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职消费作为高管隐性薪酬的一部分，一方面作为隐性激励，能提高公司的价值，但另一方面作为代理成本的一部分，具有负面后果(王曾等，2014)。2015年6月28日国家审计署发布的2014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显示，被审计的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等14户中央企业，除普遍存在违反财经纪律、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外，违反廉洁从业规定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其中，中电投集团下属企业竟然花费1753.66万元购买高档酒。高管在职消费的代理问题再次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此后，“六项禁令”、反“四风”等文件相继出台。中央领导多次强调，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是改作风的深化，也是反“四风”的深化，国有企业要做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表率。因此，研究“八项规定”等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那么，这些政策实施后究竟有没有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呢？对此，尚有待经验数据的验证。为表述之简便，本文将《关于改进工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等此类规章条例的出台及其实施统称为“八项规定”。本文以2010年至2014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控制权角度实证检验“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八项规定”政策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不仅抑制了高管在职消费水平，还抑制了高管异常在职消费水平；与拥有高控制权的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异常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运用国有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的影响，结果支持了其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2)验证了“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这对进一步认识高管控制权与在职消费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3)验证了“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异常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从这个意义上看，国有企业能否有效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与各级政府或部门能否深刻认识和坚决执行有关。

二 文献综述

对在职消费的探讨早期主要散见于有关公司治理方面的研究中，近年来开始出现专门针对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国外学者对在职消费成因的研究大致是从代理观和效率观两个角度展开的。Jensen等(1976)从委托代理理论出发，认为在不考虑监督的情况下，管理层若可自由选择津贴水平，他们将可以通过增加其非货币福利来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管理层持股越少，其消费中应由自身承担的成本就越少，就越会倾向于享受更多的非货币福利。Hart(2001)指出，在职消费是高管侵占公司资源的一种手段，是代理成本的一种表现形式。Yermack(2006)的研究表明，市场关注管理层通过在职消费损害股东利益的行为。Gul等(2011)认为，在职消费水平较高的公司披露的财务报告的质量可能更低。从效率观看，Fama(1980)认为，在雇佣合约使用得当的情况下，在职消费可以激励员工更加努力工作，所以在职消费可能会增加公司价值。Rajan等(2006)通过对高管拥有私人飞机的公司进行研究后发现，公司的购买决策并非是随意作出的，离公用机场较远才有可能拥有私人飞机，在职消费可能是出于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公司效益的目的。而Yermack(2006)的研究则表明，这一特权也可能被经理人滥用。

国内学者张曙光(1996)和何浚(1998)认为，国有企业由于政府产权上的超弱控制而导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管理层往往追求较高的个人在职消费。罗宏等(2008)指出，国有企业事实上“所有者虚位”，缺乏有效控制和监督就会导致严重的内部控制，加之显性激励不足，增加在职消费等控制权收益必然成为国有企业内部人的优先选择。一些学者研究了在职消费的影响因素以及在职消费对激励业绩相关性的影响。夏冬林等(2004)的研究发现，在国有控股企业中，管理层的在职消费对货币性薪酬存在着负向“替代”作用，而在非国有控股企业中，管理层的在职消费与货币性薪酬呈正向“互补”关系。卢锐等(2008)认为在职消费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表明在职消费会影响公司业绩。陈冬华等(2010)的实证结果则显示，国企的薪酬管制使薪酬安排缺乏应有的激励效率，在职消费对国企业绩具有显著的负效应，而在非国企中不存在这种显著关系。

国外学者提出的管理层权力理论认为，高管可以通过公司的控制权来影响自己的报酬，管理权力越大，租金汲取能力越强，越有可能依靠权力自定薪酬(Bebchuk, 2003)。笔者认为，国企高管薪酬可以分成货币性薪酬和控制权薪酬两部分(杨蓉，2011)。货币性薪酬就是年薪、股权激励等，而控制权薪酬与控制权相联系，包括可享受到的在职消费、权力和自我实现带来的满足感，以及通过资源的使用和转移得到的好处等。在一定条件下，控制权薪酬有利于企业经营目标的实现，但也可能导致过度在职消费、重复建设以及腐败等。在国企中，与年薪、股权激励等货币性薪酬相比，在职消费随意性更强，且过度泛滥。陈冬华等(2005)研究表明，高管在职消费会随着所拥有的权力的增大而增加。国有产权的特殊性使股东可能没有动力或能力去对高管的行为进行监督，他们会付给高管较低的货币性薪酬，却允许其有大量的在职消费。换言之，国企高管控制权的特性决定了国企高管在职消费会不断增长。

上述文献研究了管理层权力与在职消费之间，以及在职消费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但基本上还停留在一般意义上的论述与研究。“八项规定”已实施3年，对其政策效应的研究很有现实性和特殊意义，但目前理论成果还不多见；且也不能简单地将上述文献的一般结论移植过来，需要进一步结合实际情况进行探讨和创新。“八项规定”政策效应涉及面很广，本文根据2010年至2014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披露的数据信息，研究该规定如何在高管控制权作用下影响国企高管在职消费的。

三 研究假设

如前所述，笔者曾经证实了高管控制权与高管在职消费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杨蓉，2015)，那么这个现象在“八项规定”的政策效应中又将如何表现呢？本文建立以下研究路径：将高管控制权分为高控制权和低控制权，研究在不同高管控制权下“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总额和异常在职消费的影响。为此，提出研究假设。

Rajan等(2006)认为，享受在职消费是管理层地位的象征；大公司的组织层级越明确，享受的在职消费越多。卢锐等(2008)从不同的产权制度来分析高管控制权，以及高管控制权对在职消费的影响，认为高管控制权大的企业，在职消费显著更多，而业绩却未明显改善。树友林(2011)的研究发现，高管权力对高管的在职消费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权小峰等(2010)采用间接法将在职消费划分为正常在职消费和异常在职消费两部分，并通过实证检验发现，在央企中管理层权力与管理层异常在职消费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而在地方国企中却不显著。一般来说，管理层权力越大，受到的监督越弱，就越可能享受更多不合理的在职消费。当然，这种过度在职消费行为也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制约，如管理层的股权与法律限制等。但是，我国管理层持股比例普遍很低，不合理在职消费的内在化成本很低。在货币性薪酬受到管制的国有企业里，管理层权力对以不合理在职消费为代表的控制权薪酬的影响会更为明显(杨蓉，2011)，管理层会倾向于通过在职消费弥补其货币性薪酬的不足。张月明等(2014)认为，非正常在职消费符合“代理观”，是一种私人收益，具有降低企业价值的负面经济后果。王新等(2015)认为，当经理人权力越大同时货币薪酬对在职消费的替代性越强时，经理人越有可能滥用在职消费，降低企业业绩；导致在职消费激励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其用途的不规范。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1：高管控制权与在职消费(总额/异常)呈正相关关系。

“八项规定”明确提出了要精简会议活动、规范出访活动、厉行勤俭节约等，而国企高管的在职消费多表现为会议费、业务招待费、公车运行费、因公出国费等。可见，国企反腐，查处重点岗位贪污贿赂、滥用职权、与民争利、侵吞国家和集体财产，特别是抑制量大面广的高管消费等，必然会成为落实规定精神、净化国企的重点。2015年1月19日，国资委召开了中央企业反腐倡廉建设工作会议，2015年第一轮中央巡视更是全部入驻央企。对国企高管来说，违反“八项规定”，不仅仅影响到其晋升，严重者要受到纪律处分。王霞等(2015)以31家酒类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八项规定”出台前后酒类企业的绩效变化情况，研究表明“八项规定”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国家在扼制“三公消费”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果。可见，“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有强烈的外部约束作用，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2：“八项规定”与高管在职消费(总额/异常)呈负相关关系。

国企高管在职消费行为应该受到社会的监督，但是，这种社会监督的程度往往与国企高控制权高低有关。高控制权的国企高管因其在企业中拥有更大的权力，可以更多地游离于社会监督之外，相对于低控制权国企的高管来说，他们的在职消费行为更隐蔽，不容易被发现，因而“八项规定”能够起到的抑制作用较小。低控制权的国企高管因为在企业中的影响力相对较弱，受到社会监督的可能性较大，掩饰自己在职消费的能力相应较弱，所以“八项规定”所起的抑制作用更强。这就是说，高管控制权在“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中起到调节作用。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我们提出：

假设3：相对于拥有高控制权的高管，“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高管的在职消费(总额/异常)抑制作用更强。

四 研究设计 (一) 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10年至2014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因指标计算采取差分方式，实际上使用了2009年至2014年的样本数据。在样本选取过程中，本文按照以下程序筛选：(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2)剔除^*ST、ST、PT上市公司；(3)剔除财务数据及公司治理数据缺失的样本；(4)为消除极端值的影响，对所有连续变量的上下1%分位采取了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2304个样本观测值。本文所使用的数据除来自国泰安数据库外，最终控制人性质来自年报并经手工查询与整理，在职消费数据通过查阅年报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项目进行手工收集。本文的数据处理通过STATA12.0软件完成。

(二) 变量设计和说明

1.高管控制权(Power)。Otten(2008)采用CEO与董事长是否两职合一、董事会是否含有高管成员、董事会中职工代表的数量、非执行董事的数量与比例来衡量高管的控制权力。Fahlenbrach(2009)通过CEO的任期、两职兼任、董事会的规模、独立董事、投资者的持股集中度和G指数来描述管理层权力。此外，还有一些学者采用CEO的任期和服务年数、董事会独立性、CEO是否两年内退休、是否存在大股东、是否股权较分散等指标来描述高管控制权。卢锐(2008)结合国内外的做法，采用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兼任、股权分散、高管长期在位3个单一维度来定义管理层权力。结合我国国企的实际情况，本文选择总经理是否担任董事、股权分散度、总经理任职年数以及总经理是否来自于控股股东这4个维度来衡量高管控制权(杨蓉，2015)。

2.在职消费总额(Perk)。Ang等(2000)采用经营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来衡量代理成本。所谓经营费用率，主要包括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财务费用率等。吕长江等(2008)考虑到财务费用通常会包括利息净支出、汇兑损失等相关手续费支出，而这些费用与代理成本的本质并没有很密切的关系，因而采用管理费用率、营业费用率和总资产周转率3个指标来衡量代理成本。而陈冬华(2010)对管理费用进行了细分，把可能计入管理费用的高管在职消费项目分为八类：办公费、差旅费、业务招待费、通讯费、出国培训费、董事会费、小车费和会议费。这些项目是机会主义的“重灾区”，成为公司高管获得私利的最可能的捷径，可以轻易将私人支出转嫁为公司费用。这些项目的费用可通过查阅年报附注中“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流量”收集。因为年报披露规则规定，该项目中大额的明细应予以披露，因此有可能从其中获得在职消费的有关数据。本文采用了该方法，查阅了样本中所有上市公司的2009—2014年的年报，手工整理在职消费的数据，并以在职消费的对数作为模型中在职消费的变量。

3.异常在职消费(Abperk)。本文借鉴Luo等(2011)、权小锋(2010)等的做法，采用管理层在职消费与由经济因素决定的高管预期正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差额表示异常在职消费。为此，利用以下模型先对样本企业分年度分行业进行回归，通过该模型回归得到的因变量预测值即表示正常的在职消费，实际在职消费与正常在职消费的差额则为异常在职消费。

$ \begin{array}{l} {\mathop{\rm Per}\nolimits} {k_{it}}/A{\mathop{\rm sse}\nolimits} {t_{it - 1}} = {\alpha _0} + {\beta _1} \times 1/A{{\mathop{\rm set}\nolimits} _{it - 1}} + {\beta _2} \times \Delta Sale{s_{it}}/Asse{t_{it - 1}} + {\beta _3} \times PP{E_{it}}/Asse{t_{it - 1}}\\ \;\;\;\;\;\;\;\;\;\;\;\;\;\;\;\;\;\;\;\;\;\;\;\;\; + {\beta _4} \times \mathit{Inventor}{\mathit{y}_{it}}/Asse{t_{it - 1}} + {\beta _5} \times {\rm{ }}\mathit{LnEmployee}{{\rm{ }}_{i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其中，Perk_it为实际在职消费额；Asset_it-1为上期期末总资产；ΔSales_it为本期主营业务收入的变动额；PPE_it为本期固定资产净值；Inventory_it为本期存货总额；LnEmployee_it为企业雇佣的员工总数的自然对数。相关变量说明见表 1所示。

(三) 模型设计

1.研究高管控制权与高管在职消费(总额/异常)的关系，即为了验证假设1，将建立以下模型：

$ \begin{array}{l} Perk(或\mathit{Abperk}) = {\alpha _0} + {\alpha _1}{\rm{ }}\mathit{Power}{\rm{ }} + {\alpha _2}\mathit{Indep} + {\alpha _3}\mathit{State} + {\alpha _4}ROA + {\alpha _5}Size\\ \;\;\;\;\;\;\;\;\;\;\;\;\;\;\;\;\;\;\;\;\;\;\;\;\; + {\alpha _6}Lev + {\alpha _7}{\rm{ }}\mathit{Comcom}{\rm{ }} + {\alpha _8}Audit + \varepsilon \end{array} $

上述模型中Power是高管控制权变量，Perk(或Abperk)是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当假设1成立时，α₁的预期符号应该显著为正。

2.研究“八项规定”与高管在职消费(总额/异常)的关系，即为了验证假设2，将建立以下模型：

$ \begin{array}{l} Perk(或\mathit{Abperk}) = {\alpha _0} + {\alpha _1}Eight + {\alpha _2}\mathit{Indep} + {\alpha _3}\mathit{State} + {\alpha _4}ROA + {\alpha _5}Size\\ \;\;\;\;\;\;\;\;\;\;\;\;\;\;\;\;\;\;\;\;\;\;\;\;\; + {\alpha _6}Lev + {\alpha _7}{\rm{ }}\mathit{Comcom}{\rm{ }} + {\alpha _8}Audit + \varepsilon \end{array} $

上述模型中Eight是解释变量，Perk(或Abperk)是被解释变量，其他变量为控制变量。当假设2成立时，α₁的预期符号应该显著为负。

为了验证假设3，我们将样本区分为Power=1和Power=0两组样本，然后依据模型2分别进行回归检验。当假设3成立时，两组样本的α₁不仅都显著为负，而且Power=0的样本组中的α₁更大。

五 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由图 1可知，“八项规定”实施前即2010年、2011年和2012年高管在职消费水平呈显著增长趋势，其中“八项规定”实施的前一年即2012年在职消费水平增长的幅度最大，平均值为5473.36万元，是2010—2014年高管在职消费额的顶峰；“八项规定”实施后，在职消费明显下降，其中2013年在职消费均值比2012年减少了1009.17万元，降幅达18.44%；2013年在职消费中位值比2012年减少了195.22万元，降幅达13.27%；2014年高管在职消费无论是均值还是中位值均比2013年要低，其中在职消费均值降低额为26.65万元，降幅为0.6%。

表 2反映了各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情况。异常在职消费无论是均值还是分位值均低于实际在职消费额，与实际情况相一致。“八项规定”为虚拟变量，最大值为1，最小值为0。高管控制权的均值为0.450，说明有45%的国有企业高管掌握着较大的控制权。

表 3反映了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情况。高管控制权与在职消费总额、异常在职消费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初步支持了假设1。“八项规定”与在职消费总额、异常在职消费均呈负相关关系，但是并没有发现显著性效果，尚需要通过多元回归进行验证。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具体见表 3。

(二) 实证分析

表 4反映了对假设1和假设2的实证检验结果。由模型(1)和模型(2)可以看出，高管控制权与在职消费总额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初步验证了假设1和假设2。由模型(3)和模型(4)可知，高管控制权与异常在职消费之间存在正相关有关系，“八项规定”对异常在职消费具有抑制作用，假设1和假设2进一步得以验证。从控制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看，公司规模、国有股持股比例均在与高管在职消费和异常在职消费之间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公司规模越大、国有股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获取的在职消费总额和异常在职消费额越高。财务杠杆与高管在职消费总额和异常在职消费之间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财务杠杆对在职消费总额和异常在职消费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表 5反映了对假设3的实证检验结果。就模型(5)和模型(6)的对比看，无论是在高控制权组还是在低控制权组，“八项规定”与在职消费总额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低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325，高于高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说明与高控制权组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高管在职消费总额的抑制作用更强，假设3得到了初步验证。就模型(7)和模型(8)的对比看，“八项规定”无论是在高控制权组还是在低控制权组均与异常在职消费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低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324，高于高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说明与高控制权组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高管的异常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假设3得以验证。从控制变量的显著性变化情况来看，高控制权组的公司规模对在职消费总额以及异常在职消费的正向作用高于低控制权组，国有控制比例对在职消费总额以及异常在职消费的正向作用仅存在于高控制权组。

(三) 进一步实证检验与分析

1.不同政府控制层级下“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的影响。为进一步检验“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的影响，我们将样本按照政府控制层级划分为中央国企和地方国企两组，并分别检验各自的“八项规定”与在职消费总额及异常在职消费之间的关系。表 6反映了政府控制层级差异下“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就模型(1)和模型(2)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中央国企组还是地方国企组，“八项规定”与在职消费总额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地方国企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332，高于中央国企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0.343，说明与中央国企组相比，“八项规定”对地方国企高管在职消费总额的抑制作用更强。由模型(3)和模型(4)的对比来看，无论是中央国企组还是地方国企组，“八项规定”与异常在职消费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中央国企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313，高于地方国企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0.329，说明与地方国企组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企高管异常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2. “八项规定”对业务招待费的影响。业务招待费是高管在职消费支出中十分重要的内容，也容易被高管借助业务开展之名进行公款吃喝、谋取私利。2012年中国铁建因高额的“业务招待费”8.37亿元“荣登”A股之首，被核查后受通报批评57人、党纪政纪处分8人、移送司法1人。据同花顺数据显示，2013年年报披露“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用”科目的公司共1691家，合计的业务招待费共101.12亿元；2012年年报披露“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用”科目的公司共1760家，合计的业务招待费共140.32亿元，2013年比2012年下降了27.94%。进一步看，这1691家上市公司2012年披露的“管理费用——业务招待费用”之和为110.91亿元，2013年比2012年下降了8.83%。2013年业务招待费下降最多的前十名均为国企上市公司。中央“八项规定”实施对国有企业的业务招待费是否具有抑制作用有待于经验数据的验证。借鉴Luo等(2011)、权小锋等(2010)的做法，将在职消费替换为业务招待费(Recreation)，然后带入以下模型来测算异常值业务招待费(Abrecreation)，其中Recreation为实际在职消费额，其他变量说明见上文所示。

$ \begin{array}{l} {\mathop{\rm Re}\nolimits} creatio{n_{it}}/Asse{t_{it - 1}} = {\alpha _0} + {\beta _1}*1/Asse{t_{it - 1}} + {\beta _2}*\Delta sale{s_{it}}/Asse{t_{it - 1}} + {\beta _3}*PP{E_{ii}}/Asse{t_{it - 1}}\\ \;\;\;\;\;\;\;\;\;\;\;\;\;\;\;\;\;\;\;\;\;\;\;\;\;\;\;\;\;\;\;\;\; + {\beta _4}*{\rm{ }}\mathit{Inventory}{{\rm{ }}_{it}}/Asse{t_{it - 1}} + {\beta _5}*{\rm{ Ln}}\mathit{Employee}{{\rm{ }}_{i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表 7列示了“八项规定”和高管控制权分别对业务招待费总额及异常业务招待费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由模型(1)和模型(3)可知，高管控制权与业务招待费总额及异常业务招待费之间均在10%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高管控制权对业务招待费总额及异常业务招待费具有正向作用。由模型(2)和模型(4)可知，“八项规定”与业务招待费总额及异常业务招待费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说明“八项规定”对业务招待费总额及异常业务招待费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表 8反映了不同高管控制权下“八项规定”对业务招待费影响的实证检验结果。就模型(5)和模型(6)的对比看，无论是高控制权组还是低控制权组，“八项规定”与业务招待费之间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低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564，高于高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0.577，说明与高控制权组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高管的业务招待费的抑制作用更强。就模型(7)和模型(8)的对比看，“八项规定”无论是在高控制权组还是低控制权组均与异常业务招待费之间在1%的统计水平上呈显著负相关关系；低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为-0.542，高于高控制权组中“八项规定”的系数-0.553，说明与高控制权组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高管的异常业务招待费的抑制作用更强。

(四) 稳健性检验

我们用在职消费率(在职消费/主营业务收入)来代替在职消费的对数重新按照模型进行回归检验，得到的结论是无差异的。我们借鉴卢锐等(2008)、罗宏等(2008)的做法，高管控制权变量按照Power=Power₁+Power₂+Power₃计算式重新衡量，即Power的值如果大于2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重做模型检验，结论无实质性改变。总体而言，样本的稳健性得到保证。

六 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0年至2014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高管控制权视角，研究“八项规定”对在职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八项规定”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了抑制作用，不仅抑制了高管在职消费总额，还抑制了高管异常在职消费水平；与拥有高控制权的上市公司相比，“八项规定”对低控制权上市公司的高管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与地方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八项规定”对中央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异常在职消费抑制作用更强。

根据以上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本文建议：(1)如前所述，在职消费具有两重性，即既会增强隐性激励，同时又会提高代理成本。当前，国有企业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代理成本过高，由此也引发了各种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实践证明，中央“八项规定”对反对腐败、净化社会，对抑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特别是异常在职消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国有企业必须进一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强化其对国有上市公司高管在职消费特别是对异常在职消费的抑制作用。(2)要最大程度发挥“八项规定”对高管职务消费的威慑作用，必须进一步深化国企改革，完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完善产权清晰、责权明确的公司治理结构，降低管理层权力控制对在职消费的影响力，从根本上解决“所有者虚位”和“管理层激励”等问题。(3)要进一步完善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应当对高管在职消费的明细支出情况进行细化并要求进行信息披露，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使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置于社会监督之下。(4)作为国有企业的管理者，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要深刻领会与落实“八项规定”的精神，防止其在中间层级开始变调，导致“最后一公里”完全走样。各级政府部门只有严格依照中央“八项规定”办事，上下一致，才能有效地抑制国有企业高管的在职消费，特别是制止其异常的在职消费。

本文研究的局限性主要在于，实证研究中对高管异常在职消费变量的衡量采用的是残差计算的办法，该方法尚存在一定的缺陷，有必要采取多种办法来进行完善。此外，受上市公司在职消费明细项目披露欠缺的限制，仅以绝大多数上市公司都披露的业务招待费为例进行了实证检验，也显欠缺。随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不断完善，对每一项在职消费明细支出项目进行分别检验并做对比分析，会得出更为有针对性的研究结论。为此，有待于后期在本文基础上做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