主席所乘之专机将于江湾机场降落，故午前北四川路、江湾路上，欢迎者即人如潮涌，江湾路一带，自中午起即有军警布设岗位，市民夹道相候，争欲一睹主席丰采，然“美龄号”专机临时改在龙华机场降落，十余万市民直候至薄暮始行散去。
当天上海出版的晚报还曾以显著的位置，刊载沪市赤金因蒋介石莅沪暴跌之消息，京市市场卖风亦盛，一般物价均见下落①。
其三，1946年5月5日，“国府还都”，上海市再度全市悬旗庆祝。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为此特别发表《吿上海市民书》，并致电蒋介石表示贺忱。电文如下：
国民政府主席蒋钧鉴：欣闻明令还都金陵，薄海腾欢，率土同庆，畴昔军兴，移镇西陲，抗战到底，胜利已奠，唯仰钧秉，驱彼日虏，边圉重光，金瓯无缺，大业中兴，建国更始，来苏已临，谨电驰贺。中国国民党上海特别市执行委员会辰，支，叩。
上海市地方协会亦不甘人后，肃电蒋介石，电文这样写道：“南京国民政府蒋主席钧鉴：八年喋血，强寇终摧，一怒安天，苍生有托。此际献俘吿捷，欣传节钺还都，依然踞虎蟠龙、仍是金瓯无缺。中兴快覩，薄海腾欢；谨贡微忱，伏乞垂察。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杜鏮曁全体会员同叩，江。”②此外，自即日起，加开夜快车一班，每晚10时由上海北站发车，翌晨6时30分抵达南京。当晚新任上海市副市长何德产前往上海广播电台，向市民发表庆祝还都广播演说：
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是我国胜利后的第一件大事，全国上下无不异地同时举行热烈的庆祝，今天在紫金山下举行的还都大典，何等庄严隆重，钱市长专程晋京，也就是为上海四百万市民而去躬逢盛会，我们庆祝还都，首先要感谢蒋主席领导全国军民抗战胜利的盖世功勋。抗战八年，沦陷后上海距陪都数千里，大多数市民过着隔离生活，不能呼吸自由中国的空气。现在政府已经还都南京，可以说中央就在咫尺以内，我们上海市民旣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地理上特权，从此应该振作精神，对于中央法令，一知道就去遵行。现在虽是战后建国时期，可是我们的国难还没有完全渡过，所以我们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把上海工商业先进的人力物力，整个拿出来，协助政府推行各项有关国计民生的建设事业。明日的中国，将成为世界上三民主义的当强康乐之邦，上海市民的贡献必为其实现的主要因素之一。③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举办过多次盛大的庆典，如1893年上海开埠50周年庆典，1918年庆祝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庆典，等等，但没有任何一次庆典像这次胜利庆典这样庄严、壮观、热烈，薄海欢腾，令亲历者永生难忘！可是，庆典带来的狂欢太短暂了，胜利有如幻象。伴随胜利庆典而来的，不是人民殷殷向往的自由与解放，而是国民党政府迫不及待的“劫收”；不是清明的政治与和平安定的生活，而是“兄弟阋于墙”的内战；不是百废待举的“复兴建设”，而是另一种残酷的“统制”。换句话说，人民衷心期盼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新局并没有在战后出现，独裁如故，腐败如故，乱离如故，物价飞涨如故，民生憔悴如故，抑且更胜于抗战时期。胜利狂欢的喜悦瞬间即被内战卷起的漫天烽火席卷而去，青烟般消散。
三 胜利以后：历史的另一种选择就在上海各界庆祝胜利大会隆重举行的当天，即10月10日，上海市长钱大钧在《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庆祝胜利与克尽责任”的署名文章，这篇文章不长，虽是例行的庆祝文，但立意更在于“克尽责任”：
全上海的市民逢到这个富有重要意义的空前佳节，心里的欢欣，是不待烦言的，可是我，求所有的市民，不要忘记胜利的渊源，和今后的责任。我们今天能够获得了胜利，乃是由于国父明确的指示，乃是由于蒋主席睿智的领导，乃是由于六十年来所有献身国民革命的先烈和同志的努力，乃是由于八年来从事抗战工作的将士和人民的牺牲。他们流过多少血，流过多少汗，为我们排除了一切建国的障碍，为我们铺设了一条建国的坦途。我们应当怎样感谢他们，应当怎样珍重这桩宝贵的收获，应当怎样在这条坦途上迈步前进，才无负于他们的牺牲和努力，才无负于我们的责任和使命。①
抗战胜利，日月重光，河山收复，这当然是饱受屈辱苦难和饱经风雨沧桑的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和盛事，但面对长年战乱之后的纪纲殽乱、满目疮痍，“复兴建设”是政府首先应当肩负起来的重责大任。可是，那些由重庆派来的接收大员，以及胜利后从“地下”突然冒出来的“工作人员”，他们最关心的却是金子、车子、房子、女子、面子，所谓“五子登科”。陶菊隐在《大上海的孤岛岁月》一书中直斥他们是当时中国“最大的贪污盗窃集团”，并对这个集团进行了“剖视”：
当时，国民党的军政大员以及重庆政府派来的财政金融接收大员，几乎没有一个不利用自己的职权，或者凭借自己的特殊势力，把上海各工厂、仓库或生产机构里的大量物资，尽可能地化公为私，据为己有。第三战区所属第三方面军总司令汤恩伯是上海地区的受降主官，他刚到上海，就把日军移交过来的军用大仓库用封条封起来，派若干武装兵把守，然后用军用大卡车分批分期地把物资转移出去，从此下落不明。上海市长钱大钧也从伪中央储备银行提走大批大金条，用途也未说明。那些接收大员，只重视搬得动的值大钱的东西，对于搬不动的机器和厂房，则任其烂光、偷光，丝毫不加爱惜。接着，行政院长宋子文设立了敌伪物资管理局，通过这个机构，大刀阔斧地把敌伪八年来掠夺人民血汗建立起来的金融、工业机构抢到手，然后扎出一个毛人，以标卖的方法，盘得产权到手。这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盗买盗卖的行为。对于民族工商业，就用套黑帽子与查黑账的办法，强迫资本家让出大部分股权，然后用增资、贷款等方式把工厂、公司的管理大权控制在自己的手里。这是一种巧取豪夺的行为。因此，在中日战争结束后的很短时期内，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竟占了百分之八十以上。②
这段话虽然不免过甚其辞，但当时的贪腐泛滥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公报》的一篇“社评”就曾这样评论官员腐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短短二十天来，我们已经失尽了京沪两地之民心。”③这张报纸在批评中甚至使用了“失地收复，人心丧尽”这样尖锐的字眼，用以指控重庆官员腐败的严重程度。不能说，蒋介石对这种状况毫不知情，或放任纵容，听之任之。这一点，从他10月26日给上海市长钱大钧发的一封电报的内容，就足以说明。该电报称：
余经可靠渠道获悉，京沪平津地区军政及党务人员一直生活奢靡，沉溺嫖赌，并假借党政军机关名义，强占巨宅大院，充作公署，他们无恶不作，不择手段，及至敲诈勒索。传闻沪、平情状最烈。余不知此等官员自觉其行止否。汝有何相关见闻？于光复地区腐化至此等程度而无丝毫自重，在当地民众而言，无异耻辱，亦是对我捐躯疆场英烈之不敬。余闻此情，为之痛心疾首，亦感愧赧……汝悉电即可著令所部严禁嫖赌，并关闭一切假借各机关名义设立之公署。一切敲诈勒索或非法侵占民宅案件，盖须一则由市府当局严办，二则俱报本人。不得有任何徇私袒护罪犯情况发生。④
蒋介石看到了自己部下的所作所为，并为之“愧赧”，为之“痛心疾首”，发誓要“严禁”、“严办”，但却找不到治乱的重典、去疴的猛药。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他的所谓“严禁”、“严办”，仅停留在纸面上，根本无从落实。国共内战爆发之后，兄弟阋于墙，蒋的心思更专注于内战，对惩治官员腐败，即使有心，也终究是第二位的了。蒋介石及国民党赢得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却无法赢得人心。而经不起胜利考验的政府，自然更经不起内战的残酷“大比”。抗战胜利之初，蒋介石可谓满手好牌，却被他自己一张张地打成了鱼烂之局！《中国抗战画史》最后叙写战后中国时，已“临纸惘然”，感叹“胜利所带来的希望，有如梦境，愈推愈远愈渺茫了”！曹聚仁和舒宗侨写这本书时，胜利才仅过去一年半时间！
对战后国民党的蜕变，许多有识之士早有预感。譬如，孤岛老人张元济在抗战胜利之初就已意识到胜利背后蕴藏隐忧，惟其如此，他并没有完全沉浸于胜利的喜悦之中，即使在举国欢庆的时刻对和平的前途也并不抱太多的乐观情绪。抗战胜利后不久，他就曾平静地对家人说：“不要以为天亮以后就有好日子过，国民党的味道也不是好尝的。”一方面是额手称庆，另一方面又保持着特有的警觉，这就是张元济对时局亦喜亦惧的心怀。
不幸的是，张元济在抗战胜利之时的预感很快变成触目即是的现实，和平之境更迅速化为泡影！一批又一批国民党“接收大员”从内地涌向日占区，以各种各样的名义接管包括工厂、运输车辆、各种原材料甚至包括电话机在内的“敌产”。据统计，到1945年11月，上海几乎90%的工厂被迫关闭，失业人员由20万直线上升至50万，而且有日趋恶化之势。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全国20多个主要城市至少有27000家工商企业倒闭，仅上海一地1946年80万产业工人中就有30万人失业。与这种情形相比，另一些事更令人气短。抗战胜利之后，政府本应严惩汉奸，以舒民愤，然而，政府非但没有照此办理，反而委任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周氏乃大做广告，声称政府已委任他为有权力之官。这与其说是一项荒唐的委任，不如说是对民族感情的玩弄。难怪张元济愤然致书王云五，其中写道：“日本战犯及本国汉奸，甚盼我政府从严惩治，一以舒人民之毒恨，一以杜日后之患萌，务乞我兄在内鼎力主张，至祷为盼！”①这封信写于9月16日，离抗战胜利仅一个月，而种种情形已令老人不忍目睹。随着成批成批的“接收大员”的到来，张元济的心情益发沉重了。他在9月30日致王云五的一封信中说：“此间情形甚为紊乱。号称奉命而来者，不知凡几，任意强占民居，物价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贵至一二倍，凡属新贵，无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状，甚觉灰心。” ②事实上，这并不只是他个人的感受，因接收而人心失尽的评论，在当时报刊中随处可见。经济形势的急转直下和物价指数的直线上升，以及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专横暴敛，使抗战胜利的喜悦迅速转化为一种化解不开的郁结，一种无奈与无言的愤懑，一种尖锐犀利的指控。在这种背景下，和平建设只能是一种幻想。
抗战胜利后，张元济本想重振商务印书馆，因为那几乎是他毕生的事业，其中寄托着他的理想和激情。但是，这一切都已不可能。国民党政府的战后政策不仅没有“致民于生”，而且无往不在“致民于死”。与殷殷望治的民众和渴望和平建设的实业家相比，出版业的处境更为艰难！不用说经济的混乱和恶性通货膨胀对它的致命摧残，就是书报审查制度和出版禁令，以及出版特种税与居高不下的印刷品邮资，就足以使出版业“奄奄一息”了。1945年一次作家座谈会曾有人悲愤地言及在“致民于死”的政策下文化界的必然命运，其中说：“……文艺死了……科学死了……教育死了……出版事业也奄奄一息了。政治不民主，一切文化都没有前途。”③
就商务印书馆而言，在这种政策的摧残下，已几乎没有什么任何生路可言。本来经过漫长的战乱岁月的洗礼，商务的处境本已极为艰难，濒临破产的边缘，根本经不起任何方式的折腾。抗战胜利后，张元济就曾把复兴商务提到议事日程，但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复兴之路困难重重。他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写给王云五的一封信中就明确地说，“复兴艰巨”，要求他来沪商定诸事。此后他们之间的书信往返不断，一个中心的话题就是如何复兴商务，俾不使商务之业毁于一旦。1946年5月，王云五弃商从政后，张元济不得不以老迈之躯苦苦支撑着商务的残局。与抗战时期的商务相比，此时商务的处境更为悲惨！混乱的经济，飞涨的物价，严厉的书报检查，昂贵的邮资，无不使商务陷入绝境。“从前，编辑和出版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的骄傲，如今全部教科书的编辑出版权落入了政府主办的正中书局之手，商务只有承印的份儿；从前，商务执出版界牛耳，它被迫加入了由国民党政府发起并通过正中书局来操纵的‘十一联’，必须受政府指导，由政府配给纸张等原材料，吃一些残羹剩饭；从前，商务印书馆在各地的分馆是扩展营业的强大力量，如今，随着教科书编辑出版权的转移，反成了不堪负担的累赘。这样在经受了战时的深创巨痛以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日趋黯淡，事事落后于人，令人目击心伤。”①
商务的艰难处境，虽无明确的统计数字，却可以从1947年2月28日张元济致胡适的一封私人信件中窥知一二，信中写道：“二十余年前商务印书馆曾在北平购得藏文经集，似即为吾兄所介绍。后为俄人岗和泰君借阅。归还之日东方图书馆已毁于倭寇。故即寄存北平图书馆，汇为九十二包。”这些书都是海内仅存的孤本，因为印刷这些书的寺院已毁于战火，经板业已无存。他请求胡适代为售出，以获得一些资金帮助商务渡过难关，信中接着说：“东方图书馆恢复无期，且此间亦无要求阅读之人，如能得价，颇拟售出，以疗商务目前之贫。”②后来更落到不得不出售纸型的地步！一家曾经是全国最大的出版机构此时竟不得不靠出售一些善本书和纸型度日，这在当时或许算不了什么，不是整个出版界都“奄奄一息”了吗？但就出版机构而言，还有什么比不得不出售善本书和纸型更悲惨的呢！到1948年，商务已债台高筑，出版能力严重衰退。同年2月6日，经理李拔可写给张元济的一封信中说：“闻公司年终负债已达三百亿，分馆同人待遇亦照生活指数计算，而盈亏并计，【再】不努力，前途殊为可虑。”③3月6日，张元济在董事会第476次会议上又议及：“公司现在出版新书印刷费用过昂，成本收回不易，嗣后凡销路较滞或份量过重者，可暂勿出版。”④总的说来，商务和整个出版界一样，前景十分黯淡。从1947年起，张元济就痛感“商务难以复兴”。而在一年之前张元济尽管已意识到“复兴艰巨”，但还是有信心的。从“复兴艰巨”到“难以复兴”，张元济认识上的这种变化，一方面固然是他对商务前途的认识，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时事的绝望。1948年8月1日他致胡适书说：“自去夏以来，默察馆事日非，且大局尤见危险。数十年之经营，不忍听其倾覆，遂不得不插身于此中，苦况殆不堪为知我者道也。”⑤正是在他的精心擘划下，商务在近乎绝境的悲惨状况下，依然得到文化界一些有识之士的支持，出版了一批至今仍有影响的著作，这些著作包括：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冯友兰的《新原道》、《新事论》，萧一山的《清代史》，潘光旦的《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及译著《性心理学》，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罗根泽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陈恭禄的《中国史》，董作宾的《殷墟文字(甲编)》，许地山的《危巢坠简》，连横的《台湾通史》，杨端六的《工商组织与管理》，孙本文的《社会学原理》，林语堂的《啼笑皆非》，等等。可以想见，假使没有爆发内战，商务必能复兴，为整个文化界和读书界奉献出更多优秀的精神产品。但是，在内战的背景下，商务维持尚且困难重重，更遑论“复兴”！这不仅仅是商务一个出版实业的悲剧，更是在严重的经济衰退中中国整个出版业和文化界悲惨命运的写照。
如果说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对商务是一个致命的打击，那么对张元济本人则更是一场从肉体到精神的双重折磨。他是一个自觉于天下家国之责并倾其全力在民间默默地谋求和推进中国社会进步的人。自戊戌以来，他就把“扶助教育”和“为国家谋文化上之建设”引为自己的终身事业，以自己的清明理智和文化良知把商务从一家小印刷厂逐步转变而为全国乃至整个东方最大的文化机关，其所以如此，无非是为了提携更多的国民和保存民族的文化资源，为国家增添元气和树立根本。而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几乎倾注着他毕生心血的事业在内战的烈焰和炮火中挣扎，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拯救之策，其内心的痛楚是可以想见的。明乎此，就能够理解这场内战对他精神上的打击究竟有多大，就能够理解他为什么对内战如此深恶痛绝！商务是难以“复兴”了，他个人的生计也再次陷入困顿。从1946年8月起不得不重新“开始卖字”，并在1947年3月和1948年1月两次提高卖字的润例。即使如此，依然敌不过直线上升的生活必需品价格，常常入不敷出。1948年6月4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自述道：“入不敷出，弟垂暮之年尚须鬻字以助日用，凄凉身世真不堪为知我者告也。”①这种牢骚话，过去是没有的。国事，馆事，家事，事事不平，无往不在刺激老人的神经！城郭依旧，人事已非。本来经过劫难，民族国家元气大伤，社会经济凋敝不堪，人心浮扰纷乱，亟须有一个和平环境来治理战争所造成的民族创伤。而国民党政府却迫不及待地消灭异己，发动内战，把国家弄到山穷海困、民不聊生的地步！张元济再也按捺不住自己多年郁积的悲愤之情，一改昔日之沉默，从低调走向激昂，对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在他的批评中，只有一个主旨，那就是对天下苍生的深切关怀，真正体现了一个垂暮老人的道义和良心。
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的战后经历，由欢笑而愤怒而绝望，其实是那一代人的共同记忆。1946年8月10日，一个笔名“少夫”的作者在《申报·自由谈》上发表杂文《胜利一年》，其中表达的正是这种无奈和愤怒：
去年今日，是个狂欢的日子，在重庆，人都像发了风，大喊大叫，到处是鞭炮，酒瓶和号外。记得下馆子小酌，因为赵丹兄自新疆出狱归来，特为他接风。饭后出了馆子，马路上便掀起一阵怒潮，美国新闻处的油印小型号外日本正式投降，在到处散发，我急急忙忙赶回报馆，而赵丹兄回寓时，据说屁股被马路上乱掷的酒瓶所伤，感情的迸发，八年来结的痛苦都得到一个宣泄，欢笑中流着泪，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
不仅是重庆罢，全中国各地的人们都会发生那样的心理状态——流着泪的笑，还有点无措的茫茫然。
一年以前的今日，对于未来的日子，我们是怎样想的呢？不敢说那是一个美丽的梦，对于现实真能理解的，是不可能存有奢望的，然而总在相信未来的日子至少比过去八年要松动得多，这个最低限的信念总是有的，可是过了，这三百六十五天，却连这点都打碎了，老实说，今天我们大家的痛苦，还在一年前以上。
我们并不怕通货膨胀，不怕物价高，不怕生产停滞，我们所怕者建国大计不能进行，无期限的拖捱不生不死局面；所怕者贪墨横行，社会风气败坏，人人到了失去信仰阶段。这样的胜利，胜利所带来的是这些，却不是我们所能想象，也更不是我们所能接受的。
胜利一年了，检讨一下这本烂账，今日还是该流泪，恐怕流泪时不是欢笑而是愤怒了。
1947年10月10日，抗战胜利后的第三个“双十节”，《申报》发表的“社论”曾意味深长地对比了胜利以后的三个国庆节，并透过这种对比，清晰地看到了人心的变迁：
前年国庆节是，离胜利未久，但在国际上既充满了和煦的阳光，乐观的空气，而且在国内也是气象一新，全国的人民都沉醉在庆祝胜利的狂欢里。曾几何时，一年易过，到了去年的国庆节，已由绚烂而趋于平淡，整个世界渐为愁云惨雾所笼罩，而在国内又到处听见一片杀伐之声。但是去年今日，希望纵微，究还未绝。国际的阴霾并非不可吹散，国内的和谈也仍盼其成功。今年则满街市虽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一如往岁，而人们的心头，大都蒙着沉重的暗影，人们的足下，大都带着沉重的步伐！
抗战胜利带给上海人民的喜悦曾经是非常真实的，他们对领袖的敬仰和热情也是非常真实的，这种喜悦和热情里，有度尽劫波之后重获自由与解放的欢欣，更寄托着对战后和平与安定生活的憧憬与渴望。然而，由这种欢欣、憧憬与渴望汇聚起来的人心与民气，就这样在内战的烽火和生存的煎熬中一点一点地被消磨殆尽，最后转化成排山倒海而来的愤怒和足以冲决一切的力量。正是借助这种愤怒和力量，中国历史做出了另一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