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初至1927年北伐功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是辛亥革命以后改变中国政治与社会面貌的又一个关键时期。辛亥推翻帝制，共和的民国却让几乎所有人失望。也正是北洋十数年的鱼烂，关于法治、共和、新文化、民族自决、劳工神圣的观念在政争、党争与连绵战乱中孕育、强健。此后的新希望，中国国民党改组，确立“容共、联俄”，国共合作，国民大革命的风暴在此间酝酿。这是熟知的“历史背景”^①。

但我们理解大历史，需要更多“毛细血管”式的纵深，要懂得其中的力量聚散、变局及意义，还须明白更多细节化的经过情形。重要的问题包括：民初的帝制与反帝制、护法运动多围绕“法统”展开，从“法统”到“党治”，为何发生、又如何转型？撇开林林总总的地方化、民间性、商业类型的社会团体与社会组织，在1920年代以前，中国已经有了体系繁多的政党、政团，为什么没有将中国政治与中国社会组织起来，形成严密的统治力量，直到1924年左右，列宁主义政党形聚，这个过程才逐步完成？新政治力量崛起，当然不是凭空而来，与地方既有精英网络构成怎样的衔联关系？国民大革命风暴在广东发源，却也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迅速扩展，这种跨地方的革命是如何汇聚的？而中国的政治力量从统一到再度分裂，缘自怎样的因由际会？在地方社会，精英力量的分化与重组，从晚清至民初、直至列宁主义政党组织化的完成，这中间有各种交缠复杂的生态。这是我所要叙述的，具体的、细节化的，1920年代中国政治力量的党化、组织化以及伴随而发生的一系列权力重组，从浙江奉化一个普通乡间小知识分子的经历、感知和记述讲起^②。

张泰荣(1902—1978)，奉化大桥镇人，基本经历：12岁入高小读了三年半书，后随叔父辗转江西、北京各地，18岁回奉化任小学教员，21岁就读宁波斐迪中学(教会学校)初中部，翌年复任教职，后来又在上海江南学院法律系获得函授生文凭(1934年)，24岁执教排溪村蓬麓小学，次年在奉化加入国民党，并加入了奉化当地颇有影响力的地方组织——剡社。1927年，张泰荣26岁，与奉化名绅庄崧甫、孙表卿等人筹划募集资金，成立了私立奉化孤儿院，任院务主任。直至1950年代，因病退职，几乎终身在奉化服务乡梓。

从张氏存世日记(1922—1957，仅缺1940年)中，我们知道，除了为数不多的赴宁波、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短暂求学、访友、游玩、购物、募款，他几乎没有长时间离开过奉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化”的“小知识分子”。在1926年之前，作为乡村小学教员，他除了时常感叹身世飘零、家计艰难，便是对乡间小学教员地位的哀叹：薪水微薄，世界如同“食人机”，还时常遭逢乡绅校董粗言嘲讽，“唉！可怜的乡间小学教员，一碗饭确是含着眼泪吃的呢。”“为了经济，痛受奇耻。”^①身份微末，对地方事务，毫无参与度。可是，在1926年左右，随着加入剡社和国民党，张泰荣开始越来越多参与到地方事务中，比如对地方党务、职校、孤儿院的筹办等事，有了发言权和参与权，也开始与庄崧甫、胡颖之这些奉化党政界头面人物讨论“行政上及邑内改革种种”事宜，在教育局、党部、县政府参与讨论邑内职校、财政等各类常务，被推举为区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兼农工部职，加入公款公产委员会，参与设立风俗改良委员会、兵灾善后委员会，等等；甚至，通过庄崧甫，他可以直接写信给蒋介石，为孤儿院申请经费、陪同蒋氏夫妇参观孤儿院。从时间节点来看，1925年、1926年前后是张氏“进入地方历史”的开端：此时，他加入了社会改良组织——剡社，并在不久后加入国民党。这个经历界分了张泰荣大半生的生命历程，也清晰勾勒了奉化地区的地方力量从“散沙状”进入组织化、党化的历程。

1920年代，奉化处在这样一个外部环境之下：1922年、1924年两次直奉战争，1924年江浙战争，浙江从卢永祥易手，由直系孙传芳统治，而此时的县议会、县政府均系军阀势力的延伸。另一面，国民党、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也在1922年左右开始萌发。这其中，有显性的党组织的成立，亦有隐性的、以各种“地方改造”名义成立的地方自治组织与进步社团。晚清以降，在废除科举、施行新政的过程中，已经可以看到士绅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获得地方力量、介入地方管理。而民初至1920年代后期，地方精英、大大小小的读书人，仍然沿着这个“自治”的脉络，在地方事务中争取发言权和管理权，为乡邦权益与当政者对抗。将这个脉络与党组织的建立联接起来，就可以清楚看到，在地方层级，党化与严密的组织化是有其地方性历史渊源的，党的组织力量往往是通过渗透到原有的“地方自治”传统中，进一步扩展与壮大。

张泰荣的个人史所揭示的是，中下层读书人如何通过加入新的组织、党组织获得身份，进而成为“地方力量”的一部分，他由此从“无名者”进入了“历史”；而以剡社为代表的自治团体与国民党、共产党组织的相互渗透、融合、援引与捻接，则揭示了地方力量党化与组织化的具体经过、情形，以及在此过程中地方权力关系的重组。

早在1922年，奉化发生过的一起“民意官力之大决斗”事件，很可以用于观察奉化地区，地方自治历史脉络与新的政治力量之间盘根错节的关联^②。奉化的地方自治团体自清廷宣布预备立宪的1906年便已成立，1912年民国成立后县议会、参议会依次设立，而1914年袁世凯政府下总统令停办清末以来的地方自治，县、乡设自治委员会，由县知事委派。1922年，奉化恢复成立县议会、参事会，自治委员多由当地享有威望的绅商担任，他们就清查户口、整理地方公产、修整水利、高小等校设立校董、修葺孔庙、设立蚕业传习所等地方性慈善事业与民生问题发起各类决议案，积极参与地方事务^①。1922年的风波源起于锦溪高小公产和校董案、培本蒙养院迁附作新女校和水利局案。牵扯的问题，若作归纳，多为“经费如何筹定，从何开支”，议会选定的管理办法与管理人员悉数被新任县知事袁思古否定。此举引发了县议会持续不断的抗议，发表《敬告全邑父老兄弟姐妹书》，“呼呈于全民之前”。县议会主要领导，议长庄崧甫、副议长邬子松等人，联络奉化旅甬士绅孙表卿(宁波《四明日报》董事长)、葛亦庭、江西溟，旅沪士绅江北溟等十数人，发起抗议，他们把这次事件称为“民意官力之大决斗也”，并援引法律，直斥县政府违法。奉化旅居镇海的小学教员竺清旦、朱宗元等27人亦组织了教育界联合声讨袁知事的行动，称袁思古“不顾舆情，不顾公论，不顾法理”，倒行逆施，“欺我奉人太甚”！“同人旅居镇海，寄身学界，关怀桑梓，不忍坐视。势必群声一致共讨袁某，为诸公作后盾，为故乡振民气”^②。

故事另一边，是这样的情节：锦西学校设立校董一案，该校校长卢国英因直接的利害关系，具呈道公署，控讦议案，并向道公署提起行政诉讼，称议员横暴，逼夺本园院产，请县署“依法制止”。另有县教育会会长俞国光通电，谓县议会与蒙养园争执地点，大起冲突，有妨学务，“叩请迅电知事先行制止，并派干员查办，是为至盼”^③。

俞国光的通电，将蒙养园案纠纷推向更甚。奉化旅甬教育界人士王正毅等人得知俞国光以县教育会会长名义电呈省当道，袒护蒙养园，直斥俞氏厚颜假借，经开会议决，联名具函向俞问责，并发表公电、致函县教育联会，称蒙养园事件“实有劣绅作祟”，该园园长凌景棠与俞国光狼狈为奸，侵夺公产。旅甬各界除致电省署外，并集议在奉化会馆开会，商量对付方法。

这是同一个故事，却成了有相反解读、说辞的典型“罗生门”。

基本上，可以把这类冲突定义为地方权力分配与再分配过程中的人事纠葛和权力纠葛。宁波当地《时事公报》的报道也声称：“说者谓此种黑幕重重，地方派别不一”。这一类的冲突在清末新政时期，学务、警政等各类事务中实已屡见不鲜，学界有关于此的研究也很多，结论主要围绕新、旧冲突和地方利益集团之间的聚合与离散。然而，进入到1920年代，这场冲突及其后续已经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意味：派别区隔虽然仍是重要情节；但这则牵涉人事与权争的“剡川风潮”并非一般叙事中的派系斗争，它的演化，开始显示出党派与组织力量在地方政治中举足轻重的作用。

1922年10月21日，奉化旅甬各界人士，王可权、卓子英、胡颖之、王仲隅、王任叔、卓恺泽等六七十人^④，在奉化会馆开会，声讨袁思古、俞国光及城中劣绅参事员周某，并当场议决推学界、商界、学生界、剡社代表赴奉，“作拥护自治之后盾”^⑤。22日下午，各界代表在八乡会馆开会，集者六十余人，声讨俞国光把持盘踞教育会，提议根本之改组，饬俞某速办交卸，交出钤记，在新教育会长产生之前，先推王师旦、董世明、庄公闾(庄世楣)、戴绍鉴等七人为审查员，张孔彰为审查长，办理接收。八乡会馆的这次“逐俞运动”，被组织称为“本邑破天荒”之“群众运动”，以是日为阴历九月初三日，特命名为“九三运动”，以志纪念^⑥。

在这次“剡川风潮”中，县议会的领导庄崧甫、邬子松，以及他们联络的绅士孙表卿、江北溟等人均是奉化地方的晚清“老新党”，拥有科举功名，又积极参与新政，兴办学堂，办新学会社；而庄崧甫是老同盟会会员、奉化巨绅、与蒋介石有师生之谊，他也是奉化国民党的头面人物，后来还担任过浙江省政府委员、国民政府首届立法委员；孙表卿同样也是前清举人，奉化的辛亥元老，清末创办新学会社，开地方风气。由他们领衔，与军阀控制下的“劣绅”展开斗争。在事情的进一步演化过程中，“抗议”转变为“风潮”，在后来的这个引领了风潮的“各界人士”名单中，我们又看到了卓子英、卓恺泽、王仲隅、王任叔、庄公闾^①等，他们都是奉化共产党组织的早期领导者。奉化的这一批中共早期党员，多数是小学教师和日报记者。结合张泰荣的经历，可以探知，小学教师作为从前地方力量中的弱势，开始在组织化的过程中获得更大、更多的力量，开始介入到实质性的地方事务当中。并且，他们所组织的运动，往往被冠以“群众运动”的口号。

进一步看，时间为1922年，国共两党的地方组织均在初步组建当中，由“老新党”、新绅士和进步的青年小知识分子结成同盟，共同对抗军阀牵引下的“土豪”与“劣绅”。这既是一个地方力量进入严密组织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权力重组的过程。意味着军阀治下的旧的精英群体对地方政治的主导开始受到挑战。这个过程，一方面是部分在晚清已经获得身份与威望的这群人，延续地方自治传统并将之与新的党组织接续；更重要的另一方面，则是中下层知识群体的崛起，在“群众运动”的口号与行动中，开始完成党化与组织化，并在地方事务中承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1920年代初到1920年代末不到十年当中，正是这种党化和组织化，启动了地方权力格局的重新分配与重新组合。党的势力、党的领导取代和终结了晚清延续下来的地方精英统治。

由此，再看孙中山在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中提出的，“把党放在国上”、“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②。“以党造国”，这是孙中山为改组国民党所确立的一个基本方针，在联俄、联共的基点上，改组国民党。胡适曾就联俄这一点，称国民党从俄国学到的组织方法是极为卓著和重要的，是“以俄为师”帮助国民党人“把一个老旧的政党在新的基础上组建起来”^③。而在奉化地方力量的聚、散、分、合中，可以清楚看到，“党”作为一个关键词出现在了历史的转弯处。

1922年风潮中，除了“名单”，还可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地方组织——剡社。剡社发起于1920年，正式成立于1921年，以“本互助之精神，行改造之事业”^④为宗旨，立志改革奉化社会。第一批成员共63人，多为宁波、奉化的小学教员和日报记者^⑤，是一个以小知识分子为主体的社会改良团体，但也吸收了像庄崧甫这样的地方大绅加入其中。

1923年是剡社发展的关键年份，这与奉化“新旧两派”的激烈斗争相关。时，奉化地方士绅分成两派：一派是以城关举人周钧棠、戴南村为首的法治协会，中心人物还有俞飞鹏、朱守梅等人，是“保守的落后的”，但“纠聚一堂，势力不小”；一派以孙表卿、庄崧甫为首，“有维新思想”，剡社的主要发起与领导人庄公闾、王仲隅、王任叔(剡社左翼，后来均加入共产党)团结在孙、庄周围，出版《新奉化》，与法治协会相对抗^⑥。

王任叔后来回忆剡社创立经过，在他看来，这个组织“不过是一个改良主义的团体，不是彻底的革命派”^①，呼吸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空气的青年们想要对奉化社会来一次新改革，但他们并没有什么明确目标，只是从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出发，想用教育来改革奉化，隐约间抱有“教育救国”的思想。1924年加入剡社的张泰荣正是激进进步青年王任叔眼中的这类“小知识分子”，怀抱的是兴革乡梓利弊、建设有益社会新事业、向民众宣传本社宗旨、帮助筹募经费等主张，并没有太多的党派意识^②。而进步新青年王仲隅、王任叔兄弟与庄公闾发起剡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争夺县议会议席，并进一步通过议会在奉化设立县立初中，作为发展、宣传革命的基地。与“巨绅”戴南村竞争，他们拥戴“老绅士”庄崧甫作议长。在议会成立的前夜，庄崧甫正患着重病，法治协会趁此机会造谣说庄某已因年老病重不幸死掉了。一般从收买中得到选票的议员，纷纷倒向戴南村一方。可是正当议会揭幕之日，庄崧甫却矫健地到了会场，并且发表了演说，于是形势一变，过半数的议员都投向他，他终于被选为议长^③。剡社接着又吸收了一批开明士绅做社员，扩大了组织，并且不久以后，在县议会里通过了创办初中的决议。这样，剡社的骨干分子，在宁波一带当小学教员的胡颖之(胡行之)、庄公闾和王任叔的二哥王仲隅就回到故乡奉化来主持初中开办事宜，奉化初中于1924年春季开学，很快成为党发展组织、开展群众运动的重要基地。

当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以奉化初中为基地，建立发展党组织。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员身份组建起来的共产党组织，基本以中小学教员、报社记者这一群类的小知识分子为主体^④。1923年夏，因经亨颐长校宁波四中而发生“反经派”与“迎经派”的笔墨之战，也进一步促成、加速了奉化共产党组织的成立。经亨颐带来了左倾教员和新文化思想，1924年宁波的国民党分党部成立，剡社成员胡颖之负责实际策划奉化初中，他把王任叔安排在了离城十几里外的上田坂松林高等小学校当教员，又聘请了曾在四中教书的共产党员冯三昧等来当教员。王任叔、冯三昧等人便以县立初中为基地，悄悄建立起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党组织。1925年，奉化初中已经有共产党教员冯三昧、赵济猛、石愈白三人，但并不为其他人知道，而是以剡社为活动中心；也成立了国民党支部，与宁波相联系，一切的工作均以剡社名义进行^⑤。对于隐藏身份的共产党员来讲，剡社是最理想的依托，它是一个更广泛的统一战线，有一批开明和进步的绅士势力可以依靠。

国民党奉化县党部则正式成立于1926年12月25日，便是由奉化初中跨党的教师卓子英和竺时英等发起召开全县国民党员大会而成立的。党部成员中绝大部分是跨党的共产党员，还包括少量共青团员。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奉化，军阀部队败退，22日，根据国民党省党部驻甬特派员赵济猛(时任中共宁波地委书记)改组奉化县党部的指示，召开全县国民党员大会，推选执行委员和监察委员，26日，在新旧委员联席会议上，正式产生执监委员8人，其中7名为共产党员，1名为共青团员^⑥。作为新的政治力量，其崛起正是在国共融合情势下发生并展开的。

新青年与“老新党”、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对抗军阀、服务乡邦的目标一致下，结成同盟；这个同盟中，国、共虽然已有潜藏的身份区分，但在1920年代初到1927年，他们同属新的政治力量，二者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界线。在1926年底驱逐县知事沈秉诚的行动中，合作无间。张泰荣日记中1927年元旦日有如下记载：

今日为阳历元旦，预备下午在黉墙开国民大会，所以上午奔走各方，筹备杂务，甚为忙碌。下午一时开会，由宁波来同志颇多，本地十余团体及市民，约千余人，余在间不过负宣传责任而已，在演说间，突有人报到，谓沈知事出北门走，会场闻讯，即一哄而追，至西家畈亭始着，即行拥回，此时沈神色沮丧，讨饶求命，余睹此情状，不觉禁有动乎中。入城后，复有人施以拳击，沈在此时，惭惧交并，路人有为快之者，亦有惜之者，呜呼！^②

在后来的历史记述中，我们知道，奉化的这场“国民大会”，担任主席的是国民党县党部常务委员、共产党员卓子英，而在这场大会之前，卓子英已经会同中共宁波地委委员、奉化忠义部委书记卓兰芳，以及蒋昌林、卓阿位等几个农运骨干拟定了驱沈的具体方法和行动步骤。他们不仅组织了国民大会，还组织了一部分农民大闹县衙，收缴县巡缉队枪械，会后，并由县党部发布通告，让民众继续揭发沈秉诚敲诈勒索的罪行，并把沈秉诚的罪状向省、会稽道报告。大闹知事府当日，响应北伐起义的原浙军一师辎重营，从宁波到达奉化县城，卓子英等人以国民党县党部代表身份出面，迎接陆营长等到县党部。1927年1月3日，县议会议长庄崧甫由甬回奉，召开各界代表联席会议，责令沈秉诚限期退还贿款，4日由会稽道尹下达命令，撤去沈秉诚职务。^③

驱沈事件可以作为奉化地区党、派关系的一个透镜，透过它，能看到国、共之间的身份交错与融通、渗透关系。而张泰荣日记在1926年有较为集中的关于新旧权争与“赤化党”的议论：

论及剡社被告事，有对方诬社以赤化党之说，所以上方甚为注意，须及早设法云。十时许即辞归，告任叔以种种。伊唯唯有行意。呜呼！剡社皆系血心青年，以纯洁之精神，干地方之事业，名正理直，不料受忌如此，彼城狐社鼠，狼心狗肺，诚天之所不容他，为之伤心不置！^④

上午，至议会，德焕君谓剡社被诬赤化事已照准，上方派委究查，所有大桥书局所存之《新奉化》，均被掳去。闻讯之下，何胜气愤。剡社何辜，《新奉化》年刊有何得罪，乃竟同在封闭查禁之列耶？城狐社鼠之狼心毒肺，官厅之曚暗，令人不欲言，慎之慎之！勉之励之！！矢志以待时，当有恢复之一日也。^⑤

晚访子京，谈及党派事。余等已深为对方注意，时有欲扑不能之慨。盖纯出于忌也，甚矣人心之险恶，余当时刻谨慎之。事闻各方，谣诼繁兴，有谓余以函告广州同乡会以浙江军情者，有谓固有赤化嫌疑而被逮者。种种讥笑，种种评论，闻之令人可气亦复可笑也，呜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讥评中可概知一般，幸余尚未遭大祸，人情即现如此，倘真被解至司令部，又不知如何耶？^⑥

作为剡社一员，张氏愤懑于法治学会派以“赤化”为借口，对剡社及其成员的打击。在奉化，追捕“赤化分子”的，主要是孙传芳系的军阀，以及依附于孙系军阀势力的“老绅士”。法治学会及沈秉诚，以及宁波镇守司令段承泽，均属孙传芳系。他们是最积极在奉化捉拿赤化分子的。在1926年左右，孙系的统治者不仅逮捕“赤化党”，而且也撤换进步的国民党员校长，此前已经比较公开的国民党党部也都被视为非法组织而遭解散^⑦。在奉化，此时国、共两党的活动实际都已转入地下状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有军阀对于地方新政治势力的打击^⑧，同时也包含了地方权力网络内部自晚清延续下来的派系之争。

王任叔因为在剡社的机关刊物《新奉化》上发表激进言论而被当作赤化分子追捕时，正是县议会一个姓张的议员，他也是剡社成员，赶到县立初中告知，王任叔才成功逃离浙江，到了广州。王任叔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位张议员虽然也是剡社成员，但“我认定他是两面派”，私下里是和法治协会分子有沟通的。而安排王任叔离开奉化的《四明日报》记者严竹书，在王任叔看来，只是一个有进步思想却并无党派意识的小知识分子。1924年底，他们曾经有短暂在《四明日报》的同事经历，王任叔因为在地方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军阀士兵抢劫米店的新闻，闯下了祸，主编有点岌岌自危，董事会也很不满报上出现“被认为赤化的言论”，王任叔因之离开报馆，但他说，他和严竹书两人在进退之间，已经可以看出“思想并不一致”。王任叔认为，严谈不上什么新思想，或对三民主义有什么信仰，“他从他所受的正统的封建教育中有那么一份古板的某些正直的人生观，嫌恶狗苟蝇营，残民以逞的官僚、军阀政治，有时能够以清贫自持，有时则按照世俗的生活法则，用自己力量，挣一口饭吃，说不上对革命有什么向往。”^①没有分明的政治态度，可是凭着“古板的正直”，他们也会挺身而出，保护政治身份很危险的朋友。这些，都恰恰说明，在此时的奉化城内，党派，以及新旧的各类派别之间，成员的界隔关系非常模糊、混杂，比如上述帮助王任叔出逃的张议员。可见剡社与法治协会之间也存在可沟通关系，议员会在私下里提醒“赤化”嫌疑分子避祸。再后来，1927年4月以后，浙江正式开始“清共”，也是绅士中的头面人物、蒋介石的老师庄崧甫直接把已经入狱的共产党人董子兴、王任叔、丁超等人担保了出来^②。

王任叔记录的这些交往、交谊，与张泰荣日记中的日常有很高的重合度。张泰荣也是严竹书、王任叔的好朋友，他同样是一个没有太多党派意识的、受传统教育酝染的正直小知识分子。他加入剡社，敬慕庄崧甫这样的老绅士，也很钦佩王任叔这样怀抱巨大救国热忱的新青年。在他的日常交游中，我们可以看到王任叔、萧志颜、陈柳村、丁英卿、冯子京这些名字的频繁出现，这些人，都是奉化共产党组织的重要成员。稍举几例张泰荣与这些友人的日常交往：

萧志颜^③：

至冷静街轫初校探萧志颜君，与谈乡间现状颇久，至十一时告别，蒙赠《教育》五本。^④

志颜在教育局，邀往一商职校善后问题，拟推张英敖君维持，余谓须经商量后可答应也。^⑤

冯子京、陈柳村、丁英卿^⑥：

下午子京来，邀余同至公园，盖年内有约与柳村等讨论新组织一会之会则也。至亭，适官厅会晏，乃缓行以择静寂处，遇柳村，同至亭后草地上，席坐以谈话，先讨论会名——定名为进一会，取各同人集志于一致之意。宗旨相扶，谋各人得进展，并干社会上之公共事业。^⑦

晚，柳村、子京及余三人共同讨论党务及孤儿院、职校、个人等诸问题，最后余之决计，专心于孤儿院，职校、党务从旁帮忙。^⑧

柳村来，谈半日有余，间叙及院事。青年界之种种之批评，有谓太守旧者，有谓过认真者，有谓无生气者，闻此之余，尽量包容。^⑨

至大桥访英卿，据报告庄、王已释，殊觉欣慰万分。^⑩

王仲隅：

下午，旧生声扬、镇开来，叙锦溪近状，知仲隅已行，内部意见甚深，骇闻之余，不胜遗憾，是诚为吾奉教育前途兴起无限悲观！^①

晚，知仲隅病殁于沪，痛悼良深。呜呼！慧者不寿，地方之损失也；致曼人信，告仲隅逝世，其覆函哀悼殊深；撰挽仲隅联，叙昔年交情，悼今日之亡；书挽仲隅联，心滋创痛；晨起甚早，与裘慎同赴码头，迎仲隅兄之灵柩，无限凄楚，萦绕予怀也。^②

王任叔、庄公闾：

旋归来，至锦溪，取《新奉化》五本，与严先生、俞佩玉、庄公闾先生等谈孤儿院事好久，均极表赞成，即托他们向剡社开会时提议。^③

与任叔、世楣诸君叙孤儿院进行上之经过一切，似甚欢悦！并讨论以后办法多时。^④

午膳后，回奉化，途中遇世楣兄等，颇不寂寞。到家晚餐后，复至党部。知各项事务，仍甚纷繁，且反动派工作亦甚剧。处今地位，当非努力奋斗不可。^⑤

可见的，都是一种具体的日常，张泰荣与这些共产党人的交往除了朋友、同学情谊，多数是围绕奉化地区党务、教育、社会改造等问题的讨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在小人物张泰荣记述的日常之外，这些人物都是奉化地区共产党组织早期重要的领导人，他们的身上与身后便是风起云涌的国民大革命，也是随后不久国共分裂大历史的具体见证。他们与张泰荣这个并无党派政见的小知识分子，以关怀桑梓为旨，温润地交往。张泰荣所主持的奉化孤儿院中甚至秘密成立了中共奉化孤儿院支部，由董子兴先介绍孤儿院教务主任阎式钧入党，又在该院教师中发展了2名党员。1927年9月，在区委组织委员陈柳村主持下建立支部，书记为阎式钧。而阎式钧，就是萧志颜介绍给张泰荣入院为教员的。1926年，王任叔从广州写信给张泰荣，信件被县署检查员“翻袋破封”，张泰荣与其发生冲突，“苦痛之感，丛集胸中”。第二天，10月8日的日记中，张泰荣说：“事闻各方，谣诼繁兴，有谓余以函告广州同乡会以浙江军情者，有谓固有赤化嫌疑而被逮者。种种讥笑，种种评论，闻之令人可气亦复可笑也，呜呼！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于讥评中可概知一般，幸余尚未遭大祸，人情即现如此，倘真被解至司令部，又不知如何耶？烈子乎！尔其立定脚跟，俯头做事，慎毋再越一步范围也。”^⑥因为与王任叔的交往，张氏亦被法治学会派冠以“赤化嫌疑”，而他自己只是说，世态炎凉，只想立定脚跟，做实事。听闻奉化初中的俞佩琳被捕，张泰荣也只告诫自己“只宜安分守己，不管闲事”，“在后更当战战兢兢，抱定宗旨，舍一己学问、家庭、账目及孤儿院之进行外，他皆非余所愿问亦不愿闻，要当牢记心头，时以此相自勉也。”^⑦1927年王任叔被捕，由庄崧甫担保释放后，张泰荣说“殊觉欣慰万分”。后来，法治学会派周开源在县党部会议上持手枪恫吓冯子京，谓其“反革命”，张泰荣感叹“如此情状，真足令人不可耐”^⑧。张泰荣自1926年加入国民党，在此后的岁月里，一直埋首孤儿院事务，并不是一个有激进思想和分明党派意识的人。1927年7月，他为了专心打理孤儿院，一再坚持，辞去一区党部执行委员及农工部的职务，所持的理由主要就是“创办孤儿院，亦民生事业之一，事务烦琐，万难兼职。”^⑨可见，他不仅不持太坚执的党派意识，也无意于在地方的政治权力体系中谋取更多位置，只是想办好“民生事业”。也因之，不管是与老成持重的庄崧甫、孙表卿的交往，还是与那些左翼、激进派朋友的交往，都是依凭认定的友情、师生之情、同学之情，所存的最大希望亦系于共同服务奉化社会。王任叔的经历与张泰荣的师友交游网络，更微观也更客观揭示了“立场”在1920年代的地方政治中并不是那么界限分明的，激进派与温和派，国与共，新青年与老绅士，可以有相当不同的出身、身份、政治立场，但他们依然能在地方政治与社会生活中融洽。甚至可以说，私谊比“立场”更加重要。

而在捉拿赤化分子的行动中，我们既能看到不分党派、仅依凭个人情谊的护持，也看得到各种实则源于派系斗争的落井下石。比如段承泽手下捉赤化的积极分子汪全金就是“一个流氓”，他因为霸占村里的聚学众地被王仲隅等人撤了小学教员职务，就上城里鬼混，和防营里的排什长勾结，并且同法治协会首领之一戴南村的门下汪朝宗也勾搭上了。“豪绅地主、狐群狗党、魑魅魍魉都合在一起了”，当孙传芳实施镇压政策的时候，“魔杖一领，魔鬼们也自然一齐动手了”^①。这正如王任叔在1926年五卅周年纪念时在《时事公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所说：“然而中国人的血毕竟不容多流也，他们多行一次赤化手段，则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多得一支生力军，沿至今日，学界工界已摆好了联合战线唉，帝国主义者见此种阵势，究不好惹，只得另换政策，以危言耸动中国之军阀，说什么‘七化八化，中国已经化个了不得’。于是一般地痞劣绅狗头军师，都得以赤化陷人。逞其一己之私唉。”^②至少，戴南村们在奉化地区的“捉拿赤化”运动中，是否真的“赤化”尚在其次，派系则首当其冲。

以上种种，可见，1927年4月国民党正式在浙省“清共”之前，奉化地区国、共界限的复杂与暧昧，“军阀”是一致对准的枪口，“赤化”与“土劣”则时而只是派系斗争的口号工具。然而，也正如王任叔所说，剡社中人，实则早已存在左、中、右三派，成立之初，主要意在服务乡梓，办些社会事务、开通风气，与“土劣”做斗争，但是从1924年末、1925年初开始，随着“赤化”传言和逮捕赤化分子行动展开，剡社内部也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分化。1925年9月，胡颖之离职，赴日留学，下半年，剡社中有人建议王仲隅引退，冯三昧不再续聘，此后，随着王任叔在《新奉化》上的激进文章，剡社中的右派士绅们也希望王能够自动引退，使他们远离赤化嫌疑^③。到1927年4月3日，王任叔从广州返回奉化，“清党”前夕的剡社，在他眼中已然变成了一批“想做绅士而没有做成绅士和做成了绅士而还想做个大绅士的一些地主资产阶级分子的乌合之众。”^④结合温良小知识分子张泰荣与激进新青年王任叔的经历、见闻与感受，我们看到了国民大革命汇聚过程当中，地方党派、政派之间交错芜杂的关系：党与派有天然界分，但组成他们的个体，是鲜活而有个性的，既有派别分立，也有缘于师生朋友、超越了党派的亲和。相比于国民党，共产党是更为新晋的政治力量，他们比国民党更善于发动和组织底层“群众运动”。在推翻军阀、打倒土劣的行动中，如果说，国民党是“面”，共产党组织则更像是“里”。尽管“分裂”是事前事后皆知的史迹，时代的逻辑却并不那么分明，此间的共生、共容才孕育了推倒军阀的浩荡的大革命。

自1903年拒俄运动、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反帝”是晚清以降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关键词。而五卅掀起“反帝”热潮，以及国、共两党在1920年代几次代表大会上就国民革命问题的讨论与共识，北伐途中“打倒军阀，除列强”成为响亮的口号，都是已知的历史背景^⑤。无论是“反帝”还是“国民革命”，从晚清到民初已经有一段较长的脉络^⑥。五卅在中共组织历史上的重要意义，也早已被强调。瞿秋白将五卅定名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开始，“五卅后民众运动的发展，一直波及于穷乡僻壤，山西太原等处都有工会的成立，江浙则甚至于小小村镇如双林、义乌等处，都起来响应。”^⑦皆仰赖于中国共产党、中国青年党及改组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工作，而这其中，新组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突出展露了在群众运动中的强大组织力。所以，在这里，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从政论中的“方略”，到代表大会中的宣言和决议，再到真正意义上的席卷全国、裹挟并激励到普通人，以及，从五四到北伐前夕，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的转变和“大多数民众更急剧的革命化”^①，其间过程是怎样的？“大历史”如何向毛细血管处纵伸、延展。

具体到奉化地区，直至1920年代，这仍是一个“闭塞的中古式的城市”；不同于上海、北京、广州、汉口等地，民众在并无亲身直面“帝国主义”的情形下，“反帝”将如何成为革命首要目标呢？这无疑也与党组织的介入、发动有莫大关联。五卅惨案消息传到奉化，时为国民党临时县党部常务委员的共产党人王仲隅立即主持召开执行委员会议，做出一致声援上海爱国运动等项决议，同时向奉化各界进行发动。6月4日，临时县党部、剡社、学生联合会，分别致电北京执政者和全国各界、各公团，要求严惩凶手。6月7日，正式成立了由奉化各界人士参加的“奉化外交后援会”，紧接着又成立了“奉化学生联合会”、“奉化小学教师联合会”。在上海目睹了五卅惨案的王任叔回到家乡后，立即着手编写了《沪上血案记》、《朝鲜亡国一瞥》、《何处去？》等剧本，6月16日开始，与王仲隅、董子兴、赵济猛一起，组建剧团，并组织宁波四明中学、西坞进德女校的学生先后在学校及大堰、后畈、柏坑等十多个村子巡回宣传演出，声援五卅运动。“每演一场，当学生、市民被打死时，观众都泣不成声，当巡捕头爱德华出场时，观众就乱投石子，真的想把那个演爱德华的演员打死了才痛快。”^③此后，在县立初中，他们经常组织学生演出《荆轲之死》、《山河泪》等剧，宣传、召唤民众觉醒。在奉化初中共产党员教师赵济猛引导下，汪孝达、胡宏侨等七个同学组织了“十月读书会”(以“十月”为名，意在纪念苏“十月革命”)，阅读《响导》周报、《中国青年》，听赵济猛讲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④。剡社的机关刊物《新奉化》上也经常刊布文章，激扬“青年的革命的精神”。1927年，胡行之、王任叔在上海同编《生路》月刊，奉化青年社于第四次筹备会上，推定了董子兴担任化装演剧团主任^⑤。与其他地区一样，奉化的共产党人在五卅后用演剧、组织演说与游行、召开国民大会、张贴传单、发表文章等形式，做了大量宣传、鼓吹革命的工作。

1926年，恽代英前往浙江指导党的基层工作，曾对王仲隅等人说过一个“火锅”的比喻：“党的领导就像火锅的芯子，那里的炭火烧得炽烈，芯子周围的水汤才能鼎沸起来，而在水汤中菜呀肉的才会熟烂，可供人吃食了。党是烧火的锅子的芯子，群众就是芯子周围的水汤。”^⑥这个比喻，形象地传达了共产党人的组织策略。诸如王仲隅、王任叔等人，这些隐蔽了身份的共产党员，他们当时的公开身份，大多都是国民党员，职业身份亦多为教师、记者。在宣传与组织工作中，或以个人名义、或以国民党员身份、或依托剡社，成功地把大量中小知识分子、普通市民和农民团结进了“革命”的话语立场，激荡出情感上的共情、同仇敌忾，进而为革命争取了最大多数的“群众基础”。

这是奉化的大体情形。可以看到，除了与中共早期基层组织的类同历史之外，剡社这个社会改良组织也是奉化“运动群众”的重要依托。王任叔的回忆中说，他们就是一边开展国民党活动，一边以剡社为招牌，团结了更多的非国民党分子，在从事地方改良的同时，也积极展开了国民革命与党、团组织的各项活动^⑦。

再回到张泰荣的个人史，作为一个坚守于地方改良、并无明晰党派意识的小知识分子，他没有明显的“被组织”经历，他的“仇国”义愤、爱国自觉以及向周围群众宣传“反帝”的热忱基本是自发与自觉的。五卅同样也是小城知识分子张泰荣萌发反帝义愤的主要触发点。在1920年代早期的张氏日记中，除了极零星有关抵制日货、保卫利权的记载，基本只见到1923年“五四纪念日”和5月9日“国耻纪念日”两则有关“爱国之心”的具体记录。而在1925年以后，日记中开始大量出现有关五卅与反帝的叙述。

张泰荣通过阅报、师友交谈，获得了发生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的“帝国主义”资讯，而“国民一分子”的关切心则是“油然而生”的。之后的实践，除了自行张贴宣传画、宣传单，则主要依托所在的学校和剡社开展“爱国”行动。

于奉化，五卅事件还有一层特别，在上海新世界工作而无辜遭英国巡捕枪杀的邬金华，正是奉化籍的。这激起了奉化社会更加强烈的愤慨。张泰荣是6月4日听人说起上海罢工风潮及酿成“巨变”之事的。次日，他一连看了五份报纸，“越看越使我激愤”，上海各界罢工、学生为工人雪冤，“发起唤醒民众的运动”，“我愿全国同胞，一致对待，务必夺到目的而后休，余亦愿为后盾。”^①从张泰荣的记述里可以看到，他主要通过看报获得资讯：“恶强西捕”所激起的“愤激”与“血气”，从上海的工人、学生，延新闻纸一路传播到奉化，张氏以“国民一分子”的目光看到被伤毙的五十余名“同胞”，唤起的便是愿“全国同胞”一致对待、一致同情的决心。6月9日，他所在的蓬麓小学发起了游行团，向各村奔走，“唤醒民众”。次日，“做就游行旗三十余盏”，写着“小沙渡流血惨剧”、“南京路枪死奇祸”、“同胞拼命”等激昂字样，下午三时，至王家岭，由张泰荣“竭全力宣讲”，听讲者数十人，“一时莫不唏嘘感慨”。6月11日，赴沙栋头、葛溪、桥棚等处演讲，合该校学生齐声疾呼“救国”等语，“听者若津津有味，咸表示悲感。”6月15日，又记松林演讲团，谢、王诸君到灵昌庙演讲，颇动众听。19日，观看四明中学的爱国新剧^②。6月24日，阅报又知日侨击毙华工多人，张氏发愿：“我极愿为此事尽个人之责，虽茹苦含辛，也所不辞的。”次日端午节，张泰荣感叹国事未定，纵有佳节，亦无所乐，自行到庙门口贴报并宣传^③。6月30日，“阅前日报纸，英人惨无人道”，张泰荣亲手抄定英日货调查单一大张，发贴庙前，对众宣传，“凡我同胞，终当奋勇前进，我誓愿为国尽力，苟有利于国家，万苦不辞”^④。7月4日，沙基惨案消息传来，张氏感叹“帝国主义之强暴，一之为甚，虽自维力薄能鲜，倘若一旦应用，自当效命”^⑤。10月8日，新北京轮入甬，张泰荣又大愤“五卅惨案未解决，同胞义愤正烈，仇轮竟敢横冲直驰，开驶来甬，何等痛心！”^⑥与县中一议员谈国事，遇对方“一片不堪入耳之丧气话”，张泰荣愤怒的是：“这原来是算中国的一个知识阶级的国民，而且是国民中一个议员啊！好危险的中国前途哟！有这种恶劣分子蔓梗着！”^⑦阅报，知大沽案引北京学工商界游行示威，与军警冲突，学生死伤一百余人，大忿彼政府军阀“制内媚外，甘作帝国主义之走狗”，殊令人痛心不置^⑧。翌年五卅周年，张泰荣感叹去年我同胞在上海流血之日，此仇未报，民气全非，思之曷胜惨痛，是以各地又有游行宣传，以冀唤醒民众。越日阅报，知五卅同年纪念日当天，上海学生工人被西印捕去四五十人，“旧耻未雪，新辱又增”，又激愤表达了作为“国民之一分子”，必与“仇国”奋斗到底的决心^⑨。

可以想见，在他的周围，那些国民党、共产党朋友们所铺陈的各类组织与宣传机制一定对他产生了影响，凡此种种“反帝”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耳闻”所来。但另一方面，又常常看到，张泰荣有关“国民一分子”的记述，我们可以视为一种个人化的自觉意识。由反帝而国民革命，群众运动受党的发动与组织，这固然是历史的主要一面；但也还有另一面，这类小知识分子式的自觉，应当也在国民革命席卷过程里发挥过不小作用。

张泰荣日记中，自1923年起，便开始有了关于县中“国民大会”、“国民会议”的记录，至1925年、1926年，则“国民万岁”等已渐形普遍：1923年3月25日，在小校场召开抵制日货的国民大会，“吾校学生应有预开之责任，乃振铃整队，各执小旗，书有种种激泼民心语旨，气象勇敢，合中工共计四百人。于八时出发，过江北岸、新江桥、东门，而至小教场。时到者，合全甬高小国民约计二三十校，人数几逾万。”1923年5月9日，“国耻纪念日”，县中举行国民大会，有游行、露天演讲，游行队伍于下午一时许出发前往小教场，至三时，诸校师生毕集，人数逾万，张泰荣则书写了“誓雪国耻”等字样的传单与小旗，随游行队伍沿途宣讲、分送，“观今日情形则我中国民心犹未死也。倘能轰轰烈烈一致进行，则中国前途大有厚望也。”^②1924年7月，在锦溪小学听冯三昧的“文艺讲话”，并听谢传茂讲“国民革命”^③。1925年国耻纪念日，张泰荣记：“凡为一国的国民者，当思有以洗雪之”，全天因预备欢迎事宜，结彩、做字、搭台、教新剧，“忙得了不得”^④。1926年“双十节”，各校办提灯会，学生计千数人，灯烛辉煌，旗影翻翻，军乐洋洋，呼声“国民万岁”聒耳，颇极一时之盛，“盖亦唤醒民众所不可少之纪念动作也”^⑤。1927年元旦，在黉墙开国民大会，本地十余团体及市民约千余人参加，张泰荣亦在其中担任了主要的宣传工作^⑥。

以上细碎事实可见，群众运动普遍缘组织而起，但亦有许多是自发进入。张泰荣本人不仅参加了奉化城的这些爱国游行与演讲，还是许多救国宣传的主要组织者。在这些活动与激愤情绪中，他已经对“国民一分子”的身份，有了清晰自觉，每每发愿尽一己之力：“我愿常常做些有益的国事，聊尽国民的一点儿责任。”^⑦从朴素的、旁观的民族意识，到真实的、行动化的愤怒，从“国耻”到明确提出“帝国主义”，又从反帝进而相信必须依靠大多数“国民”的力量，张泰荣个人体验中的这些变化与转折，正是中国革命发生各类转折的大时代的清晰而细微的呈现。

王奇生总结过，如果说五四孕育了中国共产党，五卅则堪称是中国共产党崛起的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正式登上全国政治舞台的标志^⑧。这是粗线历史脉络，而这部普通人日记中零零碎碎的剪影，其实可以与已知的大历史拼贴、对照，可见五卅之于国民大革命的重大影响，也可进一步深透了解“革命”流向普通民众的具体过程：从五四至五卅，“帝国主义”日益成为了一个小城知识分子日常中的关键词；进而，从“反帝”到“国民一分子”的自觉，亦可看到革命终于从口号、少数人的奋斗扩及一般社会，抵达大量的小知识分子、市民和农民。这从“帝国主义”到“国民万岁”的迁折，恰是国民革命得以成立的轨迹，也是此后国共斗争中，后者能团结和动员更广泛的、最大多数民众的历史源点。北伐成功，当然不能仅仅归结于这些“群众基础”，但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与辛亥革命的最大区别即在于此——它发动起了、裹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人群。因此，时人与后世将其命名为“国民大革命”。从后来的历史反溯，亦可清楚看到，1920年代的“群众运动”对中国革命此后的历程产生了多么重要的影响。

在小城奉化一个普通人的生活体验里，我们触到了20世纪中国全能主义政治^⑨发源与经过的微观情形：当个人未经历严密组织化，他不过是社会上散落的一分子；各类地方团体同样如此，均无法完全领导地方的政治与社会生活。1920年代人群及资源的重新配制，与清末新政以降的地方权力网络衔尾相随，终而完成了“换血式”重构。列宁主义政党组建，在动员群众过程中，迅速实现地方力量的党化和组织化，因之能够深入更多阶层、控制更多人群；亦因之，获得了领导中国政治更广泛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