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教育、生存、人性的复杂矛盾，质性研究可能拓展怎样的叙事样态？可能贡献怎样的复调视点？又怎样进行多元生活世界与多重复杂教育的叙述？沃克特(1992)认为，质的研究与其可以分成“传统”或“类型”，不如说它是一个折中、多元、综合的方法。丹参和林肯(1994)等人也一再强调，质的研究者实际上是一个多面手，他/她的任务就是把丰富复杂的世界拼凑起来，作为一个画面呈现给读者。^①本文首先关注一个特殊的档案世界。认为档案的世界既是暂时定格的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的沉寂世界，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现场与社会情境。档案世界的底层叙事，把沉寂的历史“虚构”出鲜活的复调世界。接着关注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日常世界。认为既像渗进骨髓又似伸手可触，既像精要深层结构又如信手拈来的技术程序的日常教育现实，正是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所在。这种深度复杂具有与改革之初不尽相同的特有复调味道，并可能在“另一些声部”的遗忘空间、“括号的情感”空间以及“去独白型空地”中拓展质性研究叙事的复调方式。“复调叙事”既是质性研究的“另类”叙事样态，更是这个多元世界关系错综、话语争辩、人性深度的深描补叙。

在16世纪的法国，有一种独特的司法赦免制度，与这种赦免制度同时诞生的是一种独特的赦罪书写作，并由此形成一种不同寻常的赦罪书史料档案。美国学者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的史学著作《档案中的虚构——16世纪法国的赦罪故事及故事的讲述者》 ^①，成为法国这一时期独特社会独特司法独特赦免制度的“有声”见证人。有意思的是，这本书没有像其他史学论著一样，直接从档案中找寻历史的“真相”，而是试图探究作为叙事层面的独特的“虚构”(fictions)，其重点是16世纪普罗大众的叙事技巧，呈现被理论和概念所淹没、遮蔽的情绪和感情。更值得玩味的是，这种探究所利用的资料，不是出自法官或书记员之手，而是来自普罗大众的“有声”诉说。赦罪书是16世纪唯一包含来自社会所有群体——包括最为卑微的群体——的真正的叙事文书，是下里巴人的生活与情感的多人讲述。在并非看得见摸得着的生活日常中，档案的赦罪书写作“活化”出诸多社会群体诸多面向的生活与情感世界。

作者曾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当我开始整理资料时，暴力、讲故事和寻求赦免之间的联系突然随处可见。

我忠实地将研究限制于16世纪的范围之内，但我希望读者能分享我对这些事件更广泛的共鸣，既包括感知历史、文学和法律之间反复出现的联系，也包括阅读当代的赦罪和犯罪故事的感受。^②

作为读者与研究者，笔者在阅读此书时的真切感受是，那些讲述既不是如同“赦罪”字眼一般的冷冰冰的文字，更不仅仅只是一堆历史档案的故纸，呈现在眼前的分明就是一个活生生的生活世界，甚至，竟然冒出一个念头：这不就是一本关于历史档案的质性研究吗？虽然有些另类，但却别有一番滋味，且以这种滋味“虚构”出一个档案世界独特的赦罪故事讲述，更确切地说，是来自档案世界独特的赦罪故事的多人讲述。

拼接世界的不同方式。具有“虚构”成分的档案叙事是质性研究的叙事方式吗？或许，质性研究本身就没有什么刻板如一的叙事基本法，更何况这里的“虚构”有其独特的所指。这里所谓“虚构的”意涵，不是指捏造的部分，而是词根“fingere”其他的、更广泛的词义，即它们的构成(forming)、塑造(shaping)和定型(molding)的成分：也就是叙述的技巧。^③按照汉莫里斯(1992：160—172)的观点，所谓“自然情境”和“人为情境”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研究者所置身的任何环境都是社会环境的一部分，被研究者选择在这些环境中以特定的方式表现自己，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现象，就值得研究。^④虽然赦罪书的作者把一个犯罪事件塑造成一则故事的程度甚至令人惊叹不已，但作者所探询的是这些问题的证据：

16世纪的人们如何讲故事(尽管是在特殊的赦罪故事中)，他们心目中的好故事是怎样的，他们如何说明动机，以及他们如何通过叙述来理解始料未及的事件，并使之与当下的经验相吻合。我想弄明白，他们的故事如何因讲述者和倾听者的不同而变化，以及这些情节规则在司法的暴力和恩典故事中是如何与同时代更广泛的解释、描述和评价惯例相纠结的。^⑤

如此，当我们把档案作为一个生活现场与社会情境时，那些尘封的档案就开始活化，开始生动，开始自己的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多人的、复调的讲述。如果一定要与质性研究作一个类比或关联的话，那么赦罪讲述者的身份就相当于被研究者的身份，赦罪书如何书写的过程就是作为研究者的作者与各类叙述者之间的“民族志”的过程。原本的档案讲述是原叙事，赦罪书的写作过程是再叙事，由此引发多重复杂多方重叠的各类关系介入，构成多人多次多种叙事格局。虽然档案世界看起来是暂时定格了的不同个体与不同群体的尘封世界，呈现的似乎不是伸手可触的活生生的真人生活，但在作者探询如何讲故事、如何讲好故事的过程中，档案中的独特“虚构”却活化了档案的人性，赦罪书的过程活化成群体发声的过程，成为打动人的有人声的地方，尤其是来自底层群体的人声。

叙事技巧也就是叙事本身。赦罪书的多重言说以及多种写作者参与塑造的赦罪故事中，作为“虚构”的叙事技巧成为更多人叙事的重要载体。究竟怎样说？赦罪书的“告解”首先“构成(forming)”一项特别重要的准备——仿佛就是讲故事。告解者一个接一个如实讲述他们的罪过，但关键是他们宁可闲言碎语，也不遵从神职人员的相关原则；他们谴责他人他事，却不肯承认罪责“在我身”；他们恬不知耻地寻求赦罪。说成什么样子？“吻合”是另一项重要的“塑造(shaping)”比对技巧。也就是说，“塑造(shaping)”的结果是使书记官及其秘书让赦罪书的主体部分即序文之后“如实记录案件”，如何与求赦者的叙述非常接近，并在文献允许的情况下，让皇家书记官反映出求赦者自己的语言及事件发生的顺序。选择什么时间节点说？一种更大的时间参照对象在赦罪叙述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这就是仪式和节庆时间，如狂欢节、幸运日、倒霉日、圣事日、玛利亚之日等。不同性别如何不同说？借用对自身固有的社会地位的独特理解来替自己辩护，这是“虚构”的社会性之一；“虚构”的社会性之二则是性别。饶有趣味的是，女性的赦罪故事具有一种“独特的复杂性和质地”，不像男性那样常常以职业或社会地位的故事情节为中心，而是安置在以家庭、性名誉、继承权为主题的叙述中，因为铺设女性赦罪故事的是她们的性别而不是社会地位。女性的故事频频提到的是如何保卫她们的家，尤其保护她们的身体和人格免受性侵犯，而不是男性的故事常常提到的尊严；女性的叙述难以依靠仪式或节庆作背景，而只能通过对话或平凡的细节营造气氛，并辅之以必要的更长的求赦书篇幅；至于情感更被排除在法律可接受的一时冲动的理由(盛怒、酗酒)之外，她们对情感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喋喋不休，嫉妒、绝望以及对某种行为的愧疚与愤怒相伴。^①

在叙事技巧的“虚构”下，“密切关注创作故事的方法和背景以及叙述者和听众在这个过程中所关心的事物”的多重言说恰恰与叙事本身合二为一。作为案件的当事人，求赦者即便目不识丁，在请求赦免时对讲故事的技巧也并非一无所知。在城市和乡村的夜间聚会和闲聊时，在打情骂俏、纺纱和修理工具的间隙，在工作中稍得清闲时，在餐桌酒馆饮酒作乐时，放声朗读传奇、讲故事，甚至把地方事件编成歌曲口耳相传。所有这些，都使当事人对讲述赦免的故事并不陌生。如此，“赦罪书的内容比首次在听证会上获知的信息要多得多”。作为赦罪书的起草者，为了完成比照中的“吻合”，皇家公证人在起草赦罪书的同时负责序文和结论的措辞。他们或者在序文中添油加醋使求赦者显得更可怜，或者强调求赦者有重要的人事关系，或者重点贡献于结尾部分的程式，即言简意赅总结求赦者的故事，以引出皇家的恩典和宽恕而不是严苛的判决。这样，常常会使“故事中被叙述和未被叙述的内容所服务的情节与故事本身迥然有别”。事实上，在整个过程中还有更多人会牵涉进来——法律人或辩护律师，皇家书记官，法官，国王……，陈情者、书写者、审阅者、恩典者的种种表现，构成赦罪书的复调叙事。这也是“必须重新阅读、再次质问赦罪书，以揭示它们的文学策略、它们依靠的假设及它们与皇家权力的关系”的意图之所在。^②

情感叙事结构“展示”而非叙述。多人联合讲述不仅“定型(molding)”出赦罪书的无声社会结构，更“定型(molding)”出赦罪书的有声情感结构。赦罪书的世界是个愤怒和出人意料的世界，国王(而不是上帝)掌握着这个世界的赦罪之权，且并不总是严格按照基督教的模式来解释行为背后的缘由。这种情境下，关注“虚构”的情感结构，更能把捉下里巴人的生活与情感，呈现独特的普罗大众诉说。“突如其来的盛怒”——在正当情况下可以成为国王宽恕凶杀即可以减免罪行的理由，在宗教框架下也是一宗必须被原谅的罪。“酒意突然袭来”——有时被用来建构未预谋犯罪的特征，这是暴饮暴食的一部分。于是，求赦者的赦罪叙述会发生或被迫发生一些转变，此时当事人的喜好与感受，不会只以类似陈述句方式加以叙述(telling)，而是变为极富表现力的感叹、惊讶方式进行“展示”(showing)。他们要为他们的读者和听众重新创造一种情境，求赦者“突然发怒”是合情合理、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对自身生命产生了“恐惧”。当然，这种愤怒情境的重创需要的是一个故事，是因当事人社会地位的不同而不同的或农夫的故事、或绅士的故事、或工匠的故事、或商人的故事等等。^①

具有情感叙事结构的赦罪书起码具备三个重要且相互关联的“展示”。首先，它通常不会以吵架开始(虽然许多卓越的故事往往这样开头)，那会使求赦者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会给过失杀人的声明带来麻烦。更多的赦罪故事通常会以求赦者平静地处理日常事务或参加节庆开始，以无法避免的悲剧或血腥的结局为高潮。其次，是罗兰·巴特所说的叙述主动力，即“混淆逻辑顺序和结果”。“他描述道，在她家门前聚集了很多人，他们大声呼叫(“看，她的儿子来了”)，他还描述了她遍体鳞伤的情形，这样一来，他就用不着解释：他的母亲无疑被认为是巫医和巫婆，而那个神秘的攻击者正试图迫使她解除咒语。” “遍体鳞伤”与“巫婆咒语”的“果”“因”混淆，即使不能逃过法官的调查，但至少可以在司法部办事处把故事一带而过”。再次，在时常缺乏证人的情况下以足够逼真、令人信服的生动细节来证明事情的确发生过，“因为这起杀人案没有幸存的目击证人”，从而成功创造一种富有真实感的“事实效应”。而在这些“事实效应”中，随处可见的“盛怒之下”、“威胁”、“异常愤怒”、“大声喧哗”变成类似“上去，上去，你会在家发现极有趣的家务事”的讥讽叫喊，更有“将复仇的义愤转变为突然的盛怒”，都使赦罪故事不会在争取恩典时被搁置。^②

赦罪书的书写是一种独特的社会现象，在呈现出的具有多重意义和多重解释的更多人的讲述中，“虚构”出的不是不可渗透的“官方文化”(official culture)将标准强加给“大众文化”(popular culture)，而是在国王的规则下，求赦者、听众、赦罪者之间各不相同的利害关系所进行的文化交流^③，并以一种独特的赦罪书表达方式联结起“现代人对此在的边缘的震惊”。

笔者曾对逐渐进入“深水区”的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作过一种形象描述：这种“深度复杂”既不同于科学实验的高度精密，失之毫厘就要偏离万里；也有别于对非母语深涩理论的啃读，只认其词不解其意；更非置身悬崖峭谷，焦虑恐惧时时袭来，而是寻常到如同天天享用、无时不在却又毫无感觉的空气，寻常到如同1+1那样谁都知道等于2但却又不知道为什么等于2。^④并认为这种境况正是教育改革难以把捉的深度复杂所在，也是与改革之初有所不同的深度复杂所具有的复调味道所在。

存在方式的深度复杂带来选择方式的复调味道。这些年来，教育改革的成就可喜可贺、可圈可点，但与此同时，生存其中的多方主体面临的矛盾复杂也越来越突显，生存选择方式也越来越纠结，且从国家到地方，从学校到家庭，从群体到个人，概莫能外。作为国家代表者的教育行政，如何既不失时机推进教育改革、推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创新人才培养，又要有效缩小宏观发展战略与微观践行策略之间的沟壑；如何既表明是在逐步解决资源稀缺、资源不公、资源倾斜等教育不平等问题，又要面对暂时无法实质性改革单一评价制度、现有招生制度以及倾斜资源如何可持续问题。作为国家意志落实者的学校，如何既证明内外压力下仍然秉持以生为本的教育本真，又求得复杂竞争甚至恶性竞争中学校的最佳发展？如何既证明是在关注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又不放弃快速展示学校成果、争取更多资源的有效机遇？作为社会代表者的教师，如何既坚守教书育人的本职工作，又兼顾各种“表哥”“表叔”的硬性规定？如何既突显学生的青春、勃发、想象、力量，又不放弃地毯式刷题、重复式训练？作为教育改革结果承载者的家庭，如何既清醒于众多培训诸多练习的“毒副”作用，又不轻易放弃“赢在起跑线”上的校外“班群”“课群”“学群”？如何既坚守孩子做人底线的道德教育，又让孩子具备遭遇校园欺凌时的防身术？生存方式的纠结意味着选择方式的纠结，生存方式与选择方式的纠结，意味着教育日常世界有更多复调而非单调的事件呈现。

利益关联的深度复杂带来情感方式的复调味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任何改革包括教育改革都是一种多方利益群体的重新分配。但进入深水区教育改革的利益竞争，与改革之初相比，似乎悄然发生着一些变化：少了一些利益即时所得的硬性竞争，而多了一些利益“眼量”的柔性竞争或多方式竞争；少了一些利益分配不公的极度愤怒，而多了一些利益群体的温和协商或换种方式行事的迂回，由此导致的是有矛盾而又有妥协的、有无奈却并不太纠结的诸多教育行为的发生、生成与持续生长。譬如，一所在当地声誉相当不错的学校，坚持三年的一个课题各方面成效同样相当不错，拟新申报的课题研究本来完全可以、学校也希望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化与拓展。但是，地方政府和教育局认为，新的经费投入“应当”用于新的研究项目，“应当”表明学校有重新开始的新的起点。于是，学校为了获得地方行政支持主要是经费支持，只好又另起炉灶，申报一个与原先课题研究基本不相干的项目。吊诡的是，这一过程中呈现出的并不是一方人为居高一方无奈尊崇的被动行为，而是相关多方在一种心领神会的微笑中阐述官方要求、讲述学校妥协并达成双方的握手认同。

张力相持的深度复杂带来行为方式的复调味道。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一定程度上是身处其中的改革多方如何相互张力如何相互相持的复杂，是改革多方如何在张力制衡中既保存保护各自发言权又相互默契相互融洽的复杂，以致在各种多元复杂的位置关系中，看起来的弱势一方并非始终弱势，而看起来的强者也并非总是强势，强弱关系之间的动荡与动态更为鲜明、变化，也更为相互共生共存。这颇有点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复调小说的特点，由几个独立的音调或声部组成，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平行发声、相互层叠。小说中的不同人物及命运构成统一的客观世界，但不是像在传统独白小说中由作者统一意识的支配依次展开，而是众多地位平等的主人公的自我意识连同各自的世界被结合在某一事件中，形成彼此交锋的对位关系，同时，众多人物的声音处于平等地位，通过独立意识与思想之间的对话展现自己的个性特征。^①或许，这也是张力相持的要义所在。毕竟张力相持的深度复杂所带来的行为方式更具备“联合体”的意义。“联合体的社会关系类型通过彼此同意而以理性协商为基础，这在本质上是常见的，尽管决不是必然的。假使如此，那么相应的行动在合理性的一极便或者指向对自我义务的价值理性信念，或者指向其他团体将会达到它的合理性期待。” ^①

上述这些进入改革“深水区”遭遇的内在矛盾与现实纠结越突显或越隐蔽，其质性研究中引发的复调味道就可能越浓郁越厚淳。换句话说，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对研究者带来的，不仅是对背后思想的深度以及思想和现实的关联的思考，而且是对错综复杂、反复纠结、张力相持的复杂世界如何发声、以怎样的方式发声、这些不同的发声如何相处的叙事逻辑的思考。^②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研究者在进行有关叙事逻辑思考时需要具备的一种对自身研究进行自觉反思的想象力。因为如果能避免研究者在对弱势群体关注的同时也可能使这种关注异化为“选择性关注”的现象，或许在多群体叙事成为一种基本可能的同时，也会使研究者自得其乐的研究不时注射一点清凉之剂；如果能秉持多人发声、平等讲述，或许教育的质性叙事会更趋于教育的真切、充实与完整。就此而言，质性研究中自觉反思的想象力，更多不是追求是否能对“真相”本身是什么达成共识，而是要探寻各类多元复杂位置之间多重位置关系对自身研究的可能遮蔽，让质性研究中可能引发陈式化、程序化表达方式的隐患发生一些静悄悄的“革命”。换句话说，在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面前，如何更坦然、更直面地反思既有的质性研究，更真切、更充分、更完整地叙述与解释愈益矛盾复杂的教育、生存、人性，可能会给质性研究带来比以往更多的重新理解与驰骋想象的空间。

讲述选择性遗忘的“另一些声部”。质性研究的主旨在于发觉当事人的经验，从当事人的经验、角度来了解他/她的世界，而不是用一些社会上或学术上的、已存在的偏见或刻板印象来了解或评断一个社会现象或一件事例。事实上，一方面这些偏见或刻板印象几乎随处可见。譬如，有认为受资助的农村贫困女大学生，“内向”“自卑”“心理不健康”“到城里入学后适应力差，与住宿同学疏远”的；有认为劳资关系中，示威罢工次数少代表工人意识低，次数多代表工人意识高、劳资冲突严重的，^③等等；另一方面这些问题的先在刻板印象在实际的质性研究中又常常会被颠覆，于是，研究结果的呈现也就会被颠覆。如果说这种先在刻板印象影响质性研究结果呈现的现状，已经引起不少研究者关注并警觉的话，那么，可能有一种现象至少目前尚未引起诸多研究者的关注与警觉，这就是在质性研究中观察到的一些现象在呈现部分却发生一些“选择性遗忘”。这里，并不是说凡是质性研究中观察到的都必须在研究结果中加以呈现，毕竟，不同的研究者遵循的是不同的讲故事的逻辑，而“怎样讲”的逻辑既是机制的逻辑与结构的逻辑体现，也是研究者的研究预设与研究框架的落地践行；而是说在质性研究中可能有这样一种研究现象，研究者在获取了大量研究素材后，太激动或太兴奋于这些研究素材，更太想按照自己的事先架构来丰满所获取的研究血肉，此时，也正是在此时，那些较为擅长或较为亮眼的概念、命题、论证，可能会使素材的呈现过程在关注弱者的同时，不经意流露出作为关注者的强者的一种遗忘，即更倾心于揭示中的主声部呈现，更想把研究者“想”揭示的、“能够”进入自己框架的问题进行呈现，而自觉不自觉地弱化或舍弃了有可能更完整、更充分、更真切的证实或证伪的呈现，弱化或舍弃了尽可能多的边缘声部与弱势群体的多声部呈现。由此，自觉检视或反思研究成果呈现中作为研究者的缺失或遗忘也就难以无视。因为研究者的主旋律更为强大悦耳的时候，多声部的呈现就可能会被淹没其中，而任何单一主题被赋予的也仅仅是临时讲述的特权，不同主题的竞争则构成复调中的齐奏和序列。^①从中可以追问的是：质性研究的复调叙事是否可以作一种颠覆日常的尝试，即在某种框架先行的主题确认性揭示“模板”中，能否可以有无主题多声部的复调性揭示？把观察的全貌进行无主题多声部呈现，在看似散乱中能否增强历史与文化的透视厚度？那些可能选择性遗忘的另一些声部，为多声部地把捉历史轨迹、文化冲突、秩序张力会带来怎样的不同？

讲述“括号”里的情感故事。一般说来，质性研究中对情绪、表情、情感的观察记录，似乎更多作为辅佐主观察的材料被“括号”在括号里，特点是简明扼要、点到为止，最终呈现的文本更多是作为叙事主旋律的括号外的事件与关系，而括号内更惜墨如金的、更具象简明的情绪、表情、情感记录，则或者作为辅助因素偶尔提及，或者作为沉默表情定格纸上，或者仅仅作为阅读信息任其观看。即使与现象学所主张的悬置有所不同，但与研究者所预设的叙事之间却总好像有一种主副关系，既缺少像《档案中的虚构》里对“虚构”的特别关注与独有挖掘，也少有把括号里的表情描述、声音大小、体态行为与整个主事件主内容主叙事、与整体的社会地位、社会关系中的位置等因素进行关联讲述、平等叙事的有意识探索。或许，这样的表达方式更多把情感、情绪作为一种个体心理现象，作为一种多维度、多侧面的人性综合体来看待，倘若从社会文化建构的角度理解情绪、情感，就会发现这些看似个体心理现象的情绪实际上同样也是社会与文化的过程。而具有后结构主义倾向的社会学者则更强调情绪是一种论述实践，是由个体所处文化情境中的集体论述建构起来的社会和政治经验。由这种观点出发，社会学者对情绪的考察表明，情绪并非简单由个体生理“本能”和“冲动”所驱使，社会因素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着情绪的引出和表达，同时也引导着我们对情绪的标定(labeling)、诠释和管理等微观活动。^②作为质性研究的叙事方式探寻，不仅是对某一教育现象的事件、内容的呈现，更有与教育现象紧密相联的形式、情感、情绪、言语、细节、次序等的呈现，不仅可以构成作为副线的质的研究的情感结构叙事，而且可能具备与事件内容的主线叙事相互交错、平分秋色的复调味道。从中可以追问的是：把表情的边缘辅助位置回归到与事件、内容同时发生、发声的复调味道，是否可能带来质性研究不同寻常的理解与分析？以往被括号括起来的表情、情绪是否不仅只能充当辅助事件的“配角”，而且可能成为关系—事件发生转变的“主角”？去括号的情感故事究竟蕴藏了多少值得玩味的“论述实践”？

讲述“去独白型”的空地。巴赫金认为，以刻画人物的性格、行为、心理等特征为主的传统独白小说中只能听到作者单方面的声音，一切都在作者的支配下展开，而复调小说则是一种由始至终渗透对话关系的小说，处处彰显着对话关系。且这种对话关系表明的意涵是，生活中的一切都是对话，生活本身就是一场对话，每个人与自己、与他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甚至与宇宙万物无不存在对话关系。^③而在人物与作者的对话过程中，作者不以宇宙主宰般的方式从外部发号施令，而是与作品人物处于同一场域开展平等对话，从而构成复调小说各个发声者平等意识的主体之间的对话，而不是被评论的客体。^④教育改革深度复杂的质性研究成果呈现，如同其复杂的“深度”一样，是多层次、多梯度、多面向、多不确定的综合体，其解释分析并不可能只局限于或拘泥于专享式的独白，而毋宁说是一种万象更新、争奇斗艳的格局。以权力分析为例。固然，权力关系是最根本的社会关系，是社会学分析的核心问题。因为权力是理解社会结构和社会动态之来源的主要通道，构建并形成规训社会生活的制度和规范，并最终揭示社会生活进化的可能途径。在这个意义上，将权力关系看作社会的DNA，看作所有文化的源代码与连接万物的纽带并不为过。但假如权力关系分析演变成为某种纯独白型分析，成为话语—权力、知识—权力、身份—权力以致XX—权力等等的纯独白分析模板，而缺少或少有除此之外的独白外空地，是否会带来另一种单一解释的不利？毕竟作为一种关系权能的权力，在让某些社会行动者能够非对称地影响其他行动者的决策，同时/或者通过文化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在人们的头脑中构建某种意义的时候^①，那些“非对称的影响与构建”能确保不是分析者的“统一意志”吗？从中可以追问的是：众多各自独立而不融合的声音与意识平等地各抒己见，会与研究者的主题预设(或许主题预设本身就也在“去”之列)相冲突吗？以往解释中缺位的“伴声”若对“独白式”倾向加以“拓朴”，能否使质性研究中诸如历史、社会、生命等综合问题具有另一种复调味道呢？能否让研究者关注的目光本身更趋于平等呢？

世界总是以一种未完成的形式呈现在所有人面前。把质性研究的复调叙事置于未完成的世界之中，一是意味着它的可探索性、可拓展性与不完善性；二是意味着各种关系的不确定性、叙事群体的多样性以及叙事过程与结局的可变化性。法国档案“虚构”中更多人讲述的赦罪故事，几乎是一个囊括16世纪所有阶层尤其是社会底层人的复调世界的复调故事；中国教育改革的深度复杂，即便仍然存在“谁更多在讲述”的质疑，但起码张开了可以在其中寻找复调讲述、具有复调味道的想象空间；而在未完成的世界和人性深处矛盾中的复调叙事，强调更多的则是，“未完成”意味着世界留予的与质性研究相关的或者更确切地说与质性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相关的硕大无比的探索拓展空间的事实存在，意味着可探索可拓展空间的各种矛盾复杂关系的无法缺席。而就质性研究的复调叙事本身而言，需要厘清的相关问题起码有：一个人的复调与多个人的复调到底谁在讲述？复调叙事中的叙事技巧是修辞变种吗？小切口透视中社会、生存、人性的解释期待究竟何在？

关于“复”与“调”。尽管这一问题并非本文的阐释重点，但作一些基本解释当是论及质性研究复调叙事的必需。根据新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的解释，“复调”这一术语最初在古希腊语中的含义为“由许多声音组成”，而将它作为专门的音乐术语，最早是用来指“多声部的音乐”。《牛津简明音乐词典》将复调定义为“几个同时发生的人声或器乐声对位性的结合在一起的音乐，与单声部音乐和主调音乐相反”。^② “复调”(polyphony)本来是音乐的一种术语，主要指欧洲18世纪(古典主义)以前广泛运用的一种音乐体裁。与和弦及十二音律音乐不同的是，它没有主旋律和伴声之分，所有声音都按自己的声部行进，相互层叠，构成复调体音乐。

前苏联学者巴赫金把“复调”运用到文学领域并创设“复调小说”的概念，固然是用来概括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诗学特征，但可以说更是用来区别“那种基本上属于独白型(单旋律)的已经定型的欧洲小说模式”。复调小说的艺术世界就是“多样性的精神之间以艺术手法加以组织的共存共在和交流互动”，复调世界就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世界。巴赫金认为：“复调的实质恰恰在于：不同声音在这里仍保持各自的独立，作为独立的声音结合在一个统一体中，这已是比单声结构高出一层的统一体。……可以这么说，复调结构的艺术意志，在于把众多意志结合起来，在于形成事件。” ^①在世界文学殿堂里，以“复调”进行尝试的作家也的确创造了属于他们的复调世界。早年有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以亚欧大陆文化交汇的土耳其为背景的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有美国当代最负盛名的印第安人女作家路易斯·厄德里克的成名作《爱药》，表现当代美国印第安人在传统文化与白人主流文化的冲撞、整合以及在此过程中的身份探寻。近年则有201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西耶维奇，她开创、丰富并完善的一种全新的“多声音创作”的文学体裁，成为当代痛苦与勇气的纪念碑，从中亦不乏穿梭巴赫金与陀氏复调小说或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身影。

《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一书在翻译过程中发生的对“调”的一词意涵的部分丢失与不完整，对从另一角度把握“复调”的内涵与精髓倒不无启示。“调”在英文原文中的单词是“key”，从音乐领域借用来的含义则包含两个方面，一指乐曲的音调，一指能为某种东西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也就是说，英语的“key”除了音乐上的音调外，还含有“钥匙”“关键”等义。遗憾的是中文翻译时未能找到与“key”完全对等之词，只能以“调”译“key”。在照顾音乐之“调”的同时，却丧失了内含“钥匙”“关键”的丰富意涵，无可奈何地舍去了“非常重要”的“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的成分。^②这带来的启示是，书名的翻译尚有部分丢失与不完整的缺憾或差异，质性研究中是否也会有某种丢失与不完整的缺撼却不自知呢？强调“复调”叙事更强调的是一种对复调对话精神的把捉，是能够“提供导入的设备和手段”的“钥匙”或“关键”的众声齐唱、多元共生等丰富意涵与内核的把捉。

关于多种声音平等对话。所谓复调到底是谁在讲述？是一个人的复调，还是多个人的复调？显然，对复调研究中的对位式复调还是对话式复调进行辨析，对多线索、多结构、立体交叉的“复调”与思想意识间包含对话性的巴赫金的“复调”进行甄别，本文力有不逮，也不是本文的主旨所在。而在正视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固有局限性——人物之间并不能真的产生对话性、人物和作者也并非平起平坐(此问题有点类似于“研究中的价值是否能够真正中立”的问题)——的同时，更强调与更受启迪的则是多种声音平等对话的复调精神的追求，是具有质性研究特质的各种身份与不同性别的多声音展现，是尽可能包含社会各类群体的生活与情感的多人讲述。正如阿列克西耶维奇所言，从成千上万的声音、我们日常生活和存在的片段、词语以及词语和词语之间、词语之外的东西中——我组织起的不是真实(真实是无法企及的)，而是形象，是自己时代的形象，是我们对它的看法，我们对它的感觉。它需要你同时是作家、新闻记者、社会学家、心理分析家、说教者……。据说，光是为了写作《我是女兵，也是女人》一书，阿列克谢耶维奇四年中跑了两百多个城镇农村，采访了五百多位参加过卫国战争的女性，这种贴近地面与紧触现实的写作方式，为她作品的多人叙事多声部讲述奠定了可能。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获取事实的访谈途径正是质性研究获取事实的重要途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具有质性研究的特质和意味。各种身份与性别的人的声音都真实而平等地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中展现出来，这些声音从言语逻辑、话语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彼此独立甚至互相矛盾，且一切并不服从于作者的思想调度和安排。在“众声喧哗”中，观察同时共存和相互作用之中的一切事物，让不同的声音发出，使沉默喑哑者浮出历史的地表，让他们的命运得以被关注，从而呈现真实而多元的历史，而不是整肃端庄的单向记忆。” ^③阿氏作品对质性研究成果呈现方式的启迪甚至可以说是“革命性”的，至少可以让研究者学会去反思，因为质性研究的成果呈现也可能带有单向度、独白型的另一种权力味道。

关于复调与修辞。这里似乎存在一种逻辑纠缠：假如说所有叙事技巧都与修辞有关，而复调叙事与叙事技巧(尽管也就是叙事本身)脱不了干系，那么复调叙事就可能更具有修辞的嫌疑，而修辞的“无处不在”说常常佐证这一判断。如果就字面意思解释修辞，修辞更多被诠释为“说服的技巧”或“演说的艺术”，而一旦了解修辞学转向的演变历程，或许在复调与修辞之间建立的就并不是简单绑定关系，而需要一种再认识与再澄清。修辞的多元多义诠释或许更切合对复调现象与行为的分析。从历史和内涵上看，修辞概念本身就是歧义迭出、意涵丰富。所以，将修辞视为“发明”(invention)、“论辩”(argu-mentation)、“比喻”(figuration)、“文体”(stylistics)、“受众和情境适应”(audience and situational ada-ptation), 还是“谋篇或布局的艺术”(art of composition or arrangement)，在进行探究的修辞学分析时就各有侧重了。西蒙斯在《修辞学转向》导论中非常准确地指出，探究的修辞学应该是复数。也就是说，对于研究探索的修辞学分析的路径乃至目标是多元的。^①这样看来，简单地认为叙事技巧就是修辞，复调叙事无非就是多人多种修辞技巧的简单铺陈和叠加，未免有旧修辞学的话语霸权之嫌。复调叙事更注重所有人的声音，更关注所有人的声音的平等讲述。如果说复调中有修辞的话，那么，不是“纯粹的辞令”，不是“花言巧语”，不是“愚弄别人的夸夸其谈”，而是希冀在“发现真理和传播真理之间并无明显的区别的现场”，把“人的生存状况包含了身份确认(identity)和认同之间的张力” ^②充分彰显出来，把隐藏在观察之外的事件、关系以及关系—事件中的各类人，尽可能客观至少是不人为遗忘地揭示出来。退一步说，即便所有的技巧都是修辞，也要把所有人的修辞都尽可能揭示出来；况且若把所有叙事都认为是修辞，其本身的方法论也就值得推敲了。质性研究中的叙事与作为“复数”的修辞的叙事之间如果能够进行平等关联、相叠相融的探寻，或许可以丰满对复调叙事的解读，同时也可以消解对复调叙事的同样的不平等理解。

关于复调切口与社会叙事。多年前，笔者在《集体性知识：中国教育改革的社会学解释》 ^③一书中为自己设定的研究任务就是，解释中国教育改革的多元复杂、因何复杂与如何复杂，并构建一个分析中国教育改革多元复杂、因何复杂与如何复杂的本土解释框架。多少年过去了，“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的现象始终存在并未终结，但在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中却发生着诸多变化。复调叙事的切口，探寻的恰恰是在质性研究中如何多视角多方位多色彩地讲述教育的矛盾复杂、生存的矛盾复杂、人性的矛盾复杂，如何进行更为充实、更为真切、更为完整的教育事实的纠结共存、相互妥协、温和制衡的深描。复调小说的艺术魅力在于“复调思维”，“复调思维”的特质是其矛盾性、对话性、开放性和未完成性，这既契合所经历或将继续经历的这个世界的多元、暧昧与边界模糊的状态，更是日常生活世界的不确定与人性深处矛盾的真实生存现象与生存困境。深水区教育改革中那些“不断阅读、重新发现、一再开始”的现象，质性研究中那些个性生命体在人生长河中的际遇，在“未完成的和不能完成的”世界中将会继续存在，更会变幻万千，因为复调的世界就是一个未完成的世界，也是一个人性深处矛盾的世界，致力中国教育改革深度复杂的多方呈现、多元解释、多重可能、多种想象的复调叙事也就具备了深度探讨的可能。就此而言，对质性研究复调叙事的想象与拓展，既不是对某种概念的直接套用，也不是某种研究分析的刻意模仿，而是首先需要一种有关研究反思与自我质询的社会学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