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双边交往史之久远，堪称国际关系史上之最。无论是从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的公元前219年，还是从东汉光武帝赐予“汉委奴国王”紫绶金印的公元57年算起，两国都有两千余年的交往历史了。世界史上除了中国与现存的周边国家，像朝鲜半岛、中南半岛、南亚等部分国家以外，几乎找不到保持两千余年至今犹存的一对国家了。斯塔夫里阿诺斯通过《全球通史》来表达一种信念：研究历史不是为了把历史当作一种文化装饰品，而是将其作为了解和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通过大历史的视角，归纳出中日关系的历史哲学规律这一大判断，进而强调“以史为鉴”的这一大课题，应该是以中日两国的历史哲学规律为鉴，而不仅仅是以近代百年侵略和反侵略的战争史为鉴。

以明治维新为历史分界线，在此之前，日本主要“借用”中国的文化资源，建构出独特的日本文明。同时，为了不被中华文明同化，日本也努力使外来优势文化适应本土的文化传统和国情民风，这种努力也表现在明治维新以后对欧美文化的摄取和修正上。最终，日本人创造了大和民族本位的天皇信仰，并发展成为天皇信仰的日本国家主义，用来抵御对于中国和欧美优势文化的自卑感和危机心理。

古代日本，国家认同是通过氏族政治的路径，把众多零散的部落和氏族统一为大和民族，在更高的政治层面实现了民族与国家的重合，大和王成为国家元首，也成为全国各氏族部落的最高氏神，并得到神道话语体系的支撑，成为“现人神”。在认同程序上，先是通过对现人神天皇的认同来整合民族共同体，再通过统一的民族认同来达到对国家的最后认同。通过天皇把民族与国家结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对内的“民族主义”与对外的“国家主义”就构成硬币的一体两面，“民族主义”使“国家主义”获得合理性，对国家发挥着认同与忠诚的作用，而“国家主义”又让“民族主义”获得政治上的表现，并在“国家主义”的外壳下获得高度发展。^①从大化改新到明治维新的一千多年间，尽管天皇多数只有名义上的政治权力，但现人神的观念却让“万世一系”的君主世袭制得以保持，而且每当日本发生危难或者发动对外战争时，天皇就会将岛内分散的政治力量快速凝聚起来，一致对外迎接挑战，日本国民也会主动为国牺牲，也由此中断了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想象力和亲和力。^②

明治维新后日本确立了近代天皇制，通过《大日本帝国宪法》赋予天皇至高无上的世俗权力。“为国家的繁荣尽力，也就是为天皇的荣盛服务；为天皇尽忠，也就是爱国，就是谋求国家昌盛。没有忠君就没有爱国，没有爱国也就没有忠君，一切爱国都要贯穿忠君的至情，一切忠君都要伴有爱国的热诚。”^①结果是，“神国日本”的神话加剧了其对外政策的恶性膨胀，近代天皇制被军国主义利用，对内搞军事独裁，对外发动侵略扩张，一味强调日本民族对于世界的使命，使其陷入危险的自我陶醉之中。^②当日本对中国和英帝国发动全面挑战，又对美国发动太平洋战争时，“神国日本”也就开始破灭了。

正是由于天皇信仰，日本的民族主义得以彰显，国家主义得到强化，同时也被近代军国主义所利用。二战结束后，日本确立了象征天皇制，天皇的神性被否认，但仍是国家和国民团结的象征。仅就天皇的政治作用而言，新宪法和历史上的“十七条宪法”存在惊人的相续性，天皇在两部宪法下都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政治中立但神圣不可侵犯，日本也由此得以维持“万世永存，万世一系”。可以说，日本建立天皇制，一方面有其固有的神道信仰传统和政治哲学思想，但更多的是应对外来威胁的政治需求。

中国传统的世界秩序观是“天下大同”的天下主义，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是以文教化、德治天下，最终达到文化意义上的世界统合。因为文化统合即便在西方学者看来，也“最不激烈”(least radical)或是“最为保守”(most conservative)^③。

中国古人相信自己居住的“天下”是由“海内”和“海外”构成的一个整体世界，“海内”是中国文化核心区域，“海外”“四夷”“方外”则在核心区域之外，但又同处《易经》文化的大系统中，因此天下本来就是一体，没有严格的内外之分、中外之别。从《尚书·大禹谟》的“四海”，到《中庸》的“四海之内”，再到董仲舒《天人三策》的“海内”“方外”，以及《庄子》的北溟鲲鹏南迁南溟、东海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南海的观音菩萨应声救苦，以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的故事，中国古人在文化意义上把“天下”的空间想象力发挥到极致，^④“天下”也由地理空间上的概念，升华为文化认同上的概念，中国人相信以天下民众为关怀对象的天下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中国式的普遍主义，通过以文教化、文化统合的治世方式最终将实现“天下文明”。

首先，中华文明的演进方式决定了“天下一家”的“大一统”思想是正统观念，中国人坚信以优秀的中华文化来教化影响夷狄，最终可达到华夷无别、遐迩一体的最高境界。因为“中国人的态度，常常是反身向着内看的”^⑤，就如《大学》所说的“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所以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哲学，直至今天，其关注点仍然主要集中于内部；而日本则以明治维新为界，更多的是向外关注，只是关注对象由中国转向了欧美。

其次，中国在历史上一直把“以文教化”“德治天下”作为对外关系的行为准则和理想模式。“王道”政治哲学的终极目标是提倡文明的认同和道德感召力的培植，使周边国家受到核心文化向心力的吸引，建立起“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中国上古三代塑造了“德化天下”的神话，实现了天下一统的秩序，为后代树立了“文教德化”的文治典范。^⑥中国的“王”大不同于现人神的日本天皇，是“替天行道”的君主，其职责对内是修齐治平、文教德化，对外是修德怀远。东亚朝贡体系以及郑和船队七下西洋的事例，反映的是“德化天下”的外交实践与和平主义的天下秩序观。这与日本明治初年提出“耀皇威于海外”的世界观有着本质区别，与充满血腥与暴力的“大东亚共荣圈”更是天壤之别。

最后，中国古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主要是“和为贵”“慎战”和“礼战”。^①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孟子的“仁人无敌于天下”、荀子的“仁者爱人”等儒家思想，墨子的“非攻”、老子的“无为而治”，以及孙子兵法追求的慎战思想等，共同奠定了中国政治和军事哲学的非暴力取向，中国人耻于以武力攫取经济利益。^②所以“在中华帝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无论是对人所共知的周边地区发动军事入侵，还是以更大的野心企图将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扩展到比现在周边地区更远的地方，都常常遇到有儒教思想的文职官员和皇室谋士的抵制”。^③而近代日本的战争哲学则是“扩张国权”“宣扬国威”等，直接与“战争”“战绩”联系起来，坚信“战争富国、战争会给日本带来莫大的国益”。

不过，近代的亚洲国家在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之间始终面临着“启蒙”与“救亡”之争的思想困境。中国同日本一样，在西方的压力下被强行编入新世界秩序之中，一方面要应付外在的西方强权，获得独立主权，另一方面又要与内在的天下主义脱离，承认万国并峙的世界新秩序。受“天下主义”民族基因的影响，中国不仅很容易从争取国家独立一下子跨越到追求大国精神，而且很容易因为大国地位的丧失而激起强烈的情绪反弹。^④所以，不应忽视近代百年屈辱造成中国人的“知耻”意识，以及由此引发“知耻近乎勇”的革命精神，“救亡图存”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基本主题。

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会降低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⑤虽说日本缺少深厚的哲学土壤，却充满民族危机意识和应对内外危机的行动哲学。通观日本历史，其政治精英们有着与生俱来的强烈危机意识，每当日本民族和国家面临危机时，其敏感的危机意识神经总会被深深触动，并随之产生剧烈反应，在国内多以变革的名义予以应对，同时会把过剩的变革能量转移到对外侵略战争上。日本民族称得上是被危机意识驱动的民族。

关于日本超乎寻常的危机意识根源有几大要素：一是地理环境的先天不足与资源短缺，随着近代化步伐的加快和人口的增加，经济上对外依赖程度越来越大，自然就会产生生存危机。二是自然灾害特别是日均四次以上的地震造成的生存和心理上的危机。三是地缘政治上的安全压力，如白江口战役之后对唐王朝的恐惧、蒙古帝国的两次入侵、近代美国“黑船来航”的叩关以及沙俄帝国的虎视眈眈等，都给日本造成的有形或无形的威胁。^⑥不过，日本古代对中国文化产生的自卑感以及近代恐惧沦为欧美强国的殖民地，却有危机过剩之感。

为了应对危机，日本对内选择主动变革来化解危机。7世纪，面对强大的、文化上优越的隋唐王朝，日本滋生出强烈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情绪，以圣德太子为首的政治精英主动变革，建立古代天皇制，用“万世一系”的天皇制思想防范中国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使其免受任何革命的冲击。可以说，以儒家文化为官方意识形态的日本天皇制只是防范中国政治哲学的制度安排，不是用来挑战中华文化的优势地位。就像近代日本水户学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所说：日本没有易姓革命发生，皇统连绵不绝，而其他国家没有，甚至胜过中国；日本和基督教国家不同，是尊重现实道德注重“生前之伦理”的国家，而这一伦理就是通过天皇一人向神明祈祷实现的，天皇报答天恩而祈愿，就是日本祭政一致的政治之始。^⑦

近代日本对外“脱亚入欧”，不惜降低民族自尊，学习欧美先进的技术和制度。为了对抗西方列强、尤其是对抗俄帝国的扩张，日本政府甚至于1871年与清政府签订第一个对等条约《日清修好条规》。^①可是，当日本发现清政府迟迟没有推动近代化，自身安全没有保障，认为只有成为列强的一员，其安全才能得到保障。于是日本开始了强硬的对外路线。^②在追求强权的过程中，日本不断进行机会主义式的国家战略调整，学会了帝国主义的手段，通过依强抗强、恃强欺弱的联盟战略来征服或遏制敌手，先后形成日英同盟、日英美法四国条约、日德意同盟和日美同盟，获得了巨大的战略利益。

中国知识分子素有本位上的忧患意识，面对外来危机，常以对内改革的方式加以应对，很少对外发动战争，但忧患意识的过剩能量，往往使得国内的变革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收场。

在费正清看来，“古老的东方文明则充斥着顽固的惰性。传统模式的迟滞与稳固、资源与文化的自给自足使近代中国对西方文明表现出顽强的抵触与排斥，更作不出相应的反应，因而阻碍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③。中华文明缺乏内在的动力去突破传统的框架，所以只能在巨大的冲击下，被迫对西方做出反应，这就是费正清著名的“冲击—反应”模式。当19世纪中国遇到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做出的回应是逐渐引进“永久性变化”要素，同时背弃传统的“周期性变化”模式，走上现代化道路。所以“冲击—反应”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是有说服力的。^④费正清对中国近代史的观察有其独到之处，他或许比很多中国人更了解中国的历史。不过，其理论回避了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仍旧没有跳出西方中心论的大框架。按照“冲击—反应”的理论，中国理应在19世纪实现近代化的转型，结果却是日本成功实现了转型。在西方史学家和中国学者的批评中，费正清部分纠正了对中国历史的观点，承认西方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有限的，中国自身的内在生命力和原动力才是主要的。

自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受西方列强压迫凌辱的时间早于日本，但中国知识分子忧患意识的爆发时间却比日本晚了近一个世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包括忧道、忧天、忧民、忧国、忧天下等，但最主要的有两点：一是民众忧虑国君无能少德而导致国家衰亡，二是统治者忧虑民众造反。可是，中国长期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地域中心观念，加之土地辽阔、物产丰富，中央王朝执政者和民众普遍养成无忧无虑的心态，认为“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大好局面可以永久维持下去，所以在鸦片战争之前，中国近代的民族忧患意识没有产生。^⑤受到鸦片战争的巨大冲击，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有所发展，但一开始只是从物质层面思考应对危机，直到甲午战争完败，经过康有为的疾呼、梁启超的警告和谭嗣同的鲜血之后，才真正形成近代中国的民族忧患意识，也就是梁启超在《瓜分危言》一文中提出的中国领土被瓜分的“有形瓜分”，和中国的主权完整以及经济文化利益被瓜分的“无形瓜分”。

反观日本，甲午战争之前的日本知识分子，包括著名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内，一致支持政府发动侵朝侵华战争，膨胀着对外侵略扩张的意识，甚至为日本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摇旗呐喊、推波助澜，最终酿成国家的悲剧。中国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发展虽然缓慢艰难，但始终是围绕着中国的富强和民族独立、摆脱外来侵略与欺凌而深化发展的，直到今天，也没人提出对外侵略扩张的设想。这正是中日两国知识分子危机和忧患意识最根本的区别。^⑥

自公元前3世纪至19世纪末，朝贡关系是中国处理对外关系的重要方式，在东亚地区实行了两千余年，是与条约体系、殖民体系并称的世界主要国际关系模式之一。

“朝贡制度”作为一个学术概念，是经过费正清的系统诠释和发展后，才成为研究东亚外交史的核心概念。在费正清看来，中国的外交关系是将国内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的原则向外示范的过程。中国中心的等级制外交关系分为三大圈：第一是汉字圈，由朝鲜、越南、琉球群岛等最邻近的且文化相同的几个属国组成，日本有时也属于此圈；第二是亚洲内陆圈，由种族和文化上异于中国的亚洲内陆游牧或半游牧民族等属国和部落构成；第三是外圈，一般由南亚、欧洲等关山阻绝、远隔重洋的“外夷”组成。朝贡制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与中华帝国的各种制度和社会生活融为一体，但同时它既稳定又脆弱，最后被条约制度替代。^①朝贡制度是费正清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根本论点，风靡欧美学界。

与西方本位的朝贡体系视角不同，香港学者黄枝连提出了“天朝礼治体系”学说，发出了中国学界的声音。他认为“在十九世纪以前，即西方文化、西方国家、西方殖民帝国主义兴起之前，这里有一个突出的区域秩序，是以中国封建王朝(所谓‘天朝’)为中心而以礼仪、礼义、礼治及礼治主义为其运作形式；对中国和它的周边国家(地区)之间、周边国家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关系，起着维系与稳定的作用，故称之为‘天朝礼治体系’”。^②可以说，天朝礼治体系能够涵盖“中国同朝鲜、安南、日本、琉球、暹罗以及更广泛的亚太区域的关系”，乃至“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的一种国际关系的形态，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一个新概念。

日本学者则使用“华夷秩序”来阐释朝贡关系，认为“这种东亚所特有的国际秩序，是以‘中华帝国’为中心，周围夷狄各国接受册封，后者向前者朝贡，前者羁縻后者。这种关系，在渊源上是汉帝国内部皇帝与诸侯的上下关系，在汉皇帝同夷狄君主之间关系上的投影，而且来自结合儒教王道思想而设想出来的独特的国际秩序观念。”^③由此，“华夷秩序”这一概念广为研究者所接受。1990年代，东京大学滨下武志等提出“亚洲经济圈”理论，从亚洲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角度对“西方中心论”提出强有力的挑战，在日本学界激起广泛关注与争论。^④滨下武志指出，过去对亚洲史的研究都是把亚洲与近代欧洲的接触视为亚洲近代的开始，于是欧洲成为主动的角色，而亚洲则是被动的角色。唯有将关注从欧洲转向亚洲，从亚洲出发进行思考，才能真正从一个有机的整体来把握亚洲，进而寻求亚洲历史内在的联结纽带和亚洲发展的原动力。以中国为核心的与亚洲全境密切联系的朝贡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独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⑤

其实，日本学者之所以能够提出基于亚洲视角的华夷秩序和对朝贡体系的理解，与近代以来日本华夷思想的变迁有着内在的历史逻辑，日本思想家们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在一步步解构着华夷思想，同时在构想着日本主体的东亚秩序理论。

“明清鼎革”是东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异族王朝大清帝国入主中原，极大打击了中国周边国家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也引发了日本文化自觉与主体性的形成。一开始，日本为了克服相对于中华文化的自卑心理，做了种种理论上的思辨工作，像林罗山宣称日本是君子之国、熊泽蕃山提出“东夷”日本最优秀、山鹿素行提出建立一个以日本为中华的世界秩序。^⑥江户中期的徂徕学派提出了“国家主义”的原型，相信“天命”降临日本；^⑦幕末维新的本居宣长极力宣扬“国学主义”，从理论上解构朝贡制度的儒家思想内核，提倡恢复日本古人的“真心”，广传天照大神和天皇的“真道”于日本。^⑧佐藤信渊被称为“大东亚共荣圈”思想的“先驱”，因为他提出日本是“大地最初形成之国，系世界万国之根本也。故能经纬其根本之时，全世界均为其郡县，万国之君长，皆成其臣仆”^⑨。

福泽谕吉则从文明开化论的立场，以“脱亚入欧”论为标志，彻底否定中华文明，全盘肯定西洋文明。在福泽看来，“现代世界的文明情况，要以欧洲各国和美国为最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半开化的国家，而非洲和澳洲的国家算是野蛮的国家”。^① “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入欧之民意。不幸毗邻二国——中国、高丽，……今彼二国于我，有百碍而无一利，此乃我国之大不幸也。惟今之计，我当决断，与其坐待彼等昌明，共兴亚洲，莫若早脱其列，携手西洋诸国。”。^②对于当时的国际关系，福泽认为：“现今的世界，可称为贸易和战争的世界。……战争是独立国家伸张权利的手段，而贸易是发扬国家光辉的表现”。^③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组织“报国会”筹措军费，为战争摇旗呐喊，宣称甲午海战是“义战”，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④，他还进言献策，提出日军“可直入支那国境，先占盛京、吉林、黑龙江三省，归于我版图” ^⑤。以甲午战争为标志，以中国为核心的“华夷秩序”被日本彻底打破，“天朝上国”在亚洲的中心地位被日本彻底摧毁。

可以说，以文明国家与野蛮国家这种二元对立的世界结构来规定日本与中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关系，是福泽谕吉为日本设计的东方主义构图，承袭了黑格尔“东洋”概念的逻辑，构成了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核心理论和正当性逻辑的基础。面对欧洲霸权，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1945年战败投降，日本成为国际政治游戏的主要制衡力量之一，谋求建立以日本为盟主的“东亚”地域概念，从“满洲国”到“东亚协同体”，又将“南方”也作为不可缺少的领域附加于己，最后形成“大东亚”秩序，^⑥也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日本提出的“东亚”“大东亚”概念，不是日本近代史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亚洲主义话语的政治性概念，而是日本对中国乃至亚洲国家发动一系列战争之后，引发各种意识形态汇聚而成的概念，进而又发展为“东亚新秩序”理念。所以，无论用何种理念去粉饰“大东亚共荣圈”，都掩盖不了日本帝国主义战争的实质，“而建立在亚洲诸民族的假扮代表逻辑之上的日本，其‘大东亚战争’只不过是一场使亚洲诸地域·民族对于日本丧失信赖的战争。” ^⑦

在日本看来，“朝鲜半岛位于亚欧大陆最东端，与世界屈指可数的大陆国家中国和俄罗斯接壤，其对岸横亘着海洋国家日本，也连接着地缘政治中最大的海洋国家美国。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是大陆国家势力和海洋国家势力的冲突点，构成了地缘政治上的要冲，具有缓冲地带的战略价值。”^⑧所以历史上，日本一直把朝鲜半岛作为重要通道，多次谋求征服和控制，而中国为了“保全朝鲜”则多次受邀出兵拒倭抗日，朝鲜半岛成为中日战争的发源地。

日本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记载神功皇后200年渡海征讨朝鲜半岛，迫使新罗投降、高丽和百济“从今以后，永称西蕃，不绝朝贡”^⑨，虽说神功皇后征服三韩的虚构性已是史学界共识，但这一最早对外征战的传说，却足以说明日本对朝鲜的觊觎之心由来已久。

4世纪中叶开始，统一日本列岛的大和国在朝鲜南部不断扩张势力并达到全盛。5世纪后半叶，日本在朝势力开始衰退。6、7世纪之交，为恢复日本在朝鲜任那的势力和巩固天皇的地位，圣德太子发兵征伐新罗，但没有达到目的。其后，朝鲜半岛三个国家的争斗愈演愈烈，形成高句丽、百济、日本为一方，新罗和唐朝结盟为另一方的对立阵营，最终导致唐朝与日本的白江口海战(659—663年)，这是中日两国第一次兵戎相见。日本惨败，被迫撤回本土，非常恐惧中国反击，再加上后来元蒙军的侵袭，所以直到1592—1598年丰臣秀吉远征，日本再未敢进攻朝鲜半岛。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后，为巩固政权，解决国内矛盾，转移国内尚未驯服的封建领主的视线和满足商业资本势力的欲求，提出征讨朝鲜、进占中国和印度，进而称霸亚洲的狂妄计划。丰臣秀吉的侵朝战争，为日本后继的“海外扩张”和“大东亚共荣圈”等扩张行动，提供了思想依据和历史案例。大明王朝则在战后陷入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军事实力大为削弱，不到50年终告灭亡。

明治初年，日本感到面临着地缘政治的危机，认为如果俄国吞并朝鲜，将成为日本的永世大患，所以日本急于同朝鲜建交，但朝鲜实行严格的锁国制度，对日本文书中自称“皇上”极为反感，拒绝谈判。于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提出“征韩论”，认为“韩地之事，乃是确立皇国国体之基础，且以今日宇内条理推之，愚以为，生光辉于东海，当由此开始。”^①外务大臣柳原前光则对俄国扩张进行了分析：“朝鲜是为北连满洲、西接鞑清之地，昔使之绥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万国之根本也。若使他人领先，则国事于此休矣。何况，近年来各国也探察彼地之国情，频繁窥伺者不少。即如鲁西亚(俄国)者，吞食满洲东北，其势欲吞朝鲜，皇国岂能有一日之轻疏，更何况列圣垂念之地耶？”^②1873年，“明治维新三杰”的另外两人——西乡隆盛和板垣退助把“征韩论”推到高潮，但木户孝允在考察欧美各国之后，主张优先发展国内资本主义，反对立即“征韩”，然而，自1875年日本制造“江华岛事件”开始，逐渐把“征韩论”变成现实，先从打破朝鲜对华朝贡关系入手，通过与朝鲜缔约，否定中朝间的宗藩关系，排除清政府对朝影响，一步步解构着中国的“华夷秩序”，并通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扩大了对朝控制，最终于1910年吞并朝鲜为殖民地。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再以朝鲜半岛为跳板入侵中国大陆，并与美国反目成仇。

对于朝鲜自身的态度，韩国学者认为：朝鲜与中国形成最为“典型的”朝贡关系，不是因为中国强迫其参与朝贡体系之中，而是为了朝鲜本国的政治利益，即朝鲜通过与中国的同质化，形成与其他周边国家的差距，来提高自身在东亚文明共同体内的地位，通过与“大国”的政治联合，确保了国家的安全，并借助“天子”的权威，获得了政权的正统性，所以才主动而积极地运用了朝贡关系。^③

朝鲜半岛给予日本的启示是：无论是唐朝早期的“白江口战役”，还是明朝晚期的丰臣秀吉侵朝，以及近代的“日韩合并”，结果都是以日本大败、其势力完全退出朝鲜半岛告终的，可是对于日本的国家发展来说，每次都是在战后迎来了辉煌的发展时期，像大化改新后全面模仿唐朝的律令制时期，培育出日本独特文明的江户时代，以及二战后受益于“朝战特需”、迅速获得经济大国地位的“昭和景气”时期，足以证明日本侵略必败，有和平才有发展的道理。朝鲜半岛是日本武家政治文化的演绎场，同时也是其反躬自问的调教场，所以希望今天仍将朝鲜作为第一假想敌的日本牢记历史的因果规律。

中日两国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一些杰出的政治领导人或政治核心人物，遵循着中华传统文化的义利观，既维护了本国的尊严和地位，同时又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根本定位与长远发展做出了战略性的布局，真正体现了政治领导人的历史担当与政治使命。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义利相兼，义重于利。“义”是中国政治哲学的价值理念，不同于西方国家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其内涵是合情、合理与合法。《易经·乾卦文言》中“利者，义之和也”，是义利融合的明证；《论语·里仁》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之辨”，长期以来都是中日两国知识阶层关注的话题；当今中国政府提出“计利当计天下利”、欢迎“搭便车”的义利观则成为中国外交的理念基础，“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是中国对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的庄严承诺。当然，我们也充分肯定在两国交往中更多的一个个具体个人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两国处于非正常状态的时期，个人的作用更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中日之间才有了民间外交、以民促官的外交传统，直至今天。

古代日本最具开创性的改革家、政治家和思想家圣德太子(574—622年)，足可称之为践行日中“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关系的奠基者，用中华文化为日中两国打下了“同文同种”的文化共识根基，同时也让日本保持着自身的主体地位。

推古天皇593年即位后，起用圣德太子摄政，全面负责日本的内政外交事务。为建立世袭君主制，统一日本的民族精神，建设强盛的国家，圣德太子对旧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引进了中国的行政和司法制度，建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政府机构，引进道家思想来确立天皇信仰，把佛教定为天皇和贵族们信仰的国家佛教，主持制定了日本第一部官法“冠位十二阶”和第一部宪法“十七条宪法”；他首派遣隋使出访中国，首倡编撰日本国史，亲自注释佛教经典，对日本国家和民族文化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空前的巨大贡献。圣德太子也因此成为日本历史上的传奇人物，日本1958—1984年流通的一万日元纸币的头像，就是他的画像。不过在外交实践上，他一改过去向中国请封朝贡的做法，采取同中国对等的立场相处。譬如，使隋国书中的“东天皇敬白西皇帝……”^①，两度向朝鲜新罗国派遣征讨军，意欲恢复原来的势力范围，其根本目的是牢固树立日本天皇“现人神”的神位，皇位被赋予神权，就不允许再有革命的观念，确保天皇制不像中国那样被“易姓革命”，为日本树立不同于中国的政治哲学。

室町幕府(1336—1573年)的足利义满在统一日本后，为满足日商的贸易需求和日本上层对中国商品的爱好，也为了充实幕府财政，并借助大明帝国的声势来巩固幕府地位，恢复对明邦交。明成祖朱棣于1404年允许日本进行勘合贸易，再次将日本纳入朝贡体系之中。足利义满和朱棣把中断近500多年的日中外交关系接续起来，两国开创了继唐朝以后的第二个经济人文交流的繁荣时期，日本也由此获得丰厚的经济利益。

作为晚清重臣的李鸿章，在清政府对日外交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最早主张与日本建交，促成《清日修好条规》的签订；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后，他的“联日”思想发生动摇；1879年日本正式吞并琉球后，他主张对日采取强硬立场；甲午战争惨败，李鸿章转向“联俄拒日”。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具争议性人物的袁世凯，一生以日本为主要外交对手。^②作为李鸿章与清政府对日政策的执行者，袁世凯基本延续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策略，这也成为当时中日关系的历史缩影。

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其一生对日外交思想主线是联日救国。“像孙中山这样真正从内心里对日本及日本人怀有好感的亲日家，在中国的志士中也是没有的”^③。他对日本怀有特殊感情，多次声称日本是其“第二故乡”、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邦”，日本的发展之路就是中国的强国之路；中日两国“情谊最亲”，文化上同种同文、一脉相通，地理上又非常接近，“故为东亚之大局计，维持平和，实中日两国国民之义务”。^④中国实行“亲日外交”是“外交上之最妙着”^⑤。可是，信奉强权政治的日本政府并没有把孙中山作为外交上的关注对象，因为当时中国的政治权力掌握在北洋政府手里。

被认为“继承孙中山衣钵”的蒋介石，在济南惨案前主张中日提携，这一思想体现在他下野后1927年访日期间的思考^⑥，以及拜会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的对话中。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1934年发表《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成为他和国民政府对日外交路线和国际战略谋划的理论基础，他把中日友好作为理想原则，通过国际形势的分析，阐述日本扩张政策的局限性和危险性，认为日本最大的对手不是中国，而是英国、美国和俄国；中国不会亡于日本，因为中国民众认同三民主义，有国民党及其领袖的存在，还具有民族意识坚强的群众。^①“解铃还须系铃人”，他最后希望日本承当“打开难关的责任”^②。

中共早期的主要领导人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早年都赞赏日本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种对日观成为他们一贯主张中日友好的思想基础；他们主张把日本人民和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区分开。^③新中国成立后，团结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推进“世界革命”，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线，他甚至说过“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我们的好教员。”^④在他看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起到反面教员的作用，客观上促使中国人民的觉醒。正如周恩来阐释的那样：“如果仅仅是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还不能教育中国人民，最大的教育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侵华战争。”^⑤作为毛泽东外交思想坚定执行者的周恩来，在参与制订对日政策中，特别注重两点：第一是严格区分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第二点是正确对待两千年的友好与50年的交恶。可以说，周恩来既是这两条对日政策原则的制订者，也是贯彻执行的典范。^⑥

邓小平继承了第一代中共领导人的对日思想，他两度访问日本，在外事活动中会见最多的来宾也是日本客人。他对中日关系发表过多次谈话，或深谋远虑，或一语中的，展现了他胸怀博大、智慧过人的伟人风范。^⑦他在1982年会见日本首相铃木善幸时说：“中日关系有很多话要说，但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要把中日关系放在长远的角度来考虑、来发展。第一步放到21世纪，还要发展到22世纪、23世纪，要永远友好下去。这件事超过了我们之间一切问题的重要性。”^⑧……不过，“中日之间并不是没有任何问题，比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地讨论，慢慢地商量一个双方都可以接受的办法。我们这一代找不到办法，下一代、再下一代会找到办法的”。^⑨邓小平晚年曾对日本客人说：“我对中日友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惟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⑩

在中日关系中，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和领导人，他们的历史担当与价值取向对两国关系的发展走向往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历史反复证明，中日两国最高领导人的勇气、智慧与决断对两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往往起到关键性的作用。

从古至今，日本表面上大量“借用”中西文明，却从未放弃自身的“内在文化堡垒”，构建出亨廷顿眼中的新的东亚文明——日本文明，并在近代率先找到应对西方侵略的成功模式，甚至包括今天应对美国的模式以及调适对中国的模式。而中国在18世纪以前，一直是以“天朝上国”的心态俯视日本，无视日本文明的悄然发展直至成熟并且超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崛起，当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后，却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部分国人从邦交正常化后20余年的“师法日本”转为轻视和排斥日本，沉睡的“天朝上国”的历史记忆似乎又被唤醒。如果不能平视而近距离地观察真实的日本，由此制定的对日政策再正确合理，最终也难以贯彻落实。最先摆脱西方中心论的汤因比认为，文明与文明之间通过种种渠道进行双向沟通，是增进互相了解、消融冲突的最有效方式。^⑪而在推进中日两个文明双向沟通的过程中，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规律性特征应该成为最基本的预备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