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再写中国伦理学”成为中国伦理学界的一个热门词，一些学者就再写中国伦理学问题发表了高见，有力地推动了同仁们对这个问题的反思。在研究这个问题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可能需要进一步明确，即我们要重写的是什么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这里需要指出，“伦理学”一词是在19世纪末才在我国出现的，而伦理学作为一个学科来建设，严格来说是在“文革”结束后的事。为了论述方便，本文在广义上使用“伦理学”一词，将中西古代思想家不在伦理学名义下的系统伦理思想纳入该词的范围。^①在笔者看来，“中国伦理学”像“西方伦理学”“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一样，至少可以在三种不同意义上理解和使用。我们要再写中国伦理学，就需要对再写哪种意义上的伦理学形成共识，要不然，大家谈论的就不是同一个话题。这个问题涉及学科定位问题，把它弄清楚，对于其他相关学科也有一定的参照或借鉴意义。本文在对中国伦理学的三种意义作初步辨析的基础上，提出我们所要构建的是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中国传统伦理学是一种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应当传承和超越它。基于这种考虑，本文对传统中国特色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和中国特色做了简要阐述，并进而提出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人们使用的“中国伦理学”概念就会发现，它实际上至少是在以下三种意义上被使用，也可以说人们通常是在三种意义上理解“中国伦理学”的，伦理学者实际上亦按照他们的不同理解研究伦理学，虽然这些理解常常不那么自觉或者说没有经过理性的反思。

一是把中国伦理学理解为在中国产生的伦理学。这种理解看重的是中国伦理学产生的地域或它的研究者生活的国度。根据这种理解，中国伦理学就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产生和研究的伦理学，或者说是地道的中国人建立的伦理学。这种理解重视中国伦理学研究者的中国身份，而不重视其内容，只要研究者是中国人，即使他研究的伦理学完全是域外的，这种伦理学就可以冠名为中国伦理学。相反，如果伦理学的研究者不是中国人，即使他研究伦理学所使用的是很地道的中国思维方式、中国研究范式和中国话语体系，他的伦理学也不属于中国伦理学。

这种理解表面看起来并不多，但细究起来并不少。例如，编写中国伦理学(说)史时，我们会把那些研究总体上看不是中式的但其研究者是中国人的伦理学写进中国伦理学史，而不会把那些不是中国人研究的中式伦理学写进中国伦理学史。比如，近些年一些回顾当代中国伦理学的著述，一般都会把研究西方伦理学的成果作为中国伦理学的内容纳入其中。这种对中国伦理学的理解是以伦理学研究者的国别来考虑其伦理学是否属于中国伦理学范畴，而不考察其内容和特色。即使一位中国伦理学学者一辈子研究的全都是外国的伦理学，它的伦理学也属于中国伦理学。这种对中国伦理学理解的积极意义在于它只重视伦理学本身，而不考虑其内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传统，中国伦理学中的“中国”对于持这种理解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一个产地的标识而已。但是这种理解有其消极后果，这就是中国伦理学作为一种具有自己历史文化特色的学科就会逐渐丧失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按照这种理解来研究伦理学，地域特色及文化传统是无所谓的，只要我是中国人，无论我研究什么样的伦理学都是属于中国的，都可以用上“中国”这一标识。如此一来，中国伦理学中的“中国”仅仅表明研究者是中国人，而无任何中国历史文化的内涵。

二是把中国伦理学理解为适用于或服务于中国的伦理学。这种理解看重的是研究中国伦理学的目的，强调中国人研究的伦理学就应该为中国现实服务。按照这种理解，中国伦理学研究为的是适应和满足中国现实的需要，其使命就是服务中国社会道德建设和解决中国现实伦理道德问题。这种理解并不排除中国伦理学可能具有普适意义，也不反对它具有普适意义，但它所关注的是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而不是普适意义。只要它有现实意义，它是否具有普适意义是无关宏旨的。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这种理解所研究的伦理学并不总是标示它是服务于中国现实的，但其内容实际上只适用于中国，不适用于其他国家。

这种理解不只是一种理解，还是一种主张、一种要求。他们的伦理学研究视野聚焦于中国现实，只关注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实际上，在中国，不仅伦理学，还有不少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也如此，它们所体现的是学术民族化主义倾向。随着近几十年来应用学科的兴盛，这种对学科的民族化理解之风越来越盛。这种理解和主张有助于发挥中国伦理学对中国社会当下现实的作用，提升中国伦理学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影响力，但它的问题是过于重视实用性、民族性，而忽视其学理性、普适性，其后果是不利于中国伦理学走向世界，中国难以产生饮誉世界的伦理学大师。如果我们将伦理学界定为研究道德的学问，那么这种对伦理学的理解实际上就是把中国伦理学看作是关于中国当代道德问题的学问。显然，根据这种理解研究的中国伦理学是一种国别伦理学，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伦理学。由于过分关注现实问题，它甚至不能说是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而是一门研究中国现实道德问题的社会科学。

三是把中国伦理学理解为具有普适意义的伦理学，但它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或者说理解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意义上的“中国特色伦理学”。这种理解在肯定伦理学具有普适意义的前提下，重视吸取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合理伦理学内容和中国当代道德实践的经验教训。按照这种理解，中国伦理学就是伦理学，只不过它具有中国特色，包括对伦理学的主旨、性质、体系等的看法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伦理学，也包括所使用的是不同于其他国家伦理学家的话语。这种理解与西方伦理学家对伦理学理解的情形基本相似，西方伦理学家一般都把他们的伦理学视为具有普适性的伦理学，但他们的伦理学事实上具有西方特色。当然，他们的伦理学的西方特色不一定是研究者有意所为的，而可能是无意打上的特定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印记。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理解与前两种理解之间存在着交叉关系。一般来说，这种意义的中国伦理学只能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的中国人才能研究的，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和感受，才有可能在他们的伦理学研究中有意无意地打上中国文化的烙印。这种理解与第一种理解之间的不同在于，它强调中国伦理学的中国特色，而认为不具有中国特色的在中国产生的伦理学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从与第二种理解的关系看，这种理解不否认中国伦理学为中国现实服务，但它也注重它的普遍适用性，强调它既要有中国特色又要有共同的学科性质。

这种理解是把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哲学是一门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学科，作为其主干学科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包括伦理学)在一定意义上具有跨越国界性和跨越时代性。因此，哲学不同于其他一些人文学科(如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严格地说，它实际上也不属于人文学科。那么，根据这种理解所构建的伦理学体系和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就不仅可以运用于中国，也可以不同程度地运用于其他国家；不仅可以适用于它所产生的时代，也可以不同程度地适用于以后的时代。从历史上看，西方自古至今的哲学家以及中国古代哲学家似乎都不是为了某个国家或民族研究哲学，而是为了所有的人研究哲学。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希腊罗马哲学”“西方中世纪哲学”“西方近现代哲学”都是就地域而言的，其意思是说这些哲学产生于不同时代的西方，而不是说它们只是适用于西方的某个时代。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一个主干学科，无疑会具有哲学的这种跨越地域性和跨越时代性，即普适性。从这种意义上看，真正意义的伦理学不论产生于哪个国家、哪个时代都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在某个既定历史时期，不同国家的伦理学家研究伦理学实际上是与同一个国家的伦理学家研究伦理学一样具有普适性，不同的只是，不同国家伦理学家的研究成果总会带有本民族文化和学术传统的印记，从而使不同国家伦理学家的伦理学区别开来。

以上所述表明，对中国伦理学的三种理解，或者说“中国伦理学”一词在使用的过程中所具有的三种意义，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按这三种不同意义来研究中国伦理学，其结果会相去甚远。从我国当代伦理学研究的实际情况看，伦理学学者不仅存在着对中国伦理学意义的不同理解，而且是按照各自的理解去从事中国伦理学的研究和教学的。如此一来，中国伦理学在当代中国实际上并不是一门在其主旨、性质、体系上形成共识的学科，而是在同一名称之下内容和结构差异很大的学科。比如，研究中国伦理学史和研究西方伦理学史的学者通常是把中国伦理学理解为产生于中国的伦理学，研究中国伦理学史的学者一般不考虑中国伦理学的普适意义，研究西方伦理学史的学者则认为中国伦理学不具有普适性，因而不关心中国伦理学而全心研究西方伦理学。这两个领域的学者很少对中外伦理学进行对照和比较研究，更不太关心普适性的伦理学研究。研究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学者则通常把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解为当代中国伦理学，并认为这是一种适用于中国的伦理学，他们的研究主要限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中国化，而一般也不考虑所研究的伦理学的普适性问题。如此一来，今天的中国有中国传统伦理学(近一些年已有了将这种传统延伸到当代的努力，所以通常也称为“中国伦理学”，以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西方伦理学、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三大阵营，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作为哲学分支学科的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至少没有形成阵营。

既然“中国伦理学”有三种不同的意义，而且我国伦理学学者当前也在不同意义上研究中国伦理学，那么，如果我们今天要再写中国伦理学，那就必须明确“再写”哪种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这一点不明确，我们的再写就不会改变目前这种大家各说各话的局面，不可能“写出”真正意义上的当代中国伦理学。笔者认为，今天我国需要再写或构建的中国伦理学只能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也就是说，我们要在人类全球化和我国新时代的条件下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而不是任何其他意义上的中国伦理学。笔者提出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理由：

第一，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就其本性或性质而言既具有普适性又不可避免地具有民族特色，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才能体现伦理学的这种本质特征。伦理学是哲学的一个主干分支，具有哲学的一般本性。自古以来哲学家们对哲学的本性有不同的看法，但比较公认的看法认为，它是关于人类与世界关系的学问，所涉及的是宇宙、社会、人类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显然，哲学不是关于某个民族、国家的学问。哲学可以根据对宇宙、社会、人类之间真实而应有关系的揭示来为解决民族、国家问题提供哲学智慧，也可以以某个民族国家为特定对象研究它的现实问题，但这些都不是哲学的主要使命，而只是哲学的应用或扩展。伦理学作为哲学的主干分支与其他主干分支一起构成一个整体即哲学体系。伦理学作为其中的分支所研究的对象范围实际上是与哲学其他分支相同的，只不过它主要是立足于人类而且主要从道德的层面来研究人类及其与社会、宇宙之间的应有关系。比如，它要研究人类为什么会有道德、人类为什么要有道德、人类怎样才能有道德、人类的道德与社会和宇宙是什么关系等问题。不同民族、国家的道德是人类道德的一部分，伦理学可以对不同民族、国家的道德进行研究，但绝不局限于这种研究，而且它对民族、国家道德进行的研究不同于社会学、道德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是将民族、国家道德问题置于人类道德总体结构中观照和审视。如果将伦理学研究的范围限定在某一个国家、民族，它就不再是作为哲学分支的伦理学，而是某国家或民族的道德学，这种道德学属于社会科学而不是哲学。因此，伦理学像其他哲学主干分支一样，其本性是具有普适性的，这种本性一旦改变，它就不是本来意义上的伦理学。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一些中国伦理学学者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伦理学的民族、国家特色，当伦理学学者意识到这一点时，往往对这一事实有两种态度：一种态度是认同它，并有意识地凸显其民族特色，以给伦理学百花园增添更多的花朵；另一种态度是否弃它，清除民族或国家的烙印，使自己的伦理学同化到那种自己认为是先进民族或国家的伦理学，用其思维方式和语言以至思想文化资源来研究伦理学。后一种态度在我国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流行过，并且多少有些民族虚无主义之嫌。这种态度的最大问题是丢掉了中国极为丰富的传统伦理学资源，这对伦理学发展是一个重大损失，也不利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正是针对这种态度，我们要肯定伦理学的中国特色的重要性。重视伦理学的中国特色，就是要立足于中国伦理学传统、从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视角来提供具有普适性的伦理学，为人类伦理学花园添上中国的一簇似锦之花。

第二，伦理学既具有普适性又具有民族特色是中西伦理学史的学术传统，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才能传承并创新这种学术传统。考察20世纪以前的中西伦理学史不难发现，无论是中国的伦理学还是西方的伦理学都是面对所有人类而言的，未见有针对某个民族或国家的伦理学。

古希腊最著名的伦理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建立的德性伦理学，要么基于人的灵魂，要么基于人特有的本性——理性，而他们眼中的人是所有的人，他们甚至也没有说仅限于自由民，不包括奴隶、妇女和儿童。古希腊罗马的斯多亚派更明确提出要构建“世界城邦”，塞涅卡曾明确强调这个世界城邦的重要性。他说：“存在着两个王国——一个是巨大的、真正的共同国度，神与人都包括在内，在其中，我们不能只照顾世界的这一隅或那一隅，而要以太阳运行的路线来衡量我们的公民身份界线；另一个是我们偶然降生于其中的国度。”^①西方中世纪占主导地位的伦理学是基督教伦理学，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是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基督教受斯多亚派的“世界城邦”和“人人皆兄弟”思想的影响，突破了上帝只与犹太人“立约”的观念，把所有人都视为上帝的子民，以至于黑格尔称中世纪在人的自由平等观念方面大进了一步。西方近代启蒙思想家所追求构建的是“千年理性王国”，这种王国在康德那里得到了重要体现。康德认为所有人都是目的，他们都因为有理性而能够获得意志自由，而有意志自由就能够自我立法和自律。

春秋战国时期的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等最有影响的伦理学家们，他们所关注的焦点是道与德的问题，主要是人的道德问题。他们虽然对人性善恶的看法不尽相同，也承认人天生有智愚之别，但他们并没有限定自己伦理学说的适用范围。孔子已经有了明确的“泛爱众而亲仁”^② “博施于民而能济众”^③“四海之内，皆兄弟也”^④的思想，孟子在发挥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⑤。宋明理学更将仁、义、礼、智等先秦儒家所倡导的道德范畴天理化为天地万物之本原、本体。中国古代思想家不仅有深厚的天下情怀，还强调学者要追求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⑥，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⑦。毋庸赘言，中国古代伦理学家的学术境界和情怀是令人肃然起敬的。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上述所有伦理学家的伦理学都有鲜明的民族或国家和时代的烙印。比如，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推崇德性，把德性视作灵魂的善，而人的灵魂是与作为宇宙本体的目的即善相通的；孔子和老子则都把人的道德视作人对作为万物本根的道的获得，是对道的弘扬或回复。不难看出，古代两个地域完全隔离的伦理学家有着共同的思想内容，而且他们都没有限定其伦理学的适用范围，但他们的思想都有自己鲜明的民族文化印记。古希腊人信奉万物有灵论，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学就是在这种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所以灵魂的善成为了他们的追求。中国远古就有尊道贵德的观念，这种观念在《易经》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易经》中的这种思想成了孔子和老子伦理学的共同源头。由此看来，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其伦理学具有普适性和民族特色是它们的共同传统。

第三，只有同时兼具学科性质和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才能走向世界，为世界伦理学界提供中国道德理论主张，贡献中国道德哲学智慧。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日益强大，文化实力增强并走向世界已经势在必行，甚至刻不容缓。文化包括许多方面和层次，而其中的精神是灵魂和精髓。文化实力的要害在于精神实力，没有精神实力的强大就不可能有文化实力的强大，这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公认。这里所说的精神有其一般意义，但这种意义总是寓于时代，所以文化的精神总是时代的精神，即通常所说的“时代精神”。轴心时代以来，时代精神都是由哲学来提炼和提升的，而提炼是为了提升。对时代精神的提炼和提升，使哲学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同时又成为时代精神的升华。哲学用所提炼的时代精神昭示世人，启迪人们反思，又以提升的时代精神指导人类，引领时代前行。黑格尔说哲学是密纳发的猫头鹰，总是在黄昏才起飞。他的意思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隐藏在复杂社会生活之中而无法感知，它需要哲学来加以总结才能成为一种人们可以把握、可以自觉加以贯彻的东西，而哲学就是要以理论观念的形式将其再现为人们可以把握的东西。马克思说哲学是高卢的雄鸡，总是在黎明时啼唱。他这是指出哲学的意义还不仅仅在于提炼时代精神，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而且还要在提炼的基础上提升时代精神，使之能够预示和照亮人类的未来。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内在分支就是要提炼和提升时代精神的道德内涵，给人们提供道德精神和道德实践的指引，这也正是中国特色伦理学作为伦理学的神圣使命。

在全球化时代，国家是人类的基本共同体，同时世界正在成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天的时代精神既有国家范围的时代精神，也有世界范围的时代精神。这两种精神本应是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世界时代精神应寓于国家时代精神之中。因此，它们并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而是可以贯通的，可以在实质上成为一致的。当代的哲学应是这两种精神的体现，应当成为这两种时代精神的精华和升华。就伦理学而言，只有当它成为这两种时代精神道德内涵的精华和升华时，它才不仅是民族的、国家的，同时也是人类的、世界的。但是，在当代各国的民族文化遗产并不为各国学者所熟悉的情况下，各国伦理学学者不得不在所在国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研究伦理学。体现时代精神道德内涵的伦理学一方面不可避免地会打上国家文化的印记，另一方面也需要他们的伦理学向世界传递民族国家文化的优秀内容。因此，我们今天要重写的伦理学只能是中国特色伦理学，而不可能是其他意义上的伦理学。它要提炼和提升当代中国时代精神和当代世界时代精神，同时也要承载中国丰富优秀的文化内容。作为对当代中国和世界道德生活具有指导力和感召力的完整伦理学体系，它要体现中国道德智慧，也要系统回答当代世界和中国现实生活中的重大道德问题，为人类道德完善提供中国主张和方案。只有这样的中国伦理学，无论是就其学科本性而言还是就其中国特色而言，才能在服务中国社会现实的同时对人类作出贡献，才有可能为其他民族、国家借鉴和吸收，因而也才会真正迈出国门走向世界。

中国特色伦理学在中国历史上就已经存在，中国传统伦理学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它对世界作出了重要贡献，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许多观念和观点已经成为人类的普遍共识。今天我们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应当传承和创新传统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一种全新形态的中国特色伦理学。

人类为什么需要伦理学？伦理学的目的是什么？伦理学肩负着什么样的使命？这些问题可以概括地称为伦理学的主旨问题。它是伦理学学科性质的首要问题，也是任何一种伦理学必须回答的问题。西方伦理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有着种种不同的回答，但就其主导观点而言实际上只有两种：一种是德性伦理学的回答，另一种是规范伦理学的回答。西方德性伦理学是苏格拉底开创的，他第一次提出伦理学所要回答的问题是“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①。在他看来，人应当过德性的生活，而德性是灵魂的善，当获得了灵魂的善时人就过上了好生活即幸福生活。因此，伦理学的主旨就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是好生活和怎样过上好生活。亚里士多德基本上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上述思想，不过更突出了理性对于人的意义，称人为理性动物，而伦理学的使命则是怎样使理性得到充分的发挥。理性发挥所形成的品质就是德性，而德性的现实活动就是幸福。因此，伦理学的使命也就是要研究如何使人获得德性从而获得幸福。近代西方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伦理学不再关心个人的德性，而关心如何使人们不相互妨碍和相互伤害，于是行为的原则问题成为伦理学所关心的中心。于是，利己主义者提出了“合理利己”的原则，功利主义者提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原则，而康德则提出了“形式立法”的原则。与西方伦理学不同，中国传统伦理学历来关心的是人如何成为真正意义的人的问题，即所谓“成人”问题。

据《尚书·舜典》记载，尧曾经让舜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和子孝五种家庭伦常。这种重视使人成人的传统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所继承和发扬，修身成人于是成为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主旨。成人的目标包括从君子、贤人到圣人的不同层次，而成人的基本途径则是修身。孔子最早表达了修身成人的重要性，他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①因此，他提出要“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②。《礼记·大学》不仅提供了“三纲领”“八条目”的修身成圣的路线图，而且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在中国古代，不仅儒家重视修身成人，道家、墨家、佛家也都十分重视修身以成人，成人被中国传统伦理学视为其神圣的使命。西方古代德性伦理学的主旨所要回答的“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的问题在20世纪开始得到复兴的德性伦理学中被还原为“我应该是什么类型的人”^③。这表明，西方伦理学虽然经历过从德性伦理学到规范伦理学的转变，但其主旨最终又复归到成人的问题。这一复归应该可以视作当代中国伦理学应坚持以成人作为伦理学主旨的某种印证。

成人的关键在于使人有道德。因此，道德就成为了伦理学的对象。关于这一点，西方古代伦理学在产生之时就已经有了清醒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在建立伦理学学科时虽然把幸福作为伦理学的指向，但德性(当时所理解的道德)才是他的伦理学的真正对象，因为在他看来，“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④，“幸福应存在于按德性的生活之中”^⑤。在整个西方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伦理学基本上都把道德理解为德性，而德性则是人性的体现，也是人之为人的现实规定性。近现代西方伦理学由于市场经济时代的影响转变了古代道德观，不是从成人的角度理解道德，而是从维护社会秩序的角度理解道德，道德不再是品质的德性，而是行为的规范(一般原则)。如此，道德不再是人性的开发和发挥，而只是所有人都必须遵循的“僵硬的”法则，实际上就是法律的“元法律原则”(哈耶克用语)^⑥。由此看来，西方伦理学虽然历来主要把道德作为伦理学的对象，但对道德的理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伦理学不仅把道德作为伦理学的对象，而且始终都把道德作为人修身成人的追求、结果和过程。

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道德是具有深厚本体论意义的范畴。传统的“道”被看作是宇宙的本体、本根，它主宰着天地万物的生灭变化。传统的“德”是指对道有所得，即“得”。万物都禀赋了道，所以万物都有“性”，道在其他事物那里为物性或兽性，而在人这里为人性。于是“道德”，一方面有本体论的含义，即宇宙中万事万物本来都有道德，因而它们各自独立运行而整体和谐有序，否则宇宙就会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另一方面又有伦理学的含义，即人本来都有道德，因而人类也可以独立自主活动而社会和谐有序。然而，与万事万物不同，人由于有自主性而其本质并不一定体现其本性，有可能发生本质与本性相分离的问题，导致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混乱。为此，传统伦理学提出要尊敬、尊崇道德，使人回归本性、回归人道，或者以本性、人道或作为其体现的道德来规范引导人的行为，以使人成为自觉按道德行事的人。

道德既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也是一种复杂的个人现象。西方伦理学家对道德的认识有一个逐渐丰富的过程，呈现出某种替代或转向的方式。古希腊伦理学家重点关注的是个人的德性，但同时把德性看作善，而善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那里都被视作本体或最高本体，因此那时已经有了德性论和价值论。品质与情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在研究德性时需要研究道德情感问题，苏格拉底和亚里士多德关于友爱或友谊的思想以及所谓“柏拉图之爱”表明，古希腊伦理学实际上已经有了情感论。基督教从犹太教继承的经典《旧约》中包含了丰富的律法思想并受到基督教神学家的重视，因而到了中世纪伦理学就有了规范论或道义论，而规范论在近代取代了德性论而在伦理学占据主导地位。与西方不同，道德在中国伦理学中一开始就被视作是同时具有价值、品质、情感、规范等多种含义的复杂概念。《论语》中大量谈及善，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①“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②等，其中的善大多是道德意义上的。孟子更是将人性视为善的，并认为其中有“仁义礼智”四善端。先秦思想家主要在德性意义上使用道德，如老子的“上德”“下德”“有德”“无德”“孔德”“广德”等术语，孔子的“至德”“有德”“恒德”“德之贼”“德之弃”等术语，都是在德性意义上使用的。儒家的“仁者爱人”^③思想最明显不过地表达了传统道德包含了道德情感的含义，特别是仁爱的要求。儒家所特别关注的伦理纲常就是一种道德规范体系，它们是对人们行为的基本要求。不难看出，中国古代伦理学是融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规范论为一体的伦理学。正是在考察西方伦理学史演变并借鉴中国古代伦理学的基础上，笔者曾明确提出伦理学包括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和规范论四个主干分支。^④以上考察表明，伦理学包括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和规范论四个主干分支，这是中西方传统伦理学的共识，但相比较而言，将道德视作一个整体而同时从四个方面去研究，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不同于西方以重心转移的方式研究道德的不同方面的重要特色。

在中西古代，道德都是与世界本体密切相关联的，以它为对象的伦理学因而成为哲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且在其中具有核心地位。在西方，苏格拉底第一次将道德植根于作为世界本体的善。苏格拉底在阿那克萨哥拉的启发下从根本上调整了以前希腊哲学家探索世界本原的方向，不再从万物的“始因”而是从万物的“目的”去寻找宇宙的“本原”。“目的”才是万物的真正本原，而这种目的就是成为最好的即“善”，所以“善”就是所有事物的普遍本质和终极原因，成为善的则是使事物自己的本质得到充分的实现。既然善是终极原因和终极目的，那么人就要去认识它、追求它，因为“幸福的人之所以幸福，就在于他们拥有善”^⑤。善有灵魂的善、身体的善和财富之类的善，但唯有灵魂的善是最高层次的，其重要体现就是具有公正、节制等德性。因此，只有真正具有德性的人，才是真正善的人和真正幸福的人。显然，苏格拉底的伦理学与他的本体论是完全一体的。苏格拉底的这种将道德置于本体的做法得到了西方古代主流伦理学的传承，但近代却丢掉了传统。西方近代的利己主义、功利主义和康德道义论，都没有了本体论的基础，他们只是从人性(主要是理性)引申出道德，伦理学也就可以从哲学中游离出来了。中国伦理学也有大致如同西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国古代伦理学是与本体论融为一体的，道德被视为对道的德，但这种传统在当代伦理学中丢失了，伦理学越来越实用化，与哲学中的本体论、认识论没有什么内在联系。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一些学者要将伦理学改变为道德学，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学科或者说成为一门社会科学。显然，这样做实际上就毁掉了作为哲学内在分支之一的伦理学。如果从其产生和传统看，伦理学作为哲学的内在分支是伦理学的基本学科性质，而中国传统伦理学将伦理学与本体论融为一体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中国特色。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中国伦理学学者共同努力才能完成，这里仅参照传统中国特色伦理学阐述需要重点注意的三个问题：

第一，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优秀基因并弘扬其中的合理元素。中国传统伦理学既具有伦理学的学科性质，又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如果理性地、深入地挖掘，我们就会发现其中许多有价值的基因和元素，它们都是值得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加以传承和弘扬的。当然，这些基因和元素主要都是以思想理论的形式存在的，其中的许多方面并不一定是传统社会的道德现实。

就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优秀基因而言，至少有以下十五个方面的基本观念：崇道贵德、修身成人、自求多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推己及物、从容之道、和而不同、转识成智、知行合一、民惟邦本、为政以德、其命惟新、协和万邦。这些观念都是中国传统伦理学基于天地之道、人之善性和人类文明概括出来的中国道德文化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不朽基因。它们不仅具有跨越中华民族历史的意义，而且也不同程度地适用于世界所有民族和整个人类。构建当代中国伦理学必须将这些中国传统伦理学提炼和提升的道德基因传承下来，并且使之与新的时代精神和社会实践相融合，从而结出丰硕的当代道德之果。中国传统伦理学中还有一些存在着这样那样问题的基因，这些基因需要根据新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加以诊疗，天人合一、义以为上、见义勇为、忠孝两全等观念就属于这类基因。例如，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虽然追求的是人类与自然的和谐，但这种和谐是今天人类所根本不可能恢复和回归的原生态和谐。因此，这种观念今天需要加以更新。又如，忠孝两全的观念虽然其本义是忠于国家和孝敬父母，但它后来发展成愚忠愚孝，忠于国家变成了忠于皇帝，因而今天也需要转换。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合理元素更是丰富多彩，一些人们耳熟能详的中国名言大多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合理元素。比如，“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君子坦荡荡”“言必信，行必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扶贫济困”“德不孤，必有邻”，等等。所有这些元素不仅仅是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合理元素，而且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元素，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世世代代中国人的生活。

将中国传统伦理学的这些基因和元素融入当代中国伦理学意义十分重大。首先，这种融入可以凸显其中国文化特色，使当代中国伦理学真正成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成为世界伦理学百花园的中国之花，可供各国学者和大众欣赏和选取，从而为人类提供伦理学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其次，这种融入可以使中国五千年积累的深沉道德智慧与全球化、现代化、信息化时代的实用道德智慧结合起来，从而为世界克服现代人类文明导致的种种重大现实问题和走出人类生存危机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案。最后，这种融入可以使当代中国伦理学更接地气，更具有亲和力、感召力，更能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信奉和践行，从而增强其指导力和影响力。

第二，着力提炼和提升时代道德精神。当代中国致力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了从富起来走向强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中国的新时代道德精神是什么，如何提炼和提升中国新时代道德精神，这是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面临的必须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不能提炼和提升中国新时代的时代道德精神，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就不可能构建起来，就缺乏其实质内涵，即使构建起来也不可能指引中国道德前行。在全球化的当代，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正在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今天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将百年大变局概括为五个“百年之变”：全球化进程百年之变、世界经济格局百年之变、国际权力格局百年之变、全球治理体系及治理规则百年之变、人类文明及交往模式百年之变。^①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大步走向世界舞台中央，而且积极履行大国的责任，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那么，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道德精神是什么？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要走向世界，要提供人类道德前行的中国方案，就必须提炼和提升大变局时代的道德精神，而且要将这种提炼和提升与中国新时代道德精神的提炼和提升有机结合起来，从着眼于世界的大变局考虑中国的道德建设，利用中国道德文化的优势提出应对世界大变局的中国方案。

提炼和提升新时代道德精神，给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提出了许多新的挑战。反思当代中国伦理学四十余年的发展我们会注意到，流行的中国伦理学存在着三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一是往往落后于中国时代的发展，不能及时提升时代精神，甚至也不能准确地提炼时代精神，未能有效指引中国道德实践。二是只考虑中国的问题，缺乏世界眼光，不能及时回应当代世界问题，中国伦理学只能适应中国不能适应世界。三是中国伦理学没有充分传承中国传统伦理学的优秀基因和合理元素。现存的这三个突出问题使中国伦理学既缺乏学科性质又缺乏中国特色。导致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伦理学忽视对中国和世界的时代道德精神提炼和提升，缺乏这方面的意识，也缺乏这样做的能力。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构建必须着力解决这种意识和能力问题，使当代中国伦理学真正从跟随现实转向引领时代。

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尤其需要关注当代人类面临的严重生存危机，为人类走出生存危机提供有效的中国方案。今日世界确实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如果把目光投向自14世纪以西方文艺复兴运动和市场经济兴起为标志肇始、从西方扩展到整个世界的六百多年的现代化运动，我们就会发现当前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现代化运动的必然结果。隐藏在这种大变局背后的深层因素是市场经济和现代科技，是两者融汇而成的无坚不摧的巨大资本力量。正是这种力量引起了今日世界的全球化、科技化、信息化、世俗化，带来了高度的物质繁荣和极大的生活便利，但同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威胁人类生存的问题。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科技滥用、核武器三大问题，其中任何一个问题都足以使人类毁灭。这些问题虽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也成为世界各国伦理学界关注的焦点，但尚未见得到普遍公认的应对之策。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必须直面这些问题，一方面充分利用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资源提供解决问题的方案，另一方面要引导中国实践做出表率，并向其他国家推广成功经验。

第三，坚守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让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走向世界。伦理学是哲学的主干分支学科，它有自己的学科性质，体现为它有自身特殊的使命、对象、范围或问题域，并因而在哲学中占有特殊地位。整个哲学的使命归根到底是要告诉人们什么样的生活是好生活(幸福)以及怎样过上好生活。伦理学的使命是要直接回答好生活是什么，尤其要着重回答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才能过上好生活。这是伦理学的使命，也是伦理学之所以在哲学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原因。它直接研究回答哲学所要最终研究回答的好生活问题，而本体论、认识论都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服务的，与伦理学相关的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学)的主要使命则是要研究回答构建什么样的社会其成员才能普遍过上好生活。如果我们像中西古代伦理学家那样把道德理解为人性的实现，而人性的实现就意味着好生活，那么成为道德之人就是人过上好生活的充分条件。因此，伦理学要把道德作为对象加以研究。道德是一种复杂的现象，包括价值、品质、情感、规范、行为等各个方面，因此以道德作为研究对象或问题域的伦理学，需要研究所有这些方面，形成完整系统的伦理学体系，以为人们成为道德之人、为社会造就道德之人提供指导。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概言之就是要始终根据时代精神从道德的角度回答什么是好生活以及如何过上好生活。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必须坚守伦理学的学科性质，不能偏离了伦理学的神圣使命而抓住一点不及其余，更不能种了别人的田而荒了自己的地，使伦理学丧失自身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从我国目前伦理学研究的现实情形看，坚守伦理学的学科性质需要着重解决好三个问题：一是伦理学教科书的片面性问题。我国目前的一些伦理学教科书的核心内容是道德规范，即使谈及其他道德问题，也都是为道德规范服务的，道德价值、道德品质、道德情感、道德智慧等问题很少论述，甚至根本没有提及。因此，这类伦理学教科书所讲的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伦理学，而是伦理学的规范论。教科书存在这种偏颇必定会使人误解伦理学，不仅不能为人们成为道德之人和过上好生活提供应有的指导，而且会给新进入伦理学研究的人一种错误的导向。二是把应用伦理学视为独立于伦理学主干学科的伦理学。伦理学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学科体系，大体上可以划分为元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三个层次。理论伦理学包括价值论、德性论、情感论和规范论等。^①应用伦理学是一门运用理论伦理学的原理研究和回答各种现实问题的应用性伦理学学科，它是以理论伦理学为前提的，丢掉了理论伦理学就谈不上应用伦理学。当然，应用伦理学并不是理论伦理学的简单应用和推广，其本身就是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学术研究。但是，不能以为应用伦理学带上了“应用”二字就低人一等，就想方设法摆脱理论伦理学的规导。我们要清楚地意识到，应用伦理学丢掉了理论伦理学实际上就丢掉了伦理学的学科性质，这样的应用伦理学研究还能称得上伦理学研究吗？三是把思想政治教育学科与伦理学学科相混同。我国有一大批从事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和研究的学者，他们中不少人以为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就是伦理学研究，伦理学界不少学者实际上也默认这一点，甚至把自己从事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研究当作伦理学研究。实际上，这两个学科之间存在着重大差异，伦理学需要本体论和认识论作为支撑，而思想政治教育并不需要这样的哲学分支学科支撑。所有这些问题是缺乏伦理学学科性质意识、没有坚守伦理学学科性质导致的。事实告诉我们，坚守伦理学学科性质是构建当代中国特色伦理学的一项基本原则。丢掉了这个原则，我们所从事的伦理学研究及所获得的成果就不是伦理学的，当然也不可能得到国际伦理学界的承认，不可能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