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

无论是在医史领域，还是在中医学界，《中国医学源流论》(以下简称《源流论》)都被视为必读之作。该书篇幅不大，仅六万字左右，但内容周备，伦脊分明，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来龙去脉与利病得失均有十分深刻且通达的认识，并给予了扼要而中肯的评价，堪称一代经典。

《源流论》最初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被收入中医大家谢观(字利恒)先生的全集，书前有谢氏弟子秦伯未之序，序文开宗明义地写道：“武进谢利恒先生，于编辑《中国医学大辞典》后，复著《中国医学源流论》……脱稿业经十载，曾于《国医公报》《医界春秋》刊布，海内医家，叹为绝作。近日及门诸子，为先生编印全集，复以此篇冠其首” ^①，非常清楚地交代了《源流论》的作者及撰写缘起。由于谢观先生与史学大师吕思勉(字诚之)先生有同乡之谊兼世交之情，故谢氏邀请诚之先生为其作传，并将传文弁诸书首，以增光彩。GFAAF GFAAE传主的主要著述是一篇合格传记的题中应有之义，此传自不例外，而位列第一者正是《源流论》。另外，吕先生在1953年完稿的《隋唐五代史》中征引了《源流论》第八节《〈神农本草经〉考证》中的一段文字，亦写明作者为“谢利恒” ^②。职斯之故，无论学界还是公众，都视谢观先生是《源流论》当仁不让的作者，从无异议。但风起于青GF9EE之末，早成定谳者，竟因一部遗稿的出版，在七十多年后变成了一桩罗生门式的学林公案。

200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吕思勉文集》系列之《中国文化思想史九种》(以下简称《九种》)。顾名思义，是书收录了诚之先生有关中国文化思想史的九部论著。九书中列于最前者，题作《医籍知津》(以下简称《知津》)，并附有吕门高弟著名文献学家胡道静先生所作《吕诚之先生〈医籍知津〉稿本题记》(以下简称《题记》) ^③。编者李永圻、张耕华先生在全书《前言》中对吕先生这份遗稿的撰写背景与整理出版经过做了扼要说明：

《医籍知津》写于一九一九年夏，是年吕先生由谢利恒(观)先生介绍进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协助谢先生编纂《中国医学词典》，撰《中国医籍^④源流论》一篇，系统叙述中国古代医学典籍及其源流派别。《中国医籍源流论》后未收入《中国医学词典》，由谢先生私人木刻印行少许册分送同行友人。《医籍知津》手稿一册，五万余字，即《中国医籍源流论》的底稿。上世纪八十年代，《医籍知津》经吕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先生抄录，并与杨宽先生一同校对、补正、分节并加标题。胡道静先生审阅后，撰写了《题记》。此次刊出，以抄本为底本，并校以原稿，胡先生的《题记》用作附录，以供读者参考。^⑤

两位《吕集》编者提出了迥异于通行观点的意见，认为《源流论》的真正作者应是吕思勉先生。不过很可惜，他们的话说得比较委婉含蓄，且一笔带过，未做进一步的解释。201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李、张二人编撰的《吕思勉先生年谱长编》(以下简称《吕谱》)，这段文字略经修改后亦被收入其中，同时随文附有一帧《知津》原稿的高清照片。该照所摄系手稿首页，竖栏，半叶十行，楷书，笔画劲秀，间有涂抹圈改。其首行顶格题：“医籍知津”四字，下署“武进程芸”。“武进”系常州旧称，“程芸”则是吕先生常用笔名之一，结合笔迹判断，《知津》一稿确为诚之先生手书。但细检《吕谱》之文，并无吕先生曾在手稿上注明书写年月的记载，故“《知津》写于一九一九年夏”当是另有所本。据《吕谱》所引文献，其依据实源自1952年“三反”期间诚之先生撰写的《自述》。这篇文章中，吕先生对个人平生事业和思想做了详细而又坦诚的总结^⑦，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先生在叙述昔日经历时，谈到了与谢观先生的一段交游往事：

一九一九年，入商务印书馆，助谢利恒君编辑中国医学辞典。予于医学，本无所知，而先外王父程柚谷先生，先舅氏均甫先生，先从舅少农先生，皆治汉学而兼知医，故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谢君本旧友，此时此书亟欲观成，乃将此一部分属予襄理，至暑假中事讫。^①

细审此言，尽管吕先生透露了自己曾在1919年暑假中代谢氏撰写《中国医学辞典》中有关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的部分，但毕竟没有明言这部分文稿就是《知津》，而且《自述》通篇无一字提及此作，所以用严谨的逻辑来考量，李、张二人径定《知津》手稿写于民国八年(1919)未免有牵强之嫌。又据前引秦序推算，《源流论》杀青当在民国十四年(1925)。在无法判断吕先生《知津》遗稿书写时间的情况下，也就不能确定两者写定时间孰先孰后，故仅以诚之先生手稿与《自述》为据，尚难分辨《知津》究属吕氏原创，抑或仅是抄录删改谢书而成。可是《知津》手稿的公布与整理出版，使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疑问：《源流论》的作者到底是谁？

近现代以降，学术研究日趋专业化，不同学科甚至不同方向的研究者彼此之间往往十分陌生。具体到历史与中医学界，这种术业有专攻的情况也相当突出。中医学者平日很少涉猎史家论著，大多数历史学者对传统医学亦不甚了了。因此，当久湮不彰的《知津》公之于众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相关领域学者的注意。2013年3月20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流行病学专家祖述宪教授的一篇文章：《〈中国医学源流论〉真正的著者是谁？——史学家吕思勉的〈医籍知津〉显露真相》。祖先生对比阅读了《知津》与《源流论》，发现两者“基本内容相同，只是编辑不同，标题各异”，经过探寻分析，认为后者实际是在前者基础上改头换面而来^②。此结论不可谓不重要，但奇怪的是，学界依旧波澜不兴。研究者在征文引献时，凡涉及《源流论》处，仍径视谢观为该书作者，对成书背景不做任何辨析与讨论^③。究其原因，除上文提到的学科壁垒外，恐怕还与祖文论证比较粗疏有一定关系。祖氏在其文中坦承：“我对中国历史只有一点零星的常识。” ^④由于并非文史专业出身，祖先生的考据实在难称当行。不仅资料搜集得很不完备，如不曾利用《吕谱》等论著；考证亦颇欠周密，多凭臆断之见，甚至诛心之论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这些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其结论的说服力，让人难以采信。

《知津》与《源流论》的复杂关系牵涉到两位前贤大家的著作权，尤其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审慎辨析。故吾人不揣谫陋，尝试另辟蹊径，全面利用已公布的文献材料，对这桩难解公案重加考证，彻底解决其中的疑点，以期恢复事情的本来面目，求得一个客观公允的答案。

二 《知津》《源流论》内容比较

从章节结构来看，《知津》共分三十节，《源流论》则由六十五节组成。不过，前书的分节出自整理者之手，故无比较之意义，可存而不论。应该说，其同异处主要还是集中在内容方面。比勘二书，可以发现后者末尾尚有“民国医学”“时代病”“地方病”与“结论”四节^⑤，约计四千余字的篇幅，为前者所无；除此之外，则基本相同。换言之，《源流论》全书近九成的文字与《知津》差别不大。当然，这部分大同中也有不少小异之处，主要分为三类，一是具体字词的出入，数量甚夥，有近五百处。兹举两例，以概其余：

甲

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众；又格物之学不明，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求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①(《知津》八《宋以后医方之蒐辑传播》)

盖医理深邃，非尽人所能知，方药则事足便民，好蒐辑之者较众，而流传亦易，但格物之学不明，徒知蒐辑成方以治病，而不复能研究药性，所谓知有术而未足语于学也。^② (《源流论》十四《宋明间医方》)

乙

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尝承师命作《内经类编》一书，书不传，序见刘因《静修集》中。实居张景岳《类经》之先，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而悉归本于《内经》，实至东垣而大成其说也。^③ (《知津》九《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

而其晚年高弟为罗天益，尝承师命作《内经类编》一书，书不传，序见刘因所著 《静修集》中。实居张景岳《类经》之先，盖举一切治病用药之法，而悉归本于《内经》，实至东垣而集其大成也。^④ (《源流论》十七《李东垣学派》)

显而易见，甲、乙两组引文都只是措辞有些细微差异，文义则几乎一致，与之相似者在此种类型的异同中占绝对多数，故量虽大，却并未造成质的迥别。观点略为不同者，仅见一处：

凡事创始最难，今日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筚路蓝缕之功，固足以没世不忘矣。若如今日中医奉为枕中祕之《中西医经汇通精义》等，一味牵强附会，及近今治西国医学者，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一味深闭固拒，均无当也。^⑤ (《知津》三十《医史医案医话与医书》)

凡事创始最难，近今医家有能引此端绪者，如唐容川之《中西医经汇通精义》 之类，虽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处，然筚路蓝缕之功，固足以没世不忘矣。今日治西国医学者，动以今日之学术绳古人，而深于中医旧学者，又一味深闭固拒，均无当也。^⑥ (《源流论》六十《中西汇通》)

对读上引两段文字可知，分歧点主要是对唐著《汇通精义》的评价，前者贬，后者褒，但这样的小结裹实与全书宏旨无关，故也毋需强调。

其二，是《知津》无，但《源流论》有的一些论述，约计二十余处。这里必须说明的是，此类论述并非简短的句子，而是首尾完具，意义周备的段落。具体言之，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两者所要表达的基本观点相同，但行文各有侧重；另一种是后者较前者做了更多的发挥。亦不妨各举一例：

甲

种痘之在今日，自当采用西医最新之法，前此种痘之书，不过藉以考见源流而已。然中国今日，种痘不能普遍，患天痘者仍随在有之，且中医诸疹治法，皆与治痘相出入，故医家于前此治痘之书仍不可不究。^⑦ (《知津》十七《女科与幼科》正文夹注)

种痘之在今日，自以采取西医新法为便，然胎毒重者，对于天痘仍不能免，即成人方面，亦有因流行性而感受者。往年治痘专家，对于温凉攻补，大都纯熟，应付变化，如珠走盘，其治效实非西医所及，今则通都大邑，种痘盛行，于是治痘之法渐晦，甚为可惜，故医家对于此层，仍宜研究也。^⑧ (《源流论》四十《痘疹学》)

乙

《源流论》四一《推拿学》末尾较《知津》十八《推拿》多出一段话：

近年沪上盛行推拿法，于不运动之膏粱身体最宜，幼科推拿亦甚效，其著于书者，则有骆如龙_溧阳人 《幼科推拿秘书》 _{商务书馆出版}等书。^①

其三，《知津》和《源流论》二书虽然章节划分各异，但整体框架是基本吻合的，仅有少数章节的段落顺序有所不同，如讨论晋唐间针灸学、宋以后医学新说之代兴及清代医家等问题的部分。这些局部结构的颠倒变化就好似“朝三暮四”和“暮四朝三”，对全书的立意与宗旨实际并无影响。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征引比较，且亦毫无必要，因为两书具在，一检即得。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已可确定：《知津》《源流论》两书的内容大致相同。显然，出于不同作者之手的著作绝不可能存在这样的巧合。那么，就只剩下两种可能，要么前者是在后者基础上删改而成，要么后者是前者的补订升级，非此即彼，必居其一。

三 在《知津》基础上成书的《源流论》

根据前文的考辨，仅凭外证，我们无法对《知津》与《源流论》的关系做出符合事实的判断。职是之故，吾人尝试从内证入手，另寻线索，以求得问题之解决。

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吕思勉先生是否具备撰写《知津》的能力？医籍史在史学园地中一直是比较特殊的门类，并非人人可以轻易置喙。诚之先生在《自述》中说：“予于中国医书源流派别，略有所知”，这不过是老辈的自谦之辞。诚如胡道静先生所言：“先生读过的古典医籍之多，钻研之深，是罕有伦比的。” ^②1920年至1922年，吕先生应邀远赴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在此期间，曾以“中国医学的变迁”为题，在孟晋迨群社做特别演讲，^③。这足可窥见其深湛的医史造诣之一斑。故以客观条件论，吕先生完全具有撰写一部中国医籍史的雄厚实力。

前提既可成立，更进一步的考察也就能够展开。诚之先生一生著述宏富，作品中有不少与医学相关的文字，取之与《知津》对读，可以发现相似处甚多。我们不妨对其仔细分析，看看能否从中找寻到《知津》作者究竟为谁的可靠证据。《知津》二《最古医经：〈素问〉、〈难经〉、〈灵枢经〉》言及张仲景《伤寒杂病论集》时，以小字夹注的形式对“论集”加一按语：

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宋本如此。后世刻本改为自序，非。^④

民国八年，吕思勉先生曾以笔名“驽牛”在家乡常州的报刊《武进商报》上发表了一组题名《论医》的文章，^⑤其中第六则有一句话：

《论集》言论所以集此书之意，宋本如是，俗刊本改为自序，非。^⑥

比较两句话，不仅观点相同，连文字也几乎一致，而后者的发表时间又正好与吕先生受谢氏委托撰写《中国医学大辞典》中有关医书源流派别部分的时间重叠，这绝无巧合的可能。对此唯一合理的解释是《知津》一稿确实撰成于1919年，较《源流论》脱稿要早六年之久，前者不可能是据后者删改而成。

尤有意思的是，《知津》四《〈伤寒杂病论〉与〈金匮要略〉》在讨论《伤寒》卷帙数时说：“《伤寒杂病论》论集自言凡十六卷。” ^⑦结合上引同书第二节的按语，可以看出诚之先生行文相当谨慎，用字前后照应，无粗疏草率之病。这两句话在《源流论》中，第一句与《知津》完全相同^⑧；第二句则有微妙的出入，作：“《伤寒杂病论》序文自言凡十六卷。” ^⑨此处，谢氏似乎不明就里，轻率采用了前文所批评的俗本妄改之文。仔细揣摩，只有在《源流论》是据《知津》增订而成的情况下，才会出现这种自相矛盾的错误。何以言之？因为增订者并非原作者，虽照录了有关“论集”的那条夹注，但由于不是自己研究所得，故很难留下印象。当其读到后文“伤寒杂病论论集自言”一语时，由于“论集”一词较为生僻，少有与“自言”连用者，遂轻疑为文字衍误，而据平常所用之俗本《伤寒》径改两字作“序文”，浑然忘记了前面那条不起眼的按语。一时疏忽大意造成的罅隙，替后人留下了追踪《源流论》来龙去脉的痕迹，这大概也算是千虑一失吧。

《知津》一书的内容与观点同吕氏著作中涉医部分高度相似者，不是仅此一例，而是数量众多。比如，在《知津》开篇，诚之先生就比照儒学的发展，对中国医学史进行了分期：

中国医学，可分数期：自西周以前，为萌芽之期，春秋战国为成熟之期，两汉之世为专门传授之期，魏晋至唐为搜葺残缺之期，两宋至明为新说代兴之期，起自明末，盛于有清，为主张复古之期。(中略)若《灵枢经》，则黄帝针灸一派也，若《本经》，则神农本草一派也，若《难经》，则素女脉诀一派也；其笔之于书，盖亦在周秦之际，皆专门学者所为也(中略)其传承派别可以推见者，华元化为黄帝针灸一派，张仲景为神农本草一派，秦越人为素女脉诀一派(中略)此其专家授受，各有师承，犹两汉之有经师也(中略)其中绝不知何时，然亦必当汉魏之际，故后此治医学者，若皇甫士安，若陶弘景，皆无复口说可承，而徒求之于简编也。其蒐讨掇拾之功最巨者，于隋则有巢元方，于唐则有孙思邈、王焘。此医家义疏之学也。北宋以后，新说渐兴，至金、元而大盛，张、刘、朱、李之各创一说，竞排古方，犹儒家之有程、朱、陆、王，异于汉而又自相歧也。至明末而复古之风渐启，清代医家多承之，则犹儒家之有汉学矣。^①

这是一个高屋建瓴的总结，极具见地，堪称《知津》的核心论点与总纲，深受吕先生重视，全稿多处皆有申述与阐发。而在1933年10月由上海世界书局初版刊行的先生著作《先秦学术概论》第十章《方技》中，也有一段非常近似的话：

中国医学，可分三期：自上古至汉末为一期(中略)，此期医学，皆有专门传授，犹两汉经学，各有师承也。魏晋而后，专门授受之统绪，渐次中绝。后起者乃务收辑古人之遗说，博求当世之方术(中略)，此一时期也，务缀拾古人之遗逸，实与南北朝、隋、唐义疏之学相当也。北宋时，士大夫之言医者，始好研究《素问》，渐开理论医学之端。至金、元之世，名医辈出，而其业始底于成。直至今日，医家之风气，犹未大变。此一时期，盖略与宋、明之理学相当。清儒考据之学，于医家虽有萌蘖，未能形成也。^②

对比两说，关于中国医学的分期如出一辙，不同之处仅是后出者的文字更为精炼整齐而已。类似若合符节的地方并非仅见，在吕氏著述中还有不少，如关于“五运六气说”的讨论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知津》九《宋代医学新说之兴起》有云：

中国医学，至宋而新说肇兴，非得已也。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必得其理，然后可以应用于无穷。古代专门授受之医学，魏晋而后既已寖失其传，其为后人所辑存者，皆不免于残阙不具。夫古代之医学即使书存于今，其理亦未必可据，况其所存者又皆残阙不具之说乎？！然学术之真必存于事物，后世解剖之学既已绝迹，形下之学又日湮晦，欲明医理，果何所据以资推求哉？于是冥心探索，而其说转遁入于虚无，而五运六气之说兴矣。^③

赵宋之时，五运六气说与医学的合流，标志着中国传统医学思想的巨大转折，影响了此后近千年的中医发展轨迹。诚之先生独具只眼，指出了其中隐伏的脉络，令人有豁然开朗之感。这样的创见，自然是学者的得意之论，故先生于此亦三致志也，在不同著述中都有阐发：

自五代以前，习医者多守其专门之业以相传授，其人多今草泽铃医之流，士大夫之好斯事者甚少，则亦安于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已。自宋以后，士大夫之研究医术者始多，始欲求得其原理。然古代相传之说，本止有其术而无其理，加以人体生理日以湮晦，药物化学又无门径，术之不明，理于何有？于此而欲强立一说焉以会诸说之道，则愈笼统污漫不着边际之说，愈适于用，此中国医家之所以好谭阴阳五行也。^①

又：

北宋以前，医经、经方两家，皆偏于治疗之术，罕及病之原理。虽或高谈病理，乃取当时社会流行之说，如阴阳五行等，以缘饰其学，非其学术中，自能生出此等理论也。宋人好求原理，实为斯学进化之机。惜无科学以为凭借，仍以阴阳五行等，为推论之据。遂至非徒不能进步，反益入于虚玄矣。^②

又：

医学至宋而一变。自唐以前，医家多讲治法，罕言医理，宋世乃多言理，而五运、六气等说兴焉。然其转变之原，亦在唐世。何者？前此视医为贱业，士大夫弗为，至唐乃渐为之，士大夫为之，斯言理矣。^③

上所举中国医学史分期、宋代医学新说的肇兴都是《知津》中非常重要的观点，除此之外，不少局部甚至细节方面的论断，也能够在吕氏的其他论著里找到相似的表达。兹举两例，以概其余。对于中医的独门之技“诊脉”，诚之先生有着迥异流俗的见解：

脉学原起亦甚古。近人多诋其术之不足恃，然古言四诊，切本居末，后世医论，遇有证脉相违者，亦多主舍脉从证，间有主舍证从脉者，则必逆知此证将有变动，不当徒泥目前之证以施治，而此证究竟将有变动与否，则藉脉象以参之，非徒恃切脉遂可治病也。故切脉者，诊察之一术而未足语于诊察之全也。然世之知医者少，皆视医为神妙不可测之事，以证为人人所共见，脉为医家所独知，遂谓医之于脉，别有不可言传之妙，而医家亦借此自炫，以欺愚昧，其流失几谓专凭脉象，便可治病，此流俗人之言，非学人之论也。^④

在先生数量庞大的读史札记中有一条立论和措辞都很近似的文字：

中医多以善诊脉自诩，甚者谓能诊脉，则不待问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谈，少明事理者不之信，即医家之少明事理者，亦不以此欺人也。……脉学之兴，盖本诊察之一术，所以补但凭证状者之不足，以求详慎，非谓恃此遂可忽视证状。……后世医家，遇有证脉不合者，多舍脉而从证；以证固明白可据，脉究凭探索也。间有舍证从脉者，乃经验多，知目前之证将有变化，不宜徒据之以为治，乃逆测未来以立法，实无所谓从脉也。^⑤

诚之先生曾谦虚而又自信地说：“少时读史，最爱《日知录》、《廿二史札记》，稍长，亦服膺《十七史商榷》、《癸巳类稿》。今自检点，于顾先生殊愧望尘，于余家差可肩随耳。” ^⑥这绝非泛泛之言。对中国学术史稍有了解者，都应该清楚地知道此话的分量。自古有成就的中国学者均很重视读书札记的撰写，非独得之见不存，去取甚严。此条有关“诊脉”的札记，如果暗合他人旧说，吕先生当会删去，以示无意掠人之美，但并未摒弃，可知是个人创获。《知津》有与之相合的论述，显然也不会只是出于巧合。至于相似的细枝末节式的观点更是在在皆有，比如《知津》十六《明清间诸医学名家》对清代医家徐大椿的医学造诣推崇备至：

其卓然可称大家者，实无过徐灵胎。灵胎于各科古书，靡不攻究，实足当博大精深之目。^⑦

衡量杰出学者学术水平的高下，往往见仁见智，由于容易带有主观色彩，反倒较能显现出评价者的真实身份。上引之言在《论医》(十三)中恰巧亦有一段孪生式的表述：

中国近世医家，予最服膺徐灵胎，以其读书最多，于各科多所通晓，且持论最谨严，在近世医家中较有轨范故也。^①

众所周知，但凡严肃负责的学者，对于自己通过独立思考与研究而得出的结论，都不会轻易动摇改变。上所举《知津》中的部分观点，在吕氏其他相关著作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可谓一以贯之，说明这些创见最有可能是由诚之先生提出的，再结合前文列举的各种证据来判断，则吾人可完全肯定《知津》确系吕思勉先生亲笔之著。

四 结语

祖述宪先生对吕思勉先生为什么赞同《源流论》署谢观之名，很感费解，其实类似的事情早有先例，甚至在清代就已蔚然成风。清人汪中，高才博学，然命途迍蹇，坎坷无所遇，一生主要以游幕维持生计，其传世之著《述学》就收录了不少捉刀代笔之作。当时，幕主和幕僚皆习以为常，后世对此亦抱理解之同情。与之相比，目录学经典《书目答问》作者署名之争则更为有名——该书究竟是出自张之洞手笔，还是南皮命门下士缪荃孙代撰，晚清以降，学界聚讼哄然，迄今仍无定论，这同《源流论》的成书颇有相似之处。虽然谢、吕二人的关系并非主从或者师生，但前者介绍后者进入商务印书馆任编辑，以助己编纂《中国医学辞典》，就此事性质来讲，不能说没有丝毫主客之别，故诚之先生才有“属予襄理”之言。从这个角度看，谢氏视《源流论》为己作，亦非全然无据。

吕先生本是“一位朴质恬淡，循规蹈矩，不扬露才学，不争取名位的忠厚长者” ^②，其半生坚持执教光华大学，就深为世人敬佩称颂。据吕门弟子黄永年先生回忆：“在抗战前，吕先生早已是一位在史学界负有盛名的学者了，胡适想请他到北京大学去。论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是全国头块牌子，而吕先生所在的光华大学则是排不上号的私立学校。但吕先生拒绝了，理由是：光华的文学院长钱子泉(基博)先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我离开光华，等于拆他的台，我不能这么做！” ^③在《自述》中，吕先生亦曾提及此事，不过道出了另一番理由：“人有问予：在光华二十余年，他校相招者甚多，条件多优于光华，何以终不迁改？其大原因，亦在懒惰，惮于迁改而已。”^④两条理由都出自吕先生之口，却截然不同，似乎自相违背。不过，窃以为两者实际各说出了事实的一半，合而观之，应该才是真相的全体。所谓不愿拆老朋友的台，乃重然诺之义；而惧怕迁改，则是反求诸己之仁。受友人之托，必全力以赴，不计个人得失，功成之后更不矜炫于世，这与本文所讨论的问题适堪连类。因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吕先生为何终生不曾公开谈及《知津》书稿一事，而且还认可《源流论》出自谢观之手了。

客观地讲，谢氏所做补充删改亦自有其价值，故吾人认为《知津》与《源流论》不妨并行于世，供读者参考比较。但君子爱人以德，既然两书的关系已经得到澄清，那么，我们就当遵先圣“必也正名”之训，还后者署名之本来面目，将其改题作：“《中国医学源流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