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是如何塑造中国传统科学的？仁智统一的价值观引领了传统科学四个主干学科的发展，同时也导致知识伦理学化的问题；以气释物的自然观把科学研究的自然界看作物质性的存在，但未能对物质的具体结构、形态、运动规律等作进一步探究；阴阳矛盾的方法论突出辩证思维的运用，却缺失了形式逻辑的明晰性；格物致知的认识论肯定对自然之理的探究，而这服务于体认至善之理的伦理之理；会通超胜的互鉴观促进了来自不同文明的科学的融合，但在明清之际衍生出的“西学中源”说则走向崇古守旧；依附经学的知识形态显示了知识辩证发展而形成的独特传统，但科学著作的拟经化也带来某些消极影响。儒学对传统科学的塑造，既有值得吸取的精华，也存在需要克服的缺陷。

从传统到现代，儒家学者习惯于将道德的主体根据化约为人性论。其实，在普遍的哲学层面上，这更是一个规范性根源问题，其意义包括而不限于人性论。晚近，建构主义的兴起为儒家道德主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刺激。不过，建构论的道德自我是设定的，只是作为理性主体而活动；而儒家道德自我则是生成的，较之理性，仁才是更深层的本真性力量。在儒家，作为先天心理机能的恻隐之仁通过道德实践而生成为作为德性的成德之仁——理性无疑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一过程也正是道德主体的自我证成。此一层以活动证成本质的生成论意蕴虽不见于建构主义，却是儒家道德形上学的特质所在。舍此而空谈理性，对于儒家规范性根源问题探讨而言究属皮相。

乐的情感性首先表现为乐引发的个体愉悦的情感体验，这是听者不可免除的情感需求。乐所关联的情感不能一味放纵，要通由礼来予以制衡与归正，如此一来，个体不但能在乐的情感性中成就自身，而且能体谅和满足他者的情感，进而与他者和谐共在。乐具有时间性，在时间中乐得以成就绵延不绝、终始相继的状态，并将天地时序内涵其中。乐在效仿四时、昼夜规律的过程中，如同时间一般持续不断，自我更新，既适应了不同时代的需求，也适应了不同情境下礼的变通与贯彻。乐沟通着天道与人道，形上与形下，得以存养于天地之间，与个体真实的、生生不息的生命密切关联，这促成了乐的生生之性。植根于生生不息的生活，关联着德性的培塑与完善，乐的生生之性给予个体生生不已的动力，也让乐充满生生之气。个体在这样的乐中不断汲取能量，变得有情有义，丰厚立体。

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已经旗帜鲜明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重大成果，但要在学术上和思想上做出与之相匹配的深入具体的阐释，殊非易事。“现代化=西方化”的历史迷思，不仅非反思地存在于一般意义上的“西化派”的头脑中，也存在于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之中。由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以现代西方社会亦即资本主义社会为核心考察对象所建立起来的一般历史理论和社会发展理论，我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长期倾向于认为，作为一种现代文明形态的资本主义社会在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是难以逾越的环节，即便我们已经踏上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仍然有必要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历史的“补课”。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取得成功的密钥，恰恰在于它在完全不同于现代西方的社会基础和文明基础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社会理想，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开辟和践行具有特殊文明内涵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点既不应该被解释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错误”，也不应该被解释为中国的具体实际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偏离”，而恰恰应该被深刻地把握为中国式现代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原创性贡献。在思想上深入理解和领会这个原创性贡献，为我们提出了重新辨识自己真实的社会基础和文明传统的学术任务。

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自由贸易主要指涉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但他已廓清其历史作用的二重性：自由贸易构成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的经济介质，却又在资本逻辑统摄下被扭曲异化、沦为政治武器，成为世界历史演进的消极变量。政治化的自由贸易悖逆市场规律，增益资本权力空间化、催发阶级对抗普遍化，构成社会革命的经济前奏。正是在从真假自由贸易博弈向社会革命扩大化嬗变进程中，世界历史渐进培植与形塑。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深刻揭示的这一博弈与演进的逻辑，不但从未过时，反而在百年变局中不断开拓实践新场域，进而仍具备强大的理论生命力与实践指导意义。

自2022年ChatGPT引发技术革命以来，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推动数智生产进入数智物化新阶段，其变革烈度堪比大工业时代的机器革命，并催生了人工智能资本主义。大模型以核心架构（固定资本）与动态数据（流动资本）的双重资本构成为载体，本质是数智物化劳动的“技术存在物”。这一存在物既非独立的价值创造主体，也非技术自主体，而是资本通过重构数智劳动过程实现增殖的工具。数智劳动是人机交互的主体依托，其中生产性数智劳动是价值创造的直接来源。大模型生产提升了资本有机构成，并内嵌于资本主义价值增殖体系，进一步扩展了剩余价值源泉。大模型的“高附加值”具有迷惑性，其看似“自主生产”的价值，实则是数智具体劳动转移核心架构与动态数据中数智物化劳动的旧价值，叠加数智劳动者的活劳动创造新价值的结果。剩余价值的源泉始终是数智劳动者的活劳动，“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核心规律，并未因大模型的技术形态而发生根本改变。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危机与学术转型双重背景下，展开了对海外汉学研究成果的目录编撰工作。民国时期中国学人编制并刊行的域外汉学目录达50种，并译有13种由域外学人编制的域外汉学目录。细览这些目录，则可知其存有编译者来自各研究领域、所编目录集中于域外的四裔学，且以日本汉学著述为多等值得关注之处。域外汉学目录编撰既受学术发展的内在需要驱动，亦承载着“与外人争胜”“学术救国”的文化主权争夺与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时至今日，系统性的世界中国学目录建设既是深入了解域外中国学之基础，亦是向世界展示“学术中国”的重要路径，更是让“汉学中心”回到中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一环。

该文寻觅古代书证，追溯动态概念泰西“葛郎玛”的历史界说。总体而言，葛郎玛历经四个阶段：古希腊-罗马时期典型语言的文法技艺；中世纪后期到17—18世纪的话语科学（思辨语法、普遍语法和比较语法）；15世纪末民族语法萌发，18到19世纪重返个别语言的教学语法；19世纪末描写语法与解释语法相结合。此为学术史之轮回：从个别到一般，从一般到个别，再到个别和一般相结合。就其涵盖的内容而言，葛郎玛经历了从多模块到四模块、三模块，再到双模块的紧缩或聚焦，而修辞、语义、词汇、语音等先后分离。归根结底，应用技艺和基本原理始终是葛郎玛的两大任务，语言研究就是人文和科学精神的结合。

比较文学的法美之争在学界已耳熟能详，但对这段学术史的梳理基本停留在学术理念的分歧而非学术范式的转型。法美之争应当作为一次思想史事件重新认识，学术论争的背后是二战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为建构学科主体性所做的“由艺说一”的规划和努力。二战后主导美国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几位元老创立了《比较文学》 季刊，利用期刊推动了两种范式的更迭转型。编委韦勒克和副主编弗里德里希的理念分歧是加剧法美之争的重要原因。美国比较文学学科主体性的建构既有学术自主的驱动，也有意识形态建设的考量。二战后美国比较文学学者提倡通过研究不同语言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和美学价值来追求文化共同体的理想，实际上是对西方中心的一种自我确证。从知识-权力的视角来重新认识这一学科史和思想史事件，可以看到《比较文学》 编辑团队在这一知识转型中发挥的重要推动作用。

19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思潮促进了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的发展。佩特森与劳森作为世纪末丛林诗人，围绕澳大利亚丛林进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个维度的创作，表达他们关于澳大利亚文学的建构与想象。他们截然不同的丛林景观书写引发了澳大利亚文学史上著名的“丛林论争”。以这场丛林论争为抓手，可以深入探究世纪末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语境下，佩特森与劳森丛林论争背后的民族（文学）指向。研究指出，佩特森与劳森的丛林论争不仅缔造了澳大利亚世纪末蔚为壮观的丛林文学景观，也标志着澳大利亚文学在摆脱英国殖民文学传统的跨越性一步，使得丛林文学成为凸显澳大利亚民族文学特色的独特文类。

香烟是于男性气质研究扩展气味社会学想象力的恰当例证。对上海居民的半结构访谈资料表明，香烟型塑男人雄性气质的意义和机制式微，卫生健康的医学机制崛起和禁烟政策加强，烟味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刺鼻的有害气味遭到嫌恶和制度化隔离。上海女性在恋爱、家庭和亲密关系中的香烟管控和“新好男人形象”的崛起，使男性抽烟的道德建构向负面演变，清洁、清新、无异味在新男性气质中被赋予当代价值。这一转变，既表明当下都市社会健康道德话语的支配力量，也展现出男性气质的新样貌。

地位认同是民众对国家认同的基础，而公共政策如何影响主观地位认同是学界常忽略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社会认知视角下的社会比较理论，构建了“上升期望—价值期望—价值能力”理论模型，揭示了公共政策对主观地位认同的塑造机制。本文基于2012~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7万多全国代表性城乡居民样本，分析发现脱贫攻坚政策激发了人们对于自身发展的期待，而自我期许和能力之间的差距引发了主观地位压力。进一步分析表明，脱贫攻坚导致社会群体内部出现主观地位认同的分化，对先期自我预期较高者和政策受益群体的地位认同影响尤其显著。本研究探讨主观地位认同形成的治理根源，为理解宏观公共政策对微观公众认知的影响提供了启示。

出口价值攀升是我国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金融供给侧视域下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支持中国企业出口价值增值的新动力。本文通过引入带有数字化转型的银行部门，构建理论模型，推导分析银行数字化转型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作用机理，并运用中国工业企业和海关贸易匹配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有效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攀升，底层技术类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驱动作用更强；机制检验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激励技术进步有效促进企业出口价值持续攀升；异质性分析表明，银行数字化转型对数智化水平高、一般贸易、技术密集型企业以及处于市场分割程度高地区企业出口价值攀升的驱动效应更强。本文进一步分析还发现，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驱动企业出口价值提升，进而推动企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优化升级。上述结论为推动银行数字化转型、促进优质金融服务出口价值高端跃升和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现实依据和政策启示。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政策性银行凭借制度优势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本文基于手工构建的2012—2022年A股上市企业政策性银行信贷数据，考察其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结合新质生产力理论探讨相关的机制、异质性及结构导向，结果发现：政策性银行信贷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该效应通过推动企业技术创新、绿色转型与人力资本升级实现，契合新质生产力内涵；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性银行信贷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对商业类国企、技术密集型民企、高竞争行业及低银行竞争地区更强。此外，政策性银行信贷结构受产业政策与区域协调引导，对具备制造、高新技术等复合属性或处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更显著。因此，应优化政策性银行职能，强化其在结构转型和效率提升中的作用。

在美西方国家的主导下，主权贷款的国际实践长期以附带改革条件的“附条件主权贷款”模式呈现，成为输出西式制度范式、嵌入性影响债务国治理结构的重要工具。这一模式在“法律与发展”运动以及新自由主义理论等支撑下，通过贷款条件强制推动债务国实施制度改革，在实践层面形成了具有外部约束效力的“准法律秩序”。然而，长期实践表明，附条件主权贷款不仅未有效提升债务国偿债能力，反而加剧了其制度依赖、治理弱化与主权侵蚀等深层问题；债务国的发展权与政策自主性受到结构性限制，全球债务治理的不公正与失衡愈加凸显。可见，当今世界十分有必要构建一个更具包容性与发展导向的新型主权贷款模式。有鉴于此，中国应立足主权平等与发展自主原则，推动构建以能力建设为核心、以软法为路径、以程序正义为保障的主权贷款新范式，并以“不附加政治条件”的贷款实践为基础，提供更具包容性与可持续性的国际法重构方案，为全球金融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制度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