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三年 (1036年)，欧阳修贬为夷陵 (今湖北宜昌) 县令，自京师舟行至荆南，按日记述旅程，写成行记《于役志》(以下简称《志》) 一卷。此作篇幅短小，叙事简略，南宋周必大主持编刻《欧阳文忠公集》收入 (卷一二五)，后缀跋语，明谓其“非著述”，①故在著作的意义上，自来少人关注。②迄今为止，似乎惟有德国学者梅绮雯 (Marion Eggert) 曾简单论及《志》的写法 (见后)。实则欧氏行文之不苟处，颇表现出他所体认的“春秋笔法”。本文试更进一步，探究《志》文写作特点及其学术资源，并由是出发，就欧阳修《春秋》学的特色、意义作一阐论。
一 纪实与表态：《于役志》两大写作旨趣《志》文写法上的特征，可从两方面加以考察：
(一) 剪裁梅绮雯的讨论集中于此点，称其纪事虽然“干瘪”，主题却极明确：
该文叙述欧阳修1036年因政治原因被贬谪而踏上去夷陵任新职的征途。但它不是以作者的启程，而是以短短几天内就有两位志同道合者先行被谪贬为开端。文章的核心内容自始至终都是酒宴：这些朋友以及他自己的告别会邀请的亲友和途中来访的其他支持者，并介绍他们与他的朋友们相识。展现在读者眼前的不是旅行本身，而是一张密织的个人关系网。被迫而作的旅行并没有损伤这张网，而是为其进一步密实创造了机会。③
这段话涉及两个问题：第一，《志》文不直接从欧阳修本人动身写起，而在开篇之初，先交代范仲淹出知饶州、余靖贬筠州、尹洙贬郢州以及友朋数次饯行情况。此非宋人同类行记写作之常规。④欧氏遭贬，起因即在为范仲淹被谪鸣不平，致书责让司谏高若讷，余、尹同受范氏牵连。①这样开篇，等于为自身行程勾勒出一个完整的政治背景，脱离了就事论事的写法，意蕴较深。更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四人相继被贬，罪名即是结为朋党。《宋会要辑稿》载余靖事：“(景祐三年五月) 十五日，秘书丞、集贤校理余靖 (原抄作“华”) 落职监筠州酒税，坐与范仲淹互相朋党、妄有奏陈故也。”②欧阳修贬官制词也说：“近者范仲淹树党背公，……尔托附有私，……恣陈讪上之言，显露朋奸之迹。”③置身此等政治气压下，备录互聚饯别情形，倘不及送，犹须追赶一程，④毫不讳言彼此交情甚笃。字里行间，隐然可见不服罪的倔强意态。第二，《志》文沿途内容，主要是友辈会聚饮宴。明代王慎中已指出：“此公酒肉账簿也，亦见史笔。”⑤梅绮雯更指出其侧重点偏离了“旅行本身”，题材选择具有一定特殊性。这一选择正如梅氏所言，意在表明谪行万里，非但无损交游，反而创造了扩大交游的机会，一种“吾道不孤”之感呼之欲出。
由《志》的开端与全篇观之，写时当经斟酌，非尽草草漫笔。但其结束于九月壬辰 (十七日)“次公安渡”，尚未抵达夷陵，则一直难以索解，常被看作阙略不完。如此便与前文工拙悬隔，衡之情理不易说通，这种观点恐须辨正。欧阳修在荆南 (江陵府) 致书尹洙，称“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致书薛仲孺，又称“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⑥表述基本无异，皆视这一百一十程为一次首尾完具的旅行。此处“程”的概念是一关键。若照途程核算，无论如何少于一百一十之数。惟一的解释，只能是指在路时日，而无关乎途程。公安渡接近府治江陵，已在江陵府境内。据《志》，欧氏于五月二十八日正式离京，九月十七日到公安渡，每月取成数，按三十日计，⑦共一百一十日，恰符其所言“一百一十程”。这期间自然不是每天都在走的，如六月在楚州，便勾留了十五天。⑧辨明这点，则知欧阳修正将公安渡定作抵达江陵府的终点。《志》文以是收尾，自有道理。然而仍然要问，为何江陵而非夷陵会成为记述的终点呢？此地离夷陵不远，上引欧氏致薛仲孺书谓：“今至此，向夷陵江水极善，亦不越三、四日可到。”其停留时间也不长，统共未及十日。故以江陵代夷陵作一收束，非不可能。这里趁便略考欧氏到任时间。《与尹师鲁第二书》道：“十月二十六日到县。”诸本皆无异文，今人承袭其说。⑨然而种种迹象显示，“十月”极为可疑。《志》文纪事止于九月十七日，周必大本跋语称：“自公安后，阙而不录。既以十月二十六日到官，则留荆约旬余，正庭参转运时也。”但若十月底方至，则距九月十七日抵公安，是“月余”而非“旬余”了。《志》前文载九月己卯 (四日)，“至岳州，夷陵县吏来接，泊城外”，已与属吏会合。所谓“庭参转运”，指在江陵参谒荆湖北路转运使，此为例行公务，一过即可。欧氏在此别无他事，携夷陵属吏一住月余，不赴任所，可能性极低。《与尹师鲁第二书》紧接着道：“倏兹新年，已三月矣。”十月二十六日至新年仅两月，又与后文不合。足见“十”绝为错字，他到夷陵应在九月二十六日，适与周必大等所言“约旬余”相契。自江陵至夷陵须三四日，则在前一地停留，总在七日以内。更重要的是，欧阳修自觉把参谒转运使当成某种转折点。《与尹师鲁第一书》说：“昨日因参转运，作庭趋，始觉身是县令矣。”此书之末写道：“秋寒矣，千万保重。”也可证其参拜上官，在九月不在十月。这使他在遭贬以后，首度对身份变化产生实感。反观《志》文，恰好记录了他兴起贬谪之感以前的完整行程，以后则“阙而不录”，界线分明。叙事终点之设定，同样流露出对此次贬官的不驯服态度。
(二) 措辞《志》文措辞颇有用意，举两例以明之：一是称名与称字之异。称字较亲切，称名较持重，欧阳修沿途交接多为朋辈，称字远多于称名。称名者或关系较疏，或尚无功名。前一种如五月丁未 (三十日)，“次南京。明日 (六月一日)，留守推官石介、应天推官谢郛、右军巡判官赵衮、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小饮于河亭”。对比七月两则纪事：辛巳 (五日)，“与伯起饮遡渚亭，会者集贤校理王君玉 (琪)、大理寺丞许元、太常寺太祝唐诏、祠部员外郎苏仪甫 (绅)”；壬午 (六日)，“仪甫来，小饮观风亭，会者许元、唐诏、君玉。伯起先归”。同是途中初会，同是冠以官职，后两则王琪等人称字，许元、唐诏称名，亲疏有别，一以贯之；前一则诸人却均称名。其中石介之例值得略作探究。他和欧氏同年进士，①之前屡有交集。景祐二年 (1035)，欧阳修尝与他书信往返论学；②岁末又因杜衍先荐举石氏为御史台主簿，后罢而不召，贻书责之。③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获罪，石介也寄诗以表支持。④可此时在欧氏心目中，其大约尚不与于知交之列。上一年论学两信，不以其骛奇、偏激、自恃诸病为然。这次相会，也写明“次南京”字样。《志》文记录抵某地，有“次”与“至 (至于)”两种说法。次者，临时停留之谓，不在既定泊船计划内。通览《志》文，凡言“次”，所至均无友朋约聚。⑤石介自景祐元年 (1034) 起，便调任南京 (今河南商丘) 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⑥欧阳修不会不知。此行事先却未图一聚，两人交谊浅深，由此可窥一斑。称其名不称其字，正表示出某种“微意”。后一种如五月庚子 (二十三日)，“夜饮君贶家，会者公期 (薛仲孺)、君谟 (蔡襄)、武平 (胡宿)、秀才范镇”；甲辰 (二十七日)，“秀才韩杰居河上，亦来会宿”；六月甲戌 (二十七日)，“秀才陈策来自京师，夜见余于楚望亭”；七月己卯 (三日)，“至于扬州，遇秀才廖倚”；乙酉 (九日)，“小饮秀才吕有家”，诸例中秀才均称名。第一例余人皆以字相称，独于范镇不然，在官员和布衣之间，划出一条明显分界。这一条件下称名，可以肯定无涉交谊，因为第四例的廖倚，与欧阳修早有交往。后者明道二年 (1033)《送廖倚归衡山序》说：“予尝以上计吏客都中，识君于交逵，辱之以友益。当君之西也，获饯于国门。及夫斯来，又相见于洛，道语故旧，数日乃行。”⑦欧氏时任西京 (今河南洛阳) 留守推官，同年正月“以吏事如京师”，⑧即《序》所谓“以上计吏客都中”。欧、廖订交，至《志》文所记时已逾三年，且据送序所述，关系匪浅。故知在此称名而不称字，纯因廖倚身份使然，无关其他。要之两种称名方式，前者体现出作者若干主观态度，后者则体现出对若干客观事实、秩序的承认，各尽其用。
二是每以“始”字，点明行程中的许多第一次。仔细推究，这些提点多有含意。除了结识新交，还有其他一些较郑重的用法。如六月甲寅、乙卯、丙辰 (七、八、九日)，“独在泗州，始食淮鱼”。欧阳修自言一路沿汴绝淮，而泗州 (今江苏盱眙) 为“四达之州”，北控汴水，南临淮水，恰是一个转换点。⑨在此特标“始食淮鱼”，意正在提示水路变化。六月己未 (十二日)，“始见安道 (余靖) 于舟中”。欧、余同因一案获罪，贬途相逢，其珍重为何如，不言可喻。同日“始食瓜”，六月乙丑 (十八日)，“始见荷花”，则标明节候。六月甲戌 (二十七日)，“陈从益来自京师，见余于舟中，始闻君谟动静”。蔡襄在范、余、尹、欧接连被贬后，作《四贤一不肖》组诗咏其事，“布在都下，人争传写”。⑩中咏欧氏一首，有“谪官一邑固分耳”之句，①是时贬官之命已下。欧阳修五月二十日得命，二十八日出发，未必及见此作，更不可能亲身感受该诗所引发的轰动。《志》说始闻“动静”，当即指这件大事而言。八月癸酉 (二十八日)，“家兄 (欧阳昞) 来见余于 (令狐) 修己家。始中酒，睡兄家”。欧氏沿途三月，饮宴无算，至此家人相见，方始纵意一醉，情怀可想而知。这些“始”字领起的记叙，或别有怀抱，或标示重要事实，皆非泛泛之言。
据上分析，《志》文显有两大写作旨趣：揭明事实要素，表示作者态度。然而另一方面，行文总体却十分克制。前引“始闻君谟动静”一条，涉及这次被贬的后续震荡，如此切身之事，也只一句带过。又如六月十二日途遇余靖，次日“小饮舟中，会者元均、春卿、安道”，语及盘桓始末，仅此而已。据《与尹师鲁第一书》载，欧、余这两日“谈祸福事甚详”。②此处“祸福事”即同《书》上文所论，声援范仲淹之举得失所在。当日对话必极剀切，《志》文却一字未提。由是观之，下笔真可谓惜墨如金了。
二 欧阳修所理解的“春秋笔法”《于役志》含意深微而措辞克制的表述方式，容易令人联想到欧阳修致意再三的“春秋笔法”。揆之时日，贬谪夷陵前后，恰是他规摹“春秋笔法”修史的发轫期。抵达夷陵次年，《与尹师鲁第二书》商讨合撰事宜，叙及：“前岁所作《十国志》，盖是进本，务要卷多。今若便为正史，尽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细小之事，虽有可纪，非干大体，自可存之小说，不足以累正史。”可知欧氏在京中便已着手修史，但当日纪事惟求完备，尚无深意在内；到夷陵不久，有意改写成正史，这时已然考虑置入“褒贬”，表达自身态度，故同《书》下文又说：“吾等弃于时，聊欲因此粗伸其心”。③其《春秋论》三篇和《春秋或问》均写于是年，系统论述了他理解的“春秋笔法”。《志》文之作，与其“春秋学”思考大致同步。揆之体例，《志》文排日叙事的方式，也较宜“春秋笔法”施展。欧阳发等《先公事迹》称：“先公既奉敕撰《唐书》纪、志、表，又自撰《五代史》七十四卷，其作本纪，用《春秋》之法，虽司马迁、班固皆不及也”，④明言欧阳修撰《新唐书》《新五代史》，“春秋笔法”多集中在本纪部分。欧氏门生徐无党注《新五代史》，⑤阐发作意，九成以上附在本纪，也可旁证此言非虚。《春秋》系编年体，排日叙事，正史中独有本纪与之体式相合，因而成为“笔法”的主要依托。《于役志》可以类推。
当然，《志》与正史毕竟性质有别，具体写法异同互见，又须仔细辨别。例如着意剪裁，例如以“始”字点明一事之初起，正史都有同样考量。前者如《新五代史》(以下简称《史》) 本纪小序自揭标准：“本纪，因旧以为名，本原其所始起而纪次其事以时也。即位以前，其事详，原本其所自来，故曲而备之，见其起之有渐有暴也。即位以后，其事略，居尊任重，所责者大，故所书者简，惟简乃可立法。”⑥知其详略取舍，皆经衡量。后者如《史》卷二后梁开平四年春正月壬辰朔条：“始用乐。”徐注：“自唐末之乱，礼乐亡，至此始用乐，故书。”⑦“始”字用法，与《志》文如出一辙。欧氏诗言，“惟当记其始”，“是亦史官法”，⑧此之谓也。但《志》中称名与称字之异，因正史写人例必称名，便无从表现了。
然而，就核心旨趣言，《志》文无疑贯穿着“春秋笔法”的精神：揭橥事实与表达态度。欧阳修对“春秋笔法”的认识与实践，注重褒贬表态，论者多注意及之，毋待缕述。⑨追求纪实的另一面，关注者却寥寥无几，①有必要略加申说。
欧氏《魏梁解》说：“圣人之于《春秋》，用意深，故能劝戒切；为言信，然后善恶明。”②此文特别拈出求实 (“为言信”)，列为《春秋》写法特征之一，不但同表态 (“用意深”) 区分开来，相对独立，且系劝善戒恶之前提，更为基本。证以其写作实践，这一倾向益发彰著。前引《史》文“始用乐”一条，欧阳修明确说过：“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其后世有欲知之者，不可以遗也。”③足见他特标此事，绝无称美之意，纯粹是为保存史实。徐无党注屡次剖明这点。《史》卷二后梁开平二年六月壬寅条：“忠武军节度使刘知俊为西路行营招讨使，以伐岐。”徐注：“用兵之名有四：两相攻曰攻，以大加小曰伐，加有罪曰讨，天子自往曰征。随事为文，不得不异，非有褒贬也。”卷一二后周显德六年六月癸未条：“立皇后符氏。”徐注：“符氏无国爵，不曰‘立符氏为皇后’，嫌同于不正也。盖其位先定而后娶，故书曰‘立皇后符氏’，文理宜然，无褒贬也。”④两例均明言不含褒贬，考究用词，只为传达史实；第一例更为全书设定了一道通则。有时徐注但言“文理宜然”，也意在说明，此处遣词仅记事实，无涉褒贬。⑤欧《史》相对独立的求实蕲向，由此不难见出。
这一蕲向，究竟践行到何等程度？要回答这个问题，不妨先澄清其经学中“舍传从经”之说的实际指向。⑥欧阳修治经，一贯主张不拘传注，直就本文作解。⑦《春秋》在他看来，“经不待传而通者十七八，因传而惑者十五六”，⑧自然更强调直面经书，三《传》仅供参酌而已。传统意义的“春秋笔法”，重点在选词，往往言在此而意在彼，不可据字面义求之。那些字面外的意思，后人何从得知？渠道正在三《传》。欧氏拨落三《传》，直对经文，落实到诠释活动中，等于一空依傍，全以本经为准。而其解读特色，是总将经文字面义当作事实接受下来，不为迂曲之说。如论鲁隐公是正式即位抑或摄位、晋灵公为赵盾抑或赵穿所弑、许止是否亲弑许悼公，都运用这项原则。⑨以晋灵公一事为例。《春秋》宣公二年载：“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 (灵公)。”按《左传》同年记载，赵盾时为晋国执政，为避灵公残害出走，未逾国境，族人赵穿弑君，赵盾遂返，拥立晋成公，继续执政，“太史书曰：‘赵盾弑其君。’以示于朝，宣子 (赵盾) 曰：‘不然。’对曰：‘子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讨贼，非子而谁？’”《公羊传》宣公六年论其笔法：“亲弑君者赵穿，则曷为加之赵盾？不讨贼也。”《穀梁传》宣公二年则说：“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后两书下文接叙晋国史官书赵盾弑君及后者反应，略同《左传》。⑩三《传》异口同声，晋灵公实死于赵穿之手，称赵盾弑之，只为表曝其罪。这个“弑”字，万不能看作事实。欧阳修却反之，指出若为赵穿所弑，“必先正穿之恶，使罪有所归，然后责盾纵贼，则穿之大恶不可幸而免，盾之疑似之迹获辨，而不讨之责亦不得辞。如此则是非善恶明矣。今为恶者获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恶，此决知其不然也”。⑪故他认定，赵盾弑君真有其事，《春秋》原文“弑”字纯系纪实，如此自与历来成说相左。紧贴经文字面义释之，宁失于泥，不失于曲，这是欧氏说《春秋》之所以新解迭出的关键所在。
由于欧阳修领会的“春秋笔法”，是在字面层次把事实明述出来，他自己撰史，也便身体力行。“求实”蕲向发为实践，即指选用字面，要求直切史实。前举《新五代史》本纪及徐注数则，推敲“始”字、用兵之名或“皇后”字样位置先后，均以是否贴合事实为惟一判准。再举列传一例。《旧五代史·张宪传》载后唐太原之乱，“宪初闻有变，出奔忻州，而有司纠其委城之罪，(天成元年) 四月二十四日赐死于晋阳之千佛院”。《新五代史》本传重写结局：“宪出奔忻州，亦见杀。”①旧说称张宪为朝廷赐死，新说称其为乱兵杀害。欧氏尝与王回论及此处改动：“宪初节甚明，但弃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节，则见杀与赐死同尔。”自知订正无改于人物褒贬。不过，就常理考量，“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监国，二十日即位，宪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传言明宗郊天，宪得昭雪，则似非明宗杀之”。②理由析言之有二：其一，明宗登基数日，张宪即死，若系朝廷处置，未免过于迅速；其二，明宗登基后郊礼大赦，立刻为张宪昭雪，若系朝廷处置，态度变化如是之骤，未免令人费解。这两点皆属推断之词，并无确证，难成定论，无非较之旧说，更合情理些，欧阳修就果断改写。他的思索每向史实真相逼近一步，下语便亦步亦趋，加以变换，力求直接传达。由此足见，字面直述事实，不稍迂回，确是他命笔之际执行相当彻底的一项原则。
返观《志》文笔法，剪裁主要用于褒贬表态，措辞则兼涉纪实与褒贬。在称名与称字之异、以“始”字标示一事之初起两类例子中，既不乏表态，也存在若干无关褒贬、只表事实的写法，如布衣必称名、用“始”字点明节候等。在这戋戋一卷书里，欧阳修所认识的“春秋笔法”，贯彻颇为全面。
三 中唐以降《春秋》学新动向中的欧阳修众所周知，自中唐啖助、赵匡、陆淳开始，舍传从经的《春秋》学新风尚兴起；入宋后，孙复、刘敞等人承流接响，引申发挥，更使之蔚成气候。③尹洙、欧阳修则不止于阐发经义，又自觉付诸实践，“引入《春秋》义法以修史撰文”。④欧氏这方面的见解，必须置于这一学术脉络内来考察，方能显其特色。
上述诸家讨论《春秋》，皆注目于褒贬寓意，这点与前人无大违异，欧阳修也不例外。他和其他几家分歧，正在于如何理解经文的字面义。
先与中唐三家比较。陆淳掇拾啖助、赵匡之说，参以己意，撰为《春秋集传纂例》《微旨》《辨疑》三书。《四库提要》谓：“其论未免一偏，故欧阳修、晁公武诸人皆不满之。”⑤所谓欧阳修之不满，乃指《新唐书·啖助传赞》对三人的驳斥而言。此书列传实出宋祁手笔，⑥且篇末赞语维护三《传》，反对舍传从经，不合欧氏思想，可以决知与他无关。但赞语称：“啖助在唐，名治《春秋》，摭诎三家，不本所承，……赵、陆从而倡之，遂显于时。”⑦足见当日啖氏等人的《春秋》新解，已然播传人口，⑧欧阳修不会不知。可是遍检其文字，却无片言只语道及，态度耐人寻味。
就具体经学观念推求，《纂例》说：“夫子制作，本教中人，故简易其文，昭著其义。若能以质直见之，则不俟传注而自通矣。”①骤视之，与欧氏“圣言简且直，慎勿迂其求”②之类说法异口同声，实则所指大不一样。后者指经文可就字面义直接求解，而前者观下文举例，“言‘灭国’则知灭者之罪，见诸侯生名则知非复人君”云云，则指措辞有固定义例，一旦掌握这义例，则不难览文见意；然而并不代表，在字面层次即可一览无余。证以欧阳修所引鲁隐公、晋灵公、许悼公三事，啖助等人几乎如数接纳三《传》旧说，无所辨正，③态度与之迥异。陆淳《春秋集传微旨》卷中，又论及郑公子归生 (子家) 弑君事。《春秋》宣公四年载：“夏六月乙酉，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左传》述其原委：“公 (郑灵公) 怒，欲杀子公。子公与子家谋先。子家曰：‘畜老，犹惮杀之，而况君乎？’(子公) 反谮子家，子家惧而从之。夏，弑灵公。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杜预《集解》释此节笔法：“子家权不足以御乱，惧谮而从之，故书以首恶。”④陆淳从而发挥之：“子公，弑君之贼也，其恶易知矣；子家纵其为逆，罪莫大焉，书之以为首恶，所以教天下之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圣人本以明微，盖为此也。此与书赵盾之弑义同。”⑤子公弑君，而以“弑”字系于子家，与赵穿弑晋灵公，而以“弑”字系于赵盾，其事相类。陆氏明确将二者等量齐观，指出均是为表示某种褒贬，刻意脱离了字面层次的真实。这足以证明，他不认为《春秋》是追求在字面上直述史实的。
次与北宋三家比较。恰巧，欧阳修都为他们写过墓志。值得深思的是，涉及三人《春秋》学，用笔详略悬殊。关于刘敞，只在文末罗列著述时，举出相关书名，对其宗旨未置一言；关于尹洙，更仅以“长于《春秋》”四字匆匆带过；⑥惟独关于孙复，作了详细评述 (见后)。由是观之，三家学说的分量，在他心中轻重有别。
四库馆臣论刘敞《春秋意林》，称其“苦志研求，运意深曲”。⑦这是他治《春秋》的一贯作风。诠释既求深曲，自不甘为经文字面义所囿。不但如此，他更自觉与欧阳修论争。仍以赵盾是否亲弑晋灵公为例，《公是先生弟子记》卷四载其说：
欧阳永叔曰：“赵盾弑其君，加之‘弑’乎，诚弑之乎？”刘子曰：“加之尔。”“何以加之也？”曰：“不知贼之为谁而不得讨，可也；知贼之起也而力不能讨，可也；知贼矣，力足以讨矣，缘其亲与党而免之，是以谓之弑君也。”⑧
刘敞也判定，晋灵公实非死在赵盾手中，《春秋》这则纪事，不可依字面义解之。其持论素来如是，原不足异。⑨本节可关注处在于，起首特标欧阳修问语，隐有与其较量之意。欧氏求之字面，刘氏求之言外，解经之道固不相谋，这点宋人已然见及。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谓：“文忠 (欧阳修) 论《春秋》，多取平易，而原甫 (刘敞) 每深言经旨。”⑩即一语抉破两人《春秋》学的歧异所在。
尹洙《春秋》学传世资料较少，但比之欧阳修，仍可窥见些许区别。他运用“春秋笔法”著《五代春秋》，清人王鸣盛加以指摘，提及：“唐庄宗已建尊号，国为唐矣，而于梁事中称为晋人，是其意将夺唐而与梁乎？”①王氏末句“夺唐与梁”的诛心之论，纯属误会，②前几句所述则为事实。《五代春秋》卷上“梁末帝”载：“(龙德) 三年 (923年) 三月，潞州李继韬以地来附。四月，晋人来取郓州。……(十月) 晋师迫京师。戊寅，帝崩于建国楼下。”③终后梁之世，皆以“晋”指称李存勖政权，直至叙后唐部分始改换提法。欧《史》的处理则不同。卷三《梁本纪》载：“(龙德) 三年春三月，潞州李继韬叛于晋，来附。夏闰四月，唐人取郓州。”④后句之“唐”即前句之“晋”。按同书卷五《唐本纪》载：“同光元年 (即龙德三年) 春三月，李继韬以潞州叛附于梁。夏四月己巳，皇帝即位，大赦，改元，国号唐。……(闰月) 壬寅，李嗣源取郓州。”⑤知后唐立国，时间介于李继韬叛去与李嗣源克郓州二事之间。欧氏前一则纪事，次句易“晋人”为“唐人”，其故在此。句下徐无党注：“唐建号而书‘唐人’者，因事而见尔。”益可证实乃刻意为之。欧阳修随史事演变，即时更换用字，尹洙则因循未改，表明后者对以字面明述史实，态度至少不若前者那样积极而彻底。
孙复的情形略须辨析。欧阳修《孙明复墓志铭》极意渲染其有功《春秋》：“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 ⑥不惑传注，则直就经文索解；得于本义，按欧氏的理解，等于紧扣字面义。由此看来，两家学说，似若针芥之合，实则犹有推敲余地。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六嘉祐二年 (1057年) 十一月载：“殿中丞、国子监直讲孙复治《春秋》，……既疾，枢密使韩琦言于上，选书吏，给纸札，命其门人祖无择即复家录之，得书十五卷，藏秘阁。” ⑦所抄即孙氏《春秋尊王发微》一书。据欧阳修《墓志》，孙复卒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诏录《发微》在此以前。次年欧氏《与吴正肃公 (育)》言：“孙明复《春秋》文字，知在彼传录，欲告借一两册，或彼中已写了者，若或未写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笔吏闲坐，必不久滞。” ⑧下文有“某遂赴班荆，匆匆五七日不相见”语，嘉祐三年二月二日，辽遣使告其国母丧，欧氏为馆伴使，⑨ “遂赴班荆”指此。足证这时孙书尚未抄就，欧阳修更不可能备在案头。而欧《志》作于嘉祐二年十月孙复归葬之前，当时若获读其书，必已付抄胥过录，不应数月后又有借书之请。以此推之，《墓志》写成之际，欧阳修手头尚无孙复《春秋》学主要著述，未得充分参考。其说恐多有把自家立场，投射到传主身上的成分，当谨慎对待。
《四库提要》评价孙复此书：“大抵以深刻为主，……遂使孔庭笔削，变为罗织之经。” ⑩ “深刻”乃“罗织”之谓，可同时也反映出孙氏治经，力求透入数层的风格，如此自难局限于字面。其书论晋灵公、许悼公事，均未驳旧说之迂曲，可以觇其取向。⑪再举一例。《春秋》哀公二年夏载：“晋赵鞅帅师纳卫世子蒯聩于戚。”据《左传》，此前卫灵公卒，蒯聩之子卫辄继立，蒯聩已然失其世子资格，而《春秋》此节犹以“世子”称之。⑫孙复《发微》释其意：“灵公既卒，辄又已立，犹称曩日之‘世子’，蒯聩当嗣，恶辄贪国叛父，逆乱人理，以灭天性，孔子正其名而书之也。” ①依他之见，犹称“世子”虽有违史实，却能表出对卫辄的贬斥，故而无妨。反过来，解读经文也未必纠缠于字面，或须求之于字面之外。这和尹洙当后唐已建号，而依然名之为“晋”，措置不无类似。②持较欧阳修寸步不离字面义的解经法，则格不相入。
啖助、赵匡、陆淳以后，中晚唐人治《春秋》，舍传从经者不下十余家。③及至北宋，孙、刘、尹、欧之前也不乏其人，寇准、范仲淹即可为例。④就现存文献看，在这一新动向内，欧阳修乃是首先提倡将经文字面义悬为判断基准者。对此后世赞成有之，反对有之，众说纷纭；⑤但当日此论一出，却寂无应和者。⑥欧氏《春秋》学的新异性，由是可见一斑。
紧贴字面以明经义，确当与否，是另一问题。欧阳修主张的价值在于，为舍传从经必将遭逢的困境，尝试提供一种解脱办法。按传注解经，传注本身会支撑其正当性；而一旦捐弃传注，便立刻出现一个问题：诠释既空无依傍，那么，判定其是非的标准何在？只能索之于诠释者自心，抑或别有相对客观的外在标准可循？答案若是前者，则经解的说服力嫌不足，所以，探求新的客观标准，就成了惟一出路。综览诸家之说，孙复、刘敞、尹洙在这方面几无所发明；啖助等人则试图重新归纳《春秋》的行文义例，以之作为立论基础，观《春秋集传纂例》之名，即可思过半矣。⑦这不失为一可行方案。不过，经文总有逸出义例外的表达，陆淳《纂例》卷八说：“经中一字，遍施于诸例而义不同者，惟‘人’字耳。其通凡成例者，义各见本例；其不可推以成例，而又不可别加褒贬者，亦用‘人’字以示义。” ⑧明言“人”字用法，颇有不能绳以义例处。因而单恃义例，难以照顾周全。更重要的是，归纳虽有其客观的一面，但仍杂有诠释者的心意作用在内，客观程度尚有提升空间。相较之下，欧阳修一以字面义为判准，这条原则，既可遍通之于全经而无碍，又因语词字面含义，共识度极高，也可消除对其客观性的质疑，就此而言，是一更优方案。要之，欧氏《春秋》学此一创举，乃在经学新风吹拂之下，重建解经客观标准的努力，其经学史意义端在于此。
而《于役志》的意义，则可分两个角度来说：第一，以文体而论，“古人日记存于今者，前此仅李翱《来南录》一篇”。⑨两作表面观之，皆简略无文，然而异于《来南录》的随手杂记，《志》文自有意图与写法，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经心之作，意味着古代日记体写作一次质的跃升。第二，以《春秋》学而论，《志》文与欧阳修新思路的酝酿基本同步，最早在写作实践层面，透露出相关线索。学界以往考察欧氏行文中的“春秋笔法”，都聚焦于正史或单篇碑志，两者均记他人之事。对《志》文义例的阐发，则进一步揭示，他在记录自身时，也曾有意运用这一笔法。此为别家所无，又使其自我带上了一抹特别庄重的色彩。欧阳修有言：“士之所负者愈大，则其自顾也愈重。” ⑩北宋士人意气风发之态，观此跃然纸上。《志》文写法，正堪为“自顾愈重”下一注脚。凡此种种表明，《于役志》的认识价值，是欧阳修其他文字所无法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