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小说史上，曾出现过两家小说日报，但今日都已失传。其中宣统元年刊行的《扬子江小说日报》由胡石庵创办，当时他在《汉口中西报》陆续刊载过相关消息，而此前他主持的《扬子江小说报》今尚存，故而对这家日报多少还可以知道些大致状况。可是对光绪三十一年问世的《小说世界日报》，人们却是几无所知，它刊行半年后改为半月刊《小说世界》，此刊也已失传。宣统元年四月初一日(1909年5月19日)，汉口《扬子江小说报》创刊号刊载了“报癖(陶祐曾)”的《中国小说报调查表》，表中排列“小说界革命”以来12种小说专刊的基本情况，其中对《小说世界》与《小说世界日报》的发起者与总编辑都标“未详”，而其调查与那两家刊物行世仅相距三年。
在《小说世界日报》刊行前，有《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三家小说专刊行世，在它之后，则有《新世界小说社报》与《月月小说》的创刊，在先后交接的光绪三十一年，新创刊的仅有《小说日报世界》，它在小说专刊发展系列中，应起了某种衔接作用，相关的研究无法绕过此环节。为此，有必要综合近代报刊透露的各类信息进行考辨，尽可能地显示《小说世界日报》与《小说世界》的面貌，并进而探讨它们在近代小说发展历程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 《小说世界日报》的概况今日可据以了解《小说世界日报》的重要资料，是它创刊时报上的一则广告：
三月十五日出现，辑译社会、科学、理想、艳情、国民、侦探、冒险各种小说。日出一纸，每张七文。送阅三日，告白送登半月。印有《发刊例》一万张，派人分送。如有定报、入股、代售及登告白等情，请向新马路昌寿里辑译部接洽可也。①
该广告首先可纠正陶祐曾《调查表》中“乙巳二月十五日”创刊的误载，它应为“乙巳三月十五日”。广告中“日出一纸”是表明每日出报，而据“每张七文”可推测其版面篇幅大小。该广告刊载的同一天，《申报》的报头注明“上海每张售钱十二文”，此处“每张”意思是“每份”，该日《申报》实际上有二十版。同时其他一些报纸所说的“张”，则是指报纸含有几张，如《时报》是“每天两张，钱十二文”，《新闻报》是“共两张，取钱十二文”，《中外日报》则是“本日共三张，售钱十五文”。由此推测，“每张七文”的《小说世界日报》，至少应有一张四版的规模。不过这些版面并非全用来刊载小说，该报宣布创刊时有“告白送登半月”及欲“登告白”与编辑部“接洽”等语，即已经开始招徕广告了。
其时报纸杂志创刊时，都会刊发文章论述办刊宗旨，这类文章多为创刊号的首篇，有的则是另外分送，如《绣像小说》创刊时，那篇《本馆编印〈绣像小说〉缘起》就是另外分送。《小说世界日报》也采用此例，上述广告宣称“印有《发刊例》一万张，派人分送”，分送的途径，估计是委托《申报》《新闻报》等夹在日报中送抵订户。这是创刊时为扩大影响的必要之举，而分送数达万，透露了办刊者对报纸发行规模的期望。这份《发刊例》今已不存，在“小说界革命”思想风行之际，可以想见其中必会有提倡高尚思想，熔铸国民精神之类的话语，这并非无端的猜测，而是《小说世界日报》曾发表过论述小说功用的文字，现存的北京《华字汇报》摘录了其中的一段：
小说者，与人之性质有直接之关系，诚转移风俗之有力人也。然中国小说非凌虚厌世之作，即具有一种最大之迷信力，故昔人有阅《封神榜》而仿其飞行空中之妄谈者，若《镜花缘》、《荡寇志》、《西游记》等，尤其备载异闻，使读之者几疑化身其间。若以此等笔墨而淘汰之，□以高尚之思想，则以之熔铸国民、改良社会，亦不难也。①
那份未能留存的《发刊例》，所言应是差不多的意思，而这实际上是在重复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的部分观点，即旧小说陷溺人群，而新小说则可以改良社会云云。至于《小说世界日报》将要刊载的内容，那则广告中说，将“辑译社会、科学、理想、艳情、国民、侦探、冒险各种小说”，所谓“辑译”，应是自创与翻译均有，也准备转载他人之作，提及的那七种题材，包括了当时流行的各类作品，表明了该报准备满足不同欣赏口味读者的计划，而未用“言情”却标“艳情”，似也表明了该报对读者群的考虑。
《小说世界日报》的经营者与主笔究竟为何人，现在尚一无所知。经营者是报刊的拥有者，负责投入资金，监察其运营，主笔则负责稿件的组织与选用等日常事务，这两者及其关系对报刊的生存与发展有着莫大的关系，观念一致，诸事合拍，这是报刊逐渐壮大的前提，反之，矛盾的积累会导致格局的重大变更。《月月小说》是个典型例证，矛盾的爆发使总编辑由吴趼人换成许伏民，原经营者乐群书局干脆将该刊卖给了群学社。陶祐曾论及《小说世界日报》改刊时有“易主”一词，②但语焉不详，这需要综合其他间接资料作进一步探寻。
二 《小说世界日报》作品之钩沉《小说世界日报》今不存，多亏当年《华字汇报》的转载，尚能见到它刊载过的一些小说。《华字汇报》是北京一家文摘性的报刊，它转载作品多半注明出处，但也有些未注。注明转录自《小说世界日报》的小说共14篇，③时间都在光绪三十一年，均未署作者名，其中一些后被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与光绪三十三年八月鸿文书局出版的《短篇小说丛刻》初编与二编收录，且均有作者的署名。综合这些情况，现将《华字汇报》转载的这14篇小说情况列表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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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有三点给人留下了印象：首先，《小说世界日报》上的小说比较喜欢用《某……》的格式作为篇名，14篇中竟有7篇；其次，近半数的作品后来被《短篇小说丛刻》收录；第三，钟心青的作品最多。
在《小说世界日报》刊行的那半年里，《华字汇报》还转载过9篇未注明出处的作品，现也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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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所列，也有相当比例以《某……》格式为篇名，有一些后也被《短篇小说丛刻》收录，钟心青的名字则又一次出现，这就有理由怀疑它们也出自《小说世界日报》。若再了解当时短篇小说的刊载状况，则有助于作进一步分析。通俗短篇小说曾出现于明末清初的拟话本，但自清雍正朝以降绝迹了百余年，在长时期里，读者们习惯阅读中长篇小说的单行本。报刊这一新的传播方式在中国出现之后，短篇小说才重又现身，但开始时数量很少。在《小说世界日报》创刊的光绪三十一年及以前，自创的短篇小说在《绣像小说》上未见踪影，《新小说》只刊载了1篇，《新新小说》上也仅有3篇，它们都与上表中9篇作品对不上号。为了使读者接受短篇小说这一新体裁，《时报》创刊后曾大力推荐：“短篇小说本为近时东西各报流行之作”，同时又向社会征稿：“如有人能以此种小说(题目、体裁、文笔不拘)投稿本馆，本报登用者，每篇赠洋三元至六元。”①可是作者参与要有个过程，《时报》受稿源限制，它虽大力推荐，但光绪三十年九月至年末共载6篇，翌年也只是6篇，且都与上表中的9篇对不上号。《中外日报》光绪三十一年没刊载过短篇小说，《申报》与《新闻报》干脆没有刊载小说。即使仅论《华字汇报》转载的那14篇，《小说世界日报》也已是该年刊载短篇小说最多者，这家日报持续出版了半年，所载短篇小说应是相当大的数量，只是该报现已不存，无法知其详情。认为上表中那9篇在当时报纸及刊物上都查找不到出处的小说出自《小说世界日报》，应该是比较合理的推测。
鉴于同样原因，也需要对被《短篇小说丛刻》收录的作品作一分析。在将查明出处的作品扣除后，①初编尚有出处不详的作品15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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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心青又占据了突出地位，以《某……》格式为篇名的也有4篇。此外，《华字汇报》转载世之瘿的《张天师》时注明“录《小说世界》”，他的《张天师(二)》原载处自然也应相同。当时刊载短篇小说的报刊本就不多，刊载最多的《小说世界日报》今又不存，再综合上述分析，这15篇都很可能出自该报。
至于《短篇小说丛刻》二编，它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出版，此时短篇小说刊载已渐多，该书采集范围也稍多于初编。在将查明出处的作品扣除后，②二编尚有出处不详的短篇小说30篇，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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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编共收小说43篇，钟心青有10篇，为数最多，其中3篇《华字汇报》转载时已注明“录《小说世界》”，故上表中有7篇，仍是最多者，其出处也应是《小说世界日报》。表中以《某……》格式为篇名的仍很醒目，多达12篇。此外，世之瘿已知为《小说世界日报》的作者，那篇《黑洲洋》也当出自该报。《华字汇报》收录《某志士之急泪》与《新世界》时，未注出处也无署名，而现由二编可以知道，其作者分别为钟心青与剑雄，其作也应出自《小说世界日报》。总之，查遍现所知的刊载短篇小说的报刊，上表中30篇作品仍无着落，而当时《小说世界日报》刊载短篇小说最多且今又不存，这些作品应是由其所载。
《短篇小说丛刻》初编与二编共收小说79篇，其中钟心青有20篇，占全书四分之一强。当时短篇小说创作名声最盛者为包天笑与陈景韩，可是他们只被收录13篇与7篇，都远不及钟心青。这种现象只有一个解释，即该书的编者就是钟心青，而书中所收多为刊于《小说世界日报》的作品，由此看来，这家今已不存的报刊的主编应该就是钟心青。另有一现象似可为佐证：钟心青此时创作活动相当频繁，但在其他报刊上都未见其作品发表，可见他只致力于《小说世界日报》。此人生平不详，现仅能据其留下的作品有所了解，而据报上广告，又知为江苏华亭(今上海松江区)人。①
现所见《小说世界日报》的短篇小说篇名大多直露，较易归纳其批判社会现实的共同倾向。一些作品凸显某些官员的可笑可鄙，容易引起读者赞赏，可是内容却多针对个别官员的言行，写到的最高官阶只是公使、观察与邑令一类，对官场黑暗与吏治腐败仅是点到而已。一些作者不遗余力地批判所谓“新党”，周郎的《某新党之现形》与《某新党爱国之热血》两篇最为典型。在作者笔下，“新党”平日里聚众“戟指天下事”，口不离“民族帝国”“平权自由”，夜晚却去群玉坊、迎春坊嫖妓，一派旖旎风流景象，还“抽不可思议之一种怪烟曰‘鸦片’”，所谓的“爱国之热血”竟是如此。其时朝廷废科举，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乱象也随之而生，这也成了作者的鞭挞对象。剑雄的《某教员之文明举动》描写了“某教员”勾引有夫之妇的故事，篇末又斥责道：“学堂教员为学生之模范，责任何等重大。乃观某生所为，污辱学界，败坏公德，尚足为人表率乎？”“我亦一学生”的《学生之价值扫地》描写学生“冠草帽，穿操衣，踏黑鞋，俯首帖耳”地列队为某买办送葬，原因是“某氏出丧之前数日，曾贿银一千元，故受彼役使如此”。《某学堂之新现象》描写了官办学堂的气象：“屋宇广大，经费充裕。教习数十人，学生数百辈。监督以翰林院编修某充之。气焰熏天，炙手可热。”可是教学成果却是“爱皮西提，阿衣乌哀哇，加减乘除，立直稍息，为学生之最高之程度”。奉行的教育思想是“奴视学生，学生不敢动”。作者叙述后得出结论：“学堂如此，中国可知。”
作者们批评的重点是官员、“新党”与学界，同时也涉及军界、警界、商界以及新出现的时髦的道德伦理观念，各篇只叙述某一件事，而汇合众作品，则显示了社会方方面面的众生相。由相当大部分以《某……》格式为篇名可知，作者描绘的就是眼前的某人或事，以“某”代指，表示心存宽厚，其实也是为了避免纠纷。因都是急就章，作者未作深入思索就直截了当地照事实写，批判也属表面化。创作时对于生活素材缺乏概括、提炼与捏合，也没谋篇布局的讲究，情节简单，人物形象也只是粗线条的刻画。仓猝动笔自然无法对事件作本质性开掘，只能是对现象的描绘与嘲讽，但日报上的短篇小说也自有其优势。如当时关注“新党”的作者还不少，《新新小说》第二号刊载了“嗟予”的《新党现形记》，篇首即云“风气大开，打这面旗儿的，也就一天多似一天，无论是人非人，乐得借此营生，直比几年前的那些翰林、进士、举人、秀才还要繁盛”。稍后《大陆》第三年第八号开始连载未署作者名之《新党升官发财记》，十六回的连载用去了半年时间，其第一、二回的回目分别是“酿教祸公款入私囊，破成见旧人论新法”与“升官发财良言可佩，拜门投贽捷径争趋”，由此不难想见“新党”在书中是何种面目。此时还有单行本《上海之维新党》, 又名《新党嫖界现形记》，作者声称“上海新党现形之事，何止千万，即编一百六十回之小说，亦难尽述”，故而“凡不关于嫖事者，概不栏入。然举一反三，此亦可见上海新党之一斑”。②立意虽不高，人物形象刻画与情节设置也嫌粗糙，但毕竟是在详细地描述故事，也反映了当时的人情世态。《小说世界日报》上那两篇均为短篇，在这方面不能与之相比，但其优势是日报每日出版，写实性作品可即时刊出，即具有新闻性；日报读者众多，作品可有较大的传播面。
《小说世界日报》持续刊行了半年，若每天只刊载1篇短篇小说，总数也已接近200篇，现钩沉的作品只是其中的少数。那些作品的艺术价值并不高，但在近代小说发展历程中起过不可取代的作用。《时报》于光绪三十年九月开始倡导短篇小说，试图改变读者长久以来的阅读习惯，可是此后两年里，它自己的刊载量仍是屈指可数。短篇小说地位得到确立得有个过渡期，这期间接连不断刊载短篇小说的正是《小说世界日报》。它使人们感受到短篇小说的境界，“其文辞简劲，其思想锐奇，若讽若嘲，可歌可泣，雅俗共赏，趣味横生，为小说界别开生面”；①它以具体的创作实践作出示范，对后来该体裁的创作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它使读者逐渐适应报载短篇小说的阅读，这是后来各日报刊载短篇小说的重要基础。如《神州日报》在创刊的光绪三十三年刊载15篇短篇小说，第二年更是跃至70篇，其他日报也开始纷纷刊载，短篇小说创作终于进入繁盛期。尽管《小说世界日报》因失传而鲜为人知，但它在过渡期的示范与推广功不可没。
《小说世界日报》创刊时表示已准备了各类题材的小说，虽然现在辑录到的都属社会与国民两类，但那些科学、理想、艳情、侦探、冒险等题材的作品肯定也会刊载，何况它们都拥有不少读者。这些作品大多当为连载，不能设想该报版面都刊载短篇小说，因为不可能拥有如此巨大的稿源。《小说世界日报》改版为半月刊时曾向公众交代“并续刊上届未竟之稿”，②也可证明那类作品的连载。该报力求吸引更多的读者，情节简单而批判激烈的短篇小说确可激起不少人共鸣，但读者对情节曲折、趣味性强的小说的阅读要求也很强烈。其实，该报考虑的读者面还更广泛，这可由《华字汇报》“杂俎”栏的转载证明。《阮文达》转载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初八日(1905年7月10日)：
阮文达处抵广州，泊舟扬帮侧。舟中闻弦索声，问：“此何地？”属员某对曰：“扬帮也。”问：“何以得此名？”曰：“此地伎所居，伎多扬州人。”公哂之，盖忘公为扬州人也。
《某公子》见于同年年六月十四日(1905年7月16日)：
广州某公子新登贤书，谋刻朱卷。及期未竣，怒以石击破梓人之额。其人恚甚，欲兴讼，乞孟蒲生孝廉代作控词，云“禀为勒刻劣墨，执石掷额，额裂血出，乞饬斥革事”。双声叠韵，诵之绝倒。
两则札记小说纯属雅谑类，风格迥然异于那些慷慨激昂、批判激烈的短篇小说，与现未见的艳情、侦探诸小说显然也不同调，但它们都刊载于《小说世界日报》，足以证明努力满足各类读者口味是该报方针，而并非只致力于暴露与批评各种社会阴暗面。
三 《小说世界日报》之改刊《小说世界日报》的出版持续了半年，自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初一日(1905年10月28日)起，它改刊为半月刊《小说世界》，相关广告见于同日出版的东京《醒狮》第二期，标题为《本报第二届大改良：精撰说部改为丛报，装订成册，半月一出，特别广告》。广告宣传改刊是顺应改良潮流，满足读者要求：“叠荷远近诸君来函，谓单张容易零落，且亦装订不便，切嘱改为丛报。”改刊后是“半月一出，每期登足八十页，计说部至少六种”，出版日期是“逢初一、十六日出”，但“六月、正月两月不出”，因此“全年二十册”，售价是“另售每本一角五分，全年两元六角，半年一元四角，邮费酌加，从前已定全年者，仍行照寄”。《小说世界》称改刊是因读者们的“切嘱”，可以相信其时确有这样的呼声，但更重要的原因，恐怕是维持日报的困难。每日出报得刊载若干小说，这需有十分充足的稿源，而且编辑、出版等事务，一天都耽搁不得。该报之前的《新小说》《绣像小说》与《新新小说》，无一不是刚开始时还按期出版，但很快都陷入愆期状态，出版迟几个月竟成了常见之事，原因就在于稿源、编辑、出版等环节的耽搁，这些月刊、半月刊尚且如此，《小说世界日报》能坚持了半年每天出报实属不易，现在改为半月刊，每年又有两个月不出版，而且只是保证每期“说部至少六种”，编刊压力相比之下要轻多了。
不过，《小说世界日报》之所以改刊，人事矛盾的爆发恐怕是更直接的原因。陶祐曾在宣统元年《扬子江小说报》第一期发表的《〈扬子江小说报〉发刊辞》中，有“《小说世界日报》因易主而停刊，《七日小说》久息蝉鸣，《小说世界》徒留鸿印”一语，可是没讲清楚所“易”之“主”究竟是主办者还是主笔。陶祐曾是当时的重要作家，也始终关注着小说界的动态，他既然明确指出改刊为《小说世界》的主要原因是“易主”，那按常理判断，他应该清楚究竟是谁“易”了谁，何况小说专刊的“发起者”“总编辑”当时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人物。可是陶祐曾在《中国小说报调查表》中都标为“未详”。此时与《小说世界日报》改刊仅相隔三年多，而且两个编辑部的地址，即新马路昌寿里与四马路惠福里却都能著录得准确无误，他标注“未详”似有点不合情理。论及近代小说史上一些事件时不涉及内情，陶祐曾并非仅此一次。《月月小说》发生了经营者与主笔同时更换的大事，他恰好在此时前去拜访：“谁知去得不凑巧，正碰着社里起了风潮。”①今人据此“风潮”二字才知道第八号后愆期四个月是其间发生了变故，可是关于事件的前因后果陶祐曾却未着一语，他也许感到事涉敏感，不便多言。
《月月小说》原由乐群书局经营，发生变故后，它将刊物出售给群学社，随着经营者的变更，刊物编辑部也就从开封路三四四号迁移到棋盘街平和里四六三号，后者是新经营者群学社提供的办公场所。以这一通常做法为依据，可以对《小说世界日报》改刊时的“易主”作进一步分析。该报创刊时的广告宣布编辑部在新马路昌寿里，该处还有罗振玉发起创办，王国维主编的《教育世界》、“白话道人”林獬主编的《中国白话报》，以及出版机构东大陆印刷局，可以说有个较小的文化出版氛围，但在上海文化地图上却只能算是个孤岛。《小说世界日报》改刊时的广告宣布“仍在四马路惠福里发行”，据此可辨析出两层含意。首先，《小说世界日报》在刊行期间，编辑部已经迁移到新址，搬家的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当时设于四马路惠福里的报刊有《白话日报》《采风报》《二十世纪大舞台》《科学世界》《宁波白话报》，出版机构则有彪蒙书室、国学社与明权社，而整个四马路更是报刊与书局林立，搬迁至文化氛围浓郁、信息交流便捷的四马路，显然是出于今后长久发展与壮大的考虑。第二层含意由“仍在”二字体现，尽管是改刊与“易主”，但编辑部所在地不变，这意味着报刊的经营者并未发生变化，所谓“易主”，是指钟心青不再担任改刊后的《小说世界》的主笔。
宣布改刊的广告声称，《小说世界》“准十月初一日出版”，估计第一期的出版不会有问题，但这份小说专刊究竟出了几期，又何时停刊，现在全不知晓，它不仅今日不存，而且至今未发现作品有被转载的迹象。因此，广告中关于将刊出的作品的预告，便成了了解这份刊物的重要资料：
今将新撰各书名列后：社会小说《最新之上海》、艳情小说《欢爱谈》、侠情小说《东方虚无党》、侦探小说《秘密窟》、科学小说《第二太阳》、冒险小说《南北极》、婚姻小说《文野结婚》。并续刊上届未竟之稿。定阅者从速为盼，信资自给。
《小说世界》改刊前即宣布有七部作品将刊出，《小说世界日报》上连载未结束的小说也将继续刊载，创刊后一段时间内的稿件已有准备。该刊今虽不存，但依据广告中介绍的七部小说的题材与篇名，却可作大致的判断。其时小说市场上言情、侦探类作品最为畅销，描写社会现状的小说也颇受欢迎，这种状况持续了相当一段时间，两年后徐念慈总结小说林社版的销售业绩时写道：“记侦探者最佳，约十之七八；记艳情者次之，约十之五六；记社会态度、记滑稽事实者又次之，约十之三四；而专写军事、冒险、科学、立志诸书为最下，十仅得一二也。”②《小说世界》改刊后推出的作品，都有意顺应读者的阅读喜好：福尔摩斯故事进入中国后畅行不已，趁着人们阅读热情高涨，各种侦探小说接踵而出，这篇标“侦探小说”的《秘密窟》也显为迎合需求之作。《欢爱谈》标“艳情小说”，篇名就在暗示男欢女爱，标识又突出“艳情”，其内容可想而知是在迎合某些人的口味，而标“婚姻小说”的《文野结婚》，似也可归于此类。《东方虚无党》标“侠情小说”，既有“侠”，又有“情”，颇可博人眼球。当时人们关注俄国虚无党反抗专制的活动，相关的翻译小说不少，曲折表现对现实政治不满的倾向也很明显，或称“喜俄国政府虽无道，人民尚有虚无党以抵制政府”，①或称“以俄罗斯之专制，犹不能夺虚无党之气，况其他乎？吾用是译之”。②大众对清政府专制的不满，是这类作品相继行世并在读者中产生共鸣的基础，《东方虚无党》正是在此当口推出，由“东方”二字，可推测该篇似是描写国内的故事，而那“情”字，似表明男女感情是描绘虚无党活动时的重要线索。至于标“社会小说”的《最新之上海》，那是一望便知是讲述眼下发生在上海的故事。其时上海正急速地扩张为近代化的大都市，又是中外文化的交汇点，十里洋场里的故事层出不穷，灯红酒绿的畸形繁荣里一出出活剧在不断上演，人们也喜闻乐见描写身边人和事的小说。科学小说《第二太阳》当是讲述科幻故事，冒险小说《南北极》估计是描述到南极与北极探险的经历。综合此类作品，可发现《小说世界》的办刊宗旨与先前三个小说专刊有所不同。《新小说》倡导“小说界革命”，推崇政治小说；《绣像小说》认为小说应是“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③其刊载偏重于社会小说；《新新小说》的宗旨是“用小说家言，演任侠好义、忠群爱国之旨，意在浸润兼及，以一变旧社会腐败堕落之风俗习惯”，④其内容则是“以十二期为一主义，如此期内，则以侠客为主义，故期中每册，皆以侠客为主，而以他类为附”。⑤它们均宗旨明确，其主要作品也是宗旨的形象体现，而且都自觉地承担了引导大众阅读的责任，即所谓“因势利导，将他们慢慢的开导一番”。⑥与此相较，根据《小说世界》宣布将要刊载的作品，要归纳出明确的宗旨却较困难，不过编者的意图倒很明显，即迎合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们更在意顺应小说市场的需求，不像前三个刊物那般以大众阅读的引导者自居。当然，《小说世界》不会放弃启迪国民、改良社会之类的宣示，因为这是其时厕身于小说界必须有的标榜，同时小说市场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不过据现有的资料，《小说世界》与先前的《小说世界日报》的风格以及批判社会现实的力度似都发生了变化。
上述广告是现所见关于《小说世界》的第一条，同时也是最后一条信息，此后这家刊物便悄然无声了。
四 钟心青的文学活动据前文考辨，《小说世界日报》的主笔应是钟心青，而根据陶祐曾关于“易主”的透露，半月刊《小说世界》的主笔应已另换他人。关于钟心青其人，现在所知不多，现在可以推测，鸿文书局光绪三十二年八月与翌年八月出版的《短篇小说丛刻》初编与二编，应该就是由他编辑，内容大多为刊于《小说世界日报》上的短篇小说，其中所收钟心青本人的作品最多，这也容易理解。接着，钟心青又开始创作《新茶花》。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由林纾与王寿昌合译后行世，引起中国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强烈共鸣，严复曾用“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的诗句概括当时的轰动效应。钟心青曾撰写短篇小说《茶花第二之艳史》表示对这种效应的不满，其内容是人们常见的公子与妓女的故事，不过男女主人公为赶《茶花女》风行的时髦，分别称为“东方亚猛”与“茶花第二”。起初，“东方亚猛”挥金如土，“两人之爱情愈热，并头之鸟、比目之鱼不足喻之”。可是等到“亚猛金渐尽”，两人便“不甚浃洽”，再往后便是“茶花亦别僦屋，示与亚猛绝”。作品的结束语是：“亚猛乃曰：‘小仲马误我。’“⑦可是在《新茶花》里，钟心青却一改初衷，描写了“东方亚猛”与“茶花第二”忠贞不二的爱情故事，其内容梗概可见当时报上的广告：
此书以上海唯一之名妓、“茶花第二”武林林为主，而以近十年来社会之状态穿插之。汪洋曼衍，风流月韵，实新小说中第一奇作。按武林林于庚辛、壬癸间张艳帜于春申浦上，才华盖世，容光照人，喜簪茶花，而又爱阅冷红生所译《巴黎茶花女遗事》，故人戏以“茶花第二”目之。适有东方亚猛其人，游学归来，留心声色，两相爱悦，遂定情交。其一段艳冶历史，真不数马克格尼尔姑娘也。著者心青与亚猛至交，悉其颠末，乃以倩丽之笔写之，读之令人之魂也消。①
这则广告在《上海报》《时报》与《神州日报》上多次刊载，造成不小的声势，其中虽有“以近十年来社会之状态穿插之”一语，但给读者留下的强烈印象却是“风流月韵”的“艳冶历史”。不过，钟心青笔下的武林林却有别于历来小说中的妓女，她居然也关心时政，能够“高谈阔论，思想狠高尚，议论狠透辟”，连从日本回来的留学生“也没他的见解，都惊服起来”。②这是作者有意而为之，他在书首的《齐天乐》中就已交代了作品主旨：“马克无双，武林绝艳，散出自由种子。莺花小史，却收吸文明，包罗政见。”故而稍后《小说林》的书评对所谓的爱情故事几未论及，着重点与广告之介绍截然不同：“兼叙近十年海上新党各事，语皆征实，可按图索焉。东鳞西爪，颇多轶闻，笔墨亦极倩丽。”③当时《新茶花》只是出版了上编十四回，《小说林》的评论完全符合其实际。在书中，“东方亚猛”项庆如与“茶花第二”武林林分别在第四回与第九回才出场，两人直到上编即将结束的第十三回才首次相见，作者的笔触主要是在描写维新变法、戊戌政变等国家大事，以及围绕政治事件的各种掌故逸闻，只是对将涉及的人物更替了姓名，如翁同龢作“龚同和”，康有为作“邝有为”，梁启超作“良启超”等，但读者仍可一望便知，后来曾朴创作《孽海花》也沿用了此法。钟心青依托《巴黎茶花女遗事》之盛名，渲染“风流月韵”的“艳冶历史”，又描写人们关心的政治事件及相关的掌故逸闻，三者齐备，意在满足当时各类读者的欣赏口需求。政治加爱情的小说并非是钟心青的独创，《新小说》创刊时就曾向社会征稿云：“本社所最欲得者为写情小说，惟必须写儿女之情而寓爱国之意者，乃为有益时局。”④此后，描写爱国志士救国与恋爱的作品渐多，足以与描写嫖客与妓女的狭邪小说颉颃。《新茶花》既写政治与爱情的结合，女主人公却仍是妓女，又借助依托《巴黎茶花女遗事》的影响，书中甚至还印了武林林的小照，很快便成了畅销书。该书上编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出版，据说是“受海内欢迎，不胫而走”，⑤于是该书下编也很快于当年问世。这部作品不久还被搬上舞台，“正新舞台编成新戏，准念五日开幕”，⑥此剧似是上演了较长时间，直到宣统三年报上还提及“上海剧场所演《新茶花》”，⑦而这部书在两年里竟印了三版。
《新茶花》在宣统间也遭到过批评，“《新茶花》一书，既多袭《茶花女》原意，且袭其辞，毫无足取”，批评还直指作者：“中国能有东方亚猛，复有东方茶花，独无东方小仲马。于是东方茶花之外史，不能不转乞于西方。⑧尽管面对批评，钟心青却又写了部新书，名为《小毛子传》，封面又题“历史小说，张勋之艳妾”，内容“叙述小毛子历史之外，兼及秦淮琐事”，据称“言俱翔实，笔亦华赡”是其特点，⑨即延续了《新茶花》的写作套路。此书初集十回仍由出版《新茶花》的明明学社出版，但二集十回今未见。纵观钟心青的创作，当初主持《小说世界日报》，接连发表激烈抨击社会阴暗面的作品，对当时短篇小说的崛起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可是后来却转为妓女与政界或军界故事的写作，以合时人嗜好，其中变化的因缘虽有线索可寻，但其创作却是堕入了末俗，这实是很可惜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