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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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小引——“再写中国伦理学”专栏主持人导语

万俊人

2019 (1): 1-2.

摘要 ( 1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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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伦理学构建的人学维度——关于“再写中国伦理学”的一种可能性进路

李建华

2019 (1): 3-10.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1

摘要 ( 4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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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或构建中的当代中国伦理学向人学的回归，是伦理学研究或道德哲学研究的内在要求。伦理学与人学在研究内容上的部分一致，既使前者向后者的回归成为可能，又使后者对前者的进步产生巨大推动力。人作为生物性与社会性的双重性存在以及人的个体差异性使伦理学成为必要。与此同时，伦理学历来存在的两类理想假设，即圣人假设和全人假设，二者是伦理学的应然性追求，但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伦理学的现实困境是，凡人与圣人、异化人与全面人之间的距离制约着个体人的道德能力发挥，进而使道德理想"悬空"。实现伦理学由过度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的转型发展，不失为一种较为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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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做中国伦理学”？——兼论海德格尔为何“不做伦理学”

邓安庆

2019 (1): 11-1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2

摘要 ( 35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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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142KB) ( 551 )

"做中国哲学"这一提法本身所担忧或反抗的乃是"述而不作"的"哲学史叙事"，即在历史性的知识叙述中迷失普遍的哲学之思。因此，它是一种从超越历史性、地域性知识叙述而向真正哲学性提升的要求，这一要求本身不是反抗哲学的世界性，相反却是走向世界性。唯其如此，"做中国哲学"才是正当性的吁求。伦理学虽然从属于哲学，但毕竟"伦理"有其地域性，所以"做中国伦理学"没有正当性的疑问。然而，如果我们不是做"描述伦理学"而是"做哲学伦理学"，我们必须拷问伦理的伦理性，道德的道德性，这就必然上升到了一个纯思的领域，我们就不能单纯地以一时一地的伦理道德为标准或依据，而是必须为此寻找某种绝对的标准或依据。于是，做中国伦理学与做中国哲学一样，面临相同的本原性问题：如何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以及存在的家园何在?但是，在西方哲学中只有单纯思辨哲学才是第一哲学，在这种第一哲学中，永远都是存在论为伦理学奠基，而永远做不到以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来为存在的正当性辩护。但"以伦理本位"的中国哲学不正是蕴含"伦理学作为第一哲学"之义吗?如果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在第一哲学层面上证成这一学说，即证成先天的伦理关系具有存在的正义性，那么既证明了中国哲学（伦理学）合法性问题，同时也完成了传统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在成就中国哲学世界化的同时，也同时实现世界哲学的中国化，确实是一项真正的文化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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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智性的双重功能

杨泽波

2019 (1): 18-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3

摘要 ( 2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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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儒家生生伦理学系统中，智性分别担负着外识和内识的双重功能。所谓外识，即是对于与道德相关的外部对象的认识；所谓内识，即是对于内觉的再认识。外识和内识缺一不可，属于相互为须的关系。因为在儒家生生伦理学中有智性、欲性、仁性三个要素，所以分别有智性维度的内识、欲性维度的内识和仁性维度的内识。重视智性维度的内识对于确定智性维度内觉的真实性、解决论证无穷倒退的困难、解决思维之"在"到实体之"在"的过渡问题、证明智性具有时间性和空间性有着重要作用。强调智性维度内识之重要，是儒家生生伦理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理论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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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旧派中的新派”

许纪霖

2019 (1): 24-3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4

摘要 ( 27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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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围绕着新旧文化与中西文化，曾经有过三场论战：《新青年》与林琴南、陈独秀与杜亚泉、张东荪与傅斯年之间的辩论。前者被认为是"新派"，而后者，则是"旧派中的新派"。他们之间的区别，与其说是知识上的新旧，不如说是对传统的态度不同。杜亚泉、张东荪对西方新思潮的认知，不在其对手陈独秀、傅斯年之下，只是他们不赞成全盘推倒传统。经过这三场论战，《新青年》在口岸城市中大获全胜，因为城市青年需要一个激进的文化变革方案与可供行动的简便态度，但在边缘城市的"小镇青年"那里，他们不在乎新旧两派的态度差异，更注重从两派那里吸取"新知"，对传统也保留了一份中庸的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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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际恒《春秋通论》的“历史美学”商榷

路新生

2019 (1): 37-47.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5

摘要 ( 28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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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际恒是康熙年间学人，《春秋通论》是他《春秋》学、《左传》学的代表作。受"理学清算"思潮影响，《春秋通论》颇多瑕疵，然至今未见学界有比较深入的批评性文论。若以"历史美学"——借美学之慧眼审视"历史"和"历史学"——之方法对《春秋通论》加以剖析，姚际恒对孟子论《春秋》语；诟病杜预说"例"，以及对《左传》的批评都带有"历史美学"视角下的明显缺陷。辨姚氏而明之，或可于当今"治学"取举一反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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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与中国通史编撰

李波

2019 (1): 48-56. doi: 10.16382/j.cnki.10003-5579.2019.01.006

摘要 ( 4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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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新旧史学转型以来，史学风尚偏向仄专研究发展，而吕思勉重视通史的价值，主张研究学术须由博返约，"分之而致其精，合之以观其通"。清季民国时期产生的通史著作，"旨在独裁"，各具特色，吕著中国通史则注重社会的一般状况，并形成了周赡绵密、平实冷峻的撰述风格；吕思勉研撰通史，不仅注意学习借鉴近代的科学知识，而且继承发展了传统史学的方法，凭借着其"通人之学"的学问根柢编撰成多种通贯各时代、博赡各领域的完整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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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也正名乎——吕思勉《医籍知津》与谢观《中国医学源流论》关系辨证

王珂

2019 (1): 57-64.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7

摘要 ( 2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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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2505KB) ( 514 )

《中国医学源流论》是一部学界公认的医史经典之作，过去人们都认为该书作者是现代著名中医学者谢观。近年公布出版了一批史学大师吕思勉的著作及相关新史料，其中有一部题名《医籍知津》的书稿，从总体结构与文字内容来看，均与前者大同小异。本文通过缜密比勘和考辨，发现《源流论》实际是谢氏据《知津》增订而成。基于尊重历史事实的原则，有必要将《源流论》的作者署名修正为："吕思勉撰，谢观增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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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文理”: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文言”及“文言文”

段怀清

2019 (1): 65-7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8

摘要 ( 26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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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与晚清语文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体现在《圣经》中译上，另一方面则集中体现在"西学东渐"上。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和普及，包括中国北方内陆的对外开放，传教士们的中文观及翻译实践，不仅出现了深刻持续的内部分化，而且在"文言——文言文"与"白话——白话文"这两个体系之间，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阵营。两者之间的分歧与博弈，以1919年"和合本"官话《圣经》的完成出版而宣告后者实际上的胜利。传教士内部的这一本土语文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来华传教士团体内部在古典语文及古典文化与现代语文及现代文化之间的困扰与纠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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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密封的书”——19世纪后期委办译本传播与使用状况考析

刘云

2019 (1): 74-8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09

摘要 ( 36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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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圣经》汉译史上，委办译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麦都思与王韬所追求的"优雅端正的文言"，为该译本带来了高度声望；然而，另一方面，过于艰深的文言也使得委办译本无法在中下层民众中有效传播，甚至被不少传教士称为"一本密封的书"。文章以19世纪60至80年代围绕委办译本的相关论争为主要研究对象，依据大英圣书公会所藏之原始档案资料，在厘清历史事实的基础上，试图探索委办译本所使用的"标准文言"，究竟对其在19世纪中后期的实际传播范围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而又如何改变了《圣经》汉译的翻译理路；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探索近代中国的书面语言使用状况及关于不同语言的社会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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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圣约翰时期的语言文学观考论(1911—1916)

凤媛

2019 (1): 82-9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0

摘要 ( 23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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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约翰大学赋予林语堂的，是一种在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调和中西文化之优长的态度，和对中国固有的语言、文学、文化加以重新审视和再造的意识。林语堂在圣约翰时期的语言观和文学观，看似"一捆矛盾"，实则是他始终在西方经验/民族文化、世界主义/民族主义之间寻找着一个理想的平衡支点。它既是圣约翰校方及其校长卜舫济所持的"调和中西"的治校理念的一种产物，也是当时圣约翰校园文化气氛的一个重要部分，更成为林语堂在"五四"及其之后的语言和文学实践的一种内在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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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格尔与巴迪欧之间的“爱”——从张念的黑格尔批判说起

吴冠军

2019 (1): 92-9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1

摘要 ( 65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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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念在其新著中对黑格尔展开了一个女性主义的哲学批判，这个批判的实质，是以黑格尔反对黑格尔：勾画主奴辩证法的黑格尔对抗作为"爱的哲学家"的黑格尔。而巴迪欧开启了另外一条后黑格尔主义的解放路向：继承黑格尔对爱的"礼赞"，同时实质性地改写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在张念对爱的女性主义批判视野下，巴迪欧的路向更清晰地显现出其思想史上的深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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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思想史上的两种公民观念

唐玉, 高力克

2019 (1): 100-10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2

摘要 ( 2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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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DF(1597KB) ( 455 )

西方思想史上的公民观念有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两种传统。共和主义的公民，是一个分享公共权力的政治共同体的成员，一个献身公共事务和追求美德生活的爱国者。自由主义的公民，则是一个追求个人财富、享有自由权利的市民和享有选举权的选民的混合体。二者分别是城邦和自由社会的产物。这两种公民观的对立，表征着公共性与私人性的冲突。在西方思想史上，"公民"的形象经历了深刻的变迁。在从柏拉图到卢梭的一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是履行公共职责和享有政治自由的政治公民。在洛克市民社会与国家分离的二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是追求财富和享有个人权利的有产市民。而在托克维尔的市场、国家和社团三元模式的公民社会中，公民则是积极公民和消极市民的混合体。托氏以公民社团弥补代议制政体的参与匮缺的共和自由理想，融合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两种公民遗产，而寻求在现代自由民主社会的社团生活中复兴共和主义公民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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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马基雅维里的第一论题:法治还是共和？——“公民生活”概念的再审视

朱新

2019 (1): 109-116.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3

摘要 ( 56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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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里将古罗马政治体制（无论是王政时代还是共和国时期）描述为"公民生活"（vivere civile）。对何为马氏的"公民生活"，剑桥学派学者斯金纳的共和主义诠释在学界占有主导地位。斯金纳把它理解为一种独立于外在强权的政治生活，在其内部公民能够自我治理，强调公民对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事实上，"公民生活"这一概念的核心并不在于公民的积极参与，而在于法治。马氏的"公民生活"继承了古罗马法学术语"civilitas"的内涵，它和专制相对立，是一种由法律和制度支配的政治共同体形式；它既可以王国形式也可以共和国形式呈现，但马氏对共和国形式的"公民生活"具有一种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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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古时期三夷教的消亡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路径选择

夏金华

2019 (1): 117-123.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4

摘要 ( 3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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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来宗教中国化的主题，学界对于四个现存的宗教（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都有正面经验的总结与研究。这里拟从另一视角出发，取中古史上已经消失的三夷教——祆教、景教和摩尼教为例，分析它们在内地传播过程中遭遇失败的原因，并与佛、道教的实践行为进行比较，从反面说明外来宗教中国化，必须坚持"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与增进人民的福祉"两个基本原则。否则，外来宗教在中国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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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经论阐释的特点——以中道思想为视角

尹邦志

2019 (1): 124-131.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5

摘要 ( 3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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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树的著作，是大乘经学的代表性作品。龙树结合当时流行的大乘经典和印度主流学风，提炼出"中道""八不""二谛""中观"等范畴，既回溯了释迦牟尼以来的佛教传统，又在一定意义上重构了这一传统。他从经典中提炼出来的论证方式也颇有特色，其论述的内容和论证的逻辑都是随缘而立、而破的，从根本上说都可以消解。这种阐释方式与现代阐释学探寻生活的可能性不同，龙树的中道思想以"不生不灭"为特点，具有明显的出世之道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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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开元官寺敕令的执行及其意义

聂顺新

2019 (1): 132-13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6

摘要 ( 8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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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会要》保留了传世文献中唐玄宗设立开元官寺的两种不同记载，时间均系于开元二十六年（738）六月一日。《唐会要》卷48所云两京及天下诸州大云寺"至开元二十六年六月一日，并改为开元寺"之说并非史实，亦非玄宗诏敕原文。唐代地方诸州的开元官寺基本均符合"郭下"和"形胜"两个条件，可知《唐会要》卷50所载唐玄宗"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的敕令在地方诸州得到了有效执行。唐玄宗设立开元官寺（官观）的敕令，实际上是为了接续唐代前期官寺设立过程中观寺并置的传统，维护道教在唐代的国教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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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化能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吗？——来自中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高波, 樊学瑞, 王辉龙

2019 (1): 140-149.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7

摘要 ( 2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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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市场化改革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制度变量。采用2001-2013年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土地市场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发现土地市场化在全国层面显著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差异。东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改善了城乡收入差距，而中西部地区土地市场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因此，从全国范围来看，土地征收补偿机制宜从以静态货币补偿为主转向以动态补偿为主，并体现区域差异性，特别是要提升中西部地区城乡土地市场一体化水平。与此同时，应破除农地和城市土地权益不平等的土地二元结构，打通城乡不动产市场，构建城乡统一的土地制度和住房市场，促使同地同权、同地同价；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减少政府对土地资源配置的不当干预，平衡土地在区域间的供给，促使东中西部的城乡居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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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困难的代际差异研究——基于“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的数据

张黎莉, 严荣

2019 (1): 150-15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8

摘要 ( 2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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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1年、2013年和2015年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研究农民工在流入地住房困难的代际差异，其结果表明：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婚姻状况、单位性质、就业身份、居住地区类型对两代农民工住房困难的影响有显著差异；上一年度家庭总收入显著负影响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无论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老一代农民工，租住集体宿舍的农民工比租住廉租房、私人出租房的农民工更易发生住房困难；代际差异既直接影响也间接影响农民工的住房困难。为缓解两代农民工的住房困难，应当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增加与他们的可支付能力相适应的租赁住房供给，适时为具有一定支付能力的已婚新生代农民工供应共有产权保障房，鼓励和支持用人单位改造宿舍或建造高品质的蓝领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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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研究

张樨樨, 杜玉帆

2019 (1): 159-168. doi: 10.16382/j.cnki.1000-5579.2019.01.019

摘要 ( 3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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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深入推行，城镇女性的生育习惯与生育行为逐渐发生改变，面临因生育及二次生育而职业中断的窘境，聚焦生育与职业中断成为当前女性就业工作的重要环节。基于相关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测度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因素，借助Probit模型剖析生育对城镇女性职业中断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显示：生育和抚养意愿越强的女性越容易发生职业中断，生育年龄越大、生育间隔越长越有利于女性就业；家庭照料、就业支持和育儿假正向影响女性再就业；生育保险、生育津贴和托幼服务对避免女性职业中断具有积极效果，劳动合同、就业培训和就业补助是女性就业的重要保障，性别歧视会加重女性职业中断。因此，应健全"二孩"配套政策，优化社会支持体系；在家庭内部建立工作-家庭平衡机制，完善家庭照料体系；重塑组织文化，最大限度地吸纳女性就业；努力提升女性人力资本存量，从而营造高涵养力的就业环境，建立健全生育与就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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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摘要

2019 (1): 169-176.

摘要 ( 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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