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晚年的马克思在回顾《资本论》出版之后读者的理解状况时，曾感慨，“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①。这一判断在当今的《资本论》理解中，是否已经彻底改变了呢？显然没有。在学术界，人们依然在努力勾勒资本对现代人存在方式的“无声的经济强制”，却不曾反思这样的理解是否触及《资本论》中真正要传递给我们的“解放”的理念及其方法论。当我们将资本的广度、深度、复杂性描绘成一张统治大网之时，即资本被理解为现实人的生活的造物主，整个现实人的存在方式不过是资本的“表现形式”，相应地，在当下《资本论》研究的主流话语中，此种理解也十分流行。仿佛现存的世界都是资本逻辑所建构的，从而，如果说存在解放的逻辑，那便是借助“资本自否定”这一无限期地延宕下去的命题。为了避免错失对解放的可能性的探索，我们还是要回到《资本论》去寻找马克思真正的方法论。从文本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版、第二版跋、法文版等各次再版序言中，都在强调方法论，他依然担忧这一方法能否被理解——“我所使用的分析方法至今还没有人在经济问题上运用过，这就使前几章读起来相当困难”②。马克思在这里主要指的就是“价值形式”一节，因为在马克思看来，“除了价值形式那一部分外，不能说这本书难懂”。之所以如此，在于马克思认为这里倾注了其辩证法的内涵：“我劝不完全习惯于辩证思维的读者，跳过第15页(第19行)起至第34页末行止的这一部分去读附在书后的附录：《价值形式》。”③为此，在“价值形式”中，马克思是否仅仅表述了资本对现代人生活的单一的建构机制，只看到资本对人的否定的一面，而没有看到人作为主体有突破资本逻辑并存在对人的肯定的一面，即看到马克思破解这一建构机制的“解放道路”呢？这不是与马克思自己所述的“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相矛盾吗？为此，我们需要借助“价值形式”来重新清理《资本论》中晦暗不明、却又至关重要的辩证方法论。
一 叙述方法与价值形式表现机制的呈现考夫曼曾在《卡尔·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观点》中批判了马克思的方法论，认为如果是单纯地从表面来看，即以叙述形式来把握马克思的方法论，那么，“马克思是最大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且是德国的极坏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而实际上，在经济学的批判方面，他是他的所有前辈都无法比拟的实在论者”①，因而绝不是唯心主义者。马克思自己认为这句话倒是对自己方法论最好的概括，并认为考夫曼“所描述的不正是辩证方法吗”②？为什么从叙述方法便容易将马克思理解为唯心主义的哲学家呢？叙述方法到底是什么意思？叙述方法其实就是一种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是以理性的方式反映或再现具体的方式，具体并非是现存世界本身，而是一种思维规定了的“具体”。这一点的确是卖弄起黑格尔逻辑学中的观念，在黑格尔看来，“质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如此等等，——人们看到、摸到的东西，是一个被规定了的质料，即一个质料和形式的统一体”③。那么，这种形式在马克思的“价值形式”中是如何描述的呢？
马克思是通过这样一条线索加以说明的：异质性的质料进入到社会规定，并构造了一种抽象形式化的世界，最终货币在其中成就了绝对主体的地位。在价值化的世界中，铁、麻布、小麦这些物作为日常的自然形式，却在现有的交换社会中，被我们轻易地指认为“商品”，并拥有着表现的形式，即价值形式。不过，作为自然形式的物，如马克思所说，无论你如何反复颠倒观之，这些物中根本不可能“天然地”具有价值的属性，那么这种价值形式如何赋予这些物，并成为其规定性的呢？依据马克思的看法，其得以成立所需的前提是，它们作为抽象的人类劳动的表现，而这也意味着劳动产品与劳动产品之间的相互表现，因而，“从商品的交换价值或交换关系出发，才探索到隐藏在其中的商品价值”④。以20码麻布=1件上衣为例，上衣便成为麻布的等价物，上衣在这个“=”式中是被动地处于等价形式的地位。麻布的价值在这种不同的劳动产品之间进行交换时，才体现为“上衣”，这个表现“=”式实质上是劳动之间的相互表现，也意味着两种不同的物被设想为拥有“同一性质的物”。这是马克思在“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中所呈现的第一次“物”的不同自然形式经过表现“=”式之后，被一种抽象的“同一单位”(价值量)给消融了，作为自然形式物的质料在相互表现中被重新“规定”了，物成为了商品物、价值物。随之，在“总和的或扩大的价值形式”中，马克思将后面的等价物或者说表现物作了一个无限性的勾勒，即那个处于等价形式上的1件上衣可以替换为“10磅茶叶”、“40磅咖啡”、“2盎司金”等等，后者作为一个无限构成了“=”式，并充当表现的等价物。自然形式的异质性的物都成为了一个等价形式，异质性的物所体现的具体的劳动，现在“只是一般人类劳动的同样多种的特殊的实现形式或表现形式”⑤。但是，显然这是价值形式的进一步丰富，构成了一个无穷尽的价值表现系列，同时也是多种多样物的自然形式的进一步退隐，当不同的物在交换，同时存在一个等价物来表现自身的价值，并且每一个新的劳动产品都指向同一等价物时，这个过程便进入到“一般等价形式”。显然，作为相同的价值形式在商品交换中是得到普通认可的，也就是说，作为公共的价值形式是一种社会规定的存在。而第四种价值形式“货币形式”相应于第三种形式并没有质的差别，只是由于人们的社会规定又进一步赋予金这种物品以特殊的形式，并在商品中表现出一种“绝对主权”的地位。
显然，从物的自然形式到拥有同一的价值形式，根本的秘密是物是如何被形式化的。当我们通过上述对价值形式进行“复盘”的时候，并非是真正要讲出货币是如何产生的，而是在讲价值形式的时候，已经预先设定了私人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的机制作为前提。乍一看，仿佛这种交换的社会成为了一个先验的结构，在价值的围城中，我们看到“具体”已经是打上了价值形式规定性的“具体”，这一点恰恰是马克思在“价值形式”一节中，所呈现出来的“表现社会”所凸显的“先验结构”的特征。具体来讲，这种社会又集中体现为如下的特点：一个是价值化了的世界中，使用价值已经成为价值的表现形式，而不是相反；另外一个则是具体的劳动成为了抽象劳动的表现形式。①也就是说，内容成为了形式的表现形式，形式规定内容成了主导法则。马克思在价值形式中，确实呈现出了黑格尔的“逻辑学遗产”：第一，遵守着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一性原则，内容的世界总是形式化的，物质的世界总是精神化的，排除了溢出形式的非同一性的质料。第二，形式(抽象)的结构与内容(质料)世界的同步发展、完全平行的原则。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抽象)来讲，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质料)就按照范畴抽象的霸权运行，资本作为主导范畴建构现代世界，成为了“以太”，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无限地建构起“=”式链条。因而，在这个意义上讲，谈论资本对现代法政的建构并无不妥。但是，用这种总体性、单一的价值形式化的、资本的视角来理解现代世界的运行机制，必然会遮蔽掉现代生活的多样性。第三，形式成为了质料追求的一个目的，价值在人的生活世界通过“=”式实现其相互表现的潜能，现实生活世界似乎已经达到了一个形式化的终结，但是，这是一种抽象的伪和谐，或者说是资本所追求的和谐，而非人的生活本身的和谐。
这是将“形式”置于前提地位以进一步理解现实生活的道路，的确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给人的总体印象。可以说，不理解形式根本无法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运行机制，无论是生产、交换、分配还是消费领域，都必须从价值形式这个视角切入，这样我们便能够明白，为什么马克思反复强调《资本论》“价值形式”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并认为不认真对待这一部分的人一定是浅薄的人。②价值形式的整个内在的“=”式所呈现出来的表现机制，异常丰富地涵纳了资本主义的特征，但是如果仅仅陷入在价值主导的围城世界里面，虽然能够从价值层面对围城之中的生活加以分析，并言之合理，但这只是一个说围城生活故事的叙述逻辑，这条叙述逻辑虽然被《资本论》的研究者反复地加以征用，似乎任何的学术新思潮都能够得到这条逻辑的拥抱，诸如生命政治来了，那么也能够勾画一幅资本对现代生命无孔不入的全面统治。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研究马克思为了什么？就为了能够将现代资本主义出现的种种新的现象、思潮统统放置到马克思叙述方法所展现的价值围城中，并公式化地开列出现代人存在境遇败坏的最终根源？显然，这只是一个方面，而且只是马克思要逃离出来的那个“价值世界”的法则。说得严重一点，可能当我们在津津有味地谈论资本逻辑、推演价值形式主导人的存在方式的时候，我们谈论的不过是一部已经糟糕透顶的资本主义这部电影中的情节。但是如何更换掉这部分令人厌倦的资本主义影片，并逃离这部电影所附加给人们的约束，却被我们错过了，这种革命、解放的议题被各种资本逻辑的现代性批判彻底遮蔽了。从而，我们的研究仿佛有一个“模板”：用统一的资本逻辑分析资本主义“坏世界”，却让解放在思想的领地随意溜走，这最终的原因就是我们将叙述方法当作了《资本论》唯一的方法论，并用这个方法来解释世界，但是，“坏世界”依然坚固，看不出有任何改变的迹象。
二 研究方法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批判我们通过上述对价值形式建构的分析，阐明了叙述方法内在的缺陷。但是这并非说，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必须抛弃所有形式规定，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抛弃了花的概念，我们无法指认一个物体为花，离开了价值化了的现代资本世界，我们也无法指认一物为商品。个人对于形式来讲毫无“自由意志”，他们只是这些形式、关系的产物和经济范畴的人格化。展开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通过“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这些形式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
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①。由此出发，构成了我们对现代社会的分析的入口。但是，价值形式一旦发展到货币形式，作为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范畴成为人们“客观的思维形式”，研究也就只能是基于这种形式规定的“具体”。陷入到叙述方法而无法自拔的马克思阐释者，总是将“具体”从形式赋予的角度来理解，但是，研究方法要讲的则是具体向形式抽象的机制到底是什么，这需要高度的“抽象力”。一旦我们没有注意到研究方法的要求，而是将叙述方法当作现实展开的过程，从逻辑上讲，这些阐释者与这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便是一致的，是遵循了抽象到具体、形式到质料的思维逻辑。
对此，马克思提醒我们注意的是，叙述的方法与研究的方法并不相同。叙述的方法是我们要给我们所展示的现代世界的样子一个清晰的描述，犹如语言学上给我们构造了一个“能指世界”，它的起点是抽象。但是，研究方法不是这样的，研究方法要关注的是“所指”、质料，因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②。这是一个从“具体”走向“抽象”，对直观和表象的材料进行抽象化的过程。在伊利延科夫看来，“《资本论》就只有就叙述已有成果的文学风格来说是有教益的，而就取得这些成果的方法来说是没有教益的”，由此，“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就不应当在分析《资本论》的基础上来介绍，而应当在分析研究草稿、摘录、概述，以及马克思在首次直接熟悉经济事实的过程中头脑里所产生的设想的基础上来介绍”③。这个判断是让人生疑的，一方面，伊利延科夫认为《资本论》根本就不是按照研究方法来进行的，它是马克思作为个人已经预先承认了资本主义结构，并在其中描绘资本世界的过程；另一方面，他也认为研究方法没有什么教益，《资本论》这样的成熟著作不会再告诉我们这样的东西，而应该到一个非成形的各种探索性的文本中去寻找。事实的情况到底是如何呢？《资本论》中没有呈现出研究方法吗？当然不是。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表达了从“具体”走向“抽象”的进程，但是要认识具体必须对自身的经验主义的认识论进行反思与批判。以价值形式为例，其等式所蕴含的“表现”机制是说20码麻布“表现为”1件上衣，而不可能是20码麻布“等于”1件上衣，上衣与麻布之间是不同的东西。“=”式右边只是用来表示左边的一种特征，左边的“具体物”则是“多样性的统一”，因为“=”式是一个无限的链条。这里的“抽象”或者说使得“=”式形成的动力不是纯粹思维，也不是单纯的思想活动，反而这个抽象是不以人的感觉是否能够认识到、并在感觉与经验之外具有自主性的存在，诸如抽象劳动。这里的“抽象”就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社会里，人们私人劳动将被赋予的社会形式的客观特质，这便是通过叙述方法显示出来“形式规定”。同样，“具体”也当然不是现实在意识中直接反映出来的感性形式，这与我们靠经验主义得来的具体完全不同。研究方法所要彰显的方法论原则是，在认识与现实之间，并不是感性直观的“给予”，而是通过社会形式对具体的统摄性的追问。所以，对于社会形式作经验主义的批判，便成为研究方法首先要指明的思想任务。诚如阿尔都塞所看到的马克思哲学的首要特征便是对经验主义所展开的批判。在古典哲学的认识论中，经验主义占据着主流的位置，它在认识上刻意模糊了认识对象与现实对象、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差异，因而这种认识论始终将理论指向的对象当作了实在本身。“对现实的思维和这种现实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但这是一种认识的关系，是认识的一致或不一致的关系，而不是现实的关系”④。对这样一种认识论的批判，恰恰就构成了对马克思自己“叙述方法”限度的解释，也就是说，研究方法是从存在论的视角给予客体优先性，而“叙述方法”则是基于认识论的方案化约掉现实中客体的异质性，必然丧失掉对现实生活本身丰富性的认知。研究方法所指明的从“具体”出发，实质上是对既定主体的关注，任何形式、范畴都只能认识到“这个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①。
于是，研究方法随后进一步指向“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在根基上展开对“价值形式”构造原则的批判。在价值形式的“货币形式”中，货币对现代人的生活构成了一个“闭环”，似乎只存在能够用货币表示的量的多少，它预设了客体将完全一点不落地进入到货币形式中，货币形式展现了哲学中的“同一性哲学”的特质。关于这一点，桑德尔在《金钱不能买什么》的引言中便描绘了此种“同一性”的强化，“有一些东西金钱是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待价而沽”，他还罗列了“医生的手机号码”、“著名大学的录取”、“牢房升级”这些被价值化而形成的新商品。②用一句俗话来讲，只要有需求，任何东西都可以有价值形式。但是，这样一种价值形式的阐发，还只是在一种交换领域的意义上来谈论的。实质上，价值形式的机制必然指向对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批判，因为这是物转变为商品的“熔炉”，也是批判的彻底化方向。随之，我们便可以看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是以“所谓原始积累”和“现代殖民理论”收尾的，初看起来，这样的叙述结构的逻辑安排显然是混乱的，诚如哈维的看法，“在一本主要讨论作为一个封闭经济系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书里，去讨论对外贸易以及殖民贸易和开拓，这似乎是矛盾的”③。但是，这两章的安排仿佛是与前面章节呈现叙述方法的写作相互冲突。当然，我们设想，马克思这样的安排，是因为人们对他运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避免了叙述方法容易将资本主义作为“非历史性”的先验结构的误区，通过原始积累我们将打破经济学家如下的谎言，“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或者说，“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④。按照马克思的分析，资本主义哪里是什么天然如此，它是一个创造的过程，“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⑤。这种分离充满着杀戮、肮脏，绝非田园诗般的东西。研究方法正是要告诉人们回到社会现实的本身，去追问现实之成为现实的形式分析，这个形式在马克思那里是有着社会属性的，但是叙述方法强调的却是好像不依赖任何社会关系而存在一样，而马克思将这种表现机制看作是始终受限的、被动的，从而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实现了“颠倒”。总之，研究方法将叙述方式展现出来的起决定作用的形式，只是在叙述上看起来如此。脱离了形式的“社会属性”的考察，叙述方式所描绘出来的“价值形式”只能是一种对人类否定的逻辑，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古典政治经济学都陷入到了这种逻辑中。
三 从“资本的思维”中撤离与解放理念的建构依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叙述方法是一种“同一性”的叙事，是以“资本的思维”来看被其统治的社会及人的存在境遇。而研究方法则是对研究对象的异质性、开放性的强调。当考夫曼在学术方法上批评马克思是唯心主义哲学家时，马克思表示接受便可以理解了，因为这种同一性叙述只是属于叙述所显示出来的样子。而当考夫曼说他在经济批评中是无比的现实主义者，也正是将视角从古典经济学家的“范畴”拨向“现实”的一端，考夫曼的批评反而以“错误”的方式“正确”地理解了马克思。由此，要避免在学术研究中以“叙述方法”或者说以“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来解读马克思，并要回到马克思对于其辩证法方法的指认，“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①。相反的意思当然是反“同一性”的辩证法。当然，这也吻合了“研究方法”所要求的，真正地对“具体”、既定的资本主义社会这个“实在主体”进行研究，而非将马克思哲学所勾画的“表现机制”强行认作是“实在主体”的运行逻辑。一旦将马克思自己的研究方法错置为叙述方法，便会导致我们乐此不疲地阐发资本逻辑的同一性、强制性的一面，而作为马克思最为关心的解放议题却没有得到足够的挖掘。为此，需要重新回到马克思自己的“研究方法”上，从研究对象的异质性视角切入来重构马克思“解放”理念研究范式。当然，这里只能从以下三个视角来反思目前三种颇为流行的解读模式，以试图彰显出新的研究方式的转向。
首先，从解放主体的视角来看，在现存的马克思哲学研究中，主体是被置放在价值、资本所主导的围城中加以阐发的。这些话语主要从一个否定主体的价值世界、资本世界出发，将社会运行逻辑等同于资本的运行逻辑，将社会主体看作为资本增值的主体、工具，从而强调价值形式的社会所呈现的“先验结构”对主体的塑造，其实也就等于说，根本没有主体的存在，仅存的不过就是“资本主体”。对此加以论证便是从商品交换社会展现出来的个体并非是自由的，“劳动力占有者没有可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而不得不把只存在于他的活的身体中的劳动力本身当做商品出卖”②。主体与物一样可以度量、可以交易，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也受着物与物之间关系的统治，从而将资本化、价值化看作为人们无法驾驭的、独立自治的力量。但是，这样一来，“主体”如何可能？怎么还会有革命的意识并成为革命主体的阶级存在？西方学者更尖锐地指责卢卡奇设想以灌输的方式施加革命意识，但是，灌输者自身不也在这个价值化的世界之中吗？之所以走到了这个理论的封闭胡同中，在于我们从一开始的出发点就已经是对人的否定的“资本”、“价值”之类的特定关系，已经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当作一个前提进行论述了。这与马克思曾经批判过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将“资本主义社会看作自然的”其实没有什么实质的差异，本意是要从马克思视角寻求破解资本主义的方案，却在理论研究的一开始，就将资本看作统治一切的力量，否定了资本对主体的“非同一性”空间的存在，相信主体的全部可以一点不落地进入到资本、价值化的世界，这是“资本的视角”，而不是主体的视角。之所以如此，就是按照马克思的叙述方法里面蕴含的黑格尔辩证法，去理解资本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同时参照黑格尔，黑格尔确立的主体与精神之间的关系，设定了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就是精神，而在当今不过是将主体的内在规定性再一次设定为资本而已，这哪里还会有摆脱资本解放的理念、主体？在这点上，我们同意阿多尔诺的判断：“服从辩证戒律的人不得不为经验的质的多样性而付出高昂的代价，辩证法造成的经验的贫穷激怒了健康的见解。”③为此，要摆脱资本作为主体内在规定性的维度，要相信主体内在规定性之于资本规定性之间并非一致，资本规定仅仅是在价值化围城世界中表现为人的规定性，主体之于资本，还存在大量的“剩余”，正像概念不能穷尽客体，资本也不能穷尽主体。“做马克思哲学”就是要从“肯定”人的视角出发，从主体对资本的“非同一性”的意识、抵抗方面推进马克思未曾完成的解放任务。
其次，在马克思哲学研究中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解放便是建立在“资本的自否定”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来讲，就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运动规律中存在着资本再生产的矛盾模式：利润率下降趋势、不同生产部门的消费不足以及比例失调等。它们进一步表现在周期性的危机和朝向这些危机强化的长期趋势中，从而必然迎来资本主义的大崩溃。资本主义在其封闭的系统中呈现出自我消亡的规律，但是，主体可以丝毫不介入而让资本主义自动地长成社会主义吗？显然开出这些无法兑现的支票并无益处，对存在于当下处境中的主体来讲，解放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紧迫、更为明显，但如何进行呢，主体如何介入进行呢？一种观点认为，资本只是人创造出来的，资本是一种从属的关系，它推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服从于资本的逻辑。如果资本存在危机，那也是因为我们对资本的、价值化的逻辑规则的“不服从”，即我们始终对资本逻辑、对价值主导的运行法则保持拒斥。对于我们人的行为来讲也是一样，当主体改变自身的行为，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并非全部是资本规定的，那么，制造资本的力量当然就会弱小下去。这一方面的代表便是约翰·霍洛威，他认为，“我们是人类而不是机器，我们是拥有生活和爱、我们的孩子、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父母的人。我们要保持人的生命价值，和我们的朋友聊天、坠入爱河，从而变成转换资本的动力，资本家的反转、将资本变成了一种从属的行为。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要成为人类，所以另一个世界的具有的可能性、另一种人的劳动行为、另一种人与人相互联系的方式的革新都是有希望的”。①当然，霍洛威从主体劳动行为方向的改变来弱化资本的想法肯定会有一些成效，但是，他依然没有读懂马克思在“价值形式”中的分析，资本“同一性”实现只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基础之上的，为此，解放则是需要主体积极瓦解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才能加以推进。
最后，马克思的解放是要建构一种人类新型文明，但是，他是基于对当时欧洲展开的既定的社会实情之丰富内容的研究，从而叙述了这一特定内容之形式的“资本逻辑”。那么，虽然今天“资本逻辑”依然在全球不断突破其边界而形成统治性权力，但是，叙述方法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外在的形式，马克思的辩证法拒绝将这种抽离了内容的“形式”强加给某一“既定主体”，如阿多尔诺所说的，“辩证法是始终如一的对非同一性的意识。它预先并不采取一种立场”②。哲学的反思恰恰就是要在概念自身对非同一性内容给予足够的意识，因而，马克思始终认为，资本逻辑并非是能够作为一个外部反思的形式化的工具，可以不顾及“既定主体”之内容而得以成立解释原则。正如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说，“关于原始积累的那一章只不过想描述西欧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封建主义经济制度内部产生出来的途径”，但是，如果“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路”，那么，“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③。因而，在给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的二稿结尾处，马克思认为，“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国家靠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的剥削”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对俄国寻求发展的新文明型态的态度，并非是摧毁所谓的资本逻辑，而是指向了国家这种权力结构，显而易见，马克思没有将这种叙述方法呈现出来的资本逻辑作为“超历史的公式”。这给予我们的思想教益是，今天学术界的当务之急，并非是以资本逻辑来继续对既定的主体进行形式化分析，而是要以《资本论》展开对此类分析模式的彻底反思，进而寻求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建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