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发轫于20世纪20年代，紧随苏联之后，以茅盾、杨晦、赵澧、方平、杨周翰、卞之琳、孟宪强、孙家琇、张泗洋、王元化等十位学者为代表，他们秉着对莎翁的挚爱、鲜明的政治立场、执着的探索精神，开辟了一条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莎学的道路。但是，至今学界尚无人专门做系统的梳理与研究。本论文将弥补这一缺憾，以十位先贤的成果为研究对象，理清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发展脉络，剖析其原因，揭示其贡献与不足。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当推茅盾的文章，他在1930年代发表了3篇文章，《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汉译西洋文学名著》中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莎士比亚出生三七五周年纪念》。另外，茅盾在《西洋文学通论》(1930年)“古典主义”部分略微提了一下莎士比亚，算不得莎评。茅盾1934年8月20日发表在《文史》第1卷第2号上的《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文章署名味茗，总共只有3页半，1250多字，这篇文章严格地来说，也算不得莎评，主要是译介苏联批评家S.狄纳摩夫(S. Dinamov)在1933年3月11日莫斯科版《文艺新闻》12号上《再多些莎士比亚主义》的观点，首次向国人宣传马克思主义莎评，“马克司和恩格尔认为莎士比亚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①并引用狄纳摩夫的结论来说明苏联作家所理解的“莎士比亚化”，一是“要能够找出活的真实的意象，以表现那正在进行中的发展和运动”；二是“要立脚于今日，并由今日而生长到明日”；三是“要升到现代思想的顶点，澈底了解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知识、文化，以及马克司、恩格尔、列宁、斯太林的学说，然后思想不会枯窘，然后作品的思想既清楚而又繁复，就像活的语言那样同时明快而又繁复”；四是“做自己阶级的勇烈的战士，以艺术为武器”；五是“站在人生的头阵，战斗著、创造著、工作著、挣扎著”；六是“找寻新的更有力的艺术创作的形式，抛弃那‘炫奇斗巧’的空虚的装饰主义，创造出思想与艺术两俱完善的艺术品”。^①这是我国首次引进“莎士比亚化”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显然，这一概念在苏联的革命斗争时期有它特殊的意义，突出它的真实观、发展观、科学性、战斗性和完美性。在革命斗争年代，茅盾引用狄纳摩夫的话是因时之需，因为它完全适用于当时中国革命斗争的需要，可以此作为纲领来指导中国革命文学。不过，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莎士比亚化”时本身并没有战斗的含义，是狄纳摩夫、茅盾在1930年代的革命形势下加上的，因为现实主义就是要关注客观社会，而那时的社会正是革命斗争方兴未艾之时。由此我们看到这一术语在特定时期和特定环境中衍生出了别的意义。茅盾突出其战斗性是顺应情势，而在我们当下和平年代，战斗性淡出，对完美性、丰富性尤为看重。

现代文艺理论家、剧作家杨晦于1944年翻译出版了《雅典人台满》(新地出版社，今译《雅典的泰门》)，并撰写了序言《莎士比亚的〈雅典人台满〉》，这部剧作“仿佛是一篇哲学的论文，或是一本政治的小册子一样的，他已经用戏曲的形式，在向当时的社会发出愤怒的呼号，下了猛烈的攻击。这时候，他已经不是一个舞台上表演世相的艺术家，而是一个在十字街头奔走呼号的煽动者了，成为真正现代意义的一位战士” ^②。“这个故事虽然出自雅典，实际上，却对当时的英国社会，很像把衣裳给剥光，用鞭子在疯狂地鞭打一样，而且这鞭打的不是社会的某些疮疤，而是这个社会的本身。” ^③杨晦先生运用一连串精彩的比喻揭示莎士比亚抨击英国社会的力度，批判了金钱万能的罪恶，他的这篇长达万言的文章是中国第一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莎士比亚研究论文。

茅盾和杨晦的文章都写作于革命年代，都受苏联马克思主义莎评的影响，在那个生死攸关的年代，战斗的神经高度紧绷，他们欣赏莎士比亚的时候，更多敏感地捕捉莎剧中人生斗争的成分，所写的文章充满火药味，与当时的革命文化主调一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中，他们试图从莎士比亚身上吸取一些精华，为革命打造新的文化体系、新的文学观念、新的创作方法。他们采用间接的方式，先引进苏联的莎评，然后唱自己的革命戏、人生戏。

“文革”前，1950年代、1960年代我国仍注重阶级斗争，“政治形势左右着中国莎学研究的方向。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导致了莎学研究中阶级观点的泛滥” ^④。当时人们把莎士比亚定位为资产阶级作家，因此，连《莎士比亚全集》的出版都被搁浅。不过，这期间有少量成果，主要是赵澧的文章，在1963年编写的“外国文学研究资料选编(初稿)”《莎士比亚》(上、中编)前言中，他将莎翁冠以“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并把莎士比亚划了阶级成分——“站在当时进步的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立场”，在赞美他的同时，又对他的资产阶级思想有所鉴别与批判，“人性论是莎士比亚思想的核心，这使他在严重的、尖锐的社会冲突面前往往陷进了道德感化和道德宽恕的荒谬境地，进入了理想王国而脱离了现实。他的思想是矛盾的。这种矛盾正是现实之矛盾的反映” ^⑤。赵澧先生在研究莎学的几十年中认识发生了变化，之前沿袭苏联的莎评模式，较多采用社会学批评的方法，分析莎剧产生的历史背景。他后来修正了前期的许多片面的认识，在《试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和人物塑造》等论文中，依循文本的固有情节和艺术呈现来客观地评价人物，而非主观地臆断。他后期成果中苏联的痕迹几乎寻觅不见。

“文革”期间，我国的莎评基本处于停滞的状态。“文革”之后，文学研究开始破冰解冻，一批热爱莎士比亚的翻译家、学者逐渐摆脱苏联的莎学模式，试图建立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莎学。

方平先生从事莎学翻译与研究60年，他主编主译了《新莎士比亚全集》。方平的研究思想集中在《跟莎士比亚交个朋友》里，该书收录了1978年至1982年间的论文，突出现实主义的创作思想。《谈〈温莎的风流娘们〉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一文首先引用恩格斯给马克思信中的话，赞扬《温莎的风流娘儿们》的第一幕就比全部德国文学包含着更多的生活气息和现实性，然后笔锋转向揭批“四人帮”尤其是姚文元污蔑包括莎士比亚在内的西方文学艺术的高峰不过是一堆土丘而已的论调。方平指出该剧是最富于现实主义的一个戏剧，只有在这个莎剧里，当时很富于生命活力的英国市民阶层和其妻女作为主要人物登上了舞台，向观众展现了他们活跃的精神面貌和家庭的内部情景。“为这个喜剧所揭露、讽刺的东西也许并没有全然成为过去。譬如说，在我们社会主义社会里，封建包办婚姻、买卖婚姻应该成为历史的陈迹了；但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同样是一个新旧交替、过渡性的历史时期，只要社会上还有人用物质和金钱作为婚姻的奠基石，作为交朋友、谈恋爱的首要条件，那么这个将近四百年前的喜剧可说并没有完全失去它的讽刺性、它的现实意义。” ^①我们看到：方平的文学批评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进行的，将文学与现实生活关联起来考察，这是马克思主义惯用的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范式，方平先生有意识地揭示该剧在当下的现实意义，亮出主张文学的社会功用论的美学明镜。

前文已述茅盾对“莎士比亚化”的看法，方平先生在《什么叫“莎士比亚化”》一文中也进行了阐释，他归纳了两点：一是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这一点与茅盾先生的相同。二是人物和剧作家融为一体。他把“莎士比亚化”界定为艺术手法的范畴，是处理人物与剧作家关系的一种艺术杠杆，“以我为彼”，化身为彼；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既有内在的独立性，同时打上了莎士比亚的烙印。这是方平先生作为翻译家、诗人的独特的感悟，是马克思原来的命题中所没有的意思，也与狄纳摩夫对“莎士比亚化”的阐释角度和内涵有很大差异。方平先生对莎学的贡献还体现在重视莎作的美育功能，他把莎士比亚的艺术魅力提高到美育的层面，提升至道德的高度，这符合马克思主义美育观，重视美感的教育，强调美育与社会进步的关系，强调美育在人的成长和人的素质优化中的重要作用。

方平的莎学研究思想有前后的变化，前期的莎学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环境的左右，“当时批评界还没有获得独立思考的权利，在那样的压抑的政治气氛下，恐怕也是只能满足于那种外部研究的模式，拿时代背景的框子去套每一部作品，就顾不得对具体作品进行具体分析了，而是把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式的阐述作为文艺批评的首要任务了” ^②。因此方平前期的观念、措辞带有“文革”末的味道。后期(1980年代之后)则摆脱了政治语境和阶级斗争理论的束缚，更多从人、人性与审美的角度阐释莎作。他自己也反思道：“《论夏洛克》一文，这篇文章虽然表达了我一部分见解，写法却是成问题的。它没能从莎剧本身出发谈莎剧，好些地方分明是从政治概念出发谈莎剧。……像《论夏洛克》那样的论文，今后不能再写了。”^③这体现了学者认真研究的姿态，也体现了学者勇于反省、追求真理的襟怀。

杨周翰先生对莎学最大的贡献是编选了《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上、下册)，其中收录马克思主义莎评的文章有6篇，出自于柯德维尔、布莱希特、卢卡契、阿尼克斯特。杨周翰认为从1920年代、1930年代国外开创了马克思主义莎评以来，以苏联的成就最高，但他又认为苏联的莎评有左的、拔高的现象，他首肯美国学者安奈特·鲁宾斯坦的观点，“应联系莎翁生活的新旧交替时代的社会政治斗争，联系莎翁反对封建内战、主张民族统一的立场，联系莎翁对君主的职责和继承问题、个人野心与政治的关系、宗教与政治的关系等一系列莎翁的政治社会哲学来研究其作品”。^④杨周翰先生的马克思主义莎评观大致为:一、注重辩证，杜绝片面，如不能只看到《暴风雨》殖民的问题。二、注重客观公允，反对任意拔高，比如不能把莎士比亚看做纯粹的乐观主义者。三、使用“人民性”这一概念范畴要一致(杨周翰先生笔下的人民指劳动群众)。四、莎士比亚的剧作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结合体。五、还原本真，坚持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不能用当代人的某些哲学政治观点来移花接木，代替莎翁的观点。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种种分析之后，杨周翰思考莎评的未来，“莎士比亚研究很兴旺，发表的文章数量很多，作出了一定成绩，但如何进一步发展，这个问题似乎没有解决” ^①。他以开阔的胸襟、辩证的眼光看到“苏联以外的、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莎评，对我们来说也比较陌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对我们的前进也应有裨益” ^②。这就是他主编《莎士比亚评论汇编》的出发点，杨周翰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很看好，认为有必要大力介绍，因为它打破了二三百年资产阶级莎评的垄断局面。英美马克思主义莎评有许多新视野、新方法、新发现，可以为我们打开思想的天窗。杨的这一建议为中国莎学的发展指出了一条新的通道。

卞之琳先生也是重量级的莎剧翻译家和莎评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转变的过程，李伟民先生认为：“卞之琳先生对莎士比亚戏剧和莎士比亚的总体看法，即他的莎学思想和所用概念，是经历了一番变化的，但其认为莎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反映了阶级与阶级斗争的基本观点丝毫没有改变。”^③卞之琳的《莎士比亚悲剧论痕》汇集了自1955年至1985年30年间的论文、序文和译评。因为时间跨度较大，不免打上各时代的烙印。此书的第一篇论文《论〈哈姆雷特〉》开宗明义道：“我们试图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作的科学研究，首先要求一个全貌的认识……决不容许形而上学式地使一个古典作家创造出来的有血有肉的典型形象僵化成一个画谱里的定型。这样一个典型形象，在统一的全面认识之下，凭它的能动性，还是容许各时代人民层出不穷地创造性地体会，从中汲取永远是活的教育意义。” ^④卞之琳将典型性、人民性和现实主义看作是《哈姆雷特》最关键的三点。关于人民性，他这样解释：莎士比亚是乡下城镇的市民阶级出身，晚年退休到家乡过的是市民阶级水平的生活，在伦敦期间，他同社会各阶层，从工徒、水手、青年学生到王公贵族都有不同程度的交往，生活面的扩大，再加上他显然的主观努力，他深广的人民性的现实主义创作就发生和发展了。他的作品是爱人民的，他看出人民的力量是强大的，可是他不信任人民的集体行动，这是他所受的阶级的限制，也是历史条件的限制。要达到和谐的目的，不能用集体暴动的手段，而人民大众的集体行动正是最容易为少数野心家所操纵的盲目行动、暴乱行为。在这里，我们看到卞之琳所说的人民与杨周翰所说的人民是相似的，即劳动群众，卞之琳主张群众暴动或人民革命，这样才能实现理想。

赵澧、方平、杨周翰、卞之琳的论著和文章时时观照阶级论、人民性、现实性，这是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在知识分子头脑中的萦绕，它一方面有助于学者在社会意义层面深入思考，另一方面它也框住了学者的思维，学者像风筝一样被一根无形的政治绳索牵掣，难以放飞艺术想象的翅膀。

经过了过激、片面、极端的年代，改革开放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归于平和公允，走向美学的、文艺学的道路，从事扎实的材料整理，进行审美分析，从注重文学外部研究(时代背景)转向文学内部研究。孙家琇、孟宪强、张泗洋、王元化的莎学研究是理性时代的杰出典范。

孙家琇1981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莎士比亚戏剧》，孟宪强1984年出版《马克思、恩格斯与莎士比亚》。孙、孟两位先生在众多的马恩著作中找出论述莎士比亚的句子实属不易，根据两位先生的统计，马、恩著作中涉及莎士比亚的总共有189处。两本书最大的不同是：孙先生只是摘录，没有点评分析，而孟先生的书每段引文后面都详细地介绍引文中莎剧人物情节的本来面目，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引用的时代背景和意思，对读者的理解大有裨益。两位学者的书是马恩莎评的入门书籍，意义非凡。

曾在美国大学学习戏剧的孙家琇先生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但爱莎士比亚的赤心不改。她“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研究莎剧，将书桌上的纯学术莎学研究与舞台上的莎剧演出研究结合得相当紧密”。^①除了上文所提的编著，她还发表了《对于〈莎士比亚的戏剧和京剧〉一文的意见》《莎士比亚〈暴风雨〉评价问题》《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莎士比亚辞典》《莎士比亚与现代西方戏剧》。她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绝不是简单地诠释马克思的个别词句，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对莎剧进行分析，她注重莎剧与时代环境的关系，“竭力找出剧中主题思想、人物形象尤其是时代环境等深层次的、具有本质性或普遍性的意义，并且辩证地、历史地阐明了影响莎士比亚创作思想发展变化的最根本原因” ^②。孙家琇在资料整理和阐述莎剧的时代特点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孟宪强先生一生所著莎学著作颇多，有《三色堇》《中国莎学简史》《中国莎士比亚评论》《中国莎学年鉴》《莎士比亚的三重戏剧》《莎士比亚在我们的时代》，发表莎学论文60余篇，被辜正坤先生称为“高风亮节莎坛奇雄”，被杨林贵先生誉为“中国莎学走向世界的先导”。最能体现他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思想的当属《三色堇——〈哈姆雷特〉解读》，这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收官之作。他在绪论中开宗明义亮出自己的立场：“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美学和传统文艺批评的基本范畴以及作者个人提出的一些新的理论概念。”^③杨林贵先生评价孟宪强先生的哈姆雷特研究“突破了与其研究对象的角色认同，穿过重重迷雾，深入作品又能走出来，站在时代的大背景下考辨人性的复杂性” ^④。孟先生认为《哈姆雷特》的思想内涵有五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其人文精神与以人为本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精神相一致，这部剧寄希望于像哈姆雷特、霍拉旭和福丁布拉斯等有正义感、有才华、有思想、有抱负的勇敢的人，将善良之人从邪恶的强权中解放出来；而马克思主义也是关于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学说，如果说莎士比亚是从文学的层面探讨人生存的状况，那么马克思主义则从哲学的层面探讨人的价值。其次，该剧中的斗争精神也反映了矛盾的对立统一观念，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真善美与以克劳迪斯所代表的假恶丑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斗争。再次，该剧显示文艺复兴时期注重怀疑、推崇理性的哲学精神，哈姆雷特可以说是一个思想者的形象。第四，该剧大量的内心独白反映了认识自我的内省精神。第五，体现戏剧美学的现实主义精神，表现为将舞台本质属性命题为“时代的缩影”，这是典型的唯物论的反映论；把戏剧的功能解释为再现人性，表现其善恶的本来面目；要求“老老实实”地去创作绝妙的戏剧。

张泗洋先生等人的《莎士比亚引论》上下册在中国的莎评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该书是国内迄今为止唯一的系统性的莎评著作，被孟宪强誉为“中国第一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全面研究莎士比亚的著作”。^⑤其中一章专门论述“马克思与莎士比亚”，设置“货币与泰门”“夏洛克的一磅肉”“人的异化与福斯塔夫”“马克思的引证的艺术”“马克思对莎士比亚的评价”等专题着重分析。张泗洋精辟地总结了马克思与莎士比亚水乳交融、相辅相成的关系，“莎士比亚的任何一句话，不管在原作中如何不重要，经马克思引用在相应的语言环境中，并且恰到好处，立即扩大了语义范围，加深了原话的意义，并赋以真理性的内容。更为重要的是莎氏为马克思的理论著作提供例证，提供历史内容，提供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雏形和趋势，也为革命理论提供了大量的形象论据。这种结合，是理论和实际、现实和历史、抽象和形象、政治和文艺、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等相结合的最光辉的典范” ^⑥。也就是说，在马克思抽象的哲学论述中莎士比亚及其作品成了形象的例证，使深奥的道理变得晓畅明白，这种结合恐怕是人类史上文学与哲学的最完美的结合，是两个领域中的顶级大师在思想的坐标系中达到至高点的汇合。在张泗洋的眼里，把莎士比亚现实化是马克思论述的模式，引证经典，意指当下，莎士比亚典故在马克思手中有着种种妙用，有时用来勾画对手的形象，有时用来对比当前发生的事态，起到引喻、借喻、隐喻、比拟、对照、映证等等作用，收到挖苦、讽刺、打击的效果，这就是马克思的引证艺术，有了这些形象的例证，马克思省去了许多需要说明和解释的语言。张泗洋在《关于中国“莎学”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莎评不应简单地用现实主义的模式去剪裁莎剧，也不应随心所欲地把莎剧当成各种主义和学说的注脚。” ^①张泗洋强调原典精读、文本细读，把握从作品中生发出来的意义。张泗洋的莎学研究非常全面而规范，从学术的角度提出卓有见识的思想，客观公允、实事求是地评价莎士比亚，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堪称楷模，为今后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王元化先生于1938年入党，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子云在《良知的痛苦，艰难的挣扎——周扬同志印象》中写道：“曾听说周扬同志提出王元化同志是党内少数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较深的学者之一。” ^②王元化先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莎士比亚，其成果主要体现在2008年出版的《读莎士比亚》里，该书是在《莎剧解读》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书的内容主要是他与夫人张可翻译英、德、法等国莎评专家的文章。他的《思辨录》关于莎士比亚的绝大部分文章都整理在《读莎士比亚》的序言、译者附识以及跋中。在序言里，王元化回顾了自己由于不同时期文艺观、政治观的变化，他对莎士比亚由抵触到倾心再到敬佩的接受轨迹。年轻时他并不了解莎士比亚，“对于他的古老的语言表达方式不能接受，对于他那洞见人类心灵的深邃观察力也几乎茫然无知。后来我倾心于莎剧，主要是受到张可的启发”。^③

笔者认为王元化的莎士比亚研究在马克思主义层面上体现得最充分的是秉承马克思的批判精神和反省精神，他不仅对社会、时代进行批判，也对自我不断审视与反思。“马克思主义自我批判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我批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精神，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俱进、保持持久生机和活力的重要特质。” ^④王元化的自我反省突出地表现在对《哈姆雷特》的认识上。抗战初期，他阅读梁实秋翻译的《丹麦王子汉姆莱脱之悲剧》，1950年代初，写了一篇探讨汉姆莱脱的文章，1960年代初，他把它作为《论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中的第一篇。他此时所持的观点是：“我认为造成汉姆莱脱迟疑的原因，不是由于他的怯懦，而是由于他的生活经历了一场大变化。这场变化来得太突然、太急骤了。父王的暴卒，母亲改嫁给有篡弑嫌疑的叔父……和平恬静的生活立刻变得严峻起来……他惊恐地发现脚下布满陷阱，随时都会陷落下去。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怀疑，不得不思考。他需要迅速地弄清每一变故的真相，去追索它们发生的原因，而摒弃以往盲目的热情，无邪的童稚，他很快地成熟起来，一下子由幼童变成了成人。” ^⑤但后来王元化觉得《汉姆莱脱的性格》一文由于同情和耽于辩护的立场，过分强调环境的变化才造成了汉姆莱脱的迟疑犹豫，其实他的延宕还由于他本身的因素。“每个人在迎接同一环境挑战时，都会有不同的反应，这里就有人的性格所起的作用。” ^⑥环境影响人，人也可以超越环境。王元化曾被污蔑为反党分子，理想主义遭到毁灭性的一击，这是社会环境对王元化的世界观的猛烈冲击，他把自己比喻成如奥赛罗听说苔丝狄蒙娜不贞之后理想的大厦倾覆的绝望之人。经过时事的变故，王元化对莎士比亚更加感同身受，开始喜欢莎士比亚，钦佩莎士比亚对灵魂的洞察、对人性的挖掘，“我再不去计较莎剧的古老的表达方式，他那繁缛的充满隐喻与双关语的枝叶披纷的语言，他那多少显得有些矫饰留下了人工造作痕迹的戏剧技巧，这些因时代风习使作品在形式上受到局限的斑痕……要紧的是他写出了人和他的灵魂，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更值得读者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呢？任何作品的形式都不可能臻于至善至美，它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换，但人类心灵中所闪烁的光芒却是恒久的”。^⑦

王元化的马克思主义评论还体现在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真实观”上，著有《向着真实》。他十分钦佩莎翁极其真实地刻画人物的功力，“我再读莎剧首先感到的是他的艺术世界像海洋一样壮阔，没有一个作家像他那样精力充沛，别人所表现的只是生活的一隅，他的作品却把世上的各种人物全都囊括在内。我不知道他凭藉什么本领去窥探他们的内心隐秘，这是对他们胁之以刀锯鼎镬，他们也不肯吐露的。” ^①比如麦克白、理查三世、伊阿古、克劳狄斯、夏洛克、爱德蒙等，正是莎士比亚对人性的真实而深透的剖析，逼真地揭示人性中的丑恶，才使他的作品具有振聋发聩的艺术效果。

到1990年代，王元化进入“思想成熟与纯正学统”(夏中义语)时期。“我才摆脱了依傍，抛弃了长期形成的既定观念，用自己的头脑去认识问题，考虑问题。” ^②他从学统和文艺学的角度去审视莎士比亚，提出《科里奥兰纳斯》虽然写的是古罗马时代，“它所描写的古罗马民主制的弊端，直到今天也还值得我们从中吸取教训。”^③他认为《李尔王》“显示了一个暴君的专横与任性。但是当他交出王权，经历了人世的苦难以后，他身上的人性的东西渐渐觉醒了”^④。并将之与《长生殿》作比较，提出两个剧都是写一个人物在不同境遇下所经历的变化。他欣赏莎翁笔下的福斯塔夫这一喜剧人物，指出“作者凭什么本领化腐朽为神奇，从丑中提炼艺术的魅力，显现人性的弱点，却又用滑稽突梯把辛辣和苦涩变为可笑？”^⑤这一点与马克思的美学观相一致，马克思欣赏英国戏剧的“崇高与卑贱，恐怖和滑稽，豪迈和诙谐离奇古怪地混合在一起” ^⑥。而福斯塔夫就是卑贱、滑稽、诙谐的最典型的代表。王元化的《读莎士比亚》的序言、译者附识和跋是在非常理性、客观、沉静的状态下完成的，是他莎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不过，王元化的莎学思想是文学随笔录，严格地讲，他的莎评文章不能算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论文，如果他有学术论文，那无疑是锦上添花了。

总体来说，王元化的马克思主义莎评在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批判精神、人性和真实性等层面上进行了执着的探索，他在不同时代风云激荡下的深刻反思体现了“以现代知识分子的角色独立于时势所构筑的精神秩序之外” ^⑦的特立独行。

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远不止以上这些方家，孙大雨、顾绶昌、李赋宁、陈嘉、吴兴华、方重、王佐良、戴镏龄、刘炳善等都曾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来分析莎剧，由于文章篇幅有限，笔者选取了最有典型代表性的十位学者来论述。这些先贤已经故去，留下的宝贵文献是我们研究的起点。掩卷深思，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莎评的特点，大致为“二个转向”“三种倾向” 。“二个转向”是：一、从依托苏联，亦步亦趋，转向独立，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二、从政治为纲，转向以美学、文艺学批评为主导，研究带有更多的理性色彩，减少盲从、狂热、偏执的成分，踏上学理的道路。“三种倾向”是：一、注重莎剧中的现实主义成就。二、文学工具论倾向，运用社会学的批评方法，着重研究莎剧产生的历史背景、所反映的社会冲突和复杂的阶级关系，强调阶级与阶级斗争，同时把莎剧当成工具，为政治服务。三、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的维度来研究莎士比亚，中肯地分析莎剧中的思想和艺术表现。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莎评比较注重革命性、人民性、阶级性、人文主义、典型论、现实主义、真实性、批评性，前期流于简单化、政治化，后期则更多从学理和学术上著书立说，成就显著。我们应在先贤所开创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莎学的基础上，主动汲取国外马克思主义莎学的营养，推进我们的研究，力争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莎评中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