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自恢复邦交以来，在诸多历史遗留问题的干扰下虽然曲曲折折，但总体上得以不断向前发展。如今，面对中日关系的困局，通过对中国对日政策做一个回顾，探讨中日外交政策的背景和内涵，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清思路，发现问题，寻找出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中国几代领导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上世纪70年代，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人提出了“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的对日外交方针，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促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揭开了中日友好的新篇章。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口号，强调这是“中国长期的国策”。在上述对日方针指导下，中日双方于1972年、1978年先后签订了《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中日两国和平共处、世代友好的大方向，奠定了中日友好交往的基石。中日恢复邦交打破了美国孤立封锁中国的僵局，在国际上掀起了一个同中国建交的热潮，从而结束了中国同时面对中苏决裂和中美对抗的外交困局。但另一方面，诸如历史认识问题、领土争端、台湾问题等历史遗留问题也在后来不断成为中日友好关系发展的障碍。

上世纪80年代，虽然中日关系因历史和现实问题也出现了一些波折，但并没有影响双方友好关系的发展，双方高层互动频繁，经济关系不断加深。但自9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日本国内保守势力日趋抬头，中日关系的基础因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靖国神社问题等不断遭遇挑战。作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江泽民，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的对日外交思想，并结合中日关系的新问题新特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日关系及日本问题的新论断。他指出：“对于中日关系一要以史为戒，二要向前看，三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①并一再强调“要以高瞻远瞩的态度来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②1998年11月，江泽民第一次作为中国国家最高领导人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本着“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精神认真总结了两国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中日联合宣言》。这是继《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之后指导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三个重要文件，中日两国由此确立了“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正是因为中方本着高度重视对日关系的精神，为推动中日关系全面发展付出了巨大努力。这一时期，双方高层交往并未中断，中日贸易和日本企业对华直接投资迅速增长，出现了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双方迅速加深的经济关系，支持了中国两位数的经济增长，同时也帮助日本从泡沫经济崩溃的影响下得以逐步恢复，带来了双赢的结果”。^③

然而，一方面是中方领导层采取积极稳健的对日政策、不断发出友善信号，另一方面作为中日关系基础的三个重要文件的核心部分却不时遭到日方的挑战。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之初，中日关系就一波三折。2001年4月，先后发生了历史教科书问题和李登辉以治病为名赴日的问题。2001年8月和2002年4月，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韩两国强烈不满。继而，5月8日发生了5名偷渡来华的朝鲜人冲闯日本驻沈阳总领馆的事件，引起一场外交风波，激起了中日双方民间强烈的情绪对立。

2002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针对周边外交关系明确提出：“我们将继续贯彻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加强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积极开展区域合作，共同营造和平稳定、平等互信、合作共赢的地区环境。”^④这一重视“睦邻友好和务实合作”的外交方针也在对日政策中有所体现。2003年5月，胡锦涛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时指出：“发展新世纪中日关系，必须牢记中日友好的历史和经验教训，珍惜来之不易的中日友好成果。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恪守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和精神。既要不断扩大双方利益的汇合点，要重视并处理好双方的关切，尤其要慎重处理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中日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来看待和处理两国关系，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大方向，抓住历史机遇，进一步发展长期稳定的睦邻友好与互利合作关系。”^⑤之后，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在各种场合多次表达了希望日方珍惜中日友好成果、处理好“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强烈愿望。

然而，由于小泉不顾中韩等国人民的感情，自2001年4月到2006年9月担任首相期间，每年一次共6次参拜靖国神社，使中日关系降至冰点，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成为制约中日关系发展的死结。直到2006年10月，第一次组阁后的安倍晋三来华访问，成为把中国作为首访国的第一位日本首相。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从而开创了最高领导层之间频繁互访的所谓“破冰、融冰、迎春、暖春之旅”，被外界视为中日两国正全面进入新的“蜜月期”。对于日本关注的东海问题，双方达成了“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四点共识。^⑥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两国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第四个政治文件。双方在联合声明中确认：“中日关系对两国都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两国对亚太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肩负着庄严责任。长期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选择。双方决心全面推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并特别强调“两国互为合作伙伴，互不构成威胁”，“相互支持对方的和平发展”，将通过建立两国领导人定期互访机制等诸多领域的合作机制，促进多层次对话与交流，在共同致力于亚太地区的发展和共同应对全球性课题的过程中，增进政治互信，实现和平友好。^①

一切似乎都在向着有利于中日友好的方向发展，然而事与愿违。先是2010年9月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冲撞一艘中国拖网渔船，后是始于2012年4月的钓鱼岛购岛闹剧以及后来的民主党野田内阁上演的钓鱼岛“国有化”事件，打破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关于搁置钓鱼岛争议的谅解与默契，从而激起中国采取强烈的反制措施。自此，继历史问题(包括教科书和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和台湾问题之后，钓鱼岛问题又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死结，由此打断了中日发展战略互惠关系的进程。并且，中日之间的钓鱼岛冲突与中越、中菲、中马等国之间的南沙岛争相互作用，使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国际安全环境同时出现恶化，考验着中国领导层的政治智慧。

2012年11月习近平当选中共总书记，同年12月安倍晋三再次出任日本首相。两位几乎同一时段就任的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上任伊始就不得不继承和面对最易挑动民族情绪的、事关国家领土主权的钓鱼岛问题和陷入困境的中日关系。在应对上述问题的时候，显然首先必须确立这个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战略。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空前提升。从1979年到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2.8%的增速，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成功实现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中国GDP总量按美元折算：1972年首次破千亿美元，1993年破五千亿美元；1998年破一万亿美元，达到10253亿美元；2009年中国GDP破五万亿，达到50597亿美元；2010年，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2位；2014年破十万亿，达到103588亿美元。^②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引起了世界各国政治家、战略家、学者以及媒体的极大关注，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条腾飞的巨龙，中国将崛起成为21世纪的一个超级大国”^③。与此同时，所谓“中国威胁论”也甚嚣尘上。为了消除这些人的偏见，中国把自己的和平崛起之路称为“民族复兴之路”。^④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成立后，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场合强调和重申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深刻阐明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必然、时代必然和制度必然。他指出：“几十年来，中国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始终强调中国外交政策的宗旨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中国多次公开宣示，中国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们在政策上是这样规定的、制度上是这样设计的，在实践中更是一直这样做的。”“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⑤另一方面，习近平也一再强调：“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其他国家也都要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各国都走和平发展道路，各国才能共同发展，国与国才能和平相处。”^①

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提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要“注重阐述中国梦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平发展战略思想，强调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提出和贯彻正确义利观，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出和践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真实亲诚的对非工作方针”。^②他强调：“协商是民主的重要形式，也应该成为现代国际治理的重要方法，要倡导以对话解争端、以协商化分歧。我们要在国际和区域层面建设全球伙伴关系，走出一条‘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大国之间相处，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大国与小国相处，要平等相待，践行正确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③

新时期中国所追求建立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是对传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继承和弘扬，是对当代中国国际秩序观的重大创新和发展。由此，形成了一条适合中国在全球化时代同国际合作的新模式——全方位的大国外交格局。而作为同在亚洲、既是经济大国又属中国周边国家的日本，自然也在这一外交格局的辐射之下。习近平强调：“处理中日关系的大原则，就是要严格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确保两国关系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历史问题是事关中日关系政治基础的重大原则问题。希望日方认真对待亚洲邻国的关切，对外发出正视历史的积极信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中国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日本同中国一道沿着和平发展的道路走下去，共同为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作出更大贡献。两国领导人要为此承担起应尽的责任。”^④“中国政府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方针没有变化”，“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和明确的，日方应正视历史和现实，以实际行动，同中方共同努力，通过对话磋商找到妥善管控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⑤；“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采取审慎的军事安全政策，多做有利于增进同邻国互信的事，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建设性作用”。^⑥可以说，上述对日方针正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思想的具体体现。

安倍政府第二次组阁后，并没有直接解决野田政府制造的钓鱼岛“国有化”问题，而是采取“价值观外交”的升级版，即“围堵”中国的“民主安全菱形”战略。在遇到中国外交高压态势之后，日本开始调整外交政策，并于2013年9、10月间，提出“积极和平主义”战略，强调它是今后代表和引导日本的一面旗帜。2013年12月，安倍内阁通过战后首份《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文件，提出日本的基本理念是“以国际协调为基础的积极和平主义”，将其提升为国家安全战略层次。2014年初，安倍晋三在国会演讲中提出把“积极和平主义”作为日本外交与安全政策的核心，日本外务省为此增加了2014年度的预算以贯彻“积极和平主义”。2015年2月，安倍晋三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关于日本的外交与安保政策，他阐述了三点：一是绝不改变和平国家的道路；二是高举“积极和平主义”的大旗，让自由民主的日本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更大的贡献；三是继续与拥有共同价值观的民主国家合作，积极推进“俯瞰地球仪”的外交。^①考虑到日本自民党在众参两院占据多数席位的情况，“积极和平主义”将成为日本2020年前的主导性对外战略。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美军占领下制定了战后和平宪法，规定了和平主义的发展道路，而日本国民的反战、反军的情绪强烈，和平主义思潮成为主流，日本也借此得以埋头发展经济，成功打造了和平国家的新形象。在国际安全责任方面，日本由于和平宪法的限制一直采取审慎态度，直到冷战后才通过修改宪法解释的方式加入联合国维和行动。因此，安倍批评日本以往的和平主义是为和平而和平，缺乏能动性，作为经济大国没有在国际安全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而积极和平主义就是为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进一步的贡献”。^②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美国哈德森研究所演讲和在日本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恳谈会等场合，却把朝鲜和中国的“威胁”作为积极和平主义的背景因素。

事实上，冷战结束后，中国在日本战略思维中的地位就已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日本对中国是一个战略机遇的判断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转变为中国是一个战略挑战。^③对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以及对日政策，日本从政府到民间也是疑虑重重。尽管一直以来中国历届政府都一再强调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睦邻友好的外交方针，但从日本的方面解读却总会有别样的意味。日本学者普遍将2009年胡锦涛在第11次外交使节会议上提出的“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的表述理解为中国在外交上将更为积极甚至是更趋于强硬的信号，认为中国一直以来“韬光养晦”的稳健、温和的外交方针发生了改变。及至习近平提出有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战略，其目标指向也被理解为“不单是要逐步参与到国际秩序之中，而是要扩大自身的影响力，对国际秩序作出有利于本国利益的修正”。在他们看来，因为中国认为美国正在利用同盟网封锁中国，进而利用现有秩序制约中国，为了缓和上述压力，中国就不能只是参与现有制度和规则，而是必须成为制度和规则的建设者、创造者。而中国一再宣称自己不是现有国际秩序的破坏者，而是拥护者；战后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联合国是战后国际秩序的核心，不允许对其进行挑战的行为。上述观点只是被用于批判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以向世界宣示挑战国际秩序的不是中国而是日本。^④对于中国所追求建立的新的国际秩序，也往往会被和历史上的中华帝国秩序联系在一起。日本一些学者认为，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及其相关表述，从外交和国际战略的视角来看，暗示着习近平意图把中国定位为“超级大国”。因此习近平反复倡导建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并试图通过与美国的协调达到一种“平衡”。而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中的“亲、诚、惠、容”是《大学》里的用语，“睦邻、安邻、富邻”也是中国历代王朝处理同邻国关系的原则表述。因此，周边外交暗示了中国扩展影响力、创造“大中华区”的战略考虑，而其中包含的朝贡、册封体系以及藩属关系的联想则会令周边国家心情复杂。^⑤更有甚者，日本防卫研究所地区研究部东北亚研究室的主任研究官饭田将史把中日之间的冲突原因简单归结为“中国视日本为复兴中华秩序的障碍”，认为日本在战后成为东亚地区唯一的发达国家，在经济方面一直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要实现复兴中华秩序的目标就必须超越日本，而亚投行的设立只是其中的第一步。他还认为，日本作为美国维持在东亚影响力的最大同盟国，通过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措施不断加强日美同盟的举动，“也成为中国在地区谋求霸权地位的障碍”，因此中国不仅将在钓鱼岛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利用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日本施加压力以弱化日美同盟，而且还会利用历史问题等不断在国际上加强舆论战。^⑥而中国大国外交战略中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努力，也被理解为包含着“瓦解日美同盟”的意涵。^①

于是，为了应对中国的迅速崛起，日本选择了对内重振经济，积极扩充军力，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升日本军事行动自由和能力；对外则一方面巩固日美同盟，主动寻求与美国的战略协调，扩大自卫队在日美同盟中的角色和作用，另一方面以东南亚、印度、澳大利亚等国为重点构筑“中国包围网”。^②在外交上，则利用各类国际场合，强调国际社会的“法治”、海洋及其上空通行自由的原则、反对以武力为背景单方面改变现状等，以此争取国际社会对日本抑制中国“问题行动”的支持。^③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由于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相交织，反复困扰着中日关系的发展，致使中日关系常常出现“时冷时热”、“政冷经热”的状态，甚至在一定时期内导致两国政治关系降至冰点。但即便是小泉时期，中日双方也没有走向决裂和全面对抗。2006年安倍第一次组阁之后，双方很快就恢复了政治关系，并提出了全面构筑战略互惠关系的口号。只是自2012年7月日本政府宣布“购买”钓鱼岛并将其国有化之后，中日关系再次降至冰点。而这次对抗，从其强度、范围和破坏程度来看，都远远超过了小泉时期。^④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合则两利，斗则两伤。自1972年恢复邦交后，双方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联系日益密切，两国经济已进入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状态。有研究表明，在2013年，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一大贸易伙伴，而日本是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⑤由于双方经济总量差距不算太大，经济相互依赖关系越来越强，因此采用经济手段制裁对方往往两败俱伤。另一方面，中日碰撞对于周边国家乃至东亚来说，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直接导致包括中日韩在内的东北亚国家至今无法建构稳定的安全机制，致使安全竞争螺旋式升级。同样，中日间的竞争升级也使东盟处于两难境地。如果中日不能解决好双方争端、维持正常的合作关系，东盟主导的10+3合作机制以及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的谈判进程都将受到阻碍。

在回顾中日关系发展史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在2006—2008年间，中日关系一度出现了短期回暖。这种回暖显然与当时两国政府所采取的外交和国际战略有密切关系。由此可见，在双边关系之中，相关国家的外交和国际战略的定位及其互动方式有时候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当前，在中日双方外交战略“强强相对”的情况下，双方的互动也出现了很大的障碍。在2012年9月APEC峰会期间，胡锦涛与野田佳彦“走廊会谈”后的第二天，日本就宣布“购买”钓鱼岛，无疑让中国极度怀疑日本领导人的诚意。当前的安倍政府一方面利用国际场合积极呼吁举行中日首脑会谈，但同时又在国际场合直接或间接地指责中国，并在历史问题上出尔反尔，让中国感到日本政府只是在“做样子”，是在玩弄两面派的手法，并没有真正从战略高度来思考中日关系。2014年11月10日，习近平应约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之后，《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贾秀东以《见过了，然后呢？》为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发文指出：“安倍自从第二次执政以来，多次表达希望会晤中国领导人、同中方进行对话的意愿，包括去年1月给习近平的亲笔信中表示，‘愿从大局出发，推动日中战略互惠关系向前发展’；去年9月同习近平在出席圣彼得堡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相遇简短交谈时，称‘很希望在此见到习近平主席，我迫切希望改善日中关系’。安倍每一次这样的表示之后，言犹在耳，转身就出尔反尔，说一套，做一套，‘两面性’十分突出，缺乏诚意。鉴于安倍的前科以及日本国内右倾化政治生态的基本面没有变化，对安倍及其政权保持警惕，是理所应当的。”“现在，安倍如愿以偿同习近平单独见了面。然后呢？”“现在大家关心的恐怕是，安倍离开北京以后，在对华关系上何去何从。如果日方遵守在北京达成的共识精神，中日关系就会不断改善，否则还会麻烦不断。”^①所以，在关键的历史问题没有达成真正和解之前，中国政府的对日不信任恐怕难以消除。

在日本，存在一种不健康的思维倾向：日本各大媒体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倾向于把日本的外交活动解读为针对或者牵制中国。例如，日本非洲合作论坛被认为是打破中国独霸非洲的外交、日本与太平洋岛国峰会被解读为瓦解中国的太平洋外交、日本与湄公河流域国家加强合作被认为是要遏制中国对陆地东南亚的野心霸权等等。这既不利于双方建立互信，也有损于日本外交的道德高度。^②日本不乏有识之士，他们也真诚希望日中改善关系，大多数日本民众也希望中日友好，但在石原慎太郎等少数“强硬派”的攻势下，他们变成了沉默的大多数。日本少数右翼政客或评论家的声音则被反复报道，反过来又刺激着中国人民的感情。这种负能量的双向作用，导致中日两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上升，民众对立的心理加剧，自然对两国的外交和军队等部门产生了较大的压力，大大降低了他们去落实中日政治文件的执行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决断力就显得非常重要，当前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又回到了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的起点，两国领导人的历史担当，决定着中日21世纪的双边关系。

正如前文所述，习近平已经在多个场合的讲话中指出了中日和解的原则立场。在此基础上，2015年11月7日，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同来访的日本国家安全保障局长谷内正太郎举行会谈，双方就处理和改善中日关系达成以下四点原则共识：一、双方确认将遵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各项原则和精神，继续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二、双方本着“正视历史、面向未来”的精神，就克服影响两国关系政治障碍达成一些共识。三、双方认识到围绕钓鱼岛等东海海域近年来出现的紧张局势存在不同主张，同意通过对话磋商防止局势恶化，建立危机管控机制，避免发生不测事态。四、双方同意利用各种多双边渠道逐步重启政治、外交和安全对话，努力构建政治互信。

既然原则立场和具体方向有了，剩下的就是具体行动了。总之，中日关系再次“破冰”“融冰”“回暖”是一个“迟速有时”“有进有退”的动态变迁过程，中日两国政府只要切实遵循中日四点原则共识，落实好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基本精神和具体内容，相向而行，就能推动两国关系走上稳定、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发展轨道，向“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崇高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