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隋唐间，官僚制度最重要的变化便是三省制的形成。尤其是魏晋之际中书、门下二省的形成与参与机要，取代了三公所谓辅佐皇帝的职能，形成新的决策体制。^①与之相应，东宫也形成了中书、门下机构。《通典》云：“晋中庶子、庶子各四员，职比侍中、散骑常侍及中书监令。”^②东宫门下、中书机构的形成与东宫官制在汉晋间的演变关联极大，笔者曾考察过太子师傅、太子卫率的变化^③，本文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中庶子之于东宫门下机构形成的意义。

以“太子”称储君为先秦政制常例，但“皇太子”之号则是以皇帝制度的建立为前提。^④秦始皇虽首称“皇帝”，却未立太子，“皇太子”及其官属均设立于汉初。《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对其官制的记述为：“太子太傅、少傅，古官。属官有太子门大夫、庶子、先马、舍人。”

此条记载并无“中庶子”。然而《汉书》所载太子中庶子至少有六例，分别为冯野王、王商、史丹、欧阳地馀、金敞、穉游。^⑤钱大昭云：“中庶子与庶子有别矣”，“(百官公卿) 表于‘庶子’上脱‘中’字，‘庶子’下脱‘庶子’二字”。王先谦亦以钱说为是。^①钱、王对《汉书》原文的改定或值得进一步探讨，但中庶子之职在西汉的存在当无太大疑问。

值得注意的是，可考的六位中庶子中，除穉游任职于汉成帝时期外，其余五位均任职于汉宣帝时期。笔者曾考察过太子舍人、太子庶子，认为太子舍人、太子庶子都有一个从太子私属发展成朝廷正式官吏的过程，这一转变大致发生在汉宣帝到汉成帝时期。^②作为与舍人、庶子类同的中庶子，或许亦有相同的转变。从任职者的情况来判断，太子中庶子已被纳入“任子”制的范围。^③如史丹，“自元帝为太子时，丹以父高任为中庶子，侍从十余年”^④。再如冯奉世之子冯野王“少以父任为太子中庶子”^⑤。王商为外戚，“少为太子中庶子”^⑥。吏两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者方有资格纳入“任子”。与之相较，中庶子并非出身自一般的吏二千石家庭，而是出身权贵，其任职皆由与太子年纪相近的权贵子弟充任。因而在实际人事运作上，中庶子与太子之间绝非驱使关系。如欧阳地馀是以儒者子孙出任太子中庶子。欧阳家世代治《尚书》，称欧阳《尚书》。汉宣帝委任欧阳地馀为太子中庶子旨在教授太子，即“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⑦。这些或许都表明汉宣帝到汉成帝时代太子中庶子的性质。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庶子”下注引应劭：“员五人，秩六百石。”钱大昭认为应劭所指为太子中庶子，而非太子庶子。^⑧定员与定秩是中庶子职官化的标志。又据《后汉书·百官四》，“太子中庶子，六百石，本注曰：员五人，职如侍中”。如钱大昭所言无误，迄于东汉，太子中庶子的员额、官秩基本未变。

在职掌方面，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侍中在西汉是加官，无秩无员，无固定职掌，在东汉则为职官。东汉时期，侍中一度有省尚书的职权。^⑨《汉书·百官三》所言侍中职责，——“掌侍左右，赞导众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识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舆车后”，当是两汉通常情况。《通典》卷二一《职官三》云：“侍中，汉代为亲近之职。”以侍中为参照，东宫同类职官太子中庶子亦以皇太子亲密陪臣的身份出现。如《汉书·金敞传》所载，“元帝为太子时，敞为中庶子，幸有宠。”“幸有宠”正反映了中庶子与太子间的紧密关系。

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魏国太子立，仿汉制设中庶子。任职者司马懿被称为“太子四友”之一，“每与大谋，辄有奇策，为太子所信重”^⑩。另一中庶子司马孚，在曹操死后权力真空之时，“奉太子以即位”，在辅弼太子上立有大功。^⑪还有一位任职者鲍勋则从反面证明中庶子须“亲近”太子，——“在东宫，守正不挠，太子固不能悦”，后为曹丕所杀。^⑫曹魏虽是制度更张时期，但在汉廷之下的魏国时代，因仍汉制，魏国中庶子的事例所反映的是汉代的情况。

东晋王珣启以桓谦为太子中庶子时曾言：“东宫之选中庶子，总管门下，尤不可不得其才。”^⑬可见晋人已有东宫“门下”明确的说法，中庶子则为“门下”之总管。按照黄惠贤先生的研究，门下省成立于晋武帝泰始初，是魏明帝逝世后皇权限制中书权势的结果。^①从东宫官制建构来看，《晋书·李憙传》云：“自魏明帝以后，久旷东宫，制度废阙，官司不具，詹事、左右率、庶子、中舍人诸官并未置。”魏明帝为太子不足一个月。^②东宫门下机构的出现与具名，只能是晋武帝泰始三年立皇太子之后。可明确在晋武帝泰始初任职者有7例之多，分别是应贞、孔恂、邹湛、文立、华峤、郑默、郭奕。^③可见太子中庶子之职官设置当与泰始三年皇太子之立同时。

太子中庶子设职之初，西晋朝廷就其职官性质曾有一次讨论。据《晋书·郑默传》记载，晋武帝初立东宫，郑默为太子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属宜称陪臣”，郑默上言：“皇太子体皇极之尊，无私于天下。宫臣皆受命天朝，不得同之藩国。”中庶子郑默极力强调东宫官僚的朝官身份，而非陪臣。泰始初年的7例中庶子任职者中有3例转任散骑常侍 (应贞、邹湛、文立)，2例转任地方太守 (华峤、郑默)。可见太子中庶子在泰始初年初设之时已经被纳入朝官的流转程序之中，成为迈向高层官僚的重要阶梯，郑默“宫臣皆受命于天朝”的性质论断为西晋朝廷所接受。

西晋不仅明确了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的性质，而且确立其“总管门下”的地位。这一点从《唐六典》所载太子中庶子品、班可知。据《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左右春坊内官》自注所载，太子中庶子“品第五，班同三令、四率，次中书侍郎下；绛朝服，武冠，平巾帻”。太子中庶子在品位、班次上与掌管事务的太子三卿、统领军队的太子四率相同，正表明其在东宫与之对等的地位，这种地位不仅因为其为“亲近之职”，更是因为其“总管门下”，为东宫门下机构首长的缘故。

在官署称谓上，如同门下称“省”，“中庶子称坊”。《北堂书钞》卷六五《设官部十七》引王珉《答徐邈书》曰：“坊是通名，如天朝之称台者也。”《玉海》卷一二八引晋《东宫旧事》：“中庶子四人，准侍中。若皇太子入宫与中舍人各一人，更日直永福坊。”永福坊为皇太子出居东宫前的禁中居所。《宋书·二凶传》记载刘劭六岁拜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可见永福坊又称永福省，“坊”与“省”相通。以“坊”为称是东宫机构的常例。

王珉《答徐邈书》中言“东宫中别有坊”。按《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卷》所述梁朝制度：“中庶子功高者一人为祭酒，……与高功中舍人一人共掌其坊之禁令，……陈因之。”中庶子祭酒与高功中舍人共掌“其坊”之禁令，证明东宫机构以“坊”为空间范围。《隋书·百官志》记载北齐中庶子与中舍人共处门下坊，而庶子、舍人别处典书坊。这一记载明确了“门下坊”之名的存在，且“门下坊”与“典书坊”别为二坊。^④虽然上述关于分坊、“门下坊”的记载所指为萧梁、北齐制度，但结合晋人王珉所言“东宫中别有坊”，据以推断晋代门下机构成立之初便以“坊”为称、并以具体的“坊”为单位空间，大致是正确的。

“总管门下”的太子中庶子职比门下省长官侍中，当具备侍中“掌傧赞威仪”、“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平奏事文书”的三种职权。^⑤《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左右春坊内官》自注言及太子中庶子的职权时，正是记作：“侍从左右，傧相威仪，尽规献纳，奏事文书皆典综之。”

《晋书·职官志》记载魏晋侍中之职：“掌傧赞威仪，大驾出则次直侍中护驾，正直侍中负玺陪乘，不带剑，余皆骑从。御登殿，与散骑常侍对扶，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⑥所谓“傧赞威仪”分为“大驾出”与“御登殿”两种情况，侍中皆担负“护驾”、“负玺”、“对扶”等皇帝切身的重要职事。太子中庶子在东宫“侍从左右，傧相威仪”，当大致类同。

《通典》卷三〇《职官十二》记载皇太子举行释奠礼时，“中庶子扶左，庶子扶右”，而他官无缘近侍。这正是其“侍从左右”、“傧相威仪”的表现。《晋书·礼志下》：“及惠帝明帝之为太子，及愍怀太子讲经竟，并亲释奠于太学，太子进爵于先师，中庶子进爵于颜回。”在释奠礼的仪式中，中庶子除了扶助皇太子外，还须独立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要与太子分别进爵孔子、颜回。虽然中庶子与太子之间并非如孔子与颜回之间的师徒关系，但中庶子得以礼敬颜回，正突出了他官无与相比的、其与皇太子的亲近关系。

《通典》卷三〇《职官十二》记载了宋文帝时太子中庶子随皇太子入直皇宫之事：“元嘉初，诏二率、中庶子随太子入直上宫，十四年又诏还东宫。”据《宋书·二凶传》，“(刘劭) 年六岁，拜为皇太子，中庶子二率入直永福省。更筑宫，制度严丽。年十二，出居东宫。”可知中庶子入直禁中之年在元嘉八年。又据《宋书·前废帝纪》：“世祖践祚，立为皇太子。始未之东宫，中庶子、二率并入直永福省。”可知太子中庶子随太子入直禁中实为常制。元嘉初年距晋宋禅代不远，太子中庶子“入直上宫”可能为两晋旧制。在东宫诸多侍从类职官中 (中庶子、庶子、中舍人、舍人、洗马)，只有中庶子获取入直禁中的权力。

中庶子与太子间的亲近关系是其得以“总管门下”、典综“奏事文书”的前提。“奏事文书皆典综之”当指东宫各署事务需要皇太子决策者，由中庶子阅览、管理，近似侍中“平尚书事”之权。^①《宋书·礼志》载元嘉二十六年 (449) 皇太子监国，有司奏仪注：

某曹关，司徒长史王甲启辞。押。某州刺史丙丁解腾某郡县令长李乙书言某事云云。请台告报如所称。尚书某甲参议，以为所论正如法令，告报听如所上。请为令书如左。谨关。

右关门下位及尚书署，如上仪。

张雨以之为“外上事内处报下令书仪”^②。太子监国之时，外上事关由门下位及尚书署，再呈太子。如以此作比，东宫事务外上事文书亦须关门下位，东宫门下位正是太子中庶子，此即《唐六典》所云“奏事文书皆典综之”。

太子中庶子“典综”奏事文书，是依托门下机构来实现的。《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左右春坊内官》注引《齐职仪》：“中庶子下有门下通事守舍人四人，三品勋禄叙，武冠，朱服。”梁、陈依旧保留“门下通事守舍人”之职，《隋书·百官志上》将之列为三品勋位。此外还有“通事舍人”，《唐六典》记载：“梁中庶子有通事舍人，……视南台御史，并一班，从九品，陈因之。”^③虽然《齐职仪》、《唐六典》记载的是南齐、梁、陈的职仪，但门下通事守舍人、通事舍人或许早已设置，这些东宫门下机构的中下层职员是太子中庶子“职比侍中”权责落实的保证。齐、梁将之定品，正反映了西晋以后东宫门下机构化、科层化的发展趋势。

《陈书·孝行传》记载了当日东宫与皇宫之间的文书、信息传递：

(殷不害) 寻以本官兼东宫通事舍人。是时朝廷政事多委东宫，不害与舍人庾肩吾直日奏事，梁武帝尝谓肩吾曰：“卿是文学之士，吏事非卿所长，何不使殷不害来邪？”

承担着东宫与皇帝之间有关朝廷政事的联络、沟通的“东宫通事舍人”，当为东宫门下通事舍人。从梁武帝对文学之士庾肩吾“吏事非卿所长”的评价可见，东宫通事舍人是需要知悉朝廷政事的。在东宫中，协助皇太子典综奏事文书的是太子中庶子，故其门下通事舍人得以参预知悉“文案簿领”，方能“直日奏事”。可以想见，围绕着典综奏事文书，东宫门下机构进行运作，中庶子及门下通事守舍人、同事舍人分层展开其工作。刘宋时，孝武帝以“黜挫”的尚书右仆射颜师伯领太子中庶子，遗诏命其“辅幼主”，“尚书中事，专以委之”。^④从孝武帝以尚书右仆射为太子中庶子，又专以委之太子即位之初的尚书中事，可见中庶子之职正处于东宫枢纽地位，中庶子是东宫事务的重要决策者。

太子中庶子“总管门下”，而门下又为东宫官僚奏事关白所在，故其职权进一步延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左右春坊内官》自注：“高功中庶子与中舍人共掌禁令，纠正违阙。”《晋书·卞壸传》载卞壸“前后居 (晋元帝世子) 师佐之任，尽匡辅之节，一府贵而惮焉，中兴建，补太子中庶子”。“一府贵而惮焉”是指世子府邸的官属们对卞壸的感受。可以想见，曾任“世子师”的卞壸至东晋东宫正式建立以后出任太子中庶子，必然为“高功中庶子”，也必然“掌禁令，纠正违阙”，使东宫“贵而惮焉”。

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其对太子还负有教育责任的一面，故中庶子之谏诤权 (“尽规献纳”) 较之侍中 (“备切问近对，拾遗补阙”) 更为强势。如温峤为太子中庶子，“数陈规谏，又献《侍臣箴》，甚有弘益。时太子起西池楼观，颇为劳费，峤上疏以为朝廷草创，巨寇未灭，宜应俭以率下，务农重兵，太子纳焉。王敦举兵内向，六军败绩，太子将自出战，峤持鞚谏曰：‘臣闻善战者不怒，善胜者不武，如何万乘储副而以身轻天下！’太子乃止。”^①这是太子中庶子行使谏诤权之显著例子。

因而在中庶子典综奏事与谏诤二事上，谏诤更被看重。《北堂书钞》卷六六《设官部十八》引《山公启事》云：“中庶子贾模迁，缺。东宫官属，宜得高茂。求备一人则难，犹宜先德。”可见“高茂”是指在各项高标准的要求中均达标，山涛认为这些优点集中在一人身上是为难事，故而要以“德”为先。《艺文类聚》卷四九《职官部五》所引《晋齐王攸与山涛书》亦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其言曰：“中庶子，东宫显职，加侍接左右，诚宜得笃粹有行检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众望也。”“笃粹有行检之人”典型者如著名处士皇甫谧。据《太平御览》卷二四五《职官部四十三》引《晋起居注》曰：“武帝咸宁元年诏曰：‘男子皇甫谧沉静履素，守学好古，与流俗异趣，其以谧为太子中庶子。’”再如殷仲堪“居丧哀毁，以孝闻服阕，孝武帝召为太子中庶子，甚相亲爱”。^②

由此可见，相较于两汉太子中庶子，两晋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的性质更加清晰，因而一方面其对太子的谏诤权力被强化；另一方面东宫官署作为西晋朝廷的对应物也随之出现了明显的机构分化，太子中庶子以其“亲近”之位“总管门下”，典宗奏事文书，并发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

刘宋时期太子中庶子任职最鲜明的特点是出现由他官兼任的情况。值得注意的是，左、右卫将军常为兼任太子中庶子的职官，从宋文帝迄于宋明帝时代均见其例。宋文帝时代有何尚之以左卫将军领，刘遵考以右卫将军、散骑常侍领，刘义融以左卫将军领。宋孝武帝时代有王僧达以左卫将军领。宋明帝时代有沈攸之以左卫将军领。^③左、右卫将军均为第四品官，^④故其兼任第五品的太子中庶子称为“领”。

如所周知，左、右卫将军“掌宿卫营兵”，关乎禁中安全，历来由皇帝亲信出任。^⑤以二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其实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是监督太子，另一方面是护佑太子。此双重性由其皇帝亲信的立场而被决定。据《宋书·何尚之传》，“尚之雅好文义，从容赏会，甚为太祖所知”，何尚之服阕后恢复左卫将军之职，增领太子中庶子，“(元嘉) 十二年，迁侍中，中庶子如故”。如上文所述，元嘉八年至十四年，皇太子入居永福省，中庶子随其“入直上宫”。元嘉十二年之前，何尚之以右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随太子入直上宫”。

如太子中庶子任职者资望不足，则使其兼五营校尉中的长水校尉、步兵校尉。如宋文帝时刘恺领长水校尉，孝武帝时殷淡领步兵校尉，宋明帝时刘景素领步兵校尉。^①由此可见，由卫将军领中庶子，或使其兼校尉，是刘宋开创的新传统，东宫之外的禁卫武官被纳入到东宫侍从官行列。

在宋文帝、孝武帝时期，也见到侍中等重要朝官兼任太子中庶子的例子。元嘉十二年，何尚之迁任侍中仍领“中庶子如故”，已见上文。此外，宋文帝时期的刘义融、孝武帝时期的何偃均以侍中领中庶子。除以侍中领外，还有以散骑常侍领。如元嘉十五年刘遵考领太子中庶子时的头衔便是散骑常侍。^②侍中、散骑常侍均为门下机构首长，其领太子中庶子，属于同类高阶领低阶，也反映了皇帝以自己门下诸官掌控东宫门下机构的意图。

刘宋对东宫门下机构的重视还表现在将“主饮食”的食官令转归太子中庶子管辖。^③食官令，西汉为太子詹事属官，东汉为太子少傅属官，但从汉至晋均隶属太子家令。至宋则不然，食官令转为太子中庶子管理。饮食之事关乎太子的健康乃至生命安全，在宫内属于十分重要之事，太子中庶子掌食官令，正是刘宋皇帝强化中庶子及东宫门下机构的表现。

尽管刘宋在中庶子的人事任命上形成了某种制度，但是历代皇帝却各有侧重。宋文帝有鉴于宋少帝之被废杀，其对东宫官属的任命更多是出于护佑太子。^④孝武帝有鉴于宋文帝为太子所杀，其对东宫官属则是以限制为主——“以将置东宫，省太子率更令、步兵、翊军校尉、旅贲中郎将、冗从仆射、左右积弩将军官，中庶子、中舍人、庶子、舍人、洗马，各减旧员之半”，^⑤甚至裁撤了一半数额的太子中庶子。

南齐虽然延续刘宋太子中庶子领、兼的惯例，但以左、右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的情况则基本未见。左、右卫将军消失在太子中庶子的领、兼名单中，是宋、齐间的一大变化。与此情形相似，以门下省长官兼领太子中庶子也并非南齐太子中庶子领、兼情况的主流。刘宋时曾一度归太子中庶子掌管的太子食官令、丞，在南齐时又重新归于太子詹事管理。

南齐之所以会有这一变化，主要是因为齐武帝、文惠太子皆为成年太子，其对东宫的控制性更强。^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南齐中庶子多由名士出任，太子借由此人事任命来抬高自己礼贤的声誉。比如，南齐太子中庶子多领中正。刘宋时期，江湛、袁顗、张绪在太子中庶子任上兼本州大中正，^⑦南齐承续这一动向。袁彖领本州大中正，谢沦领豫州大中正，顾宪之领吴邑中正。^⑧虽然顾宪之所领只是郡中正，而非州大中正，但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同类。中正官出任太子中庶子，其实表明太子中庶子成为各地域集团名士领袖入职东宫的身份桥梁。这一任职特点既表明太子中庶子之“清显”的性质，也证明了南齐太子对东宫官属的控制。

萧梁太子中庶子的领、兼官没有规律可循，计有吏部尚书、游击将军、骁骑将军、左卫将军、光禄卿、廷尉卿、博士、羽林监、都官尚书、中书通事舍人等等。所以，与宋、齐相比，萧梁太子中庶子领、兼情况变少，领、兼无规律可循，这其实表明太子中庶子之官职的独立性又重新得到了确立。

这一点也可从天监改革时中庶子在东宫职官体系中的地位上升得到证实。按《唐六典》卷二六《太子三师三少詹事府左右春坊内官卷》所述：“梁中庶子、庶子各四人，(中庶子) 班第十一，从四品；庶子班第九，从五品。陈因之。”原本在东汉之时，太子中庶子为六百石官僚，太子庶子为四百石官僚，二者之间有两个级差 (六百石与四百石之间还有比六百石)，但在晋、宋官制中，太子中庶子与太子庶子同为第五品，彼此之间在官品上没有区别。梁朝对官制进行改革，采用十八班制，太子中庶子升为第十一班，相当于原来的第四品。这样，太子中庶子与太子庶子之间就出现了两个班次的差别。应该说，经过这次改革，在东宫门下、中书、散骑诸机构中，门下的地位更加凸显。陈朝继承了梁朝制度，太子中庶子为第四品，太子庶子为第五品，二者之间仍然保持差距。^①

东宫门下地位的突出，某种程度上是有赖于皇太子权势的增强。据《梁书·昭明太子传》：

太子自加元服，高祖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纤毫必晓，每所奏有谬误及巧妄，皆即就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

昭明太子加元服是在天监十四年 (515)，直至其薨，共参预政事十五年。《梁书·简文帝纪》对简文帝参预政务的描述类似于昭明太子——“及居监抚，多所弘宥，文案簿领，纤毫不可欺”。“文案簿领”，即评内外百司奏事文书，这是皇太子参预政务的最主要职权。虽然《梁书》还言及昭明太子“平断法狱”，但这一叙事主要是为了说明“天下皆称仁”。岡部毅史从昭明太子监国时期梁武帝的年龄 (52—68岁)、两次舍身佛寺 (大通元年、中大通元年) 推断梁武帝将大部分的决定权授予太子。^②萧纲为太子的十八年中，梁武帝年事更高 (68—85岁)，且三次舍身，故而萧纲的决策权将会更大。据《梁书·刘孝威传》记载，太清中，刘孝威以太子中庶子兼通事舍人。由东宫中庶子兼通事舍人，正反映了东宫门下机构因皇太子监国而职权越出东宫范围。梁武帝晚年皇太子长期监国，是东宫门下地位突显、中庶子独立性加强的原因所在。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未记载太子中庶子，这是脱漏的缘故。西汉时期，太子中庶子不仅存在，而且它与太子舍人、太子庶子一样，在宣、元、成帝时代，由太子私属演变为职官。东汉太子中庶子“职如侍中”。汉末魏国太子中庶子与太子关系亲密正是汉代中庶子“亲近之职”的表现。

相较于两汉太子中庶子，两晋太子中庶子“受命于天朝”的性质更加清晰，因而一方面其对太子的谏诤权力被强化；另一方面东宫官署作为西晋朝廷的对应物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机构。太子中庶子以其“亲近”之位“总管门下”，官署称“坊”，具备“侍从左右，傧相威仪”、“尽规献纳”、“奏事文书皆典综之”三种职权。尤其是围绕着典综奏事文书，东宫门下出现机构分化，设置门下通事守舍人、通事舍人等职，中庶子也因此成为东宫事务的重要决策者。正因门下又为东宫官僚奏事关白所在，故中庶子职权进一步延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典宗奏事文书，并进而发展出对东宫官僚的监察权。正因如此，太子中庶子成为东宫“显选”，在两晋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门阀均有子弟出任太子中庶子。

刘宋时太子中庶子的重要性进一步加强。在任职上的特点是太子中庶子开始出现由他官兼任的情况，武职常为兼任太子中庶子的职官，尤其是左、右卫将军从宋文帝迄于宋明帝时代均见其例。这反映了南朝皇权复兴之初对皇太子皇位继承权的重视。但到南齐，左、右卫将军消失在太子中庶子的领、兼名单中。刘宋时期太子中庶子兼领中正的传统则在南齐时期被保留下来。萧梁时代中庶子的领、兼官没有规律可循，反映中庶子之官职的独立性又重新得到了确立。其原因在于梁武帝晚年皇太子长期监国，依靠东宫门下“文案簿领”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