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特尔特上台后，中菲关系走出“南海仲裁案”的低谷，如菲律宾媒体所称，进入一个“黄金时代”。^①南海问题虽然有所降温，但仍然是影响中美、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敏感议题。菲律宾鼓吹的“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场话语权之争，是菲律宾提升其南海话语合法性的重大行动，是话语权斗争领域“以弱欺强”的一个典型案例。在“南海仲裁案”中，菲律宾通过媒体传播，渲染受害者形象，表达小国悲情意识，使中国陷入其营造的“话语暴力”中。菲律宾对南海问题的话语合法性构建的策略对于其提升南海话语主动权、赢得对华关系的谈判筹码起到了重要作用。

虽然当前中菲关系转暖，南海话语合法性的博弈有所缓和，但这一现实问题的重要性与潜在的冲突性远未改变。实际上，杜特尔特并未放弃南海仲裁的裁决结果，他只是认为需要经济合作优先，讲时机、有策略地运用裁决结果。反观菲律宾在“南海仲裁案”中话语合法性的舆论造势及其给中国带来的被动应对的局面，本文试图分析2016年7月至2019年7月菲律宾媒体关于南海问题的新闻报道，挖掘其建构话语的框架与策略，从而加强反思与前瞻意识，为将来更好地掌握南海话语主动权做好策略准备。

国外学者较少从媒体或话语的角度对南海问题进行研究，国内则不乏对美国政府、智库与媒体上有关南海话语的研究，相关学者指出美国把“自我”定义为“规则维护者”和正义化身，把中国定义为“竞争者”和“挑战者”，而把菲律宾等东南亚盟国定位为弱国身份。^①菲律宾南海话语的研究更多从传播学和语言学的角度对菲律宾相关媒体报道内容进行分析，而关于国际政治视角的话语权力博弈方面的分析则相对薄弱。^②

本文运用国际政治与传播学交叉研究视角，在甘姆森“诠释包裹”框架理论基础上，分析菲律宾南海话语合法性构建所使用的框架和策略，从而提出中国的南海话语构建的对策思路。

一 媒体话语分析的理论框架

作为把社会学建构主义^③运用到媒体研究的先驱——威廉·甘姆森认为，媒体的话语和舆论之间是两个互动的系统。一方面，记者通过运用特定的语言和消息源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把外在的事件和消息在一定的语境下呈现；另一方面，公众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个体又会积极地解读媒体提供的信息，从而形成个人对外在事物特定的观点和印象。^④因此，在我们的生活中，通常存在着三种现实：第一种是外在的客观存在的现实；第二种是我们脑海里的现实图像，这是我们主观上的现实；而在这两者之间的第三种现实便是媒介化的现实(或称为“符号化的现实”)。^⑤作为一种中介，媒介建构的现实影响着人们对外在事物的想象。特别是对于国际新闻来说，大部分人对国际事件的了解是通过媒体获得的，因此媒体如何描述和报道国际事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⑥

因此，甘姆森认为，媒体的建构在本质上是一种文化实践。影响到媒体建构实践的因素是多样的，既包括外在的政治经济因素，例如媒体的所有权、广告商等；也包括新闻室工作制度、编辑和记者的关系等内在因素。^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认识到：没有所谓客观的新闻存在。^⑧作为一个大的议题文化的一部分，媒体话语通常包含了一个“诠释包裹”(interpretive package)。^⑨这个“诠释包裹”包含了一种特定的内在的结构，即框架、显义手法和处理对策，在其核心位置的，便是“框架”(frame)，而显义手法和处理对策，则包含了隐喻、描述、短语、论据以及视觉影像等一系列象征符号。按照吉特林的说法，“媒体框架”是一种记者报道和组织材料的结构，它通常不用说出来，或许很多记者也未认识到它的存在，但它确实存在，并影响我们所看到的新闻。^⑩

因此，运用“诠释包裹”框架理论来分析菲律宾的南海话语的构建，一方面我们需要寻找菲律宾媒体话语中的“框架”，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去关注其在建构过程中所运用的话语策略。

二 菲律宾媒体南海话语合法性构建的框架

菲律宾有一大批可以独立发布英文报道的媒体，这在南海话语传播中具有语言优势。《菲律宾星报》和《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是菲律宾发行量和订阅量最大的报刊媒体，对南海问题的报道具有较强的民族主义情绪，代表中方立场以及中立的内容较少见，其网站的网友参与度较高。《菲律宾星报》还开通了一个南海问题专版。《马尼拉时报》是菲律宾历史最悠久的一家英文报刊媒体，具有较强的西方文化色彩，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所持立场较前两者中立。《马尼拉公报》的观点也比较中立，虽然是以菲律宾立场为主，但有不少对中国较为正面的报道。《菲律宾世界日报》是华人中文报刊，南海问题的报道很多转引自新华社，更多体现中方立场。总体上，菲律宾媒体在南海问题上形成话语合力，但不同媒体又存在态度差异。下文将对2016年7月“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宣布之后《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马尼拉时报》《马尼拉公报》四家英文报刊的南海话语报道进行框架分析。

我们发现菲律宾媒体在南海议题报道上主要包含了“受害者”“守法者”“合作者”三大框架(见表 1)。菲律宾通过凸显自身“悲情”“理性”“法治”“民主”“正义”“合作”的形象，全方位构建其南海话语的合法性。

1. 受害者框架

在话语权斗争的过程中，话语权的强弱通常与国家的软硬实力相联系。大国、强国有助于在物质层面上提升话语权。然而，在现实主义“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下，美国与周边国家从各自利益出发，极容易产生同情弱者、打压强者的集体潜意识。情绪策略的运用在话语权斗争中具有重要作用，菲律宾充分演绎“大象和老鼠”的悲情故事，装扮成悲情英雄，从而产生“以小博大”“以弱欺强”的话语主动权。这是菲律宾媒体极力打造受害者框架的动因。

菲律宾媒体在南海问题上通过受害者框架，把自己描绘成弱小、被侵犯、受欺负、受委屈的形象。菲律宾的悲情剧本开始于中国“欺负”菲律宾这个弱小邻国，菲律宾渔民权利被中国“侵犯”，于是菲律宾无奈将中国告上法庭，并赢得国际仲裁，但是中国仍然限制菲律宾渔民捕鱼。菲律宾的受害者框架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内容：

第一，菲律宾媒体指责中国对黄岩岛的“入侵”。菲律宾媒体刊文指责中国2012年“入侵”黄岩岛，认为没有中国古代地图显示黄岩岛或南沙群岛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①。

第二，菲律宾媒体报道菲渔民“被迫离开传统的捕鱼区”，渔民权利受到中国“侵犯”。菲律宾媒体通过对渔民的采访，抱怨“他们(中国)在这里不保护我们，不久前，他们用水炮攻击我们”^②，从普通渔民的角度诉说“悲情”，极易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

第三，菲律宾媒体称中国对菲律宾进行“军事威胁”。菲律宾媒体频繁报道中国在南海的军事演习，详细介绍中国武器装备的具体型号。《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马尼拉时报》在2016年7月用了大量篇幅报道中国是否设立南海防空识别区的问题。

2. 守法者框架

菲律宾媒体为菲律宾营造出一副法治、正义、理性的形象，构建菲律宾占有南海岛礁是“合法”“合理”的“共有知识”，实现其对南海的话语权力。菲律宾媒体构建的守法者框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点：

第一，菲律宾媒体认为菲律宾提交“南海仲裁案”是因为中国“侵犯”菲律宾的权利，菲律宾“与中国谈判的可能性已经殆尽”，无奈才把中国告上法庭，中国不出席诉讼并不会剥夺法庭的管辖权。^③

第二，菲律宾媒体认为中国的历史诉求没有国际法依据。“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中国历史上曾行使对南海水域或其资源的独占控制权”^④。“‘九段线’主张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甚至认为“中国最大的要求只能在海南以外200海里”^⑤。中国“无视”国际法的行为激怒了许多国家。中国在南海的大规模捕鱼，违反了保护脆弱生态系统和濒危物种栖息地的义务。

第三，菲律宾作为“守法者”“得道多助”，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欧盟等支持“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呼吁中国尊重国际裁决和国际法。菲律宾媒体不遗余力地报道美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七国集团会议等各方对菲律宾南海话语合法性的支持(具体见表 2)。

3. 合作者框架

“南海仲裁案”展现一个冲突性议题，裁决结果并不能够改变南海的现实状况。此案导致菲律宾在地区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关系的紧张，但是，菲律宾需要搭乘中国“一带一路”的东风，加强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这是其媒体努力寻求一个超越冲突的合作性框架来展现菲律宾友好、和平形象的动因。

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媒体从中菲对立的叙事框架向“中菲友好”“中菲共赢”的话语转换。菲律宾媒体合作者框架呈现的主要内容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暂时搁置主权争议，但并不意味着菲律宾会放弃对“西菲律宾海”的主权。^①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和中国之间的对话可能会拆墙，但不会立即移山”，“菲律宾何时行动以及采取什么行动，这是战略和战术的问题”。^②菲律宾媒体呈现的是一个既有主权原则又有现实灵活性的合作者框架，而这个合作是杜特尔特小心翼翼维护中菲友好关系的结果。

第二，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解决经济贸易和投资等非争议性问题，加强双边磋商机制、东盟多边会议中的合作机制的建设。菲律宾与中国的合作主要体现在农业、渔业、能源、旅游业等方面，这种合作是互惠的，中国将从菲律宾进口更多的水果和农产品，投资更多的基础设施，而菲律宾总统则宣布愿意与中国分享“西菲律宾海”的石油。菲律宾渔民被中国允许在争议地区捕鱼，这归功于杜特尔特的和平外交。

第三，停止与美国的军事演习，不希望引起中国的敌意。在裁决结果出台后，杜特尔特宣布停止菲律宾海军和美国海军联合巡逻，重申菲方尚未准备与中国作战，希望菲律宾能更少受美国影响。

三 菲律宾媒体南海话语的构建策略

菲律宾媒体南海话语合法性的构建呈现出受害者、守法者和合作者的话语框架。这三大框架的构建主要使用了包含隐喻对潜意识的调用、二元对立的描述、短语警句的情绪动员、逻辑性数据的运用以及视觉影像的冲击这五方面的策略。

1. 隐喻对受害者潜意识的调用

隐喻是一种语言学的修辞方式，是一种认知手段。隐喻的本质是概念性的，通过潜意识起作用，使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将晦涩难懂的语言转化为通俗易懂的比喻，从而达到潜移默化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①在南海问题上对隐喻的使用很容易调动集体受害者潜意识。美联社文章借用圣经故事“大卫杀巨人歌利亚”的隐喻以及把“南海仲裁案”结果比喻为其他相关国与中国辩论的“武器”^②，这激发了受众悲情英雄的内在情结。

隐喻的使用确实是菲律宾各大媒体表达悲情与愤怒的一大利器。菲律宾参议员雷拉·德利马(Leila de Lima)警告说，如果菲律宾继续向中国“磕头”，菲律宾可能会丧失在“西菲律宾海”的领土要求。^③菲律宾媒体通常使用隐喻来描绘中国，而较少描绘菲律宾本身。《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甚至将中国描绘为新的“西方势力”，“中国的行为就像一个超越国际法的区域霸权”。^④他们用“狼吞虎咽”的词汇描述中国，把中国比喻成抵制听证会的“亚洲巨人”，批评中国“藐视”“南海仲裁案”裁决结果，指责中国把仲裁结果视为一张“废纸”。^⑤

虽然中菲在“仲裁案”问题上矛盾尖锐化，但菲律宾希望搭乘中国“一带一路”快车。杜特尔特上台后，菲律宾媒体加强了合作者框架的构建，把中国比喻为朋友、合作伙伴、好邻居，出现“近邻总比远亲好”“中菲关系黄金时代”的隐喻^⑥，但媒体又爆出批评杜特尔特给中国开“绿灯”的声音^⑦，通过这些正负面含义的隐喻，表现菲律宾对中国在安全上想排斥、在经济上又想接近的纠结心态。

2. 描述的二元对立结构

菲律宾媒体对南海话语描述上呈现出很强的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结构。在受害者框架中，菲律宾媒体把自己描绘成弱小、被邻国欺凌、为了不激怒邻国甚至委屈自己、忍辱负重的悲情英雄的形象，而把中国描述成“土霸”、以大欺小、以强欺弱、容易傲慢和狂怒的野心勃勃的形象。在守法者框架中，菲律宾媒体把菲律宾描绘成为理性、民主、法治、遵纪守法的形象，而把中国描绘成为非法、咄咄逼人、充满民族主义情绪的形象，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动令人不安，中国无视国际法、诋毁联合国小组。另一项对2016年菲律宾《马尼拉时报》的研究也指出菲律宾的“自我防卫”“合理合法”“得道多助”以及中国“欺凌扩张”“无理无法”“失道寡助”的形象构建，^⑧这同样体现了很强的二元对立结构。

菲律宾媒体的南海话语描述的二元对立还体现在对“南海仲裁案”报道上，他们把菲律宾描绘成为胜利方，中国为失败方。菲律宾认为仲裁代表了本国以及盟国(美国)与中国的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竞争。^⑨菲律宾对“仲裁案”的大量报道直接在标题中添加了“胜利”字眼，在2016年7月12日仲裁结果公布后的数小时内，《菲律宾星报》关于《漫长的法律胜利》，《马尼拉公报》关于《菲律宾在与中国对话时不会牺牲赢来的胜利》以及《马尼拉时报》关于《我们赢得了一个巨大的联合国的胜利，那又如何》的报道都直接使用了“胜利”二字作为醒目的标题。^⑩除此，他们媒体报道正文中也充斥着“胜利”的字样。2016年7月13日《马尼拉时报》在《南海的一个变革时刻》的文章中，全文出现“胜利”字眼8次，一位参与“南海仲裁”的菲律宾律师称“这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这是菲律宾的一个非凡胜利”。^①在各大媒体网站的评论中，也充斥着菲律宾民众对于“胜利”的激动。反观菲律宾媒体在报道中国的态度上则大量使用“失败”的字眼，如《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在2016年7月13日发表的《面对中国惊人的失败后，越南面临两难困境》中称中国遭受了“惊人的失败”，中国“暴怒”。

“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媒体把受害者—加害者、合法者—非法者、胜利者—失败者这种二元对立的结构作为一种预设进行报道。在很多涉及南海报道的文章中，都会附加一段“南海仲裁案”菲律宾胜诉，仲裁庭驳回中国九段线的诉求，中国拒不接受裁决结果这样的表述。

3. 短语警句的情绪动员

“名不正，则言不顺”，命名权通常可以起到对所有权的象征作用。菲律宾媒体报道通常使用“西菲律宾海”“卡拉延群岛”“帕纳塔格礁”(黄岩岛)的命名，隐含他们对南海的主权声明索取的诉求，以此增强南海话语合法性。菲律宾媒体还广泛使用口号型用语，在“南海仲裁案”前后，CHexit(意为“中国滚出去”)这一新词充斥着菲律宾的各大媒体以及社交平台，这是一部分网民效仿英国脱欧的口号“Brexit”转用于南海问题上。《菲律宾星报》的南海专栏不定时转载一些网友在推特上带有“#CHexit#”和“CHexit”的留言。在《马尼拉时报》报道的评论留言处，网民的回复也充斥着大量“CHexit”的口号。

菲律宾媒体使用一些生动形象的短语警句，容易激发民族主义情绪，起到加强南海话语合法性的作用。使用“南海仲裁案引发中国民族主义情绪”，“中国对西菲律宾海的人工岛礁军事化非常令人不安”，“岛礁建设激怒邻国”等短语警句，表现菲律宾“受害者”形象和中国“霸凌者”形象。使用“暂时搁置裁决”，“主权悬而未决，但必须感谢捕鱼权”表达菲律宾对于南海主权与裁决结果的态度，表现菲律宾守法者形象。使用“菲律宾不炫耀仲裁结果”，“杜特尔特对北京采取和解软着陆政策”，“杜特尔特出卖菲律宾”，“杜特尔特实行绥靖政策”等警句表达菲律宾忍辱负重的合作者形象。^②

4. 逻辑性论据的运用

在论据的使用上，菲律宾媒体使用大量具有倾向性、诱导性的所谓事实论据，包含事件判断、调查数据与援引国际法案例。如在论证菲律宾“受害者”框架当中，指责中国在“西菲律宾海”是“侵略”行为、中国填海造岛是“环境破坏者”、中国“骚扰”菲律宾渔民。在合作者框架当中，引用重启能源合作、加强渔业管理合作、进行南海行为准则框架谈判、中国提供商业贷款等事实论据。

菲律宾媒体使用的论据主要有四类。第一类是对于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欧盟等盟友支持论据的使用。2016年7月12日—7月22日期间，《菲律宾星报》《菲律宾每日问询者报》《马尼拉时报》与《马尼拉公报》中关于南海问题的报道分别有41、7、22、18篇文章，其中有54%、43%、27%、22%的文章涉及盟友对菲律宾的支持。菲律宾对待“盟友”使用不同的话语策略。对待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国家，主要以报道他们对菲律宾的支持为主，但对东盟国家，菲律宾媒体更多用“东盟应该做什么”的口吻进行报道，表达对于东盟并没有完全团结一致站在自己一边的不满。第二类论据来自于对调查数据的引证。《马尼拉公报》在2017年1月27日报道了2016年12月6日至11日最新的pulse亚洲调查数据，指出每10名菲律宾人中有8人认为尽管杜特尔特改善与中国的关系，政府应继续在有争议的“西菲律宾海”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对1200名成年人进行的全国性调查中，84%的人同意菲律宾应维护在争议地区的权利，只有3%的人反对，12%的人持中立态度。^③第三类论据则表现为对相关国际法案例的援引。例如，菲律宾媒体提及要借鉴1986年尼加拉瓜在国际法院战胜美国的案例，认为他们要团结国际社会谴责中国，迫使中国放弃南海利益。^①第四类论据主要表现对典型人物与典型观点的引用。这些典型人物包含菲律宾政府官员、法官、法律顾问、律师、知识分子、学生团体、渔民等。例如，最高法院高级法官安东尼奥·卡皮奥的亲美观点经常被报道，在某种程度上起到意见领袖的作用。菲律宾媒体较多引用来自法新社、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其采访和引用的许多观点也来自欧美国家官员、学者的言论。

菲律宾媒体在论证的方式上，经常使用澄清与质疑方式。澄清主要体现为对“南海仲裁案”一些相关概念事实的澄清。例如，澄清仲裁庭是不是真正的法庭这一问题，也有媒体比较客观指出它只是为某个案件设立的仲裁法庭，向国际社会提供争端解决服务的一个机构。^②质疑主要体现在对杜特尔特的对华政策、东盟南海政策的批评上，例如，媒体质疑菲律宾在与中国的一份书面协议中，出现中国“允许”菲律宾渔民重新进入黄岩岛的表述中使用了“允许”一词，认为这违背仲裁裁决结果。^③

5. 视觉影像的冲击

地图照片可以直观形象地框定与构建事实，呈现观点与表达价值观。菲律宾媒体通常使用标有“西菲律宾海”“卡拉延群岛”的南海地图，用虚线画出中国南海九段线，而用实线画出菲律宾等国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范围，并清楚标出菲律宾等国对各岛礁的所谓主权占有，有的岛礁在九段线虚线之内，但却在菲律宾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实线之内。^④这样造成“地理邻近”的错觉，营造菲律宾对南海岛礁以及海洋权益的声索符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假象，极容易得到西方国家受众的同情与支持。菲律宾媒体使用中国在南沙群岛填海卫星图片，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咄咄逼人，激怒邻国。^⑤“南海仲裁案”后，菲律宾媒体推出打着“中国滚出去”横幅的抗议者在海牙常设仲裁法庭外展现胜利的图片。^⑥

菲律宾媒体还运用一些生动形象的漫画来表达观点。例如，2017年4月13日《马尼拉公报》一幅新闻漫画描述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满头大汗地捧着一个名为“中菲关系”的易碎花瓶，艰难地蹚过“领土问题”的河流^⑦，非常形象地表达出杜特尔特极力维护易碎的中菲关系的艰难努力。

四 菲律宾南海话语对中国造成的挑战及对菲话语的解构

菲律宾的南海话语产生了较强的议题设置力，这集中体现在对“南海仲裁案”的报道上，这些报道得到美国、日本、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及其主流媒体的话语呼应。根据传播效果的研究，媒体的报道又会影响到公众对相关议题的关注度以及如何看待相关议题。^⑧当国际舆论形成时，便有可能对政策的制定、法律的裁定造成影响。

1. 菲律宾南海话语对中国造成的挑战

菲律宾南海话语合法性的构建给中国带来的话语挑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菲律宾媒体把“南海仲裁案”作为预设进行报道，容易造成菲律宾“合法”、中国“非法”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南海仲裁案”之后，菲律宾媒体的南海报道很少提及自由地、无主地、国家安全、邻近即主权等传统的话语论证方式，而是直接把“南海仲裁案”裁决的一纸结果作为既定事实进行传播，这增加了中国话语反驳的难度。

第二，菲律宾在使用英文媒体、英文语言进行南海话语的传播上具有重要优势。菲律宾拥有多家英文媒体，更加容易向西方传递菲律宾的观点。英文作为菲律宾的官方语言，有助于推动菲律宾与西方大国进行更为有效的话语沟通。

第三，菲律宾媒体在南海话语合法性构建上讲究传播技巧，展现了较强的话语攻势。菲律宾媒体突出报道话语盟友，大量引用西方国家政府、国际组织、西方主流媒体有关南海的舆论，容易形成菲律宾“得道多助”的印象。他们在南海问题报道中存在多元化声音，存在不同观点的辩论，突出知识分子、法官、渔民、学生等不同社会阶层的话语，塑造菲律宾民主、理性、法治形象，给中国造成极大的话语压力。

2. 解构菲律宾南海话语的对策

菲律宾在南海话语建构过程中，通过使用隐喻、预设、澄清、质疑等手段，使用命名与口号，较多地引用数据案例等论据，通过视觉影像增加话语传播的生动性与感染力。这需要中国“知己知彼”，未雨绸缪，主动应对，有针对性地做好以下五方面的工作：

第一，在外交磋商的基础上加强南海法理理据的对外传播。南海问题是国家主权问题，需要从政治高度来把握，用“双轨制”思路来解决。菲律宾在话语论证的过程中预设“南海仲裁案”的合法性，这里面存在相当明显的逻辑漏洞与国际法漏洞。中国可以更多地对外传播中国的历史与法理论据，批驳与解构菲律宾关于“自由地”“无主地”“继承主权说”“临近即主权”“国土安全”“有效占领”等话语。

第二，加强对南海舆情的追踪与管理，主动设置与引领南海议题。运用大数据系统和跨媒体技术，即时追踪南海舆情变化，寻找中外南海认知的分歧与共识，在此基础上，主动设置与引领南海议题，把南海议题从“仲裁案”更多转移到南海资源开发、环境维护等合作性议题上来。

第三，加强与海外媒体的话语沟通和合作。当前我们南海话语在国际上的音量较小，需要加强媒体南海话语的对外传播力度。菲律宾有立场较为中立的《马尼拉时报》《马尼拉公报》，也有华人华文媒体《菲律宾世界日报》，中国可以借力包括华人华文媒体在内的海外媒体，加强与菲律宾媒体以及西方媒体的话语沟通与合作。

第四，提升南海话语传播的技巧与艺术。菲律宾利用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恐惧心理打悲情牌，把自己描绘成为一个受害者。对此中国的回应容易表现愤怒的情绪。适度愤怒情绪的表达，有助于展现中国维护主权的决心和力量，但是需要警惕过度愤怒情绪的表达，因为这可能反而会加深他者的恐惧以及对菲律宾的同情。中国的话语回应要超越二元对立的话语结构，在坚持主权原则的基础之上，硬的更硬、软的更软，更多使用温和、柔性的合作话语。

第五，讲好中国的南海故事。这需要中国尽快确定南海问题中敏感概念的定义和解释，翻译、传播、推广南海历史与法理资料，通过新闻纪录片、电影等途径传播中国海洋生态保护的理念。中国南海故事的讲述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悲情与愤怒、沉默与言说、想象与逻辑、协商与仲裁之间的辩证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