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近年来，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对外直接投资迅猛增长。目前，我国每年对外直接投资 (简称OFDI) 总额已经突破千亿美元，联合国贸发会议《2016世界投资报告》指出，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增加约4%，达到1280亿美元，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以及发展中经济体中的主要对外投资国。而2015年中国吸收的外资约为1 360亿美元，该报告估计两到三年之内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吸收外资，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高速发展的背景下，近年来很多学者如Buckley等 (2007)、Kolstad等 (2012)、Wang等 (2012)基于邓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对我国企业的海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问题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中，裴长洪等 (2011)对中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的优势来源进行了理论补充，他们认为投资母国不仅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投资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也是本国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阎大颖等 (2009)、龙云安 (2013)、陈菲琼等 (2012)、景红桥等 (2013)也从制度、非市场能力因素、政治风险以及金融体制、法律起源等诸多角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的各种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尽管学术界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分布和地理布局问题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然而之前的研究大多没有对中国企业进行细分，而是将其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尤其缺乏针对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的系统研究。在这方面，冯体一 (2015)的定性分析强调，央企的对外投资偏好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地理位置主要集中在亚洲和非洲。本文则进一步利用定量分析的工具，从政治风险、自由贸易环境、市场以及资源驱动因素等角度来揭示央企和地方企业在境外投资地理布局方面的战略特点。我们的研究不仅可以弥补中国企业OFDI细分研究方面的不足，也有助于各方面对当前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繁荣发展的现状保持客观、清醒的认识，为政策制定者针对央企和地方企业不同特点推出相关措施，重视我国OFDI面临的政治风险，进一步推动“走出去”战略，提供重要决策参考。

二 央企与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特点

在就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具体情况进行分析之前，需要对“中央企业”(本文简称“央企”) 一词进行明确的界定，但是目前关于央企并没有十分权威的定义。结合商务部历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公报》中的统计资料，我们认为，央企在概念上并不等同于大型国企，央企和地方企业两大类别主要是按照管理的政府层级不同而划分出来的。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外直接投资规模

由于央企与地方企业在本身规模上存在着巨大差别，例如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名单中，上榜的中国企业中47%为国资委管理的央企^①，导致他们在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方面的差异十分显著。

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以及存量的规模来看，目前央企仍旧是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主力 (见表 1)，但地方企业与央企之间的差距却在逐年缩小。央企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流量的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73.49%下降到2013年的60.73%；2003年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仅为央企的36%，到了2013年这一比例已大幅增加到65%。这表明在央企的示范和带动下，越来越多的地方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海外设立企业。同时，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增长趋势相同，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增加也很迅速，其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存量的比例已经从2003年的不足15%增加到2013年的30.35%。

(二) 设立境外企业数量

统计资料表明，在境外企业数量方面，地方企业占绝大多数。例如，从2013年末中国企业设立的境外直接投资企业存量数据来看，地方企业20903家，占总数的82.3%，其中仅广东省拥有的境外企业数量 (3971家) 就占到了总数量的15.6%，而中央企业设有4510家，占17.7%。

(三) 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特点

央企和地方企业设立境外企业的地理分布情况也具有不同的特点。如表 2所示，首先，亚洲是中国企业最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对象地区，但央企在亚洲地区的境外直接投资数量仅占其所有境外直接投资总数量的45.6%，而地方企业在亚洲的这一比例达58.37%。不仅如此，在亚洲的范围内，地方企业在中国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数量所占比例也很高，达到了26.63%；而央企在中国香港的这一比例仅为14.70%。其次，对央企来说，除了亚洲之外，其在遥远的非洲的直接投资数量所占比例很高，达24.28%，而地方企业仅为8.18%。综合来看，虽然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较多，但其大部分集中在包括中国香港在内的亚洲等临近的境外地区，因而相比之下，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范围要更加广阔，全球化经营的程度和水平也因此高于地方企业。

在上述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对2003—2012年央企和地方企业在149个国家或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分布情况开展实证分析，并着重在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第一，我国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对央企和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对我国签署的各自由贸易区协定、双边投资协定的直接投资效应做出定量分析；第二，考察政治风险等因素对央企和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的影响。

三 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的实证分析 (一) 理论背景与研究假说

当前分析国际双边FDI流量模式的理论基础大多来自邓宁的国际折衷理论。根据邓宁的理论，跨国公司进行国际直接投资的动因主要有追求市场、追求资源、追求效率 (或低成本) 以及获得战略资产等几个方面。以邓宁国际折衷理论为基础，本文将对以下几个重要假说进行检验。

1.自由贸易环境方面。近年来，在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背景下，我国加快了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与双边投资协定的步伐。目前我国已经签署了12个自由贸易协定 (FTA)，同时也与104个国家或地区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 (BIT)。^①我国企业面临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因而也得到改善，消除了一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的阻碍和壁垒，投资成本进一步降低，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定的签署都可以为双边直接投资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因此，我们假设作为中国FTA伙伴以及与中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国家或地区均有利于中国企业在该国或地区直接投资数量的增长，即：

H1：一国或地区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均有助于增加对中国央企和地方企业在该国或地区进行直接投资的吸引力。

2.政治风险方面。学者们普遍认为政治风险是影响中国OFDI的重要因素，但在实证方面得出的结论却并不统一。例如Buckley等 (2007)认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寻求海外资源时容易忽略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而选择风险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而Cheung等 (2009)、Kolstad等 (2012)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结论。Yeung等 (2008)、Kaplinsky等 (2009)、Sanfilippo (2010)、Lu等 (2011)、Ramasamy等 (2012)、Amighini等 (2013)则基于所有制不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国有企业通常在大型、长期的海外项目方面进行投资，多体现追求资源的目的，且对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及经济条件不很敏感；而私营企业则较多表现为追求市场型，且投资目的地多分布于富裕、稳定的国家或地区。因此，我们假定：

H2：政治风险因素对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将产生不同的影响效果。

3.市场与资源驱动方面。邓宁的折衷理论认为，东道国或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及其市场潜力等是其区位优势的重要来源。在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方面，学者们对市场驱动因素的结论是比较一致的，例如Buckley等 (2007)、Cheung等 (2009)、Cheng等 (2010)、阎大颖 (2013)等都认为东道国或地区的市场潜力对吸引我国海外直接投资有着较大的影响。但在资源驱动因素方面，学者们的结论并不相同。例如，景红桥等 (2013)认为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自然资源寻求动机显著；谢杰等 (2011)、姜建刚等 (2014)的研究则发现，能源消耗因素对我国海外直接投资影响并不显著。在本文中，我们假定市场与资源因素均是中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驱动因素。此外，由于之前Ramasamy等 (2012)、Amighini等 (2013)研究发现国企和私有企业在市场与资源两个驱动因素的侧重点不同，因而我们进一步假定央企更多地受到资源驱动的影响，地方企业更多地受到市场驱动的影响。综合来说，即我们假定：

H3：一国或地区的市场规模、资源丰裕情况与中国企业在该国或地区的直接投资数量成正比；同时，相比之下，央企更多地受到资源驱动的影响，地方企业更多地受到市场驱动的影响。

(二) 数据与实证模型

为了验证以上假说，我们利用国家商务部2003—2012年核准的央企和地方企业在149个国家或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进行实证分析^①。其他变量设定、数据来源及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1.变量选择及数据来源

采用的主要解释变量有：(1) 自由贸易环境变量。具体指标为两个虚拟变量，即以自由贸易协定 (FTA) 和双边投资协定 (BIT) 来描述自由贸易环境因素对央企和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FTA和BIT取值为1表示东道国或地区已与我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取值为0则表示尚未签署相关协定。(2) 政治风险变量。尽管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一直是影响对外直接投资活动的重要因素，但在如何界定和度量政治风险方面，学者们的观点并不统一。例如黄一玲 (2013)认为跨国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是指东道国出于国家安全等政治因素考虑所采取的限制外国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的各种显性或隐性障碍，但这些投资障碍很难用具体数据来度量，因此Kolstad等 (2012)采用了法律制度指标、Wang等 (2012)则采用政府政策以及所有制指标等来评价政治风险。在本文中，我们采用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 中的四个变量，即政治稳定性变量 (Stability)、监管质量 (Regulatory Quality)、法治 (Rule of Law) 以及腐败控制 (Control of Corruption) 来度量东道国或地区的政治风险情况。(3) 市场和资源驱动变量。在市场因素方面，我们采用通常的GDP和人均GDP (GDPPC) 指标来衡量。在资源因素变量，我们采用了两大类的资源因素变量，一类是能源因素指标 (Energy)，具体是指一国或地区的初级能源的产量，包括石油、天然气、固体燃料 (煤、褐煤和其他衍生燃料) 和可再生能源 (全部转换成等值的石油产量)，它代表东道国或地区的自然资源丰裕程度；另一类是科技资源指标 (Tech)，具体包括研发支出占GDP的比例、高科技产品出口、在研发项目上的研究员人数、发明专利应用的数量等四个指标。在对科技资源的处理方面，先对四个科技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并将第一主成分的值作为科技资源综合指标，来代表东道国或地区的科技资源和创新能力。(4) 其他控制变量。在双边直接投资的实证分析中，引力模型是应用最广泛的实证工具。在本文中，我们将引力模型中的变量作为主要控制变量，其中包括距离变量 (Dist) 以及是否使用同一语言 (Comlang)、是否相邻 (Contig)、是否为同一国家或地区 (Samecty) 等虚拟变量，具体变量定义及其数据来源见表 3。

2.计量模型与方法

在本文中，因变量为某一年份中国企业对东道国或地区设立的境外企业数量，该变量是非负整数，因此通常应该采用非线性计数模型，例如泊松模型以及负二项模型等。首先假定计数模型因变量来自参数为λ的泊松分布，

${\rm{Pr}}\left({Y\left| {X', \lambda } \right.} \right) = \frac{{{e^{ - \lambda }}{\lambda ^Y}}}{{Y!}}Y = 0, 1, 2, 3 \cdots $

(1)

其中Y为因变量，X′为各解释变量，E (Y)=λ且var (Y)=λ。泊松回归的局限性在于泊松分布要求被解释变量的期望与方差一定相等，这一严格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很难得到满足。实际数据中如果出现被解释变量的方差明显大于期望，即存在过离散情形时，使用泊松回归是不恰当的。这种情况下通常假设样本来自负二项分布，即采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分析。在负二项回归模型中，参数λ的期望和方差分别为E (Y)=λ, var (Y)=λ+λ²/k^-1。其中k为过离散参数，其值越大，表示数据的过离散越大。当它趋近于0时，负二项分布收敛于泊松分布。根据本文的数据情况，我们将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处理。

(三) 实证分析过程及结果

本文的实证分析分为两步：首先以中国在境外设立的全部企业数量作为因变量，利用负二项回归模型进行经验分析。具体方法为将引力模型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分别考察政治风险、自由贸易环境、市场与资源驱动对中国设立境外企业地理布局情况的冲击，即Model 1至Model 3，最后将所有的解释变量都加入到模型中，对Model 4进行综合检验，不同模型实证分析结果见表 4。

从表 4中可以看出，整体来说，政治风险、自由贸易环境、市场以及资源驱动、距离成本等均是影响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的重要因素。在Model 1的四个政治风险因素中，政治稳定性 (Stab)、腐败控制 (Corr) 等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意味着在东道国或地区中，较高的政治稳定性以及较差的腐败控制与中国企业设立境外机构数量呈现出正向关联。在Model 2的自由贸易环境因素中，自由贸易协定变量 (FTA) 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自由贸易协定的签订促进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数量增加。在Model 3的市场和资源驱动因素中GDP、能源指标 (Energy) 以及科技资源 (Tech) 等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整体规模大、能源资源以及科技资源丰裕也促进了中国企业境外直接投资数量的增加。最后，在Model 4中综合考虑了全部影响因素，我们发现：Model 1中的政治稳定性以及腐败控制变量系数符号均发生了变化，且监管质量系数也变得显著，这表明中国企业整体上倾向投资于政治风险较高 (即政治稳定性比较弱、腐败控制比较差) 的国家或地区；同时良好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市场环境、充裕的资源环境等均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具有正向推动作用。

那么，在境外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中，央企和地方企业在地理布局方面又有哪些不同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对Model 4利用央企、地方企业的数据进行对比检验，具体见表 4的最后两列。据此，我们发现央企和地方企业在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方面有着显著的差异性：

1.政治风险方面。假说H2即政治风险因素对央企与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经验支持。对央企来说，两个政治风险变量，即政治稳定性和腐败控制的系数是显著的；而对地方企业来说，政治稳定性、监管质量以及腐败控制等三个解释变量的系数均显著。这表明，地方企业在境外直接投资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另外，对央企和地方企业来说，政治稳定性变量系数虽然均显著为负，即都倾向于对政治稳定性较差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但相对而言，央企的政治稳定性变量系数的绝对值要大于地方企业，表明央企向高政治风险地区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倾向要高于地方企业。

2.市场与资源驱动方面。假说H3并没有完全得到验证，只是部分地得到了经验支持。在央企的实证结果中，GDP变量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市场驱动对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布局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但其资源驱动变量 (能源资源和科技资源) 系数均不显著，意味着央企对外直接投资受资源驱动的影响并不强。而对地方企业来说，代表市场驱动与资源驱动各个解释变量的系数都十分显著，说明市场与资源驱动均是显著影响其境外设立企业的重要因素。

3.距离成本方面。距离成本是重要的投资成本。对地方企业来说，距离成本变量系数显著为负，表明距离成本对其OFDI的地理布局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同时结合语言、相邻国家或地区以及同一国家或地区等变量系数显著为正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多局限在与我国地理位置接近、语言文化相似的地域范围内。而对央企来说，情况则大为不同——距离成本变量虽然也为负值，但并不显著，表明其对外直接投资受距离成本因素的影响比较小，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范围比较广阔。

除了上述存在差异性的影响因素以外，央企和地方企业OFDI的地理布局也有着相同影响效应的因素——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因素。在表 4中，自由贸易协定变量 (FTA) 以及双边投资协定变量 (BIT) 的系数不仅为正，且均在1%的水平下保持显著，因此假说H1十分显著地通过了验证。这不仅表明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双边投资协定数量的增加无论对央企还是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都是十分有利的，而且也进一步揭示了我国当前对外开放的两大战略——“走出去”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性。依托“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及争取与更多的国家或地区签署双边投资协定均十分有利于我国企业实现“走出去”的战略目标和全球化经营的目的。

四 结论及启示

本文从央企和地方企业的细分角度，就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布局进行了分析，其结果表明：首先，在中国整体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央企是主力，占到全部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近70%；但地方企业正在迅速赶上，与央企之间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从地理范围来看，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大部分集中在包括香港地区在内的临近地域，相比之下，央企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域范围则更加广阔。其次，利用2003—2012年我国企业在149个国家或地区设立境外企业的数据，定量研究政治风险、自由贸易环境等因素对央企与地方企业在OFDI地理布局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后发现，央企和地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地理布局模式有着显著差异。具体来说，在政治风险方面，央企和地方企业虽然都倾向于对政治稳定性较差国家或地区进行投资，但央企向高风险地区进行投资的倾向要高于地方企业，而地方企业的OFDI则更容易受到东道国或地区政治环境的影响和冲击；在市场与资源驱动方面，央企的OFDI受市场驱动影响较大，资源驱动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对地方企业来说，市场与资源驱动均是显著影响其设立境外企业的重要因素；在地域范围方面，央企OFDI地域范围要更加广阔，地方企业的OFDI则大多局限在与我国地理位置接近、语言文化相似的地域范围内。但央企和地方企业的OFDI地理布局也有共同的显著影响因素，即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投资协定的签署对两者的OFDI均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通过分析，我们得到的主要启示为：

第一，政府部门的相关政策制定者不应对OFDI迅速增长的情况盲目乐观，应该关注和重视我国企业海外直接投资中的政治风险，提高风险意识。国家商务部的资料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并不高，亏损情况比较严重。国家商务部2011年对境外企业年度会计报表的统计资料表明，就总体而言，境外企业盈利或持平的比例约为77.6%，亏损企业约为22.4%；而央企境外机构的盈利情况则更差些，在近2000家企业中，盈利和持平的占72.7%，亏损的占27.3%。^①在造成我国企业OFDI亏损的原因方面，政治风险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近年来中国企业OFDI频频遭遇重挫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实证结果也指出，无论是央企还是地方企业，风险较高的外部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止他们对此类地区直接投资的增加。因此，随着未来“一路一带”战略的实施和推动，会有更多中国企业把OFDI作为公司战略的重要选择，而与此同时他们面临的政治风险也将显著上升。这不仅要求企业自身提高海外投资风险的评估能力，做好政治风险的管控，政府部门在制定相关促进OFDI的鼓励和扶植政策时，也应该将政治风险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引导企业理性投资，提高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绩效水平。

第二，政府应该加大对地方企业OFDI的支持和引导力度，帮助他们逐渐摆脱目前的粗放型海外直接投资发展模式。相对于央企来说，地方企业数量多、规模小，但其在中国OFDI中的地位和作用正逐年上升，平均投资绩效水平也要普遍好于央企。但我们发现，地方企业在OFDI地理布局方面普遍依赖能源因素、政治风险较高、主要局限在亚洲地区等特点使得其OFDI属于比较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地方企业海外直接投资需要得到政府进一步的支持和鼓励，从而增强他们的海外竞争能力和抵抗风险的水平。

第三，研究结果表明，良好的自由贸易和投资环境对央企和地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走出去”和“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两大战略之间具有相互促进的内在关联性。我国应该继续加快自由贸易区协定谈判的步伐，与更多国家或地区达成双边投资协议，从而为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经营，提供良好的外部发展平台及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