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最叩动人心的时刻往往是在“世变”之际，“世变”最激烈的时代一般是在改朝换代之时。改朝换代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社会转型，虽然这种转型的深刻性比不上历史上所谓的“唐宋转型”，但易代造成的社会剧烈震荡，对社会风貌的形塑，对士人心灵的撞击，以及对文学景观的改变，都会以某种显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也会在文学中沉淀下来。而且在历史大变动的时代，是士人选择最分化、心灵悸动变化最大的时代，也是更能显出士人风骨的时代。毋庸置疑，改朝换代对中国古代文学产生的影响可谓深远。中国历史上几次大的易代，如魏晋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都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有创造力的时代。

1998年8月至2000年7月，台湾“中研院”文哲所开启了一个大型的研究计划，即“世变中的文学世界”，“乃希望集合学者共同思考古典文学研究如何在世纪转换的时期重新出发，于是决定以‘世变’为主轴，探究文学与历史、社会、政治的辐辏关系。计划的重点，则在处理世变中的文人心境、文学创作、文学诠释、文化生产，与文化传播等问题”。^①他们选择了四个重大的世变时期作为研究对象，即魏晋南北朝、唐宋之际 (以晚唐五代为中心)、晚明与晚清。学界对世变时代关注最多的还是明清易代，相关研究成果也较多，而宋元之际的易代则关注相对较少，其实宋元之际历史变动的激烈程度并不亚于明清之际。

宋元易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游牧民族统治整个中国的历史大巨变。在宋代之前，如南北朝时期，已经有游牧民族建立政权的先例，但统治范围仅限于中国北方，而南方仍由汉族统治，但蒙元政权不一样，完全灭了南宋，并将南宋皇室成员全部掳掠到元大都。宋元之际的易代战争也对南宋的社会经济造成较大的破坏，曾经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市临安也惨遭劫掠；元朝代宋后，又废除了科举考试，切断了普通士子的晋升道路。宋元之际的世变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非常深刻的影响，明末钱谦益 (1582—1664) 说：“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 ^①虽然不能说崖山之战后，中华文化不再，但至少宋代高度发达的人文传统与士大夫文化遭到极大的打击，晚宋人舒岳祥 (1219—1299) 曾说：“丙子兵祸，自有宇宙，宁海所未见也。” ^② “丙子”即南宋德祐二年 (1276)，也即临安城破之年。宋元易代不但对宁海造成很大的破坏，对整个南宋故地亦是如此。丙子年的兵祸不止对社会造成很大的破坏，对南宋士人的心理也造成极大的创伤，而且在中国历史上还第一次大规模形成了“遗民”社群。所谓“遗民”，即前朝遗留下来而不与新朝合作，仍忠于前朝的士人，^③这也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现象。宋代之前，也有过多次改朝换代，但从未像宋代这样产生如此之多的遗民，^④正如清初邵廷采《宋遗民所知录》所言：“古之遗民, 莫盛于宋”, “两汉而下, 忠义之士至南宋之季盛矣”。^⑤遗民不仅是一种政治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还是一种身份认同。本文讨论的对象蔡正孙正是一位南宋的遗民。^⑥

蔡正孙，字粹然，号蒙斋，又号蒙斋野逸叟、蒙斋野逸人、方寸翁，福建建安 (今福建建瓯) 人。^⑦生于宋理宗嘉熙三年 (1239)，卒年不详，当在元大德四年 (1300) 后。宋理宗开庆元年 (1259)，21岁的蔡正孙随父亲至行在临安参加国子监考试。蔡正孙所编的《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下简称《联珠诗格》) 卷十五《客程寻诗》自注云：“仆己未年二十有一，侍先君入杭京监试。”可能他到临安参加监试后，并未离开，在杭州居留几年。《联珠诗格》卷十二蔡正孙又有《还自京庠》一诗，从“京庠”二字可见蔡氏寓居杭州期间可能在国子监读书。其间可能参加了科举考试，但久售不第，后返回故乡。理宗景定五年 (1264), 蔡正孙又赴行在临安参加秋试，仍未考中，此后12年一直生活在杭州。南宋德祐二年 (1276)，临安陷落，南宋灭亡，蔡正孙不愿与新朝合作，回到故乡建安隐居。南宋亡国之时，蔡正孙38岁，正值壮岁，基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已经形成，故尽管他在元朝至少生活了20多年，但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他一直认同自己为宋人。

蔡正孙是宋元易代历史中不折不扣的小人物，不但《宋史》中无传，就是福建的方志中也难觅其行踪，宋末元初的笔记诗话中也没有关于蔡氏生平的片言只语。尽管蔡正孙所编的《诗林广记》一书仍流传于世，但我们从前研究宋元之际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时，很少会论及蔡正孙。这主要受制于资料稀少，文献不足征。随着域外汉籍研究的进步，蔡正孙更多的著作在域外发现，也让我们进一步揭示这位宋元世变时代诗人和遗民的心灵世界成为可能。除了《诗林广记》一书外，蔡正孙还编有《唐宋千家联珠诗格》二十卷、《精刊补注东坡和陶诗话》十三卷 (下简称《和陶诗话》，目前残存八卷) 二书，这两部书在中国本土皆已失传，主要流传于古代日本和朝鲜，书中包含了不少关于蔡正孙生平与思想的资料。

综合蔡正孙传世的三部著作和其他文献，基本上可以勾勒出作为遗民的蔡正孙在宋元之际的思想与心境。

蔡正孙生命历程跨越宋元两代，他所活动的地域也主要是福建和浙江两地，特别是他的故乡建安和南宋都城杭州。虽然《宋元学案》、福建方志中并没有关于蔡正孙学术思想的记载，但通过他的著作可知，他是一个受到理学影响比较深的人，在他的著作中，他对朱熹崇敬有加，一直尊称他为“朱文公”，而且在论诗时，引用了不少理学家的观点。他的文学观也受到程朱学说较大的影响，《联珠诗格》卷一载吕大临《送刘户曹》一诗，蔡正孙评云：“古之学者务养其性情，今之学者务悦人耳，非俳、癖而何？”这段话完全见于《二程遗书》卷十八所载的程颐语录中。^①

从地域来看，蔡正孙生活的福建可谓晚宋朱子学的大本营，不但朱熹晚年讲学于武夷精舍，而且他培养的一大批弟子也活动于福建。蔡氏的故乡建安更是深受理学的熏染，著名的福建建阳“蔡氏九儒”就产生于此地。所谓“蔡氏九儒”即建安人蔡发及其子蔡元定，孙蔡渊、蔡沆、蔡沈，曾孙蔡格、蔡模、蔡杭、蔡权，四世九人皆为著名的理学家，建阳蔡氏可谓南宋理学世家。全祖望曾言：“蔡氏父子、兄弟、祖孙，皆为朱学干城。” ^②其中以蔡发之子蔡元定最为有名，蔡元定 (1135—1198)，字季通，号西山，学者称西山先生。蔡元定十岁时，蔡发即授以张载《西铭》，稍为长大，就教以二程《语录》、邵雍《皇极经世》等书。元定十九岁秉承父志，登西山绝顶，构筑书屋，忍饥啖荠，刻意读书。二十五岁到五夫向朱熹问易，“文公叩其学，大惊，曰：‘此吾老友也，不当在弟子之列。’……先生从文公游最久，精识博闻，同辈皆不能及。尤长于天文、地理、乐律、历数、兵陈之说”。蔡元定去世后，朱熹三撰诔文，其中说：“惟君学通古今，道极渊微，精诣之识，卓绝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夺之节，有不可穷之辩，有继往开来之功，今不可复得而见之矣。” ^③对其评价极高，后人甚有“领袖朱门”之说。^④从蔡正孙隶籍建安以及对理学的信仰来看，他应该亦属于建阳蔡氏一族，但是否出于“蔡氏九儒”一脉，现无法考知。他受到理学的熏染应是无可怀疑的。^⑤

蔡正孙还受到老师谢枋得 (1226—1289) 的影响。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弋阳 (今属江西) 人。宝祐四年 (1256) 与文天祥中同科进士。宝祐五年任建康考官，出题以贾似道政事为问，因罪贬逐。德祐元年 (1275) 任江东提刑、江西招谕使知信州，抗击元军，城陷，流亡建阳，以卖卜教书为生。元政府两次荐他为官，他坚辞不就。至元二十五年 (1288)，被强制送往大都，后绝食而死。《宋史》本传称其“性好直言，一与人论古今治乱国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奋，以忠义自任”。^⑤李源道《文节先生谢公神道碑》称叠山“以植世教、立民彝为任。富贵贫贱，一不动其中”。^⑥吴锡麟《悯忠寺新建谢文节公祠碑》云：“若谢文节公者，继踵文公，争光君实，气凌嵩华，道系纲常。” ^①谢枋得晚年流寓建阳时，蔡正孙曾师从于谢氏。谢枋得被押往大都之前，蔡氏赠之以诗，另外蔡氏所编的《诗林广记》中多次引录谢枋得论诗之语。^②谢枋得北行前，蔡正孙的赠诗可以说是宋元之际文学文化史上的独特文本。蔡正孙赠诗给其师云：“山色愁予渺渺青，平生心事杜鹃行。霜饕雪虐天终定，岁晚江空水自清。肩上纲常千古重，眼前荣辱一毫轻。离明坤顺文箕事，此是先生素讲明。” ^③此诗既是对谢枋得诗“万古纲常担肩上，脊梁铁硬对皇天”的呼应；^④同时隐含着力劝老师为国尽忠的期待。这种力劝被元朝政府羁押师友选择死亡的文本在宋元之际不止一见，同是谢枋得弟子的张叔仁亦有诗送谢枋得：“打硬修行三十年，如今证验作儒仙。人皆屈膝甘为下，公独高声骂向前。此去好凭三寸舌，再来不值一文钱。到头毕竟全清节，留取芳名万古传。” ^⑤与此同时，汪元量也写过《生挽文丞相》，王炎午也有《生祭文丞相文》。从“万古纲常”“肩上纲常”之语可以看出，谢、蔡二人对理学思想的认同，并且这种思想已经内化到他们的信念中，谢枋得最终以自己的生命践行了自己的理念以及友生的期待。蔡正孙受到谢枋得很大的影响，他虽然没有选择自杀殉国这种激烈的方式，但终身不仕，隐居于乡，通过与其他遗民结成诗社，以及诗学著作的编纂，既坚持了自己的遗民立场，又表达了自己的文化与心理认同。

《全宋诗》收录的蔡正孙诗歌不过一两首，但他所编的《联珠诗格》收录了他自己58首诗。《联珠诗格》所收诗人全部是唐宋两朝的诗人，而蔡正孙编此书时在元大德四年 (1300)，踞南宋最后灭亡已经21年，蔡正孙收录了自己的诗，而且将自己纳入到宋代诗人的谱系中，这种文化与心理的认同很是明显。这一点日本江户时代汉学家山本信有 (1753—1812) 看得很清楚，他为文化元年 (1804) 大窪诗佛校本《联珠诗格》所作的《新刻唐宋联珠诗格序》云：“蔡能继师志，终身不肯仕于元，寓微意斯题，曰‘唐宋’，入己诗于宋人中，而明迹在元世，身乃是宋遗民也。”^⑥这种心态用南宋遗民舒岳祥的话说就是“终身作宋臣”。^⑦

《联珠诗格》虽然是一部诗选，但从入选的蔡正孙本人之诗及其诗评颇可以看出蔡氏的遗民思想，卷二有蔡正孙《凭阑》一诗：“几度凭栏约夜深，夜深情绪不如今。如今强倚阑干立，月满空阶霜满林。”其自注云：“丙子兵后归故庐，凭栏夜立，有感而赋。”所谓“有感而赋”的“感”是什么，蔡正孙并没有直说出来，但他透露出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就是“丙子兵后”，丙子年即德祐二年 (1276)，蒙元攻占临安的那一年。而“兵后”二字，透露出当时的乱象，他也是在这种背景下离开临安返回故乡的。朝鲜学者徐居正 (1420—1488) 等人的《联珠诗格增注》云：“宋恭帝德祐二年丙子，元将伯颜帅师次于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玺以降。三月，元伯颜入临安府，以帝及皇太后、宰执北去。元主封帝为瀛国公，寻为僧。皇太后亦为尼。蒙斋自注‘丙子后’者盖指此也。” ^⑧徐居正等人对此诗的背景揭示得很准确，一句“丙子兵后”背后其实掩藏着时代巨变的历史格局以及无数南宋士子的心酸泪。此诗亦可以称为“诗史”，正因为此诗呈现出历史褶皱中很多被掩盖的信息，特别是诗人情绪起伏中折射出来的心灵史。蔡正孙此诗表面上通透易懂，但其实有很深邃的意蕴在里面，诗人为何要在深夜凭栏？分明是夜中不能寐的结果，但为何深夜无法入眠呢？这让我们想起阮籍《咏怀诗》第一首中的话：“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也身处魏晋易代之际，内心有无尽的苦闷，又不能直接说出，只有靠弹琴来排解。蔡正孙所处的时代，南宋已经亡国多年，但诗人一直压抑着内心的亡国之悲、师亡之恨。这种内心的痛苦无时不在折磨着诗人，终于在夜深人静之时喷薄而出，这正是蔡正孙所谓“有感而赋”的“感”，所以这时诗人的“情绪”可谓是国仇家恨的叠加。诗人无法面对这片已遭异族蹂躏的河山，所以用了“强倚”两个字，他看到的是一片冷寂的世界，月寒霜冷，正是诗人主观情绪在客观物象上的投射。

小人物亦有大历史，每一个小人物都见证了历史的变迁，每一个小人物内心都镌刻着历史的印痕甚至伤痕，只不过不是所有人都用文字将其表现出来。诗人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用文学将个体的历史上升为人类的历史，同时赋予历史以人性的温度。蔡正孙这样一个被文学史忘记的小人物，我们意外从流传于异邦的文献中发现他无声的呐喊，以及深夜中深重的太息。黄宗羲《谢时符先生墓志铭》：“嗟呼，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 ^①读了蔡正孙的诗，我们能明显感到作为遗民的蔡正孙心灵的脉动，“天地之元气”就体现在他的诗和他的诗学活动之中。

蒙元征服南宋后，废除了南宋实行多年的科举制度，进一步疏离了江南士子与元政府之间的联系。南宋遗民在南宋灭亡后组织了一些诗社，^②一方面继续保持声气相求，另一方面也以诗社的方式坚守自己的文化认同。江南遗民诗社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浙江浦江人吴渭组织的月泉吟社。^③月泉吟社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月泉吟社的主事者全为南宋遗民，主要组织者吴渭宋末曾为义乌令，评诗人谢翱 (1249—1295) 曾为文天祥谘事参军。至元二十七年 (1290)，又在严子陵钓台之西台哭祭文天祥。其他两位评诗者方凤 (1240—1321)、吴思齐 (1238—1301) 也是南宋遗民。可以说，月泉吟社是南宋灭亡后，南宋遗民主导的一次江南士人的大集结，《月泉吟社诗》所收诗人主要来自浙江、江苏、福建、江西等南方诸省。这次结社虽然没有挑战元政府的统治秩序，但我们依旧能感到江南士人对故国的怀念以及文化上的自我认同。其二，征诗全程摹拟正规的科举形式，吴渭等人在至元二十三年 (1288) 十月六日征诗四方，于次年正月十五日收卷。共得诗2735卷，选出280名，于三月三日揭榜，又以前60名作者之诗编为《月泉吟社诗》。采用科举的形式在元初废除科举的背景下，显得别有意味。其三，月泉吟社此次征诗的题目是《春日田园杂兴》，而这个诗题正是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组诗之一，这也是对南宋文化的一种追怀。其四，《月泉吟社诗》中经常可以看到对陶渊明的致敬，不但主事者吴渭因为敬佩陶渊明，而号潜斋，《月泉吟社诗》也对陶渊明进行了歌咏。晚宋以来，陶渊明除了隐士、诗人的身份之外，其“遗民”的文化属性亦被突显。清代全祖望说：“月泉吟社诸公，以东篱北窗之风，抗节季宋，一时相与抚荣木而观流泉者，大率皆义熙人相尔汝，可谓壮矣。” ^④

月泉吟社通过一次雅集活动将元初的南宋遗民串连起来，完成了一次对故国的追怀，月泉吟社的主体诗人是江浙地区的南宋遗民，其为我们所知也主要得益于《月泉吟社诗》的结集。其实，在月泉吟社的同时，福建地区还有一个以蔡正孙为中心的遗民社群，因为资料的缺失，尘封已久，现在通过蔡正孙所编的《联珠诗格》可以稍稍恢复一点蔡正孙在宋亡后的诗学活动。

蔡正孙《联珠诗格》序云：“正孙自《诗林广记》《陶苏诗话》二编杀青之后，湖海吟社诸公辱不鄙而下问者益众。”《联珠诗格》卷三蔡正孙《寄讯魏梅墅》自评云：“故友魏梅墅天应，菊庄之子，一乡之快士。与余为四十年交游，忘于醉乡吟社中。”这里的“湖海吟社”“醉乡吟社”可能并不是具体的诗社名称，而是泛指蔡正孙等人结成的诗社。从《联珠诗格》序也可以看出，诗社活动的成员人数比较众多，《联珠诗格》蔡正孙的自评中还保存了一些他与诗友互动的记载。现略考如下^①：

于济。于济，字德夫，号默斋，番昜 (今江西鄱阳) 人。初编唐宋“诗格”三卷，书成后请蔡正孙重新编集为二十卷，据《诗格》蔡正孙序，于氏有集《(默斋) 拙稿》，有曾子良之序。《元诗选》癸集云：“曾子良，字仲材，故家南丰，徙居抚之金溪。宋咸淳进士，仕至淳安令。宋亡，隐居陶，号平山。”《宋元学案》卷八十四载其传稍详：“曾子良，金溪人。尝从徐径畈游。咸淳进士。知淳安县，清慎自守，时边事已急，多方保障，民赖以安。入元，程钜夫荐为宪佥，不赴，扁其室曰节居。学者称平山先生。” ^②文中的徐径畈，即南宋理学家徐霖。徐霖 (1215—1262)，字景说，号径畈，西安 (今浙江衢州) 人。理宗淳祐四年 (1244) 试礼部第一，授沅州教授。五年，诏除秘书正字。十二年，迁著作郎，出知抚州。宝祐元年 (1253)，知衢州。三年，知袁州。景定二年 (1261)，知汀州。三年卒。理宗赐田以旌其直。衢守游钧尝筑精舍，聘请讲学，是日听者数千人。徐霖为南宋理学家汤巾 (晦静) 弟子，蔡正孙的老师谢枋得亦为徐霖弟子，^③与曾子良是为同门。曾子良为南宋遗民，于济与曾子良有交游，于氏很可能亦为南宋遗民。

魏天应。魏天应，号梅墅，建安 (今福建建瓯) 人，《诗人玉屑》作者魏庆之之子。自称乡贡进士，与蔡正孙同为谢枋得弟子。叠山北行，亦有诗送，编有《论学绳尺》一书。

《联珠诗格》除有两位编者于济、蔡正孙之序外，还有蔡正孙之友王渊济之序。王渊济，字道可，号玉渊，亦为谢枋得弟子。^④叠山北行，亦有诗送。谢枋得所编《文章轨范》后有王渊济之跋。清四库馆臣云：“其 (《文章轨范》)《前出师表》《归去来辞》，乃并圈点亦无之，则似有所寓意。其门人王渊济《跋》，谓汉丞相、晋处士之大义清节，乃枋得所深致意，非附会也。” ^⑤结合宋元之际士人对陶渊明遗民姿态的揄扬，这种看法不无道理。

王斗山。王斗山，字尊鲁，号梅岩，^⑥江西上饶人。^⑦ 《江西通志》卷四十载：“梅岩精舍，《府志》：在怀玉山下。宋王斗山隐居，磨石镌‘青天白日，古今一人，至元逸民’十二字。”可见，王斗山亦为元初南宋之遗民。《文渊阁书目》卷二著录其文集：“王斗山《东行斐稿》一部一册。”《联珠诗格》中保存了王斗山评论蔡正孙诗的大量评语，如卷一蔡正孙《梅 (和后村韵)》云：“郑先生醉从官冷，陈后山贫耐忍寒。”王斗山评云：“长于比，最是‘寒’、‘冷’二字巧。”卷六蔡正孙《梅》云：“众卉终当北面之。”王斗山评道：“此句新。”王氏评语大都类此，多着眼字法、句法，言简意赅。极有可能是当时直接批在蔡正孙所寄的诗稿之旁，然后被蔡正孙移入到《联珠诗格》之中，这无形中保存了蔡正孙所结诗社评诗的原貌。

薛深道。《联珠诗格》卷三蔡氏《梅边酌月》自评云：“乙未，薛深道自江左来访于方寸地，窗外梅花月色清丽，相与呼酒剧谈，遂赋此绝。”乙未年，即元元贞元年 (1295)。《联珠诗格》亦保存了多条薛深道评蔡正孙诗之语，如卷十一蔡正孙《梅花》云：“窗前一样梅花月，添个诗人又不同”，薛深道云：“善于夺胎换骨者。”着眼于蔡诗的艺术技巧。卷十二蔡正孙《兵后社日无酒》云：“寄言莫送治聋酒，世事年来不愿闻。”薛深道云：“此联有感慨意。”虽然薛氏并未明言诗中的“感慨意”在何处，但联系蔡正孙的政治态度不难读出蔡诗中的亡国之悲和遗民之恨。正是有共同的文化语境，所以薛深道很能理解诗中的微言大义。

周世德。《联珠诗格》卷十七周世德《渔父》，蔡氏自评云：“菊岩名世德，字景修，以丁酉秋自郢来访余于方寸地。剧论吟事，四越月而去。”丁酉年，即大德元年 (1297)。周世德可能为湖北人。

徐柏山。《联珠诗格》卷九徐柏山《候访》，蔡氏评云：“柏山，番人，访余蒙斋方寸地，既见，相与抵掌剧谈。今犹记以为快也。”番，即鄱阳，可见徐氏为江西人。蔡正孙另一部著作《诗林广记》中还引有徐氏的诗话《诗庄》一书。《诗林广记》前集卷三崔颢《题黄鹤楼诗》引徐柏山《诗庄》语，蔡正孙加按语曰：“徐柏山之说得之，亦善于读诗者也。” ^①徐柏山亦是宋末元初江西的一位诗评家。

陆君是。《联珠诗格》卷九蔡正孙《赠陆君是》自评云：“君是，江右朋友，杖策来访，时通赋此书以勉之。”则陆氏亦为江西人。

王秋江。《联珠诗格》中蔡正孙选王秋江诗达21首。《元诗选》癸集小传云，王秋江为“上饶人”，则王氏亦为江西人。蔡氏与王氏并未谋面，乃文字之交，卷十七载蔡正孙本人诗《寄讯王秋江》，蔡氏自注云：“仆与秋江翁未见颜色，诗简往来者十余年矣，所谓千里神交，若合符契。读和章为之起舞，握手论心未知当在何日。”《诗格》卷十七亦载王秋江和诗《答蔡蒙斋》赠蔡正孙。

从上面所考蔡正孙晚年的交游可见，地域与师友关系是以蔡正孙为中心的遗民社群的纽带。蔡氏的交游集中在两大地域，即福建与江西，福建是其故乡，而江西则与其师承有关。蔡正孙的诗友网络与南宋理学的传播亦有一定的关系，蔡氏的诗友皆属于汤晦静弟子徐径畈的门下，一为曾子良一系，一为谢枋得一系。因为蔡正孙编纂过多部诗学著作，故在当时的遗民诗坛上有一定的地位，很多遗民诗人千里迢迢来拜访蔡氏，赠寄自己的诗作，请求蔡氏评点，并与其结成诗社。蔡正孙的诗社虽然没有举行大规模的征诗活动，但其具体的诗学活动通过《联珠诗格》的评点可以略窥一斑。他们诗社的活动基本以切磋诗艺为主，关注的是用字、句法、章法等技巧，其评诗之语有些地方与《月泉吟社诗》颇有共通之处。^②

蔡正孙后半生生活在元朝，1279年的崖山之役后，南宋朝廷已经彻底灭亡，复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正是在南宋灭亡十年后，蔡正孙编纂了《诗林广记》《联珠诗格》《和陶诗话》三部诗学著作。这三部诗学著作虽以论诗为主，但其中贯穿了他本人的遗民意识。蔡正孙晚年时，元朝已经灭宋20多年，而且统治渐趋稳定，但蔡正孙对新朝没有丝毫认同感，他通过他的诗学编纂活动纪念与祭奠了那个已经逝去的王朝。

元至元二十六年 (1289)，此时南宋朝廷已经覆亡十年，他编纂了《诗林广记》一书，蔡正孙在序中说：“正孙自变乱焦灼之后，弃去举子习，因得以肆意于诸家之诗。……岁屠维赤奋若，月昭阳作噩，日阏逢阉茂，蒙斋野逸人蔡正孙粹然序。”丙子年的易代确实给蔡正孙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他在著作中多次说到这一时间点。从序中的“变乱焦灼”之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的破坏性既是物理上的，也是心理上的。《诗林广记》所选诗人以唐宋诗人为主，但反常入选了唐代之前陶渊明的作品，而且是唯一的一位非唐宋时代的诗人，他还特别编纂了《和陶诗话》一书。^③他通过这种独特的方式向陶渊明致敬，在宋末元初的历史语境中，陶渊明的身份不但是隐士和诗人，他还是忠义的象征。在南宋遗民，包括月泉吟社诗人、谢枋得等人的心目中，陶渊明是一个在易代世变中坚持士人操守的文化符号，他不为五斗米折腰，不与新朝合作，在文化上不认同新朝，^④特别是传说中陶渊明不书新朝年号的做法在宋元之际被大书特书，据沈约《宋书·陶潜传》载：“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⑤关于这一问题，宋代的诗话与笔记多有评论，蔡正孙在《诗林广记》与《和陶诗话》中对这一问题也有详细的讨论。从史实上看，沈约的记载可能并没有依据，但到后代，这一问题已经不是历史问题，而是文化问题。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士人都选择性地相信这一事件是事实，从而又从文化上内化为行动，这一点在蔡正孙身上表现最明显。上面引用的《诗林广记》自序的末尾，他用了古老的太岁纪年法，“岁屠维赤奋若”，即己丑年 (1289)；“月昭阳作噩”，即辛酉月，“日阏逢阉茂”，即甲戌日。这一年是元至元二十六年，崖山之战之后整十年，他有意且坚持不用元朝年号，清四库馆臣云：“不著年号，犹陶潜但书甲子意也。” ^①这句甚得蔡氏本意。又其所编《联珠诗格》，书前于济、王渊济序皆书元大德年号，唯蔡序云“岁庚子春三月”(庚子年，即元大德四年，1300年)，亦只书甲子。蔡正孙的用心非常明显。^②

蔡正孙还借评陶诗对宋元易代时士人的变节进行了批判，《和陶诗话》卷十三陶渊明《归鸟》，蔡正孙评云：“‘归鸟’借以兴己之暂出而即处，暂仕而即止也。所谓‘奋栖’者，谓世代更革，众皆奋迅以事新朝，无复怀旧之念，又安有昔日之俦侣哉？我既倦飞而知还，则虽有矰缴之祸，亦无所施于我矣。”陶渊明之所以能够引起南宋遗民的共鸣，与陶渊明和他们同处“世代更革”的时代背景有很大的关系。在宋代之前的晚唐五代的历史转型中，很少有人像陶渊明那样能够全身而退，保持独立人格，很多像冯道那样历事数朝的“不倒翁”，所以陶渊明在宋元之际成为了南宋遗民的“原型”(prototype)，成为不断追念的对象，陶渊明也成为他们的自我投射，寄寓着他们的理想。尽管宋代士大夫深受理学影响，但宋元易代之时，投降变节，卖身求荣者亦大有人在，譬如与蔡正孙同时的诗学批评家方回 (1227—1305)，其在南宋时曾任严州 (今浙江建德) 知府。元兵压境之际，马上望风迎降，后任元建德路总管。再如留梦炎 (1219—1295)，曾为理宗淳祐四年 (1244) 状元，历官宗正少卿，秘阁修撰，福建提举，吏部右侍郎，累官宣奉大夫，端明殿学士。德祐元年 (1275)，任同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并拜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倍受南宋朝廷信赖与重用。但蒙元大军一来，他马上就委身投降，入元后官至丞相。蔡正孙对这些“众奋迅以事新朝，无复怀旧之念”之辈在心里是无比唾弃的，他心中的人格典范远的是陶渊明，近的则是他的恩师谢枋得。蔡正孙通过对陶渊明的颂扬，完成了自我认同的建构。

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教育更普及，文学在社会上也更流行，这从已经编成的《全宋诗》的卷帙规模，收录诗人与诗歌的数量都远超《全唐诗》上可以看出。诗学在宋代的兴盛，与宋代立国以来的稽古右文政策分不开。特别是进入南宋后，国家虽然在武力上不振，但文学上的兴盛与文学风气的浓厚，恐怕亦是超过北宋的。南宋时期诗社的大量出现，诗选、诗话的流行，都显出整个社会上诗学生产的兴盛。晚宋时期，一度在唐代流行而在宋代比较少见的诗学指南书——诗格类著作又重现江湖，如《联珠诗格》《诗人玉屑》都有诗格诗法的性质；同时又出现了新的诗学批评样式——诗歌评点，如《联珠诗格》有蔡正孙的评点，《瀛奎律髓》有方回的评点，而刘辰翁 (1231—1297) 更是评点了唐宋数十家诗人的诗集，是南宋著名的文学评点大师。其实这些现象不是孤立产生的，诗社的兴盛，必然带动诗选、诗话、诗格、诗评的涌现，其背后就是社会上旺盛的学诗需要。^③蔡正孙所编的三部诗学著作亦是因应了当时社会学诗人群的需要而编纂的。《诗林广记》《和陶诗话》在体例上都是融合了诗选与诗话，都是先选诗，然后再附录有关此诗的评论。《联珠诗格》更是将诗选、诗话、诗格、诗评四种诗学元素整合到一起，创造了南宋诗学著作的新体例。

《联珠诗格》的王渊济序称，蔡正孙完成《联珠诗格》后，“命其子弥高鸠工而寿诸梓”，^①这句话透露出的信息是，《联珠诗格》最早可能是家塾刻本。联想到建阳地区是南宋的出版印刷中心，^②蔡正孙编纂《联珠诗格》并付梓刊行，其背后可能还有一定的市场因素。当时的民间社会对这类的学习写诗的出版物需求量非常大，当时的书商还通过伪托名人的方式，编纂出版了诸如《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托名刘克庄编) 这样的书。其实《联珠诗格》的性质与《千家诗选》相似，也是通过“分门纂类”这种类书的方式将诗分为400多格，选诗的范围也是“唐宋时贤”，所谓“时贤”即南渡以来的诗人。据笔者统计，《联珠诗格》入选唐代诗人113人，宋代诗人430人，宋代诗人几乎是唐代诗人的三倍，这一方面是宋人对宋诗成就的肯定，另一方面其背后亦有蔡正孙对本朝文化揄扬的用心。欲灭一国先灭其史，也要先灭其文，史与文都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记忆。《联珠诗格》大量选入本朝诗人，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保存遗民们的文化记忆与文化立场。

宋元之际的历史大变动，既有改朝换代之悲，又有以夷代夏的文化休克，在中国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出现忠于故国、不事新朝的遗民社群。南宋遗民以文学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文化认同，延续他们的历史记忆。本文以福建遗民蔡正孙为例，考察了历史上的小人物在大历史中的表现。作为被文学史遗忘的小人物，蔡正孙很少被文学史、文学批评史提及，随着他编著的两部诗学著作《联珠诗格》《和陶诗话》在域外被发现，隐藏在他著作中的一段心灵史浮现在我们眼前。蔡正孙虽然没有像他的老师谢枋得那样以身殉国，但通过他在南宋灭亡之后的诗学活动，包括与其他遗民结成诗社，编纂诗学著作，构建了一个以福建为中心的遗民诗学网络，保存了宋代的文化记忆。他入元之后，不用元朝年号，在《联珠诗格》中让自己置身宋人行列，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殉难。宋元之际的历史转型，也是中国历史上世变最为激烈的时期之一，蔡正孙以其自身的诗学活动，让我们见证了这一段历史的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