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历史语言学关于语言分化和融合的两种假说

全世界语言的名称有5000—6000个，目前实际使用的语言约有4000种，分属几十个语系。这么多语言是如何诞生的？历史语言学有两个新语言产生的理论：施莱赫尔的谱系树说和施密特的波浪说。

历史语言学是19世纪在欧洲诞生的，它的理论背景是生物学上的达尔文学说。“谱系树说”就是建立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的。谱系树说(德文Stammbaum，英文Genealogical theory)是1863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赫尔(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首创的，其基本的假说是原始印欧人的四散移居以及后来的再迁徙。谱系树说认为原始印欧语已经有方言差别，后来由于民族大迁徙，操各种方言的人群各自迁居到欧亚各地。在新的居住地原有的方言独立发展，形成不同的语言，然后这些语言又按上述的程序分化。

语言的一再分化就像一棵树由树干分成树枝，由树枝再分成更小的枝条。这个假说显然是受达尔文进化论的启发而形成的。现在看来在施莱赫尔的谱系树上只有末梢部分是可以相信的。谱系树说认为原始印欧人的家园在东南欧。他们约在公元前两千年开始分化，东至印度、伊朗，西至欧洲大陆。西迁的一支有一部分往北到达日耳曼、斯拉夫，往南到达地中海一带。原始印欧语也因此分化成东、西两大支。东支称为Satem，西支称为Centum。参见图 1。

波浪说(德文Wellen theorie，英文Wave theory)是1872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密特(Johannes Schmidt 1843—1901)首创的。波浪说认为印欧语系还是一个联合体的时候，各种方言特点就是像波浪运动一样进行传播的。具有方言特点的波浪从各个不同的方言中心向四面八方扩散开来，因此常常发现一个地区的语言既与某一个邻近地区有共同特征，又与另一邻近地区有共同特征。例如凯尔特语既有与拉丁语相同的特征，又有与日耳曼语相同的特征；阿尔巴尼亚语则兼有日耳曼语、斯拉夫语、希腊语的特征等，参见图 2。

波浪说从根本上否认原始印欧人大迁移以及后来小迁移的假说，认为语言在地理上的差异并不是由人口迁徙造成的，而是语言特点在地理上的扩散不平衡的结果。^①

“谱系树说”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甚至被认为是人类语言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真理、绝对真理。晚近掀起的语言接触研究或“接触语言学”(contact linguistics)，才提醒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波浪说”的价值。

语言的产生和发展应该有两大途径，一是单一语言的谱系分化；二是不同语言的接触和融合。但在现代世界已不再出现因语言分化产生的新语言，只有因语言接触产生的新语言。

二 因语言接触形成的新语言的类型 1). 边界型

不同方言(或语言)的交界地区，不同方言母语的居民杂居在一起，因方言趋同(dialect leveling)，久而久之形成由不同方言混合而成的新方言。

浙江苍南蛮话(旧称平阳蛮话)是兼有吴语和闽语特征的混合方言。苍南县位于浙江省南部，1981年从平阳县析置。苍南县境内有闽南话、蛮话、吴语(当地称瓯语)、金乡话(军话的一种，官话和吴语的混合)和畲话五大汉语方言。蛮话主要分布在钱库、龙港、宜山和金乡。见图 3。图上只标出几个较大的地名，各类方言地理分布及具体地名详见颜逸明《平阳县和泰顺县的方言情况》一文。^①

苍南的原住居民是说吴语的，属吴语区。从宋末开始不断有来自福建的闽语移民迁入定居，以至除东北部一小块外，大部分地区沦为闽语区。不过苍南南端的蒲城仍然是一个被闽语包围的吴语温州话方言岛。据家谱，蛮话人大多是来自长溪和赤岸(今福建霞浦、福鼎一带)的移民后裔。^②在县境的东北部外来的闽东闽语居民和原住的温州吴语居民杂居在一起，方言互相趋同，最终形成蛮话。蛮话的混合方言特征如下。

1.1 蛮话兼有闽语和吴语的特征。

主要的闽语特征是部分古知彻澄三母，读如端透定三母，例如猪ty1、抽thieu1、潮dieu2。主要的吴语特征是塞音、塞擦音声母有清音不送气、清音送气和浊音三套，古全浊声母仍读全浊。例如茶dzo2、步bu6、同doŋ2。

1.2 蛮话的音系有简化现象

鼻化脱落。

鼻化成分大都较弱，部分脱落。例如北部蛮话，趋同于温州话。

咸摄、山摄、梗摄都读a，臻摄读aŋ，宕摄和江摄都读ɔ，趋同于温州话。

例如：三(咸)sa1、难na2(山)、平ba2(梗)、陈(臻)dai2、唐(宕)dɔ2、港(江)kɔ3。

不分尖音和团音。

温州和福州皆分尖团，蛮话不分尖团。见表 1。

部分入声字喉塞尾失落，读舒声韵。清声母读阴去调，浊声母读阳去调。见表 2。

两字组变调规律简化。

除阳平外，后字不变调，前字变调，类型与温州话和闽语相同，但是规律更整齐，更简明。温州的两字组变调，阳平和阴去后字都要变调，闽语福州话后字要分三类：阴平、阳平、阳入；上声；阴去、阳去、阴入，然后规定前字如何变调。

1.3 语音规律例外来自旁读层

部分擦音声母读清声母，但是配阳调类。吴语的规律是清声母配阴调类。闽语福鼎话则是有些古阳去调今读阴去调，例如漏、乱、树、妹、面、缝、润、墓。见表 3。

有些字音有旁读现象，即一字有两读，一个是本地音，可称为白读音，另一个大多来自温州话，即是旁读音。蛮话的白读音与闽东方言(柘荣)有整齐的对应关系。见表 4。

典型的边界型混合语还有：

五屯话，位于青海同仁县的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唐汪话，位于甘肃东乡族自治县的东乡语和汉语的混合语。

诶话，位于广西融水县的壮语和汉语(土拐话)的混合语。

扎话，位于西藏察隅县的不同藏语的混合语。

倒语，位于四川雅江县的藏语和汉语的混合语。^①

2). 移民型

短期内大量新移民与本地人杂居，语言互相接触，互相吸收，形成混合型的新语言。这类新方言最典型的就是上海话、厦门话和汕头话。这三地有相同的地理和人文历史背景，都是地处东南沿海的出海口，本是小地方。鸦片战争后开辟为商埠，短期内涌入大量移民，而成为繁荣的城市。它们的语言则都是由周边的方言与本地话趋同、混合而成，即：

现代上海话←老上海话+苏州话+宁波话

现代厦门话←本地话+泉州话+漳州话

现代汕头话←潮汕地区各地方言

关于现代上海话的形成，笔者曾有详论。^②现在以现代汕头话为例讨论移民型混合方言的特点。

潮汕话是闽南方言的次方言，即粤东闽南方言，汕头话是潮汕话的一个地点方言。见图 4。

汕头在明清时代隶属潮州府，潮州府城相对汕头而言处于内陆，汕头则位于出海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1858年中英签订“天津条约”，1861年汕头正式开辟为商埠。此前的汕头是临海盐场，清政府在此地设站收盐税，人口稀少。开埠60年之后的1921年汕头从潮州府的澄海县析出，设市，当时人口已增至6万人。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人口增至约一百万。

2.1 汕头移民历史可分五个时期。

第一期：1861年—1921年，从潮州各地迁入移民，大都为商人或劳工。据1921年统计，人口达6万。

第二期：1921年—1934年，大量移民迁入，人口每年平均增万人，至1934年全市有人口19.1万人，其中65%是新移民。基本来自潮州地区各地。

第三期：1935年—1945年，人口呈稳定并下降趋势，1945年全市人口降至15万人。

第四期：1946年—1949年，移民又大量迁入，至1950年全市有人口25.5万人，其中40%是新移民。基本来自潮州地区各地。

第五期：1950年—20世纪80年代，因城市人口控制政策，人口呈稳定状态，极少新移民。

内部一致的汕头音系应是人口趋于稳定的第三期(1935—1945)形成的。^①

汕头音系的简化现象^②：

(1) 潮州、澄海、揭阳和朝阳的-uaŋ/-uak; -ueŋ/uek; -uam/-uap，简化为-uaŋ/-uak。

(2) 揭阳和朝阳的-ioŋ/-iok; -ueŋ/-uek，简化为-ioŋ/-iok

(3) 朝阳的-iŋ/-ik; -ŋ/，简化为- ŋ/- k。

(4) 潮州、揭阳、朝阳的-uam/-uap韵字，其中有一部分字，如“凡泛范犯/法乏”失去-m/-p韵尾，并入-uaŋ/-uak。

(5) 连读变调的简化现象：两字组变调，潮州、澄海、揭阳以后字的调值为条件，后字低调值者变低调，后字高调值者变高调。汕头简化为不管后字如何都只有一种变调调值。

2.2 潮汕地区的权威方言

潮汕地区的权威方言、最通行的方言和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在历史上曾是潮州话，但是自从混合并简化的汕头话在1946年形成以来，汕头话渐渐取代了潮州话的地位，目前电视台、电台的潮语节目的覆盖面积、收听和收视率，都是汕头台超过潮州台。“潮语歌曲基本上是以汕头市话演唱的。而潮剧和其他曲艺演唱，也去掉了潮州话最明显的特点-ieŋ/-iek和-ueŋ/-uek，更接近汕头市话。”^③但从方言类型学来看，典型的粤东闽方言还是潮州话。

典型的移民型混合语还有位于海南岛三亚的南岛语和汉语混合的回辉话。《中国的语言》一书的作者未将回辉话列为混合语，不知何故。^④笔者认为海南岛回辉话是中国境内最典型的混合语。回辉人信仰伊斯兰教，是我国唯一有独立语言的回族(其他回族人都已改说汉语)。回辉人是宋元以来从越南的占城迁移而来的，说回辉话的人口约三千七百。说回辉话的人的祖先是在宋代和明代因受交趾所逼，从越南的占城迁至海南岛的。据《宋史》(卷四百八十九)载，雍熙三年(986)“儋州上言，占城人蒲罗遏为交趾所逼，率其族百口来附。”“端拱元年(988)，广州又言，占城夷人忽宣等族三百一人来附。”又据《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四)载，成化二十二年(1486)十一月“葵丑，巡按广东察御史徐同爱等奏：占城国王子古来……，率王妃王孙及部落千余人，载方物至广东崖州，欲诉于朝。”

今天的回辉人自称u¹¹ tsa:n ²¹, 其中第二个音节与“占”音近。回辉人的祖先说的是古代的占语，这是南岛语系(Malayo—Polinesian language family)占语群的一种语言。一直到一千年后的今天，还可以在回辉话和南岛语(如印尼语)之间，找出许多同源词和语音对应规律。现代的回辉话和越南中部的拉德话(属南岛语系)同源词还有39%。例如回辉话的元音ai和印尼语的i相对应。“绳”回辉话作lai²³、印尼语作tali；“脚”回辉话作kai，印尼语作kaki。但是由于回辉人长期留居中国，与当地中国人频繁接触，其语言也与汉藏语相交融，所以今天的回辉话又有一些重要特点与汉藏语相同，而与南岛语大相径庭，例如回辉话的语素是单音节的，并且有五个声调；而语素单音节和有声调正是汉藏语的重要特征，南岛语的语素是多音节的，没有声调。^⑤与占语比较，回辉话的音节结构是大大简化了。

3). 柯内因型

柯因内语(Koine)本是公元前4—6世纪希腊的通用语，Koine的希腊文含义是“普通”。所谓柯因内语是共同语(或称高层语言)和方言互动和融合的结果，最后形成同一个地区的同质的通用语。^①古代的杭州话、现代的台湾国语、新加坡的华语和中国大陆各地的地方普通话都可以说是柯因内语。

现在以杭州话为例讨论柯内因型混合语的特征。

两宋之交，金兵南下占领北宋京城汴梁，宋室南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窃见临安府(即北宋时杭州)自累经兵火之后，户口所存，裁十二、三。而西北人以驻骅之地，辐辏骈集，数倍土著。”临安城内北方移民的人口比原住的吴语居民多出几倍，其中大部分是王室成员、京官及其家属、随从和仆人，还有大批文人学士和从事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大多在杭州城里居住。他们带来的北方话与当地吴语交融，形成日后的杭州话方言岛。使用地域仅限于杭州市上城区、下城区、江干区，以及西湖区和拱墅区的一部分。换言之，只是城里人说杭州话，周边的乡下人都说当地的吴语。使用人口约120万。

今天的杭州话，它的语音结构，保留全浊声母、保留入声、鼻韵尾只有一套、古咸山两摄韵尾失落等，这些特点与今天各地吴语的共性一致。但是它缺少文白异读现象；词汇系统的若干特点，如人称代词用“我、你、他；我们、你们、他们”、结构助词用“的”、否定词用“不”等，这些特点与今天的官话一致。故人称“半官话”。

杭州话是一种典型的混合型方言, 是由吴语和官话融合而成的。杭州方言音系既有中古吴语层次，又有中古中原官话层次。杭州话语音至少有11项特征来自宋代中原官话。^②

与周边吴语比较杭州话的音系具有简化的特征，见表 5。韵母音位杭州周边的绍兴有57个，苏州有49个，嘉兴有43个，而杭州只有40个。

杭州话的词汇则有多元化特征，既有来自官话的词汇(与周边吴语不同)，也有来自吴语的词汇，也有将吴语和官话的语素合在一起形成的合璧词。见表 6、7、8。

在方言类型上，杭州话被称为“半官话”，它不是典型的吴语，也不是典型的官话。

4). 克里奥尔型

克里奥尔语(Creole), 是旧时代殖民者的高层语言与殖民地原住民的语言长期接触、交融，最后交配而成的第三种新的语言。如加勒比海的现代海地语是法克里奥尔语和当地土著语言交配而成的。又如菲律宾的西班牙克里奥尔语、印尼的葡萄牙克里奥尔语。克里奥尔语的特点是简化。克里奥尔语通常是由洋泾浜语发展而来的，它与洋泾浜语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母语，而后者还不是。

中国境内有洋泾浜语，但无克里奥尔语。关于克里奥尔语研究，国外文献较多，本文不再复述。

克里奥尔语(Creole)又译作混合语，在国外的文献里，所谓混合语也就是克里奥尔语一种，如此翻译也无不可。但鉴于笔者根据中国语言的实际情况，将混合型语言分为四类，克里奥尔语只是其中之一，故Creole的译名以“克里奥尔语”为妥，况且Creole的语源来自拉丁语的credre, 原意是“创造”，而非“混合”。

三 混合型语言的共同特征

综上所述，混合语有以下几个共同的特征。

●缩减reduction：不同方言中具有标志性的功能范畴减少。最重要的是音系简化。

●语音演变规律不整齐，多例外。

●多元化multiplication：词汇和表达方式多元化。

●同质化identification：规则性加强，标志性减弱，音系稳定，形成同质的方言，成为当地居民的母语。

●就方言类型来看，混合型方言缺乏典型性。

●因为具有两种或多种语言的特点，而音系又较简化，所以在本地区较易为人接受，并流行。

四 结论

当代世界不再因语言分化形成新语言，^①新语言都是因语言接触产生的混合语。现代中国新增的语言或方言也都是因语言接触造成的混合方言，不再出现因人口迁移和语言分化造成新的语言或方言。混合型方言是由两种以上方言混合而成的，它是音系稳定的内部同质的新方言，它已经成为当地居民的母语，其最主要特点是音系简化。混合语有以下几种类型：边界型、移民型、克里奥尔型和柯内因型。语言接触不仅是语言微观演变的重要动因，也是语言宏观演变的重要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