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日关系呈现出摩擦不断与逐步改善并存的矛盾现象。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言行来看，一方面他处处针对中国，如在突破军事禁区过程中总是以“抹黑”中国的方式来增强正当性，在重修《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与周边相关国家加强安全合作时也以中国为主要针对目标，还利用各种国际场合对华展开舆论攻势，不但到处渲染中国是日本安全的主要威胁，甚至将东亚地区的战略环境恶化亦归罪于来自中国的“挑衅”；另一方面却又不时地强调要改善双边关系，促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发展，并在实现双边首脑会谈，恢复或新设两国间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机制等方面有所推进。

对此，势必有人会质疑到底哪方面才是安倍的真实意图。而从安倍的立场看，这两方面不过是其从不同面向出发来维护日本国家利益的表现而已。实际上，恰因为中日关系自身的复杂性和敏感性导致了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无法用“制衡”或“合作”的单一面向涵盖，而必须透过兼具这两种面向的“对冲”视角才能进行全面客观地剖析。

从均势视角出发，现实主义提出一国在面对强大的邻国压力时，通常会采取两种战略应对模式：第一种是大国通常采用的模式，即“制衡”(balancing)或“寻求安全”(seeking security)，意指国家透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利用“能力扩张”(capability aggregation)这类对抗性作法来确保自身安全，常见的型态如“权力制衡”(balancing of power)、“遏制”(containment)或“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等。^①第二种通常是小国选择的模式，即“追随”(bandwagoning)或“追求利益”(seeking profit)，意指在与他国互动过程中采取妥协做法，维持彼此关系的和谐与稳定，借以维护本国利益。^②但后冷战时代的国家间除了存在领土纷争与战略竞争关系外，在全球化的大潮下经贸往来越发紧密，并在气候变化、跨国犯罪、反恐及疾病防治等非传统安全议题上也出现了积极合作的趋势。显然，这种国际情势的日益复杂多变直接导致了传统的“制衡”和“追随”二分法越来越无法有效解释当前竞争对立与合作共赢并存的国家间行为。

为此，国际关系学界遂引入“对冲”(hedging)的概念，提出一国在面临和别国利益与冲突并存的情况下，将同时采取“制衡”与“合作”两种模式，在防范目标国带来潜在安全威胁的同时，又能避免双边关系陷入激烈对抗而导致利益受损。^①两面下注是“对冲”的最基本模式，即一方面透过提高本国的内部制衡力，并加强和第三国或国际组织的安全合作，借以制约目标国，而另一方面则设法和造成潜在威胁的国家交往。^②研究者们认为兼具“制衡”与“合作”两种面向的策略选项，使“对冲”的多元策略与行为类型可以交互运用，这种在操作上的动态性可以给国家提供维持和目标国之间动态稳定关系的机会，即让国家在制定外交战略时拥有更具弹性的选择空间，并视与他国的实际互动状况，动态地调整各种因应作为。这样既能避免仅采用“制衡”策略导致国家间关系的恶化，也不会因为过度相互依存，导致本国利益受损或危及自身的安全和自主，从而起到发挥互为保险的效果。^③

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具体的行为方式有所不同，但无论大国、中等强国还是小国，均可在对外交往中选择“对冲”模式。如美对华“对冲”的特点可概括为“制造均势+制度约束”^④，而中国周边的中小国家则基本采取“安全美国，经济中国”^⑤的做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在南海岛礁和海洋权益上的争端丝毫没有影响它们加入“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AIIB)的积极性。此外，被“对冲”的一方也可以实施“反对冲”的“对冲”策略，双方由此展开多次博弈，并形成相互“对冲”的互动模式。^⑥

如前所述，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中有明显“制衡”中国的倾向。追根溯源，其中既映衬出日本对中国崛起尚处于内心的调适期，同时也是其推进大国化路线过程中的政策需要，还在一定程度上与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意图及周边相关国家对华奉行“对冲”方针的心理相迎合。

首先，在近代以来的中日交往过程中，日本对华一直存在较强的蔑视感和优越感。时至今日，尽管日本经济长期低迷不振，遭遇了“迷失的二十年”，而中国的经济总量在维持多年高速增长后已达到它的2.4倍左右，但两国力量对比尚未达到能扭转日本对华传统心理的“临界点”。非但如此，中国的崛起反而导致日本国内对华嫉妒、警惕和恐惧的思潮迅速抬头，其对华反应也呈现出心理上的反感和行动上的抵抗同时并存的特征。结合近年来日本国内弥漫着社会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氛围，中日之间的历史隔阂和现实疑虑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弭，反而愈积愈深。

再从安倍内阁的国家发展构想来说，2006年他首次组阁时打出了“摆脱战后体制”的旗帜，2012年再度组阁时又提出“正常国家化”和“重振日本”的口号。^⑦他认为战后日本一直以来的“以和平的国际协调的经济国家为中心的立场”使得国家实力结构中缺失了军事部分，导致日本长期处于“非正常”的窘境。因此，安倍意图在促进国家实力结构均衡发展的过程中，大幅跃升军事成分和权重，最终突破经济大国的单一特征，提高日本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和干预力，成为具有综合外交能力的全球性政治大国。^⑧其目标是要修宪强兵，但在日本没有清算历史且修宪势必招致国内及国际社会质疑乃至反对的情况下，安倍必须为此创造增强正当性的条件。显然，在此过程中竭力炒作“中国威胁论”，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其为突破政治及军事上的种种禁区而找到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最后，奥巴马政府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向来被视为美国面对中国崛起的对应之策，其特征是联合美在亚太的盟友和准盟友，实现“辐辏格局”(hub-spoke structure)中同盟体系的结构拓展，建立拥有共同价值观或共同利益的“范式均势”^①体系，并在经贸等领域推动新秩序的建章立制工作，以强化对华的制度约束。^②美认为加强与盟友的关系既是该战略的支柱之一，又是维持亚太地区安全的基础，而鉴于日本强大的综合国力，格外希冀其发挥“次轴心”的战略支点作用，积极承担维护地区安全的责任。^③因此，所谓“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新阶段，无外乎是美希望亚洲盟友，尤其是日本投入更多精力来协助美国。换言之，现阶段美国欢迎安倍修宪强兵的做法。

而从安倍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高调表达了要全面配合美国亚太战略布局的意愿^④这一点来看，日本认为应乘此良机，以“在美国承担主要作用的地区及全球安全框架下，日本不能成为薄弱的一环”^⑤为借口，加快推进修宪强兵的步伐。安倍的逻辑是一旦国际社会出现破坏和平的力量时，国际社会应该结成安全保障联盟，共同发挥“锁”的功能，以确保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而“锁”的中心就是日美同盟，日本的大国地位应在以日美同盟为基轴，积极地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积极贡献过程中彰显出来。^⑥

那么这个“锁”要锁住谁呢？显然，就是指中国。实际上，在2015年8月14日发表的“安倍谈话”中，他已清楚表达了牵制中国的意图，如一方面将中国视为“国际秩序挑战者”，并予以不断敲打，另一方面强调日本“坚定不移地坚持自由、民主主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与共享该价值的国家携手并进”，大力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主义、人权等政治价值观点，并以此与美澳印等国构筑针对中国的“价值观同盟”。^⑦基于此，安倍将中国在东海、南海的维权行为牵强附会为“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挑衅行为”，以为其积极炒作“中国威胁论”深文周纳，更向壁虚造地将中国渲染为威胁日本及地区安全的最大假想敌。

基于此，安倍不可能在对华外交时仿效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的做法，提出在中日和解的基础上推动“东亚共同体”的建设。但日本国内一些叫嚣遏制中国，甚至不惜建构“对华包围圈”，与中国展开军备竞赛的激进意见^⑧也非安倍的选项。首先，日本根本无法承受与中国摊牌所带来的损失。其次，有违美国及周边相关国家对华外交的战略意图。最后，与中日之间相互依存日益紧密的时代特征背道而驰。如中国13.7亿人口的庞大市场诱惑和持续增长的消费能力已成为推动日本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仅“爆买”一词能成为2015年度日本社会流行语便可见一斑，更不要说两国在环境保护、社会福利、人文交流等领域也存在广阔的合作空间。因此，尽管日本国内有91.6%的人“对华抱有负面印象”，但同时也有70.4%的人认为发展中日关系是至关重要的。^⑨

概言之，面对中国的崛起，中日在安全领域摩擦不断的同时是相互依存的日益加深，甚至达到了“打断骨头连着筋”的程度。对此，安倍不但将中日关系定位为“21世纪日本外交和安保政策方面的最大课题”^⑩，并强调说“中国的和平崛起无论对日本还是对世界而言都是重大机遇。日本政府会在战略互惠关系的原则下，进一步推进对华关系的改善。日中两国均是维持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重大责任方，从大局出发发展稳定友好的双边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①

综上所述，基于中日间安全互信缺失和相互依存紧密并存的复杂性，安倍不会也不可能依靠冷战式的遏制或对抗政策，其在安全领域种种针对中国的做法是以“防范”为主，核心是在亚太地区建立以日美同盟为轴心的多边安全秩序框架，并透过“以包围促谈判”的方式约束中国的行为，最终形成涵盖中美日的稳定均势格局。^②与此同时，为推动两国的经济合作，安倍需要维持一个稳定的双边关系。因而他强调改善中日关系的重要性，并为了沟通渠道的通畅，主张两国间应恢复或新设多层次多领域的对话机制也就是题中应有之意了。

概言之，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存在“安全上要防范，经济上要赚钱”^③的双重面向的目标设定，即在有效防范中国对日本造成安全“威胁”的同时，又能避免因双边关系陷入激烈对抗而导致日本自身利益受损。因此，安倍认为单向度的“制衡”或“合作”方针均无法满足其对华外交的上述目标设定，而有必要采用兼具“制衡”与“合作”两种面向的“对冲”模式。

“对冲”的制衡模式通常由三个部分组成：内部制衡(Internal Balancing)、外部制衡(External Balancing)和制度制衡(Institutional Balancing)。

内部制衡意指国家透过非针对性或有限度的军力建设与部署，在避免引发正面敌对的情况下，防范目标国造成的各种安全威胁。其特征有三：首先以保障自身安全为最高原则，其次主张防御性，最后强调不针对特定国家，因而不似传统的遏制政策与军备竞赛那样具有明显对抗性。^④安倍内阁的内部制衡主要体现为修改现行制度以突破军事禁区和增加国防预算这两个方面。首先，他制定了决定未来十年日本外交和安保基本方针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新《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的所谓安保领域的“三支利箭”，并创立了日本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NSC)。而上述举措明确将中国列为主要威胁和作战对象。进一步地，安倍还用“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取代“武器出口三原则”，以落实军需相关产业强化战略，积极推动武器出口和共同研发。最后就是在“不仅是发生针对日本的武力攻击的情况，而且包括发生针对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国家的武力攻击，日本的存在受到威胁，存在国民生命、自由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从根本上被颠覆这一明显危险的情况；在为了抵御武力攻击、捍卫日本存在和保卫国民方面没有其他适当手段的情况；最小限度地行使实力”等所谓“新三要件”的情况下行使集体自卫权^⑤，并强行在国会通过了旨在扩大自卫队海外活动的《和平安全法制完善法案》、《国际和平支援法案》等新安保法制相关法案。

自安倍再度组阁以来，连续四年增加国防预算，2016财年更达到历史最高点(按日元计算标准)的5.05万亿日元。日本为加强防御，制定了反介入/区域拒止(Anti-access and Area Denial，A2AD)战略，以对华实现“海上和空中优势”。因此，新增预算中很大部分用于购买军事装备，意在加强包括钓鱼岛在内的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包括17架具有更高攻击性能的SH-60K直升机，一架E-2D预警机和4架V-22“鱼鹰”倾转旋翼运输机以及轮式装甲车，6架F-35A隐形战斗机，一艘“宙斯盾”舰以加强导弹防御，及“全球鹰”无人侦察机的相关配套设施等。此外，新预算还突出了机动性，包括运输能力以及确保空中优势和制海权，意图使自卫队在发生危机时更容易从本土部署到西南诸岛。为此，防卫省准备在该地区部署更多部队和雷达，并组建一支类似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两栖部队。^①具体而言，部署在石垣岛的自卫队将达到500至600人，继2015年在与那国岛部署150人的沿岸监视部队后，防卫省还将于2018年前在宫古岛部署700至800人，在奄美大岛部署550人的警备及导弹部队。与此同时，防卫省还准备在石垣岛、宫古岛、奄美大岛上配备射程较远的地对空、地对舰导弹，希冀进一步提高针对试图靠近该地区的别国军机和舰艇的遏制力。且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上述部队、导弹系统和雷达站将第一时间得到本土海上部门、潜艇、F-35战斗机、两栖战机、航空母舰以及总部设在横须贺的美国第七舰队的战力支援。最后，为加强对华空中战力，日本还将斥资400亿美元采购百架F-3战斗机以作为现役F-2多用途战斗机的替代品。日本的计划是让F-3战斗机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生产的F-35战斗机和正在进行升级的波音公司的F-15J战斗机并肩作战。^②

外部制衡意指国家借由发展和其他国家的军事与外交合作关系，并在特定议题上相互支援，协助本国因应外部安全威胁，以便对目标国进行制约，发挥“阻绝”(denial)的作用。其目标是维护本国安全而非改变国际权力分配现况，更无意组建冷战式的军事或外交同盟对抗目标国。^③安倍内阁外部制衡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以强化日美同盟为战略基轴，全面迎合美“亚太再平衡”的战略需求，以加大与周边相关国家的安全合作为战略侧翼，组建牵制中国的多边“菱形包围圈”，并以南海问题为战略依托，谋求深度插足南海，提高对华的威慑功效。

具体而言，安倍意图借强化日美同盟之机拉美入局牵制中国。现阶段的重心是顺应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进入新阶段，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宗旨确立为扩大自卫队与美军的“无缝合作”，以提高同盟的实效性。为此，新指针反映了日本政府关于解禁集体自卫权的新见解，如自卫队将被允许为进行警戒监视活动的美军舰艇提供“装备防卫”等。而在两国共同为国际社会作贡献的“全球合作”领域，新指针则写入了对平息国际纷争的多国部队等进行后方支援、在纷争结束后进行人道支援，以及保卫海上交通线安全等内容。^④据此，美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施大伟(David B.Shear)于2015年11月13日表态支持日本参加南海巡航，安倍内阁回应未来有可能实施警戒监视活动，而日本海上自卫队自卫舰队司令官重冈康弘则称“随时待命”助美巡航南海。^⑤进一步地，日本防卫相稻田朋美又于2016年9月在美宣称日将与美在南海展开联合巡航演练。^⑥

与此同时，为强化与各国进行“海洋安保合作”，早在安倍第二次组阁伊始便提出囊括日本、印度、澳大利亚和美国夏威夷在内的“安全保障钻石构想”(或称“民主安全菱形包围圈”)构想，以在牵制中国方面强化合作。^⑦现阶段，安倍又针对南海抛出了一个范围略小、参与国有所变化的“小菱形包围圈”，包括日本、菲律宾、越南和印度尼西亚。这两个内外套嵌、紧箍南海的“双菱形包围圈”，突显了安倍政府急欲介入南海的野心，也表明日本企图通过拉帮结伙，达成扼控中国的战略意愿。以此为背景，日本一方面频频与上述国家共同在南海地区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展现出一副抱团搅局南海牵制中国的势头，另一方面在“能力构建援助”名义下，日本以向越南、菲律宾等国提供二手军备的方式帮助对方提升军力，借此强化双边的军事合作。如为强化越南海警的海岸监视能力，安倍内阁自2014年起就决定为其改装6艘巡逻船。截至2015年底，日本已向越南提供了4艘。值得关注的是，日越两国已在2015年11月6日就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船停靠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事宜达成共识。为此，日本不但将派遣舰船参加在该基地建设的港口设施开港仪式，还拟与越南海军举行首次海上联合训练。^①其牵制中国，提高日本在南海地区存在感的意图昭然若揭。此外，日本已决定在2015年和2016年共向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提供10艘巡逻船。^②日本还频繁派出P-3C侦察机，提高在南海区域的存在感。

制度制衡意指国家在面临他国造成潜在威胁与挑战时，常透过区域性或国际性多边机制与平台，或利用制度性的规范，或借制度性多边平台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以达到制约目标国的目的。^③其背后的逻辑认为目标国的某些行动或军力发展不但对周边国家的安全带来威胁，更为重要的是违反了通行的国际秩序，因而对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构成了挑战。因此尽管与内外制衡相比，它们的目标均在于制约目标国，但前者侧重因应实在威胁，后者强调的是维护共同利益。

安倍非常注重借助国际场合积极制造舆论，不遗余力地借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意图在将中国诋毁为区域安全威胁者的同时将日本装扮成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守护者”。如正是在日本的推动下，七国外长会议曾于2015年4月15日通过了一份日本主导的《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声明“强烈反对任何试图通过威胁、强迫或武力手段伸张领土或海洋主张的做法”，并呼吁加快制定全面的“南海行为准则”，还表示要专门召开有关海洋安全问题的七国高级别会议。^④2016年4月，作为G7的轮值主席，日本再度撺掇G7外长会议搅局南海，并在会后发表的《海洋安全声明》中不点名地批评中国说：“强烈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加剧紧张态势的恐吓、威胁、挑衅行动；要求所有国家克制大规模填海造岛、构筑据点作军事目的行为，按国际法行动并有效履行《南中国海行动宣言》。”^⑤自2014年以来，安倍已屡次借G7这一国际场合就东海和南海的局势向中国发难了。无独有偶，即使在中国也参加的G20和APEC的峰会上，安倍也总是执意将南海议题塞入其中，不惜搅局。如他于2015年11月14日出席土耳其G20峰会时就表示将会就南海问题寻求与各国的协调，阻止中国单方面改变南海现状的行动，并强调说“我们必须在守护航行自由与遵循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出自己的声音”。^⑥

“对冲”的合作模式主要包括经济务实主义(Economic Pragmatism)和约束性交往(Binding Engagement)。前者意指国家致力发展与目标国的合作关系，借以谋取经济利益，并且避免经贸交流受到双方潜在威胁及歧见的影响；后者强调的是国家透过多面向的对话交流，让双方的互动与合作更具可预测性，尤其在双方出现摩擦与纷争时，除可确保沟通管道的通畅外，亦可提供影响目标国政策形成过程的对话管道。^⑦

在经济务实主义方面，尽管中日关系受近年来政治关系恶化、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上升及经济进入新常态等因素影响，两国经贸总量和日本对华投资呈现双降趋势，但经贸往来也出现很多新的增长点，如中国游客在日本的“爆买”现象等，因此可以说其在中日关系中的压舱石地位并未改变。对此，安倍本人也是给予充分认可的，说：“日中经贸关系紧密，‘剪不断，理还乱’，双方必须有共识，不使这种关系破裂”。^①进一步地，当外界有声音因人民币汇率和中国股市的波动幅度很大而质疑中国经济的走向时，安倍却发言力挺，指出中国经济基本还在以稳健的步调增长，并非所谓的“陷入了危机”。^②

在约束性交往方面，最显著的特征是两国之间多层次、多领域的各种对话机制的逐步恢复。实际上，在中日首脑会谈实现的同时，双方也认识到通过多渠道增进沟通的重要性，因此很多对话机制的恢复实际上恰是两国首脑会谈中达成共识的一部分。如2014年11月，安倍和习近平会晤时一致同意缓和两国在海上的紧张关系。到2015年1月时两国便恢复了因“购岛”事件而中断的“海上联络机制”，并就机制更名为“海空联络机制”达成一致。该机制旨在加强联系沟通，管控危机，避免误解误判，以防不测事件。现阶段，双方已就出现紧急情况时用英语进行沟通，和在两国海上力量和空中力量负责人之间建立热线等涉及机制的相关事宜达成大部分共识。^③2015年11月初，安倍和李克强总理在韩国举行首脑会谈时，双方除了就力争重启因“钓鱼岛撞船事件”而中断的有关油气田共同开发的相关磋商等问题达成一致外，还就打击走私及非法捕鱼、海上搜救，以及环境领域的合法等展开讨论。以此为背景，双方旋即于12月7日在厦门举行了围绕海洋问题展开对话的“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④2016年9月5日，安倍在与习近平会谈时表示日方愿努力同中方建立互信，希望按照两国达成的有关共识精神，努力改善双边关系，并就相关问题同中方保持对话和合作，如金融、贸易、环保等领域。^⑤

无独有偶，在双方政府间各种对话机制逐步恢复的过程中，政府以外的各种交流机制也得到了恢复，其中最为引人关注的便是“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该机制开启于2006年2月，以推动两国在一些相互关心的重大政策方面实现彼此谅解为宗旨。2015年3月底，自民、公明两党干事长谷垣祯一、井上义久率团访华，与中方就重启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达成一致。经过半年多的周密筹备，两党干事长于12月2—5日率团访华，与中方在北京共同召开“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第五次会议。会议以“加强政策沟通、扩大互利合作”为主题，积极思考中日合作“新模式”，以为两国关系“新发展”增添动力。会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中日关系改善的四点倡议》，强调要真正将中日“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和平发展”的政策认知落到实处，共同为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做出更大贡献。^⑥

安倍内阁的对华外交存在“安全上要防范，经济上要赚钱”的双重面向的目标设定，因此“对冲”模式下的“制衡”与“合作”的不同面向表现，实质上均是围绕如何维护日本国家利益这一个宗旨的。而作为中国的“反对冲”应对，不能停留在提升战略应对水平的消极层面，应从提高对日战略布局能力的目标高度把握好对日外交的主动性和主导性。这就要求在路径上亦需以“两手对两手”，强调战略定力与政策弹力的相辅相成，一方面在涉及自身主权、安全等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立场，绝不拿原则问题做交易，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某一个具体的敏感问题影响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这个大局，更不能使之影响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方针。基于这一宗旨，力求在复杂局面中发现机遇，在风险挑战中创造机遇，把握好坚持和平发展与维护国家利益的辩证统一关系。进一步地，努力寻找双方发展战略更多契合点，妥善处理分歧，把握好两国关系的未来，挖掘合作潜力，扩大共同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