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俗学家、民间文学大师钟敬文先生说过：“所谓‘历史’，是过去人们生产和生活的记录。人类所以异于其他动物，主要就因为他们是‘文化的’动物。人们在长时期的生产、生活中所创建和传承下来各种风俗、习尚，就是这种不可或缺的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在民族文化史上，如果缺少或者删去了这部分，它将是残缺的、有遗憾的。”①
自2006年兰州鼓子作为甘肃省优秀民间曲艺跻身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来，一些学人纷纷将目光对准了这个原本少人知晓的民间传统曲艺形式，从其历史源流、演唱形式、音乐构成、唱词审美、师承关系、保护发展以及政府作为等多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述，从而掀起了兰州鼓子研究的一次高潮。本文将对兰州鼓子这种曲艺形式的唱词进行重点研究，考察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以后兰州鼓子的生存状态，对其今后面临的传承和再造途径做进一步的探索。
一 兰州鼓子由来探寻长期以来，不管是鼓子艺人还是专家学者，纷纷开启了对兰州鼓子源流的回溯与探微之旅，大家试图给兰州鼓子一个比较明确的诞生日期，但至今未果。这也恰好应和了瑞士心理学家、发生认识论创始人皮亚杰的观点：“从研究起源引出来的重要教训是：从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开端。”②
而被众多研究者认可的结论是：兰州鼓子是一种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民间曲艺形式，它有诸如“平调鼓儿词”、“皋兰腔”、“皋兰鼓子词”，“兰州鼓子词”，“小曲”等称谓，现如今，在兰州鼓子老艺人口中，兰州鼓子则被精炼地称为“鼓子”。兰州鼓子不仅享有过“艺苑奇葩，金城正声”的美誉，也拥有过辉煌的过往。应该说，它是兰州的一张文化名片。“遇喜庆节日，请客宴会，不论在农村的家庭院落，还是集镇的茶肆酒楼，都会有老兰州人聚集在一起弹唱兰州鼓子; 每当唱到高潮之时，一人演唱，众人帮腔，十分热闹。”③“作为一种地方曲艺珍宝，兰州鼓子词中蕴涵着不少源自民间的、富有世俗气息的喜怒哀乐，而正是这样的民间特征让我们可以把握到过去时代里兰州人的生命温度与精神宽度。”④
中国现代有学者曾说，“歌谣是以民众地方为单位的，不是以个人做单位的。因此，歌谣的个性，应该从一个地方的人群看起。”①歌谣如此，作为地方文化事象承载物之一的兰州鼓子也概莫能外。兰州鼓子的曲调悠扬婉转，缓慢跌宕，唱词典雅古朴，半文半白，以兰州方言演唱，听来散发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其基本演唱形式是一人坐唱，三弦、扬琴、二胡等民乐伴奏，众人帮腔。帮腔的人既可以是乐器的演奏者，也可以是周围的众好家，演唱者通常为男性，不弹奏任何乐器，面向伴奏者侧坐演唱，双手平放于两腿，演唱过程中表情较为严肃。
上世纪80年代以来，有关兰州鼓子的研究渐成气象，在这当中，王正强先生在其《兰州鼓子研究》一书中论证的科学性和可信度较高。②在对他人说法提出异议的同时，王先生对兰州鼓子曲牌和曲本的来源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将之与北京八角鼓、陕西眉户中的曲牌做了比对，还将三者相同曲牌唱调的音乐用简谱形式进行对照，得出了它们“在唱法、节奏、调式、曲式和词格诸方面，都是大同小异或者大异小同”③的结论。由于曲本方面兰州鼓子的保留曲目在北京八角鼓和陕西眉户中都能够找到同名的曲本，因此他更加确认了北京八角鼓和兰州鼓子之间的渊源关系。而这个结论又证明了“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④这个论断。
之后，研究者王宇琪的论文《“八角鼓族系”曲种的界定与成因》，从音乐研究的专业角度入手，对《中国曲艺集成》中收录的众多曲种与北京八角鼓进行比对发现，“尽管北京八角鼓、山东八角鼓、河南大调曲子、兰州鼓子、临夏平弦、青海平弦、扶余八角鼓、安徽亳州清音、郧阳曲子以及内蒙古八角鼓这些曲种各自具有鲜明的地方特征，在音乐风格上相去甚远。但是，它们都是牌子曲类曲种、具有‘曲头’—若干曲牌连缀—‘曲尾’的曲牌连缀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在‘曲头’的第三句词上都保留了‘拆散’的特征，因此，本文将上述曲种共同构成的曲艺系统，称为‘八角鼓族系’。”⑤王宇琪的观点充分证明了兰州鼓子与北京八角鼓之间的深厚渊源，也更进一步肯定了王正强先生的推断。
由此，我们可以捋出一条兰州鼓子发展的基本脉络：它是以北京八角鼓为基本原型，传入兰州后，又吸收了已在当地流行的陕西眉户、兰州本地小曲等元素, 逐渐成为既本土化又蕴含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文化产品。“文化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是一个民族的生命记忆和活态的文化基因，”⑥因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兰州鼓子，它既聚合了兰州人特有的文化基因，也成为兰州人强大精神凝聚力的根源。
二 兰州鼓子词的分类及核心价值正因为兰州鼓子是兰州历史文化“活的记忆”之一，是多种文化符号的活态聚集，所以对其内含的核心价值的关注与研究，当然也是传承、保护、抢救这项国家级文化遗产的当务之急。
“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发起人和领导者之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先生在一次新闻采访中对记者说过：“所谓‘民间文化’是相对于‘精英和典籍文化’而言的，是人民大众用心灵和双手创造的文化，是人民大众自发创造、满足自己的一种生活文化。数千年来，它积淀深厚，博大灿烂，并且与人民的生活和理想深深凝结着。”⑦兰州鼓子唱词现存的曲目约300首，曲牌约一百多个，内容大多取材于民间广为流传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如《三顾茅庐》、《林冲夜奔》、《岳母刺字》、《四郎探母》等，还有一些写景、祝颂、劝世之类的唱段。从目前各地区艺人演唱的实际情况来看，占有八成比重的传统曲目总是更受人们的喜爱。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民众的爱看戏文，其趣味的中心不在于戏文的形式，而在于内容。”①从内容来看，这些曲目大致可分为掌故类、传说类与写景、祝颂、劝世三类，下文将以各类中最典型的篇目为例进行论析。
(一) 掌故类在兰州鼓子中，历史故事的讲述从来都是最吸引听众的。这些曲目的唱词内容或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或改编自古典文学作品，演唱过程恰是人物性格被凸显、故事情节被叙述的过程，正是借助于曲牌的变化，一个个各具风采的故事天地被烘托了出来。值得一提的是，兰州鼓子唱词的篇目一般不是很长，只能描述某一个特定的情节片段。如果涉及到长篇小说，兰州鼓子就采用不同的曲牌分篇叙述，常常选取小说情节中的高潮或者民众所熟悉的部分加以演绎。
如《三顾毛庵》、《取街亭》、《大借箭》、《小借箭》、《连环计》、《华容道放曹》、《单刀赴会》、《空城计》、《长坂坡救主》、《白帝托孤》等众多篇目，都是取材于我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三国演义》。在这部章回体小说中，人物众多，情节纷繁复杂，战争场面宏大雄壮，但是鉴于兰州鼓子体式的限制，唱词的创作就聚焦于那些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和著名战役上了。如《空城计》一篇：
【越调头】马谡无能，失守街亭。司马懿挥兵攻西城。诸葛亮设计守空城。
【慢诉】孔明闻报，暗自心惊。司马兵来到，怎保西城？
恼恨马谡，不尊将令！擅作主张，失守街亭。
西城兵少，尽都是老弱残兵。司马兵攻城，怎能交锋？
思前想后，妙计忽生。要退敌兵，暗把令行。……②
这篇越调唱词在现存的唱词曲目中属于篇幅较长的，在唱词中它运用了较长的曲牌如【慢诉】、【银纽丝】等，整个情节完整、形象。从“马谡失街亭”这个事件的起因讲起，先以【越调头】的四句唱词概括了故事大意，然后再用【慢诉】将诸葛孔明丰富的内心活动刻画得分毫不差，使听者如身临其境，跟随卧龙先生由心惊到淡定。而对于司马懿的刻画，亦是通过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了一个“内忌而外宽，猜忌多权变”的人物形象。
取材于《三国演义》的唱词仅为现存兰州鼓子唱本中的一部分篇目，在历史故事一类的兰州鼓子唱本中，还有很多其他篇目。如取自《红楼梦》的《宝钗扑蝶》；取自《水浒传》的《林冲夜奔》、《燕青打擂》、《武松打虎》、《拳打镇关西》等；取自《西游记》的《悟空探路》、《蟠桃会》等；取自《西厢记》的《普救寺解围》、《探张郎》、《拷红》、《饯行》、《衣锦荣归》等；另有像《霸王别姬》、《木兰从军》、《罗成显魂》、《大百将》等篇目，其情节都来源于著名的章回小说或文学作品。
(二) 传说类我们通常所说的民间传说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和历史表达方式构建出来的，它是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学。“民间故事和历史传说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回顾历史与社会生活，传说和故事中表现的劳动人民健康的道德观念和高尚的感情，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人民的情操。”③民间传说一般分为人物传说、历史事件传说和地方风物传说三个类别。在兰州鼓子的唱词中，篇目较多的为前两种。
人物传说，既有帝王将相、文人骚客，也有神仙异类、英雄好汉。代表的篇目有《文王访贤》、《岳母刺字》、《木兰从军》、《秦琼逃关》、《水漫金山》、《霸王别姬》、《吕蒙正赶斋》、《探窑》、《独占花魁》、《伯牙抚琴》、《伯牙摔琴》、《貂蝉拜月》、《李白醉写》等。如《木兰从军》一篇：
【鼓子头】四壁虫声，唧唧悲鸣，木兰在机房心不宁，手扶双腮暗伤情。
【赋唱】娥眉紧皱，珠泪盈盈，一夜愁肠，削减形容。
只因昨日军书到来，御突厥急征兵丁。
军书一十二卷，卷卷都有父名。
无奈父亲年迈，怎能够沙漠从征？……①
这篇唱词的内容几乎就是按照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原作进行扩展和创作的，不仅在情节的叙述上严格遵从原作，并且还保留了原作中的许多词汇。虽然《木兰诗》作为北朝的民歌，在当时来看所用的语言已非常通俗，但还是能看出转化为兰州鼓子唱词文句中雕琢的痕迹，单是“娥眉紧皱，珠泪盈盈，一夜愁肠，削减形容”两句，就是木兰听闻可汗征兵而思绪惆怅的完美写照。与【赋唱】这一曲牌高低起伏的旋律相和，在情感上顿时产生很强的感染力，故应是经过文人润饰过的作品。在兰州鼓子的唱词中，北方民歌的特色被再一次放大，即用更为浅显、朴质的腔调，将北方刚强、豪放的鲜明底色有力地烘托了出来。特别是配以兰州鼓子跌宕婉转、刚柔并济的曲调，使得传说类作品拥有了一份别样的风采与感动。
(三) 写景、祝颂、劝世之作除了掌故类和传说类，兰州鼓子中还有部分篇目，既没有色彩鲜明的人物，也没有发展完整、高潮迭起的情节，它们或描写四时风景、或唱颂祝贺、或抒发心中所感。因为没有具体的故事情节，故将这些作品划为一类。虽然这类篇目在全部的唱词中占比有限，但是其文辞上的显著特点，也使得研究者不敢小觑。“如果说，一个地方的方言是呈现一个地方文化的活化石的话，那么，一个地方的民间曲艺则会展露出本地区百姓的生存样态与生命表情。因此，兰州鼓子词因其世情性、本真性和通俗性而大有探究的必要。”②
兰州鼓子虽然兴盛于西北地区，但其在发展流变的旅程中，其乐器、旋律、音韵、唱词等诸多方面同样受到了其他地区的明显影响。尤其是唱词的内容，从中可以看到很多色彩鲜明的江南风格。例如《夏景》一篇：
【鼓子头】初夏晴和，鱼戏动新荷。
避暑闲游到山坡，竹林深处乘凉坐。
【打栆歌】凉风起，荡荡波，银浪里，织金梭，佳人同唱采莲歌。③
这明显是一幅初夏江南荷塘的风情图：初夏时节，气候宜人，友人知音三五成群，闲游于竹林深处、嬉戏于荷塘之中，微风徐徐，歌声沁人心脾。这种景象与西北地区干旱少雨、飞沙走石的自然环境相去甚远。究其原因，自然是由于人口的迁徙，南方的民歌或戏曲传入兰州地区，与兰州鼓子的音律相结合之后的产物。这一类的唱词因描绘美景，用词尤其典雅，如“桑榆晚景夕阳落，知己同下江楼坡。稍时月出东山上，渔火禅灯照山河”，营造出一种日暮江边、月上柳梢的幽远意境。唱词中更是把《论语·先进》中“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个，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的原句未加变动地放入其中，这无疑是因为它与唱词本身所讴歌的景色相辅相成，相贴合，并且在唱词整体风格上有画龙点睛之功的原因。
还有一些篇目，是专门在重要节日、嫁娶仪礼、生辰祝贺之时演唱的，内容均为祝颂之词，代表篇目有《喜气盈门》、《恭贺新禧》等。如《喜气盈门》中的【太平年】一段：
喜见红梅多结子，笑看绿竹又生笋。单等来年生贵子，送学堂读书入宦门。鳌头独占金榜题名，好似鲤鱼跳龙门。人逢喜事精神爽，月到中秋分外明。④
此段常为办婚事人家邀请鼓子艺人前去演唱的代表性篇目，在兰州的农村，至今还保留着亲朋好友共聚一堂在自家庭院办传统酒席的风俗。其中“喜酒喜肉待喜客”、“还有那吃酒划拳众亲朋”等唱词，就把欢天喜地、欢声笑语的婚庆场面呈现得栩栩如生。
另外，还有一些篇目从所表达的情感上看具有出世思想，它应该不是平民或民间艺人所创作，而是一些文人雅士宦途不顺时所发的牢骚之语，如《渔樵耕读》、《娱乐弦歌》、《不愿为官》、《红尘参透》、《看破世俗》、《游学访道》、《世态炎凉》等。
综上，上述传统曲目的特点就在于：首先，唱词中所描绘的情节都是以原始文本为基础的。兰州鼓子常常根据情节所需，选取不同的曲牌来顺应情节的发展，以便使曲调更好地为情节的表述服务。其次，唱词中的情节往往是原始文本中的高潮部分，矛盾冲突更为集中和激烈。这样，在唱词中所集中塑造的人物形象就更为生动鲜活；唱词中通常还加进人物心理活动的传达，使一个个历史人物成为有血有肉的生命；此外，唱词中所使用的语言半文半白，雅俗共赏。一些唱词中直接引用诗词曲赋中的原句，并且衔接得非常自然。这些唱词创作的基础应该为文人创作或是经文人加工润色的文学作品，而由这些作品改编而成的唱词，自然一派典雅、清丽之风。由此可见，兰州鼓子呈现的是文人情怀与民间审美血脉相通、相联的景象，它是历史、艺术、文人、民间、方言、民俗等多重元素多向融合的产物。
除此以外，还有一类唱词为1949年以后鼓子艺人根据不同时代背景和素材创作改编的，带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这类唱词主要都是为了歌颂某位杰出的英雄，记录某一特定的历史事件，亦或是响应不同时代的政治号召。然而，这些新创作的唱词在现代艺人们的表演活动中，演唱的次数并不是很多，基本上在创作完成后这些唱段的生命也就结束了。
三 兰州鼓子词的雅俗嬗变胡适先生曾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到：“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①他所强调的乃是一种眼光向下的文学观，就是要从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贵族文学中走出来，倡导一种走向民间、走向平民的文学。
可以看出，以往在提倡民间文艺时总是强调民间文学对文人文学的积极影响，文人的创作或多或少地受到平民文学潜移默化的影响，甚至在古文文学由于华丽辞藻的堆砌而丧失了实用性、走向穷途末路的时候，通俗、清新的民间文学就以救世主的面貌出现，为其注入新鲜血液。
兰州鼓子亦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中成长起来的，但是仅就兰州鼓子在受到文人关注之后的发展而言，其历经的道路却有些与众不同。
可以说，兰州鼓子的前身应该是兰州当地所流行的一些民歌、曲子等民间小调，由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如人口迁徙、民族融合、军队换防等，南北的音乐、乐器在兰州这个移民城市交汇、互相影响，由一些擅长音律的文人学士进行改编、创作，在官仕阶层慢慢流传开来。一些身居高位的官员(主要是八旗子弟)还自己专门组织特定的人学习演唱兰州鼓子，所以兰州鼓子此时已脱离了民间，生长的环境已经上升到了上层社会，显得十分贵族化。有研究者发现，“在清朝末期，兰州鼓子非常兴盛，……清朝同治、光绪时期是它演唱的兴盛时期。”②
现在所能见到的关于兰州鼓子早期较确切的记录表明，光绪年间，政府要员大力提倡，“布政司丰绅泰、按察司黄云、兰州府傅秉鉴……等，曾在府中设备酒筵，令皋兰县府衙役，邀约善歌词曲者，来府演唱。而一时善歌词曲者，大有‘青萍结绿，长价于薛卞之门’之慨。”③
如果按照上述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的发展规律，兰州鼓子的命运应该说被彻底改变了，经过文人的润色、修改，民间小调的淳朴清新之感被严谨的措辞平仄所替代，一步一步走上格律化之路。但是，普通民众对于所谓的高雅文化的憧憬使得很多爱好鼓子的人抑制不住内心对于上层文化的渴望，所以在晚清时期，很多民间的艺人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兰州鼓子演唱的小圈子里，将兰州鼓子那层神秘的面纱掀开，把它从官家的深宅大院里重新带回了民间。一时间在兰州当地学习、演唱兰州鼓子的人数激增，很多现在的鼓子世家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
虽然对于兰州鼓子起源的时间我们尚不能下一个准确的定论，但从这种曲艺的曲本也就是唱词来看，它无疑受到了宋元以来词曲文学样式的影响。兰州鼓子的曲牌繁多，各自的曲式结构也不同，但在格式上比较固定，有着严格的规定和要求。直到今天，兰州鼓子被称为“炕头艺术”，主要就是因为其生长环境集中在兰州市区周边的区县，特别是一些村子里。而老一辈的鼓子好家，他们并非个个都识文断字，甚至一些目不识丁的老艺人，他们仍然能通过口传心授的方式将每段唱词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作为民间曲艺的一种，兰州鼓子俨然又由“雅”到“俗”，走入了民间。
因此，兰州鼓子的发展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又从雅变俗的过程，在我国曲艺发展的历史上走了一条较为特殊的道路，不论其唱词还是音乐、表演形式，都具有很鲜明的地方特色，这也是研究兰州鼓子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重要基础。
四 兰州鼓子的传承制约及对策众所周知，“任何文化的产生、发展、演化都离不开一定的时间、空间。文化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产生、积累、发展、传播、扩散，有些保留下来，有些慢慢消失，有时在交互作用中又获得再生。文化的这种在一定时间、空间的延续就构成了它的时间、空间系统。”①
“从‘兰州鼓子’的历代演变、兴衰来看，它虽也曾有过红火的时期，也曾传达过高原黄河儿女的喜怒哀乐和生生不息的激情。然而，时至今日，它已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渐渐被人们遗忘，仅是余脉一息”。②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民间传统曲艺项目，兰州鼓子在2006年就成功进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可以说，新的机遇让濒临自生自灭的这门民间艺术得到了政府和学界一定程度上的重视。但是，兰州鼓子的保留以及再生性发展的确又面临着诸多制约。
第一，传统唱词内容的制约。兰州鼓子在过去之所以那样兴盛，主要就在于它契合了当时民众的娱乐需求。这种实用性的功能以抓住民众的趣味为主旨，将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加以改编后向民众传播，大多数不识字的民众能够通过听鼓子进行“阅读”。但是在现行的教育制度下，大多数人都享有受学校教育的机会，传统的口耳相传的知识传输方式也被改变，且人们在当代媒体的冲击下，各种学习方式、消遣娱乐方式应接不暇，传统唱词原本所具有的故事讲述、知识传播、品德教化等相应的功能也就随即淡化了。
第二，兰州方言表达的制约。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兰州方言在当地尤其是低龄人群中的普及率较低，已有很多兰州的本地人也听不懂以兰州方言发音为基础的兰州鼓子。历史上的金城兰州本就为移民城市，由于各民族杂居、军队驻防和现代支援大西北等各种历史原因，当地人口的构成相当复杂，民族众多，方言种类众多，说普通话方便了人与人之间语言交流，但造成了兰州鼓子传播的限制。但方言又是地方文学艺术独特性的体现，很多地方曲艺表演的语言基础都是当地历史悠久的方言，其中不仅包含大量方言词汇、句式、语法等可供现代语言学研究的内容。况且，方言更是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承载，如果改成用普通话演唱，那么不论在唱词的韵律上、意境的表达上和乡音的体现上都将让兰州鼓子的魅力有所减损。
第三，曲牌曲调固定的制约。兰州鼓子的每个曲目都是由多个曲牌连缀而成的，有着固定的套路，并且每个曲牌的曲调也是固定的，改变的只是唱词的内容，所以百年来所流传的兰州鼓子的曲调都只是一些曲牌的重复和组合，并且一字数十音、吟唱缓慢的演唱节奏的确不符合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审美观念。
那么如何破解这种发展中面临的困局？这直接关系到兰州鼓子的未来生存状态。笔者以为，问题的解决应该来自内外两个层面的呼应与互动。外在层面其最大的推动力首先应该来自政府；其次应该建立一个由政府、专门部门、学校、鼓子艺人组成的联动机构。第三由专门部门来协调、推进、落实兰州鼓子的保护、传承、再造工程。
在这方面，著名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再造理论”值得我们借鉴。他认为，一方面，文化通过不断的“再造”维持自身平衡，使社会得以延续；另一方面，再造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文化体系，而是在既定时空之内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文化再造的方式不断演进，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①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民间艺术“再造”案例屡见不鲜。其中不乏经典之作：如京剧中反映革命传统的样板戏，相声中针砭时弊的新段子，东北二人转以新唱段登上大雅之堂，温州鼓词的艺术重生等，以上例证都足以说明唱词内容的改革与创新对于传统说唱艺术的保护与重生的至关重要性。
在新的文化形态和全球化趋势的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传统文化，“并不是悬浮在真空中，它是通过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言行举止得以稳定持续下来的。构成文化的理解，只有当它们被人们共同分享时才会存在。”②因此，成为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兰州鼓子，也应当鼓励更多的爱好者，特别是年轻人参与到兰州鼓子唱词的更新创作中来，关注现代社会热点和民众理想诉求，写出更多内容新颖、易传唱的新唱段。特别是还应该将专属于兰州地方性的节庆、神话、传说、故事等民俗文化内涵作为基础，改编鼓词，创新表演方法。这不仅能够丰富兰州鼓子的唱词内容，同时对打破各种制约因素也能起到好的作用。这是参与人员、鼓子内容方面的再造。
对于兰州鼓子方言的再造问题，可以参照传统曲艺的保护思路，一方面把兰州话经过调查、研究，用通用的国际音标记录方法进行保存，通过录音等方式把方言整理、记录和保存下来(据悉，近几年由国家语委展开的“语保”工程，正在进行中)；另一方面可以考虑对传统曲目在不影响兰州鼓子唱韵的前提下适当地做调整，或者用普通话进行新的创作，以符合保护工作中“保留传统、不拒创新”的基本思路。
第三，寻求传统曲艺与现代技术手段的结合，在技术层面上再造兰州鼓子生命与活力的新途径。如借鉴当今剧院上演戏剧的经验，采用舞台两旁LED屏幕显示唱词的方式。再如，采取的传播手段既包括现场表演、传统的纸质媒体宣传、大型展板宣传以外，也包括基于互联网的各种新媒体传播方式进行宣传。又如改善兰州鼓子的演出环境，把兰州鼓子的演出艺人请入剧院演出，将传统的炕头艺术搬上舞台。
综上所述，“非物质文化作为民族社群民间文化，它的存在必须依靠传承主体社群民众的实际参与，体现为特定时空下一种立体复合的能动活动。一切现存的非物质文化事项，都需要在与自然、现实、历史的互动中，不断生发、变异和创新。”③如何让兰州鼓子在当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机，再造其文化传承的功能，仍有很多问题需要全社会的积极作为。所幸的是，兰州鼓子的生存处境还没有沦为“装饰着人类学与民间博物馆的墙壁并且为私人住宅增添光彩的大量外来的乐器”④之境地，国内外学者、鼓子艺人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尚在进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