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农民工群体为我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以及经济社会的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他们已经是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群体(董昕、张翼，2012)。随着时间的推移，最早从农村迁移出来的农民工年纪已经较大，有一部分已经又重新回到农村，而新生代农民工则成为农民工的主力。《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到农民工的70%以上，总体上看来，农民工的主力已经是新生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是从代际角度进行定义的概念，指的是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在异地从事非农工作、具有农业户籍的人口(刘传江，2010)。他们或者是在城市长大的农民工子女，从小与其父母居住、生活在城市，或者是在农村长大，离开学校(以中学为主)后就进城务工。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基本上没有务农经验，农业劳动技能很低，高度认可城市生活，看重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工作居住条件的改善，关注劳动付出与回报的平衡。与他们的上一代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有着强烈的市民化意愿，更缺少对农村的归属感，他们有在迁入地永久生活的愿望，但城市高昂的房价让其市民化梦想较难实现。很多新生代农民工没有固定的住所，觉得生活在城市的边缘。他们一般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者市郊，有的居住在窝棚、地下室甚至危房，居住的环境质量低下，设施简陋陈旧，缺乏私人空间，医疗教育配套服务少。

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曾经明确提出：要“多渠道多形式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鼓励有条件的城市将有稳定职业并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农民工逐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问题。”^①由此可以看出住房问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重要性。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不仅已经成为制约他们市民化的“瓶颈”，而且关系到我国工业化和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与质量。怎样有效地引导新生代农民工转变为城市人口，融入城市，对我国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新生代农民工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群体还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存在，其住房问题的解决就显得更为重要。既有的农民工住房政策尚处于摸索时期，针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有关政策相对较少，并且其实施效果也非常有限。有鉴于此，本文使用CGSS数据资料，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因素进行全面探析，试图为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住房问题提供理论基础，为相关政策的实施提供可供借鉴的思路。

二 文献综述

农民工在务工城市选择何种住房形式，取决于家庭结构、个体特征、经济地位以及制度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相对而言，户籍等制度因素比市场因素对其住房消费的影响更强(Wu，2004)，城市对农民工歧视性的制度环境是最主要的因素；农民工无法享受城市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等社会保障福利，与城市居民相比较，他们的消费倾向更低，储蓄倾向更高，因此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与消费倾向会比城镇居民低得多(周滔、吕萍，2011；刘玉亭、何深静，2008)。农民工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务工时间长短等个体自身特征也影响其住房选择(黄卓宁，2007；张智，2010)。也有研究认为，农民工性别对住房形式没有什么影响(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在受教育程度方面，Wu(2004)认为，受教育程度与在城市购房的倾向成正比。住房价格和收入水平是影响农民工住房选择的重要经济因素。有的单位会向农民工提供廉价或免费的宿舍或工棚，作为员工的一种福利。与自行租房相比较，用工单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更加实惠，也更便于上班(农民工城市贫困项目课题组，2008)。除了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或工棚外，大部分农民工需要自己去解决住房问题。由于收入相对偏低，城市房屋价格超出农民工的购买力，租房居住则成为他们最好的选择。因为经济条件有限，多数农民工租住在城市中条件差、价格低廉的房屋或者城乡接合部区域中农民的住房中(我国农民工工作“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研究课题组，2010)。周滔、吕萍(2011)指出，由于农民工的收入具有不确定性，即使他们的收入增加了，也不愿把它投入到住房条件的改善上去，而是投入到下一代的教育或储蓄起来。除此之外，农民工住房形式的选择还受到价值判断标准、其是否在城市定居的预期等心理因素的影响。部分农民工情愿花很多钱在老家农村建新房，也不愿在务工城市买房或者租住条件较好的房屋，这是由于农民工的价值判断标准与城镇居民不一样(冯桂林、李淋，1997)。一些农民工认为自己在城市做临时工作，仅仅是在城市做短期的停留，不愿意花很多钱来改善居住条件，对住房服务和住房设施的要求非常低；只有那些准备在务工所在城市长时期停留的农民工，才愿意选择更好的住房(Wu，2004)。

新生代农民工不同于传统农民工的特征和利益诉求，使之对工作和生活有更高的和不同的期望。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城市，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要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关键在于住房问题(陈锡文，2010)。目前对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从社会融入角度分析。例如，李培林(2002)、蓝宇蕴(2005)、王佃利等(2011)等从住房形式和居住社区来分析它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二是从政府公共服务和政府职能方面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存在哪些问题以及相关影响因素(陈秉公等，2007；李梅香，2011；胡福光，2010)。此外，还有少数研究分析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意愿特征和住房选择倾向(金萍，2012；陈云凡，2012；黄庆玲，2013)。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分析目前主要以保障房为研究对象，他们的住房状况除了受政府保障房政策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重要因素的影响，比如农民工的工作特征、收入特征和个人特征等(李宜馨，2015)。由于目前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进行研究的文献还很少见，我们尚不了解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的相关因素是什么。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通过对CGSS最新数据的分析，揭示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现状，研究其居住条件是否得到改善，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行为的因素进行全面分析，识别其表象背后的缘由，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解决提供政策设计思路。

三 数据来源、变量设定与模型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实证分析所使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所主持实施的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3)。该调查使用多阶分层概率抽样设计，调查对象涵盖了我国大陆的所有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我国有关经济社会问题提供了上佳数据资料。我们从CGSS2013数据库中筛选出农民工群体，并进一步将农民工分为老一代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经过筛选，农民工样本一共有1969个，其中新生代农民工样本653个，老一代农民工样本1316个。

(二) 变量设定 1 因变量的设定

我们把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也就是解决住房的形式。它反映了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城市的住房消费模式和消费意愿。根据问卷内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主要有如下几类：自己拥有住房的产权，典型的如自己购买经济适用房和商品房；租房或者借用单位提供的宿舍、工棚等；父母所有，或者其他家人(亲戚)所有。另一方面是新生代农民工所选择的住房质量。目前对住房质量的划分没有统一的标准，因时因地而异。多数研究者认为住房质量一般包括两个方面，居住的环境与房屋的自身质量(Lawrence，1995)。在本文中，我们使用住房所在的社区类型来反映住房质量。按照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所居住的社区类型并结合问卷设计，我们把它分类为普通商品房小区、保障性住房社区、未经改造的老城区(街坊型社区)、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城中村和农村。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形式与居住社区类型的具体情况见表 1。

从表 1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城市自己买房的比例较低，大约占17.49%，解决住房问题的主要方式是租房或借用，这部分比例占52.06%，剩下部分占到比例较大的是居住在父母拥有产权的房屋中。从住房社区类型的角度看，有21.41%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厨卫设施较为完善的商品房小区中，这个比例要远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宛恬伊，2010)，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质量的要求整体高于老一代农民工，仅有1.23%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保障性住房小区，有为数不少的新生代农民工居住在老城区、城中村和单位社区中，其对应的比例分别是18.11%，11.73%和11.52%，这些社区的生活配套设施差，居住拥挤，缺少私人空间，属于居住质量低的社区。还有较多新生代农民工仍然居住在离上班地点较远的农村郊区，占到总体比例的36.01%。

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形式的Logistic模型中，我们设定3个住房形式因变量，即1=自己的产权，2=借用或者租住，3=父母的产权。本模型舍弃了问卷中“配偶所有”和“其他方式”等样本。在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社区类型的Logistic模型中，我们按照住房社区质量差异设定了6个因变量，即1=普通商品房小区，2=保障性住房社区，3=单一或混合的单位社区，4=未经改造的老城区，5=城中村，6=农村。本模型舍弃了别墅区或高级住宅区的住房类型，因为农民工一般不会居住在这样的地方。

2 自变量的设定

本文认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因素主要有如下方面：

个体或家庭特征。在影响移民和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形式选择等因素中，一些个体特征比如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和受教育程度等经常被包括在其中。家庭特征主要包括家庭同住人数、家庭结构等。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获取工作技能的能力往往高于受教育程度低者，其工作经验也更丰富，有些新生代农民工还能获得较高的技术职称，工作更为稳定，收入也会相对更高一些，所以其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应该更强。已经结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般与配偶、子女居住在一起，单位提供的员工宿舍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住房需求，他们只能通过租赁或者自己购买房屋的途径来解决在务工地的住房问题。如果新生代农民工家庭中有孩子要上学，那么该家庭在选择住房时要考虑到方便孩子上学等因素，当然对下一代的教育开支也会对住房消费产生影响。没有到结婚年龄的新生代农民工多数情况下跟亲友一起租住，或者住在单位提供的宿舍、工棚内。

收入。住房作为一种消费行为，会很明显地受到收入因素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消费分为在农村老家的住房消费和在务工所在城市的住房消费，收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与消费意愿。有些新生代农民工即使有较高的经济收入，也可能受传统观念的影响而选择在农村自建房屋，并不选择在务工城市购房。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表明，影响人们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在长时期内能够获取的稳定持久收入，而不是当期收入。另外，预防性储蓄理论认为消费者为了防范不确定事件，会事先储蓄一部分收入。因此，综上所述，我们尚不能明确当期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明确影响。这也正是接下来实证研究所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

制度性原因。正是因为中国城乡二元户籍制度，才会有农民工这一群体的存在，户籍制度以及相关的土地与住房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或间接或直接地影响着农民工的住房选择。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影响到新生代农民工的预防性储蓄水平，会对住房选择行为产生直接的影响。尽管目前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相比以前有明显改善，不过，总体上农民工的社会保障水平仍然较低。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性强，他们很多时候在不同的城市务工，而目前社会保险的跨地接续存在困难，使得农民工参加各类保险的意愿更加减弱。不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导致新生代农民工的储蓄动机增加，因此在收入保持不变的前提下，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消费能力应该会随之下降(董昕、张翼，2012)。本文主要考察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两类社会保障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影响。

稳定性特征。新生代农民工如果具有稳定的工作，他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更好，所以可能对住房质量有一定的要求，对租房和购房行为均产生正面影响。本文以新生代农民工累积从事非农工作时间代表其就业的稳定性(郭新宇、薛建良，2011)。

职业类型。不同职业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在住房方面具有不同的选择空间，比如，在建筑业做临时工、散工者可能会免费获得单位提供的住房，如宿舍或工棚等。如果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较好，他们预期的收入也会更加稳定持续，因此，就有可能对购房或者居住在质量好的社区产生正向影响。

住房面积。住房面积代表了在务工所在地的住房需要量，当收入保持不变时，一个新生代农民工家庭的同住人数多，那么所需要的住房面积要大一些，则他们很可能会选择租金较低、条件差、社区类型差的住房。

人口统计学特征、收入及职业类型等自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2所示。

(三) 模型选择

由于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社区的类型有优劣之分，所以我们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来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社区类型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如下^①：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一般定义为${y^*} = \alpha + \sum\limits_{}^{} {_{i = 1}^n{\beta _i}} {x_i} + \varepsilon $其中，y^*是观测现象的内在趋势，不能直接测量，x表示影响趋势的因素，ε为误差项。假定选择规则为：y^*≤r₀时，y=0;r₀ < y^*≤r₁时，y=1;……；r_J-1≤y^*时, y=J。其中，r_J表示分界点，共有J-1个值。所以在给定x_i的条件下，累积概率可以表示为：

$ P\left({{y_i}≤j|{x_i}} \right) = P\left({{y^*}≤{r_j}} \right) = P\left({\alpha + \sum {_{i = 1}^n{\beta _i}} {x_i} + \varepsilon ≤{r_j}} \right) = F\left[ {{r_j} - \left({\alpha + \sum {_{i = 1}^n{\beta _i}} {x_i}} \right)} \right] $

有序Logistic回归与二值选择模型的回归类似，在确定选择规则的前提下，可以定义为：

$ \ln \left[ {\frac{{P\left({yj|{x_i}} \right)}}{{1 - P\left({yj|{x_i}} \right)}}} \right] = {r_j} - \left({\alpha + \sum {_{i = 1}^n{\beta _i}} {x_i}} \right) $

(1)

结合本文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上式可理解为：j为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社区类型；x_i为解释变量，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因素；n为解释变量的个数；r_j-α为截距参数；-β_i为斜率系数。

我们认为，新生代农民工在考虑选择住房形式时没有优劣之分。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是租还是买的决策不会只考虑经济方面的因素，还要受到其受教育程度、是否决定永久迁移等重要因素的影响。对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而言，购房固然有其优点，但借用和租房的形式相对于买房可以节省开支，因此，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形式的选择不存在优先次序。所以我们使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模型研究新生代农民工住房形式选择的影响因素，模型分析如下^①：

使用随机效用法，假设新生代农民工个体i选择某种住房形式j所能带来的随机效用为：

$ {U_{ij}} = {\alpha _j} + \sum {_{i = 1}^n{\beta _ij}} {x_i} + {\varepsilon _{ij}}(i = 1, 2, \cdots, n;j = 1, 2, \cdots, J) $

其中，解释变量x_i包括新生代农民工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收入等，它们只随农民工个体而改变，不受住房形式j的影响。当个体选择具体住房形式时，只会选择带来最高效用的方案，故个体选择住房形式j的概率可以写为：

$ P\left( {{y_i} = j|{x_i}} \right){\rm{ }} = P\left( {{U_{ij}}{U_{ik}},\forall k \ne j} \right) = P\left( {{U_{ik}} - {U_{ij}}0,\forall k \ne j} \right){\rm{ }} = P\left( {{\varepsilon _{ik}} - {\varepsilon _{ij}}{a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x_i}} \\ - \left( {{\alpha _k}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x_i}} } \right),\forall k \ne j} \right){\rm{ }} $

这里若假设{ε_ij}是独立同分布的，且服从Ⅰ型极值分布，则可证明：

$ P\left( {{y_i} = j|{x_i}} \right) = \frac{{\exp \left( {{\alpha 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 {x_i}} \right)}}{{\sum\nolimits_{j = 1}^J {\exp } \left( {{\alpha 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 {x_i}} \right)}} $

在多项选择模型中，无法同时识别所有的系数β_ij，所以通常需要将某住房选择方案定为参照方案，然后令其系数为0。若现在假设方案1为参照方案，则新生代农民工个体i选择住房形式方案j的概率为：

$ P\left( {{y_i} = j|{x_i}} \right) = \left\{ {\begin{array}{*{20}{l}} {\frac{1}{{1 + \sum\nolimits_{j = 2}^J {\exp } \left( {{\alpha 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 {x_i}} \right)}}\;\;\;\;\;\;\;\;\;\;\;}&{(j = 1)}\\ {\frac{{\exp \left( {{\alpha 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 {x_i}} \right)}}{{1 + \sum\nolimits_{j = 2}^J {\exp } \left( {{\alpha _j} + \sum\nolimits_{i = 1}^n {{\beta _{ij}}} {x_i}} \right)}}}&{(j = 2,3, \cdots ,J)} \end{array}} \right. $

根据上式并结合本文的因变量和解释变量，本文所用的多项Logistic模型可用以下Logit形式描述：

$ \ln \left[ {\frac{{P\left({{y_i} = j|{x_i}} \right)}}{{P\left({{y_i} = J|{x_i}} \right)}}} \right] = {\alpha _j} + \sum {_{i = 1}^n{\beta _{ij}}} {x_i} $

(2)

上式可理解为：j为住房产权类型，参照项J=父母的产权；x_i为解释变量，n为解释变量的个数；a_j为截距参数；β_ij为斜率系数。

四 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见表 3和表 4。具体而言：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婚姻状况与年龄对住房社区质量的影响不显著，但性别对住房社区质量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女性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社区质量要优于男性，也说明女性更在意住房的质量。而在对住房形式影响方面，年龄对新生代农民工购房和租房具有正的影响，说明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外务工时间更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积累丰富的工作经验，工作稳定性增加，收入自然随之增加，所以住房消费能力更强。在性别上，女性比男性更倾向于租房。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新生代农民工，更喜欢居住在质量较好的社区。

就职业类型而言，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类型对租房或者购房产生负向的影响。由于职业类型的变量设置是越好的职业得分越低，因而说明了职业种类越好，新生代农民工租房和购房的意愿越强。职业类型越好，一般来讲收入也越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将来在某一职业中能够获取稳定收入的预期会更好。所以，当他们从事的工作属于较好职业时，购买和租房的意愿会更强烈。实际上，职业类型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持久性收入。

就住房面积而言，实证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所需要的住房面积越大，越倾向于自己购买房屋，而不愿意租房。

在家庭特征方面，在所考虑的家庭因素中，子女随迁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愿意自己购房，而不愿意租房，并且会选择质量较好的社区居住；而配偶随迁则几乎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形式与住房质量产生影响。这也说明，有子女随迁的新生代农民工有更好的随迁条件，有更高的经济购买能力。

就收入方面而言，在本文的自变量中，收入指代的是年收入，从经济学的研究视角看，这种收入属于当期收入。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收入这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来源产生正面影响，收入越高，他们越倾向于购房或者租房；同时收入越高，新生代农民工也对住房的质量要求也越高。但是从实证检验结果看，其影响系数都非常小，说明当期收入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住房选择行为几乎没什么影响，决定其住房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他们在长时期内的持久收入，而不是现期收入。

在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方面，参加城市/农村基本养老保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或者租房行为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参加养老保险，将使新生代农民工能够更好地抵御将来支出增加、收入减少所存在的风险，所以，这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消费产生正的影响。参加城市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公费医疗的新生代农民工对居住社区的质量要求更低一些。同时，这一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行为产生明显的负向影响；对购房行为也产生负向影响，但是统计上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参加医疗保险的新生代农民工预期将来医疗上的支出会有所增加，对工作和收入的稳定性缺乏信心，消抵了保险带来的正面影响，因此，该因素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行为产生了不利影响，也使得他们不愿意居住在质量较好的社区。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选择行为的影响因素有多种，其中性别、年龄、个体受教育程度、子女随迁等因素影响显著。女性和受教育程度越高者，越偏向选择质量较好的社区居住。子女随迁的新生代农民工更易于在务工地长期发展和定居，从子女教育和生活方便等方面考虑，更倾向于选择质量高的住房。年龄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购房和租房行为均具有正面的影响，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的住房消费支付能力和支付意愿都随之增长。参加基本养老保险有利于新生代农民工抵御未来收入减少、支出增加的风险，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租房和购房行为均产生正向影响。职业种类越好的新生代农民工越倾向于在务工地租房和购房，这将有助于他们融入务工所在的城市。新生代农民工由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结构以及工作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对住房形式和质量的选择具有多样性特点，所以应根据其自身特点构建差别化的住房保障体系。由于有子女随迁的新生代农民工家庭、女性新生代农民工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对住房质量要求相对较高，对这部分群体可以通过让他们申请公租房来满足其需求，政府一方面要改进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公租房申请手续，另一方面要适当降低公租房的租金价格。在城市中从事稳定、较好工作类别的新生代农民工，他们市民化的意愿很更强，应逐步将其纳入住房公积金的覆盖范围，在住房贷款条件、还款期限与还款利率上给予一定优惠。对于从事建筑业等工种较差、教育程度低的新生代农民工，尽管他们对住房质量没什么要求，但政府应该主动制定住房质量标准，对老城区和城中村的住房质量、住房规模以及配套设施等进行规范，并引导他们向居住条件良好的租赁房或廉租屋迁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是我国城市化稳步推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一工作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必须要着力解决其住房问题。一方面，政府应进一步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把户籍管理与医疗、住房、就业等福利分离开来，让新生代农民工享有与务工地市民相同的待遇与福利。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根本起源是附加于户籍制度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社会福利与户籍捆绑在一起，新生代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籍，无法享有依附在户籍制度上的医疗、养老、失业等社会福利，不能租用廉租房或购买经济适用房，也不能享受租金补贴。所以，户籍制度改革对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政府应有序、稳妥地推进实施城乡一体化的住房保障政策，以户籍制度改革作为长期目标，使用渐进改革的方式最终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问题。另一方面，政府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公寓的建设力度，尽量多建一些农民工廉租房、经济适用房，以低于市场价的租金向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住房服务，与此同时，城市中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的户籍限制要逐步取消，从而让新生代农民工也能享受到这一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