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区是我国社会基本的组织和管理单元。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城市社区的数量和规模越来越大，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日益突出。2017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明确指出：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社区治理已成为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核心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目前国内外相关文献大都立足于传统政治学、社会学，从“治理”、“自治”或“民主参与”等角度来探讨社区治理问题，如在社区与国家关系问题上，提出了合作治理的总体框架①，寻求政府、商界、非政府组织和居民的合作，以帮助社区达成其集体目标和应对挑战②；在社区民主建设问题上，认为应该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内实现政党、国家、社会的权力互强③，形成中国特色协商式治理基层化的发展道路④；在社区治理结构问题上，认为应积极调整国家与社会的权利、利益格局⑤，重建社区治理的权力秩序⑥；以及研究总结社区治理实践的创新机制和经验做法①等等。
然而，这些研究大都忽视了互联网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对社会的影响。实际上，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必将深刻地影响社会关系以及相应的制度变革。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承认，以信息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方法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对我国社区的发展及治理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社会化媒体迅猛发展，网络公共领域逐渐兴起，社区居民的信息来源、沟通意愿、维权意识和诉求表达都比以往更加迫切，这对当前社区治理的治理模式、治理工具提出挑战。本文拟从社会化媒体和大数据的视角出发，探索在移动互联时代，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这一新媒体工具加强社区认同和社会参与，打造电子化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让“社区”回归其“共同体”的原初意涵；以及如何利用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来破解政府和社区居民间沟通不畅、协调不顺、监管不到位的难题，以创新基层社会治理体系，防范网络公共领域政治化的治理风险。
一 城市社区治理的三大难题随着城市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速度的不断加快，传统的聚村而居、单位聚居的居住方式逐渐被城市商品房小区这种新型聚居方式所取代，由此引发的城市社区治理问题构成了当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与城市治理的重心。虽然三十多年来，在我国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涌现出了政府管理、合作治理以及居民自治等多种模式，但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共同体缺失、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缺乏系统性和政府对社区公共领域和公共舆论的回应不到位等共性难题。
(一) 社区共同体缺失共同体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之一。最早关注社区的社会学家滕尼斯认为，社区是“以共同体形式存在的地域相近、血缘相亲、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社会群体”②，它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其强烈的情感指征，“社区和它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不是用契约来说明的，而是像家庭的关系那样，用默认一致来说明的”③。将社区成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群体成员间的文化维系力和归属感；然而，对大部分身处现代城市社会中的中国人而言，社区只是一个单纯的居住空间，而非文化意义上的精神家园，缺乏一种精神的归属感和某种“扎根”的感觉。这是由几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一是因为现代城市社区居民间的邻里关系是基于市场购买关系偶然形成的，天然缺乏精神上的认同，且工业化、城市化加大了居民的流动性和忙碌性，使居民间生活缺乏交集、情感较为疏离，不容易产生真正的交往，更难形成共同体意识。二是由于社区居民认为社区公共事务和自己关系不大，对参与社区治理积极性不高，在承担公共事务时与其他居民合作不力，使得社区内部的自治组织难以形成。三是因为社区公共生活中“‘搭便车’现象普遍存在，使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公民需要承担参与治理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而不参与社区治理的居民却可以坐享其成”④，这在无形中挫伤了参与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使得社区建设最终成为政府的“独角戏”，陷入“共同体困境”⑤。
(二) 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缺乏系统性从居民的角度看，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并日趋多元，但由于基层社区治理主体和社区居民间长期沟通不畅、协调不顺，居民实际存在的、个性化的需求难以及时、准确地反映到服务提供部门，缺乏有效的公共服务产品需求的提出与沟通渠道。从政府的角度看，长期以来，我国社区公共服务平台所能提供的公共服务产品品类较为单一，且提供服务的各部门间条块分割、封闭运行，部门职责分工和权限不明确，多头领导、多头负责的现象突出。就本质而言，社区其实是一个微型社会，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要很好地满足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必须多个政府职能部门协同配合。然而，由于缺乏跨部门协调机制，部门间的合作默契没有形成，使得实践中信息沟通不顺畅、沟通成本过高、社区公共服务信息难以在一个平台上有效对接和整合，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缺乏系统性，没有形成1+1+1＞3的整体协同状态，因此，这种类工业化的服务方式只能解决公共服务中的共性问题，难以兼顾每个社区的个性化需求，同时造成了大量的资源闲置和资源浪费。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近年来，城市社区公共服务供给正逐步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协同参与转型，但实践中，依然面临着社区居民如何与政府公共行政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关系，即如何解决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的难题。此外，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既有可能“因损害某些部门和个人的既得利益而遭到抵制，也有可能因领导更替或部门间配合不默契而进展缓慢”①，还有可能因公众缺乏参与性而难以推进，很容易雷声大、雨点小，难以满足预期。
(三) 政府对公共领域与公共舆论的回应不到位随着基层社会的发展和多元社会治理主体的出现，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问题上主动放权、去利，转换在政社关系中的位置已成为大势所趋。随着社会组织的兴起并参与到社区治理实践中来，社区公共领域开始初现雏形，“所谓公共领域，首先意指我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像公共意见(公共舆论)这样的事务能够形成……公共领域原则上向所有公民开放。公民们作为一个群体来行动”②，“他们从事的活动乃是对公共事务进行政治讨论，而讨论的方式则是理性而公开的批判”③。当前，社会治理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形成治理能力高效的社区公共领域与社区自治组织；然而，如果任由社区公共领域自由发展而政府不加以管理，就很容易导致公共领域的失控，不仅无助于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建设，而且会引发治理风险。根据哈贝马斯的研究，18世纪德国、法国的政治公共领域就是从最初的、由爱好阅读的公众所形成的文化公共领域政治化中产生的，而正是政治公共领域的出现引发了资产阶级革命。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社区舆情问题也日益突出，如果政府不能合理预判社区的舆情动态，不能及时了解民意、提供适合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产品，回应辖区居民的诉求，就难以防范社区的突发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因此，政府面对在互联网时代借助于网络传播技术而发展壮大的网络公共领域时，需要进行有效治理，建立良性的政社关系，以防止公共领域政治化带来的政治风险，这成为当前我国社区治理中的一项重要课题。
社会化媒体与大数据的出现为上述治理难题的解决指明了思路和方向。这个思路是技术与社会双向建构的思路，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原理来表达，就是以技术变革为核心的生产力革命引发生产关系即社会的变革。从总体上看，社会化媒体对于当前社区治理的功能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推动社区公共领域建设增加公民参与、构建社区共同体的精神家园，与此同时，通过推动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化、系统化，实现公共服务供给的精准化，二是政府可以应用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分析，准确研判社区动态，有效应对网络社区舆情，加快信息型政府建设与公共管理变革。
二 社会化媒体的聚合性与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哈贝马斯认为，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创新都会引发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在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会化媒体成为推动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主力。社会化媒体作为“一种给予用户极大参与空间的新型在线媒体，能够提供用户参与、内容公开、用户交流、用户对话、社区间信息连通的功能，其特点是赋予每个人创造并传播内容的能力”①，其核心价值在于它可以重构人与人之间的社交关系，因此可以成为城市社区中发展新型邻里关系，构建社区共同体的重要工具。
社会化媒体主要包括：“Twitter、微博等即时信息发布平台，WhatsApp、微信等即时通信平台以及Facebook、人人网等社交网络平台”②三种形态。从社会关系再造的角度看，社会化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具有开放性和聚合性这双重属性：开放性是指使用社会化媒体的用户借助“关注、分享、评论、转发、私信、拉黑等互动途径”③，可以构建起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并通过持续的互动将这个网络在互联网空间无限扩张，实现社会关系的再造和广泛的社会动员。聚合性则是指用户“通过对微文本形态的生产与传播完成其赖以存在的社交圈子的再生产”④，也就是通过意见表达和议程设置，构建起紧密互动的网络社群。
从聚合性角度看，社会化媒体建构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模式。由于社会化媒体所特有的聚合性，它可以形成一个关系较为紧密的、类似于“圆桌会议”的讨论和舆论传播空间。借由这一传播空间，社区居民都可以通过发帖、跟帖、评论等形式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议题、畅所欲言，并通过讨论群内和朋友的交流互动、观点碰撞、充分辩论，建立起一种基于社区认同的新型网络共同体和社会聚合体——网络社区。由于社会化媒体能够基于“强社交关系形成信息传播闭环”，使得网络社区呈现出明显的社群化趋向，社群化意味着舆论传播范围仅限于社群内部、空间相对封闭，这对于居民社区意识与认同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由于网络社区成员在平时已经有了相对频繁的互动和相对亲密的情感，这使得开放的讨论和积极的论争可以产生，“公众所表达的任何一种意见能立即得到有效的回应”，在有效互动的基础上，社群成员能够达成共识，基于“对事实的认定和问题的解决达成一致的意见”，从而可以推动社区公共领域和社区共同体的发展。对于社区共同体打造与社区治理而言，社会化媒体的重要作用在于其聚合性，这种聚合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体现在精神层面，二是体现在物质层面。前者是通过建构社区共同体精神家园来实现，后者则通过促进社区公共服务的电子化与信息化，打造社区公共服务平台，为社区居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产品来实现。
(一) 社会化媒体与社区共同体的建构当前社会治理的最大难题在于社区共同体的缺失，造成社区治理主体缺位。在传统中国乡村，在家族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影响下，宗族、祠堂成为人们的情感寄托和共同体精神的象征，与此相应，还有一系列祭祀活动和节庆仪式，不断地唤起和强化人们内心的归属感。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从乡村进入到城市，成为在现代城市社会中漂泊的“孤独的人”——“北漂”这个叫法可以说是形象地描绘出了这个群体的肖像。人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在群体(共同体)中，人才能获得一个良好的存在感，否则总是感到孤独、失落。然而，现代城市人已经不可能再退回到传统的乡村共同体中，只能寄希望于在城市的居住地——居民小区——中建构一个体现共同体精神的城市家园。
问题是，现代城市的居民小区中难以形成这样一个具有共同体精神的公共领域。这是因为，随着城市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发展，现代城市的商品房小区是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发展起来的。现在的城市社区只是开发商开发的商品住宅，进驻商品房社区首先要通过购买完成房屋的私有化。人们在这种以市场化的方式聚集在一起的小区，由人与人之间只是因商品交换的原因而偶然地聚居在一起，居民之间的原初关系就是一种市场化的关系，因此天然缺乏精神上的联系，相互之间没有交往，所以不能形成共同体。虽然开发商也会在商品房社区建立小区会所、食堂等公共空间，但这种公共空间的成立目的只是让房屋升值、让房子好卖，并不是为了建立真正的公共领域和共同体。因此小区仍然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居住空间，而不是真正的城市精神家园。总之，在传统乡村共同体逐渐消失，市场化的城市住宅小区不能满足人们对共同体的精神需求的情况下，可以尝试在网络空间中去建立一个新型的城市社区共同体——网络社区共同体，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现代都市人的精神与情感需求，而且还可以解决治理主体缺失的问题。
网络社区共同体的实质是建立以社区为单位的网络社群。在传统社群中，社群成员相互认识、彼此熟悉，地域性强，现实中多数是强关系，社群成员的活动范围受到实体空间的局限和现实关系的种种约束。而利用社会化媒体则可以建构一个以社区为单位的网络社群，可以帮助社区居民摆脱时空和现实关系的羁绊，将人际交往从线下转到线上，开辟了一个虚拟的交往空间。在这个虚拟空间中，社区居民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随时随地地进行交流互动，逐渐形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小圈子，先是进行持续和长期互动，随着互动的不断深入，小圈子成员开始自发形成共同的规则，逐渐形成一个以社区为中心的网络社群。
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网络社群，成员的联系虽然停留在线上，没有现实的人际交往，是数字化的个体之间形成的模拟与想象的共同体，但也会让城市中的人们产生一种与传统乡土社会类似的“扎根”感觉，这种扎根的感觉不是扎根于土地，而是扎根于一个群体之中，这将促进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使得居民彼此之间不再陌生。目前，很多城市社区的业主已经自发地以微信群的形式建立类似的网络社群——业主群，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单一商品房小区的区域局限性，更加广泛地凝聚相邻的社区居民；但是，由于活跃度不够高、进入和退出比较随意，很难达到真正的参与、交流与对话。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业主群是自发形成的，缺乏引导和支持，往往难以持续互动下去，因此很难形成真正的社区共同体。这里的关键问题其实不在于简单的建立一个类似于微信群的小区业主群，而是要有一种长期、持续的互动与交往机制。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要进行网络社区的公共活动组织和议程设置，只有通过共同的话题(议题)和活动，加强关系、沟通情感，才能建立起在现代都市的陌生人社会中的“社区精神家园”，最终形成对社区的某种文化上与心理上的认同。在这方面，政府可以鼓励甚至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支持小区业主利用社会化媒体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网络社区共同体。
(二) 掌上社区：社会化媒体与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信息化建设社会化媒体的最大特点在于其能够实现实时互动，因而可以高效地推进政府与社区居民之间的沟通协调和解决问题，如通过在线办公，解决社区居民的公共服务诉求，这是一种利用现有技术手段，以低成本的方式建立起来的城市“网络公共服务平台”。
从技术手段看，服务平台的建设比较容易实现，难点在于目前的基层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由于社会治理体制的改革必然会涉及许多部门的利益：有权有利的大家抢，没有利益的相互推诿。这就需要在党委的强有力领导下，结合简政放权、“放管服”改革，以及政府职能转变等进行统一规划。目前，在南京、深圳等地有一些创新实践，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有南京栖霞区的“掌上社区治理模式”和深圳的“南山模式”。南京的“掌上社区治理模式”是指由“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主导，并协同社区居民、驻区单位、物业和社区组织，依托微信群、微信公众号等移动互联网平台，在线治理社区事务，并与线下网格融合，提升自治能力，共建社区家园的新型基层治理模式”①。“南山模式”是指将虚拟的社区微信平台和实体的社区服务中心相结合，通过建立“面向全体社区居民、覆盖所有社区服务信息的网络平台，各种社区服务及民政行政审批事项均可在网上办理”的网络政务大厅，在线服务社区居民的新型社区治理模式。从以上两个典型案例来看，通过社会化媒体建构起来的社区网络公共服务平台至少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一是实时回应，提高治理效能，扩大治理参与度。与传统社区治理模式相比，社会化媒体搭建的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实现了治理时空的无限延伸，实现了社区与群众的24小时不间断联系和实时回应。群众可以随时把需求提交到平台，其余用户无法直接看到平台与其他用户之间的信息内容，实现了一对一的对话沟通，避免了围观和噪音，节约了对话成本，提高了信息互动体验。与此同时，零距离全方位互动，便于政府倾听百姓心声、了解社会需求，提升了公众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期待，扫除了服务真空地带。此外，社会化媒体能够促进政社互动、扩大政治参与，这种对话的便利能够吸引更多的中青年群体积极提出意见建议。推动社会对话机制由最初的“扩音器”阶段、“照相机”阶段，逐步向“会客厅”阶段过渡。
二是实现系统服务、综合服务、精准服务。社会化媒体平台最大的特点是能够统合全部治理主体，比如掌上社区就“以微信群为轴，将居民、物业、社区、街道联系科室、驻街单位、民警、社会组织等汇聚在一起”①，并建立了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的大数据库和数据统一的存储和管理规则，将所有不同来源的数据进行了格式统一、管理和优化，使各系统间联系便捷、减少了交易成本。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在社区服务过程中的核心作用是连接社区内各种资源，可以针对社区的文化、教育、卫生、安全、物业、家政等公共服务需求，合理及高效地配置社区各种服务资源，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服务和综合服务。
三是重构管理流程，建设服务型政府。通过社会化媒体整合社区养老、医疗、文化、教育、卫生、安防、物业、家政等公共服务需求，同时围绕这一需求进行服务型政府建设，可以打破治理碎片化的困境，把条块分割、相互封闭的政府相关职能部门整合进一个统一的办事系统，实现社区治理公共服务供给部门间的联动，把整个社区的人、事、物和各个有关部门全方位、无死角地关联起来，真正实现服务型政府的建设目标。
三 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挖掘与社区治理变革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社会治理创新的目标是“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格局”。这一目标包含了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进行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的方式创新，另一层面则是强调党委领导和政府主导方式的创新，二者应当辩证统一的理解。与传统媒体不同，社会化媒体的重要特点在于：它不仅是高效的社交工具和公共服务平台，同时还是海量的人类行为数据的数据库。社会化媒体的信息传播平台不仅有利于进行社会协同、公众参与，而且，其海量的数据库对于党和政府创新社会治理方式也具有重要作用。正是在社会化媒体中，人们的生活方式实现了“数字化生存”，一切有关人们生活的行为信息都被数字化了，正是这些基于个人真实生活的海量信息构成了社会化媒体的大数据。对于政府而言，如果能够充分地应用大数据方法来挖掘这些数据的价值，比如说利用统计规律和个案进行对比，就可以从这些数据中获得洞察和新发现，从而为政府提供有效的治理手段，大大降低政府的行政管理运营成本，真正实现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的治理格局。此外，政府可以通过大数据文本分析技术对关键词和敏感词进行分析，及时把握和回应社区热点问题，通过议程设置和制造话题等方式有效防范社区公共领域政治化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更好地实现社区善治的目标。
(一) 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与计算社会科学大数据是指“在数量、类型、速度和价值等方面超过传统社会科学应用规模的海量数据资料”②，它可以“在文本、语音等非结构化数据中获取所需的知识”③。在信息时代，大数据是比石油更重要的资源，谁拥有大数据，谁就能够产生巨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这是因为大数据的价值“并不主要在其规模，更重要的是在于识别和转化庞大数据背后可能隐藏的规律”④。随着互联网、社会化媒体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社会化媒体随时表达心情、观点和状态已经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的新型生活方式。社会化媒体不仅可以以文本、图片、音频、视频等形式永久性地保存这些海量数据，还可以通过计算社会科学的方法，挖掘出海量数据背后隐藏的规律，使看似散乱无章的信息成为分析群体心理和预测群体行为的重要数据支撑。这是因为大数据时代，人类的任何行为都可以被数据化和网络化，只要能够“分析数据、反复演示和实验，就能足够接近真实”①，进而可以高精度地预测群体的社会行为。大数据的出现超越了传统社会科学研究的局限，使得仅需要对宏大数据进行简单的描述统计就可以清楚地发现有限样本抽样分析所无法展示的数据整体背后的规律。
随着社会化媒体的普及，社会化媒体所产生的海量大数据的重要性逐步被研究界所发现。2009年2月，《Science》刊登了一篇题为《计算社会科学》的论文，标志了计算社会科学的诞生。从方法论角度而言，计算社会科学是对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单纯的经验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方法的彻底颠覆，它“基于主体的分布式计算分析行为和社会组织形态，虚拟化和辅助地对数据、表格、图形等按需挖掘、分割调取、裁剪拼接……从而对市场行情的瞬息万变与微观主体行为的内在关联、公共管理和政策效应的预期与评价、社会复杂现象的模拟再现、信息分布传播与制度的历史路径依赖”②进行模拟现实的生成。计算社会科学的出现不仅开辟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新领域，成为“继工程科学计算和生物生命计算之后新的理论前沿和应用方向”③，还对政府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了巨大的推动。
计算社会科学主要通过计算机建立仿真模型模拟社会环境，研究“人类社会系统的结构和交互模式”，特别是通过分析和计算人类在社会化媒体上留下的海量数据，量化、解析和预测人类活动的规律。近年来，计算社会科学研究中涌现出了诸如小世界理论、无标度网络理论、强弱关系理论、结构洞理论、信息级联理论等一大批重要成果。这些理论对研究复杂社会网络系统，如城市社区(网络社群)十分有效。从计算社会科学的视角看，社区的社会化媒体大数据反映了该社群内部不同小群体间的多层次网络结构，社群内部结构或某个节点的细微变化，都有可能涌现出意想不到的公共事件，进而引发整个社群的变革。研究者可以通过对社会化媒体大数据的研究，发现和揭示社区居民群体内部的关系结构、心理情绪，进而预测其行为规律，以判断国家政策在该社区落实的可能性。
(二) 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与社区治理变革当前，计算社会科学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的可行应用就是利用大数据挖掘技术获取和分析海量的社会化媒体数据：一是可以分析社区居民的社会情绪及其规律，精准回应居民诉求，对社区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提前预警，二是将社区共同体精神家园建设与网络公共舆论引导有机结合，防止社区公共领域政治化，防范和化解执政风险，更好地实现社区善治的目标。
1.分析社区居民的社会情绪、精准回应居民诉求。社会情绪看似无形，但并非无迹可寻。这是因为社会情绪会以符号的形式在网络空间中得以反映，只要能进行实时舆情监测，就能把握社会情绪，而海量的社会化媒体大数据中正隐藏着大量有价值的社会情绪规律。比如，“根据Twitter条目中有关‘镇定(calm)’的情绪词汇量的每日变化趋势，可以成功预测2~6天后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升降，预测准确率达到87%”④。而分析谷歌趋势记录的网民对于自杀、自残、抑郁类词汇的搜索量数据可发现，在成人群体中，搜索量越多，自杀概率越低，而在青少年群体中，搜索量越多，自杀概率越高。上述研究案例充分说明，研究者只要善于分析社会化媒体大数据，就可以做到对网民情绪的实时监测，并抢在重大公共事件发生前发布预警，从而预防重大社会事件的发生。随着时代发展，社区居民需求日益多元，但由于发展阶段和层次存在差异，社区之间、社区居民群体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存在着较大差异，而正是这些诉求的差异引发了多种多样的社会情绪。从治理效率的角度看，政府可以对每个社区社会化媒体平台大数据中的热词进行分类统计、追踪，根据社区居民的社会情绪判断当前社区最受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从而对社区突发公共事件进行提前预警，精准回应社区居民诉求。
2.将社区共同体精神建设与网络公共舆论引导有机结合起来，更好地实现社区善治。从信息源的角度而言，当代人的信息源其实变得越来越单一。特别是社会化媒体出现后，由于信息更多的是通过信任度较高的个人关系网传播，只要听起来像那么回事，传播的人又比较多，就容易被大家接受，这为网络谣言的兴起提供了土壤和契机。在人人都有自媒体，个个都是麦克风的时代，网民习惯于自由地谈论家长里短、评说声色犬马、臧否人物。有学者把这种网友自发的意见表达、人肉搜索、议程设置以及信息交换行为称为“虚拟的围观”。网络围观的人数越多，产生的评论就越多，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评论背后其实隐藏着各种情绪，相同情绪的聚合会形成某种心理潜流、主导网络舆论。如果不善加引导，任由这些主导情绪泛化甚至被政治化后在网络中蔓延，小则放大偏执、形成网络谣言，大则形成网络暴力，甚至可能使虚拟的“心理群体”演化为现实的社会集群行为。因此，政府在思考社区治理创新举措时，必须注意和善加利用社会化媒体的这一新型治理工具，针对网民心理，应用社区公共服务平台引导网络舆论，及时防范和化解社区公共领域政治化所可能引发的政治风险。
从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城市的社区治理，无论是社区共同体建设、社区公共服务平台电子化，还是把握网络舆情、回应居民诉求以及防范社区公共领域政治化的风险，都离不开社会化媒体的广泛运用以及对社会化媒体大数据的深入挖掘，这是网络与信息时代服务型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中必须直面和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