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现代思潮正倾向于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方面把人类社会生活拓展到全世界，他方面又把社会生活收缩成个人生活。前者是世界主义(Internationalism)，后者叫做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两个潮流，互相激荡，互相融会，便孕育成将来社会的新生活。”^①在世界主义与个人主义两个维度中，传统家族制度，都是阻碍文明进步的。五四时期有大量文章批判家族主义，指出以家族为单位的宗法制结构，一方面使社会一盘散沙，另一方面在家族内部建立起一种主从关系的等级制度，其父权制本质，与现代民主生活格格不入；^②家族制度“蔑视个人人格”，“阻碍个人自由”，并养成团体内部个体的依赖心，^③“是不自然的男性支配的产物”，“是束缚及压制女性的人间地狱”。^④与此相应，新文学作品将批判家族主义作为重要的主题——从五四“问题小说”和浪漫抒情小说，到巴金长篇小说《家》及路翎《财主底儿女们》，我们看到，控诉家族罪恶，激励青年叛逆与出走，一直贯穿了新文学创作的始终，成为现代文学中最富浪漫色彩的一种叙事。

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在传统大家庭随家族主义式微而解体的历史过程中，清末民初曾经作为“女权”议题的“贤母良妻主义”，迅速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女性的理想形象，也由清末民初具有现代色彩的“贤母良妻”，转换为“超于贤母良妻”的新女性。当“娜拉出走”在五四以后成为女性主体确立的神话时，女性角色与地位的激进转换，隐藏着哪些潜在的危机？“解放”的叙事，如何因此而扑朔迷离？

晚清从日本引进的“贤母良妻”一词，^⑤源自儒家经典，因而保留了儒家关于女性道德之慈淑、贞顺、谦卑等核心元素，但更包含了传统儒学所没有的日本近代国家主义精神，如“奉公”“胸怀国家的观念”“具备科学的素质”等。^①更重要的是，做“贤母良妻”的前提是女子须接受完整的现代学校教育，具有公共意识与国家观念。因此，从日本“词侨归国”的“贤母良妻”，已是一个比传统儒教论述中的“贤母”“贤妇”等都更具现代性的概念。这使“贤母良妻主义”在晚清民初发展女子教育时，有力地阻击了社会保守势力对女学的诟病，成为中国女子教育合法化的重要保障。^②至五四运动前夕，“贤母良妻主义”在各级国立女校，一直都作为教育宗旨。^③然而，这个原本调和了“传统”与“现代”的有关女性角色与地位的“新概念”，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很快便被更激进的观念所否定。

1918年，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胡适，应邀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做演讲，他以美国妇女为榜样，介绍了新兴的“新妇女”，并向中国女学生们提出了一种“超于‘良妻贤母’的人生观”。他说：“美国的妇女，无论在何等境遇，无论做何等事业，无论已嫁未嫁，大概都存一个‘自立’的心。别国的妇女大概以‘良妻贤母’为目的，美国的妇女大概以‘自立’为目的。自立的意义，只是要发展个人的才性，可以不倚赖别人，自己能独立生活，自己能替社会做事。” ^④对什么是“超于良妻贤母”的新女性，他以自身的经历描绘了一位美国女子。^⑤那位美国女子，从外形到精神，都具有一种男性化的特征，这也是被反对女权运动者称为“第三性化”的特征。^⑥胡适推崇美国妇女的，正是她们身上这种“男性特征”，即特立独行的气质。有趣的是，在此四年前，尚在康奈尔大学留学的胡适，对于中美妇女的评价，眼光完全不是这样。

查胡适日记，1914年1月4日，他感叹“吾国女子所处地位，实高于西方女子”，原因竟然是，中国女子看重名节，婚姻之事由父母做主，不必毫无廉耻地周旋于社交场中，“仆仆焉自求其偶”。在西方，女子“长成即以求偶为事，父母乃令悉音乐，娴舞蹈，然后令出而与男子周旋”。形象不美或行止木讷的女子，因不能取悦于人，结婚遂成为问题。他认为这是“堕女子之人格”，是“西方婚姻自由之罪也”。^⑦同年1月27日，他记载自己向美国友人“演说吾国婚制”，仍然大谈“吾国旧婚制实能尊重女子之人格”，“女子不必自己向择偶市场求炫卖，亦不必求工媚人悦人之术”。^⑧但四年之后在北京女子师范发表这篇演讲时，观念判若两人，个中缘由，与几年来他同美国新女性韦莲司的相处与交流关系甚大。^⑨

1914年下半年，胡适与韦莲司相识，并逐渐成为密友。韦莲司“极能思想，读书甚多，高洁几近狂狷”，给予胡适一种从未有过的对于女性的经验。二人几年间的深度交往与思想碰撞，导致胡适的女性观及两性道德观发生巨大变化。对此，他这样陈述：

吾自识吾友韦女士以来，生平对于女子之见解为之大变，对于男女交际之关系亦为之大变。女子教育，吾向所深信者也。惟昔所注意，乃在为国人造良妻贤母以为家庭教育之预备，今始知女子教育之最上目的乃在造成一种能自由能独立的女子。国有能自由独立之女子，然后可以增进其国人之道德，高尚其人格。^⑩

胡适在女高师演讲中描述的“言论非常激烈，行为往往趋于极端，不信宗教，不依礼法，却又思想极高，道德极高”的美国“新妇女”，大约与他通过韦莲司对美国新女性的了解有关。^⑪这使他对中国女性也怀着这样的期待：“我们中国的姊妹们若能把这种‘自立’的精神来补助我们的‘良妻贤母’观念，定可使中国女界有一点‘新鲜空气’，定可使中国产出一些真能‘自立’的女子……渐渐造成中国无数‘自立’的男女，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堂堂地一个‘人’，有该尽的义务，有可做的事业。” ^①

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崇两性“人格”的平等，因而对贤母良妻主义不能容忍。叶绍钧指责当时的女子教育：“‘良母贤妻’又是女子的大教训。近时开了女学校，至标这四字做施教的主旨，这岂不是说，女子只应做某某的妻、某某的母，除了以外，没有别的可做了。母为什么要良？因为要抚养成男子的儿女。妻为什么要贤？因为要帮助着男子立家业。试问一个人活在世间，单单对于个人有关系，这种人生，不是同‘阿黑’‘阿黄’一样的没有价值么？”“女子被人把‘母’‘妻’两字笼罩住，就轻轻把人格取消了。” ^②胡适、罗家伦翻译易卜生《娜拉》后，这部剧被五四新文化人誉为“世界妇女的经典”，因为它指出了从来妇女的命运，只是“供男子的玩弄，最好的也不过是‘夫唱妇随’，逃不出‘良妻贤母’的范围，忘却了人类应尽的责任，和应享的权利”；而欧美女权运动的实践和意义，“无非因为有觉悟的妇女，不能再安于从前‘非人类的生活’，要求‘人权之回复’，和‘人格之独立’。所以妇女问题，当然就是‘人的问题’。” ^③

在“人”的观念上提倡女权，成为五四新文化女性问题的基本论述。“养成女子完全之人格”，取代贤母良妻主义，成为女子教育的新宗旨。^④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批人文主义者，利用其在大学讲堂和报刊媒介的权力，以个人主义促进了女性主义。1919年，罗家伦在刚创办不久的《新潮》发表论文《妇女解放》，指出“中国女子精神上最重要的解放，就是打破良妻贤母的教育，而换以一种‘人’的教育”。他指责“中国办女学的人到现在却开口还只是谈良妻贤母主义，并不愿女子做独立的人”，认为那是一种“奴隶教育”。罗家伦考察了美国的女子教育与女子就业现状，提出女子教育的改革应从两个方面入手：“(1)超于良妻贤母的教育，(2)男女共同的教育。” ^⑤后来的历史，果然照这两个方向运行。

鲁迅的《伤逝》，打破了新女性做“新贤妻”的小家庭梦想；而《幸福的家庭》中，“良母”消失。当新文学进入个性主义的纪年后，“贤妻良母”的叙事，显然难以进行下去。1931年，丁玲曾经为她的母亲写长篇小说《母亲》，其母余曼贞，正是一个晚清民初因受教育而脱颖而出的“贤母良妻”。她在丈夫去世后，带着一双儿女辗转求学，尔后自己办学。但这部小说最后没有完成，^⑥而母亲这位“贤母良妻”式的晚清新女性，在20世纪30、40年代“娜拉革命”的最新主题下，显得有些“过时”——或许，这是丁玲这部小说未能继续写完的潜在原因？茅盾、巴金、老舍，都有对其贤明慈母表达敬爱的文字，但在他们的虚构性作品(小说)中，贤母良妻的角色，却不再具有典范性——巴金《家》中的瑞珏，老舍《离婚》中的张大嫂、《四世同堂》中的韵梅、《正红旗下》的大姐等，她们的母性，被作家与愚昧、顺从的奴性放在一起善意讽刺后，不再具有任何理想性。除了冰心，现代作家笔下，很少出现值得赞美的母亲形象。

而露骨表现新文学对“贤妻良母”批判态度的，有叶绍钧。叶写于1928年的长篇小说《倪焕之》，在小说前半段，当怀抱教育理想的男主人公倪焕之与其爱慕已久、志同道合的新女性金佩章结合后，他对自己的婚姻生活满意极了。但小说后半段，当金佩章因怀孕、生育而离开教师岗位，回到家中一心一意哺育孩子、料理家务时，夫妻关系变得疏离。自从妻子怀孕，倪焕之的所有感觉，就都变成了消极和负面的：他对她的牺牲感到惋惜，对她退回小家庭做贤妻良母，深感“不值”。最后“他得到一个结论：他现在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幻灭的悲凉网住他的心……” ^①后来，他竟像老托尔斯泰似地以离家出走，表明其对庸俗现实和家庭的否定。倪焕之的死亡，固然与其教育实践的受挫和大革命的失败有关，但更与他对爱人和小家庭的失望与疏离直接相关。最后，金佩章带着忏悔之心，丢下孩子只身来到丈夫死亡的上海，矢志继承丈夫意志投身社会运动，不再回家——没有什么比这概念化的尾声，更能生动地表明作者及其绝大多数新文学同道们，对于知识女性做贤妻良母的完全否定的态度。

当“娜拉出走”乃至“娜拉革命”，成为新时代女性主体确立的神话时，“贤妻良母”便不可挽回地走向被放逐的命运，成为“过去”和“传统”的幽黯象征。巴金《寒夜》中的两位女主角，汪文宣的母亲和妻子，不但显示了传统贤母良妻与现代新女性无法兼容的现实，而且象征着中国文化的断裂——传统与现代之间，已经没有修复与调和的可能。巴金在《寒夜》中，一如既往将“家”作为文化的隐喻来叙述，只是，这已经不是四世同堂的宗法制大家庭，而是现代都市夫妻小家庭。汪文宣与妻子曾树生，曾经是充满理想、志同道合的大学生，他们是五四的产儿，鄙弃世俗，自由恋爱而同居，不屑于世俗的结婚仪式与结婚契约。这种恋爱同居式的婚姻，在五四以后成为新知识阶层信仰与身份的象征。^②然而，这种同居式婚姻，成了婆熄矛盾的由头。汪母曾是大家闺秀，读过四书五经，或者还念过清末刚刚开设的女子学堂，^③属于她那代女性中受过良好教育的“贤母良妻”。因为战争，她屈居于儿子的小家庭中，过着忍辱负重的生活。在与儿子一家相处的艰难日子里，汪母所为，也体现了传统贤母的特征，过着实际的老妈子生活。她竭尽全力照顾儿孙，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最初，在儿子儿媳发生争吵时，她通常躲进自己的小屋，一声不吭，这体现了她的涵养。后来，当她对儿子可怜巴巴祈求儿媳回家的“没出息”样儿感到失望和恼怒时，她作为旧式母亲的狭隘和作为婆婆的刻薄，才放肆表现出来。曾树生，不但年轻、漂亮、健康，而且经济独立，生活也独立。“他们中间只有同居关系，他们不曾正式结过婚。当初他反对举行结婚仪式，……她始终有完全的自由。”(第四章)曾树生为挣得较高的薪金，过舒适的生活，宁愿在银行当“花瓶”。下班以后，常有应酬，经常因跳舞而深夜才归。汪母对她鄙夷而怨忿，婆媳二人终日战火不熄。汪母与曾树生属于两个时代的女人，秉持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汪母对儿媳的新派行为煞是看不入眼，她说自己宁肯饿死或者做老妈子，也不会去当花瓶；况且，还有银行那位年轻的陈主任，隔三差五差人给她把“情书”(汪母语)送上门。曾树生深知婆婆的偏见与嫉恨，却偏要故意说她最不爱听的话刺激她。汪文宣既爱妻子，又爱母亲，夹在母亲与妻子间痛苦呻吟。但在母亲与妻子之间，妻子的存在显然更重要——当她回家，无论多么像一个过客而不是主妇，他都会因这短暂的相聚，享受恩惠一般感激而安宁；而她的每一次负气离家，都使他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

妻子离去，家不复完整。汪文宣经常凄凉地叹道：“家，我有一个怎样的家啊！”(第五章)那么，他们的孩子汪小宣，又该如何感受呢？在《寒夜》中，儿子小宣像个影子，无声无息地出现过几次。由于曾树生的固执，他被送进昂贵的私立学校，平时住校，周末才回家。然而，这个神情黯然的沉默男孩，无论出现或是不在场，都令人感到心疼。曾树生作为母亲，对儿子并没有什么感情，经常觉得“他好像不是我的儿子”，以致她的男朋友陈主任，知道她“有一个丈夫和丈夫的母亲”，并“知道她丈夫多病，她又跟那个母亲合不来，他也知道她不大喜欢这个家”，却并“不知道她还有一个十三岁的男孩”(第十五章)。相应地，孩子也并不依恋她，与她相当疏远。她对孩子的尽责，仅仅是拿钱送他进贵族学校。至于这种家境贫寒的孩子，穿着祖母改过的旧衣裳，在那些纨绔子弟成群的同学当中，有没有受过委屈，是否会感到孤独，却是这位母亲从不关心也不想过问的。“贫血，老成，冷静，在他身上似乎不曾有过青春。他还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但是他已经衰老了。”(第二十章)他偶尔回答祖母的询问，告诉功课吃紧，足以表明他的学校生活一点也不快乐。这样一个沉默寡欢、过早成熟的孩子形象，凡有母爱的女人，无不感到心酸。但曾树生的情感世界中，仿佛没有“母爱”这一维。当婆婆指责她不关心孩子时，她认为花巨资送孩子进了好学校，她的责任就尽到了——“小宣有学校照顾他”(第十二章)，这是她的口头禅。汪文宣自己，则因无力养家，灵魂早已被自卑压得萎缩。作者并没有指责曾树生的意思，但通过这位新女性，我们看到了五四以来崇尚个人、轻视家庭、否定贤妻良母的新文化所存在的一个致命缺憾。

娜拉出走以后，被弃的孩子们，将如何成长呢？

弃儿的主题，在激进的左翼文学中，一再出现，^①而这不过是革命现实中屡见不鲜的残酷景象的偶然记载。^②谢冰莹与萧红，都写过以“弃儿”为主题的小说。无论是否可以当作作者的自传来读，弃儿的故事，都发生在一种极其相似的境遇中——年轻的父母，因为生活困窘，为救出自己而抛弃孩子。谢冰莹1932年完成的《抛弃》，写“一对革命爱侣，因为生活艰苦，所以将自己的爱的结晶品——产儿——一生下来就抛弃了”。^③这篇小说以绝大部分篇幅，渲染和描写革命情侣不得不抛弃孩子的缘由，以及女主人公内心的搏斗。最终，丈夫(同居男友)用革命的大道理，说服了女主人公，使她战胜了母爱：“你要救孩子吗？……为什么不救大人，不救自己，不救千千万万勇敢的战士？不从根本着手，努力革命，以期我们的世界早早实现？……”“你想怎能因一个孩子而妨碍到我们整个的事业，你爱她，就在现在创造我们的社会，等到我们的社会成功了，一切穷人都得到了解放，得着了自由，得着了幸福时，一切孩子都有了归宿有饭吃……” ^④以一己的牺牲，换来千千万万人的自由，这是革命(文学)最具魅惑的语言。而当时的评论者对于这篇小说的解释，则进一步揭示了社会达尔文主义与乌托邦理想的结合，在1930年代初已经成为激进文化的通行思维：“是的，为了革命，为了工作，为了生活，是顾及不得那些育儿琐事的。为了大众的爱情，自然可以战胜这为婴儿的慈爱。同时我们可以晓得，革命的生涯，必须要有最大的艰苦性和永久性。小资产阶级的波浪般的疯狂的情绪，当然配说不上。”^⑤

萧红写于1933年的《弃儿》，与谢冰莹稍不同，弃婴计划并非出自年轻的父亲，而是女主人公独自的决定；她早有此心，因而在医院里听凭孩子饥饿啼哭而一直拒绝哺乳。然而，当她将弃婴计划告诉男友时，他的欣喜和感激，与谢冰莹小说中的男主人公，立场并无两样。我无意苛求处于饥饿与困窘中的年轻父母，生存危机下的残忍选择，既是人的本能，更是社会的罪恶——悲剧的制造者，首先是社会的黑暗与不公。然而，对社会的批判，丝毫不能代替我们思考个人应负的责任。萧红为弃婴行为找到的比生存更具正当性的理由，仍然是“牺牲一个救出多数”——

当芹告诉蓓力孩子给人家抱去了的时候，她刚强的沉毅的眼睛把蓓力给怔住了，他只是安定地听着：“这回我们没有挂碍了，丢掉一个小孩是有多数小孩要获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当前的问题就是住院费。”

蓓力握紧芹的手，他想——芹是个时代的女人，真想得开，一定是我将来忠实的伙伴！他的血在沸腾。^⑥

倘若从“民族国家寓言”的角度解读这些作品，新文化所包含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倾向，竟然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一种价值选择，“人”最终成为了民族国家借用的载体。当女性在“个人”与“民族”的功利期求下放逐母性，那么，失去母爱庇护的“弃儿”们，会否成为新的民族创伤的“寓言”？

作为一个心理上有“弃儿”创伤的作家，张爱玲成名以后，曾经以极其理性和宽容的态度思考“母爱”的问题，对母爱，作过极为通达的理解：

自我牺牲的母爱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性”——其实倒是比较“人性”的，因为是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①

这个深刻的理论，是生活经验一点一滴教给张爱玲的。理性的母亲和理性的姑姑，就是最早的教员。她自己，因此成长为一个理性的人，以姑姑似的冷淡，对待她那瘦弱、卑怯的弟弟。她小说中那些善于算计的男女，大都因了这过分真实的人性而令人寒心，张爱玲因此长期给人自私冷漠的印象。近几年陆续发现和出版的她创作于1956至1976年之间的自传性长篇小说《雷峰塔》《易经》与《小团圆》，却以大量令人心酸的细节，反证了她对于“兽性的善的标准”——母爱——的渴望。正是母爱的缺失，造成张爱玲心灵终身不愈的创伤。

张爱玲四岁时，母亲因父亲的沉溺和堕落而负气出走。在她的记忆中，母亲“很早就不在家里了”，“在孩子的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但对母亲的爱，是她幼年生命中宝贵的秘密：“我一直是用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的母亲。”(《私语》)以致爱屋及乌，凡是母亲喜欢的，她都喜欢，包括色彩、英格兰、法兰西、老舍小说《二马》等；因为母亲喜欢弹钢琴，她就学了自己并不怎么喜欢的钢琴。她记忆中幸福的顶点，是八岁那年母亲的归来。“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为了这满溢的幸福，小爱玲忍不住给天津的一个玩伴写了三页纸的信去炫耀(《私语》)。母亲的归来，不仅拯救了沉溺毒瘾的父亲，也使这个家庭充满阳光和希望。然而，这样的幸福没有能够持续下去，“我父亲把病治好之后，又反悔起来，不拿出生活费，要我母亲贴钱，想把她的钱逼光了，那时她要走也走不掉了”。(《私语》)母亲在与父亲发生更加严重的争吵后，再次出走，再没回来。父母离婚以后，张爱玲“把世界强行分作两半，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神与魔。属于我父亲这一边的必定是不好的”；父亲家里的一切，鸦片、私塾先生、章回小说，“什么我都看不起”(《私语》)。相反，母亲及姑姑，代表着文明、现代，一切都是温暖而富于生趣的。正是因对母亲怀着罗曼蒂克的信任和爱，使她在遭父亲毒打和禁闭后，毅然出逃投奔母亲。直到与母亲和姑姑住到一起以后，她对母爱的期待，方才一点点幻灭。《私语》中写道：起初，问母亲要钱“是亲切有味的事”，“可是后来，在她的窘境中三天两天伸手问她拿钱，为她的脾气磨难着，为自己的忘恩负义磨难着，那些琐屑的难堪，一点点的毁了我的爱”。当她终于明白，“看得出母亲为我牺牲了许多，而且一直在怀疑着我是否值得这些牺牲”时，她在寄人篱下的孤独无助中，有时甚至绝望得想自杀。

《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用大量的篇幅详细描写母亲对她的伤害及母女的疏离。其实，这些受伤的体验中，也有青春期少女的偏执，以及母女长期疏离导致的隔膜。不过，弃儿的心理一旦形成，母亲任何哪怕正常的不满和指责，都会造成意想不到的深刻伤害。何况，在新女性母亲的天平中，她自己的自由，远远重过孩子的成长。人对幸福的体验，最初就是从护犊的母爱开始的。然而张爱玲对母爱的幸福体验只有短暂的一瞬；生长于钟鸣鼎食之家的她与弟弟，在孤独漫长的成长中，心灵的体验更多时候像无父无母的孤儿。^②《私语》中的一段描写，读来令人心碎：

我逃到母亲家，那年夏天我弟弟也跟着来了，带了一双报纸包着的篮球鞋，说他不回去了。我母亲解释给他听她的经济力量只能负担一个人的教养费，因此无法收留他。他哭了，我在旁边也哭了。后来他到底回去了，带着那双篮球鞋。

这个细节，在《雷峰塔》和《小团圆》中，也一再出现——反复作为一种修辞手段，是情之郁结不得不发所致。母亲的“理性”带给孩子的创伤，在张爱玲那里，是终生不愈的——后来，弟弟变成“劣迹”斑斑的问题少年，“逃学，忤逆，没志气”，受到亲友厌弃(《童言无忌·弟弟》)。《茉莉香片》中，张爱玲以弟弟为原型，塑造了一个因母亲早逝、被父亲继母虐待而心理变态的聂传庆；而在《雷峰塔》中，她干脆让怯懦堕落的弟弟，没等长大成人就染疾而亡。世上还有什么比母爱缺失所导致的人的畸零与毁灭，更令人痛心呢！冰心曾怀着慈悲，让母爱具有上帝那样超验和普度的力量，让世上失去母爱的畸零儿，回归正常的社会大家庭(《超人》)。然而，母爱是具体的，不是超验的，没有“兽性”的相濡以沫、亲抚亲爱，它便只是虚幻的彩虹，徒有美丽光影，而不能给予丝毫温暖。张爱玲的母亲，也曾经与一般的贤妻良母一样，拥有“兽性”的母爱。《私语》中，写母亲出洋前夕，“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的情形——

绿衣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候不早了。”……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①

年轻母亲的悲恸，分明是不忍抛下一双年幼的儿女；那时，她对自己的“出走”，因母爱而还有些许留恋和痛苦。《对照记》中张爱玲和弟弟两张被母亲着色的单人照片，一直被母亲珍藏，后来作为遗物留给了张爱玲，那其实就是母爱的见证。张爱玲晚年回忆起幼年看母亲为她照片涂色时的情形，还在为那安详、亲切的母爱氛围感动。^②然而，这份母爱可惜太薄太轻，托不起孩子漫漫生命成长中无限的孤独、渴望与辛酸。没有自我牺牲的母爱，人就得不到马斯洛所说的生存层面的“安全需要”以及“爱与归宿”的需要。缺乏母爱的成长，使张爱玲最终在理性上认同了“人性”的母亲，但心理的创伤，却跟随了她一生，使之成为一个“古怪的女孩”(《天才梦》)，除了天才，一无所有。

张爱玲的《雷峰塔》《易经》和《小团圆》，某个角度看，可视为继续和反思巴金关于“家”的叙事。小说中的琵琶/九莉，作为新女性母亲的弃儿，替《寒夜》中未能发声的小宣，写出了内心的伤感——“家”破碎以后，被母爱遗弃的孩子，如何在孤独中扭曲地成长。同时，两位母亲，巴金笔下的曾树生，与张爱玲笔下的露/蕊秋，尽管作品是从完全不同的视角进入，隐含作者的评价也很不相同，然而，作为坚持“出走”的母亲，她们难以逃脱一个共同的指摘——当个性自由创造出新时代的孤独者(弃儿)与病态儿时，新女性舍身奋斗成为娜拉，结果却将自己的孩子留在了感情的荒漠。被“娜拉”抛弃的孩子们，能否成长为娜拉所追求的“我自己”呢？

冰心曾说，“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③当女性的解放，被预设为“使所有的女子都须走一条相同的路”，甚至是“以任何外界的势力，来越俎代庖，替所有女子择定一条相同的路”时，^④“娜拉”的出走，造就一代“弃儿”。1930年代中后期，舆论界出现“新贤妻良母主义”的倡议并引发讨论时，有人提出“贤妻良母”的问题，必须与“贤夫良父”一道，作为社会的公共问题谋求解决。^⑤这场讨论，尽管在抗战危局纷扰和左翼阵营的激烈批判中黯然退场，但其实触及了“解放”话题长期以来的某种父权盲区，今天仍有讨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