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满洲国的童话写作，在整个伪满洲国时期的文学世界中，并不是繁盛而引人瞩目的一支，参与写作童话的中国作家也为数不多。①然而，童话在青少年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并没有被殖民者忽视，童话创作的质量虽然良莠不齐，在各种报刊上登载的数量却相当可观，仅从1931年至1941年十年间的《盛京时报》《华文大阪每日》《泰东日报》《斯民》《新满洲》等报刊上，就寻获童话数百篇。
笔者曾在另一篇研究中论及伪满洲国童话写作的"两种分流"和"多重向度"。②"两种分流"即：一种是各民族各语种作家自发翻译、创作的，以文学创作、欣赏和儿童教育为主要目的的童话；另一种是在伪满洲国官方组织或鼓动之下，将"王道乐土""五族协和""大东亚共荣"等殖民宣传纳入童话演绎之中的"植入式童话"。③殖民者试图以童话这种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搭载他们希望达到的各种宣传洗脑内容，对伪满洲国的"少国民"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最终成就新一代与日本亲善并为战争服务的"未来国民"。
伪满洲国时期的儿童读物稀缺，《满洲学童》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本，它被称为"国内儿童仅见之读物"，④自然也是官方"植入式童话"的重要阵地。对该杂志的研究，将有助于了解伪满洲国殖民者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与文化管控，了解伪满洲国时期童话创作的分流情况，并探索童话这一文学形式如何被利用为殖民的工具。
一 殖民者的想象与读物把控"少国民"一词来源于日本，意为"小国民"，是近现代儿童"被发现"后的产物。日本本土教育对儿童的定位，明治初期是"立身"，即立身处世，这"是一种功利主义的或个人主义的教育目标"，明治23年(1890年)《新小学校令》更改为"小学校应注意儿童身体之发育，以授予道德教育与国民教育之基础，及灌输生活必须之普通知识、技能为宗旨"，此时，已经明确提出了"国民"概念。及至昭和15年(1940年)公布的《国民学校令》，则修正为"国民学校准皇国之道而施普通教育，为国民之基本炼成"。①此时学校和儿童，都已经是"国民"的了，儿童要从身心"炼成"日本帝国需要的"皇民"。
日本在伪满洲国的教育，也延续着培育"少国民"的思路。这从殖民者将儿童称为"少国民""小国民"，鼓励妇女"生育增产"、做"军国之母"等口号都可以看出来。
在日本殖民者的眼中，儿童是伪满洲国"国民"中的新鲜血液，是未来的兵源、劳动力、经济储备等战争要素的有力补充，是日本炮制的"大东亚共荣圈"下的"新希望"。最重要的是，在各个殖民地，成人在原有的教育体系中长大，有着各自不同的教育背景和文化经历，对日本的固有态度很难消除，相比之下，儿童的大脑则是一张可以随意涂抹的白纸。在殖民者的想象中，这些"少国民"终将长大，并必将成为伪满洲国，甚至整个日本帝国的"未来国民"。
《满洲学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满洲帝国教育会"出版发行，为"少国民"提供的读物。该杂志创刊于1936年10月，所见最后一期是1945年2、3月号。历任编辑人是赵霭民、王嘉璧，历任发行人为何广珠、键川有司。最初为双月刊，后改为月刊，再后来改为半月刊，1939年9月20日发行的(八月号)开始分"高学年用"和"低学年用"版交错出刊，"高学年用"针对"国民学校"四年以上的学生，"低学年用"针对"国民学校"三年以下的学生。此杂志刊登了大量的童话及其他儿童文学作品，是伪满洲国地区少数几本儿童读物之一。该杂志上的栏目包括童话、寓言、童谣、笑话、儿童剧本、学童作文、学童新闻与日语日常会话等，栏目顺序相对并不固定，经常在其中夹杂类似《满洲国概要》《馨香蒸空的军神》这类讲述伪满洲国地理历史和日本战争英雄的故事，也刊登日、满、蒙等各民族风俗习惯的图文，期望制造一种"五族协和"的氛围。《满洲学童》主要读者群定位为伪满洲国的小学生，在1939年9月高低年级版本分开之前，杂志栏目设置较为无序，适合低幼的浅显内容与大龄儿童阅读的内容被杂乱地放置在一起。在封面设计上，主要是绘制的玩耍、劳动中的小学生形象，在没有分版之前，封面形象有时是怀抱玩具的孩童，有时是天真活泼的少年。在分年龄段出版后，严格区分了封面人物的年龄与形象，并在内容设置上颇费心机。
在《满洲学童》低年级读本中，考虑到低龄儿童的接受能力，主要以图片和短小的文字内容为主。很多小故事都是粗制滥造，或把中外名著简述改编一番，或为了政治宣传，拼凑一篇毫无阅读性的"童话"。高年级读本中，则主要以篡改过的历史、"植入式童话"、地理知识、战争新闻等题材为主，掺杂一些童谣、笑话、生活常识、日语会话等栏目。高低年级读本的相同之处，就是为普及日语设置的各种栏目，比如日语小故事、日语童谣、日语对话等。日本殖民者将中文称为"满语"，日语才是伪满洲国的"国语"，他们希望从语言文化上对"少国民"进行清洗，打造新一代纯的、忠诚的"皇国民"。
北德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历史系的安德鲁·豪尔(Andrew Hall)在其研究中，就曾论及日本殖民者在日占朝鲜半岛、台湾等殖民地的皇民化运动(The Kominka Movement)，伪满洲国由于最初希望利用傀儡皇帝来完成"亲日体制"，并没有马上推行"皇民化"，而1938年后，日本人意识到之前的政策失败，在伪满洲国也开始复制台湾、朝鲜经验。"语言乐观派认为传授日语是让目标人群培养忠诚最好的工具……他们坚信殖民地的民众如果可以学习日语口语和日本风俗，他们的性格会自然地被改良，从而被感召并成为日本大东亚统一任务的盟友"，②其研究发现，1938年至1939年，"教科书中的皇民化内容在这一时期的日占朝鲜出现显著的增加，伪满洲国地区亦然"。
《满洲学童》正是在这个时期筹划并分开发行了低年级和高年级版，增加了日语内容，增强了"皇民化"。如果我们对《满洲学童》的"背后力量"进行考察，就更容易理解这本少儿读物的办刊理念。
《满洲学童》由"满洲帝国教育会"主办，这个看似民间协会性质的组织，"名义上是‘发自实际教育家的自发的活动，是一个半官半民的国家教育协力团体’。但实质上，它是伪满教育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官方的性质"，"从官员配置上看，伪满教育会与伪满教育行政机关基本上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伪满教育会的官员几乎都由现职的伪文教部官员兼任"。①
伪满洲国"文教司"隶属于"民生部"，其中掌握实权者，大多是日本人。"根据1933年版《满洲国教育关系职员录》记载，当时伪文教部的日伪官吏共150人，其中日本人70人，占46.7%；另据1939年版《满洲国现势》记载，当时伪民生部共有科长以上官员27人，其中日本人为16人，占59.6%。……伪满洲国的教育权全部集中在日本侵略者手里。"②
除了《满洲学童》，"满洲帝国教育会"还发行了《建国教育》《满洲教育》等杂志，这些刊物发表了大量的教育法规政策、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各方面的文章，内容策划和刊发审查无一不是在日本殖民者的把控之下。学校的课本教育是殖民教育的主要阵地，而课外读物，则是对这种教育反复地强化。
二 《满洲学童》的"精神强化"《满洲学童》创刊后不久，1937年5月2日，伪满洲国"教育司"公布了酝酿已久的"新学制"，并于1938年1月1日开始实施。这套"新学制"，将原来6年的初级教育缩短至4年，与日本当时的学制相比，整个教育学程缩短了5年。日本侵略者希望尽可能快的完成学校教育，将新鲜人力早日投入战争。除此之外，"教育内容一般均以实业科目为重点""基于日满一德一心之精神，日本语作为国语之一而予以重视""道德教育，特别是以国民精神为基础的精神教育须在一切学科中，普遍实行"是这套学制的几个重要关键。③
这一时期的《满洲学童》，作为课外读本，经常刊登各种"历史演绎"，以及对伪满洲国"国旗""国歌"等"忠君爱国"要素的介绍，一些植入道德教育的童话故事，也往往是强调和突出日本侵略者需要的"国民精神"。
1939年，即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第3年，深陷战争漩涡的日本殖民者，在伪满洲国加强了掠夺的力度，为了应对战争中大量的资源需求，他们在这一年推出了"粮食出荷"④"粮食配给""义务储蓄"等多项强制性的强盗措施。为了鼓励粮食生产和国民储蓄，在小学生的课外读物上，殖民者加大了"勤劳奉仕"和"储金报国"的内容植入。如1939年7月15日发行的《满洲学童》中，刊登了一篇童话《梦黄金》，⑤讲述了一个贪财的磨夫，主业是替人磨谷子的苦力活，但他却"鄙视他自己的职业"，自从听说有人梦到黄金，就真的发掘出了黄金，就更是弃了自己的职业，只是日夜想着黄金了。后来总算他真的梦到了黄金，可是"梦藏黄金的地方，是在磨下"，于是他深夜开挖，最后挖到一块大石头，磨盘倒下来砸碎了石头，下面除了泥土什么都没有，还损失了磨盘。他只好"重新置磨，依旧做他的磨业"。
这种"童话"完全没有一点童话的要素，就是一个类似《守株待兔》的小故事。殖民者在刊物中编辑这样的"童话"，乍一看没有任何"殖民元素"，其实是希冀儿童明白，任何劳动性的职业都不该被"鄙视"，黄金不会从天而降，百姓只能勤恳劳作，才有出路。结合当时教育体系中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殖民者的"国策"，就不会只把这种"童话"当作"没有任何目的性的小故事"。
更直白露骨的教育，是所谓的"案例"。1939年10月15日发行的《满洲学童》(低学年用)上，刊登着一则新闻报道似的短文：
在吉林市朝日小学校，五年生男女三十八名，从前在学校花台，种了好多草花，现在开得非常美丽。他们想要把这些草花换钱，作为国防献金。所以到附近人家，沿门求卖，已竟卖得四元五角钱。经由新京学校组合，向国防方面献纳了。①
为了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中日亲善"和"王道乐土"等观念的种子，强化这些"少国民"对这些观念的认知与认同，殖民者在各种报刊平台上进行大肆宣传和传播。1941年，太平洋战争打响，随着日本在这场战争中节节败退，伪满洲国的教育也随着战争的激烈而更加"军国主义化"，此时的伪满洲国殖民者正试图将一切活动都纳入战争的程序之中。
1942年，位于东京的日本情报局刊物《周报》刊发的《大东亚战争与满洲国的基本国策》中，②如此定义伪满洲国的"民生纲要"：
民生纲要是对根本方针第三条"振兴文教，倡导勤劳兴国的民风"的具体化。其内容包括国民的炼成、健康的发展，勤劳兴国的实践这三个项目，其目标是总力战态势的根本即"勤劳兴国的实践"。也就是说，勤劳生产力的增强是重点所在。
首先，第一项国民的炼成，即教育的振兴、青少年的培养、职业培养、女性儿童的培养等，这些教育或培养绝非以教育或培养本身为目标，而是将当今脱离现实的教育或培养综合至完遂大东亚战争这一战争目的之下。
这段文字明确了日本殖民者此时制定伪满洲国的"国策"时，设定伪满洲国的教育目标，绝不是为了培养青少年本身，而是为了培养战争需要的服务于"战争现实"的"人才"。
及至1943年，伪满洲国的课堂教育为凸显"建国精神"之重要性，将其从"国民道德科"中分离出来，单独成立"建国精神科"，这门学科的宗旨也十分明确："以根据国本奠定诏书之趣旨，阐明建国之本义，图忠良国民德性之基础的涵养，同时授以我国及日本国势之概要，而期启培实践建国精神。"③《满洲学童》作为儿童杂志中的"顶梁柱"，自然也迅速跟上形势。1943年1月1日，《满洲学童》的新年号中，民政部的"付教学官"在《岁首之辞》中写道：
学校规程自今年起，略加上了一部分的修正，用意是为的将来的青少年国民，对于建国精神更加上彻底的认识，同时不能亲身热烈实践励行决不舒心。④
此时，除了前文论及的"献纳金"，更出现了各种精神产物的"献纳"，如"献纳小说""献纳诗"等。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教授曾在2008年的研究中论及《满洲学童》上1940年后的献纳诗现象："中小学生作者的写作‘积极性’很高，当时的《满洲学童》《小朋友》以及各种校刊，都登载了大量的‘献纳诗’。这些少年作者大部分时间接受的是殖民教育，在主体意识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时候，伪满洲国的观念就强行切入他们的头脑中，可能有部分少年会认同‘大东亚共荣圈’等说教，自愿自觉地写‘献纳诗’。但可能更多的少年把写‘献纳诗’当成一种游戏，一种娱乐，一种学习，写‘献纳诗’和‘对对联’‘填词’等诗词练习活动没有差别，而‘献纳诗’因为发表容易，给这些少年带来了孩子气的积极性……"⑤
无论是殖民者"建国精神"强化教育的"成果"，还是孩子气的"游戏娱乐"，《满洲学童》确实主导并导演了一场"亲身热烈的实践"。
这一时期，在《满洲学童》中，还出现了一些"军人偶像"的童年故事，这些勇猛机智的将军，在故事中都拥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童年。他们童年"仁义礼智信"的成长故事和成年后的英勇战绩，无疑是殖民者想要为"少国民"们树立的正面典型，希望孩子们从小就形成"忠君爱国"的"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如1943年所刊《山本元帅的学生时代》的结尾，就告诉小朋友们，"你们若想成为山本元帅般的伟人，他的学生时代的生活，也有身体力行的必要吧。惟有这礼仪端正，不屈之魂才足以促强我国，筑成大东亚共荣圈啊！"①
其实，日本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就对日本本土的少年儿童进行过同样的偶像教育，如1927年出版的《乃木将军与东乡元帅》，②就是当时发行的"小学生全集第79卷"。殖民者此时希望将这种针对小学生的军国主义"成功教育模式"移植到伪满洲国，培育出具有"武士道精神""忠勇杀敌"的"新炮灰"，以弥补战争中的兵源损耗。同时，日伪官方渐渐意识到，生硬雷同的"历史改编"和枯燥的"献纳新闻"，即使是有些情节的"偶像故事"，大多令孩子们意兴阑珊。他们可能会被动地在学校内外的强化教育中，接收到这些政治目的性十分强烈的宣传，但真正能让儿童喜闻乐见、寓教于乐并容易接受的儿童文学形式，才是更好的平台与载体。于是，童话这种体裁，被"重新发现"，因为在充满虚构和幻想的童话之中，谎言得以最自然的掩盖。
1939年6月，吉林省公署视学官何云祥在《满洲教育》杂志上探讨了教育观下的童话与儿童剧，③认为这两种文学形式是儿童最容易理解也最需要的：
我们都已承认儿童并非成人的雏形，本质上和成人比大不相同。因而教育者给儿童的教育，无论教授上一节国语、陶冶上一曲唱歌、一阵教训，既不能和给成人的一样，也并非仅是文字和内容的程度之降低而已。总是儿童有他们特别需要的种种东西。童话并儿童剧正是这种种东西里面的两种。④
儿童剧虽然与童话一样被儿童喜爱，但多少还需要表演与场地限制，而童话则只需要攒集组合文字，就可以发挥功效。于是，各种被植入宣传教育元素的小故事，被冠以"童话""创作童话""兴亚童话""国民童话"之名，得以出现在报刊之中，《满洲学童》则成为重镇。
三 《满洲学童》与"植入式童话"《满洲学童》上的童话，一些来自翻译改编的格林童话和日本童话，也有少量匡昨非(1911—1996)等中国作家创作的确实适合儿童阅读的"文艺童话""教育童话"，⑤但更多的是一些被归为"童话"却毫无童话趣味的小故事，这些"童话"正是一些明显带有政治目的的"植入式童话"。这些"植入式童话"，尽管文笔粗鄙，却都与伪满洲国的政治、历史、日常生活等方面十分贴合。
以1939年9月《满洲学童》"高学年用"创刊号为例，刊首第一篇童话名为《天上的一个皮匠》，讲述一个好心的天堂守卫，在上帝不在时，将一个贪小便宜的皮匠违规放入了天堂。这个皮匠本来答应守卫，不会乱动天堂的东西，却在守卫离开后违背了诺言。他坐在上帝的位子上，擅自扔下上帝的金脚凳惩罚了一个洗衣服时候偷藏两个手帕的妇女。最后上帝回来一阵震怒将皮匠赶出了天堂。这个故事的结尾，是上帝的咆哮声："这里除了我一个以外，没有人能施惩罚的。"⑥
如果我们将天堂看作是"王道乐土"的伪满洲国，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贪心、不诚实的人是不会受到欢迎的，而皇帝才是唯一的审判者和独裁者，谁也不能违背他的意志。这篇童话尾声的配图，是一个战战兢兢、双膝跪地的皮匠和一个威严无比，形似中国皇帝的"上帝"。然而投射入现实，这种"皇权"权威的背后，正是殖民者凌驾于"末代皇帝"之上的"垂帘听政"。
紧接其后的"满洲历史的搜集"中，一篇《蛙王子，卵王子》的"历史童话"开始连载，①这篇童话包含着更隐晦的深意。它讲述了古代满洲地方"扶余国"和"高句骊国"的故事，善战的扶余国王拥有天下和万物，却满腔悲伤，因为他没有子嗣。在一次行猎途中，国王意外发现了一只金蛙，这只金蛙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男孩，被国王封为王子并视若珍宝。若干年后王子成年，娶了邻国的公主成为新国王。邻国公主随后为他产下一个肉卵，肉卵被当作不祥之物抛弃却终被寻回，在公主的泪水中，肉卵分成两半诞出一个男婴。这男婴长大后，被他的七个兄弟追杀，最后被河神所救，成为"高句骊国"的国王。
假如不探究殖民地的历史，完全可以将这个童话理解成类似《青蛙王子》或《哪吒闹海》的"综合小改编"——但事实远没有这么简单。文中出现的"高句骊国"确实存在于中国东北的历史之中，只是日本侵略者偷换了一些概念。"高句骊国"是我国东北地区以"高句骊"族为主体，始建于公元前37年，隶属于中原王朝的一个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存续700年左右。而日本侵略者却将它描述成一个满洲古国，歪曲历史以达到美化侵略的目的。
事实上，19世纪末日本侵占朝鲜半岛时，就已经利用过这个"高句骊国"来寻找侵略的"历史依据"，这里故伎重演到伪满洲国只是一个延续："当年日本政府、军部、财阀和学术界通行的立场是所谓‘满鲜一体’，而高句丽王国的疆域却正好跨有朝鲜半岛北部和中国东北南部、东部的大部分地域，恰好成为以所谓‘满鲜一体’为历史依据而实现继续侵略中国东北的一个以学术研究开路的切入点。当年日本学术界更将其研究计划下延到唐代东北的地方民族王国渤海国，出版了鸟山喜一的《渤海史研究诸问题》，将渤海国作为臣属于奈良、平安时代日本的一个不属于中国历史的独立国家。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日本将要以建立所谓独立的满洲政权的步骤，大举侵略中国东北了。"②而对"高句丽国"旧地的觊觎，并不止日本，还有当时早已沦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半岛。以申采浩(1880—1936)为代表的朝鲜半岛学者，③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在其著作里"诠释"高句骊的历史，申采浩认为"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即劣退"，并提出"高句骊旧疆收复"论。④
而伪满洲国那些晚晴"遗老"，也拼命利用"古国历史"谱写"满洲历史"。伪满洲国"建国宣言"中所谓的"想我满蒙各地，属在边陲，开国绵远，征诸往籍，分并可稽，地质膏腴……"，⑤正是这种思维明目张胆的表达。一个因殖民而被生造的傀儡政权，何以"开国绵远"？于是只能在历史中寻找蛛丝马迹，牵强附会。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郑孝胥(1860—1938)也曾"寻根溯源"，⑥号称伪满洲国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满洲无论古今为满洲人之满洲，断无中国人(汉民族)称为其领土之性质"。⑦《满洲学童》里的童话故事，任务正是将这种捏造的"历史"传播到孩子脑中，演绎得更容易让儿童接受和信服。在《蛙王子，卵王子》的结尾，"朱蒙王子"逃难至大河边，求神灵救他时祷告："我是日神的儿子……"，而"日神"，正是日本天皇的始祖——"天照大神"的别称。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1940年6月22日，也就是上述"童话"发表后不足一年，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即位后第二次赴日本访问，"奉迎天照大神"，并随后发表《国本奠定诏书》。伪国务院弘报处处长武藤富男对此"诏书"的解释是："皇帝从血统上说，是爱新觉罗的子孙；从精神上说，则是日本万世一系的皇统的继承者。"①自此，日本从"友邦"变成了"亲邦"，溥仪也成为"日神"在"精神上说"的儿皇。1941年，太平洋战争(大东亚战争)爆发后，日本控制亚洲，制造"大东亚共荣圈"的欲望更为直白地流露，在文学上也开始更为露骨地体现出来。
1942年11月，第一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作为伪满洲国代表的伪满洲国知名作家爵青(1917—1962)在大会第二个议题"大东亚精神的强化普及"中发言道：②
我认为追求近代东洋精神的核心，除了日本之外别无他处……日本的悠久文学与文化也将风靡于共荣圈，我们必须以此来普及强化大东亚的新精神。③
这一时段的伪满洲国文学界，正被号召撰写"大东亚共荣"和"抗击英美"文学，日本侵略者在实际的战争中遭遇各种惨败，只能在童话中幻想"击灭英美"。
1943年1月1日发行的《满洲学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羊族万岁，大东亚万岁》的童话，讲述了一个"五口之家"的羊家族的故事，这羊一家中的公羊，在羊族与鹿族之间的"国际战争"中战死了。战争胜利后，羊国国王在阵亡将士大会上悲痛地宣读祭文，并授予这家羊"模范家庭"的称号。母羊从此"代夫训子"，教导三只小羊"为忠君报国的好国民……崇祖敬神，总是庄严谨慎，对朋友讲信用，对邻居讲和睦，对贫困讲怜恤，对国家社会，要义勇奉公……"，④然而小羊长大后，食粮越来越紧缺，"竟施行了配给制度"，难以果腹。几只小羊于是商量着"武装起来"战胜水草丰美的大草原上的蛇龙，实现羊族"种族繁荣大计画"，他们希望依靠"国民的忠勇，武器的精巧"，获得"未来的大胜战"。这篇童话所讲述的故事，与其说是一种虚构，不如说是日本殖民者将太平洋战争与伪满洲国现实糅合的演绎。只需要把"羊族""鹿族""蛇龙"替换为"日本""满洲""英美"即可明白其隐喻所在。伪满洲国统治后期，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战线越来越大，日本人对粮食的渴求极大。为强制征收，1939年开始"粮食出荷"，1940年全面展开，对农产品实行完全垄断管理和掠夺。1943年，殖民政府废除了预购契约制度，"由伪满中央确定本年度粮谷出荷责任量"，这种严酷的制度，导致暴力征粮后，大量极度饥饿的农民饿死或自杀，还有的铤而走险，请愿抢粮，社会动荡，根据李淑娟在其研究中的描述，当时伪满洲国"农民生活在极不稳定的悲观，恐怖环境中"。⑤
伪满洲国官方希望在《满洲学童》这样的儿童读物中，美化战争惨剧和横征暴敛，希望伪满洲国的"少国民"们理解并加入他们"大东亚共荣"的计划，饿着肚子高呼万岁。
将生活中的日常写入"童话"，也是殖民者的手段之一。一些日本人也用日语进行童话创作，随后由中国人翻译成汉语，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对译"现象，这并不是《满洲学童》的特产，伪满洲国其他报刊，如《弘宣》《泰东日报》等也常有刊载，这种"对译"不一定双语对照，也不仅限于日语与中文，还有少部分俄语、韩语、蒙古语与日语、中文的"对译"，从一个局部展现了伪满洲国多语种创作的现象。
1943年1月1日《满洲学童》上的"创作童话"《开拓村的春天》，金斐译：《开拓村的春天》，⑥是一篇翻译的日语"童话"。它讲述了居住在"夕阳美丽的满洲"的日本"开拓民"佐藤家的孩子佐藤昭夫，辅导需要参加"语学鉴定"的邻居——中国孩子陈惠明，并在正月一起按照日本风俗玩"双六游戏"的友谊故事。这个故事完全没有任何幻想成分，最多是虚构了一个日本孩子与中国孩子的友谊。但作为"植入式童话"，其用心是良苦的。
王野平在其著作《东北沦陷十四年教育史》中提到上述童话里的"语学鉴定"："殖民当局认为普及日本语对‘加强日满亲善’‘强化日满一德一心’，同化中国人‘具有重大意义’。为促使中国入学习日语，1938年10月，制定了《语学鉴定会规则》，每年举行一次日语和中国语(对日本人)的鉴定考试，发给等级及格证书。这些措施对普及日本语起到推动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达到了预期目的。"①
日本开拓民背井离乡，中国孩子被强制学习，实在都谈不上愉快。而在殖民者描绘的图景中，日本孩子成为中国孩子的"小老师"，还一起"一心一意"地玩着日本的新年游戏，"从窗镜射进元旦的太阳光在照暖着二人，二人是嘻笑盈盈的……"。
在童话中，伪满洲国是一片温暖、友爱、和睦、幸福的"乐土"，无论是日本人，还是"满洲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幸福，殖民者处心积虑地歌颂着这片土地。然而，在日本侵略者用文学建构"乐土"的同时，这些文字却不自觉地暴露、揭发、对应、反衬了现实的残酷，这种建构本身也成了一种对虚构以及其背后殖民文化议程的瓦解。日本帝国主义极力用各种手段控制作家对伪满洲国真相的描写，却在自己一手导演的童话中，春光乍泄。
四 余论《满洲学童》及其刊载的"植入式童话"，围绕着"王道乐土"的建构而展开。而伪满洲国究竟是怎样的"王道乐土"？
就在1940年溥仪访日并成为日本"儿皇帝"后不久，伪满洲国的《兴亚》杂志刊登了一篇会议记录，详细记载了一场"王道乐土的建设座谈会"上的对话。这场会议的座谈者，包括满洲日日新闻社、满洲日报社、泰东日报社、大北新报社、蒙古新闻社的记者，以及日本关东军陆军少佐(即少校)、伪满洲国弘报处新闻班长等十人。
日本关东军常被现代的历史研究者称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炮制了蛛网般布满伪满洲国各个角落的庞大组织——"满洲帝国协和会"。"协和会"比本研究中论及的"教育会"控制范围更广，政治、文化、医疗、教育、宗教等方面几乎无孔不入，影响力极强。因此，日本关东军陆军少佐中岛鈆三被要求第一个发言，他在谈及"协和会和满洲的发展"时说：
因满洲事变，日本与张学良军阀战，因而虽胜了，满洲也不是日本的属国，是纯然独立的国家。这样一来，那当时在住的三千万民众，受日本的援助，好歹是自己建造了国家，所谓"王道乐土"的建国精神，彻底的浸入满洲民众的脑里。他们很明白地知道若和日本携手，满洲确会成一个最理想的国家，自己也会享受真的幸福……②
与《满洲学童》的宣传一样，在中岛的言语描绘里，日本是帮助东北三千万民众打败军阀，建立自己国家的友善邻人。只要与日本携手，伪满洲国就会是一个"最理想"的"王道乐土"。然而，日本占领中国东北部地区，建立傀儡的伪满洲国，是为了那里的民众"享受真的幸福"吗？
就在中岛这番言论发表的前一年(1939年)，同为日本关东军军官，比中岛官阶更高，名声更响的日本陆军中将花谷正(1894—1957)任伪满洲国"军事部"高级顾问时，③在一个训练学校讲话时"声色俱厉"地说：
"满洲人"把自己当作主人，把日本人当作客人，那就大错而特错了。在满洲的日本人绝不是客人，是地地道道的满洲的主人。谁不承认这一点，就可以请他自便，另投他方，不能容许这种人存在满洲的土地上……④
两个日本关东军军官，针对同一个命题，为什么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答案？人前虚伪的演绎，与前文《满洲学童》与其刊载的童话中虚假的杜撰，如出一辙，异曲同工。日本殖民者怀着"司马昭之心"，却妄图迷惑民众的"路人皆知"。谎言，无论是植入在文字里，还是话语里，都无法改变事实本身。而搜寻文字的碎片，拂去笼罩的泥灰，拼出殖民地文学与现实的真相，正是我们研究伪满洲国文学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