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台伊始，尼克松政府便着手调整东亚战略，主要内容为通过改善对华关系、削减驻外美军、推行越南战争“越南化”实现战略收缩。这一系列举动令美韩同盟陷入信任危机。近年来若干学者将目光投向朴正熙政府对“尼克松主义”的反应，相关成果加深了人们对1969—1972年美韩关系的认识。不过，既有研究或涉及韩国防止驻韩美军继续撤离的手段，或论述汉城如何应对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和中美关系缓和的新局面，却缺乏一种长时段的关照，没有从同盟信任危机的视角分析这一时期美韩关系的基本特征，更未全面阐释“尼克松主义”对韩国内政外交的长远影响。^①鉴于此，本文将综合利用美韩双方的档案文献，选取三个案例，将1968—1972年美韩关系置于此前历次美韩同盟信任危机的大场景下加以考察，进而揭示韩国应对美国东亚战略转型的策略及其深远影响。

在“尼克松主义”带来的所有重大政策变动中，东亚战略的调整最具里程碑意义。^②期间，华盛顿单方面谋求缓和同中国关系的努力以及削减驻外美军的政策对美国的东亚盟友造成了巨大冲击，韩国便是其中之一。

1969年上台之初，尼克松政府对朝鲜半岛未来局势心存忧虑，担心汉城对平壤的回击将迫使美国再度介入一场朝韩之间的战争。^①恰在此时，4月15日一架美国EC-121侦察机在朝鲜附近海域上空被朝鲜人民军击落。三天后，尼克松宣布EC-121侦察机从未入侵朝鲜领空，朝鲜的行为是蓄意挑衅。作为回应，他已命令恢复一度停止的空中侦察活动，并为之提供充分的安全保护。^②换言之，美国公开表示不再对朝鲜予以报复。尼克松政府的温和反应被韩国媒体和公众视为华盛顿漠视汉城安全的明证。但不管怎样，17日以后韩国舆论不再要求美国采取报复措施。^③与公共舆论最初的激愤相比，青瓦台的反应却显得冷静得多。17日，韩国外交部长崔圭夏(Choi Kyu Ha)发表声明，重点谴责了朝鲜的挑衅行为，而并未对美国“软弱”的应对策略提出抗议，更没有向朝鲜发出武力威胁。^④更为引人注目的是，25日朴正熙(Park Chung Hee)总统在记者招待会上亲自呼吁各方保持克制。与此同时，韩国全力配合美国恢复空中侦察行动的决定。^⑤

当然，在EC-121危机中，韩国政府绝非完全被动或毫无打算，试图促使美国增加对韩国军事援助是汉城的首要政策目标。18日，韩国驻美国使馆代办全尚镇(Chyun Sangjin)会见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帮办布朗(Withrop G.Brown)，试探性地询问对方是否会根据最近朝鲜的挑衅行为而在韩国防务方面采取额外措施。布朗答复说，华盛顿并不打算增加对韩国的军援。^⑥韩国人并未就此死心。28日，韩国副总理朴忠勋(Park Choong Hoon)和驻美大使金东祚(Kim Dong Jo)与美国国务卿罗杰斯(William P.Rogers)举行会晤，并表达了如下看法：韩国完全支持美国应对EC-121危机的策略；韩国并不想挑起与朝鲜之间的战争；韩军的防务能力仍有待提高，希望美国加强对韩国的军事援助。罗杰斯表示，韩国军队特别是地面部队的战斗力很强，华盛顿正在积极研究帮助韩国获得步枪生产能力的问题。^⑦5月1日，尼克松接见朴忠勋，朴忠勋就如何威慑朝鲜提出三点建议：警告朝鲜若再次制造类似于EC-121危机的事件将遭到报复；加强驻韩美国空军；提高韩国军队特别是空军的战斗力。尼克松提议由美国国防部长莱尔德(Melvin R.Laird)与韩方讨论如何采取上述措施。^⑧

应该说，EC-121事件期间，美韩同盟内部进行了密切的沟通，对外行动方面也颇为一致。然而，细致分析双方的内部考虑和主要意图，便可发现：事实上汉城和华盛顿均心存疑虑并相互猜忌。EC-121危机爆发后，韩国本想敦促美国至少要求朝鲜赔偿损失并保证不再进行挑衅。可经过1968年危机后，韩国看到了美国对朝鲜军事反应的限度，于是转而试图通过保持克制和配合华盛顿换取美国的安全承诺和军事援助，防止对方抛弃韩国。^⑨相反，对刚刚上台的尼克松政府而言，韩国单方面北进的可能性依然存在。EC-121危机发生后，华盛顿很快决定放弃动武的念头，并有意识地防止汉城对平壤予以报复。比如，在4月16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惠勒(Earle G.Wheeler)明确反对派遣美军跨越非军事区攻击朝鲜，理由之一便是担心韩国效仿美国。^①再比如，1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命令驻韩美军采取一些可见度高、花费少的防务措施，但一定不要因此让韩国变得警觉起来。^②

削减驻韩美军是“尼克松主义”的一部分。^③由于EC-121危机和尼克松关岛演说已经让青瓦台感觉到美国有可能减少对韩国的军事支持，朴正熙决定访美。^④1969年8月21日，两国首脑举行会晤，朴正熙表示，金日成正在伺机侵略韩国，最好的对策是提高韩国军队而非驻韩美军的战斗力。尼克松回应道，美国正在研究这一问题。虽然舆论要求减少驻外军队，但他本人反对削减驻韩美军，且愿意公开发表该看法，以便警告金日成。^⑤

实际上，恰好在朴正熙访美前夕，华盛顿开始正式讨论削减驻韩美军事宜。8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召开，尼克松以及军方和国务院领导人均直接或间接地表明支持撤出部分驻韩美军。^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11月24日尼克松在致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的备忘录中表示，希望相关部门在年底前拿出削减一半驻韩美军的计划。^⑦

在尼克松命令制订撤出部分驻韩美军计划之时，白宫非但没有如此前所承诺的那样与韩国“充分协商”，而且还不愿“过早”向韩国通报美国的决定。1970年1月12日，莱尔德在与金东祚讨论军事援助计划时声称，削减驻韩美军的压力日益加大。不过，依照“尼克松主义”，撤出驻韩美军之前韩国应实现现代化。第二天，金东祚便向美国国务院相关官员确认和探听此事。国务院牵强地解释说，莱尔德的意思并非已决定撤出驻韩美军，他只是在强调额外军事援助对韩军现代化的重要性。当前美国还没有考虑撤出驻韩美军。在做出如此重要的决定前，一定会与汉城协商。得到美方的答复后，金东祚并未继续纠缠，而是表示自己没有认为莱尔德所讲的是美军立即撤出韩国，也并不打算向汉城汇报此事。但美国驻韩大使波特(William J.Porter)认为，从韩国高层的态度判断，汉城已得知相关情况。^⑧这一切表明，此时韩国似乎并不想让华盛顿完全意识到汉城对驻韩美军撤出问题的焦虑，相反，却宁愿在某些时候表现出相信美国信誓旦旦的保证。朴正熙很可能是希望借此在削减驻韩美军问题提出之时令美国处于“道德”的下风，继而为有关美国对韩国补充军事援助数量的讨价还价做准备。^⑨

经讨论，3月20日尼克松政府发布了第48号国家安全决定备忘录(NSDM 48)。备忘录规定，1971年财政年度结束前削减两万驻韩美军。为此，美国应与朴正熙具体协商撤军的时间和条件。美方开出的价码为如果国会同意将在1971年到1975年财政年度间向韩国提供10亿美元军事援助。^⑩27日，波特向朴正熙通报了上述决定，朴表现得十分“惊慌”。期间，朴正熙多次表示在同意削减驻韩美军计划前，必须确切了解美方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支持韩军现代化。在与韩国总理丁一权(Chong Il Kwon)会谈时，波特发现对方也在打探美国预计增加军事援助的数量。^⑪有韩国学者认为，朴正熙很可能是有意夸大了对得知削减驻韩美军消息的反应，以便尽可能拖延撤军进程。⑫朴确实应该是故意做出激烈的反应，但他最主要的目的或许并非是要推迟此次撤军的时间，而是要争取更多军援并防止美国在短时间内进一步削减驻韩美军。

在接下来的磋商中，朴正熙坚决要求美国到1975年再考虑从韩国撤军。^①韩方的“固执己见”似乎见效了。美国开始考虑怎样在不改变既定计划的前提下尽可能适当满足韩国的要求。波特和联合国军司令兼驻韩美军司令米凯利斯(John H.Michaelis)建议，为了缓解朴正熙面对的政治困境，应继续保持两个美军师的建制，方式是将韩军与余下的美军组成两个混编师。不过，基辛格看似并不赞同组建混编师，认为如此一来就很难保证韩军不单独行动了。^②

8月3日，朴正熙接见波特和米凯利斯。朴正熙强调，在韩军现代化问题得到满意解决之前不会参与讨论削减驻韩美军问题。美方声称，应同时讨论韩军现代化和削减驻韩美军问题。会谈气氛十分紧张，朴正熙数次发火。讨论结束后，波特在准备离开之际无意中发现朴正熙正在微笑地看着美方留下的削减驻韩美军计划。这让波特感到很奇怪，因为在持续了两个小时的会谈期间，他从未微笑过。^③应该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朴正熙觉得他已经通过佯装恼怒让美方感受到了汉城对华盛顿的不信任及其反对短时间内撤出部分驻韩美军的决心，无疑这有助于促使美国在增加对韩军援方面做出更大让步。^④事实上，朴正熙也确实这样做了。当月下旬，他向美国开出了不反对削减两万驻韩美军的三项条件：首先完成韩军现代化，所需费用为五年30亿美元；不能再进一步削减驻韩美军；美国向韩国书面保证一旦韩国遭受朝鲜入侵华盛顿自动介入。^⑤于是，华盛顿开始重新审议对韩国军事援助计划，既希望加强韩军现代化，又不愿让韩国感觉到自身力量足以向北方单方面发起进攻。最终，美国决定将对韩国军事援助的数额由10亿美元提高到15亿美元。^⑥就这样，1971年初美韩谈判代表就驻韩美军削减和韩军现代化换文达成一致意见。^⑦

概言之，1969年美国单方面做出了削减驻韩美军的决定且决心不管韩国作何反应都将予以实施。朴正熙的应对策略是一面佯装“震怒”，坚持过高要价，并一再拒绝与美国讨论此事，一面向美国保证韩国无意对朝鲜采取过激军事行动。青瓦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借此获得更多的补偿性军援，防止美国短时间内进一步撤出驻韩美军。最终，韩国实现了大部分战略目标：华盛顿决定将对韩国军事援助提高到15亿美元，且1971—1972年不再进一步大幅撤出驻韩美军。^⑧

为了应对驻韩美军部分撤离问题，韩国还加快了推动国防自立的步伐。1970年4月27日，朴正熙命令最大程度地利用民用工业推动国防自立，开展国防研发活动，并组建国防研发局(Agency for Defense Development)等相关政府机构。为了提高国防投入和加强海外采购，1973—1975年韩国连续颁布国防工业法、军队改良计划(代号为第一次栗谷计划)和国防税收法。^⑨更为值得注意的是，1970年上半期汉城着手秘密研发导弹和核武器。^⑩

与削减驻韩美军风波一样，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特别是尼克松访华同样加剧了朴正熙政府对美国“保护伞”的怀疑。

入主白宫不久，尼克松便迅速考虑推动中美和解的可能性，并重新审视中国联合国代表权问题。1970年联合国大会期间，随着与中国关系的改善，美国代表直接称呼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且表示希望中国早日成为联合国成员国。^①相应地，自1969年起韩国外交部便开始密切关注美国新政府对中国态度的转变。其中，尤为令汉城担忧的是：随着美国对华立场的调整，国际社会承认“两个中国”的趋势日渐明显，继而损害韩国作为朝鲜半岛“唯一合法国家”的地位。^②

1971年10月25日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前后，韩国采取了如下应对措施：其一，向美国强调指出，北京加入联合国对韩国国家安全构成了明显的威胁。美国无力阻止台湾失去联合国席位一事表明，韩国必须逐步实现自立；^③其二，推动罗杰斯公开表明“中国代表权”问题与朝鲜、越南和德国等其他分裂国家无关，并积极阻止朝鲜加入联合国；^④其三，考虑到朝鲜与几乎所有接受中国援助的国家保持着密切联系，而这些国家大多在联合国讨论朝鲜问题时对韩国“不友好”，必须迅速加大对中国外援问题的关注力度，以便更有效地防止朝鲜的对外“渗透”。^⑤

与中国恢复联合国代表权相比，更让韩国感到忧虑的是中美关系改善的大趋势。韩国外交部认为，华盛顿与北京接近意味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增强，因此韩国必须提高自身防务能力，并对包括非敌对的东欧共产党国家在内的国际社会开展全方位外交。^⑥1971年7月15日，尼克松发表演说，表示1972年5月前适当的时候将访问中国。^⑦得知此消息后，朴正熙非常紧张，担心中国会坚决要求美国撤出全部驻韩美军。^⑧很快，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分析报告中指出：尼克松政府奉行的是“欧洲第一”的战略，不排除美国完全撤出亚洲的可能性。一旦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明显上升乃至爆发战争，美国恐怕不会立即介入。^⑨

7月20日，金东祚约见罗杰斯，与之讨论尼克松访华问题。罗杰斯解释说，美国总统访问中国意在改善两国关系，缓解地区紧张状态，不会损害盟友的利益。金追问道，中美两国在北京究竟会谈些什么。罗杰斯表示，他无法准确回答该问题。8月4日，金东祚又对美国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约翰逊(U.Alexis Johnson)表示，周恩来对来访的美国学生讲，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存在阻碍中美关系改善。青瓦台希望美国继续在韩国保持大规模驻军，并在韩军现代化计划完成后依旧将对韩国军援保持在当前水平上。约翰逊答复说：美国无意以放弃朋友为代价谋求与中国和解，也不打算让美军彻底离开韩国，但确实有可能进一步撤出部分驻韩美军，届时会就此事与韩国充分协商。^①

9月1日，韩国总统政治事务特别助理韩秉春(Hahm Pyong-Choon)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Alexander Meigs HaigJr.)举行会谈。一开始，韩秉春便提出了中国问题。值得注意的是，他花了大量时间论证说中国或许并不愿意看到驻韩美军全部撤离，因为北京想要借助美国的力量来防止日本控制韩国。韩国政府最关心的是防止朝鲜半岛重启战端，为此甚至可能不惜承认平壤。黑格表示在很大程度上赞同韩秉春的看法。^②

虽然美国一再保证不会与中国讨论朝鲜问题，朴正熙仍心存疑虑。1972年2月22日，也就是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朴对记者说：“尼克松访华90%是为了再次当选。他的对华低调外交并不可取。我们还能信任美国多长时间呢？”^③同时，朴正熙还警告韩国人民不要指望尼克松访华能够缓和朝鲜半岛紧张局势，战争的危险并未降低，和平也绝非指日可待。^④为了安抚汉城，3月初美国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格林(Marshall Green)访问汉城。会谈期间，韩国外长金溶植(Kim Jong-sik)详细询问了中美双方有关朝鲜问题的讨论情况。格林答复说，中美两国领导人只是顺带简短地讨论了朝鲜问题，并未就该议题提出新看法。金溶植又问中国是否反对驻韩美军的存在。格林未做正面答复，同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霍尔德里奇(John H.Holdridge)解释说中国只是在《联合公报》中一般性地表示一国不应在国外驻军。最后，金要求美方介绍一下中国关于朝鲜问题的看法，特别是支持还是反对朝鲜在南方的冒险行动。格林说，他个人感觉中国不希望朝鲜半岛冲突再起。^⑤就这样，美韩之间关于中美和解的交涉暂告段落。

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讲，中美关系的迅速改善都对韩国构成了极大的冲击，美韩同盟甚至因此失去了一个“共同的敌人”。其中，汉城最担心的是在中国的坚决要求下美国将驻韩美军全部撤出。为此，朴正熙以左右围堵的方式(或许中国愿意接受驻韩美军的存在/朝鲜侵略的威胁尚未完全消除，美国一定不能在中国的外交压力下撤出驻韩美军)论证驻韩美军继续存在的必要性。虽然华盛顿一再承诺不会和中国讨论朝鲜事宜，但事实上该问题始终是1971—1972年中美和解期间的一个主要议题，其中谈及最多的便是驻韩美军去留。^⑥当然，朴正熙本人也未必真的完全相信美国的上述保证。

正因为青瓦台对中美关系解冻始终疑心重重，为防止自身陷入孤立，韩国政府转而积极寻求缓和与共产党国家关系。1971年下半年，在朴正熙的推动下，朝韩红十字会实现直接对话。^⑦同样，1971年韩国外交部决定加强同不敌视汉城的东欧国家之间的关系。1972年朴命令外交部长在海外扩大同中国外交官的联系。1973年6月23日，朴正熙宣布对包括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国家在内的所有国家敞开交流的大门。^⑧此后，汉城通过各种方式着力谋求改善同中国和苏东国家的关系。^⑨

1969—1972年，由于美国对EC-121危机的反应温和，单方面决定撤出两万驻韩美军，并在事先不告知韩国的情况下大幅迅速改善对华关系，韩国对美国的信任度明显下降，以至于朴正熙多次在公开和私下场合表示担心华盛顿会逐渐减少对韩国的防务义务，乃至最终从朝鲜半岛抽身而退。同样，尼克松政府也不能完全确信韩国不会单方面对朝鲜发动大规模进攻，并因此在制订对朝鲜半岛政策的过程中极力防止此种局面的出现。从这个角度讲，在第一届尼克松政府时期，美韩同盟陷入了一场信任危机。

事实上，此前美韩同盟已多次陷入信任危机。总的来说，在1953年、1954—1956年和1968年三次信任危机中，韩国的主要应对手段都是威胁为主、配合为辅，甚至试图通过制造危机改变美国的既定政策。^①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69—1972年信任危机期间除了在驻韩美军撤出问题上有意做出激烈反应外，朴正熙更多的是对美国的决策表示理解，并相应地改变自身的外交政策。究竟是哪些因素促使朴正熙采取如上新的应对策略呢？其一，1968年朝鲜半岛危机让朴正熙真切地看到了美国对朝鲜军事反应的限度，尼克松在竞选前后的言论和“尼克松主义”的出台更令韩国对华盛顿即将大幅调整亚洲政策有了一定的心理准备。尼克松对EC-121危机的低调处理以及美国与苏联和中国关系的迅速改善，更进一步促使汉城意识到很难通过要挟迫使华盛顿对平壤采取强硬政策。其二，1969—1972年是韩国在军事和经济实力方面赶超朝鲜的时期，^②汉城比以往更有可能采取自主的外交方针并推动国防自立。其三，对韩国来说，美国亚洲冷战战略的转型并非毫无机遇可言。比如，美国确定削减驻韩美军的同时也决定帮助韩军实现现代化。

总体观之，朴正熙不仅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化解了“尼克松主义”给韩国带来的冲击，而且还从中获得了一定的收益：部分地由于韩国做出的“过激反应”，美国大幅提高了对韩国军事援助的水平，并暂时放弃了进一步撤出驻韩美军的计划；为了应对美国新的东亚战略，1973年朴正熙提出了实现国防自立与建立现代工业国家并行的“总体安全”战略。此后，韩国很快走上了以加强军事工业为主要目标之一的重化工业发展道路。在政府的有力干预下，遵循重化工业发展道路，韩国不仅渡过了1973—1974年的石油危机，而且在1974—1976年间维持了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率；^③出于防止自身陷入孤立、为国防自立争取时间等考虑，1970年代初青瓦台积极推动南北和解，外部发展环境得以改善。

另一方面，从更长时间段观察，朴正熙应对“尼克松主义”的策略也给美韩同盟关系带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1970年代初，为了适应尼克松东亚外交带来的新的外部安全环境，韩国决定秘密开发核武器。韩国的秘密核开发强化了朴正熙个人在美国决策者眼中的“不可预计性”和“危险性”，相应地，1977年3月刚刚上台的卡特(Jimmy Carter)总统宣布4—5年内将驻韩美军地面部队全部撤离。反过来，对此深感不安的朴正熙表示：如果美国执意从韩国撤出全部地面部队，汉城将恢复核开发计划。与此同时，韩国加速研制地对地导弹。就这样，在朴正熙执政的最后两年，美韩同盟陷入了一场新的信任危机。^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