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面临着一个基本的学科任务，即构建适合中国社会文化生态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换句话说，也就是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体系和知识框架，如何在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实现它的情境化和脉络化，以促进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发展和专业化提升。这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后发国家为实现现代化所采取的一种基本发展策略。但是，从长远发展来看，这种策略可能只是阶段性的权宜之计，走过引入、效仿、移植、改造阶段之后，提高理论自觉性，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才是长久之策。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的经验和所面对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很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获得全部解释，建构自主性的知识体系，是时代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期许，也是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学科使命。①
一 从本土化到本土建构：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方式的必要转换 ((一)) “本土化”知识生产方式的限度中国大陆专业社会工作起步较晚，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恢复重建以来，其专业知识的发展和生产是一条包括了对国外社会工作理论和实务方法进行引介、移植、调整、改造等一系列环节，并使之融入中国本土境遇的知识生产方式。不可否认，这种“拿来主义”的知识生产方式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节约学科发展成本，从无到有较快地完成社会工作学科体系建设的一种有效方式。但是，由于“本土化”知识生产方式本身所固有的限度，使得它在完成知识自主创新的历史使命时显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首先，从“本土化”的基本定位上看，它所侧重的不在“本土”，而在“化”，强调的是外来的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知识如何化入中国社会文化情境的过程。“化”字的本义是指由一个“原本”状态到另一个“目标”状态的过程，所以“本土化”就是指由“非本土”状态变成为“本土”状态的过程。②在这一过程中，着眼点主要不在中国本土的经验和创造，而在非本土的外来知识向本土的转换。正如有学者所分析的：将“本土化”真正放到全球化的脉络里来考察，会发现“本土化”并没有包含让我们在地、本地、原生的人去当家作主的意思；它并没有说让我们的东西传播到国外去，变成一个全球都可以接受的东西；它并没有要承认本土的主体性的意思，它的原意是要让外来的东西能够更容易在本土生根，让外来的、西方的东西能够被本土更容易地接受。①正是基于此，有批评者指出，它“实际上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让西方文化合法地深入到本土文化的骨髓中去。②“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质上就是西方现代性的移植和散布过程，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殖民主义。在西方中心主义的支配和文化殖民主义的浸染之下，本土化演变为对西方社工理论架构的操作化。③虽然这些批评有过于尖锐片面之嫌，但也提请我们反思本土化这一知识生产方式的先天不足，及其在这一过程中所滋生的种种偏颇和歧路。
其次，从本土化的展开逻辑来看，有两个基本前提假设：其一，在先进性和落后性的关系上，认为“西方社工的理论模式和实践经验具有明显的先进性，后起的中国社工的发展趋势将与之接轨，因而必须借鉴西方先进的社工理念和模式，以推动中国社工的建设与发展”；④其二，在普适性和独特性的关系上，认为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现代化转型而诞生的专业社会工作制度具有普适性，它也在重新思考其历史独特性和人类共同性的辩证特征，把其历史独特型转化成不同地区的文化特质，传播和维护人类需求共同的特征。⑤对这两个问题，具体如何看待，可能会有见仁见智，但是，在这些前提假设下所展开的本土化知识生产，却会有不自觉地滑入西方中心主义泥潭的危险。在西方进步与本土落后的二元对立思维中，卖力地在本土文化资源中寻找契合专业社会工作的现代因子去与西方对接、呼应，一方面检验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另一方面则通过中国情境考虑对西方理论予以修正与拓展。虽然它或多或少地考虑了中国情境，但由于其研究的根本出发点是西方理论，而非中国本土独特的问题，因此，其所生产出来的知识，往往难以实质性地突破西方理论范式，最终可能会成为西方理论的“中国版”。
对于“本土化”的上述问题，也许有学者对麦当劳广告的分析显得更为深入浅出：广告的内容是摇篮里有个男娃娃，这个摇篮在摇。当摇篮摇上去的时候，娃娃看到一个“M”，也就是麦当劳的标志，然后他就很开心地笑了；等摇篮下去以后，看不到那个“M”，娃娃就不笑了。这个广告在西方世界播出时，他是个白人娃娃；在华人地区播出时，他是个黄皮肤的娃娃。我们华人看到一个华人娃娃，认同度自然会比较高，那也就是我们对麦当劳的接受度会比较高。所以，“本土化”的意思并不是要让吃汉堡的人去吃水饺，而是要让吃水饺的人去吃汉堡。⑥
因此，虽然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初衷意在借鉴西方社工理论和实践的先进经验，通过“西学东渐”的适应性调整和转化，意图建立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以解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层出不穷的社会问题，甚至在这一过程中也不无对本土创新的论及，但是由于这一知识生产方式自身内在规定性的框限，使得它无力真正担负起建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的历史使命。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回顾近十年来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的引进和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理论无论在概念用语、话语形式，还是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的建构上，都没有跳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框架，中国社会工作学科也没有借机建构起学术共同体所公认的本土化的理论形态。⑦
((二)) “本土建构”知识生产方式的提出当前，我国政府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为激发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巨大空间，而作为一支基本社会力量的社会工作，如何把握机遇，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使命，成为一个基本课题。2015年3月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所作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提出要“支持群团组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发展专业社会工作、志愿服务和慈善事业。”这是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首次专门提出发展专业社会工作的部署。在此背景下，探索建立能更有效解释中国经验、解决中国问题的社会工作知识框架，更显得尤为迫切。
为此，我们认为“本土建构”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发展走过“本土化”阶段之后，值得思考的一条可能进路。如果说服膺于西方社会工作知识框架的“本土化”知识生产方式，主要是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与实务知识“照着讲”基础上的“接着讲”，那么“本土建构”的知识生产方式，则是进一步过渡提升到了在“接着讲”基础上的“自己讲”和“对着讲”。
虽然，“本土化”在抱着学习的态度对西方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照着讲”之后，也为克服其引入中国后的水土不服而力图有所创新性的改造，尝试在中国的语境中“接着讲”，但是“本土化”逻辑下的“接着讲”，在显出一定开放性和灵活性的同时，也必然带有其先天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因为无论打算接续着何种精神传统来开讲，这样的主讲人都已先入为主地设定了，所有的真理都已穷尽于此一传统的基本取向，而后人与时俱进的诠释工作，哪怕再充满灵感和再富于创意，也不过是把真理从以往的隐性推演到应时的显性罢了。”①因此，这种“接着讲”往往很难跳出它所接续的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的内在逻辑框架，其有限的创造性也主要表现在对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在中国具体应用情境下拓展和改造。
而“本土建构”的知识生产方式，则突破了“本土化”这一概念内涵本身的局限性及其对知识建构原创性的框限，并进而上升到了“自己讲”、“对着讲”，为社会工作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更开阔的空间和可能。与“本土化”把其逻辑起点定位不同，“本土建构”的目的不是验证或修正西方理论在中国情境中的适用性，而是根据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特点建构能够对中国本土现象提供深刻解释的理论。因此，从一开始，它的逻辑起点就不是西方现有的理论和概念，而是基于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通过对本土问题的关照，进而采用本土视角和思维，建构能够对本土现象进行深度解释的理论。从根本上说，“本土建构”是走出“接着讲”之后的“自己讲”和“对着讲”。“自己讲”所彰显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建构过程中的主体性立场和独立的学术品格，寻绎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内在理路，讲好自己的故事，不满足于做西方理论的注释家和搬运工。而“对着讲”则是指在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建构过程中，即不奉西方理论为圭臬，也不武断地排斥西方理论，而是理智地将其作为促进我们思考的一种重要的智识资源和参照体系，在东西方文化间性的相互比较、对话和理解中，为建构自主性知识体系寻求更多的思想选项和理论进路。
因此，作为两种不同的知识生产方式，“本土化”与“本土建构”之间有着不同的理论分野。相比“本土化”而言，“本土建构”更有潜力承担起建构中国社会工作自主性知识体系的学科发展使命。它坚持国际视野、本土行动，“选择独特的本土问题和现象为研究对象；从本土视角强调本土现象内生的、独特的特质；采用针对本土情境的方法构建本土理念；用本土理论替代西方理论对本土现象进行解释，或者整合现有理论构建文化整合性框架。”②
二 回到实践场域：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可能进路 (一) 实践场域中所蕴含的“中国问题”，乃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逻辑起点作为围绕专业服务提供而形成的中国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其中蕴涵着具体而真实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起源于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发展过程，存在于研究主体对于这一结构及其发展过程的思考和提问之中”。①生成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性实践中的“中国问题”，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真正实质性的逻辑起点。在当前中国崛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也是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期。中国的问题和经验，很难在西方的理论框架之中得到全部解释。而中国社会工作人才是被作为解决社会问题、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是体察社会心态与社会矛盾，在一线维护和谐，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力军。②而要实现这一历史性定位，则必须有基于“中国问题”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支撑，它起于且落脚于“中国问题”，能够因应当代中国人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世界，并给出有内在逻辑的阐释方式。
为此，社会工作学科，有必要进一步转换对“实践”的理解，从以前的“知识运用”的视角转换到“知识创生”的视角上来。一直以来，在社会工作领域中，往往把“实践(practice)”的内涵等同于可操作化的“实务”，这体现了一种“知识运用”的视角。在这种视角下，社会工作实践被理解为是社会工作者运用社会工作的理论、方法和技巧进行实际干预、解决问题以服务于案主的活动过程。③这种理解方式不自觉地预设了理论知识的先在性，即理论知识先于实践操作而存在，并凌驾于实践操作之上；而实践只不过是运用理论知识的具体过程，实践中的问题更是理论知识运用的受体，是接受理论知识之“解剖刀”进行破解、消除、解决的对象。这种理解方式体现出唐纳德·A·舍恩(Schon，D.A.)所指称的技术理性取向的特征，即专业实践活动被视为一种应用科学理论和技术解决问题的过程，当确定了一个既定的目标之后，接下来的中心任务就是如何采用最适当的方法来实现此目标，所以专业实践的任务就是应用专业领域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来解决问题，最终实现目标。④但是，如果转换到“知识创生”的视角下来观视“实践”，那么实践就不仅仅是运用先有的知识去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在行动中认知(knowing in action)、在行动中反省(reflecing in action)、对行动做反省(reflecing on action)”⑤从而不断创造出新的认识和理解的过程。由是观之，中国社会工作实践本身就蕴含着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在实践场域之中，对带有中国本土特征问题的辨识、确认和建构，就已然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之始了。这些问题因其产生于中国土壤，又蕴涵着中国特有的文化价值观念，浸润着民族文化的元素，因此，由这些问题出发所提炼的分析概念、阐释框架、解题思路、表述方式等等也必定会有助于架构起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性社会工作知识体系。
(二) 实践场域是社会文化诸要素的交汇处，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生态环境从现实特征看，社会工作实践场域具有整体性、动态性。在这个场域之中，活跃着传统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体制机制的、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的等等各种要素，这些要素各自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并相互交织在一起，形成一个复杂的整体，而且其作用的发挥也是变动不居，视不同的服务情境和服务人群而定。通过这个场域，我们可以透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中哪些要素在今天仍然是“活着”的，有生命力的，对当下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发生着实质性的影响；可以洞见这些文化传统又是如何与当下的政治意识形态、体制机制安排、市场经济消费文化等等相互补充、共振、抵牾、互构、共存，实质性地型塑着当代中国人的“求—助”行为方式和认知取向，影响着社会工作服务提供方式和有效性；同时还可以探测上述这些元素是和引自西方的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和实务操作应用有着怎样的互动关系，又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着相互作用的。因此，实践场域构成了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鲜活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对上述这些问题的解答，不仅有助于探索如何本土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也有助于回答什么是有效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这一现实问题。
马克思批评黑格尔的哲学是“坐在摇椅上的哲学”，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也不应是“坐在摇椅上”的研究。恰如有研究者从当代中国整个社会科学和理论的本土建构角度所指出的：“只有着眼于实践，我们才能避免理念化的建构的误导，尤其是意识形态化了的建构的误导。同时，着眼于实践中未经表达的逻辑，这是我们用以把握不同于现有理论框架的新的概念的一条可能的道路。”①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亦是如此，从纯粹得自理论的假设出发所构造的知识，往往很容易脱离实际，沦为一厢情愿的看似美丽实则虚空的泡影，只有真正扎根于实践，在实践场域的社会文化生态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社会工作知识体系，才真正具有现实的根基和理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当下中国的社会文化转型期，人们的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社会心态、认知方式、行为方式等等都在发生着急剧变化，如若要建构具有原创性、解释力的中国社会工作知识，回到实践场域，深度关照鲜活动态的社会文化生态，更成为一条不二路径。
(三) 实践场域中所生成的实践智慧，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重要智识资源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实践智慧(Practice wisdom)是一种洞悉和理解实践事务并做出合理行动的理智品质，它起始于人们对何谓人类之善和人类福祉的理解基础上的对问题合乎情境的思考。它包括了正确的知识和良好的判断，不仅涉及到认知判断能力，更涉及到价值判断能力，是以丰富的实践经验作为知识基础，以在实践中不断追问手段合理性、价值合理性的反思性思维作为动力机制，是“以正确的方式做正确之事”。②作为以助人自助为目的的一线社会工作实践，本质上就是一种帮助人过上良善生活的实践，其中更是包含着丰富的实践智慧。这种实践智慧来自一线社会工作者的直接实务经验，产生于对服务行动一系列的评估和深入反思之中，丰富于介入理论和实践活动的不断对话之际，并反映于下一步的服务行动中。③对于一线社会工作者而言，他们的专业服务实践并不是简单地把专业理论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的机械简单线性过程，而是参照自己所掌握的专业理论框架，通过“同情境对话”(conversation with situation)，运用工作经验中培育出来的具有默会性的实践智慧，来展开对服务问题的“建构与重构”(framing and reframing)，以构筑同案主的平等、真诚、尊重、接纳的关系，并最终求得问题解决。也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甚至断言：在社会工作的日常实务中，社会工作者运用的并非系统研究和理论性知识，相反，基于实践的直觉性(包括习惯性)的知识才是最重要的。④
这些实践智慧虽显得过于经验化、片段化，但因为它们来自于鲜活的实践现场，因此也更多了一份生活性和底层意蕴，更能反映出同样都作为普通民众的案主和社会工作者对日常生活的体验和感悟，更能折射出对社会工作最基本事实的理解和认知。因此，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需以积极的态度珍视这些来自实践层面上的智慧，把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智识资源，并从中汲取有价值的成分，上升为更具普适性、更有解释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这会有助于将停留在宏观思辨为特征的宏大叙事式研究转化为聚焦情境化、个体化、动态化的实践现场，凸显本土社会工作者作为社会工作服务主体的实践探索和他们的话语声音，并建立起具有本土社会文化亲和力的知识性表达。
三 基于实践场域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的基本策略选择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方式要真正实现从本土化的进路转化到本土建构的进路，需破除路径依赖的可能影响。路径依赖(path-dependence)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Douglass North)提出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揭示出当人们选择了某一发展路径后，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选择不断自我强化，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所选择的路径的既定方向会在以后发展中得到自我强化。在发展中国社会工作的自主性知识体系这一问题上，我们需要清醒地意识到路径依赖的可能影响，走出这种路径依赖的束缚。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社会工作本土化，已渐趋发展为人们讨论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的一条主要致思路径，成为了一套主流话语，相关研究者为此付出了大量的智力辛劳，也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但在中国社会工作走过移植、改造阶段之后，在当下需要对建构社会工作自主性知识体系的时代诉求给予回应之际，我们需要积极探索新的研究方式和策略，以推动今后的研究能从已有的本土化研究路径，更为顺利地转换到本土建构的路径上来。
(一) 关注常人社会工作服务虽然是一种专业性实践，而且从理论上讲，一线社会工者是以专业人的身份进入服务过程并提供指导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社会工作服务更是一种生活性实践，这不仅是因为从发端处，专业社会工作就发端于普通人的日常助人活动，而且更因为，在当前我国现阶段，社会工作是要面向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以改善民生、服务民众为落脚点，以提高人民生活、增进社会福祉为己任。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社会工作专业实践必须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在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展开，其基本向度乃是朝向真实个人的。基于此，可以说，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实践中，无论是案主还是社工，都有作为生活世界中普通人、平常人的一面。
关注社会工作专业服务实践过程中，作为常人的案主和社工，是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值得考虑的一个基本策略。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所追求的是对本土文化传统的契合性，而文化传统不仅仅体现为存在于经典文本中的静态凝固的传统思想观点，更存在于当下一般民众活生生的生活方式当中，他们对“好的生活”的认知、理解、希求和实现方式等，就渗透着文化传统的基因。恰如梁漱溟先生说言：你且看文化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那一民族生活的样法罢了。生活又是什么呢？生活就是没尽的意欲，和那不断的满足与不满足罢了。①
在这方面，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给我们提供了启示。作为对帕森斯“结构—功能”社会学过于强调规范、规则从而有导致人有成为“判断傀儡”危险的反拨，常人方法学主张应对人们在解决各种日常问题实践中所使用方法而进行分析。它认为，在日常实践中，人的行动具有权宜性、场景性、索引性等特点，不是按照事先的规则一劳永逸地做事的，而是根据场景条件，临机判断，并依赖自身“永无止境”的努力来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沟通或社会行动的达成，依赖于大家在行动前都具有的且共同给予默认的假设条件或共有知识。②这一理论启发我们，在社会工作专业实践中，一线社工的服务行为也必然受到具体社会文化场景的影响，具有权宜性的特点，他们与案主之间也存在着基于相同社会文化背景而形成的共享默认的行动前提假设。而这些因素都是值得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给予积极关注的，社会文化场景性因素是如何影响一线社工作出服务、影响案主接受服务的；一线社工又是怎样临机决断，做出权宜性行为的；一线社工与案主之间都共享着行动的哪些前提假设，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揭示和解答，可以为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寻找到鲜活的本土文化基因。
(二) 引入对话“鱼是最后一个知道自己是生活在水里的”，人们往往很难在自己的文化生态之中，去清晰地反思那些为自己所习以为常的观念。但当有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出现并作为比较参照时，则这种反思会变得相对容易。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不是闭门造车，引入对话机制，在东西方社会工作之间的对话中建构生成，是一条可以选择的基本策略。
毋庸多言，社会工作知识本土建构，不是出于民族主义情节的本土自我防御机制，它更不是要排斥西方社会工作知识。因此，加强东西方社会工作之间的对话，是可以有效达成这一点的可资运用的策略方式。人类学研究中曾提出一个基本概念，文化并置(juxtaposition of cultures)，即将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放置在一起，相互观照，使原来处于文化格局被动地位的非西方文化成为反思西方支配性文化观念的批评探针。虽然它的出发点，是人类学用来反思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的，但依然可以为我所用，通过把东西方社会工作并置在一起，在相互的对话之中，比较各自对社会工作的理解方式、价值诉求，比较社会工作实践过程中的文化差异，从而可以更清晰我们本土建构的思路。
对此，教育人类学中的“以视频为刺激线索的多重意义法”(video-cued multivocal method)是值得参考的一个具体研究方法。美国学者托宾(Tobin，J.)1989年利用此方法对中国、美国、日本三种文化背景下学前教育展开比较研究。首先，在三种文化下的学前教育机构中拍摄若干教育活动视频；然后，把这些视频拿个各自文化下的教师和家长观看，发表评论；之后，再把这些视频拿个另外两种异文化下的教师和家长观看，发表评论。在评论中，这些教师和家长内隐的教育文化观念就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研究者通过分析这些评论内容，就可以考察出不同文化背景下对学前教育的多重意义理解。①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可以尝试借鉴这一方法，通过拍摄不同文化背景下社会工作专业现场的视频，并以此作为访谈刺激材料，展开跨文化之间的研究对话，从而为本土建构探寻到更具文化回应性(cultural response)的问题领域、概念命题乃至理论范式。
(三) 问题导向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不是为了满足文化自尊情节而去建造一个看似漂亮但却不实用的“玻璃房子”，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能够有效地解决当下具体的社会现实问题，是人们对它最直接的期许。因此，问题导向，以问题解决的需求为驱动是又一条值得考虑的基本策略。恰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社会工作是一个以实践为本的职业及专业领域。我国自恢复社会工作制度以来，西方专业化的职业精神和我国本土化的实用原则之争始终不绝于耳，但实际上，案主、服务使用者乃至大部分公众并不区分二者，甚至也不关心是否存在西方科学殖民主义的话语霸权。他们关注和需要的只是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社工服务。所以，不拘一格建构本土社会工作专业和学科体系、职业结构和服务模式，才是符合我国证据为本、满足结构需求原则的策略选择。②
在这方面，社会工作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之间组建专业共同体，围绕服务问题，合作开展实务研究，是一个值得肯定的有效方式。这种专业共同体体现了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所谓的“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的特征，作为人群结合的一种方式，“有机团结”是建立在社会分工与个人间异质性基础上的一种社会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成员之间因相互分工更细而使得相互依赖性增强。它有利于人们在相互差异的基础上凭借理念、志趣进行协商以达成合作的效果。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理论研究者和实务工作者结合成专业共同体，他们各自的知识结构、专业视角、解决问题的方式等等互有差异。为解决共同的服务问题，他们差异互补，通过研讨交流、自我反省、团体研讨、书写总结，不断深化对服务问题的认识，发展更有效的解决方式，并在此基础上彼此协助对方反省自己的知识基础和价值取向，不断激发每位团体成员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智慧，并使之外显化。在这一过程中，理论研究者不再是知识权威的立法者，实务工作者也不再是专业知识的受领者，他们都成为基于问题解决的知识合作建构者。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明确指出，基于问题解决的实务研究不单是关涉专业服务改善和专业能力提升的话题，而且承担着构建社会工作本土知识的历史使命。③这种起于微观层面自下而上的知识创造，必能对我国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作出自己的贡献。
总之，社会工作知识的本土建构，任重而道远，并非一朝一夕的事。但这也确是中国社会工作自主性知识体系发展必然要走的一条路径。从本土化转向本土建构，是中国社会工作知识生产方式的必然转化。这种转换也必将使得中国社会工作从作为西方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消费者，提升为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的生产者，从而为国际社会工作知识库存贡献出中国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