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1915—1995)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和哲学史家。他经过一生的艰难探索，创发了“智慧说”的哲学体系。在1980—1990年代，他发奋著述，完成了“智慧说三篇”(《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和“哲学史两种”(《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为后人留下了一个原创性的哲学体系。“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晚年喷薄而出的创造力，令人叹为观止！这些传世的篇章，是我们永远的财富。
“智慧说”不是书斋里的学问，它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成了时代的中心问题。这个问题在思想文化领域中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怎样有分析地学习西方先进的文化，批判继承自己的民族传统，以便会通中西，正确地回答中国当前的现实问题，使中华民族走向自由解放、繁荣富强的道路。”②“智慧说”萌蘖于民主革命时期，最终成形于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智慧说”的理论思辨中激荡着时代的风云，体现了冯契先生对中国革命和中国现代化的哲学思考。当然，作为专业哲学家，冯契主要面对的是哲学层面的古今中西之争。对此，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即，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发扬中国传统智慧，熔铸西方哲学资源，以个性化的方式切入时代问题，成一家之言。
在1949年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大陆的哲学创造力受到抑制，原创性成果严重稀缺。“智慧说”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沉闷的局面。冯契先生不仅是富有独立思想、风骨凛凛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清华学派的杰出传人。20世纪中国哲学中最有影响的三大派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清华学派、现代新儒家。清华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金岳霖、冯友兰、张申府、张岱年等。直面哲学问题，注重逻辑分析，会通中西，推陈出新，具有强烈的哲学创作意识，并且收获了骄人的哲学创作实绩，是清华学派的基本特点。①1935年，冯契考入清华哲学系，师从金岳霖、冯友兰等先生。1940年代，他在西南联大清华文科研究所完成了硕士论文。1950年代初，他来到刚成立的华东师范大学，把清华学派的治学风格带到丽娃河边，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学人。由于他在哲学上的杰出成就，我们有理由来谈论中国现代哲学中的“金(岳霖)—冯(契)学脉”，正如说起现代新儒家，人们常常会提及“熊(十力)—牟(宗三)学脉”一样。方克立认为，几十年来，由于冯契及其后学的努力，冯契学派已是一种客观存在。②
冯契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智慧说”是专业哲学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的杰出成就。遵循“哲学是哲学史的总结，哲学史是哲学的展开”的原则，冯契建构了一个哲学和哲学史相统一的体系。他不满于西方近代以来的狭义认识论观点，提出了广义认识论的主张，主张认识论不仅要讨论科学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还要讨论形上智慧如何可能的问题。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中，冯契集中阐述了其广义认识论思想。“智慧说”一体两翼，“一体”指广义认识论，“两翼”分别指方法论和价值论。“化理论为方法”指向其中的一翼，在《逻辑思维的辩证法》中，冯契集中阐述了其逻辑和方法论思想。“化理论为德性”指向另一翼，在《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冯契集中阐发了其价值论思想。冯契不仅是一个原创性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哲学史家，其《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和《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是中国哲学史领域的里程碑式的著作。总之，“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相互贯通，构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结构严谨的哲学体系。
正是由于“智慧说”这一独创体系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蕴，对中国哲学的未来发展启示良多，所以，在冯契于1995年去世之后，“智慧说”很快就成为一个研究热点。20年来，冯契研究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都产生了大量成果。试分述如下。
首先，在文献整理方面，出版了10卷本的《冯契文集》和两篇英文译文。“智慧说”体系主要体现在“智慧说三篇”和“哲学史两种”之中。但是，在其生前，冯契先生只出版了其哲学史著作，当他于1995年3月1日凌晨因病遽尔离世时，“智慧说三篇”还处于打印稿状态。为了让学界尽早地了解20世纪中国哲学的这一重要思想成果，冯契遗著整理出版工作就迫在眉睫。冯契去世后不久，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就成立了由丁祯彦、陈卫平、童世骏、冯棉等组成的“冯契遗著编辑整理工作小组”。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整理出版工作进展顺利。1996年，“智慧说三篇”作为《冯契文集》前三卷首次出版。1997年，“哲学史两种”作为《冯契文集》第四、五、六、七卷重印，《智慧的探索》文集(冯契称之为“智慧说外篇”，1994年初版，收录了冯契1979—1994年的文章)作为《冯契文集》第八卷重印。在此基础上，整理小组进一步挖掘冯契哲学文献，于1998年出版了《冯契文集》第九、十卷：《智慧的探索·补编》(收录了冯契1947年的论文《智慧》、1957年的《怎样认识世界》及其他论著)，《哲学讲演录·哲学通信》(收录了冯契关于金岳霖哲学的讲演录及与友人论学书信等)。至此，《冯契文集》10卷全部出齐。③
随着研究的深入，国际学界也开始对冯契的思想产生兴趣。美国的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Vol.42, No.3, 2011)出版了冯契智慧说专刊，译介了冯契的《智慧》(Jeffrey Keller译)和《“智慧说三篇”导论》(Niu Xiaomei和Richard Stichler译)。总之，10卷本的《冯契文集》和两篇英文译文，是目前冯契研究在文献整理方面所取得的主要成果。
其次，在思想研究方面，20年来，国内外学界对冯契哲学的热情越来越高，研究成果大量涌现，形式多样，有专著、论文集、期刊论文，还有博士论文和硕士论文等等。其中，专著有6部：《冯契的辩证逻辑思想研究》①、《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对冯契一个哲学命题的思考与探索》②、《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③、《心灵的自由思考》④、《冯契“智慧”说探析》⑤、《冯契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⑥；论文集有3部：《理论、方法、德性》⑦、《知识与智慧：冯契哲学研究论文集(1996—2005)》⑧、《追寻智慧》⑨。截至2015年8月28日，以“冯契”为主题词(题目、摘要、关键词中出现“冯契”的统计项)进行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平台上，“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共收录论文544篇，“中国博士论文全文数据库”收录14篇，“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收录53篇。
值得注意的是，冯契哲学不仅受到了国内学界的重视，而且开始产生世界影响，“智慧说”逐渐出现在一些外文论著中，成为讨论对象，相关的英文、德文和日文的研究论文有20多篇。斯坦福大学著名汉学家墨子刻(Thomas Metzger)在其著作和讲演中多次提到冯契及其学生的工作；斯洛文尼亚学者罗亚娜(Jana Rosker)在其著作中专章讨论了冯契的广义认识论；日本学者樋口胜(Higuchi Masaru)多年来致力于冯契哲学研究，将“智慧说”与池田大作、牧口常三郎的思想作比较；美籍华裔学者林同奇在为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撰写的词条里讨论了冯契哲学。此外，不少学者在国外著名刊物上撰文讨论冯契哲学。越来越多的国外学者表现出了对冯契哲学的兴趣。
在这些论著中，学者们高度评价了“智慧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论、逻辑学和方法论、价值论、中国哲学史研究等领域中所取得的多方面的理论成就。当然，“智慧说”没有终结真理，更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些学者在向冯契表示真诚敬意的同时，也对“智慧说”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在读了《智慧说三篇·导论》之后，邓晓芒既对冯契的理论创造力和不屈不挠的生存意志表示赞佩，也提出了商榷意见。1.在引进西方思想时，人们(包括冯契)倾向于从传统中国思想中找出一个能与西方思想相契合的“生长点”。邓晓芒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应该从普遍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中外文化交流。2.冯契的广义认识论，预先假定了一些概念和原理是不言而喻的(如“实践中获得的感觉能给予客观实在”)，存在独断论的残余。3.冯契对逻辑方法和自由人格关系的看法有可商榷之处。邓晓芒认为，很难从逻辑方法直接引出自由意识的觉醒，相反，自由意识的觉醒(自由意志的建立)往往是人们寻求逻辑方法的深层根源。4.自由意志预设了为恶的可能性，但冯契的自由理论把恶的问题放在一边，有点过于理想主义了。5.冯契重视传统“诚”的思想，但是，在他那里，“真诚”似乎是静态的概念。邓晓芒认为，真诚应当是一个是动态的认识自我、寻找自我的过程。6.对于困扰着金岳霖和冯契的“不可说的东西如何能说”的问题，邓晓芒认为，若能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立场上，吸收黑格尔辩证法和海德格尔“诗意地思”的理论资源，是有希望给出一个解决的。⑩何萍、李维武认为，“智慧说”具有较为强烈的认识论化的特征，主要是从认识论的意义上来阐述智慧的本体内容和人的自由本性，而未能从本体论的意义上直接阐发实践、智慧和人的自由的内容和关系，这未免是一种缺憾。⑪郭齐勇认为，“智慧说”对人类有限性认识不足，对主体性及其价值创造过于乐观。由于冯契过分强调了实践基础上的活动和平民化的自由人格，智慧说“具有消解终极性或超越性的趋向。然而终极性的或神性意义的消解，很可能导致理性直观与德性自证失去依据”。在他看来，人的自由和真善美，应该放置在“天、地、物、人、我”的多维空间中去协调。在真善美之外，还应有一个“至如”的境界。①许全兴认为，人的智慧不仅表现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上，还表现在(甚至更重要地表现在)改造世界上，但是，“智慧说”虽然提到了对客观世界(包括自然和社会)的改造，但未充分展开。②张汝伦认为，智慧在冯契那里主要是哲学智慧，是关于性与天道的理论，而不是实践的智慧。忽视智慧的实践特征的一个后果是，在“智慧说”中，智慧“不再是一种判断是非的力量，不再是是非之心”，“是非之心不但不是智慧，而且还是智慧的障碍。”在张汝伦看来，只强调智慧培养德性的功能，而忽视智慧的判断维度，是“智慧说”的一个缺憾。③他还进一步指出，冯契用传统的“自证”方法来担保智慧的真理性，与其所主张的符合论的真理观是相冲突的。虽然冯契在实践唯物论的基础上对金岳霖实在主义的知识论作了修正，但未能克服金岳霖知识论的内在困难，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明人类知识和客观实在的一致性。④方旭东考察了冯契的哲学史定义，强调了其“前现代”特征，并提出了两点批评：首先，冯契以西方哲学的语汇作为出发点，去重新理解中国思想史，其准确性和有效性是值得商榷的；其次，冯契所理解的西方哲学基本上是西方近代哲学(以德国古典哲学为顶峰)，其哲学史观对于已进入后形而上学时代的20世纪西方哲学是隔膜的。⑤
综上所述，20年间，国内外学界在冯契哲学的研究上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智慧说”正“日益成为现代中国哲学中的‘显学’”，⑥其影响力已越出中国，正在世界范围内扩展开来。
在冯契先生诞辰百年、逝世20周年之际，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必须直面的，那就是，在20年的积累之后，冯契研究如何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对以往的研究做一番检讨。
在文献整理方面，虽然十卷本的《冯契文集》已为学界研究冯契哲学提供了基本文献，但还有大量工作需要去做。1)还有不少文献未收入《冯契文集》。冯契青年时代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20世纪40年代在《时与文》、《展望》等杂志上发表了不少政论与杂文，50—60年代在《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理论札记与时论短文，这些对于了解冯契其人其学十分重要的文献均未收入《冯契文集》。此外，还有一些他70年代以后写的学术论文及回忆师友的文字也遗落在《冯契文集》之外。
2) 对冯契生平资料的挖掘还很不够。冯契一生经历丰富，交往广泛，富有传奇色彩。了解其人生经历，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哲学体系，而且将深化我们对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和思想文化的了解。但是，这方面的成果还相当有限，只有陈卫平和童世骏撰写的《冯契小传》、《冯契传略》以及冯契夫人赵芳瑛先生编写的《冯契年表》。
3) 冯契基本著作尚未译成外文。在过去20年里，出现了一些研究冯契哲学的外文论著，但作者基本上都是能阅读冯契中文著作的学者，包括墨子刻、樋口胜、罗亚娜等在内。对于不通中文的学者来说，“智慧说”体系依然是难以通达的。冯契研究要真正走向世界，必须克服这一障碍。笔者曾应邀为哈佛燕京学社网站“亚洲学术前沿”栏目(“New Frontiers in Asian Scholarship”)撰写关于《冯契文集》的介绍，⑦不久就收到一位巴西学者的来信，表示对冯契的“智慧说”很感兴趣，希望能够深入学习研究。遗憾的是，由于语言障碍，这项工作目前还不能展开。此事对我们触动很大，它尖锐地提出了冯契哲学的国际文本问题。
在思想研究方面，中外学者在过去20年中已经取得了出色的成绩，但是，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
1) 对“智慧说”的理论创新机制的探究还不够。“智慧说”是新时期哲学创作的成功典范，细致地解剖这一范例，探索其理论机制，对于中国哲学的创新发展将提供鲜活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但是，这项工作还没有开展。
2) 尚未对关于“智慧说”的各种质疑和批评作出回应。如上所述，学界在充分肯定“智慧说”的理论成就的同时，也提出了严肃认真的质疑和批评，但是，这些质疑和批评至今还没有得到有效的回应。
3) 发扬冯契先生的理论创新精神，开辟哲学研究新局面的意识还不够清晰和强劲。以往的研究成果，多以理解、诠释和阐发冯契哲学本身为主，而致力于“接着讲”的工作虽然不是没有，但还十分稀少。
鉴于此，我们认为，冯契研究要有明显推进，必须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而实现这两个目标的关键在于发扬冯契哲学的两大特质，即世界哲学意识和理论创新精神，并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加以落实。
在1990年代初，冯契指出：“从世界范围看来，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东西文化互相影响、趋于合流的时代。为此，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西方文化和哲学，也需要全面系统地了解东方文化和哲学，并深入地作比较研究，以求融会贯通。这种研究和会通当然会见仁见智，产生不同学说，形成不同学派。所以，应当说，我们正面临着世界性的百家争鸣。海内外的中国哲学各学派，都将在国际范围的百家争鸣中接受考验。”①他认为，中国哲学家应该积极地介入世界性的百家争鸣，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工作，使中国哲学成为世界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进程加速、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而深入的今天，重读冯契20多年前的这段话，我们对“世界性的百家争鸣”这一表述的感受尤为真切。它所描述的，正是我们从事哲学研究的当下现实。我们今天研究冯契哲学，也应该有世界哲学的视野，应该把“智慧说”这20世纪下半叶中国哲学的重要创获，系统准确地介绍给国际同行，让它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并接受检验。如前所述，已经有一些学者在此方向上做了一些努力，但还是十分初步的，需要大力推进。
冯契还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通变”的优秀传统，它包含“批判、会通和创新”三个环节，其中创新至为重要，因为批判和会通，旨归在创新。他指出：“真正的哲学、哲学家和哲学学派，都具有肯定自己而又超越自己的品格。一种有价值的学说，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都期待着后继者将通过它来超过它。”②冯契的“通过—超过”说，很好地诠释了继承和创新的辩证法。他正是这样看待自己和金岳霖的关系的，而对于自己的学生及后人，他也提出了这样的期待。因此，对于冯契后学来说，一项重要的工作是充分领会冯契哲学的创新精神，深入思考如下问题：冯契是如何创发“智慧说”的？其理论机制是什么？如何将这种哲学创作意识发扬光大？如何在“智慧说”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开辟哲学思辨的新境界？冯契后学有幸近距离见证了一个完整的哲学创作过程，对于发扬冯契哲学的创新精神负有特别的责任。这起码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工作：首先，对学界关于“智慧说”的质疑和批评做出回应；其次，在“智慧说”的论域内对某些论题作进一步的探索；再次，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开辟新论域，提出新论题，建构新理论。
在冯契那里，世界哲学意识和理论创新精神是一气贯通、相得益彰的，他正是在世界哲学的宏大视野中，熔铸古今，会通中西，从事创造性的哲学研究的。在“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这一课题中，我们将在文献整理和思想研究两个方面来落实冯契哲学的这两个特质。对于文献整理，我们持广义的理解，一方面，我们将进一步挖掘冯契的中文文献，补充修订《冯契文集》，编写《冯契年谱》、《冯契评传》等；另一方面，我们要为国际学界提供可靠的、高品质的冯契基本论著的英文译本，促进冯契哲学走向世界，参与世界性的百家争鸣。在思想研究方面，我们将聚焦于冯契的理论创新精神。“智慧说”体现了哲学和哲学史相统一的原则，所以，一方面我们要深入探讨冯契是如何在哲学基础理论和哲学史研究中推陈出新的，其理论创新的机制是什么，同时也要探索如何在冯契“智慧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哲学基础理论和哲学史研究，致力于当代哲学的创新和哲学史研究范式的新开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