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经济的高效率性使得其能提高社会的经济动力，不断促进企业创新，完成企业的优胜劣汰选择，积极促进经济结构转型。然而，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都在试图寻求与政府的某种政治关系，这种政治关系表面上看不存在经济利益输送，但实质上，企业加强与政府的政治关联其目标都可能包含获得更多的政府资源和社会利益。较多的实证经验分析证明，企业的政治关联能提升企业的经济绩效。这或许是在高度反腐过程中，仍然有一大堆企业不愿意放弃与地方政府官员紧密联系的动机所在。

商业银行作为特殊的企业群体，在我国的经济发展、金融深化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商业银行由于其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强大的社会属性，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都存在紧密关系。如中国的国有银行自从成立以来一直受到中央政府的行政指令，分别承担着各种政治任务；后来成立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也与省、市、县各级地方政府存在着各种联系，政治关联程度不减反增。但是，也正是由于存在这一层隐形的政治关系，使得政府部门能通过金融资源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这是四大国有银行以及股份制银行的部分管理人员一直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的重要原因。在这层关系背景下，中国的商业银行具有企业和政府政策工具的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商业性质的企业，商业银行必须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压力，在风险最小化下追求市场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商业银行的经营战略在很多时候还得兼顾政治和社会目标，包括配合政府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货币政策来稳定经济运行、防止金融风险以及承担扶贫减贫、环境保护、结构转型等政府任务和社会责任。

以往学者大多数基于资金的需求方即非金融企业研究政治关联，讨论政治关联对企业绩效、贷款、并购重组等行为的影响，很少研究资金的供给方即商业银行的政治关联问题。近几年，随着政府部门与银行的关系越来越紧密，银行股份制与国有性质背景的矛盾出现，政府与商业银行的政治关联到底有利于银行发展还是不利于银行发展的争论越来越多。早期的“发展观”和后来的“政治观”出现了不同的观点，目前对这两种观点还没有定论，但现实已表明，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银行信贷与产出出现了阶段性背离(陈昆亭等，2011)，甚至有学者(潘敏等，2013；黄宪等，2013)发现我国商业银行信贷投放行为呈现出逆周期特征，这与国外大多数商业银行恰好相反。对此，潘敏等(2013)认为我国商业银行国有股比例高的性质决定了其配合政府宏观调控、履行经济和社会责任的政治使命，因而在金融危机后反而出现加大贷款投资规模的逆周期特征行为，相反，在其他国家，商业银行不承担政治任务，往往在股东利益最大化下会降低信贷规模以控制银行风险。因此，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还处于争议中，本文主要讨论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同时考虑到银行承担着政策实施者和企业的双重身份，前者使得银行必须执行央行的宏观货币政策，商业银行政治关联越大，其承担的政策实施目标更高，后者则要考虑业绩最大化，董事会需要对股东负责，而股东更看重政治关联能否给银行带来好处。所以，这两个“角色”的存在可能会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的关系，为此本文将进一步探讨政府宏观经济稳定性目标和董事会治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

二 理论分析与文献综述

政治关联最早由经济学家Fisman(2001)提出，其在研究印度尼西亚企业与政府的关系中，从侧面指出企业与执政者之间存在某种密切关系，即政治关联。此后大多数学者对政治关联的解释延续了这个思路，也进行了概念具体化。之前的实证研究大多停留在企业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中，而从金融机构出发探讨政治关联的分析很少，但两者之间的理论关系一直是学术界的讨论重点，因为地方政府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关系将会为企业提供一种渠道，利用地方政府与商业银行的关系将金融资源分配给企业。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政府与商业银行具有天然的政治关联，但这种“政治关系”会给商业银行带来什么影响，目前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不同于非金融企业的政治关联，银行的政治关联效应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早期的“发展观”，认为政治关联会对商业银行绩效带来正影响；二是逐渐产生的“政治观”，认为政治关联会对商业银行绩效带来负影响。

首先，“发展观”认为商业银行的政治关联可以为自身获得一些金融项目，从而增加银行的企业价值。Lewis(1950)指出，作为一国的战略经济部门，银行对整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国家持股利于其对银行体系的控制，为国家战略产业积累资金。Detragiache等(2005)对低收入国家的研究表明，政府对银行的所有权有助于提高银行部门的效率，Adrianova等(2010)的研究也认为银行的政府所有权会带来更高的长期经济增长。银行的国有性质确实使得其相对于非国有银行拥有更多的政治项目，例如商业银行通过政治关联获得政府担保的低风险贷款项目，获得各级政府机关单位的工资开户项目，获得社保、燃气、水电等社会项目，从而为银行积累长期的金融资源和客户，提高了银行的经济绩效。此外，政府也能通过不断调整金融制度来规范金融行业与企业的关系，这种金融制度的设计和安排能降低商业银行的系统性风险，避免商业银行为了追逐过度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系统性危机，有利于商业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

其次，“政治观”认为政府之所以要与银行保持政治关联，其目的是为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会干涉银行贷款方向，甚至插手银行的其他中间业务，从而抑制银行发展。大量的文献研究了政府股权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大多表明国有银行的绩效要差于其他银行(Micco, et al., 2007)。Porta(2002)认为政府获得银行所有权的目的是为其支持者提供就业、补贴等利益，政治家会基于政治目的而控制银行信贷的配置，最终抑制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Barth等(2000)、Caprio和Peria(2000)的相关研究证实了银行的政府所有将会导致较差的金融发展，甚至会增加银行危机的可能性。“政治观”认为在政治关联尤其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中，银行承担了太多的政治使命。例如，中国银保监会要求商业银行改进小型微型企业金融服务，推进基础金融服务“村村通”等。从经济绩效看，很多业务并不能给银行带来收益，诸如农村金融、小微企业贷款这些业务还会损害银行经济利益，增加银行贷款风险，这从国有银行纷纷撤除农村金融网点的数量可见一斑。再如地方政府官员出于经济动机，可能会不顾中央政策，加大对产能过剩、大企业等的信贷，而这些行业信贷风险高于信贷收益，从而增加了银行经营风险，甚至降低银行业绩。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政治关联对银行的绩效不存在显著影响。对此的解释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银行既要遵循股东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又要执行政府的相关金融政策，这使得银行管理者逐渐选择了中间路径，在不违反金融制度和金融政策下，继续实行企业利益最大化的战略，从而抵消了政治关联下的损失；二是政治关联产生的原因是银行国有或地方国有背景下的一种政银现象，政府政策最终的实施对象是非金融企业，因此，政治关联不会对作为资金中间环节的银行的绩效产生显著作用。

目前实证分析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文献还较少，Sapienza(2004)利用意大利的数据分析发现，与政党存在关系的国有商业银行利率比私人银行利率更低，从而能获得更多的金融信贷，而政党出于经济补偿会为国有银行争取更多的经济利益。然而，更多学者得到了负向结论，Porta等(2002)指出政治关联下政府会对银行的信贷、经营策略进行干预，从而降低了银行绩效；Caprio和Peria(2000)认为银行的国有化或者政府化会导致较差的金融发展系统，且会增加银行危机；Micco等(2007)研究了政府股权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发现国有银行的绩效要差于其他银行，说明政府干预会削减银行业绩。

国内学者中，陈本凤等(2013)选取中国16家上市银行为样本，研究得到政治关联单独与银行业绩风险具有正向关系，即政治关联会增加银行的绩效波动。朱蓉等(2015)的研究结果表明银行高管政治关联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社会责任战略在银行高管政治关联与企业经济绩效间起到中介作用。此外，一些学者分析了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的关系，钱先航(2012)实证分析表明市委书记任期越长，当地城市商业银行的贷款投放越多；官员董事则会强化任期与银行贷款之间的关系，且官员董事级别越低，强化作用越大。潘敏等(2015)基于我国38家商业银行面板数据，检验得到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投放行为表现出明显的逆周期特征，高管团队政治关联程度的提高会强化银行信贷投放的逆周期性。此外，也有学者分析了商业银行国有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基本上都认为国有持股比例与银行绩效呈负相关关系(刘艳妮等，2011；马静等，2014)。

通过文献回顾，可以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两方面缺陷：首先，以上文献在围绕商业银行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展开研究时，大多数只考虑了政治关联对银行绩效的影响，而很少考虑政治关联与银行贷款的关系，显然对于商业银行，贷款结构及不良贷款率对企业的风险及未来绩效的变现更为重要；其次，在讨论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关系时，未考虑外部因素的调节作用，商业银行的政治关联在很多方面是被动的，这就决定了银行既要执行政府的经济调控政策目标，又要保证董事会对股东利益最大化负责，显然这种矛盾的处境会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将选取在A股上市的我国商业银行作为研究样本，分析政治关联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利润绩效和不良贷款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与董事会治理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

三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 (一) 假设的提出

政治关联对非金融企业而言能通过融资便利、税收优惠、政府订单等增加企业绩效。对商业银行而言，在政治关联背景下，通过获得各级政府机关单位的工资开户项目，获得社保、燃气、水电等社会项目，能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同时政府也能因此及时掌握金融发展结构，通过金融制度设计来规范银行发展，避免银行的系统性危机，从而有利于银行的长期稳定发展。因此从“发展观”的角度，政治关联能提升银行的经营绩效。

但是，部分学者指出，不同于非金融企业的主动性参与“政治关联”，政银之间的“政治关联”更多的是政府方面的行为，对银行来说是被动型的。“政治观”认为在政治关联尤其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银行中，银行承担了太多的政治任务。例如，为支持“三农”发展，金融管理部门要求银行在农村地区参加金融服务工作，但是很多银行反馈结果是农村金融储户少、贷款少、经营成本往往大于经营收益；为支持小微创业和服务小型微型企业，金融监管部门要求银行不能限制对这些经济单位的信贷，但由于这些单位缺乏抵押和信用支撑，其风险高于收益。因此，在强政治关联下，商业银行不得不配合各级政府的经济政策，这会增加银行系统风险，降低银行绩效。

本文认为，不同于国外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市场竞争和经营效率，我国商业银行天生地偏好于政治关联，这表明政治关联给予银行的“好处”大于“坏处”。事实也表明，尽管银行被迫接受了中央银行的一些指导性甚至硬性的贷款政策、金融政策，但是从长期来看，银行通过政治关联而获得的项目收益远远超过其为实施货币政策可能引致的损失。同时，例如限制对产能过剩行业信贷支持、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整体贷款等行为也降低了商业银行的贷款风险和不良贷款率，有利于金融稳定。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政治关联会增加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

各级政府持有商业银行股份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拥有商业银行资产，更多的是为了能够自上而下有效执行宏观经济政策。商业银行拥有资金资源，而产业、企业、社会发展都离不开资本支持，因此，国家通过引导银行的资本流动方向可以对行业进行调整，对经济进行调控。从近几年国家宏观货币调控政策的实施情况来看，货币政策往往与经济周期关系密切(潘敏等，2013；黄宪等，2013)，历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表明，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导致经济危机的主要根源。银行是货币政策的具体实施单位，因此在危机发生前和危机发生时，国家仍然要通过银行信贷进行宏观经济调控。在经济过热时，央行会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此时银行减少信贷规模；而在经济衰退时，央行会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此时银行加大信贷规模。这就决定了商业银行的信贷周期与经济周期存在负相关的特点。在这种特征下，尽管能平缓宏观经济波动，但在经济繁荣期会降低银行的贷款规模，在经济衰退期会增加银行的信贷风险，最终负向影响银行经营绩效。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设：

H2：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弱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

现代企业制度决定了银行的最终行为决策由内部高管团队制定和实施，因此，管理层的素质、对政策的态度和治理行为最终会影响银行业绩。委托代理理论表明企业管理者要对企业股东负责，利益最大化是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最终经营目标，商业银行的法定代表人可能是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委派人员，但在股份制背景下，法定代表人必须根据股东的意志进行经营管理。因此，商业银行在获得政治关联后，必然要通过这项优势获得更大的资本回报。由于股东的约束性行为和股权激励的存在，银行董事会治理会偏向于银行股东，在此情况下，董事会治理会发挥更大的政治关联优势，而撇弃政治关联中存在的劣势(任务)，那么会导致管理者偏向于银行利益，也会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H3：银行董事会治理会强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

(二) 模型的构建

为检验H1是否成立，本文建立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的模型，具体方程式如下：

$ performance{{\rm{ }}_{it}} = c + \alpha \times {\rm{ }}polconnect{{\rm{ }}_{it}} + \sum\limits_j {{\delta _j}} {X_{j,it}} + {\varepsilon _{it}} $

(1)

式(1)中，performance_it是商业银行的经营业绩，polconnect_it是政治关联度，X_{j, it}是第j个控制变量。

对于检验H2和H3是否成立，其模型在式(1)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具体如下：

$ \begin{array}{l} performance{{\rm{ }}_{it}}{\rm{ = }}c + \alpha \times polconnec{t_{it}} + \beta \\ \times {(polconnect{\rm{ }} \times ecogoals)_{it}} + \sum\limits_i {{\delta _j}} {X_{j,i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2)

$ \begin{array}{l} performance{{\rm{ }}_{it}}{\rm{ = }}c + \alpha \times polconnec{t_{it}} + \beta \\ \times {(polconnect \times board)_{it}} + \sum\limits_j {{\delta _j}} {Y_{j,it}} + {\varepsilon _{it}} \end{array} $

(3)

其中，polconnect×ecogoals是银行政治关联与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的乘积交叉项，polconnect×board是银行政治关联与银行董事会治理的乘积交叉项，两者分别反映宏观经济目标对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

(三) 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1.政治关联。目前企业政治关联的主要衡量指标有两种，一是以高管的特征衡量政治关联，二是以企业的其他特征来衡量政治关联。在高管特征的衡量中，主要有3种形式：第一，聘请曾任政府官员出任企业高管；第二，曾任政府官员下海创办企业而形成的企业高管的政府背景；第三，企业家通过当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目前采用以高管的特征衡量银行政治关联的较多，如陈本凤等(2013)用虚拟变量法进行衡量，如果银行CEO现任或者曾经是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官员、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则被认为其具有政治关联，变量值取1，否则不存在政治关联，变量值取0。朱蓉等(2015)、陈银博等(2012)则采用定序变量，如果银行高管现任或曾经担任过中央级政府部门官员、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职务，则该变量赋值为3；如果担任省级相应职务，变量赋值为2；如果担任市级及以下级别相应职务，变量赋值为1；否则变量赋值为0。在其他特征衡量中，主要有企业捐赠比例、企业国有股比例等指标。本文认为相对于虚拟变量，定量变量更能准确反映政治关联程度，为此本文借鉴朱蓉等(2015)根据商业银行董事长(或行长)曾经或现在担任的政府职位作为政治关联的判断依据，予以赋值；同时，采用各银行国有持股比例作为稳健性检验指标。

2.银行经营绩效。衡量银行经营绩效的指标有很多，既包括财务性质指标，如净利润、净资产收益率(ROE)，也包括市场价值指标，如Tobin's Q值、市净率。财务指标综合性强，能直观反映银行年度经营状况，而市场价值指标能反映银行的预期情况，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绩效。目前在研究政治关联与非金融企业绩效的文献中，大多数学者使用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和托宾Q值进行衡量，如高冰等(2015)、张立民等(2015)。而在研究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朱蓉等，2015)、银行绩效风险(陈本凤等，2013)的关系中，则选用了净利润率(ROS)、净资产收益率(ROE)的标准差进行衡量。本文考虑到指标的可获取性和准确性，将采用净资产收益率(ROE)作为商业银行经营绩效衡量指标，同时为了考察政治关联对银行贷款的影响，将不良贷款率纳入绩效指标中进行稳健性检验，理论上不良贷款率与净资产收益率成反比。

3.宏观经济稳定目标。近几年我国政府首要的经济目标是稳增长，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政府可以利用金融信贷功能进行调节。黄宪等(2013)、潘敏等(2015)均发现我国银行信贷增速呈现出逆经济周期特征，尤其是在经济增长缓慢期间，这一特征特别明显。而政府部门利用银行信贷来调节经济状况的主要目的是稳增长，在经济过热时出台紧缩性政策，防止经济过快增长，而在经济下滑时出台扩张性政策，阻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宏观经济波动是政府通过银行资本调控的一个重要参考。本文选用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作为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的代理变量。其中，宏观经济增长率的波动采用宏观经济增长率与平均值之差的绝对值表示。对于国有银行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用全国GDP增长率数据，而对于城市商业银行，则用该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数据。

4.董事会治理。董事会治理是指董事会内人员的结构关系，包括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比例、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状况等。董事会治理中由于不同董事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出发点不同，会对企业战略持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在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和股东利益最大化两者选择上，董事之间可能会投出不同的赞否票，从而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绩效之间的关系。对于董事会治理，目前主要采用董事会人数规模、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状态、董事会活动频率(开会次数)等进行衡量(郝云宏等，2010；王山慧等，2011)。考虑到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5个相关指标来衡量商业银行的董事会治理，包括董事会人数规模、独立董事比例(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两职合一状态(董事长与总经理是否由一人兼任)、董事会会议次数(董事会活动频率)、董事平均受教育年数(平均受教育程度)。

5.控制变量。本文基于数据可获取性的角度，选取银行规模、银行性质、权益比率、银行贷款比重作为实证检验的控制变量。

以上各变量的具体说明，见表 1。

本文以我国的商业银行为研究对象，根据数据的完整性和准确性原则，选择在A股上市的银行作为样本。由于光大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上市时间较晚，因此将这两家银行剔除，共包括中国工商银行等14家上市银行样本。样本时期选择2007—2016年，之所以选择2007年为起始年，主要是大部分银行在这一年上市。基于商业银行层面的变量原始数据来源于国泰安(CSMAR)金融数据库，宏观经济变量来自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各省份的统计年鉴，政治关联变量来源于各银行年报、银行官网、百度搜索引擎等。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

表 2显示了商业银行政治关联对其经营绩效影响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是基准结果，列(2)是因变量为不良贷款率的估计结果，列(3)是政治关联为国有持股比例的估计结果，列(4)是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的结果，列(2)—(4)是与列(1)使用不同因变量、不同自变量、不同方法的估计结果。由列(1)看到，F test和Hausman test显示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此时政治关联变量系数为0.005，在5%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能显著促进银行经营绩效。控制变量中，统计显著的有银行规模、银行性质、权益比率，银行规模系数大于0，后两者系数小于0，说明大规模、国有性质、权益比率越低的银行，其绩效越高。列(2)显示政治关联变量系数为0.014，在5%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能加剧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控制变量的系数中，银行规模显著大于0，银行性质和银行贷款比重显著小于0，说明规模越大、国有性质将导致不良贷款率上升，而贷款比重与不良贷款率成反比。从列(3)看到，以国有持股比例衡量的政治关联系数为0.073，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能提升银行经营绩效；控制变量的符号与列(1)一致。考虑到银行绩效可能反过来影响政治关联，即系统可能存在内生性，为此采用SYS-GMM方法进行稳健性估计，如列(4)，从AR(1)-Prob、AR(2)-Prob和Sargan test-Prob判断得出模型设定的工具变量有效；具体观察变量系数，政治关联显著大于0，结果稳健，控制变量的情况也基本与列(1)一致。因此，表 2结果表明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存在正影响，并且结论是稳健的，H1成立。

(二) 中间变量的调节作用

表 3显示了以政府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为中间变量的调节效应估计结果。列(1)结果显示单独的政治关联变量系数为0.006，在5%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有正影响。政治关联与宏观经济稳定目标的乘积交叉项变量系数为-0.001，同样在5%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减弱政治关联对银行绩效的正效应。控制变量中，银行性质和权益比率两个变量显著为负，银行规模和贷款比重统计不显著。列(2)是因变量为不良贷款率的估计结果，政治关联变量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政治关联会导致银行不良贷款上升。交叉项变量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会促进政治关联对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效应。列(3)下，国有持股比例变量系数为0.017＞0，交叉项变量系数为-0.013＜0，两者均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替代指标具有稳健性。列(4)在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下，政治关联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交叉项变量系数显著为负，也与列(1)基准结果一致。列(2)—(4)的控制变量的情况总体上与列(1)相同。表 3结果表明H2是成立的，政府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弱化政治关联对银行绩效的正向作用。

本文接着进一步检验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表 4显示了5个董事会治理变量对政治关联与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关系的调节作用，表 5显示了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银行不良贷款率关系的调节作用。从表 4看到，5列中政治关联变量系数均在5%或10%概率下统计显著，表明政治关联对银行经营绩效有正影响。政治关联与董事会治理的5个乘积交叉项变量系数则均不显著，说明董事会治理并不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控制变量中，银行规模、银行性质和权益比率3个变量显著为负，而贷款比重变量系数不显著，说明银行规模、权益比率与银行净资产收益率呈反比，国有银行净资产收益率高于非国有银行，而贷款比重与绩效关系不明显。表 4结果表明H3并不完全成立，董事会治理并不对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产生显著调节作用。

从表 5看到，5列中政治关联变量系数均统计显著，说明政治关联对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正影响，这和表 2结果相同。政治关联与董事会治理的5个乘积交叉项变量中，除了列(3)政治关联与两职合一交叉项不显著外，其余变量系数均在5%概率下显著，说明董事会治理会弱化政治关联与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关系。具体而言，商业银行规模越大、独立董事比例越高、董事会会议次数越多和董事平均学历越高，政治关联对其不良贷款率的正影响将越弱，这表明董事会治理能改善政治关联带来不良贷款率上升的问题，而列(3)中由于样本银行的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的观测值只有一个，导致该变量系数不显著。因此，总体来看，H3成立一半，董事会治理将弱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关系。控制变量中，银行规模、银行性质和贷款比重3个变量统计显著，银行规模系数大于0，说明银行规模与不良贷款率呈正比，银行性质与贷款比重系数小于0，说明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要低于非国有银行，同时贷款比重也能降低不良贷款率。

总之，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弱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并会强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关系，这个结果与前面假设提出部分的理论分析是相一致的。政府货币政策要求商业银行信贷策略符合逆经济周期特征，这会增加银行的贷款风险及其不良贷款率，降低银行经营绩效。而董事会治理并不会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但能弱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不良贷款的正向关系。据此，本文认为董事会治理的最终目的是股东利益最大化，但是国有银行及部分全国性股份制银行的董事长或行长直接由政府任命，这就使得商业银行的信贷策略主要由中央金融政策所决定，而不会因董事人数的改变而转移；另一方面，董事会治理也不会过多影响政府与银行的政治关联度，因而最终不会影响银行绩效。但近几年来不良贷款率导致的潜在利润损失已经接近于银行年度盈利水平，银行对不良贷款率非常重视，而董事会治理能控制信贷风险，在信贷规模不变下优化信贷结构，从而既能满足国家的信贷支持战略又能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政治关联背景下地方政府可以将政府项目、社会项目给予政治关联强的商业银行从而增加其绩效，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会出于晋升考核动机“指导”银行加大对产能过剩、环保不合规等大企业的贷款，促进这些企业增加投资，从而增加银行风险。基于此，本文选取我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的面板数据，研究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关系，并判断政府宏观经济稳定目标和董事会治理对该关系的调节作用。实证分析得到政治关联能显著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同时也将增加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宏观经济目标的调控会弱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的正向关系，同时会强化影响政治关联与银行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关系；董事会治理对政治关联与银行经营绩效关系的影响不显著，但会弱化政治关联与不良贷款率的正向关系。这些结论与在不同政治关联衡量指标、董事会治理指标、不同估计方法下所得的结论一致。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对于银行政治关联，应将其重点放在宏观经济稳定目标上，减少其他不必要的政治干预。商业银行掌握着全国的信贷资源，其贷款方向及结构将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产生重要的影响，因此，中央政府通过利率、准备金率、行业政策等调节银行的信贷配置能优化经济结构。但是受就业、GDP等因素的影响，一些地方和部门仍然很难放弃税收贡献大、就业带动强的落后产业，并“指导”商业银行对这些行业加大资金支持，这不仅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也阻碍了我国经济转型。(2)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上级政府应该设置监察机制，防范地方政府官员对商业银行的过度干预。目前地方政府为了提升自身政绩，存在着一种“权力冲动”，希望凭借手中权力来影响金融机构。在以GDP为主要政绩考核指标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满足眼前的产值需求，会“指导”辖区内的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信用社等将一些资金投向风险高、收益低的项目或单位，造成银行资源浪费和系统性风险上升、绩效下滑。为此，金融监管部门应开辟举报途径，以避免地方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过度干预，完善地方银行的市场化运营机制。(3)提高董事会的治理能力和决策独立性。本文发现董事会治理能力的提升能降低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但受政治关联的影响，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可能会有所上升，因此，如何权衡自身绩效与处理好政府关系将考验股份制商业银行董事会的治理水平。董事会应理性看待政银关系，不能为了获取政府的工资开户等项目、经营许可、建设投资等方面的支持而损害银行的长期发展，要充分保持危机意识，控制不良贷款，在利益和风险中寻求平衡，保持银行发展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