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城镇化过程中，农民工群体外出务工的潮流一直未曾中断，农民工涌入城镇，满足了城镇对劳动力的需要，促进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工群体内部已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代际分化。对农民工的代际划分，目前比较普遍的一种认识是将农民工划分为“老一代/新生代”或“第一代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陈辉、熊春文，2011)。学界将1980年后出生的农民工称为新生代农民工，将1980年以前出生的农民工称为老一代农民工。自2010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引入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以来，对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的比较研究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被看作是差异较大的两类人群，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四高”“一低”“一薄弱”的特点，即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高、消费水平高、保障程度高，工作耐受力低，乡土观念淡薄(杨菊华，2010)。新生代农民工不再是单纯为了增加收入而流动，他们更加注重身份与地位、权利与利益的维护，更加希望能够获得城市定居的合法身份(袁书华等，2014)。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城市生活(王春光，2001)，更适应城市文化，也更希望留在城市。随着年龄增长，新生代农民工也到了娶妻生子的阶段，家庭负担日益加重，对未来的安身立命之所则到了抉择之时，那么，他们到底会在何处安家，和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有什么异同呢？研究新老两代农民工在住房区位选择意向方面的差异，对于进一步认识农民工的代际差异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有助于认识新老两代农民工所面临的共同难题。这对于农民工的市民化、社会融入和城乡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拟依据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监测专题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对两代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进行研究。

一 文献综述

住房是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关于农民工住房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影响农民工居住选择的外部条件和主观意愿两个方面。在外部条件的研究方面，吴维平和王汉生(2002)对京沪两地农民工做了住房条件的考察，认为户籍制度和由户籍制度所衍生的保障房制度是导致农民工群体居住条件较差的原因。彭华民、唐慧慧(2012)从社会排斥角度对农民工进行了住房条件的研究，认为城市之间的房屋种类和制度相互之间的强化导致了农民工群体的住房质量低，并且将其排斥在制度之外。还有部分研究在关注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同时考虑到了农民工的居住社区类型和住房形式(李培林，2002；蓝宇蕴，2005；王佃利，2011)。在农民工居住选择意愿方面，学者们多基于推拉理论和城乡二元结构进行研究。李强、龙文进(2009)在探讨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城定居问题时发现，人力资本、工作、婚姻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并认为在留城和返乡之间新老农民工代际之间并无结构性的差别。还有学者认为农民工是否愿意留城、是否在常住地购房，主要归因于子女教育等政策的落实情况(李培林、田丰，2011；魏后凯、苏红键，2013)。张翼(2011)、唐宗力(2015)认为土地承包权、农村宅基地等土地产权改革因素会显著影响农民工的城镇化意愿。刘林平、周兵(2015)认为，农村的新建住房会显著影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意愿。刘成斌(2015)认为，农民工在其城镇化过程中不仅只有务工地购房和回乡自建房两个途径，还有一个就地购房途径(指农民工不回户籍地农村建房，也不在务工地购房，而是在户籍地的镇、县、市购房，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回乡购房)。可以看出，对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中，住房因素往往是一个主要的变量和重要议题。

对农民工的代际差异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人口学基本变量的代际差异。王春光(2001)认为，1980年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有显著的差异，具体表现在人口特征、文化教育、生活背景上的差异，新生代农民工在社会认同上和生活期望上更加倾向于城市生活。在个体特征上，农民工群体总体以男性为主，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增长较快。老一代农民工的已婚比例远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刘雅萍，2008)。王秀芝等(2012)对江西省17个自然村的实地调查发现，农民工的性别差异较大，仍以男性为主。虽然农民工总体上受教育程度不如城镇居民，但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李舒丹，2010)。第二，择业倾向和权益保障的代际差异。康兰媛等(2012)发现新生代农民工年龄越小，文化程度越高，越偏向于冒险；兄弟姐妹越少、个人技能越高的越偏向考虑长远发展。杨竹(2009)等在对农民工择业动机的研究中发现，老一代农民工以经济取向的择业动机为首，新生代农民工以非经济取向的择业动机为首。周可等(2009)研究发现，老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主要为满足自身生存，为了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改善家庭经济状况，而新生代农民工虽然也希望经济收入上的增长，但更多的倾向是对超大城市的向往，希望体验超大城市，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寻求更好的自我发展空间。新生代农民工比老一代农民工拥有更高的人力资本，而且在生命周期上新生代农民工年轻力壮，处于优势地位。但是，两代农民工的权益状况并未发生实质改变，段成荣等(2011)发现，在社会保障和劳工权益方面，农民工群体仍处于弱势地位。第三，社会融入层面的代际差异。有学者认为，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过程是经济、社会、文化层面的依次递进的过程。只有在经济适应的基础上，经过文化接纳和行为适应，达到身份认同，才标志着城市外来人口再社会化的完成(杨菊华，2009；张文宏等，2008)。何军(2011；2012)认为，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靠的是人力资本，而老一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更多靠的是社会资本。从经济、社会、心理方面看，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情况要好于老一代农民工。刘传江等(2007)对武汉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市民化意愿中的显著变量是年龄，年龄与接受外界新鲜事物的能力、自我认同感和未来归属城市的倾向呈负相关，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水平明显高于老一代农民工。可以看出，已有研究从多个方面研究了两代农民工代际的鲜明差异，也形成了共识。

无论是对农民工住房的研究，还是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都未涉及两代农民工住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异同。因而，本文主要讨论以下问题：农民工的住房区位选择意向是否存在代际差异？什么因素影响农民工的住房区位选择意向？根据以往的研究，可以推测，农民工在住房区位选择意向上是存在代际差异的，老一代有农村生活经历，可能更愿意回乡建房；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更高，留城意愿更强，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和回乡购房，而不愿意回乡建房。那么，这些推测是否恰当呢？下文将展开进一步的探讨。

二 农民工及其住房区位选择意向代际差异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采用2014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专题调查数据。该专题调查涉及8个城市，包括北京、深圳2个超大城市，青岛、成都、郑州、厦门4个大城市，嘉兴和中山两个中等城市；调查总样本为15999名15—59岁的非务工地区户口的流动人口，筛掉非农户口后，样本中农业户口的为13927人。根据婚姻变量，把未婚者子女变量的缺失值按照无子女处理，去掉其他变量缺失值以及无效样本后，最终进入回归的样本一共有12128个。本文重点关注新老农民工在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上的代际差异，依据调查问卷中的出生年份，我们将农民工分为两类，即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以后出生)和老一代农民工(1980年以前出生)。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为7151个，占59%；老一代农民工样本为4977个，占41%。

问卷中把流动人口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分为6类：(1)回户籍地村镇自建；(2)回户籍地县市购房；(3)回户籍地地级市购房；(4)回户籍地省会城市购房；(5)在务工地购房；(6)无打算及其他选择。本文将其合并为四类，即将回户籍地县市购房、回户籍地地级市购房与回户籍地省会城市购房合并为回乡购房。

(一)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基本特征比较

根据表 1，新老两代农民工的男性比例都大于女性；新生代农民工中女性比例大于老一代农民工，男性比例小于老一代农民工。两代农民工的婚姻状况存在明显差异，新生代农民工中未婚的占44.7%，老一代农民工中未婚的只占1.7%。老一代农民工几乎全部都已经组成家庭，新生代农民工组成家庭的相对较少，这与一般的代际差异认知相符。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有子女的比例为51.6%，远高于老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中，有一个子女的占比为34.9%，比老一代农民工低4.9%；有两个以上子女的占比为13.5%，比老一代农民工低36.9%。新生代农民工的学历明显高于老一代，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30.10%和15.00%，两者之和达到45.10%，而小学及以下学历占比只有2.90%。老一代农民工中高中学历和大专及以上学历占比分别为16.60%和3.30%，两者之和仅为19.90%，而小学及以下学历占19.50%。可见，和老一代农民工对比，新生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上有明显优势，更多的新生代女性加入到外出务工的队伍中，未婚的更多。

(二)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经济差异

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其个人月收入、家庭月收入和房租支出均低于老一代农民工，其中，平均个人月收入低110.55元，平均家庭月收入低1037.90元，平均房租支出低133.55元(见表 2)。以上说明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地的个人和家庭经济状况要好于新生代农民工，租住的房子也好于新生代农民工。但是从住房公积金拥有的情况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明显比老一代农民工高。从经济变量来看，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如老一代农民工，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务工时间不长，相对而言其个人工作经验不足，技术积累不够。而住房公积金作为社会保障的一种类型，新生代农民工拥有的比例相对较大，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社会保障的认识要比老一代农民工更清楚，缴纳保险和争取保险的意识更强。

(三)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流动特征比较

如表 3，从流动距离看，新老两代农民工跨省流动、同省跨市流动和同市跨县流动的差异不大。从流出地看，新生代农民工来自西部的比例(25.10%)明显比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35.40%)低；新生代农民工来自中部的占40.50%，老一代农民工来自中部的占32.00%；两代农民工来自东部的差异较小。在超大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4%，在中等城市务工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低于老一代农民工7.4%。从务工的城乡区位来看，在市中心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高于老一代农民工4.7%，在城乡接合部工作的差异不大，在县镇及农村工作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低于老一代农民工5.4%。农民工群体在务工地的就业身份存在明显的代际差异：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就业身份为雇员，占比为76.30%，而老一代农民工的雇员身份占比为57.00%；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是自营劳动者的比例为18.10%，低于老一代农民工15.3%；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身份是雇主的比例为5.60%，低于老一代农民工4%。可见，新生代农民工整体的就业身份偏向雇员。就业身份决定了收入和积累的差距。在现住房类别上，新生代农民工和老一代农民工在租房的比例上并无太大的差异；在雇主提供住房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3.90%，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8.1%，新生代比老一代多5.8%；在购买商品房上，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4.7%，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9.3%，新生代比老一代少4.6%。以上说明农民工群体整体在务工地还是以租房居住为主，新生代农民工更多的是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里，老一代农民工的购房能力强于新生代农民工。

(四) 新老两代农民工的留城意愿差异

老一代农民工更愿意长期留在务工地居住，占比为67.30%，比新生代农民工高出15.90%；老一代农民工不打算长期居住的占比为9.80%，比新生代农民工少3.8%。新生代农民工中，没想好是否打算在务工地长期居住的比例较高，为35%，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2.10%。这说明在务工地的居住打算上，新生代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不明确，对未来的打算比较模糊。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务工地问题上，新生代农民工愿意迁入户口的占比为46.70%，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2.3%(见表 4)。综合上述数据，可以发现在打算长期居住在务工地方面老一代农民工比例更大，可能是因为他们在务工地居住的时间更长、生活更适应，或者其资产积累能够支撑他们留在务工地。

(五) 新老两代农民工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差异

农民工总体上打算回乡建房的比例为25.5%，打算回乡购房的比例为13.90%，打算在务工地购房的比例为27.20%，无打算及其他打算的比例为33.40%。回乡购房和务工地购房的比例合计为41.1%，比回乡建房的比例高出15.6%，说明农民工群体在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上是偏好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计划把未来的家庭生活安排在城镇，打算在城镇安身立命。

由表 5可以看出，农民工在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上是有差异的。打算回乡自建的老一代农民工更多，占老一代农民工的比例为29.2%，比新生代农民工多6.3%；打算回乡购房的新生代农民工的比例为15.8%，比老一代农民工多4.6%；打算在务工地购房的老一代农民工比例更大，占比为28.9%，比新生代农民工多2.8%；没有购房和建房打算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较大，占比为35.2%，比老一代农民工多4.5%；新生代农民工回乡购房和在务工地购房的比例之和为41.9%，老一代农民工为40.1%，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一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出1.8%。

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建房的比例比老一代农民工要小，在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上更加倾向于在城镇购房，但是两代农民工之间的差异并不是很大。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的比例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但差异也不是很大。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的比例高于新生代农民工，可能是因为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地生活的时间相对更长，他们的阅历、财富积累、社会融入程度强于新生代农民工，更有实力在务工地购房；老一代农民工对未来的预期更明确，所以他们在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上不明确的比例要小于新生代农民工。

三 农民工住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的实证分析 (一) 变量说明与模型建构

本文模型中因变量为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有四个选项，分别为回乡自建、回乡购房、务工地购房、无打算及其他选择，并用“无打算及其他选择”作为模型参考。

本文的自变量设定为：(1)基本变量，包含性别、婚姻状况、受教育程度、现有子女数；(2)经济因素，包含个人收入、家庭收入、房租支出、有无住房公积金；(3)流动因素，包含流动类型、流出地和务工城市等级、务工地工作地点、务工地就业身份、务工地住房类别；(4)意愿因素，包括是否打算长期居住在务工地、是否打算将户口迁入务工地。本文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代际差异。

本文拟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对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其具体公式如下：

$ p\left({{Y_i}} \right) = \ln \frac{{p\left({Y = 1} \right)}}{{1 - p\left({Y = 1} \right)}} = {\alpha _1} + \sum\limits_{i = 1}^n {{\beta _{1i}}{X_i} + \mu } $

$ \ln \frac{{p\left({{y_2}} \right)}}{{p\left({{y_1}} \right)}} = {\alpha _2} + \sum\limits_{i = 1}^n {{\beta _{2i}}{X_i} + \mu } $

$ \ln \frac{{p\left({{y_3}} \right)}}{{p\left({{y_i}} \right)}} = {\alpha _3} + \sum\limits_{i = 1}^n {{\beta _{3i}}{X_i} + \mu } $

其中p(y_i)表示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第i种选择；X_i表示影响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因素；α₂，α₃为常数项；β_2i，β_3i表示第i个影响因素的偏回归系数；μ为随机误差。

(二) 回归结果及分析

表 6是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对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因素及代际差异进行实证分析的结果。据此，我们可做进一步的分析。

1. 代际差异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

根据回归分析的结果，核心解释变量代际差异对回乡建房意向的影响显著，系数为负值，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是不倾向回乡建房的，这和以往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回乡购房的选择中，代际差异的影响是显著的，且系数为正，说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这表明他们一方面向往城市生活，但另一方面又难以承担所在务工地高昂的房价，所以他们倾向于介于回乡建房和务工地购房之间的回乡购房；代际差异对在务工地购房的影响不显著，但系数为负，说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这和本文第一部分的推测是不一致的。总的来看，代际差异对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区位选择意向是有影响的。

2. 个人基本变量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

男性对回乡建房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婚姻状况中，已婚对回乡建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现有子女数对回乡建房影响显著，子女越多，农民工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的意向越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重要因素，在三种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中，教育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学历越高越不倾向于回乡建房，大专及以上学历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最显著；学历越高，越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子女更少，所以新生代农民工更不倾向回乡建房。

3. 经济变量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

个人收入对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有显著影响，对回乡购房影响更显著。家庭收入对在务工地购房和回乡购房的影响都很显著。房租支出是影响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一个重要变量，理论上农民工支出的房租越高，住的房子则越好，表明其支付能力更强，会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从回归结果看正是如此，房租支出越高的农民工越不愿意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这说明房租支出确实显著影响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有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更加倾向于回乡购房和在务工地购房，而且影响很显著，这说明住房公积金对农民工在城镇购房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住房公积金对回乡建房影响不显著。老一代农民工家庭收入高，支付的房租高，他们在务工地购房的可能性大；新生代农民工家庭收入低，支付的房租低，他们在务工地的购房的可能性小，但是，他们也不倾向于回乡建房，个人收入高的新生代农民工倾向于回家乡的城镇购房。

4. 流动变量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

从流动范围来看，跨省流动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建房，不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同省跨市流动的农民工群体同样倾向于回乡建房，但倾向性小于跨省流动的农民工。从流出地来看，西部流出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从务工的城市等级来看，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不倾向于回乡购房和回乡建房。这说明和超大城市相比，在中等城市和大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更可能在当地购房。这可能是因为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房价相比超大城市较为便宜的缘故。相比在村镇工作的农民工，在市中心工作的农民工更不倾向于回乡建房，而倾向于回乡购房。就业身份对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的影响显著，相对于雇员身份来看，自营劳动者和雇主不倾向于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从在务工地的住房类型来看，租房居住和雇主提供宿舍的农民工也更倾向于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住在已购商品房的农民工，不倾向于回户籍所在地购房和建房。老一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的比例大，所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他们不倾向于回乡购房，但是回乡建房的倾向比新生代农民工要强。

5. 留城意愿对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

从回归结果看，有长期居住在务工地意愿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其显著性和优势比均为最高；不打算长期居住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和回乡建房。这表明，若农民工能够将户口迁入，则会显著提升他们在务工地购房的倾向。

四 结论及引申

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得到如下结论：

第一，新老两代农民工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差异不是很大。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老一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但是两者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他们都不倾向于回乡建房，而是倾向于在城镇购房。这说明尽管受到了社会排斥和歧视，但多数农民工还是倾向于在城镇安身立命。

第二，多种因素影响农民工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很显著，学历越高越不倾向于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越倾向于留在务工地购房；家庭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个人收入越高越倾向于回乡购房，说明在务工地购房中家庭收入的影响要大于个体收入；房租支出的影响体现在农民工支付的房租越高越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住房公积金对在务工地购房和回乡购房有显著促进作用；跨省流动和同省跨市流动的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建房；就业身份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农民工更不愿回到户籍地建房和购房；现有住房类别对农民工购房建房区位选择意向的影响显著，租房居住的是倾向于回乡建房的，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里的更容易回到户籍地建房和购房；留城意愿显著影响农民工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打算长期居住在务工地和愿意把户口迁入的更倾向于在务工地购房。

第三，回乡购房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实现“城镇梦”更现实的选择。新生代农民工要融入务工地，首要的问题就是居住问题，如果总是租房或者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里，他们是无法融入城市的，只会增强他们回乡的意愿。要让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也是困难的，因为他们缺少足够的经济积累，所以回乡购房是他们实现“城镇梦”的新途径。他们可以在户籍所在的县、市购房，老家的城镇符合其心理和文化的需要，房价也符合支付能力。

农民工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反映了农民工半市民化的现实。受到良好教育的、就业身份为雇主和自营劳动者的农民工会倾向于选择在务工地购房，从而实现自我的市民化转变。但是由于务工地的排斥，他们中只有一部分能够在务工地购房从而在务工地安居乐业，大部分农民工只能选择回乡建房和回乡购房。尽管学界认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比老一代农民工有人力资本、文化资本的优势，更向往大城市，我们的分析也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有较强的留城意愿，但是从购房建房的区位选择意向看，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回乡购房。因为购房会涉及生命周期、经济积累，这些变量的影响往往随着年龄的提高而逐渐增强。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工地购房并没有优势，他们的工作经验少，工资较低，储蓄也有限，但是他们并不愿意回到农村建房，相比老一代农民工，他们更倾向于选择在户籍地所属的市、县、镇购房。

有相当大的比例的新老两代农民工选择回乡建房，这说明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很多人无法在城镇安居乐业，回乡建房是他们在城乡二元社会体制下根据实际情况权衡的结果。仅有强烈的留城意愿，单靠农民工个人的力量是难以突破城乡二元壁垒的，城乡二元体制无论对农民工个人，还是对城乡协调发展、对中国现代化都是个巨大的障碍，需要下决心破除这块体制的坚冰。这就需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统一城乡社会保障政策，提高农民工的公积金覆盖率，把农民工纳入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同时，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供应体系，给农民工提供负担得起的住房，帮助他们实现“城镇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