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体学在现代中国的衰落与复兴，从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文体学转型，颇具跌宕起伏的戏剧性，也是传统中国学术在现代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本文所论“百年”，是百余年的一个便称约数。自清末民初开始，中国传统文体学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最具标志性的时间节点，故命之以“百年”。
一 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文体学要了解现代中国文体学学术史，我们有必要追溯中国传统文体学的基本历程。
文体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悠久的学术领域之一。中国古代文体形成时代非常早，就现存出土文献看，商、周时期已形成一些成熟文体。先秦两汉时期也有对文体的论述，但总体上较零碎、分散，大概到了魏晋南北朝才出现系统、成熟的文体学理论。此前，中国文体学基本处于观念起源时期以及从观念向理论发展的时期。在文体观念发生的时期，人们已清晰地意识到文体的特性并加以使用，但尚未用理论形态予以抽象与系统表述。
中国古代文体学成熟于六朝。挚虞《文章流别志论》首次系统全面地研究诸文体的渊源流变，任昉《文章缘起》则以簿录方式建构他心目中具有一定独立性与文体典范的文章学谱系，萧统《昭明文选》以选本形式，建构当时经典的文体谱系。刘勰《文心雕龙》堪称文体学研究集大成之作，永为后世经典，其内容精深，体系井然。尽管它代表的是骈文中心时期中国文体学的思想观念，但所提出的“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章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序志》)研究范式与基本观念，成为此后传统文体学的经典研究模式，至今仍是不祧之祖。《文心雕龙》在文体学上的影响是衣被百代的。
唐宋以后，文体学有一个重要转向，就是从魏晋南北朝以骈体为中心，转向以古文为中心。中唐韩愈、柳宗元大力倡导和创作“古文”，发展至宋代，古文取代骈文，在文坛上占据统治地位。有关古文的批评，也相应成为文体学研究的主流，并形成古文文章之学。在诗赋、骈文时代，文章的主要功能是论理与抒情。宋代以后，由于史传文章进入集部，文章学内部产生变化，非常重视叙事功能，这就大大拓展了传统文章的表现功能。这种重叙事的倾向甚至影响到诗词批评，比如重视诗与史之关系、重视诗歌的叙事性等。从骈文中心时代到古文中心时代，整个文坛的审美观念与评价标准产生了明显的变化。以诗赋、骈文为中心的六朝重视用典、声律、辞藻、对偶，重视文采与语言形式之美，重视文章的抒情功能；而以古文为中心的唐宋则在艺术上更重视质朴，提倡风骨与格力。
明清两代是继南朝之后另一个文体学极盛的时期，其研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远迈前代。对文章体制规范及其源流正变的探讨成为明清两代文学批评的中心议题，“辨体”之风，承宋元而来，至明清而集其大成。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形式多样，比如诗文评、选本、序跋、专论、类书等形式。此前，历代文体学批评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文评著作上，明清则有所不同。明代文体学的成就与形式特点，突出体现在一批集选本和文体学著作于一身的文章总集之中。如《文章辨体》《文体明辨》《文章辨体汇选》这三部分别编纂于明初期、明中期和明末清初的总集，最具时代特色。这些总集在《文心雕龙》研究模式的基础上，吸取挚虞《文章流别志论》遗意而新创出“序题”这一文体学形式。明人所谓“序题”(或称“序说”)，特指分体编次的文章总集在其目录、序例、卷首或每体之前附有简述该文体渊源流变以及体制的小序或题解。与诗文评著作和经史子书之文体评论相比，序题堪称最为纯粹的文体学形式，它集中讨论文体问题而不及其他。上述三部总集，都先以序题概论文体之要，又通过所选的“文章”来辨章文体，总集文章与文体序题有机结合，互相印证，浑然一体，文体序题也就成为对文章总集起到提纲挈领作用的有机组成部分。至清代，文体学形式仍续有发展，姚鼐《古文辞类纂》即在明代文章总集“序题”基础上，又采用“序目”的形式。所谓“序目”就是融序言、序题、目录于一体，在介绍体例、列举目录的同时开展文学批评，不仅确立了一种书籍编纂新形式，也确立了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体式。此书文体分类的特色是以文体功用为纲，以具体文体为目，故具有执简驭繁、纲举目张之效。在姚氏序目中，自序被序题、目录截为两段，分居首尾，形式上不同于一般独立成篇的序言；序题阐发文体分类思想，统辖所属各类文章；目录则是序目主体，所占篇幅最长。序言揭示全书的体例和主旨，序题是主旨的展开及对选目的说明，目录则是主旨和序题的落实或体现。《古文辞类纂》“序目”的文体学形式，为后来一些文章总集所采用。
要之，中国古代文体学历史悠久，是集中体现本土性与民族性的学术研究领域。其形成与发展，植根于传统政治制度、礼乐制度与实用性目的之上。与此相应，中国古代文体学之“体”，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本土文学概念，具有极大的包涵性与模糊性，既指向体裁或文体类别，又指向体性、体貌风格；既有具体章法结构与表现形式之义，又有文章或文学本体之义，是具体与抽象、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有机结合。文体学不仅是文学的体裁问题，更是中国古代文学的核心问题乃至文学本体性之所在。“文章以体制为先”“文莫先于辨体”“论诗文当以文体为先，警策为后”，这些基本观念都成为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传统和基本原则。在漫长的中国传统文体学发展史中，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魏晋南北朝文体学的成熟与确立、宋代的转向与明清的极盛而集大成，是几个比较重要的发展与变化节点，但是总体上并没有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二 晚清民国：革命性的转型中国文体学的革命性变革发生在清末及民国时期。这是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制度、学术文化发生巨变的时期，也是文学思潮、文体形态与观念发生巨变的时期。在中西冲突交汇、古今变革嬗替、社会激变转型的文化背景下，传统文学渐趋萎缩，新文学不断壮大，西方大量的新文体与文体观念如潮水般涌入。在语言形态上，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文白的转型使传统文体学的生存语境发生根本变化。大量用于“经国大业”或跻身仕途的实用文体，突然失去其实用价值，而新型的文学文体、公文文体、新闻文体、学术文体等则被大量引入和使用，文体观念遂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整个文体及其价值谱系也被重新编定。晚清民国是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文体学的转型期，是传统文学和新文学的分水岭。自古以来，文体之变莫大于此。
20世纪初，中国学术上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西学东渐成为主流，中国文学研究也渐次接受西方文学理论。中国文学史研究受西方文体学影响最大的有两个方面：一个是纯文学文体分类方法，即小说、戏剧、诗、散文的四分法，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分类法被边缘化；一个是对于小说、戏曲等通俗文学文体以及相关的俗文学文体都极为重视，基本颠覆了传统的以雅文学为主体的观念与文体价值观。傅斯年说，“中国一切文学都是从民间来的”①，胡适也极度推崇俗文学而撰《白话文学史》。这些思想放在当时历史环境下看，不但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也有其合理性，它们大大拓展了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域，尤其高度重视文学叙事与抒情功能，这是文学史研究的巨大进步。可以说，这些思想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的新气象，对于重构中国文学史起到重要的借鉴与推动作用。但在同时，这种巨变也有一些明显缺陷。比如，基本上忽视甚至无视中国传统文体学，而套用西方文学范式来分割研究中国文学。以西方的纯文学文体学来衡量中国传统杂文学的文章文体学，遮蔽了中国传统文章中大量的实用文体，这与传统文章学的语境相去甚远，难免有削足适履之憾。一些在历史上曾受到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作家和作品(尤其是应用性很强的文章)则被排斥在外。当时新学人对传统文学有一些激烈的批评，如“《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等②，这种恶谥影响非常大，表面看似乎只是批评桐城派与《文选》派，而实际上可能动摇甚至否定传统古文与骈文这两种经典语体与相关文体的地位。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中国传统文体学的体系，虽然被边缘化，但它并非如一座泥足巨人般轰然坍塌，瞬间粉碎，而是像被拦腰砍断的大树，其深殖于土地的根部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更重要的是，其主干又嫁接了外来的文化。由于政治、制度、文化、语言产生变化，传统文章文体虽然失去其实用价值与主流地位，但古典文体知识仍为社会所需要。20世纪初中国现代学术建立之始，有一些学者仍然非常关注中国古代文体的研究，或者其研究仍受到传统文体学模式的影响，这些足以说明传统文体学的顽强生命力。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一批学者继承古代文体学的传统，用新的视角来梳理和辨析文体，以建构文体体系。③如马仲殊《中国文学体系》(1933)、施畸《中国文体论》(1933)、薛凤昌《文体论》(1934)、梁启勋《中国韵文概论》(1938)、蒋伯潜、蒋祖怡《体裁与风格》(1941)、蒋伯潜《文体论纂要》(1942)等；当时文学史家往往也以文体为线索梳理文学发展的基本框架，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1915)中提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而文学史则是以文体为线索发展的，所谓“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④。这种观念也反映在当时一些文学史著作上，如林传甲《中国文学史》(1904)、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1917)、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1924)、刘师培《论文杂记》(1928)、顾荩丞《文体论ABC》(1929)、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1929)、吕思勉《宋代文学》(1929)、钱基博《明代文学》(1933)、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1945)等。刘麟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八论》(1936)中一些内容带有文体简史的性质，如刘麟生《中国诗词概论》、方孝岳《中国散文概论》、瞿兑之《中国骈文概论》、胡怀琛《中国小说概论》、卢冀野《中国戏剧概论》等。
这个时期最有开创性的，则是西学影响下的俗文学文体研究。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915)、吴梅《中国戏曲概论》(1926)、卢冀《明清戏曲史》(1933)、张静庐《中国小说史大纲》(192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1925)、朱自清《中国歌谣》(1929—1931讲稿)等，开创了小说、戏曲、歌谣文体史之研究。胡适《白话文学史》(1928)是白话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作者意在为白话文争得文学史上的正宗地位。此书虽然只有上卷，但构建了中国白话文学史编撰体系，在思想观念与研究方法上都能突破前人框架，大大拓展了研究视野，为中国文学史研究开辟出一条新路径。此外，如洪亮《中国民俗文学史略》(193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1938)、杨荫深《中国俗文学概论》(1946)也都从文体学的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各种重要的俗文学文体。尽管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并没有完全排斥俗文学文体，但新文化运动以来则极端重视俗文学并以之为正宗文体，力排文言雅文学。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说：“这一千多年中国文学史是古文文学的末路史，是白话文学的发达史。”①郑振铎说：“‘俗文学’不仅成了中国文学史主要的成分，且也成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②他们明显受到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并将之推衍至极端。现在看来，其功过皆在此。然自学术史观之，其功远高于过。
与传统文体学研究不同的是，民国一些学者具有更开阔的世界学术视野，陈寅恪为其中典型。他对中国文学中文体演变的关注与研究，最初是从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文学影响的角度开始的。如《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一文提出弹词这种文体当是从有关佛教故事中演绎出来的。他还关注到中国长篇小说的产生与佛经的关系。这类研究虽多为个案或片断，并非系统考察，但在思想方法上，却极大地开拓了传统文体学的视野与疆域，真正焕发出现代意义文体学的光彩。
除了西方学术的影响，日本学者对民国时期的中国文体学研究也有一定推动。“俗文学”这一概念最早是由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提出来的(1916)。他把敦煌文学引进俗文学视野中：“治中国俗文学而仅言元明清三代戏曲小说者甚多，然从敦煌文书的这些残本察看，可以断言，中国俗文学之萌芽，已显现于唐末五代，至宋而渐推广，至元更获一大发展。”③正如中国学者傅芸子所言：“吾国近十年来，俗文学之兴起，一方固由于敦煌俗文学之力，而提高文学上之位置，然首先认识敦煌俗文学之价值者，恐推狩野博士为第一人，厥功诚不可没。”④此外，如盐谷温《中国文学概论讲话》(1929)就是从文体入手来研究中国文学。《中国文学概论》译者陈彬龢所著《中国文学论略》(1931)一书和盐谷温著作的体例与内容大致相同，刘麟生《中国文学概论》(1934)从书名到内容大致也是同一路数。另外，青木正儿《中国文学发凡》(1936)及《中国文学概说》(1938)，从中国的语言学入手，进而讨论中国的诗学、文章学、戏曲小说学与评论学，对于此后中国文体学研究的影响也不可忽视。
这个时期，一方面，传统文体学受到挤压和遮蔽，处于边缘地位；但另一方面，白话文学、俗文学等研究，已超越传统文体学的疆域与水平，代表了文体学现代转型的趋势。传统文体学研究的内容、途径与方法，也受到外来学术的影响。比如，薛凤昌《文体论》(1934)最后一章为“现代文体之变革”，可见其视野已及于现代，这意味着在传统文体学研究中，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也开始萌芽。
三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曲折的复兴⑤20世纪50年代期间，中国学界主要受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往往简单化地、公式化地强调文学的社会性，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从政治需要和意识形态出发来评价文学作品。人民性、阶级斗争、贵族文学与民间文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爱国主义、形式主义、古为今用……成为当时古代文学研究中的常用概念，形成一定的研究模式与思维定势，而作为文学史发展重要内在原因的文体因素，由于偏重于语言形式，容易被视为“形式主义”，自然也就少受关注。1966年开始的“文革”十年，阶级斗争乃至儒、法斗争更是被视为中国文学发展的主线，中国古代文体学基本被忽视。中国文体学的发展在这个时期可谓处于历史上的谷底状态。
但这不意味着这个时段内文体学研究完全荒芜。即使在50年代至“文革”之前十多年间，仍有一些学者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继续探讨文体学。比如对诗、词、小说、戏曲等相关文体的历史研究，包括与之相关的中国文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都出现许多优秀的甚至至今仍是经典的学术成果。在文献方面，有罗根泽《中国历代文学理论批评文选》(1957)、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1962)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专著选辑”丛书等，这些书虽非专门的文体学文献，但都包含了丰富的相关内容。在理论研究方面，也有一些精品，比如吴调公《谈谈文体》(1960)、《刘勰的风格论》(1961)，陆侃如、牟世金《刘勰的文体论》(1962)，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中的“体”》(1962年)等，可谓吉光片羽，弥足珍贵。①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术界掀起“方法热”，而且大致是西方学术的思想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原型批评、存在主义、结构主义、形式主义、精神分析、符号学、解释学、传播学、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这是自20世纪初以来，中国第二次大举接受西学的浪潮。放到当时的历史背影中，有其合理性：这些理论，大大消解1949年至文革结束之间的庸俗社会学与极左思潮，起到解放思想的巨大作用。“方法热”之后，是“文化热”，这是一种持续更久、影响更广的学术转型。“文化学”突破了以往多从政治、经济与阶级等关系去研究文学的僵硬模式，把文学视为一种文化现象，注重从历史、文化的角度去探讨文学，这当然有其积极意义。但如果文学失去本体地位，只能成为阐释文化学的旁证材料。而且，如果研究视角过于宏观，文化便成为一种包罗万象的框框。这个时期，学界的关注点主要仍是借鉴西方文学理论，并未充分注意和利用本土的学术传统与具体文体语境。总体而言，中国文体学在这个时期尚未得到必要的重视。
自20世纪80年代，不少老一辈学者为复兴中国传统学术道夫先路。郭绍虞在《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指出：“我们一方面希望修辞学能注意到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方面也希望文体分类学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②这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郭绍虞不但认为：“文体分类学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③而且指出：“我总觉得语言文字关系到一国的文化, 而文学就是代表各种不同文化的产品。所以在中国的文体分类学中, 假使区分文字型与语言型两大类, 那就最容易说明中国文学的特征, 同时也最容易确切地说明文体分类的关键问题。”④他主张从汉语的语言文字入手，去研究中国文体学的特征，这也是极有见地和远见的，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出于读者的需求，此期学界也推出一些中国文体学普及读物。如许嘉璐《古代文体常识》(1980)、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84，1990增订)，尤其后者明确指出，“研究文体的学科称为文体论或文体学，是文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该书对中国古代各类文体的起源、特点、发展等都进行细致的辨析, 并结合具体作品进行分析。绪论对自魏晋以迄于清代的古代文体分类理论作了论析，突出文体分类及文体论研究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中的重要性。该书初版于1984年，1990年作者又做了较大的修订和增补，至2003年重印五次，成为一本发行累计几十万册的“畅销书”。虽然它是一部教材，但在普及中国古代文体知识方面，其影响比当代任何一部学术专著都要大。
这个时期文体学研究的成绩，最早是在文学风格学领域中取得的。詹锳《〈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周振甫《文学风格例话》(1989)，可以说开创了新时期文体学研究的风气。受其影响，吴承学《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1990)对传统文学风格学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另有李伯超《中国风格学源流》(1998)与吴著的内容与性质相近。随着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兴起，文体史与文体形态个案研究成为新热点。颜廷亮《敦煌文学》(1989)以文体为纲，研究敦煌文献所呈现的数十种文体形态，开拓和丰富了文体学的研究领域，颇有意义。其他研究论著还有：陈必祥《古代散文文体概论》(1986)、杨海明《唐宋词风格论》(1986)、麻守中《中国古代诗歌体裁概论》(1988)、李昌集《中国古代散曲史》(1991)、程毅中《中国诗体流变》(1992)、郭预衡《中国散文史》(1993)、徐兴华等《中国古代文体总揽》(1994)、赵敏俐《汉代诗歌史论》(1995)、曹明纲《赋学概论》(1998)等，都拓展了各种文体的研究。此外，如金振邦《文章体裁辞典》(1986)、朱子南《中国文体学辞典》(1988)等工具书，也为普及文体学知识做出贡献。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领域，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于1993年出版。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来看, 该著开拓与开创兼备，创新与总结并举, 堪称一部包容前人又超越前人的集大成巨著。书中广泛涉及先秦至近代中国文体学的内容，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文体学史性质。
文艺学与现当代文学的“文体革命”，对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也起了一定的推进作用。刘再复指出，文体这个概念包括两项最基本的构成因素：一是外形式，即语言体式；二是内形式，即内在结构和总体风格。具体到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文体概念，一是指外在的表层的语言秩序；二是指这种语言秩序所负载、所蕴涵的深层的思维格式即思维方式、论述方式和批评风格。①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新的学术意识的推动下，文体学这门古老的学科获得了全面复兴，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童庆炳主编了影响较大的“文体学丛书”，其中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1994)、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1994)、蒋原伦、潘凯雄《历史描述与逻辑演绎——文学批评文体论》(1994)诸著，虽然不是纯粹研究中国传统文体学的理论著作，但对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具有较大的借鉴与支持作用。童庆炳认为：“文体是指一定的话语秩序所形成的文本体式，它折射出作家、批评家独特的精神结构、体验方式、思维方式和其他社会历史、文化精神。”②他提出了文体为“体裁—语体—风格”三层次说，认为文体是体裁、语体和风格的结合体。童著将文体分为“体裁”“语体”“风格”三个层次，特别突出了“语体”的重要意义；讲文体的创造时，论述了内容与形式的相互征服，颇有见地。陶东风《文体演变及其文化意味》(1994)则将文体学研究与文学史、文化研究融会贯通，从而以文体为研究的起点和中心，建构起历时文体学与文体文化学的理论框架。这些研究在理论方面支援了中国文体学的建设。
四 21世纪：中国文体学的盛况近二十年来，文体学研究越来越受到中国学术界的重视，从20世纪文学研究领域中一个边缘化的冷门学科，成为发展最快、最受关注而且成果最丰硕的重要学科、前沿领域与学术热点。笔者拟先从文体学的成果数量与研究规模方面加以总结。
21世纪的文体学史(文体理论研究)与文体史(分体研究)已取得极为丰富且相当有价值的成果，文体形态个案研究也几近遍涉各类文体，相关论著数量繁多。因为论文数量太大，难以枚举，姑就出版的著作略举其要(以时间为序)：
(一)文体学的理论研究：郭英德《中国古代文体学论稿》(2005)、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曾枣庄《文化、文学与文体》(2011)、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2012)、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2012)、姚爱斌《中国古代文体论思辨》(2012)、谭帆等《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2013)、邓国光《文章体统：中国文体学的正变与流别》(2013)、李建中等《批评文体论纲》(2013)、李建中《体：中国文论元关键词解诠》(2014)、吕红光《唐前文体观念的生成与发展》(2014)、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2015)、郗文倩《古代礼俗中的文体与文学》(2015)、欧明俊《古代文体学思辨录》(2015)、贾奋然《文体观念与文化意蕴：中国古代文体学美学论集》(2016)等，黄霖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丛书五种(2013)，包含诗学三卷(周兴陆)、词学二卷(彭玉平)、散文学二卷(罗书华)、小说学二卷(谭帆等)、戏剧学三卷(刘明今)。这套文学学史丛书包含有大量文体分类学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中国古代文体学史的性质。
(二)断代文体学史与专论研究：李士彪《魏晋南北朝文体学》(2004)、朱惠国《中国近世词学思想研究》(2005)、奚彤云《中国古代骈文批评史稿》(2006)、鲍恒《清代词体学论稿》(2007)、邓新跃《明代前中期诗学辨体理论研究》(2007)、彭国忠《唐宋词学阐微：文本还原与文化观照》(2008)、余意《明代词学之建构》(2009)、郗文倩《中国古代文体功能研究：以汉代文体为中心》(2010)、吕逸新《汉代文体问题研究》(2011)、任竞泽《宋代文体学研究论稿》(2011)、邓心强等《桐城派文体学研究》(2012)、万奇等《文心雕龙文体论新探》(2012)、谷曙光《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2016)、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2016)、杨东林《汉魏六朝文体论与文体观念的演变》(2017)、夏令伟《宋元文体与文体学论稿》(2018)，等等。
(三)文体与文体形态研究：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陈大康《明代小说史》(2000)、连燕堂《从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2000)、鄢化志《中国古代杂体诗通论》(2001)、尹占华《律赋论稿》(2001)、李良荣《中国报纸文体发展概要》(2002)、韩高年《诗赋文体源流新探》(2004)、汪小洋等《科举文体研究》(2005)、黄金明《汉魏晋南北朝诔碑文研究》(2005)、郭建勋《辞赋文体研究》(2007)、沙红兵《唐宋八大家骈文研究》(2008)、蒋长栋《中国韵文文体演变史研究》(2008)、邱江宁《明清江南消费文化与文体演变研究》(2009)、张连娥《古今文体演变与派生》(2009)、邱渊《“言”“语”“论”“说”与先秦论说文体》(2009)、王凌《形式与细读：古代白话小说文体研究》(2010)、刘晓军《章回小说文体研究》(2011)、曹辛华《唐宋诗词的文体观照》(2011)、葛晓音《先秦汉魏六朝诗歌体式研究》(2012)、于雪棠《先秦两汉文体研究》(2012)、董芬芬《春秋辞令文体研究》(2012)、胡元德《古代公文文体流变》(2012)、叶修成《西周礼制与〈尚书〉文体研究》(2016)、李晓红《文体新变与南朝学术文化》(2017)、宋常立《瓦舍文化与通俗叙事文体的生成》(2017)、刘宝强《清代文体述略》(2018)、王一涵《先唐哀祭文体研究》(2018)、张海鸥《宋代文章学与文体形态研究》(2018)、李南晖《唐国史与唐人偏记小说研究》(2018)，等等。
(四)文体学研究文献与目录学：王水照《历代文话》十卷本(2007)为研究文体学提供了比较齐备的基本文献，余祖坤《历代文话续编》(2013)、陈广宏等《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2017)等又有所补充。曾枣庄《中国古代文体学》七卷本(2015)，其中五卷收集和整理历代的文体学相关文献，是目前最齐备的文体学研究文献。《历代文话》收集各种专书，而《中国古代文体学》则兼选辑各种相关文献，二书可互相补充。另外，还有大量分体或断代的大型文献整理的丛书，数量亦相当大。如周维德《全明诗话》(2005)，张寅彭等《清诗话三编》(2014)，踪凡、郭英德主编《历代赋学文献辑刊》二百册(2017)。李南晖等《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2016)是目前研究中国文体学学术史最重要的工具书。全书分七编，收录1900年至2014年中国大陆和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出版的关于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著作和论文(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论文集中的单篇论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全面反映百余年间文体学研究的发展状况。
近二十年来，中国文体学研究已形成强大的学术队伍。仅以笔者目力所及，举其要者。王水照(宋代文体学)、黄霖(近代与小说文体学)、曾枣庄(文体与文体史料学)、祝尚书(宋代科举文体)、黄天骥(戏曲文体)、石昌渝(小说文体)、谭家健(骈散文体)等，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大学生，现仍活跃在学术界的老一辈学者。吴承学(文体与文体学)、陈洪(小说文体)、陈大康(小说文体)、詹福瑞(文体理论)、刘跃进(汉魏六朝文体学)、葛晓音(诗歌文体学)、张伯伟(诗学与批评文体)、郭英德(文体理论)、傅刚(汉魏六朝文体学)、彭玉平(词学)、钱志熙(诗歌文体学)、赵敏俐(诗歌文体学)、蒋寅(诗歌文体学)、王小盾(早期文体及乐府学)、李昌集(词曲学)、王兆鹏(词学)、康保成(戏曲学)、黄仕忠(戏曲与俗文体学)、朱万曙(戏曲文体学)、党圣元(文体理论)、胡大雷(汉魏六朝文体学)、陈庆元(汉魏六朝文体学)、郭建勋(赋学)、方铭(先秦两汉文体学)、诸葛忆兵(词学)、徐正英(出土文献与早期文体)、杜桂萍(戏曲文体)、朱迎平(宋元文体学)、许云和(乐府文体学)、吴相洲(乐府学)、伏俊琏(敦煌与俗文体)、张海鸥(宋代文体学)、左鹏军(近代戏曲文体)、朱惠国(词学)、彭国忠(词学)、李建中(文体理论)、过常宝(先秦文体与语体)、陈水云(词学)、许结(赋学)、程章灿(辞赋学与诗学)、易闻晓(诗学)、曹虹(辞赋骈文学)、李小荣(佛教文体学)、解玉峰(戏曲文体)、纪德君(小说文体)、欧明俊(文体理论)、莫道才(骈文学)、于景祥(骈文学)、董芬芬(早期文体研究)、贾奋然(六朝文体学)、任竞泽(宋代文体学)、马茂军(散文文体)等，这批学者大多出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成长于改革开放，他们思想敏锐、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尤其可喜的是，有一大批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甚至90年代出生的年轻学者已经成为文体学研究的重要力量，如：何诗海(明清文体学)、冯国栋(佛教文体)、陈军(比较文体学)、宋莉华(中外文体交流)、刘湘兰(文体史料学与小说文体)、韩高年(先秦文体)、于雪棠(汉代文体学)、罗书华(小说与散文文体)、余意(词学)、邓新跃(明代文体学)、戚世隽(戏剧学)、李南晖(文体学术史)、黎国韬(戏曲学)、吕双伟(骈文文体)、林晓光(六朝文体)、李晓红(六朝文体与诗歌文体学)、张慕华(敦煌与俗文体)、陈民镇(早期文体研究)、徐樑(诗体)、张一南(诗体)、李飞跃(词体)、王卫星(词学)、蒋旅佳(宋代文体学)、李冠兰(出土文献与早期文体)、赵宏祥(批评文体形态)、周文俊(南朝公文文体)、夏令伟(元代文体学)、刘春现(近代文体学)、常恒畅(近代文体学)等。笔者曾经说过：“新一代学人从入门之初就对于学术史与学术规范有所认识，并受过比较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所以很平顺而规范地进入学术研究。这是一个开放的时代，中国与海内外的学术交流也极为广泛，年轻学者都有良好的外语能力，有海外交流经历，具有更为开阔的理论视野，更为多样的研究方法。这又是一个科技革命的时代，新一代学者快速地掌握了在网络与大数据方面的技术手段，在世界范围内大量收集、交流和处理文献资料，这些都是前辈学人望尘莫及的。”①新一代学人正是文体学研究的中坚力量。
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的指南与立项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导向与显示度，可以反映出当前的研究热度与趋势。近二十年来，教育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与文体学相关的一般项目与青年项目，至少就有数百项之多，难以细述，我们仅以2010年以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为例。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通史”、党圣元“中国古代文体观念文献整理与研究”、谭帆“中国小说文体发展史”、彭玉平“中国词学通史”、郭英德“中国古代散文研究文献集成”、王水照“中国古代文章学著述汇编、整理与研究”、李昌集“中国诗词曲源流史”、朱万曙“《全清戏曲》整理编纂及文献研究”、黄仕忠“海外藏珍稀戏曲俗曲文献汇萃与研究”、陈广宏“全明诗话新编”、张寅彭“清代诗话全编”、黄天骥“《全明戏曲》编纂及明代戏曲文献研究”、曹辛华“民国词集编年叙录与提要”、董乃斌“中国诗歌叙事传统研究”、莫道才“历代骈文研究文献集成”、吴光正“中国宗教文学史”、赵义山“古本散曲集成”、陈书录“明清民国歌谣整理与研究及电子文献库建设”、黄霖“民国话体文学批评文献整理与研究”、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研究”、朱恒夫“中国傩戏剧本整理与研究”、左鹏军“近代戏曲文献考索类编”、刘培“中国赋学编年史”、孙尚勇“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通史”、纪德君“中国历代民间说唱文艺研究资料整理与数据库建设”、许结“辞赋艺术文献整理与研究”、宁稼雨“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李永平“海外藏中国宝卷整理与研究”、朱惠国“明清词谱研究与《词律》《钦定词谱》修订”、宋莉华“中国古典小说西传文献整理与研究”等。这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国文体学受关注的程度。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出现一批各具特色的文体学研究团队。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重点是中国古代散文文体，复旦大学重点在文章学与分体文学史，北京大学与南京大学重点在诗歌文体及理论研究，华东师大重点是小说、词体研究，南京师大的重点是实用(公文)文体与词学研究，扬州大学的重点是中西文体学的沟通，四川大学与西华大学的重点在敦煌与俗文体，武汉大学重点是批评文体……可以说，各有特色，互相补充又互相支撑，已形成一个宏大的研究格局。相关的专题学术交流研讨会也在全国多次召开，如中山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福建师范大学、扬州大学等高校都召开过中国古代文体研讨会。中山大学已经连续召开五届“中国古代文体学学术研讨会”。还有许多学校招收中国文体学相关研究方向的博士后、博士、硕士研究生，与文体学相关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博士后出站报告，至今总量应该超过1000篇②，这也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在一定程度上，年轻人的研究兴趣与趋向，就是未来若干年内学术发展的风向标。
在众多中国文体学研究团队中，中山大学学术积累较为丰厚。他们积数十年与数代人之功，建成较受海内外关注的中国文体学研究重镇。该团队目前有二十多人，其中四位长江学者(含一青年长江)，承担五个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研究领域较为宽广，成果也较多。2011年以来，吴承学、彭玉平主编“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已出版四辑十余种著作，包括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风格学》、何诗海《汉魏六朝文体与文化研究》、刘湘兰《中古叙事文学研究》、彭玉平《诗文评的体性》、许云和《乐府推故》、林岗《口述与案头》《明清小说评点》、孙立《日本诗话中的中国古代诗学研究》、戚世隽《中国古代剧本形态论稿》、蔡宗齐《汉魏晋五言诗的演变》、吴晟《中国古代诗歌与戏剧互为体用研究》、李南晖等《中国古代文体学论著集目》等。吴承学、何诗海合编《中国文体学与文体史研究》(2011)、《中国文学的文体选择与记忆》(2015)二书。吴承学《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彭玉平《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2015)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毫不夸大地说，从学术研究的规模与论著的数量来看，近二十年的文体学研究完全超过此前近百年的文体学研究。虽然学术规模与成果数量并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可以看出学术研究的趋势与热度，反映出文体学研究的盛况。
五 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21世纪以来，当代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绝不仅仅在于规模与数量，更在于学界践行建构现代意义中国文体学的努力。略而论之：
(一)明确的文体学学科意识。学界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开始讨论文体学学科的问题。郭绍虞《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一文提出：“希望文体分类学能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①21世纪以来，一大批学者努力建构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体学。郭英德曾谈及中国古代文体学理论框架的构想：“以先秦至清末的文体理论批评资料为主要研究对象，从史论结合的角度，论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发展历史和理论构成，从而建构一套中国特色的文体学。”②他从理论层面总结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对文体基本结构各个层次的构成、特征和功能等方面的论析，从作为行为方式的文体分类、作为文本方式的文体分类和文章体系内的文体分类三个方面，勾勒出中国古代文体形态学的基本面貌。
笔者本人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进入文体学研究领域，一直自觉地把文体学作为一个学科领域来研究，并在《文学遗产》(2005)上发表《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提出“中国文体学学科”，认为应该予以中国文体学以独立和独特的地位，并加以学理性的、有体系的研究，建构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体系。同年，又在《中山大学学报》(2005)发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展望》，指出古代文体学是一门传统悠久的学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学术的发展，亟须从文学研究的一种手段和视角发展为一门现代学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应该立足本土的特殊性，同时要适当引入其他学科以资比较、参照，以期在与古代文学史、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互动之中，获得自身应有的学科身份，在与西方文体学的互动之中，彰显自身鲜明的民族特色。十年之后，笔者又在《文学评论》(2015)发表《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一文，更为系统地论述自己对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想法：建设具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是这一代学人的学术责任。提倡文体学研究“现代意义”的目的是获得古今中外之间的平衡与对话。在当今学术研究情景下，要平衡学术自信与学术自知、科学技术与人文价值的关系，要超越纸文本形态，重视对文体的实物形态与非物质形态研究。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要不断开掘与拓展文体学研究疆域，如文体史源学、文体观念发生学、文体分类学、文化文体学以及历史文体学等，才能在继承传统文体学的基础上，有所超越。《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2011)是笔者数十年来建设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尝试的初步总结。胡大雷认为该书“是当前古代文体学研究最有代表性的著作”①。胡晓明指出该书的意义在于：发现了中国古典文学生命力所在极为重要的“源头活水”，大大改写了五四时代西方文学观念所主导的以虚构类、以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四分法所限定的文学认知图式，因而重新激活了中国古典文学所蕴含的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这种学术创新的时代意义与文化思想前瞻的重大意义，必将越来越显示出来，被更多的研究者所认识。②此语指出当代文体学研究的意义，以之为勉励之意，但也是笔者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的宏愿。
(二)寻求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方法。笔者曾提出，文体学研究有必要在继承刘勰所提出的“原始以表末, 释名以章义, 选文以定篇, 敷理以举统”这种古典文体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再“鉴之以西学，助之以科技，考之以制度，证之以实物”③。胡大雷在《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现代视阈》一文中，总结建立现代意义文体学研究的“十法”：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其标志就是这种研究是在建立有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的宏愿中进行的，是在现代视阈指导下进行的。这表现在十个方面：关注文体学研究对象的综合性、整体性；创造性地发扬传统文学的研究方法；探寻老生常谈之“常识”的价值；对文体和文体学内在运行机制的探寻；从对立面的辨析中看古代文体发展的相反相成关系；文体学研究注重对文学史的贯穿；通过小中见大而对规律、通例的追寻；发现或引发出启发意义极大的新问题；对文体学研究的文体的关注；在整个社会发展的脉络中关注文体学。此亦可称为现代意义文体学研究的“十法”。④
总之，建立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就是要尽可能发挥现代学人所特有的学术条件、学术眼光等优长，同时消解现代学人与古代文体学原始语境隔膜。在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的具体语境中，展示古代文体学原生态的复杂性、丰富性，揭示其原初意义，尽量避免因对材料和史实的过分抽象与概括而偏离其原貌、原意的结果；同时，以古代文体学理论的具体语境及丰富细节为基础，对其所蕴涵的现代意义，进行既符合逻辑又不悖于历史的阐释，并力图在阐释中梳理出古代文体学的理论体系。
(三)拓展文体学研究领域。笔者曾提出，研究中国古代文体学，必须“考之以制度”：文体与中国古代礼乐和政治制度的关系，是中国古代文体学中一个比较独特又未经系统研究的问题。因为中国古代大量实用性文体与礼乐、政治制度关系密切，许多文体就是官制、礼制的直接产物，并服务于制度的。如果不了解制度，就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些文体的生成机制及初始意义。中国早期文体谱系的建构与制度设置有密切关系，许多文体功能、文体类别是从文体使用者的身份与职责延伸而来的，与之共同构成文体谱系。同时，中国早期文体谱系观念的发生亦是基于礼仪、政治及制度建构之上的。⑤此后历朝制度的构建与官守职能的分工变化，造成文体形态与观念变化纷繁，其涉及的内容很广，甚至超出文学领域，而与经学、史学等密切相关。事实上，历史学界关于制度与文体的研究成果，也给中国文体学研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借鉴。如赵超、陆扬的墓志研究，王素的高昌王令形制研究，邓小南、曹家齐、张祎、杨芹的宋代文书研究等。
从研究领域来看，21世纪以来的中国文体学史研究，已有很大的拓展。1980年代前的文体学史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唐、宋、明、清渐受关注。21世纪以来，则在文体观念的发生以及近代以来文体学转型方面有很大的开拓。中国文体学是层累形成的，而最深层的就是“早期文体观念的发生”⑥。它是中国文体学理论及体系形成的基础，是中国文体学本质与特色形成的“基因”。通过文体观念发生的研究，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特性是基于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之上，其形成有早期社会制度、典籍生成的背景。近年来，研究文体观念的发生成为学界关注重点，从中国早期的语言文字、制度、诗乐、典籍归类、文献称引、命篇与命体等考察文体观念发生，有效地推进先秦两汉文体学的研究。近代文体学的研究，也是对传统文体学的开拓。21世纪以来，这方面的成果甚多，对晚清民国文体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已经作了初步的理论性构建和探索。中国传统文体的现代转化是沟通古今文学的关键，其中折射出语言、文学、社会、政治、体制的种种巨变以及中西文化的冲突。近代以来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的变化以及文白的转换等等，势必引起整个文体谱系的重新建构。连燕堂《从古文到白话——近代文界革命与文体流变》(2000)从古今语体演变入手，考察近代以来的文体流变。夏晓虹《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一书序中，也从文学语言的角度考察晚清至“五四”间文章体式的流变，考察从晚清到20世纪40年代的文章观念与白话文变迁(2006)。刘宁《汉语思想的文体形式》(2012)讨论近代以来，面对外来冲击，汉语思想的表达传统发生巨大转变，西学论著体式与汉语思想文体传统发生复杂的冲突与交融。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与文体的关系极为密切。相关研究如栗永清《学科·教育·学术：学科史视野中的中国文学学科》(2010)、陈国球《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2013)、贺昌盛《晚清民初“文学”学科的学术谱系》(2012)论述近代以来文学学科的建立和学科架构。陈尔杰《“古文”怎样成为“国文”——以民初中学教科书为中心的考察》(2012)、金鑫《民国大学中文学科讲义研究》(2016)，通过梳理考察民国中文学科教育及学术发展状况。这些研究均为文体学研究提供借鉴。国际视野是建设具有现代学术意义中国文体学的重要方面，这在近代文学研究方面尤其必要。近年这方面有明显的进展，如王小盾《论东亚音乐中的“乱”“乱声”与“乱序”》(2017)、《论朝鲜半岛词文学的产生》(2019)等，是研究中国文体域外传播的力作。宋莉华《西方早期汉籍目录的中国文学分类考察》(2018)，通过异域之眼考察中国文学分类及文体概念的演变以及中国文学在西方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中的位置，是一个很有新意的视角。
六 百年学术史的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从衰落到复兴，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转型，这是具有深远学术史意义的。
一方面，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过程打破中国文体学原先相对固定甚至封闭的系统，极大地开拓传统文体学研究领域，带来迥异于传统的研究方法与国际视野。中、西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体系，被嫁接到一起，似乎是文化上的远缘“杂交”。它已不再纯粹，但的确具有强大旺盛的生命力。尤其重要的是，一百多年来，人们对于文体学的新认识反映出对“文学”本质与传统完全不同的理解，其理论价值与意义不容低估。外来文化与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文体学的转型，起到关键的推动作用，其影响总体上是积极的。
另一方面，外来文化的冲击也具有破坏性甚至颠覆性。在这个复杂而长期的转型过程中，存在两种倾向：一是过分接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其流弊是不切合中国实际语境，以西方的“文学文体”粗疏地代替或遮蔽了中国传统的“文章文体”；一是受社会学与文化学的影响，其流弊是徘徊在文学本体的外部。当代中国文体学的复兴与繁盛，恰好是对这种倾向的调整，即向本土文体传统和文学本体的回归。
郑振铎曾说：“哪一国的文学史不是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的呢？而过去的中国文学史的讲述却大部分为散文作家们的生平和其作品所占据。”①传统文体学对于小说、戏曲等俗文学文体重视不足，这是事实。百年以来，学术界加强这方面的研究，这是巨大的进步。但是，如果仅仅效仿西方，把中国文学史写成“以小说、戏曲和诗歌为中心”，这是否符合中国文学的文体语境实际呢？罗家伦根据西方“文学的界说”，以此界说来衡量，从而“看出我们中国古代文学有几种同西洋文学根本不同且同文学原理背谬的性质来”①。这些削足适履的说法未免过激。中国的文体学体系是在传统的礼乐、政治制度以及日常生活功用基础上形成的，并非以虚构和抒情为主的“纯文学”文体。中国古代实用文体形态与文学文体形态是浑成一体的，若以“纯文学”的标准衡量，则古代许多重要的文章是“非文学”的。回归本土文体传统，就是强调回到中国“文章学”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以西方文学分类法套用中国传统文学所造成的流弊，还原古代文体原生态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笔者《中国古代文体形态研究》(2000)一书就是这方面的尝试，书中研究“盟誓”“谣谶”“策问”“判文”等，这些文体在古代比较常见，却难以进入现代文学史视野。傅璇琮评论此书道：“对过去长时期不受重视而实有文化含义的包括文学文体和实用性文体，从文体体制、渊源、流变及各种文体之间的相互影响，‘作历史的描述和思考’。我觉得这样做，对当前的学科建设来说，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②21世纪以来，这种回归中国文体传统的研究非常繁盛，古代各种文章文体已进入当代学者的研究视野，这大大拓展了文学史研究领域，比较真实全面地反映出古代文章的原貌。
回归中国古代文学的本体，是对把文学当作社会学与文化学附庸之倾向的纠偏。中国文体，属于中国文学“语境”的重要部分。中国文学的特点是基于其特殊的语言文字形式的，甚至中国的思想、哲学、文化乃至思维方式也受到中国语言文字的制约和影响。中国语言文字的特性决定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模式，也决定了中国文体学的特性。中国文学与其他国家文学不同之处很多，但最终要追溯到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体就是中国本土语言形式与审美形式的集中反映。强调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就是要突出中国文学特有的语言形式、思维形式与审美形式的特点，从中国文学固有的“文体”角度切入来研究中国文学。这也是近二十年文体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趋势与特色。
总而言之，中国古代文体学的百年之路，是从衰落到复兴的过程，但本质则是从中国传统文体学向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转型的过程。此过程中有两个关键节点：新文化运动与改革开放。一百年前，外来文化与新文化在解构中国传统文体学中又有所建构，而近几十年的中国文体学则是在开放中更高层次地回归传统。这也是传统中国学术在现代中国命运的一个缩影。中国文化要保全并弘扬优秀传统，同时接受外来文化与新文化的挑战，吸收其精华，激活自身内在生命力，以建构现代意义的新型文化。中国传统文体学是建立在中国人独特的语言文字与思维方式之上的，其历史悠久，根基深厚。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整个知识谱系产生激烈变化，中国文体学虽然被边缘化、被遮蔽，但从未消失。改革开放之后，一度处于休眠状态的中国文体学逐渐被激活，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建设现代学术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同时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中国文体学研究就是要立足本土文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到中国本土理论传统与古代文章文体语境来“发现”中国文学自身的历史，重现中国本土文学与理论的特殊光辉。中国文体学属于“中国传统话语体系”的重要部分，构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体学，就是要发现属于中国话语体系的文体学的独特价值，向世界文明贡献中国知识、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展示中国独有的文学特征与审美形式。当代中国文体学研究的目的并不在复古，也不仅为了释古，更不是为了抵抗外来文化，而是为了更真实地、完整地理解中国文学的文体话语、特点与价值，通过发现与开拓本土的学术传统与价值，来推动现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与文明复兴。正如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之未逮。故其著作可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③学者如此，学术亦然。百年来的中国文体学研究，正是担负着“承继先哲将坠之业”与“开拓学术之区宇”的双重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