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古时代见证了佛教的传入，3—9世纪的中国文明乃至东亚文明，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带有强烈的宗教属性。如果不深入探究佛教的基本逻辑，不把大量的宗教信息补入中古政治史料，中古时期的政治思想和政治起伏只不过是在世俗世界里演绎——这并不是完整的历史画面。尽管有学者强调直到唐代中后期，人们仍然是二元心性的心灵结构——不论你如何标榜自己的世俗性，却摆脱不了神性的光芒^①，但恢复中古政治史的宗教面，仍是具有挑战性的一个研究方向。

在很多情况下，历史记载和历史记忆，可能并不是对过去真相的重现，而更多的是对讲述过程和形式的反映。这种反映不是简单地组织和讲述过去发生的事，而是一个讲述者有意或者无意地重组画面、灌输特定认识和意识的过程。看似客观的历史书写，一旦形诸文字，仍然要借助文学的手法，谋篇布局、遣词造句、起承转合，不可避免地渗入了书写者自身的知识、意识和立场。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记载，都是某种程度上的重新讲述(representation)。这种重新讲述是一个再造(reproduction)的过程，一般通过裁剪、扭曲、隐藏、突出等方法，构建出自己想要的历史画面。有时候不需要“说谎”，只需讲述想让观众知道的片段——即便这些片段都是真实的——隐藏不想让他们知道的情节，整个画面的效果就截然相反。不同的书写者，因其立场、观念的不同，呈现出的画面就会有很大差异^①。持官方立场的历史记载，难免会受到当时政治倾向、局势、权力结构和正当性的影响；而宗教精英在重现同一历史画面时，其取材、剪裁、突出的重点更加体现出其宗教立场，因此，他们呈现出的画面就与官方记载有显著的差异。从文本生成的过程和学术价值来说，两种文献并无优劣高低之别。在一个佛教昌盛的时代，只使用世俗文献甚至只使用官修史书来推断历史情景——哪怕是只研究政治史——都可能造成致命的缺陷。

直到8世纪，佛教高僧们的重要关怀，不仅仅在于现实世界之外，而且也期望用佛法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工具将自己的信仰推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去。他们讨论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强调佛教和转轮王之间的彼此护持，憧憬弥勒下生带来的美好世界。很多高僧投身相关政治理论和实践之中，持续对政治的起伏和走向产生影响。玄奘翻译的《十一面神咒心经》，经过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再传弟子慧沼(648—714)的注疏(《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②获得推广。十一面观音和护国思想紧密相连，这一带有强烈密教色彩的信仰和理念，不止停留在理论的层次，甚至被用来解决实际面临的政治军事危机。神功元年(697)，为讨伐契丹，武则天诏高僧法藏(643—712)依经教请法，建十一面观音道场，摧伏怨敌。因为军事的胜利，这次十一面观音强大的护持威力给武周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武则天为此甚至改年号为神功^③。慧沼除了给玄奘的《十一面神咒心经》进行注疏，而且还配合义净译的《金光明最胜王经》著《金光明最胜王经疏》，两者的共同之处，都是强调佛法和王权之间的关系。《金光明最胜王经疏》的核心理念，是讲述佛法和转轮王之间彼此护持的关系；而《十一面神咒心经义疏》具体地将修持十一面观音的功德与转轮王思想以及国家的利益连结在一起，这代表着当时主流佛教僧团对于十一面观音信仰的看法^④。

毫无疑问，佛教不但强烈地影响着中古时代的精神世界，也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比如佛教信仰的普及甚至让素食成为隋唐长安城市饮食的重要组成部分，蜂蜜的生产销售成为重要的商业内容)，在政治起伏上，也毫无疑问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其关键之处，除了佛教提供了系统的政治解释(比如有关王权的“新”理论)，还在于佛教对宇宙秩序和超自然力量的“驾驭”为军国命运提供了“保障”，甚至在于这些积极参与政治军事运作的高僧，比如玄奘、慧沼、法藏、义净们，若忽略其僧人的身份，其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政治人物。他们在政治理论、宣传造势、朝廷礼仪乃至政治斗争中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佛教僧人与僧团，本身就是当时政治势力结构中的一极。

信仰世界与政治世界本处在同一场域中，但是目前中古政治史的研究，往往无意识地将宗教信仰的板块，排除在整个历史画面的拼图之外。如果我们去读两唐书，除了几个邪恶的政治和尚和玄奘、一行少数僧人之外，完全找不到任何的有关佛教强烈影响了政治史的印象。可以说，佛教在隋唐政治史上的痕迹被几乎完全抹去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都跟佛教有关，但是在以两唐书为代表的官修史书中，佛教几乎踪迹难寻。这跟中古时代佛教昌盛甚至在儒释道三教中占据上风的历史图景完全不符。这种情况的产生，一方面是源于佛教自唐中后期退出官方意识形态舞台和主流意识形态，以及道学的兴起带来的对宗教信仰成分的摒弃；另一方面也源于现代学术不断重复形成的论述模式。历史记忆往往经过后世文本的不断重构，加上近代以来学者的反复申说，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逻辑和表述^①。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常识”，深究某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佛光照耀之下，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许多政治事件、军国运数都不可避免地跟特定僧人、僧团或者寺院存在密切的关联。从佛图澄、昙无谶到昙延、玄奘、慧范、德感，从同泰寺、永宁寺到大兴善寺、普光寺、大安国寺，佛教对政治的影响无所不在。隋唐长安城的天际线被佛塔装点着，俯视着在城中发生的、兴衰起落的政治剧。许多看似和佛教无关的画面，其实背后也隐藏着佛教的因素。笔者尝用最“老套”的一个话题说明佛教文献对政治史研究的重要性，即发生在贞观十七年的李承乾被废事件——立储废储之争，或者说继承政治问题，本就是贞观朝后期的一条政治主线。官修史书有关李承乾的记载，一个主要基调，是“承乾之愚，圣父不能移也”^②。在这些经过政治操弄的文献中，李承乾被描述成一个漫游无度、性格乖戾、精神错乱、道德败坏的人物。《旧唐书》花了很大的篇幅描述他跟太常乐人称心的关系，暗示其同性恋倾向，并将李承乾跟太宗关系的破裂归结于此^③。从官方记载的李承乾的诸多细节上，我们可以读出历史书写时书写者有意无意灌输某种倾向的痕迹。但是在道宣等高僧的笔下——基于宗教的热情而非政治的考虑，他们对官方的政治结论似乎并不完全买账——李承乾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面貌。这一点也再次说明，宗教书写，往往并不完全屈服于世俗政治的压力^④。

道宣使用大量的笔墨记载了李承乾对佛教尤其是长安普光寺的资助与干预。李承乾和普光寺的关系，反映了当时的基本政治权力格局和佛教僧团的一些特点。权势熏天的太子、亲王势力在隋代及唐代前期左右着政治的走向，使几乎每一次的权力传承都伴随着党派斗争乃至流血政变。这种政治权力结构反映到佛教界，就产生了特定的僧团或者寺院跟某一个政治人物存在特殊关系的情形。普光寺作为李承乾在宗教信仰领域权力的延伸，在贞观朝前期崛起为重要的佛教中心，但是其兴也因政治，衰也因政治，在李承乾政治上倒台之后，迅速走向衰落，彰显了隋唐时代佛教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寺院地位的升降，与其供养者的政治起伏紧密相联^⑤。

其实对佛教的忽略，并不只是政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其他领域的研究同样如此。比如目前有关唐宋思想转型的主要研究著作中，我们完全看不到佛教的影子。在这些研究中，佛教似乎不是唐宋思想世界的一部分，佛教知识人完全是无声的^①。如果把最为辉煌的佛教知识、信仰体系及其成就排除在历史画面之外，就会拼出一个平庸的盛世。思想世界的高度，往往被后世的学者截取少数几个精英的喃喃自语和痛苦呻吟加以界定。即便如此，佛教知识人在宇宙观、哲学、逻辑、政治理论乃至相关的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而唐宋的思想转型，缺了都市佛教的衰落与佛教网络破碎这一重要源头，很可能只是真实历史画面的部分轮廓而已。同样的，如果忽略了佛教与商业网络的关系，中古时代的经济史也就显得不那么完整。发生在同一场域的事情，人为地将世俗的部分和宗教的部分割裂开，从逻辑和方法论上都存在无法解释之处，这很可能也是中古政治史研究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在政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他们的这些角色因为受到自身佛教僧侣身份的影响，反而遮蔽了他们在政治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性。一方面，因为佛教僧侣强烈的宗教信仰属性，他们往往将政治运作于信仰的舞台，用灵验、感通、仪式、咒术、宇宙观等包装，有别于传统政治运作模式。研究者也往往将佛教僧侣的政治活动，跟传统的政治运作划分开，似乎两者并不是发生在同一个场域。另一方面，后世的史料再造也遮蔽了佛教僧侣在政治起伏中的形象和角色，比如义净，在武则天倒台之后，其在武则天政治宣传中扮演的重要角色逐渐被抹去，以致宋代的赵明诚读到唐碑《大唐龙兴三藏圣教序》的碑侧内容，才发现武则天“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尊号，正是由义净所奠定的，不由得感叹：“余尝谓义净方外之人，而区区为武后称述符命，可笑也。”^②

其实在中古时代的许多高僧，本身就是重要的知识人。他们中有的精通阴阳术数，有的精通诗词歌赋，有的擅长商业组织，有的在各个政治集团之间纵横捭阖，有的甚至本身就是当时重要的历史记录者。道宣(596—667)^③、道世(？—682)等佛教高僧撰写了大量记录南北朝后期到唐代前期历史事件的文字，比如《续高僧传》、《广弘明集》等等，内容丰富。这些历史书写，有的时候带有较强的宗教色彩，用现代理性主义的观念看，属于荒诞不经的内容。但正是如此，此类文献反而有别于经过政治审查的官修史书，保存了大量的被传统政治史研究所忽略的信息。他们在进行书写的时候，并不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文学创作”，“文学”的帽子是我们后来用现代学科追加上去的，只不过他们对故事情节的再现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本身知识背景和社会角色的影响。

中古时代，佛教僧侣不但是宗教教徒，而且还是知识分子、政治人物。佛教寺院构成了中古社会的一部分，佛教知识分子应该被视为知识精英的一部分。将中古政治史与信仰世界分开的做法，实际上割裂了本属同一历史语境的两个重要层面。中古时代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一大特色，是思想世界和知识世界依然深受宗教意识的影响^④，物质文明和思想世界都在佛光的照耀之下。宗教知识分子在政治生活，尤其是政治宣传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权力政治结构在佛教信仰世界的反映，产生了佛教寺院、特定学派、特定僧团与特定政治集团存在密切关联性的情况，寺院和僧团地位的升降，与政治人物的命运起伏紧密相关，组成了当时信仰与政治世界复杂图景的一部分^①。

研究者大凡认为，隋唐之际中国佛教从学派佛教转变成为宗派佛教。尽管对于宗派的数量或者定性略有差异，这些研究大多坚信中国佛教的宗派林立的图景发端于隋唐之际。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这种宗派林立、佛教界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画面，实际上是后来的想象和构建。以前的研究可能夸大了宗派在真实的历史图景中的角色。隋代涅槃学最为发达，但是细究史料，并不能找到有一个强烈群体认同的“涅槃宗”存在。若抛开哲学、义理的层面，深究其历史细节，则可发现，其实在维系一个僧团在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以及较为强烈的凝聚力的，并不是排他性的学理，而是基于师承、地域、政治赞助一种综合的认同基础。在隋文帝政治宣传中扮演国师角色的昙延，弟子众多，影响深远，乃至大兴城的城门都以“延兴”、“延平”命名，其僧团更是延续长达八十年之久，到了道宣撰写《续高僧传》时，仍未断绝。但就昙延僧团而言，地域认同、师承关系在维系僧团的认同和凝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僧人唯学是承，甚至可以投学他师，即便昙延是隋文帝国师，也并不垄断寺院或者寺产；就算在专注涅槃学的僧人内部，昙延僧团之外，还有慧远等其他僧团，但是其地域背景、学术流派并不相同，也并无竞争关系^②。

宗派的兴衰和政治起伏的关系，是中古时代佛教研究的一个热点话题。不过这种将佛教宗派与政治集团相比附的讨论，往往脱离了历史的真实背景。比如学者们经常讨论的天台宗和隋代政治的关系，其实天台宗在整个历史图景中的地位被放大了，就隋代和唐初的情形看，所谓天台僧人并不能在首都也就是佛教的中心占据任何主导或者权威的地位，从一开始，它就与特定的地域联系在一起。根据成书于664年的道宣《续高僧传》记载，太宗所委任的“十大德”，有信息记载的有七位，这七位中，六位是解经师而不是禅师。而天台宗的僧人，并不包括在内，净土信仰和三阶教也都不在其中。很多学者认为，是因为天台宗和隋朝皇室交往密切，所以唐初的帝王才不支持天台宗^③。其实，天台宗的道统是后期才逐渐构建出来的。灌顶(561—632)后来在《摩诃止观》序论里，引用《付法藏传》编造自释迦牟尼以降的传法谱系，交代智顗的师承关系，从而构造了自命为佛法正统的天台宗道统。但是“天台宗”的字眼，要到湛然撰写《法华经大义》才第一次出现。其实即便在隋代，天台僧团，至少在智顗去世以后，已经不再为隋炀帝重视。灌顶甚至曾被其他僧侣诬陷为巫，押送到对高句丽作战前线接受隋炀帝的处罚。所以并不存在天台宗因为支持隋朝而在唐初遭到政治打压而衰落的问题^④。在隋代和唐前期的佛教中心，慧远和昙延的僧团，远远比智顗的僧团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更高的权威。历史研究，并不能因为后来天台宗的兴起而做倒放电影式的改写。

与宗派的讨论模式相似，目前对佛教僧团和中古政治的关系，还有其他的人群划分的研究模式，比如简单的皇族或者世家大族跟佛教的关系，比如简单地认为隋朝推崇佛教，唐朝推翻隋朝，所以轻视佛教，武则天上台，又在信仰世界反唐朝之道而行之，再度推崇佛教。此类研究甚多，蔚为壮观，从陈寅恪讨论武周政权与政治的关系，就从家世信仰和政治需要两方面说明了武则天信仰佛教的必然性^①。以个人因缘和信仰背景来解释政治动机，并非全无根据。至少，武则天在太宗驾崩之后出家感业寺为尼的经历，以及其家族的佛教背景，应该培养了武则天一定的佛教修养，为其借重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奠定了一定的知识基础。但是从根本上说，按照家族信仰切割，和按照佛教宗派切割的研究模式，其性质是一样的，都是希望通过整齐划一地将信仰世界分解成不同的集团，来对应在政治世界里的政治集团互相倾轧的“历史图景”。这种研究模式最根本的弱点，是从根本上忽略了历史的复杂性，采取的是一种历史机会主义的解释方法。不要说信仰世界是否能够完美切割、跟世俗世界完美对应，即便是在世俗政治世界里，是否某一家族的成员一出生就奠定了他的政治立场和观点，并且一生都不会更改，都存在严重的疑问。正如陈寅恪自己所言，框架和叙述越完美，离事实反而越远。

历史的复杂性往往超出研究者的想象。政治的敏感性，更加增加了拨开迷雾的难度。依靠有限的信息雾里看花，因靠人性中的阴谋论对史料进行切割、排比、推测，得出一个看似完美的结论，有时候却不过是自娱自乐的猜谜游戏。有时候稍稍增加上去一块遗失的拼图，就让整个政治史的画面产生动摇，乃至面目全非。佛光照耀下的中古时代，政治风云变幻中，又增加了宗教信仰和宗教势力的冲突融合，使我们每一步的推理，都不得不同时在世俗空间和神圣空间、通过世俗文献和宗教文献同时进行。比如刘淑芬曾论玄奘的最后十年，一改我们之前有关玄奘获得帝王恩宠的印象，揭示了玄奘最后政治上失意、精神上困顿的另一面。正如刘所论，由于陷入了高宗从辅政旧臣系夺回政治主导权的政治风暴之中，他也被高宗和武则天归入需要剪除的辅政旧臣系。永徽六年发生尚药奉御吕才攻击玄奘系僧人的事件、之后遂有六臣监共译经的掣肘，玄奘更被监视居住，无亲近弟子伴从。其弟子慧立在生前不敢以《慈恩传》示人，彦悰在承接续成此书时的犹豫，主要原因就是玄奘晚年活动和初唐政治关联的秘辛^②。这样的结论，几乎完全颠覆了我们之前关于玄奘和高宗形同鱼水的欢愉印象，从喜剧一举转变为悲剧。

但是事情还没完。历史记忆往往经过后世文本的不断重构，加上近代以来学者的反复申说，形成了许多固定的逻辑和表述。就武周政权与佛教僧团之关系而言，以薛怀义、惠范为代表的“邪恶”政治和尚和以菩提流志、实叉难陀为代表的外国翻经僧等成为众所瞩目的研究对象。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如果我们抛开这些“常识”，深究某些细节，可能会发现不一样的图景。笔者最近尝论一位被历史记忆“遗忘”的高僧——德感。这位被君主誉为“式亚龙树，爰齐马鸣”的高僧，很可能才是武周时期宗教政治事务的重要运营者。他从武周政权酝酿和肇造阶段，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跟薛怀义一样，是洛阳内道场的大德之一；他的名字出现在《大云经疏》和菩提流志新译《宝雨经》的译场列位中；他长期担任洛阳佛授记寺的寺主，并且在武则天重返长安后被调回长安担任清禅寺主，主管京国僧尼事务；他在武周政权晚期，代表武则天赴五台山巡礼；他主持修建武周政权晚期最为重要的宗教纪念碑性建筑光宅寺七宝台，并且敬造十一面观音像为武周政权祈福^①。然而，尽管他在武周政权的佛教事务中扮演着领袖的角色，他的名字却几乎从相关的文献记载和现代研究中消失了。经过对佛教文献和石刻史料的追索，德感的师承赫然闪现——他是窥基的弟子，也就是玄奘的再传弟子。这也就解释了富安敦(A.Forte)的一个推断：持法相之学的僧人在武周政权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②。薛怀义就被文献描述为出身洛阳市井小贩，但德感的情况则证明，武则天所任用的佛教高僧，其实就是名实相符的佛教领袖，她确实得到了当时主流佛教僧团的支持。另一方面，如果说刘淑芬的研究揭示了遮蔽的历史真相，还原了玄奘晚年在政治上的失意的话，德感在政治上的崛起，却又给这瑰丽的历史画面增加了色彩斑斓的一页。作为7世纪末、8世纪初跟王权关系最为密切的高僧(之一)，德感可谓是玄奘在政治上的继承人。在玄奘政治上落魄之后，其法相一脉并未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其中的佼佼者德感，在武则天时期，尤其是武周晚期，重新站到了历史的前台，演绎了一出信仰与政治、佛法与王权丰富多彩的历史剧^③。

中古时代，从亚洲内陆，到东海扶桑，搅动人类历史的一大事件乃是佛教的兴起与传播。佛法东传，不唯是信仰与宗教的输出输入，也是意识形态的融合与激荡。不但置中古时代人的心灵世界于佛光的照耀之下，而且重塑政治内涵，改造政治话语，为统治者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使中国、日本等亚洲诸国政治面貌与思想面貌焕然一新，在中古时代的政治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与中土植根于天人感应、阴阳五行思想、强调统治者须“顺乎天而应乎人”的君主观念相比^④，佛教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描述，以及对理想的世俗君主的界定，都有其自身的信仰和思想背景。尽管佛教王权(Buddhist Monarchy)的传统并没有在中国历史上形成长期的、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但是大乘佛教有关救世主弥勒(Maitreya)和理想君主转轮王(Cakravartin)的观念，从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数百年间，曾经对当时中土政治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政治术语、帝国仪式、君主头衔、礼仪革新、建筑空间等各个方面。

唐朝之后的佛教，逐渐从政治舞台退出。虽然有少数僧人在政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佛教作为系统的、对政治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的信仰体系，不再产生重要的影响。加上佛教一直被赋予跳脱现实世界、追求精神境界的形象，所以我们在研究佛教与中古政治起伏的关系时，仅仅强调了佛教作为宗教信仰的一面，而忽略了其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面。在讨论佛教跟政治的关系时，君主的实用主义和在宗教信仰上投机，以及佛教在政治资助下的发展成为关注的焦点，也就是所谓的“不依国主，则法事不立”和“国家立寺，本欲安宁社稷”。这样的讨论，忽略了佛教自身的主动性。任何宗教信仰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跟世俗世界发生关联，也对世俗王权抱持自己的看法。正如基督教的理论家阿奎那们讨论什么样的君主才是一个合格的基督教君主那样，佛教也对什么是理想的社会、什么是理想的君主、什么是理想的政教关系有系统的观念和标准。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中论道：“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①这段论述，可能表明，陈寅恪潜意识里不但视佛教为一种宗教信仰，而且为一种政治思想或者意识形态。

任何社会制度、政治秩序都是自我证明自己具有存在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不仅仅依靠强大的武力来维持，宗教一直是历史上最广泛、最为有效的合理化工具。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两者从来都是交织在一起。政治合法性(political legitimacy)往往植根于人们对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宇宙空间的理解、对信仰世界和生命价值的观念。任何一种试图占据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体系，都不可避免地要将其植根的信仰植入大众的脑海中，并且在政治、思想、文化乃至艺术形式等各个社会角落刻下自己的痕迹。宗教通过赋予社会制度终极有效的本体论地位，即通过把它们置于一个神圣而又和谐的参照系之内，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合理。政治的结构就是把神圣的宇宙之力量扩展到了人的领域。政治权力被认为是神的意志，或者是被理想化为神的具体体现。于是人间的权力、政府和惩罚，都成了神圣的现象，国家制度就被给予了一种类似必然性、确定性和永久性的东西^②。

许多政治的宣传，也植根于与信仰有关的原典中。政治上的纷争，有时候体现在对教义的理解。有的打着原教旨主义的旗号，号召回到原典，但实际上是一种“托古改制”的改革或革命。就中古政治与佛教的关系来看，回到佛教原典，在很多情况下，却是理解光怪陆离的政治现象的重要途径。仅凭阴谋论、集团论等逻辑来推断政治人物的举动或者政治宣传的形式，都存在简单化的风险。回到佛教原典，避免任意解释，可能是理解佛教政治宣传的必经之路，这也正说明政治和信仰世界的紧密关联性。

中古时期君主利用佛教进行政治宣传，大多将政治意图糅合在佛经之中，而这些佛经并非通常意义上的疑伪经，而是真正的译经，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的统治于经有征。这也是为什么武则天有了《大云经疏》，还要重译《宝雨经》的原因——《大云经疏》是疏，是解释出来的，而《宝雨经》是直接通过佛的嘴说出来。过去学者多强调《大云经疏》为武则天以女身统治天下进行政治宣传^③。《大云经》(即昙无谶译《大方等无想经》)云：“有一天女，名曰净光……以是因缘，今得天身。值我出世，复闻深义。舍是天形，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④薛怀义等造《大云经疏》，这段记载解释为“今神皇王南阎浮提一天下”。根据这些注疏，垂拱四年五月，武则天加尊号“圣母神皇”。但这仅仅是薛怀义等人的解释，可以说是于经无征^①。

我们往往非常轻易地下结论，说武则天之所以支持佛教，是因为传统的儒家学说不支持女人当皇帝。但是实际上，佛教更反对女人当皇帝——按照佛教的基本理念，女人有五障，也就是有五种阶位不能达到，包括轮圣王、帝释、梵王、魔王(或阿鞞跋致菩萨)和佛^②。这也正是武则天有了《大云经疏》还要重新翻译《宝雨经》的其中一个原因。在武则天支持下重译的《宝雨经》开头部分就窜入了一段话(也是全经文唯一新加的内容)：

天子！以是缘故，我涅槃后，最后时分，第四五百年中，法欲灭时，汝于此赡部洲东北方摩诃支那国，位居阿鞞跋致，实是菩萨，故现女身，为自在主。……然一切女人身有五障。何等为五？一者、不得作转轮圣王；二者、帝释；三者、大梵天王；四者、阿鞞跋致菩萨；五者、如来。天子！然汝于五位之中当得二位，所谓阿鞞跋致及轮王位。^③

翻译者菩提流志等人用窜入的这段话化解了阻碍武则天当皇帝的“五碍说”。因为佛陀亲口告诉武则天，你是特殊的，你可以得到两种位阶：转轮王和菩萨，从而化解了女人不能当皇帝的理论困境——这也是武则天自称“金轮圣神皇帝”，并放弃中国传统天子九鼎，而制造转轮王七宝置于朝堂的原因。从根本上说，转轮王加菩萨的形象，就是“皇帝菩萨”。这一概念甚至传入日本，对日本皇权产生了深刻影响^④。

构建政治合法性的关键一环，在于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描绘美好的前景。几乎每个宗教都包括了所谓的“弥赛亚信仰”(Messianism)，即相信在未来的某个时期，会有受神派遣的救世主降临凡世，拯救一切人类和生灵，进入美好的时代。佛教的特殊之处，在于其救世主往往指弥勒，而非释迦牟尼佛本身。“弥勒”，乃梵文Maitreya、巴利文Metteya的音译名；其他异译名尚有梅呾利耶、末怛唎耶、迷底屦、弥帝礼等。意译则称“慈氏”，盖其义为慈悲。弥勒下生信仰在中国的兴起，大致在南北朝时期，典型的标志是弥勒诸经的出现。竺法护在大安二年(303)译成《弥勒下生经》、《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此后，鸠摩罗什在姚秦弘始四年(402)译成《弥勒大成佛经》、《弥勒下生成佛经》；东晋时，有译者不详的《弥勒来时经》；北魏时则有菩提流支所译《弥勒菩萨所问经》；一直到唐代大足元年(701)，义净又译出《弥勒下生成佛经》。根据这些经典，弥勒菩萨将在五十六亿万年后，继释迦而在此土成佛，仍然号“弥勒”，这即是所谓的“未来佛”或者“新佛”。根据这些佛经的描述，弥勒下生时，“阎浮提”世界会变得十分美好，人民康乐，没有灾难，“弥勒下世间作佛，天下太平，毒气消除，雨润和适，五谷滋茂，树木长大。人长八丈，皆寿八万四千岁，众生得度，不可称计”^⑤。

南北朝战乱频仍的环境下，对未来美好时代的期盼，给弥勒信仰的迅速普及和繁盛提供了条件。到了5世纪六七十年代，北方全部佛教造像中，30%以上为弥勒造像；北魏末至北齐、北周的四十年间，北方弥勒造像共88尊，其中仅洛阳龙门石窟就有弥勒像35尊，占总数的近40%^⑥。就山东而言，北朝弥勒造像数量最多，其主要出发点是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同弥勒所在的佛国乐园联系起来^⑦。这跟当时的信仰世界的发展，以及政治发展的趋势是相契合的。弥勒信仰跟小乘自力解脱的思想大相径庭，从关注自身修炼，转变为对公共利益的关心，实际上是转向了政治学说。弥勒信仰在新疆以及后来在中国内地能够广泛传布、历久不衰，是与救世主思想分不开的^①。壁画和雕塑中的交脚弥勒菩萨像，摆出的就是古代波斯萨珊王朝国王们的坐姿。到了6世纪前半叶，身着佛装的倚坐像取代交脚像而成为弥勒主要形象特征。从根本上说，南北朝到隋唐时代的弥勒下生信仰，是一种带有强烈政治理想、关注并试图干预社会发展方向的知识和信仰系统^②。

对未来美好时代的崇敬，和对当下黑暗时代的唾弃是一体两面。只有摧毁当下糟糕的世界，才能进入一个新世界。所以跟弥勒信仰紧密相关的即佛教的“末法”思想。这是一种带有颠覆性、革命性的学说，所以在南北朝和隋唐的政治起伏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君主如梁武帝、隋文帝、武则天都竭力把自己打扮成迎接弥勒下生的转轮王^③；而对现实不满的造反者则把当下的社会描述为弥勒下生前的末法时代，号召大家起来砸碎它。植根于这种信仰和学说的伪经从5世纪开始大量流行，推销自己的政治观点。在北魏时代从402到517年间，光官方正史记载的打着佛教救世主旗号造反的事件就有十次之多^④。1947年7月敦煌艺术研究所从中寺(地庙)佛像肚中发现的117件文书中的一件是《大慈如来告疏》，署“兴安三年(454)五月十日谭胜写”，也是带有强烈现实政治关怀的佛教文本，而这种“疏”(不是经)的形式，也让我们想到7世纪下半叶的《大云经疏》。《大慈如来告疏》带有强烈的末法思想和对未来弥勒下生的期待，极可能跟当时的政治形势有关^⑤。

从根本上说，弥勒信仰及其政治学说，是一种带有否定现实社会、期盼未来世界的思想体系，用现代政治术语说，就是一种“革命思想”。1982年，许理和(Erik Zürcher)在《通报》发表了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月光王子：中国中古早期佛教的弥赛亚主义(Messianism)和终末论(Eschatology)》。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剖析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有关弥赛亚主义(或“救世主主义”)的历史和文献，认为公元4世纪中期之后月光童子信仰的兴起，和道教救世主论和末世论的思想紧密相关。有关佛教文本如《法尽灭经》《佛钵记》《首罗比丘经》《普贤菩萨说证明经》等，也带有强烈的末世信仰和弥赛亚主义的色彩。这些色彩包括：第一，世界陷入浩劫，比如洪水、瘟疫、妖怪等；第二，善恶决战；第三，审判，区分罪人、“种民”等等；第四，救世主来到世间，甚至其在人世间的助手们也被列在这些文献中，比如《首陀比丘经》列举了十九贤者的名字；第五，美好的未来世界^⑥。虽然他的观点并不全面，后来学者又有了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我们从开拓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来说，这篇文章极其重要。而其重要性，就在于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宗教信仰和政治学说的双重性，而这种双重性是我们理解魏晋南北朝隋唐，乃至任何历史时代信仰世界和政治世界、精神世界和现实世界紧密关系的关键。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的结构就是把神圣的宇宙之力量扩展到了人的领域，从而获得一种类似必然性、神授性和永久性的东西。要打破既有的社会框架和权力结构，也要做同样的事情，而且要强调自身“革命性”的一面。

信仰和政治的情况，也反映在艺术造型和信仰符号上。比如佛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伪经《佛钵经》或者《首罗比丘经》均为汉地伪造的佛经。但是它们宣扬的佛钵东来、月光出世的政治预言却有着深厚的思想和宗教背景。佛钵作为弥勒下生的传法圣物或者符号，早在犍陀罗的雕像中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佛钵东迁和月光童子出世成为互相关联的宗教政治预言。其理论前提应该是月光童子在弥勒信仰中的地位——他转世为转轮王，为弥勒下生做准备。

意识形态在很多情况下构成政治冲突的基础，人们往往为了自己所坚信的一些理念而死，或者杀死反对自己理念的人，这些理念包括“上帝”“安拉”“民主”“天国”“德意志”等等。暴力往往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发动的，意识形态往往成为人类社会疾患的源泉。由一套系统的理念、口号、目标构成的意识形态，往往使个人的命运裹挟其间而无法挣脱。佛教也不能置身事外，它的一些理念也被改造成为政治信念，掀起政治纷争的波涛。这一点在中古政治史的长河里展现得尤其明显。弥勒信仰的兴起，伴随着对未来弥勒下生，终结末法时代，进入美好时代的期盼，从南北朝到隋唐，都是造反者常用的舆论工具和理论指导。极端者希望能够彻底摧毁旧的社会秩序，建立起依照自己理想而想象出来的乌托邦。比如北魏延昌四年(515)的冀州沙门法庆起事，“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①。隋唐之际曾流行的三阶教被统治者所不容，也正在于信行宣扬的末法学说，直接将当时的统治界定为末法时代，甚至君主追求“作转轮圣王”都被他描述为声闻之人四恶欲之一。这种政治上的不正确，导致了三阶教这一佛教教派成为异端，在政治上屡屡受到压制^②。同样的，反对佛教的政治势力，也往往试图将佛教或者它的某个“异端”教派、某种特殊信仰逐出信仰和政治的舞台。中古时代历次的灭佛，原因纷繁复杂，其中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本土主义对外来文化的驱逐，也看到道教等其他宗教力量跟佛教抢夺信仰和政治主导权的企图。不同意识形态的竞争，反映在信仰世界的角力上，这不但是中古时代政治图景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人类社会自古以来政治起伏的重要源头。

如果要真切体会古人的思想与行动，必须去除现代理性的傲慢，“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③。中古时期见证了佛教的传入，乃至使中国本土的儒家在某种程度上、在某些历史时期成为潜流，而佛教却从底层到上层，既影响心灵世界，也塑造现实层面。隋文帝时期，甚至有“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的说法^④。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世界也在佛光的照耀之下。要完整理解中古时代的知识、信仰和政治世界，就不能不在世俗文献之外，恢复被反复冲刷的历史记忆，恢复相关的历史脉络，让整个画面更加完整，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古时期历史的发展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