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纪游文学史上，沈从文的游记无疑是独树一帜的。相对于《湘行散记》《湘西》游记所出现研究的“热”，其昆明时期的游记少有人论及。“沈从文索居昆明期间的纪游作品，在对自然和人生的观照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层次。”^①这“新的层次”具体是什么，又是如何达到的呢？读《昆明冬景》《云南看云》及《绿魇》等游记，我们似乎看到一个孤独的旅者，漫步于山野、丛林，“何为生命”“生命何以可能”等本体论的诘问如影随形。昆明时期的沈从文陷入无处还乡的困境，游记呈现出诗与思交融的境界，具体而抽象。终于，在与自然的会晤，与生活的抗争中，沈从文逐渐走出困境，皈依于生命神性。其执着的生命本体的探求历程，诠释了现代游记所抵达的精神的高度与深度。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北平首当其冲，成了日军轰炸的目标。沈从文一路辗转，天津、烟台、济南、南京、武汉、长沙、沅陵，而后抵达云南昆明。其间经历了种种盘查，种种惊险，飞机的轰炸、炮火的侵袭，目睹了日军的猖獗，战争的残酷。1938年5月，抵达昆明，直至1946年夏天，返回北京，沈从文在昆明时间长达八年。一边是炮火连天的战争，一边是乡间静谧的自然，生活在昆明乡间的沈从文，孤独、寂寞，一度处于“吾丧我”的境地。

抗战时期，昆明虽偏安一隅，但也深受战争的影响，日军空袭轰炸，物质匮乏，物价飞涨。由于日机轰炸频繁，沈从文一家搬到了昆明附近的呈贡县，距城十余里的乡下。沈从文被聘为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的副教授，每周三天住城里，上课，编教材，指导学生。其他时间住乡下，写作兼做一点家务，基本是独处，经常一个人漫步于翠湖边。来访的有朱自清、杨振声、梁思成等一些往日的朋友，与联大其他真正拥有话语权的教授几乎没有交往，处于联大社交圈的边缘。当时大学教授的工薪在三千法币上徘徊，收入竟不如一个堂倌或理发师。而沈从文的薪酬是教授中最低的一级。由于物价飞涨，同昆明许多教授一样，沈从文一家的生活极为困窘。房屋简陋，厨房漏水无钱修补，每逢下雨都得动用盆、桶轮流接水。这时期的沈从文孤独、寂寞。

沈从文在《烛虚》中表述了当时的心境。黄昏时分，听着湖边画眉的鸣啭，觉得极为熟悉，又似乎完全陌生。回忆二十年前自己坐在沅水支流的小河边，这画眉的鸣声常常把自己带向灯火辉煌的城市里，面对一派清波做白日梦。“如今居然已生活在二十年前的梦境里，而且感到厌倦了，我却明白了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但与乡村已离得很远很远了。”(《烛虚》)这无疑是沈从文当时悲哀无奈的心境的抒写。年少时所向往的城市，如今却是销蚀个体生命之地，个人深层的文化选择与城市的文化价值格格不入。即便生活了二十年，沈从文发现自己仍是局外人，且已厌倦了城市的生活。昔日美好的故乡，也成了仅存于心中的“抽象过去”，外来势力的入侵导致湘西发生了一系列变异，呈现出堕落的倾向。表面看，社会发生了不少的变化，有了极大的进步，然而原来农村社会所保有的正直朴素人情美，做人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几乎消失殆尽，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却在社会上畅行无阻。^①此时的沈从文无所皈依，徘徊在乡村与城市、过去与现在、情感与理智之间，终归是无处还乡，既无法在城市中为自己找到生命的立足点，也无法在故乡中寻到心灵的栖息地。

这时期，沈从文的创作状态也处于“吾丧我”的境地。抗日战争爆发前，文学界发生了一场关于“差不多”提法的争论。沈从文于1936年10月25日在《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了《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一文，主要针对当时文坛上的文章内容差不多以及所表现的观念差不多的现象提出了批评。这引起了许多作家的讨论，有的赞同，有的反对。抗战爆发后，沈从文卷入了两次影响较大的文学运动的论争。1939年，沈从文发表了《一般或特殊》，批评了一些作家放弃文学创作的特殊性，满足于一般的抗战通俗宣传。1942年，沈从文发表了《文学运动的重造》，表明对文学独立性的主张，反对文学的政治化和商业化，文学应斟酌回到文学的本身，创作出“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这些文学主张在抗日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的1940年代初，显然是不合时宜的，既不受左翼的欢迎，也不受国民党右翼的欢迎。文章发表后，遭到左翼文学界的激烈批判，左翼文学界将其观点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并把沈从文与朱光潜、梁实秋等人的言论联系起来，将其归为反对作家抗战的反动文学思潮。沈从文本人却远离政治，拒绝加入任何党派。因不愿与“无作品的作家”共事，他婉言拒绝了老舍让他主持文协在昆明的工作邀请。沈从文不愿接受国民党的文艺政策和文艺思想。他的作品多次被删削，甚至不予出版。如《长河》的出版就一再受到国民党的查禁，即便最后面世，也是删减了重要的章节。昆明时期的沈从文不能也不愿融入左翼、右翼的文艺界，因而受到左翼或右翼的打击，孤独且寂寞。这时期的沈从文再也找不回当初创作《边城》时的心境了。沈从文回忆以往的创作状态，八年前在青岛海边的梧桐树下写《月下小景》《八骏图》《自传》，心境虚廓，眼目明爽。写《边城》时，在小小的院落中，在老槐树下，阳光透过枝叶漏下，“心若有所悟，若有所契，无渣滓，少凝滞”。(《烛虚》)这是极为美丽的心境，在这般神清气爽、悠然适意的心境下写作，文字自然晶莹剔透。而如今，没有阳光，天已垂暮，窗外飘着细雨。自然环境昏暗潮湿，心境也与这外在环境一般，黯淡失意。这样的环境、心境，写出的文字，作者称之为“一堆附有各种历史上的霉斑与俗气意义文字而已”。(《烛虚》)

对于文学创作，沈从文一以贯之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不追求社会上流行的风格，倡扬写作应匠心独运，不落窠臼，富于个性。“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透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②昆明时期，现实社会中虽不乏性情可爱的人，与人性有关的真实见闻，然而，这些人和事在沈从文这里，只形成混乱的印象。“如彼或如此，在人生中十分真实，但各有它存在的道理，巴尔扎克或高尔基，笔下都不会放过。可是这些事在我脑子里，却只作成一种混乱印象，假若一页用失了时效的颜色，胡乱涂成的漫画，这漫画尽管异常逼真，但实在并不动人。”(《白魇》)沈从文发现自己无法从这些社会见闻中创作出“动人”的故事。当无法从现实、从往昔中获取理想的小说创作状态时，沈从文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与原则，他不能让文学屈从于所谓的合理的真实，由此不得不做文体的调整，大大减少小说的创作，转为创作文论、杂文与游记。而这一期间创作的小说《看虹录》，也不同于以往的小说，情节故事已不再是小说的中心，小说的重心在于对话中展开人物微妙复杂的心理意识，而这心理意识不是为了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而是从中提炼出一种对生命的哲理化、象征化的思考。

昆明生活初期的沈从文，生活上，创作上都处于“吾丧我”的境地。这般无所皈依，无处还乡的状态使其倍感孤独、寂寞，常常漫游于乡野，抒写的游记记述了这一精神困境，游记也由此呈现出别样的风格，具体而抽象。

“温习温习人事，并思索思索人生。”(《黑魇》)昆明乡居期间，沈从文常常漫步于山地，任思绪漫游，明朗朗的自然景物，乱纷纷的人事，两相对照，充满生命的沉思，这时期的游记呈现出不同于湘西游记的诗与思交融的境界，具体而抽象。

湘西游记是沈从文于1930年代，因两次回乡的际遇而创作的。离开湘西十多年的沈从文回到故乡，目睹故乡的人、事、物、景，沉潜心底的温情与眷念，哀戚与悲悯，希望与失望，重新被激活且受到激烈地撞击。在这真挚而深邃的“情感之眼”的笼罩下，其游记《湘行散记》《湘西》魅力独具，沿着沅水，描画了沿途的风景、人事、历史、风俗，令人如在画中游，品赏一幅幅绝妙的灵逸的写意画。其情致，静美而略带忧郁；其韵味，轻妙而空灵。沈从文是位极富形式感、独具个性的文体家。其湘西游记汲取了游记、小说、散文三种文学体裁的长处，以游记的行程结构全书。《湘行散记》，走水路，重在写人叙事；《湘西》，走公路，重在纪实抒怀。游记用主人公“我”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贯穿起湘西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如《湘西》，从沅水下游的第一个主要城市常德说起，每一城市都有所侧重，如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码头，而后是泸溪、浦市、箱子岩，还有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几个县，以及凤凰。行文中，更多地运用散文的抒情叙事，小说的创作技巧，使得叙事写景，历历在目，写人则个性鲜明，栩栩如生。沈从文的湘西游记，营造了一个个充满湘西风情的意境，吟唱着一曲曲动人的乡土牧歌，温婉、哀伤、深情。而昆明时期的游记抒写着纷乱人生的思索，生命的沉思，是“情绪的散步”。(《水云》)

《绿魇》中，“我躺在一个小小山地上，四周是草木蒙茸枝叶交错的绿荫，强烈阳光从枝叶间滤过，洒在我身上和身前一片带白色的枯草间”。文章一开篇，写作主体就以一个闲散的姿态，置身于大自然中，细致地欣赏着大自然的一切，由近及远，松树、柏树、柿子树、加利树、石榴树丛、仙人掌、高粱、远处的村落，以及各种声音，有锄地声、虫鸟搏翅声、舂米声等，一一纳入笔下。沉浸在这生息相通的自然境界中，人变得极为单纯。在这静谧的世界，“我”发现了“银绿色点子”——刚冒出的芽梗、白色蜉蝣蚊蠓、小甲虫、黑蚂蚁，生长着的、活动着的生命。于是，由这只爬上手背，停顿在中指关节间的黑蚂蚁的怀疑神气，开始了心灵的对话。由人的手爪想到了战争、哲人等一系列问题，“我这个手爪，这时节有些什么用处？将来还能够作些什么？是顺水浮舟，放乎江潭？是酺糟啜醨，拖拖混混？是打躬作揖，找寻出路？是卜课占卦，遣有涯生？”如何度过这一生，如何安放生命，始终盘亘在沈从文的头脑中。于是，由沉思再回到现实。触目所及的绿色，更是引发了沈从文的感慨与议论。绿色成了生命的象征，自然界绿的色泽层次的变化、阳光的光线变化，皆与人的生命变化自然连接在一起。文章尽管多处抒写内心，具有极浓的思辨味，可读来仍生动、有味，关键在于游记并不只是抽象议论，而是景致、情感、议论相交织，诗意与思辨相得益彰。在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物境中，写作主体的主观情愫始终暗流其中，物、情、思交融，思辨不再抽象干枯，而是着上了诗意的色彩。

沈从文的昆明游记，行文具有鲜明的特点，思维跳跃，想象丰富，常常因眼前景、眼前事、眼前人的触发，作种种自由联想，进而引发对生命的思考。各种官能感受，流动的思绪使游记洋溢着诗与思的美感。如《云南看云》，描绘各地不同云彩的不同风姿，并将云与人的性情相关联，云南的云素朴，由此影响着人的性情，也是挚厚而单纯。云南的云色调还出奇的单纯，尤其是晴明的黄昏前后，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看来只觉得黑而秀。看着这般单纯、黑而秀的云彩，沈从文深受启发，深受教育。由此，沈从文联想到人事方面，大大小小的官员、商人、职员整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们也间接为法币而忙。“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在这种社会、这种精神状态下，卢先生来昆明展出他在云南的摄影作品，尤为有意义。正如沈从文所说的，“所以我觉得卢先生的摄影，不仅仅是给人看看，还应当给人深思”。《云南看云》虽在写云，但并非单纯的欣赏，而是沈从文内心深处的“呼喊”，一种痛苦的叹息。云南的云让沈从文更深刻地认识了生命，这是一种“高明”“深刻”“美丽”的无言之教，以“一种精深博大的人生理想，一种单纯美丽的诗的激情”，以拯救那种人性的“堕落”，让大脑恢复失去的“应有的灵敏与弹性”。

生活与生命的沉思一直贯穿在沈从文昆明时期的创作中。《绿魇·黑》中，那座花了十二年建造的古朴厚实的老房子，实则一种象征，一种素朴、踏实、本分的生活方式的象征。文中一一描述了来来去去、形形色色的租户的生活情况，其间有大学教授、青年画家、大学生、军队、商人、工程师等，“一些人的生命，仿佛受一种来自时代的大力所转动，无从自主”。由此，引发了沈从文对各种生活形态的思索。正如有论者指出，在20世纪40年代，“沈从文越发向‘纯’生命的文学的思路发展，即不断探讨文学和生命的关系，而不是强化文学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他明确表示文学的意义不仅仅在‘社会道德一方面’，而要使‘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深一层的理解’”。^①“五四”时期，在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浪潮中，“生命哲学”思潮随同其他西方文化一同涌入中国，成为中国一大批现代知识分子反对封建主义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文学领域，正如陈思和所说，“不是中国作家用现实主义精神去吸取西方现代主义技巧，而是现代主义思潮所体现的思想意识，吸引了中国作家们的注意”。^②由尼采、叔本华所高扬的“重估一切价值”和“生命意志”学说，以及追随者狄尔泰、齐美尔、柏格森等带来一股强大的“生命哲学思潮”，倡扬从生命出发去讲宇宙人生，强调用变化、运动的观点理解生命现象，其核心是对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的探求。在孤独中探索的沈从文找到了与西方现代主义“生命哲学”思潮强烈的共鸣点，找到了“生命”自我觉醒的突破口。

从大自然的天光云影草木荣枯中，从美好的河山与无章次的人事的对照中，沈从文领会了“堕落”的真正含义，且从书本上，从各阶层间看到其传染浸润现象。“尤其是读书人，倦于思索、怯于怀疑、苟安于现状的种种，加上一点为贤内助谋出路的打算，如何即形成一种阿谀不自重风气。……我于是逐渐失去了原来与自然对面时应得的谧静。我想呼喊，可不知向谁呼喊。”(《黑魇》)现实中诸多匍匐于生活的庸俗形态，让沈从文越发觉得悲哀，困闷。在沈从文看来，能吃、能睡、且能生育，像生物一样本能地“活”下去，是“生活”，是一种尚未脱离兽性与物性的生存状态，处于形而下的世俗功利层面；而生命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则表现为不同的层次，其初级形态表现为“人与自然的契合”，这是“自在”的生命形态。第二层次由“自在”走向“自为”，即个体取得人生的独立与自由，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进而“时时刻刻都能把自己一点力量，粘附到整个民族向上努力中”，^③怀抱人类的理想，为民族乃至为人类的文化受苦奋斗，指向人类精神性的生存体验，属于形而上层面的生命形态，这般“自为”的生命才具有了不可磨灭的“神性”，沈从文皈依于这样的生命神性。

如《青色魇》中，雨后，小庭院变成一片水池，成了孩子们嬉戏玩耍各种“船”的根据地。沈从文由此联想到冒险，联想到佛经里驹那罗王子的故事。故事美丽凄婉、曲折动人。“美不常住，物有成毁”，驹那罗王子眼睛重获光明，寓指信仰产生神奇的力量，在这混浊世间，需要“信仰”。这显然运用象征手法，诠释了对信仰的尊崇与倡导。对信仰的倡导，对信仰的神奇力量的描述，实则是沈从文内心皈依体验的描述。现代心理学认为，皈依体验是一种升华的人类体验，源于对某种存在价值的探寻，对永恒境界的追求，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寻找精神家园和在寻找过程中所达到的神圣的精神境界，获得的充实、安适和永恒的感受。^①要达到这种皈依的境界，在这喧嚣嘈杂的乱世中，无疑要经历种种灵魂的历险与斗争。可以看到，沈从文于昆明时期写出的篇篇游记就是探寻精神皈依的心灵旅程，在大自然中寻求，在天光云影中思寻，在现实生活中求索。从“吾丧我”到“自在”与“自为”生命形态的探求，终于，沈从文皈依于生命的神性。

在与自然的会晤，在与现实生活的抗争中，昆明生活后期的沈从文逐渐走出迷惘，走出困境, 皈依于生命，皈依于生命神性。这生命神性即指向存在的终极意义。于沈从文来说，生命神性的追求即为文学创作。

沈从文出生于土家族、苗族、汉族聚居的“边疆僻地小城”——凤凰县。自小，沈从文就痴迷于种种生活现象，热衷于领略宇宙万物的动静与声色。从私塾到新式小学，沈从文做得最多的事便是逃学，去河边玩，去集市溜达，为大自然及生活中的种种声音、颜色、气味所吸引着。昆明时期的沈从文，经历了人生中最为困苦的谋生阶段，人到中年，又身处乱世，对大自然，对人生，对生命，对美的思索，融入自身的体验，上升至形而上的层面。

“惟有一个人过于爱有生一切时，必因为在一切有生中发现了‘美’，亦即发现了‘神’。”(《美与爱》)“过于爱有生一切”即沈从文所说的用“泛神情感”去接近世间万物。当一个人热爱世界，热爱生活，对这世界满怀着深情的爱时，就会发现世间万物的美，即便是乱世、浊世，仍会发现许多震撼人心的美。自然界、生活中的光与色，形与线，在沈从文看来，代表着一种最高的德性。显然，这里的“美”，不仅仅是生活中感受到的美，而是源于审美主体心灵深处的体验，是美学意义上的美，因而，发现了“美”，即发现了“神”。显然，这里的“神”并未与具体的对象联系起来，而是一个抽象的美的境界，是生命单纯、庄严的状态，是一种无可形容的“美丽圣境”。在沈从文看来，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创造“神”，即生命神性的追求。“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水云》)“因美与‘神’近，即与‘人’远。生命具神性，生活在人间，两相对峙，纠纷随来。情感可轻翥高飞，翱翔天外，肉体实呆滞沉重，不离泥土。”(《潜渊》)生命的神性指向生命存在的超验层面，指向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且外化为爱与美的理想生命形式。对于沈从文来说，生命神性的追求就是文学创作。

沈从文当初只身到北京，就是受五四新思潮的激发、鼓舞，怀抱着信仰，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初到北京的三四年里，孤苦伶仃、饥寒交迫，是信仰，是文学的理想支撑着他走过那段最为困苦、孤独，最为无助的岁月。而昆明时期，沈从文称之为乡下人的第四段旅程，“长住乡下，在与社会场面、家中亲友隔绝的状态下，已经过了五个年头。一家人在极其简朴生活中，送走连续而来的每一个日子”。^②同样是漫长、寂寞、艰苦，同样是信仰，同样是文学理想，让沈从文最终坚持下来。这时的沈从文，对文学创作，有了更为深刻的体悟，“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通过长长的时间，通过遥遥的空间，让另外一时另一地生存的人，彼此生命流注，无有阻隔。文学艺术的可贵在此。文学艺术的形成，本身也可说即充满了一种生命延长扩大的愿望”。^①沈从文赞赏、感佩文学经典的创造，屈原、曹植、李煜、曹雪芹写成的作品，使人们世世代代受益无穷。“凡知道用各种感觉去捕捉此美丽神奇光影的，此光影在生命中即终生不灭。”(《美与爱》)

然而现实的人事，总让沈从文忧心忡忡。沈从文看到，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社会各阶层，在官员、商人、教师、学生、平民百姓中畅行。生活中，到处充斥着市侩化的现象，甚至社会中的优秀分子也无所追求，混日子了事。“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像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云南看云》)民族存亡的巨大现实压力，始终占据着沈从文的内心世界，面对自然、人事，探求生命神性，最终归结于民族生存问题，这无疑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独有的担当精神与责任感。

沈从文真诚地希望通过文学改造社会，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倘若我们还相信文学可以修正这个社会制度的错误，纠正这个民族若干人的生活观念的错误，使独善其身的绅士知耻，使一切迷信不再存在……”^②通过文字输入一种健康、雄强的人生观，使生命之光，熠熠照人。“世界上不可能用任何人力材料建筑的宫殿和城堡，原可以用文字作成功的。”(《水云》)正是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文学的价值和作用，在庸俗的实际主义盛行，众人糊口混日子了事的抗战时期的昆明，沈从文依然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理想，坚持着对生命神性的追求，常常或坐或卧或行走于大自然，捕捉抽象的抒情，创造着“爱与美的新的宗教”，创造着关于生命的诗与思的境界。

刘再复曾谈及文学的四个维度，中国的现代文学往往只有“国家、社会、历史”的维度，缺少另外三种维度，一个是叩问存在意义的维度；第二个是缺乏超验的维度，就是和神对话的维度，就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意识；第三个是自然的维度，一种是外向自然，也就是大自然，一种是内向自然，就是生命自然。内向自然是人性。^③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游记所达到“新的层次”，可谓是这四个维度的巧妙融合，具体而抽象，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有一颗能为一切现世光影而跳跃的心”，同时“自觉宜于用笔捕捉抽象”。(《水云》)其创作具体而抽象，既有形象生动的具体场景，又有形而上层面的深刻思考。其笔墨跳跃灵动，既有学者的睿智，又有散文家的洒脱，在自然人事与精神世界，感性与理性之间，穿梭自如，营造了诗与思交融的审美境界。

读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游记，我们仿佛看到一个身影，“我似乎适从一个辽远的长途归来，带着一点混合在疲倦中的淡淡悲伤，站在这个绿荫四合的草地上，向淡绿与浓赭相错而成的原野、原野尽头那个村落，伸出手去”。(《绿魇》)这是一个孤独的身影，一个探求生命神性的学者的身影，孤单、寂寞，但坚定、执着，让人想起屈原，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