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大致时间而言，西方小说的兴起与欧洲民族主义的兴起几乎同步发生，与其说是一种巧合，不如说更多缘于两者之间相辅相成的内在关联。根据学界公认的说法，西方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诞生于18世纪的英国，那正是大英帝国海外殖民大幅扩张、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蓬勃发展的时代，以商人、乡绅和专业人士为代表的“中间阶层”迅速崛起，而随着其经济能力对社会的影响力逐渐提升扩大，他们对确立自身文化身份的合法性的渴求也愈发强烈。作为一种有别于宗教寓言、历史纪实、英雄史诗和民谣传奇的新兴文学体裁，小说凭借主观的视角、对日常生活细节的关注和对人物精神情感的敏锐捕捉而成为中产阶级的专属文类。与此同时，得益于现代印刷出版业的成熟壮大，小说成功突破了空间区隔、时间不同步等传播限制，使其散居各地的读者通过相似的阅读体验而凝聚成为一种无形的共同体。如果说工业革命催生的国家经济网使这些“中间阶层”跨越家庭、社群的界限而感受到与其同一政治隶属的同胞之间的关联，小说及其创造的精神情感空间更为他们在思想文化层面找到了共同的归宿，从而为他们建构了兼具政治和文化双重维度的身份认同^①。

事实上，小说不仅促进了读者对自己政治和文化身份的感知，更在广义层面建构了民族国家身份本身。19世纪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在其著名的《民族是什么》一文中曾定义“一个民族”是“一种灵魂，一种精神原则”，而构成这个灵魂的要素主要有两种成分：一是“(人们所拥有的)相同的记忆遗产”，二是“维护这种遗产的完整性并使之不朽的意愿”。^②在20世纪探讨民族主义的经典著作《想象的共同体》中，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进一步扩展了这个隐喻，将民族国家定义为一种集体想象，并详细阐释了印刷资本主义对建构这种想象、催生一种文化价值认同的重要作用。安德森在书中特别强调了小说的作用：与同是印刷媒体的报纸相似的是，小说实现了国家权力语言的标准化、提升了民众的识字能力、消除了相互之间的沟通隔阂，但超越报纸传媒的是，小说通过戏剧化的表现方式使人们具化了对国家结构、生活方式的感知。安德森以一部拉美小说为例阐述道，当“一个孤独英雄游走在一个固定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把小说内外的世界融合起来”时，读者形成的是对一个特定民族的“想象”，因为“这个包括了收容院、监狱、偏远乡村、修道院、印第安人、黑人的空间并不是世界的范围，而是受到了明确的限定”。^③在安德森看来，通过对众多具有强烈民族国家代表性的人和物的刻画，小说激发的是读者对一个存在于文字虚构世界的共鸣，将这些共鸣串联起来，便形成了一系列对民族国家特征的共识，所谓的“民族性”也应运而生。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并非所有小说都具备同等的建构“民族想象”的能力，只有那些勒南所言的蕴含“相同记忆以及留存记忆的意愿”，以及安德森所言的具有鲜明代表性从而引发群体共鸣的“民族小说”才是建构“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力量。尽管讨论“民族”与“民族小说”孰先孰后无异于陷入“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循环论证，但不能否认的是，倘若因循安德森的理论，即民族国家是一种经由语言被“想象”出的“人工制品”，创造“民族小说”的最大驱动力不外乎民族内部对确立其身份特性及文化合法性的迫切需求。正如生于马提尼克的法国作家、著名的加勒比文化批评家爱德华·吉利桑特所指出的，“民族文学凸显之时，正是一个族群的集体存在被质询、从而极力为这种存在找寻理由的时候”^④，可以说，民族文学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为建构的双向作用关系。

无论是民族文学对民族国家的建构力量，还是民族国家对民族文学的强化作用，在美国都表现得格外引人注目。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美国可谓“最典型的想象的共同体”，用美国历史学家西奥多·H.怀特的话来说，与其他建立在相同地域、世代传袭的文化习俗基石上的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由一个观念产生的国家”^⑤。纵观美国历史，从自视为“上帝选民”的早期清教徒致力于打造宗教理想国，到建国之父承继了欧洲启蒙思想却毅然决然与“暴政”“奴役”盛行的宗主国决裂，再到自称为“政治上的弥赛亚”的扩张主义者以“要对美洲行善，还要解救整个世界”^⑥为神谕使命，再到将苏联视为“邪恶的帝国”、而重新为世界树立榜样是自己责无旁贷的任务，支撑美利坚民族“集体想象”的核心要素不外乎自由、民主、平等、理性等观念。然而，观念的抽象性使“集体想象”在不断变化的历史、社会、文化现实语境下不免遭遇质询与挑战、甚至面临解构的危机，于是，对美国民族性的建构、反思与再建构同样贯穿了整个历史。在此过程中，美国文学、特别是美国小说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著名美国作家拉尔夫·艾里森在其1967年题为《小说作为一种美国民主的作用》的讲座中曾明确表示，“小说既不是由美国人、也不是为了美国人而发明的，但我们很可能是最需要它的民族……在我看来，(美国)小说一直关注国家身份的概念。”^①而在美国文学批评界，这些积极参与美国民族性建构—反思—再建构的小说有一个有力却含混的称号，那就是“伟大的美国小说”(the Great American Novel)。

从构词来看，“伟大的美国小说”用了“伟大”和“美国”两个限定词来定义，而含混也正来源于此：它指的是普遍文学意义上的美国人写的“伟大小说”？还是特指“美国小说”中那些可称之为“伟大”的部分？如果是后者，“伟大”的评判标准又是什么？为了消解这个含混，我们不妨追根溯源。1868年1月，美国内战军人兼作家的约翰·福莱斯特在《国家》杂志发表的文章中首次提出了“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按照他的设想，那应是一部在覆盖了美国所有地域和文化领域的画卷上，通过描写“美国经历的普通情感及行为方式”来捕捉“美国灵魂”的作品，并拥有萨克雷、特鲁姆普、巴尔扎尔那样的欧洲文学巨匠的气势。^②身为昔日联邦军的将领，福莱斯特在内战结束后不久提出对美国小说的期许，不难看出他对文学给予的统一合众国的厚望，也不难理解他为何反感过于“地方化”的美国小说，而青睐像斯托夫人《汤姆叔叔的小屋》那样的具有“横跨国家维度的场景、真实客观的人物刻画、自然不做作的表达方式”的作品。^③但在今天看来，福莱斯特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定义有其不可避免的局限。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文学批评家劳伦斯·布伊尔在其《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一书中曾如此评价福莱斯特：“一个白人、盎格鲁、北方的美国佬，身处内战刚息却尚有余温、现实主义小说正日渐兴盛的时代，那时的评论界还没把白人新教徒之外的作家放在眼里。”^④事实上，即使在当时，“伟大的美国小说”概念也不乏争议，亨利·詹姆斯对它不屑一顾，甚至嫌这个名字太长太复杂而只是轻蔑地称它为“G.A.N”^⑤，威廉·迪恩·豪威尔斯也不以为然：“哪怕‘伟大的美国小说’不是一个伪概念，也很难让人相信(它的存在)。”^⑥

然而，美国文坛、出版界以及评论界却对“伟大的美国小说”念念不忘。根据布伊尔的研究，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初，“伟大的美国小说”简直成了美国文学报道的口头禅，虽然没人能给它一个比福莱斯特更清晰、更令人信服的定义，甚至可以说，它“根本不是一种(文学批评)理论，而是一种狂热的追逐，是一个令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梦”^⑦。而到了20年代后期，随着被认为是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维农·派灵顿《美国思想主流》三卷本的出版，以及诸如耶鲁、哈佛等美国知名高校陆续设立美国文学和美国思想的独立课程与学科体系，美国文学批评日渐走向专业化，挖掘美国文学中的“美国性”、建构美国“民族文学”成为众多文评家的一致使命，而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评判也随之逐渐清晰。

从美学风格角度，20世纪美国文学评论界对“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界定经历了从现实主义到传奇小说再到多元主义修正的流变。随着派灵顿将“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确立为美国思想的未来方向^①，三四十年代的文评界同样将美国现实主义小说奉为美国民族小说的代表，如将伊迪斯·华顿盛赞为“最重要的美国小说家”^②，将西奥多·德莱赛的《美国悲剧》推崇为“迄今为止美国作家创作的最伟大、最有力量的小说”^③，将约翰·多斯·帕索斯视为可与巴尔扎克比肩的美国小说巨匠^④。然而，到了50年代，评论界一改对现实主义小说的偏爱，著名美国文学评论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在其颇具影响力的《自由的想象》一书中称，现实主义只是“美国年轻时的梦想之一”，让小说担负起“满足社会需求”这个不可能完成的重任，迫使其“为了实现自己的社会功用而放弃关注那些无意识的、含混的、俏皮的存在”^⑤；另一重要文评家菲利普·拉夫甚至直接将矛头对准了多斯·帕索斯，称其过度渲染了“社会症候”，而对“个体生活”的关注不足，从而破坏了“个人经历的完整性”^⑥。此时的评论界将目光转向了“传奇小说”(romance)，将“传奇特征”定义为美国小说的“美国性”。用美国文化批评先驱莱斯利·费德勒的话来说，“当代美国作家早已不再相信一部艺术作品的好坏取决于它是否精准地表现了日常用语、或是直白地描绘出芝加哥贫民窟的可怕，对我们来说，艺术作品的价值在于它的象征性深度和引发的共鸣感”^⑦。在1957年出版的《美国小说及其传统》一书中，作者理查德·蔡斯从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菲茨杰拉德、福克纳等作家的代表作品中阐述了“传奇”如何是一种具有典型“美国性”的文学传统，因为在他看来，美国小说的“传奇”特征根植于美国独有的思想文化，即“新英格兰精密而深邃的清教主义，源于启蒙时代的怀疑与理性思想，以及富有想象自由的超验主义”^⑧。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一系列美国文学评论著作，如R.B.刘易斯的《美国的亚当》、费德勒的代表作《美国小说中的爱与死》、丹尼尔·霍夫曼的《美国小说中的形式与寓言》、查尔斯·菲德尔森的《美国文学中的象征主义》等一致将美国小说的独特之处归于通过象征主义意象、隐喻等手法表达深邃内涵的“传奇”特色，用拉尔夫的话说，“运用规划好的错综技法敲开既定现实的结构，从而释放出潜藏于背后的能量”^⑨。可以说，在50年代的评论家眼中，霍桑、麦尔维尔、马克·吐温、詹姆斯、菲茨杰拉德、海明威、福克纳等人的作品才是真正的“伟大的美国小说”。然而，以“传奇小说”的美学风格界定“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共识很快也遭到了挑战。随着60年代中后期民权运动的风生水起，文评界也发起了一场针对美国文学经典的多元主义修正，为此前完全被白人男性作家作品占领的文学经典注入了有色群体、少数族裔以及女性作家的力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W.E.B.杜波依斯、佐拉·尼尔·赫斯顿、理查德·怀特、拉尔夫·艾里森、詹姆斯·鲍德温、托尼·莫里森等黑人作家，墨西哥裔女作家玛拉·鲁伊兹·德波顿、华裔女作家汤亭亭、印第安裔作家纳瓦雷·斯科特·莫马迪和莱斯利·希尔科等人作品相继在“伟大的美国小说”榜单中收获了一席之地。

事实上，这场关于“伟大的美国小说”的美学批评流变并非那么“纯粹”，其背后有着深刻却微妙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动因。对此，布伊尔总结评述道，20世纪中叶评论界“对美国小说进行全新界定，将其归为一种高深而精妙、唯有通过专业启蒙和刻苦训练才能被解读的象征表演，不得不让人怀疑这不过是为了给高雅文化构筑一道防火墙，以抵御日渐崛起的大众文化”^①。不仅如此，蔡斯、费德勒等人之所以对“传奇”大加赞赏，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认为相较欧洲现实主义，“传奇”赋予了美国小说更多的“个性”与“自由”，而追捧这种小说的“美国性”无异于颂扬诸如“个人主义”“自由”等思想文化的“美国性”，这在冷战硝烟渐浓的50年代可谓对抗苏联的一种暗器。而七八十年代重构美国文学经典更是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的直接产物，其强化的依然是“自由”“平等”“民主”等美国基本价值观。可以说，无论是出于对冷战自由主义的虔诚，抑或是为边缘群体争取应有的地位，建构、重构以及扩充壮大“伟大的美国小说”的努力源于并进一步助推了对美国民族性的建构、反思与强化。

相较美学风格，小说与民族性建构的双向互动关联在作品的主题内容上表现得更为明显。就“伟大的美国小说”而言，如果说表现技法和作者身份为其提供了一种参考维度，那么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评判标准应是小说内容是否足够“美国”，其广度与深度是否配得上“伟大”的头衔。在《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中，布伊尔指出了两条基本原则：其一，“如果‘伟大的美国小说’仅聚焦一个个体人物，就像《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那样，那么这个人物应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社会典型性”；其二，“一部‘伟大的美国小说’不能局限在对特定生活和事件的排演，而应当(哪怕隐晦地)呈现对美国历史、文化及其核心机制——如民主、个人主义、资本主义、地方主义、移民、扩张主义、标志性景观、人口结构等方面的重要思考”^②。布伊尔紧接着提醒，“伟大的美国小说”并非颂扬“美国伟大”的小说，早在19世纪70年代一篇题为《文学与国家》的文章就曾声明：“最高贵的文学……从来不源于自我吹捧。”^③即使是当年福莱斯特认为的最符合“伟大的美国小说”标准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也暗含着对现状的嗟叹与抨击。^④很大程度上，“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伟大”正是在于它一方面诠释了典型的“美国性”，一方面又充满了对这种“美国性”的审慎思考。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断反思、修正“美国性”同样使构筑“美国性”的核心观念得以强化，这正是存续民族“集体想象”的奥秘。

提到美国小说对“美国性”的反思式呈现，最典型的代表莫过于有关“美国梦”的故事。正如美国政治学家沃尔特·李普曼对美国形象的描述，“凝聚美国为一体的纽带不在于对过往的虔诚与敬意，而在于民族坚定的使命感和对繁荣未来的笃信。一直以来，美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个梦想”^⑤，“美国梦”可谓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最具民族特质的概念。早在美利坚合众国还未诞生的17世纪，远渡重洋的清教徒就确立了在新大陆打造“山巅之城”的神圣蓝图；18世纪，“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被写入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正式成为这个国家对所有公民的郑重许诺；19世纪，“自力更生、安居乐业”的梦想支撑着万千拓荒者在西部贫瘠的荒野开拓丰沃的生活；20世纪30年代，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亚当斯正式确立“美国梦”这一语汇，用“在这个国家的梦想中，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成就，都有机会过上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⑥的注解帮助美国民众驱赶大萧条的阴霾；21世纪初，奥巴马用“美国梦”为题发表自己的总统竞选演说，而他的当选无疑是“这个所有美国人共享信仰”的最佳诠释。“美国梦”这个融合了启蒙精神、宗教信仰、人性愿望和社会机制保障的概念，成为美国在世界舞台最具影响力的代言，令无数移民心驰神往，被美国政客挂在嘴边，也为美国各界津津乐道。

纵观美国文学史，“美国梦”同样备受瞩目。单就“伟大的美国小说”而言，倘若参照布伊尔给出的两条原则，不难发现，有相当数量的作品钟情于讲述一个普通人物不普通的成长经历，而这些典型美国人物的典型“美国梦”的故事更从不同角度审视了美国本身。在广义文学层面，这种小人物的成长故事并非美国原创、更非美国独有。早在现代小说诞生之前，从阿拉丁和灰姑娘的神话传说，到约翰·班扬《天路历程》的宗教寓言，讲述主人公的成长传奇经历的故事不胜枚举。而到了现代小说诞生，其主要特质之一便是与古代史诗和中古传奇划清界限，从英雄的浪漫传奇转向更为读者熟知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故事，这与欧洲启蒙时代以来不断发展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民主体制不无关系。歌德于1796年出版的《威廉·梅斯特的学徒生涯》被认为开创了成长小说的先河，后经苏格兰作家托马斯·卡莱尔翻译成英文而广为世界所知，进而被英、法等国小说家竞相效仿，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欧洲小说家热衷的题材之一就是出身卑微的小人物在与大环境进行抗争、妥协中走向成熟的故事。根据意大利著名文学批评家佛朗哥·莫瑞蒂有关欧洲成长小说的研究，这些作品对主人公的形象塑造大致经历了两种范式：早期如勃朗特的《简爱》、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现实主义小说主要关注的是个体“自主的理想”与“社会化的需求”之间的冲突与和解，后期如乔伊斯的《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等现代主义作品则更集中表现现代社会“愈发冷漠无情的体制”与“个人主体性的破碎”，其主人公多有着分裂、失败、或是悬而未决的成长结局。^①很大程度上，欧洲成长小说的着眼点在于觉醒的个体意识与根深蒂固的社会等级制之间的对抗，而其人物宿命多半由是否能够被“社会化”而决定。根据杜克大学英文教授南希·阿姆斯特朗的观点，19世纪英国成长小说普遍塑造的是一种“为了适应某种身份而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主体性”的人物形象^②，它所表达的“个人主义”思想是不彻底的，因为这些小说中的个体只有在与“社会集体”和谐共处的时候才被认为“全面地实现了自我”^③。

相较而言，美国版的“小人物成长记”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在逻辑。从“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对立开始，“美国梦”中就暗含着美国是与欧洲相反的“自由、开放、平等”国度的预设。当“美国梦”内化为民族的“集体无意识”，典型美国人的成长轨迹中最闪亮的是“自我”的作用，即通过自身努力和自律最终实现“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到了小说世界，美国版的成长故事着力表现的是“美国梦”中的“个人主义”力量，而国家则承诺为个体提供实现梦想的必要条件。在美国历史上，被公认为第一个完美诠释“美国梦”的榜样是本杰明·富兰克林，他的《自传》也被认为是美国最早的文学经典之一。在这部历时近20年完成的“回忆录”中，富兰克林回顾了自己从逃跑的印刷铺学徒到声名显赫的印刷商和出版商、从家境贫寒的好学少年到成果斐然的科学家和功勋卓著的政治家的奋斗经历。按照富兰克林撰写的不同时期，这部励志传奇分为四个部分，但“故事主线”却格外清晰统一，即如何通过高度的勤勉自律和坚持不懈的自我完善最终完成了非凡的自我实现，其传递给公众的信息也格外明确，即对美国人而言，无论出身如何，只要自己足够清醒、勤奋、节俭，都可以成为自己的主人，成就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19世纪的一个公众演说家曾如此描述：富兰克林是“一个从一无所有白手起家的人，不靠父母不靠任何资助、未能享受过早期教育(而在此方面，你有百倍于他的优势)，却在活着的时候站到了国王面前，死后也永远不会被世界遗忘”^①。显然，富兰克林书写的也是一个“小人物的成长故事”，但特别之处在于它生动具体地诠释了“美国梦”这个抽象的概念，令人信服地表现了美国是如何兑现承诺，深入人心地强化了美国为自己建构的形象——一个“只要你足够努力，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②

然而，尽管《自传》一再强调的是自我实现过程中坚持自律与道德操守的重要性，但在更多的“美国梦”故事中，实现光鲜成就的背后却潜藏着邪恶的暗涌。正如有学者指出的，19世纪上半叶是“白手起家者的黄金时代”^③，这与杰克逊政府推行的大众民主政治理念以及赋予成年白人男性普选权从而增强了普通民众的自我存在感不无关系，更与工业化初期移民的大量涌入、地域的大幅扩张和城市化进程加速了社会流动性有着直接关联。但那时，“顽强的个人主义”只是白人男性的专属，在他们“美国梦”的神话里，缺失的是被无情杀戮的印第安人和饱受非人摧残的黑奴的血泪，哪怕是在这些白人男性“英雄”之间，同样不乏尔虞我诈、甚至你死我活的争斗。当大众沉迷于富兰克林式的“成功学”之时，敏锐而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家“更喜欢凸显逆潮流的东西……比如关注那些执着于自我重生的人，他们不断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限制对抗，以至于导致自我疏离或者彻底毁灭，或是证明这个国家并未恪守《独立宣言》声称的赋予每个人自由的承诺，还有揭露共和民主的弊端，因为那些有原则的异见被托克维尔所言的‘多数人的暴政’所压制”^④。纵观两个多世纪以来演绎“美国梦”的美国小说，讲述“梦”的幻灭甚至毁灭的故事占据了大多数，也成为反思、重构美国民族性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凭借虚构的特权，美国小说对“美国梦”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审视，其中之一便是道德伦理，这在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早期的现实主义小说中尤为普遍。例如，豪威尔斯代表作《塞拉斯·拉帕姆的发迹》的主人公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成功商人，然而，正当他的“美国梦”达到顶峰之时，却遭遇了生意的滑铁卢以至于濒临破产，此时，物质发迹的“梦想”受到了道德操守的拷问，最终主人公为了坚守道义而不惜倾家荡产，举家回到了乡下——他的“美国梦”的起点。到了20世纪初，深受社会达尔文思想影响的美国自然主义小说以更加冷静客观的笔调将人对物质财富的欲望与无道德节制的追求演绎到了极致，如德莱赛的《嘉莉妹妹》和《美国的悲剧》戳穿了“美国梦”中不可避免的金钱至上和利己主义导向，这个曾给予主人公以美好憧憬和上进正能量的“梦”却最终将她/他推向了自我堕落和毁灭的深渊。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是书写“美国梦”悖论的集大成者。主人公富兰克林式自我奋斗的道路上却反讽地上演了与道德伦理的背离，他对“梦想”的执着/偏执一面显示出“美国梦”的巨大力量，一面却暴露出“梦”的虚幻及其催生的自我沉迷，正是这种内在矛盾最终导致了他的悲剧。不难看出，相比豪威尔斯“白手起家”故事的干脆利落，德莱赛和菲茨杰拉德试图呈现的是“美国梦”这个虚幻却伟大的矛盾体在人的心理和社会层面产生的复杂效应。事实上，在当时的现实世界，“美国梦”的悖论也正日益凸显。尽管一战后的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但根据1925年的一份调查显示，“美国的百万富翁中仅有20%出身贫寒，比之前缩小了一倍。通往美国富裕阶级的大门关得越来越小，成为一种堡垒式的存在”^①，这自然引发了小说家对“美国梦”更深层的质询。

既然“美国梦”的发生语境和必要条件是“美国”，对“美国梦”的审视必然会着眼于国家的运行体制，以此检验美国是否做到了言行如一、信守承诺。换句话说，如果说“美国梦”建立在美国是充满机遇、孕育成功的沃土的预设上，那么一旦体制本身成为“自由、平等、民主”的阻碍，追求“美国梦”的命运便也可想而知。事实上，当布道者、政客以及众多励志榜样不断宣扬“美国梦”的真实可信之时，诸如库尔特·冯内古特等小说家却不断发出警告：大多数人“不过是百无聊赖的存在，被外界强大的力量玩弄于股掌”^②。回顾19世纪以来的美国小说，无论是霍桑《红字》中的海丝特·白兰，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的哈克贝利，还是辛克莱·刘易斯《巴比特》中的巴比特，福克纳《八月之光》中的乔·克里斯莫斯，抑或是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约得一家，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兔子，每一个人物不尽相同却又引发无数共鸣的人生经历无不充满了对美国宗教、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体制的反思与拷问。就20世纪而言，从机制层面剖析“美国梦”内在缺陷的最强力量来自有色人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20年代开始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不仅召唤起黑人艺术家的种族自觉意识和文化自豪感，同时批判否定了汤姆叔叔型驯顺的传统黑人形象，以求提振黑人为自己的真实遭遇发声的勇气。1940年理查·赖特的《土生子》以更激进的方式重塑了美国小说中的黑人形象，那个充满仇恨和暴力的主人公破碎的“美国梦”是对美国种族主义体制的直接抗诉，而他的成长故事无异于一部黑人版的“美国的悲剧”。在《土生子》出版的前一年，赖特曾撰写文章探讨“黑人写作的蓝图”^③，某种意义上，《土生子》可谓这个蓝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开篇，这部小说也成为入选美国颇具影响力的“每月图书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的第一部非裔美国小说。

1952年拉尔夫·艾里森的《看不见的人》更将美国黑人小说创作推向了高潮，它再次质询了黑人“美国梦”的虚幻，在美国文坛引起了巨大轰动，甚至被认为发起了一场修正美国文学版图、扩张“伟大的美国小说”的革命。随着美国研究学界挖掘美国民族性的氛围日益浓厚、文学评论界建构美国民族文学的努力日臻成熟，美国小说家的自我使命感也愈发强烈，正如艾里森指出的，“任何一个美国作家，从认真写作的那一刻开始，就有责任捍卫美国文学的健康发展”^④。当《看不见的人》一举夺得美国国家图书奖，艾里森在获奖感言中更明确指出，这部小说的意义在于“它的实验姿态，以及为修复人人对民主负有责任的信念而做出的努力，这种信念曾是19世纪最优秀的美国小说的典型特点”^⑤。根据艾里森研究专家亚当·布拉德利的分析，这里所谓的“实验姿态”是一种“膨胀扩大了的现实主义”，在艾里森看来，“日常的美国生活已经走向了近乎超现实的状态”^⑥，因此，只有这种看似“超现实”、实则格外“忠实于现实”的表现手法才能最大程度地反映美国(黑)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例如，《看不见的人》采用了主观化的叙述声音，一方面使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呈现出犹如梦呓幻觉般的戏剧性，另一方面，这种戏剧效果又蕴含着象征张力，使读者产生对“现实如此荒谬”的顿悟。除了美学风格的新尝试，《看不见的人》用黑人的成长故事再次揭露了美国“梦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用黑人所遭遇的“制度化”的“非人”经历再次斥责了美国“许诺”与“体制”之间的明显背离。就这个意义而言，《看不见的人》无疑为书写“美国(白人)梦”的小说注入了曾被无视、但却不可或缺的黑人元素。

哈佛大学英文教授维纳·索罗斯曾将20世纪中叶开始逐渐彰显影响力的一批族裔小说称为“族裔现代主义”^①，其主要特点在于其融合了传统现实主义关切和现代主义叙述手段。某种意义上，“族裔现代主义”通过美学风格的创新尝试，将边缘群体所处的美国困境与现代社会个体充满陌生感、疏离感的精神困顿有机结合，使之成为对美国体制中种族主义弊病的控诉，也同样具有洞悉现代性问题的文学普遍意义。但需要指出的是，真正称得上“伟大”的美国小说不会忘记自己的“美国”属性及其可能发挥的效力，它们不会过分强调族裔性而忽视了“美国性”，也不会过分凸显现代人的普遍困境而弱化了典型“美国人”的境遇。事实上，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即使裹挟在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政治正确”浪潮中，不少边缘群体作家并未陷入对“身份政治”的过度迷恋，比如少数族裔小说家创作的“美国梦”故事在斥责美国种族问题的同时，同样充满了对“美国梦”本身悖论的剖析和对美国民族性的探索。在索尔·贝娄的成名作《奥吉·马奇历险记》中，身为犹太移民后代的主人公在小说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个美国人，出生在芝加哥。”与诸多诠释“美国梦”的“主流”经典小说相似的是，这同样是一个出生于贫民窟的“小人物”的成长传奇，同样演绎着“自由”“个人主义”理想如何遭遇了种种现实挫折，而主人公的犹太身份只是为其“美国梦”的憧憬和破灭增添了新的维度。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无论是菲利普·罗斯的“美国三部曲”，还是任璧莲的《典型的美国佬》，抑或是杰弗瑞·尤金尼德斯的《中性》，讲述的都是族裔美国人的“美国梦”故事，但却体现出“源于族裔”又“超越族裔”的“后族裔”特征，即族裔身份只是美国身份的一个注脚，跌宕的美国经历一面发出警告：所谓“美国梦”不过只是骗人的空头支票，所谓“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生活逃不过昙花一现的宿命；一面又像《了不起的盖茨比》那样毫不掩饰地展现美国人对这个“梦想”欲罢不能的迷恋以及对其进行修正的努力。

聚焦20世纪中后期以来的“伟大的美国小说”，如果说在内容方面经历了从凸显“多元文化”到弱化“身份政治”的演变，在美学风格方面，同样经历了从否定“现实主义”到创造“新现实主义”的转向。早在20世纪70年代，当文学评论界盛行着蔡斯、费德勒等人所主张的以“传奇”界定美国小说的“美国性”之时，美国记者兼作家汤姆·沃尔夫就曾撰文回应“现实主义已死”的论调。在1972年发表的《他们为何不再写伟大的美国小说》一文中，沃尔夫曾指出，“如今，大多数严肃小说家死也不愿意被当成只是巴尔扎克式的‘美国社会的秘书’……当他们满脑子想着寓言、神话和作家这个神职的时候，谁会愿意充当那样一个卑微的仆人角色”^②。然而，沃尔夫在为现实主义唱“挽歌”的时候更多是反讽语气，同时也是为自己推崇的“新新闻主义”寻求立足点和合法性，即当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小说热衷于无意识、含混的文字游戏时，描述社会现实和人们复杂内心的责任只能落在新闻报道身上。姑且不论这种逻辑推理是否成立，单就小说创作的发展来看，沃尔夫的论断不失一定的预言性，当音像传媒技术的信息传播力和召唤感染力远远超过纸面文字之后，无论是传统的新闻报道，还是豪威尔斯、刘易斯式的现实主义小说的确很难再产生昔日的影响力。但问题的另一方面，“现实主义”远没有从文学世界销声匿迹，而是从20世纪末开始以一种新的面目再次成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主导风格。

很大程度上，“新现实主义”被认为是一种“后—后现代主义”，它既非对传统现实主义的简单回归，也并非对后现代主义的彻底颠覆，而是将前者的社会关切与后者的叙述技巧有机结合。在评述后现代主义之后的美国小说时，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文学教授罗伯特·瑞本指出，新现实主义小说家“深谙(传统)现实主义的模仿局限”，因此，他们便针对这些局限试图创造一种“更大、更好的现实主义”^①。而用纽约州立大学英文系教授玛丽·霍兰德的话来说，“新现实主义”是一种“后结构现实主义”，它“用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解决了后结构主义自身和传统现实主义在表现方面的问题”。^②具体来说，“新现实主义”既不像传统现实主义那样“为了典型而典型”，也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为了游戏而游戏”，它不乏采用叙事的跳跃、语言的含混、时空的倒置等后现代主义标志手法，但又格外注重对愈发复杂莫测世界的真实再现，将小说形式与内容更加紧密地结合。荣登《时代》杂志封面并被冠以“伟大的美国小说家”头衔的乔纳森·弗兰岑便是“新现实主义”的代表。1996年，他在著名的“哈波氏”长文中提出“悲剧现实主义”的社会小说创作观，既反对致力于揭露社会弊病的“抑郁现实主义”，也反对试图改造社会的“疗愈乐观主义”，而坚信“相对解决问题，小说更能挖掘问题”。^③在弗兰岑看来，社会小说的价值在于“它将私密的、个人的世界与更大的社会视野联系起来”，通过对小说场景、人物、生活遭遇产生的共鸣，人们会“对世界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进而“适应黑暗并抱有希望”。^④从2001年的《纠正》，到2010年的《自由》，再到2015年的《纯洁》，弗兰岑在自己的创作中一直实践着“悲剧现实主义”理念，书写美国生活的本真面目，洞穿美国社会的本质内核，一面无情地直指美国价值观的衰落、拆穿美国理想的吊诡，一面用小说充满希望的开放式结尾给人以温情的劝慰。

20—21世纪之交的美国，有冷战结束带来的自豪感，也有失去“他者”后的自我迷茫，更经历了9·11事件的莫大创伤，以及社会学家根据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缩减、社会流动性减弱等方面调查数据宣告“美国梦”的终结^⑤。然而，“新现实主义”美国小说则以“置身黑暗却怀有希望”的方式为重构美国民族想象贡献着力量。用布伊尔的话说，这是“伟大的美国小说”之“梦”，尽管它“并不会像独立日庆典或是好莱坞情节剧那样充满自夸自擂的仪式。相反，历史表明，合格的候选人更有可能强调国家的伟大是未经证明的，它的自命不凡是空洞的，并且这艘国家之船还在继续走着下坡路”。正因为这些小说“承载着集体的良心和国家的自我批判”，它们成了关于这个民族集体想象的“监护人”。^⑥可以说，民族文学的价值就在于这种关乎良心的自我批判，让整个民族在怀疑甚至否定式的警觉中自我修正，反过来强化日益羸弱的民族性根基。当“美国世纪”不仅是时间上的过去式，也逐渐在隐喻层面走向终结的时候，“伟大的美国小说”真的能够成为“拯救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