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契(1915—1995)，中国著名思想家。其学气象博大，义理精深，涵盖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逻辑学、伦理学、美学等诸多领域。冯契是一位著作等身的体系性哲学家，他晚年将其毕生探索所得命名为“智慧说”。在许多学者看来，“智慧说”是会通古今、熔铸中西的典范式理论，对中国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客观地说，冯契哲学理论的影响力在中国哲学界是有目共睹的，但就整个世界范围而言，冯契哲学的传播与影响却相对有限。不过值得欣喜的是，近年来，随着中国哲学的地位在世界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学者关注到冯契的原创性工作。笔者拟从“‘智慧说’的海外研究”、“关于冯契与冯契学派”以及“冯契学术作品的英译与世界哲学”三个方面来考察，指明“智慧说”在海外传播的意义。
一 “智慧说”的海外研究①研究冯契的外文著述，主要分为两种语言：日语和英语。在日语圈，除了高崎譲治(Takasaki Joji)为冯契写过书评外②，研究冯契思想的主力是创价大学的樋口勝(Higuchi Masaru)。樋口勝基于比较哲学的视域，从价值论、哲学史、宗教论、比较哲学等多个方面，对冯契思想进行了细致的介绍、解释与阐发。
通过英文阐释和研究冯契思想的学者有如下三类：第一类是冯门弟子。陈卫平、童世骏、杨国荣和郁振华运用英语，在诸多英文刊物上积极地介绍冯契“智慧说”理论，阐释其哲学价值。此类学者在评介“智慧说”时注重全面性和系统性，从多个层面评估了冯契哲学的理论意义。陈卫平在概括中国哲学史研究趋势的时候指出：冯契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意义，推进了哲学史研究由“认识史”向“形上智慧”演变的探索趋势；童世骏着力揭示冯契置身于“后笛卡尔时代”(post-Descartes'era)，但坚决捍卫笛卡尔理性主义传统的努力；杨国荣以广义认识论作为切入口，从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的角度对“智慧说”进行了概观式的阐发；郁振华区分了超克狭义知识论的两条进路：形上进路(metaphysical approach)和实践进路(practical approach)，并将冯契视为形上进路的代表人物。在郁振华看来，两条进路之间的交融与对话将丰富人类的认识图景。
第二类是旅居海外的华人学者。林同奇、成中英和黄勇在《中国哲学百科》(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当代中国哲学》(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等著作中对冯契思想进行过论述与评价。此类学者善于对“智慧说”进行理论溯源，将冯契思想的源头与世界哲学“缝合”起来。林同奇曾写道：冯契哲学将康德、罗素思想移植到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之中，并用中国传统的“性与天道”思想去解释它们；成中英认为，冯契“化理论为方法、化理论为德性”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与新儒家的启发；黄勇发现：冯契并不在意他的学派归属，我们既能从冯契身上找到马克思主义者、儒家、道家、康德主义者、黑格尔主义者的属性，也能看到他自己独特的理论创造。
第三类学者是对中国思想有一定研究的汉学家。美籍德裔学者墨子刻(Thomas Metzger)和斯洛文尼亚学者罗亚娜(Jana S.Rošker)在各自著作中论述过冯契思想。此类学者的特点在于他们能够敏锐地把握“智慧说”与西方哲学传统之间的同异关系，从而对冯契思想进行公正的评价。罗亚娜曾意识到：冯契不满于中西哲学中存在着的狭隘之处，他致力于寻求一种理解中西思想的新可能——让中国古代思想对现代世界哲学有所增益。
就论题而言，海外对“智慧说”的关注主要集中于“回归智慧”和“激活智慧”两个方面。
(一) 回归智慧自认识论转向以来，认识论有实证化的倾向。追求知识的确定性、可证实性和可操作性成为了认识论研究的主流话语。冯契将这种排除智慧、价值的认识论斥为“狭义认识论”，进而主张涵盖知识、价值和智慧的“广义认识论”。讨论冯契哲学的外文论著普遍认为：复兴对智慧、价值的讨论，其意义涵盖多个方面。
首先，回归智慧是对知识的超越。几乎所有研究冯契思想的外文文本都将视线投向了智慧和知识的分野。成中英曾如是评价冯契：“在揭示知识与智慧的辩证过程和解释循环中，冯契将理论化为德性，表现出他对中国形上传统中终极实在(ultimate reality)的深层理解。”①智慧的特征在于强调“穷究会通”，是主与客、天与人的统一，与仅仅“分辨真假”的知识显然是不同的。黄勇将冯契“智慧说”中知识和智慧的区分概括如下：“知识侧重抽象、分析和部分，智慧聚焦于具体、综合与整体。”②借助理性直觉、辩证综合与德性自证的环节，人们可以经由“名言之域”，达成“转识成智”的飞跃。罗亚娜视冯契的智慧为一座桥梁，在认识活动中，实现人和自然的理想统一③。“智慧说”将转识成智视为一个认识过程，人类基于实践，化本然界为事实界，对事实界中提供的可能加以价值创造，实现“性与天道”的交互作用。正如杨国荣所言：“冯契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谈天道，并把这一过程与通过价值创造而走向自由联系起来。这条独特的进路体现了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的统一。④
其次，回归智慧有助于理解中国哲学。陈卫平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形成了一股由认识层面向智慧层面演进的趋势。中国学者们(特别是冯契)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知识成果的简单罗列，而是将中国哲学视为“民族智慧”的体现。倘若将人类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从无知到有知”和“从有知到智慧”，中国哲学更加侧重对后者的考察。陈卫平认为，这种研究趋势是冯契等中国学者们对科学主义的反思，体现了回归智慧的自觉意识，是人文精神复苏的标志。此外，这一工作更切合中国传统哲学的本来面貌，更能揭示中国传统哲学的民族特征⑤。罗亚娜也得出类似结论：冯契重视中国哲学“知识”与“存在的伦理评价”(ethical evaluation of being)相结合的传统。在现当代认识论语境中，“智慧说”对于重铸中国传统思想的“可信度”(credibility)而言是相当重要的⑥。
最后，回归智慧是对价值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克服。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价值绝对主义的没落，价值相对主义渐渐兴起。价值相对主义者主张：不同时代、不同地区和不同文化之间有着各自的价值观与道德准则。但是如果将相对性原则贯彻到底，个人、社会和文化之间的交流就不再可能，这显然有悖于我们的常识。因此，澄清价值绝对主义和相对主义，并对它们进行克服是当今时代之要务。樋口勝通过分析冯契哲学中的人道原则、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①辨析“广义认识论”中的功利原则与功利主义、道德原则中相关概念的区别和联系②，揭示了冯契“智慧说”对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的超克——“(冯契)以客观规律和人性相一致为导向，主张统一功利论和义务论。进一步说，在自觉原则和自愿原则、理智和意志的相统一的过程中，确立主体的自律，从而对超名言之域的智慧进行把握。转识成智和理想人格的培养也就得以可能了。”③在这一点上，黄勇也有过类似的结论。他认为，冯契的“智慧说”是在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之间寻求出路的“反基础主义式的改良主义”(antifoundational ameliorism)④。
(二) 激活智慧冯契始终强调，理论的发展是“通过并且超过”⑤的过程。我们讨论“智慧说”，是为了在当下的语境中重新激活和接续传统思想资源，使经典理论焕发出新鲜的活力。在这个层面，郁振华和樋口勝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不满于近代知识论中狭隘的知识观念，思想家们纷纷提出了扩展认识论的主张。郁振华⑥基于此语境，将“智慧说”与默会知识论(tacit knowledge)进行了比照。郁振华认为，从超越狭义知识论的角度而言，两条进路是值得重视的：以冯契为代表的形上进路和以赖尔、波兰尼、欧克肖特等为代表的实践进路。形上进路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体现于论题域的拓展，即认识论不应局限于常识和科学知识，还应当关注形上智慧；实践进路对传统知识论的超越则表现于挖掘知识中不可言述的部分：人类知识不仅包括命题性知识，还包括能力之知、亲知等默会知识。
在精细爬梳两条进路义理的基础上，郁振华力图在二者中间构建起一套实质性的对话关系——对于形上进路而言，仅关注到形上之域是不够的，因为这无疑忽视了科学研究中的超名言成分。将实践进路拉进形上进路，有助于形上进路在克服命题表达的基础上，进一步超越语言的边界，步入行动和实践领域。同时，实践进路也需要形上进路的补充。实践进路过分局限于日常生活和科学活动的探索，没有意识到形上智慧的重要性。因此，两条进路是能够相互批评与相互发明的。
在日语世界，樋口勝通过一系列文章，对比了冯契与牧口常三郎(Tsunesaburo Makiguchi)以及牧口的后继人池田大作(Daisaku ikeda)的思想。樋口勝之所以选择牧口常三郎作为冯契思想的比较对象，是因为两位哲学家虽未谋面，但在思想层面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冯契思想与牧口思想的契合为两者的比较提供了起点，樋口勝聚焦的问题意识主要是“真善美与利善美之辩”。
无论是冯契还是牧口，均对利(功利)、真、善、美这四个概念进行过辨析，也得出过许多相同的结论。比如冯契和牧口都强调从理性出发去认识现实，树立正确的目的观，在向目标前进的过程中培养理想人格。但是在辨析利、真、善、美之间的关系时，两套义理系统的概念关节并不对位。因此在价值论层面，产生了“真善美”与“利善美”之辩的义理差异。在冯契看来，“真”这个概念可以在本体论、认识论和德性论等多个层面进行辨析，不过若在价值范畴内谈论“真”，那么它的含义特指“符合人民利益、合乎人性发展的真理性认识”。所以，“真”与利、善、美是分不开的。可是在牧口思想中，“真”是永恒不变、与价值无涉的，当认知主体保持冷静的态度观察外部事物时，可以获得真理，但倘若外部事物激起认知主体理智以外的情感态度时，“真”就不再属于认知者。也就是说，两位哲学家争论的焦点在于“真”究竟能否作为价值范畴而存在？冯契的答案是肯定的，牧口则持相反意见。
借助对比，樋口勝指出，冯契和牧口的差异源于对“认识”概念的不同理解。牧口的“认识”概念与“评价”相分离，①在冯契语境中为“认知”概念。相应地，冯契语境下的“认识”则无法在牧口哲学中找到对应术语。两位思想家在认识观上的差异，导致了他们不同的真理观。樋口勝认为，相较“智慧说”，牧口的“真理”概念中没有“具体真理”和“真理性认识”两个方面，对于“绝对真理”两位哲学家也存在着不同的界定②。认识观和真理观差异的背后，折射出的是两位哲学家在宗教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冯契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经验来把握世界，否认有超越人类意识和经验之上的实在。相反，信奉大乘佛教的牧口则承认宗教与科学的并行，并且牧口强调，价值论中的很多问题将在宗教领域内展开。
可见，真善美和利善美之辩，并不局限于价值领域，其背后的论题域还辐射到认识观、真理观和宗教观。我们可以看到，基于不同概念体系的参照，樋口勝更好地阐明了冯契思想中的义理关节。在阐明的同时，樋口勝也在多个文本中引导我们去推敲“智慧说”的理论前提：冯契的唯物主义立场，是否真的能够解决与宗教相关的“绝对真理”呢？③反思科学知识与宗教的关系，正是冯契理论相对薄弱的一环。
如果说，“重拾智慧”和“激活智慧”是在当今学术语境下接续“智慧说”的内在条件，那么冯契学派的形成，则为“智慧说”在海外传播奠定了外在保障。
二 关于冯契与冯契学派冯契过世后，不少冯门弟子延续了冯契思想传统和研究方法，推进着导师未尽的事业。海外学者墨子刻和樋口勝都敏锐地意识到“冯契学派”正应运而生。
当然，不能因为墨子刻和樋口勝提到了冯契学派，我们就坦然承认其存在的合法性。学派的成立，有其现实依据。方克立曾从开宗立派的人物、连续的学术传承、稳定的学术基地、开放的治学风格四个角度，论述了学派形成的条件④。我们有理由认为，冯契学派是符合这四则标准的。
形成学术流派的首要条件，是开宗立派的人物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和独特的学术创造。冯契毫无疑问地符合此标准。“智慧说”体系论域广泛，义理精深，在学界有着广泛的认同和影响。按照童世骏的说法，冯契会通中西思想，其理论兼具原创性和丰富性⑤。同时，冯契处理的论题众多，不同学者从不同侧面界定冯契的理论品质。例如，罗亚娜视冯契转识成智思想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⑥；墨子刻在分析中国当代学术系谱时，将冯契的哲学理论以及冯契对哲学史的理解界定为“马克思主义”⑦；美籍华人学者林同奇认为，冯契融合康德的认识论、罗素逻辑实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并用中国传统思想中“性与天道”的学问去诠释它们的行为，是一种“实践唯物论”(praxis materialism)，其原创性是不可低估的①。但在笔者看来，“中国马克思主义认识论”、“马克思主义”和“实践唯物论”揭示的是冯契哲学的多面性和丰富性，而非冯契哲学的理论特质。有趣的是，冯契本人对该问题有过自己的回应。冯契弟子曾经向冯契求问冯契哲学的流派归属。冯契认为，谈论他的思想归属于哪一流派并没太大意思，因为治学是“通过并且超过”的过程。所以，如果我们将冯契思想强行归纳于某一特定流派，无疑会是一种狭隘的举动。正如黄勇所言，冯契不仅提出了自己的哲学理念，更构建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他虽出入各派思潮传统，但究其独特的学术创造秉性，我们只能把他的思想界定为“冯式的”(Fengian)哲学②。
连续的学术传承也是学派形成的必要条件。墨子刻注意到，在当代思想界，冯契将自己的认识论和历史研究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出一种独特的学术风格。现今一批天赋聪颖的学生延续了这一学术传统③。可见，冯契与其后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传承关系，为思想界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冯契及其后学的治学特质主要体现在对哲学史的理解上。童世骏认为，冯契中国哲学史书写的贡献在于：精致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概念，并将它们应用于整合、理解中国哲学的发展脉络④。史思结合、中西会通的治学模式，直接影响到冯契的后继者们。樋口勝就曾根据中国哲学史的研究风格，区分出了两派：“清华派”与“冯契派(华东师范大学派)”⑤。“清华派”以解释和训诂为主，“冯契派”对待中国哲学史的态度则更偏重哲学理论。樋口勝认为，在方法论层面，冯契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特征体现在：注重对哲学史发展根据的把握，将历史的方法与逻辑的方法相结合，以中国历史与西方进行科学对比，从发展的高度阶段对历史进行回顾。在研究对象方面，冯契不仅注重哲学，还关注历史上取得的科学成果，并积极地沟通哲学与科学，以促进二者的有效对话。正是在这些意义上，冯契以及继承冯契哲学精神的后继者们开创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独特风格，形成了连续的学术传承。
学派形成的第三个条件为相对稳定的学术基地。冯契学派的成员们除了在义理层面推进冯契思想外，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的学术编制与相关合作项目，也是冯契学派形成的客观保障。2010年，华东师范大学与法国里昂高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合作，成立JORISS(中法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在此框架内，哲学系与里昂高师共同建立了“知识与行动研究室”(Knowledge and Action Lab，简称KAL)。“知识”与“行动”一直是冯契关心的论题，在《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第一章，冯契把“心物”、“知行”视为中国哲学的最基本范畴。KAL将研究重心聚焦于知识与行动的关系，为传播冯契思想提供了国际化平台。2013年，杨国荣教授被选为国际形而上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Metaphysics，简称ISM)主席。“智慧说”是探讨形上智慧的学问，杨国荣担任的国际学术职务无疑能够促进“智慧说”在国际范围内的传播和演进。可以说，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为冯契学派的生成提供了理想环境。
最后，开放自由的治学态度对学派的形成也有增益。在冯契看来，若想步入智慧之境，主体除了须要“理智直观”、“辩证综合”外，还得有“德性自证”的环节。“德性自证”的培养既依赖于主观上的“真诚”又依托客观实践中的自证。而“真诚”的训练与获得又须要“警惕异化”和“解放思想、破除种种蒙蔽”两个要件。也就是说，就理论本性而言，“智慧说”是蕴含着开放和自由的学术精神的。从治学态度的角度看，冯契曾告诫其后学：“研究哲学一定要敢于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同时也要有宽容精神、兼收并蓄的胸怀；最好能够在师友间形成一种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气氛，这样就比较容易克服独断论的倾向。”⑥可见，无论是在“智慧说”理论本身还是在冯契的治学态度之中，开放与自由都是必要条件。冯门弟子秉持了冯契的治学态度，多年来，华东师大哲学系师生始终以“不论处境如何，始终保持心灵自由思考，是爱智者的本色”作为系训，互相砥砺前行，开放自由的治学态度已然流入了冯契学派的血脉①。
毋庸置疑，冯契学派已经形成并在逐渐壮大。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冯契思想与冯契学派将在国际学术界担当更为重要的角色。
三 冯契学术作品的英译与世界哲学如今，海外学术界对冯契思想的研究已经初具规模，并形成了一定的讨论。如何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有效地阐发“智慧说”，将是推进冯契思想海外传播与研究的新方向。笔者认为，这一“新方向”至少可以概括为如下两个目标：一是“作品英译”，二是融入“世界哲学”。
(一) 作品英译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一直筹划着为国际学界提供可靠的、高质量的冯契作品英文译本。这项工作既能使更多英语世界的学者接触到“智慧说”体系，也是在国际舞台上检验冯契思想的试金石。
事实上，冯契在1991年曾萌生过翻译自己作品的想法，但因为种种缘由，翻译工程最终没能展开。1995年3月1日凌晨，冯契因病遽尔离世，留下一批手稿。当时，冯契正式出版的著述有限，仅有《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和《智慧的探索》三种著作以及他公开发表的一些论文，更不用说其著作的英文译本。为了让“智慧说”得到应有的重视，冯门弟子历时四年(1995—1998)②，陆续将十卷本《冯契文集》整理出版。
随着冯契思想研究的日益深入，不少外国学者也开始注意到“智慧说”的理论价值。因此，将冯契作品介绍给世界的计划也逐渐提上议程。2011年，在杨国荣和黄勇的牵头下，美国《当代中国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杂志(Vol.42，No.3，2011)出版了冯契“智慧说”专刊。在该刊开篇，杨国荣与黄勇简要地交代了冯契的生平，并阐述了《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逻辑思维的辩证法》和《人的自由和真善美》中的核心论题③。在其后八十余页，又刊发了两篇冯契论文的英译，它们分别是《智慧》(On Wisdom)(Jeffrey Keller译)和《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Inquiries into Wisdom：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ree Essays on Wisdom)(Niu Xiaomei和Richard Stichler译)④。《智慧》是冯契1944年写成的硕士论文，后发表于当时享有盛誉的期刊《哲学评论》；《智慧的探索：“智慧说三篇”导论》是冯契晚年思想的结晶，也是对自己哲学体系的高度总结。两篇译文以完整的形式，首次将冯契思想呈献给英语世界。2015年，郁振华受邀在哈佛燕京网站“亚洲学术新前沿”(New Frontiers in Asian Scholarship)栏目，对冯契其人其说进行了补充说明，并逐一介绍了冯契文集十卷本的主要内容①。
2015年10月，郁振华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冯契哲学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15ZDB012)通过评审，予以立项。郁振华团队将进行为期五年的文献整理、译介和思想研究工作。据郁振华介绍，课题组目前正积极地筹划冯契基本著作(包括哲学史和哲学基本理论)的英译工作。可以预见，届时英语学界将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冯契的“智慧说”体系。
(二) 世界哲学冯契作品的英译是推进其思想在国际层面传播和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下一个任务将指向另一个更高的目标：在世界哲学的视域中更好地发展“智慧说”理论体系。随着英译工程的展开，“智慧说”在国际学界会收获更多关注，其理由是明晰的——冯契广博和精深的思想，与当今哲学界许多重要问题意识相契合。樋口勝写到：标榜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冯契)和作为宗教的大乘佛教之间的对话，在今后将会愈加必要②。杨国荣认为，冯契对行动与伦理的思索，与当今德性伦理(virtueethics)是相一致的③。不难看出，正是在这些意义上，“智慧说”能够为当今哲学论辩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进而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承认。
如果说，为当今的学术界提供理论资源体现的是冯契思想中的兼容性，那么真正使冯契哲学具有世界哲学意蕴的是他对现代西方哲学问题的回应。正如罗亚娜所言，“冯契对于本质与现象的分离问题给出了一种独特的、富有原创性的解决方案。他的广义认识论具有系统性和理性相统一的特征，旨在把握理解的整体统一，是建立理论框架时的合理尝试，为当代的科学讨论，提供了一个更为复杂精致的方法论基础。”④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冯契的回应工作：就“理论层面”而言，冯契是一位有理论自觉的思想家，他频繁出入各个流派，积极融汇诸家学说，对古今中西的思潮作出了精炼的概括，提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哲学论题，其“智慧说”理论可以视为冯契对西方思想的冲击与挑战；从“现实层面”加以审视，“智慧说”立足于感性实践，通过区分本然界、事实界、可能界和价值界，描绘了人类如何从无知到有知，由知识再到智慧的动态过程。冯契统一了本体论与认识论，在构造世界图景的过程中纳入了人的现实性维度，这些行为无疑表明“智慧说”对西方思想的反思并非浮于理论层面，更扎根于现实的、具体的人类实践活动。近年来，冯契弟子杨国荣提出“具体的形上学”概念，引起了国际学界广泛讨论。杨国荣强调世界的存在和人自身存在的统一，主张从人的现实知行活动来澄清存在的意义。可以说，“具体的形上学”继承了“智慧说”的旨趣，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拓展了冯契未尽的事业，冯契及其后学向西方思想界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冯契的“智慧说”打开了世界哲学中的一片新场域。在思想、方法和行动上，“智慧说”正在、并且将会激励一批学人继续探索。冯契学派的壮大也为“智慧说”的传播和研究提供了有力支持。可以预言，推进冯契“智慧说”的介绍、翻译和研究工作，将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为世界哲学的发展注入更多的中国元素和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