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荡子在西方文化中一直是一个为人所津津乐道的文学形象。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们是冲破传统禁锢的斗士，也是沉湎淫逸生活的酒色之徒；是优雅迷人的谦谦君子，也是阴险邪恶的歹毒之辈。浪荡子多变、复杂的人物形象颇具魅力，并因之成为作家争相描绘的对象。在17、18世纪的法国，就曾出现过“浪荡子”热的现象:众多的文学作品中都不约而同地出现了浪荡子的形象，如《危险关系》(Les liaisons dangereuses)中的瓦尔蒙子爵和梅特伊侯爵夫人、《瑞斯丁娜》(Justine ou les malheurs de la vertu)中的瑞斯丁娜，等等。在阅读完这些作品后，人们不难发现，这些人物身上蕴含着若干专属于浪荡子的共性，其人格的复杂性，也由这些特点得到彰显。
一 自由与征服自由是一个与浪荡子关系紧密的语词：它不仅是浪荡子追求的理想，更是他们处事的原则。事实上，这里所说的“自由”意义十分宽泛，既指自由地思考、自由地爱恋，也指自由地享受和行动。一直以来，这些视规则和条例为敌的浪荡子们遵循自己的偏好和欲望行事，这种从心所欲的思与行，构成了其处世的特点。首先看思想层面的自由。在浪荡子这一特殊群体中，很少有人会安于现状。他们总是质疑现有的规范，把宗教和社会的各种规则看作自由思想的阻碍。著名学者雅克·普莱维尔(Jacques Prévot)曾在他的名作《17世纪浪荡子》一书中写道：“浪荡主义不存在于想法中，只存在于勇气中；不存在于回答中，只存在于问题中。”①这里所谓“勇气”，主要体现于不为既成的道德规范和思想传统所约束；“问题”，则表现为对普遍接受的日常观念的怀疑或责难。浪荡子之大胆鲁莽、标新立异，敢于向已有的规范和不可撼动的权威发出挑战，这些思想趋向既可视为其“勇气”的具体体现，也展示了“问题”所内含的怀疑精神。以上情形不仅存在于作品中的人物中，而且也可以从现实的文化生活中看到，萨德侯爵就是后一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作为法国18世纪文坛的一个特殊代表，他全然不理会外界对自己如何抨击、辱骂，一无顾忌，坚持道出内心想法。萨德的作品《闺房哲学》(La philosophiedans le boudoir)常被后人视作一篇浪荡主义的宣言。在书中，萨德一反传统观念，为放纵腐化的生活方式大唱赞歌：“真正的智慧不在于避免产生堕落的生活方式，因为这些堕落的习性是我们生活中唯一的幸福来源。如果试图规避这些习惯，那就等于亲手抹杀自己的幸福。”①无独有偶，《危险关系》的作者皮埃尔·肖戴洛·德·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认为真诚的情感过于寡淡和天真，与之相对，他更偏爱放荡的爱和激情。在狄德罗(Diderot)首部小说作品《泄露隐情的首饰》(Les bijoux indiscrets)中，浪荡子们所追逐的自由以一种更为直白的方式展现在读者面前。小说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东方宫廷的故事。某国的苏丹通过一枚神奇的戒指成功地让女性身上的私密器官纷纷开口说话。通过这些器官的讲述，人们得以揭开女性私密部位的神秘面纱，还原身体最自然的状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场奇特的讲述实际上是一次思想自由放飞的过程。那些放肆的女人通过这种方式释放自己，冲破世俗的牢笼。
行动自由是思想自由的孪生子。不拘常规的意念，则是伴随着冲破羁绊的行动。浪荡子们随时准备着享乐、猎艳、放纵，毫不顾忌任何社会规范和可能存在的风险，为此甚至不惜自我牺牲。这些浪荡子就像是活在一个黑色的乌托邦世界中，在这个空想的乐园里，他们唯一遵循的规则就是自己的欲望。17世纪的卢浮宫、凡尔赛宫和巴黎各大上流社会沙龙里，这一类情况几乎随处可见。许多王公贵族，包括国王本人在内，都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不少有头有脸的人物甚至和妓女保持着长期稳固的关系。当时社会上的“浪荡之风”如此之盛，以至于17世纪被后人称之为“浪荡者时代”。在文学领域，泰奥菲尔·德·维奥(Théophile de Viau)的作品《皮拉姆和提斯柏的爱情悲剧》(Les amours tragiques de Pyrame et Thisbé)是一部颂扬这一类自由的代表作。书中的皮拉姆和提斯柏是一对相爱的恋人。由于受到父母和国王的阻挠，两人决定逃离故乡，奔赴他乡自由生活。虽然两人最后都不幸离世，但他们追逐自由的举动，还是为人所称道。在浪荡子们看来皮拉姆和提斯柏的爱情悲剧更像一封向世俗规范和皇族权力说“不”的宣战书。“我们冲破残酷的法则，从此以后，我们只属于我们自己，不再属于父母和任何条例。” ②此外，浪荡子式的行动自由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总是捉摸不定，见机行事，说话的方式也经常变幻莫测。以写作风格而言，他们时而中规中矩，时而又无所顾忌；一份行文严谨的公文和一本行文大胆、内容淫秽的小册子往往可以出自同一人之手，这一现象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浪荡子任意随性的处事特点和天马行空般的思维模式。事实上，在法语中，自由(liberté)和浪荡子(libertin)出自同一个词源，这也是为什么“自由”成为浪荡子为人处世时所遵循的一条重要准则。
在浪荡子那里，与自由相关的是“征服”。本来，自由与征服似乎是对立的两极：自由意味着摆脱支配与控制，征服则旨在达到支配和控制。然而，二者对浪荡子而言却相反而相成。在浪荡子的视野中，“征服”从来就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一直以来，他们都把瓦尔蒙子爵的那句经典名言“征服是我们的宿命”③当作人生信条。在浪荡子看来，征服是一件充满魅力和吸引力的事情。这首先是一个富有挑战的过程：找到一个目标，试图诱惑他，阻止目标反抗，最后将其彻底征服。不难发现，整个过程就像是一场战争，浪荡子在其中充当着沙场战士这一角色。他们以“捕获”所有让其感兴趣的“猎物”为荣，并随着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变得更为野心勃勃和贪婪。“毫无疑问，世上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成功阻止一个年轻尤物的抵抗。每当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自己像个凯旋者，并期待获得更多的胜利。没有任何事物可以消除我的欲望……我热切地希望认识更多的人来扩大我征服的范围。” ④这是剧本《唐璜》中的主人公唐璜的一段内心独白。除此之外，浪荡子之所以如此热衷于征服，是因为征服能让他们产生源源不断的活力。众所周知，浪荡子笃爱当下的快感，畏惧无聊和空虚。毋庸置疑，征服是一条可以不断更新快感的捷径。在他们看来，认真、专一的态度代表着无趣和空洞的未来。相反，征服能让他们在保持活力的同时，快速地从一种快感过渡到另一种快感。在18世纪的法国，“战场”服务已经逐渐演变成一项真正的职业。那些无需到第一线战斗的浪荡贵族则在女人的闺房里充当起“战士”的角色。通常情况下，他们瞄准的对象往往是那些难以靠近的猎物。其原因不言而喻：那些难以攻克的猎物会让征服的过程更具挑战，从而更增添征服的趣味性。瓦尔蒙子爵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危险关系》中，他的猎物是忠于自己丈夫的虔诚教徒都尔薇夫人，这是一位以难以接近闻名的贤良少妇。瓦尔蒙子爵在这场看似不可能完成的挑战中，倾尽全力。最终，他达成目的，成功进入都尔薇夫人的闺房，在观察完房间的摆设后，得意洋洋地给他的同伙梅特伊侯爵夫人写了一封信：“我把她领入事先布置好的胜利战场……我想与敌人作战，可她却只想与我消磨时光……我很擅长让敌人产生安定的感觉，这样可以让她更容易迸发撤退的念头。”在这封信中，瓦尔蒙子爵完全把自己当成爱情战场上刚刚打赢一场胜仗的斗士。
可以看到，自由的追求与外在的征服构成了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自我实现自由(征服他人)与他人失去自由(被征服)相反而相成，在这一看似悖反的过程中，浪荡子呈现出其独特的人格。
二 虚伪与操纵虚伪是浪荡子又一共有的特质。他们需要一个高贵、可信的外表来掩盖颓堕、不羁的内心，以达到征服或躲避他人责难的目的。于是，虚伪的外表和欺骗的手段便成为浪荡子身处于世的“法宝”。拉丁文中的一句古老箴言很贴切地概括了浪荡子的处世态度：“在内，按照自己的意愿而为；在外，则按照习俗行事。” ①后来，尼古拉·考瑞尔(Nicolas Chorier)借其所著《谈话》一书中的主人公之口，又重新解释了这条戒律：“在众人面前，你需要在身上裹上一层端庄、体面的薄纱。” ②这就是为何瓦尔蒙子爵在都尔薇夫人面前，会向一户贫苦人家伸出援手。事实上，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借助仁慈的虚假面目，博得对方好感，由此走进都尔薇夫人的心里。然而，对于读者而言，这些浪荡子的虚伪行径却让我们更真切地了解他们的真实面目。此外，相比男性而言，女性更需要保持贤良温厚的形象。克雷比永(Crébillon)小说《索菲》(Le Sopha)中的女主人公法特梅就是典型一例。每天，她都会前往祈祷室独处，所有人都以为她在祈祷室里默祷、静想，可事实上，祈祷室是她释放情感和激情的场所。同样，她的藏书架上也充满玄机，“第一排上摆满宗教类书籍，第二排上则巧妙地摆放着各类配图大胆的情爱文学书籍” ③
浪荡子的虚伪还表现在体面的仪表和贵族般的仪态上。在18世纪的法国，几乎每个浪荡子都热衷于完善自己的穿衣风格，优化自己的说话方式，旨在每次都以最完美的形象示人。更甚者，则每天清晨都会对着镜子，想象着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演练。在外，他们尽情展现自己的优雅、财富、学识和魅力；而私下，却一次次触碰道德的底线，并且言语低俗，行为粗鄙。在这方面，梅特伊侯爵夫人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夏尔·波德莱尔曾这样形容她：“她是18世纪的答尔丢夫，是最典型的答尔丢夫女性翻版。”④当她第一次见到普迈(小说中的一个人物)时，不忘低垂眼睑，呼吸急促，呈现出害羞、顺从的假象。在这样一番虚情假意面前，普迈不知不觉地落入了梅特伊侯爵夫人事先设好的圈套中。除此之外，浪荡子还善于使用一套虚伪的语言系统，让自己的征服过程变得更加顺畅。通常这套语言系统可以分为两个类别：第一种被称为“雾化”的语言，即说话者时常闪烁其词，所表达的意思含糊不清，像一团雾气一样，让人摸不着头脑。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在阅读瓦尔蒙子爵和梅特伊侯爵夫人的书信往来时，总会有一种坠入潜台词和一语双关词汇库中的感觉。第二种是假情假意的虚伪语言。毋庸置疑，唐璜是熟练使用这一语言的老手。一次，为了摆脱一位恼人的旧情人，他对她说出这样的话：“我突然受到感化，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感到害臊，并不想再和任何人犯下通奸的勾当。”不得不说，从唐璜的口中吐出“感化”“感到害臊”等词汇，无疑具有讽刺意味。
虚伪总是刻意而为，与之相关的是操纵：在刻意而为之上，虚伪与操纵呈现了彼此相通的一面。对于浪荡子而言，操纵是一项颇具效率的策略。因为操纵时常能赋予他们某种主宰的力量，使浪荡子们成为事件的规划人和执行者。然而，操纵的另一面通常与毁灭和败坏紧密相连。操纵通常需要在阴谋的帮助下才能完成，在这里，阴谋一方面构成了操纵的前提，另一方面又是谎言和假象的混合产物，后者引导操纵对象轻信浪荡子的言语，而浪荡子则由此进一步掌控前者的行为。在夏尔·罗切特·拉·莫尔里艾(Charles Rochette La Morlière)的作品《安哥拉，一个印度故事》(Angola，histoire indienne)中，一个叫明媚的女孩将一本书交到了王子手中。这位王子生性羞涩，他以为姑娘将书交还给他，意味着自己追求她的幻想已破灭。然而紧接着，当他翻开这本书开始阅读时，却是“过于兴奋而变得呼吸急促……他的声音开始发颤，面色绯红……他变得有些失控，他用颤抖的声音朗读书中的内容，每读一行都会向明媚投去炽热的目光，表达着自己最火热的欲望”。不难发现，明媚递给王子的这本书充当着操纵工具的角色。从表面来看，这本书意味着梦想的破灭，而事实上，它却牵动着王子的情绪，唤起他内心深处的渴求。明媚也通过这种方式成功掌控大局，并获得她预期的效果。
虽然在17、18世纪，男性统领着社会的一切。可鉴于女性细腻敏感的特性，我们仍旧发现女性操纵者似乎要比男性操纵者更多一些。巴斯蒂德(Bastide)《小屋》( La petite maison)中的女主人公梅里特就是一位善于蛊惑人心的女性操纵者。书中有这样一段关于她的描写：“她走向镜子，假装将一枚发夹重新别在头发上。”这个有意为之的动作，却以显得极其自然的方式吸引了书中男主人公特尔米古尔德的注意。只见他“不由自主地走向镜子的另一侧，为了能够更温存地欣赏梅里特的姿态” ①。毋庸置疑，这个轻柔的动作实则是一种操纵的手段，它加速爱情的生成，增强诱惑的效果。事实上，特尔米古尔德出于本能的入迷表现，也从侧面说明操纵强大的魔力和实际效果。另外，一些年长的女性还热衷于对一些青年男子进行启蒙教育。不难想象，在教育的过程中，她们免不了会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操纵。在这些女性浪荡子看来，那些涉世不深的，缺乏经验的年轻人能够激发起一种特殊的欲望。在“教导”的虚假外衣下，她们肆无忌惮地操纵着学生的一切，因为她们熟知所有处世之道，并早已成为社交和男欢女爱之事的行家。概而言之，这些女性浪荡子教导学生的目的主要有两个：第一是为了满足自己感官上的欲望，第二则是为了完成一些不可告人的任务。以《福布拉斯骑士的爱情》(Les amours du chevalier de Faublas)为例，书中的叙述者，亦即书中的主人公，就上过一堂“交织着惊奇与愉悦，同时又充满魅力的一课”。克雷比永小说《迷失的头脑和心灵》( Les egarements du coeur et de l’esprit)中的男主人公是一位年轻富裕的贵族子弟，平日他生活空虚，急需填补生活中的大片空白。他母亲的一位朋友听闻此事，便很快提议“由自己来负责他的教育”，不用说，这种“教育”便以操控为内容。
然而，在操纵别人的同时，操纵者本身往往也成为被操纵的对象。在这方面，我们无法找出比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更贴切的例子。作为一个无与伦比的操纵者，她几乎控制着小说中所有人物的言行。不过，尽管这位女性浪荡子清晰地认识到自我控制的重要性，但最终自身也受制于操纵。在梅尔特伊侯爵夫人著名的自传体书简中(第81封信)，她以自白的形式写下了如下文字：“对自我的不断改变已经影响到我的仪表和性格……我可以说，我就是我自己的作品。②终其一生，梅尔特伊侯爵夫人都在操纵他人，并避免被他人所掌控，可终究没有躲过命运的安排，成为操纵的牺牲品。最后，她被复仇和嫉妒的火焰所吞噬，做出疯狂之举，使自己守护了一生的名誉毁于一旦。
三 人格的张力 (一) 虚情与真情通常情况下，浪荡子追逐的感官愉悦与真正的爱情总是相去甚远。虽然他们喜爱女人，可却没有真正爱的能力，甚至无法在短期内将注意力投注在某一个女人身上。在他们眼中，所有的异性都相差无几，可以相互替代。浪荡子追求的女性数量之多，足以证明他们的不忠，然而这却是一种“相对公平的不忠”，因为所有的猎物对他们来说都无足轻重。这些浪荡子只是把女性当成获得感官愉悦的工具。他们大多对爱情态度漠然，当他们成功获得目标或猎物青睐时，便马上想着如何抛弃她，好让自己的下一场征服之旅平坦顺畅。事实上，浪荡子真正追寻的不是女性或肉体，而是男性的虚荣心。这就是为何他们在征服的过程中从不掺入感情的原因所在。为了时刻填充他们日益膨胀的虚荣心，浪荡子们开创了一套“专属流程”：魅惑女性，征服她们，一旦征服，马上将其抛弃，在抛弃后，又立即寻找新的猎物。
然而，有一些浪荡子的身上却充满矛盾性。他们一方面拥有以上所描述的特质，一方面却对某些女性投入了真正的感情。在这里，不能不说到瓦尔蒙子爵。
前文提到过瓦尔蒙子爵是皮埃尔·肖戴洛·德·拉克洛(Pierre Choderlos de Laclos)的作品《危险关系》中的主人公，同时也是浪荡文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危险关系》首次出版于1782年，虽然这是拉克洛唯一的作品，可它却成为法国文学史上一部不朽的名著。该书出版后即刻风行一时，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在作者生前至少印了五十版。18世纪是启蒙时代，也是理性和道德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这本为偷情欢愉大唱赞歌、为贵族腐化极力辩护的作品，势必会引起当局的不满。然而，作品一经问世，便引起很大的社会震动，而这，正是拉克洛想要达到的效果。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我决定写一部不同凡响的作品……一部会引发争论的作品……。” ①不过，颂扬浪荡主义并非拉克洛写作的初衷，他甚至试图为自己的作品套上道德的光环。尽管如此，在19世纪，法院仍旧以“内容淫猥、有伤风化”的罪名，将《危险关系》列为禁书，作者也因此声名不彰。直到二战之后，此书及其作者的声誉才又得到恢复。据说，拉克洛创造这个人物的灵感来源于亚历山大·德·博阿尔内子爵(Alexandre de Beauharnais)。他的前妻是著名的约瑟芬·德·博阿尔内(Joséphine de Beauharnais)，即后来的法兰西皇后。毋庸置疑，瓦尔蒙子爵是这部书信体小说中的核心人物。在整部作品中，他写的信最多(瓦尔蒙子爵写了51封，梅尔特伊侯爵夫人写了36封)。除此之外，对于书中所有主要女性人物(都尔薇夫人、塞西尔、梅尔特伊侯爵夫人)来说，他都是《危险关系》中“最危险的那一层关系”。
在小说中，作者并未对瓦尔蒙的外貌做过多的描述，而是将更多的笔墨用于描写他的举止和征服女性的技巧之上。根据梅尔特伊夫人在第51封信中的描述，我们只知道他“仪表不凡”，这一描述更多是用来形容瓦尔蒙的仪态，而非他的面庞。我们甚至不清楚他的年龄，根据猜测，他的年纪应该不大。关于瓦尔蒙的出身，人们也所知甚少。虽然他经常和丹瑟尼进出宫廷，可他并非享有很高的爵位。瓦尔蒙既未在宫中谋取一官半职，也不曾在那个和平年代担任军中的什么职务。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消耗在打猎、舞剑和追逐女人之上。关于瓦尔蒙的童年，作者也交待得不多。通过都尔薇夫人在第22封信中的叙述，我们才知道一些瓦尔蒙的早年经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被一些浪荡子引入歧途，后来自甘堕落，慢慢与他们成为同类。毋庸置疑，瓦尔蒙子爵代表着18世纪经典浪荡子形象：邪恶、暴虐、冷漠，可同时却又迷人、魅惑、优雅、雄辩，让人无法拒绝其魅力。通常情况下，瓦尔蒙和其他浪荡子一样，都能轻而易举地俘获女性的芳心，可是一转身，就能以同样的速度与技巧将其抛弃。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瓦尔蒙身上有着一个与其他浪荡子不同的特质：他是一个付出真情的浪荡子。瓦尔蒙曾周旋于梅尔特伊夫人与都尔薇夫人之间。从表面上看，他对梅尔特伊夫人痴情难忘，即便在分手之后，也总是想方设法将其重新征服，并对围绕在她身边的情人们心怀怨恨。但事实上，瓦尔蒙对梅尔特伊夫人的欲望却始终仅仅停留在感官的层面。他用心深爱过的人从来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小说中的理想型人物：都尔薇夫人。瓦尔蒙从一开始就对这个贞洁、虔诚的少妇有着别样之情。与浪荡子轻薄的言词相比，都尔薇夫人的书简显得真诚、温暖，就像一个纯净空灵的声音在向瓦尔蒙娓娓道来。毫无疑问，这种淳朴、高洁的个性成为都尔薇夫人身上一种令人难以抗拒的特质。渐渐地，瓦尔蒙从心底慢慢地对这位与众不同的女性产生了灼热、真挚的情感。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感情也变得愈发饱满。在第57封信中，他这样对梅尔特伊夫人写道：“一个深陷爱河的浪荡子(如果浪荡子确实能够陷入爱河的话)，他将不再急于求得身体上的愉悦感。”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瓦尔蒙子爵对都尔薇夫人的爱已经超过一个浪荡子对单纯肉欲的追求。他甚至还写出如下真切唯美的诗句：
被毫无希望的爱情日夜吞噬，我祈求您的怜悯，却只换回您的冷落。如今，除了见到您，我已无其他快乐。我的眼睛不由自主找寻着您，却又在看到您时，浑身发颤。您让我陷入无边的苦痛，白天，我尽力掩饰自己的痛楚，夜晚，却又深陷其中…… ①
除此之外，瓦尔蒙子爵还从其他方面体现出深陷爱河的状态。那封著名的《第戎信件》就经历了被不断撕毁、粘贴、重写的过程，并且是在瓦尔蒙饱含热泪的状态下书写而成的。在第44封信中，他写道：“我承认……我完全陷入爱河，就像一个初出茅庐的男孩，无比热忱地写下这封信。我原以为，这样的热忱早已离我远去。” ②此刻，瓦尔蒙子爵的形象不再是老练的浪荡子，而是一个渴望爱情的痴情男子。这段史诗般的爱情既真诚又强烈，瓦尔蒙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瓦尔蒙最后死于决斗中。从表面上看，致其于死命的是他的对手，可事实上，真正打败他的是他和都尔薇夫人之间无果的真情。可以看到，在瓦尔蒙那里，虚情周旋与真情付出集于一身，后者从一个方面展现了浪荡子人格的多重性。从更为内在的方面看，这里体现了情与理之间的张力：如果说，虚情与前面所提及的虚伪一致，体现了以工于心计、虚伪矫饰等形式表现出的负面理性，那么，真情则表明浪荡子的内在精神世界仍然受到真切之情的制约；在虚情与真情并存的背后，不难看到情与理在浪荡子内在心理世界中的紧张与交缠。就现实的形态而言，人既非单纯的理性化身，也非仅仅以情感立世。进一步看，理性不仅具有正面的意义，而且常常被负面地运用，所谓工于心计、虚伪矫饰，便体现了理性的后一面向。浪荡子在情与理之间的摆动，无疑以独特的方式展现了人生的以上现实形态。
(二) 放纵与忧愁浪荡子的另一共性在于其具有反叛倾向的个性。唐璜就是一个典型例子。他的反叛精神即体现在他对社会规则和道德规范的漠视，也体现在他对贵族身世、父权、宗教的不屑态度之上。总而言之，他不但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享乐派，也是一个亵渎圣灵的反叛者。在背叛女性、朋友、父辈的同时唐璜也会对圣灵不敬。唐璜的这一特质在莫里哀的剧本《唐璜》中表露无遗。唐璜引诱杜埃尔韦尔小姐，后者不惜逃离修道院与之成婚。然而，这个老练的浪荡子却冷酷地将她抛弃，和自己的仆从赛加奈尔来到海上航行，违抗了传统的婚姻规则。在航行的过程中，两人遇上了风暴，一个名叫皮尔洛的渔民将他们救起。可是，忘恩负义的唐璜却同时打起了皮尔洛未婚妻夏洛特和其好友马特琳娜的主意，并分别向两位姑娘许下婚姻的誓言。在这里，唐璜再次打破既有的社会规范，向多个女性同时示爱。这一场闹剧因为一次追捕戛然而止:12个骑兵突然对唐璜展开追捕行动。在逃亡的路途中，赛加奈尔借机询问起主人的信仰，唐璜回答自己唯一的信条即：“2加2得4，4加4得8。”③从这一回答显示出他对宗教和上帝彻底漠然的态度。在半途中，唐璜遇上一位遭到歹徒袭击的青年男子，他出手相救，殊不知这位青年正是杜埃尔韦尔小姐的兄长。这位兄长出于报恩，并未追究唐璜之前所犯下的过错。这时，唐璜的父亲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指责他的卑劣行径，痛斥他使家族蒙羞。面对自己的父亲，唐璜非但没有表现出任何敬意，反而诅咒他早日死去。他的这一行为体现出对父亲和自己贵族出身最彻底的反叛。
然而，这些表面看似反叛的浪荡子也有脆弱的一面。事实上，除了放肆、反叛之外，忧愁和无聊是他们另外两个标签。这种性格和情感上的鲜明反差构成他们身上强烈的矛盾性。
启蒙时代，忧愁(la mélancolie)常常被描绘成“一种难以克服的悲伤情怀”。从表面上看来，忧愁似乎是一种与浪荡子毫无关联的心理状态，然而，“忧愁的浪荡子”却不在少数。事实上，忧愁的情绪与肉体上的快感并不彼此排斥。另外，浪荡子们奢华悠闲的生活也很容易让他们陷入莫名的忧愁中。这种情感甚至影响到18世纪的一些思想家，狄德罗(Diderot)便在给自己挚爱索菲·弗朗(Sophie Volland)的信中这样写道：“忧愁就这么悄无声息地进入我的灵魂，我不认为人们可以完全从这种情绪中抽离。再说，这种情绪并不令人生厌……” ①
许多18世纪的医生和小说家都试图探寻产生这一特殊情绪的原因所在。按照他们的理解，个性是产生忧愁情绪的重要因素。另外，年龄、性别和天气与该情绪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青少年时期，很多人就十分容易陷入忧愁中。因为少年总能痛苦地看到身体与灵魂、现实与理想、渺小的我和浩瀚世界之间的距离。狄德罗在《宿命论者雅克》(Jacques le fataliste)中谈起过这一现象：“几乎所有的少男少女都会在某一特定时刻陷入忧愁中。他们被一种无以名状的烦忧所轻扰，任何事情都无法使他们重新感到快乐；他们终日独处，有时还会偷偷哭泣；一些琐事都会让他们备受感动……”②除此之外，当地的天气状况也是产生忧愁的原因之一。伏尔泰(Voltaire)在《英国书信集》(Lettresanglaises)中曾这样写道：“当我在春天到达时，所有的人都在朝我微笑。而几个月以后，再也没有人和我说过一句话，整个城市被一种忧愁的气氛所包裹。”这段描述也验证了一个说法：“什么样的天气，造就什么样的居民。” ③
除此之外，平日无所事事，倍感无聊的人也很容易感到忧伤难过。一些智者曾这样描绘无聊(l'ennui)的感受：“我既不感到忧虑，也不感到悲伤。只感到自己被剥夺了所有的快乐，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让我充实起来，我感到不适，甚至还会犯恶心。”④换句话说，无聊让人丧失生活趣味，让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所有的活动都失去意义，所有的感受都变得麻木。在卢梭(Rousseau)的《新爱洛漪丝》(Julie ou la Nouvelle 
对于浪荡子来说，他们无需为生活奔波，这固然让他们免于日常的操劳，但同时也容易使之感到空虚无聊。在缺乏充实的生活内容的情况下，浪荡子只能求助于感官上的刺激来对抗空虚、忧愁的心绪。在这里，忧愁、无聊的浪荡子和放纵、反叛的浪荡子，形成鲜明反差，却又融为一体，二者在更内在的层面体现浪荡子人格的二重性。
作为启蒙时代的一个特殊人群，浪荡子展现了其多重人格。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人格这种多重性，同时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复杂性。一方面，在其追求自由、摆脱羁绊、反叛传统等精神取向之后，不难看到启蒙时代的整体文化氛围：浪荡子的以上取向，可以说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精神气质；另一方面，其闲适、放纵、奢靡、虚华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相关的个性，又在相当程度上依然打上了旧时代贵族生活的印记，二者交错，既反映了历史的前后重叠，也展现了内在人格的多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