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域文化类型。近年来，上海市委、市政府强调了“上海文化”品牌的“三个文化”——即江南文化、海派文化和红色文化，并将“上海文化”与“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并列为上海城市建设的“四大品牌”。学界对“上海文化”的研究很多，但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定义，特别是如何理清“上海文化”与“海派文化”“江南文化”的关系，一直是学者们较为纠结的问题。王战认为“海派文化源于江南文化，特色是中西文化交流和商业文化。我们应该以优秀的历史文化传统涵养上海文化品牌，海派文化不仅仅是上海文化，实际上可看成是江南文化演进的3.0版。” ①熊月之梳理了上海历史文脉与海派文化的关系，指出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都跟上海这块土地一路走来的传统密不可分”。②刘士林强调“上海城市的发展一开始就与商业、制造业有关” ③，阐明了上海自古以来的商贸文化特质。这些观点表明“上海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外延广阔的综合性概念，总体而言，“上海文化”属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的地域文化类型，具有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的底色，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不断形成红色文化等多样化的文化形态。时下，对于“上海文化”的研究应着重关注两个问题：其一是“上海文化”的承载空间；其二是“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方式。
上海是一座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我们要反思“上海文化”的历史底蕴与历史根脉是否逐渐为人们所淡忘？诚然，中心城区也包含着“上海文化”的因子，比如现今仍保存完好并有着活态传承的弄堂文化、石库门文化等。但伴随着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绝大部分中心城区恰恰成为文化传统的濒危地带，其原因在于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迁，很多植根于农业社会的文化形态很难在都市找到栖身场所，生存空间受到挤压。相对而言，散布于上海市郊的古镇兼容性强，处于农业文明与现代工业文明的交界地带，保留着较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成为诸多传统文化遗产的“避风港”。因而，上海古镇与中心城区都是“上海文化”体系的重要构成部分，甚至比中心城区拥有更加良好的文化生态空间，文化底蕴更加深厚。但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目前上海古镇的发展存在着一些短板，上海古镇本属于江南古镇的集群，但其文化品牌远没达到“江南六大古镇”这样响亮的标签效果，这与上海古镇的文化价值是不相符的。仲富兰指出上海古镇主要面临的问题是本土文脉受到伤害，切断了上海与周边江南文化的文脉联系；“非遗”面临断层之虞；公共空间相对薄弱，导致传统文化资源的生存空间遭到挤压，等等。①黄江平认为上海古镇目前面临着东西部保护与开发不平衡、保护与开发方法单一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处境艰难以及生态环境状况不尽如人意等问题。并提出上海古镇文化保护与开发应遵循整体性、多样性和可持续发展相结合的原则；通过立法、科学规划管理、提高和培养市民保护意识以及多元投资等途径，实现上海古镇文化保护与开发的长远目标。②张磊也指出了上海古镇面临的类似问题，从而强调“古镇的更新，是产业的更新；古镇的复兴，是文化的复兴；古镇的发展，是与居民共同发展。古镇要呈现给大众的应该是一份记得住的乡愁，而活着的古镇才能感受乡愁。” ③针对上海古镇存在的诸多不足，应对上海古镇的文化资源进行有效的保护和开发，使其为塑造“上海文化”品牌发挥应有的价值。
从民俗学的学科视角而言，古镇是“上海文化”的重要承载空间，其文化品牌塑造的重点是要“讲好古镇故事”。民俗学以研究叙事见长，美国学者戴安娜·埃伦·戈德斯坦表示：“学界和公众对于民间话语的认知转变，集中体现在文化的两个领域：叙事和地方性知识”，“要让人们确切地知道，我们领域的专门知识是地方性知识、叙事和表达的文化。” ④田兆元也强调民俗具有叙事性的重要特征，总结“民俗叙事绝非仅仅局限于口头和书面文字，还包括仪式行为的叙事，以及物象(图像的、景观的——人造的和自然的)的叙事。” ⑤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可以用来作为古镇文化资源分类的参考，如仲富兰总结了古镇包含三要素，分别是物质形态要素、非物质形态要素和环境生态要素 ⑥，这三大要素则大都以语言、物象、行为等多重叙事为存在和延续的方式。古镇有传说(文本、口头)，有实物，有相应的民俗活动，有的仅以其中一种方式存在，如古镇的部分传说，可能仅存于古老的文献记载，已经成为过去的文化记忆，而在现实中找不到对应的景观或仪式行为；有的则具有两种以上的叙事形式，能在现实中找到相应的语言载体、物象载体或仪式行为载体。通过民俗的多重叙事，可以发现古镇铺就了“上海文化”的底色，甚至上海最早的历史文脉都要在古镇的叙事中追溯。于是，古镇的叙事也成为发挥其文化功能的渠道。
二 上海古镇的语言叙事与“上海文化”记忆语言叙事是以语言、文字为载体的叙事类型，包括文本的记载和民间口头上的讲述，一部分见之于相关的历史典籍、地方志等传世文献；更多的则是通过民众的口耳相传而得以保存和延续，主要是指与古镇文化资源相关的神话、传说等民间故事，属于民间文学的范畴。
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重要研究对象，不论是理论建构，还是案例探析，钟敬文、刘锡诚等前辈有非常丰硕的成果，相关的教材、著述、论文、辑录可谓是汗牛充栋。上个世纪前期胡愈之的中国第一篇关于民间文学的论文《论民间文学》和第一部民间文学概论都是诞生在上海，对于民间文学的群众性、口头性等问题进行了很好的探索。肇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被称为“世纪经典”和“文化长城”，其中就包括民间故事集成。新世纪以来，民间文学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内容被关注，而新时期的“民间文学大系”作为中国文化建设工程为中宣部立项，更加凸显了民间文学作为民族精神、地方文化的核心资源的价值。
根据“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上海各区县分卷等已有的故事集，结合档案馆、图书馆的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可以较为全面地收集上海古镇的故事资源，其中有很多是历代传承至今的体现人类文明起源、上海历史根脉、匠人精神、地方传统、风物特产、景观风貌等方面的故事，应对这部分文化资源进行重点关注，挖掘其中蕴含的“上海文化”基因，进行民间故事的文化创意产业实践，如旅游开发，影视片制作，社区文化建设等，为树立“上海文化”品牌助力，为国家文化战略的实施贡献力量。
其一，上海古镇的创世神话。很多人对于上海的认识存在很大误区，认为上海是自1843年开埠后才发展起来的，其文明史不到200年。事实上，且不说上海拥有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崧泽文化、广富林文化、马桥文化，单是在世代相传的创世神话中，就能寻到悠深的历史根脉。何谓创世神话？田兆元讲道：“创世神话是人类思维发展到较高程度，社会发展到较高阶段，形成的对于文明发展具有承先启后的意义的关于文明创造的神圣叙事。” ①所谓“创世”不仅包括人类的创生，还应涵盖器物创造、制度创造和道德创造等内容。可以说，创世神话是民族文化之根、中国文化自信之本，在当代社会中担当着强本固元，树立文化自信的重要功能。从相关的文献典籍和各区县的“民间故事集成”中可以看到，上海地区尤其是在古镇不仅流传着大量的创世神话，还书写了非常鲜明的中华文化符号、“上海文化”的本土符号。创世神话承载着上海古老的历史记忆，是上海文化根脉的象征，一度被世人所忽视，近几年，随着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这些神话资源也被重新进行讲述和建构。田兆元特别强调：“创世神话研究在上海的兴起，是城市定位，神话学传统，知识者与市民的共同选择。” ②
在庞大的创世神话谱系中，关于龙文化的讲述是核心的母题，于是才有“龙的传人”这样响亮的叙事。上海也是龙文化的重要地域，《礼记·曲礼》记载：“前朱鸟(雀)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青龙”为东方之神，古代位于吴淞江畔的青龙镇便是上海关于龙的创世神话的有力佐证。上海有句俗谚：“先有青龙港，后有上海浦”，被誉为“上海第一镇”，是上海地区有史可查的最早的城镇。万历《青浦县志》载道：“粤有巨镇，其名青龙。控江而淮浙辐辏，连海而闽楚交通。”青龙镇一开始是唐天宝年间由于军事需要而设立的，之后迅速发展为上海地区最早的海内外贸易港和经济重镇，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其社会生活、市镇格局、经济形态、文化娱乐无不充斥着开放时尚、兼容并包、积极务实的海洋文化精神和城市文化精神。也就是说，从青龙镇始，就奠定了“上海文化”的基本格调，可谓上海都市文明的源头。刘士林论道：“正是在以青龙镇为中心的发展中，上海才逐渐有了自己的城市结构与性格。”① 而后，由于沿海一带的环境变迁，吴淞江逐渐淤塞，海岸线东移，青龙镇逐渐为上海浦取而代之。当时的青龙镇位于今天的白鹤镇东南部和重固镇北部，今尚存青龙村、青龙塔、青龙寺等代表着龙文化符号的名称。当下，上海仍有龙文化的活态传承，不少非遗项目也是与龙文化相关，如松江舞草龙、浦东三林舞龙、金山吕巷小白龙等，都表明上海是中华传统龙文化符号的承载之地。
此外，还有“天地降生”“女娲娘娘捏泥造人”“女娲与一日三餐”“盘古和他的妻子”“人的由来”等创世神话在上海市郊古镇中流传，成为象征着“上海文化”深厚根脉的语言叙事载体。
其二，上海古镇的典型故事。上海古镇的民间故事种类繁多，涉及历史人文、地理环境、名人轶事、革命事迹、景观风物、匠心精神等方面的内容，其中有一些对于重构地方传统、树立地方形象、促进文化交流有着很大影响的故事类型，是值得特别关注的部分。如孟姜女的故事，顾颉刚先生根据孟姜女演进历史的研究，认为上海松江是多个孟姜女故事传播地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华东师范大学民间文学学科的开创者罗永麟先生在教学的过程中，陆续发表了关于牛郎织女故事、孟姜女故事、白蛇传故事、梁祝故事的研究论文，并结集出版了《论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于是，罗永麟先生被认为是“中国四大民间故事”的最早提出者，并率领团队在上海地区展开调查。贺学君先生也是孟姜女研究的重要贡献者。田兆元《中国传奇》为“孟姜女”设立专题研究，凸显了上海孟姜女研究的意义。施爱东的专著《孟姜女哭长城》在对大量孟姜女传说研究资料搜集整理的基础上，采用更多鲜活的民间因素，向大家展示一个更加立体、形象、完整的孟姜女形象。孟姜女故事也是上海最有影响力的地方化叙事，传说孟姜女在寻夫的路上曾来到江南的松江府，即今闵行区颛桥镇六磊村一带，观音菩萨令东海龙王带虾兵蟹将为其铺路，直到黄浦江边。②孟姜女也因此具有浓烈江南色彩。
上海松江小昆山镇的“云间两陆”是关于历史人物的故事，极具江南文化特质。陆机、陆云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具有代表性的文化名人，也是松江文化乃至“上海文化”的奠基人，“云间两陆”的故事体现了松江本土的地域文化特质，也有助于上海文化根脉的研究开发。再如乾隆皇帝下江南的传说，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南北交流和满汉民族交融，都具有积极的文化建构价值。
在现当代，还有一些体现红色文化的故事流传，如在青浦区练塘镇，无产阶级革命家陈云同志曾与吴志喜同志领导了当时苏南著名的小蒸、枫泾暴动，指挥所就位于练塘镇小蒸社区老街东首。暴动之后，吴志喜和枫泾区委委员陆龙飞一起不幸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逮捕，殉难于松江小校场。陈云同志于1984年题写了“吴志喜烈士永垂不朽！”
要之，上海古镇的民间故事是富有地方色彩的本土文化资源，保存着古镇的文化记忆，是上海历史文脉传承的语言叙事，其文化基因和底色是“海派”的，也是属于“江南”的，有助于讲好古镇故事，塑造“上海文化”品牌，提升上海的文化软实力。
三 上海古镇的物象叙事与“上海文化”形象的树立如同有声的语言、有形的文字一样，景观等实物形式也具有向受众“讲故事”的功能，往往能够以各式各样的“建筑物、图像、雕塑、广告牌、导游词” ①等元素组成的叙事体系作为载体，表述其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这被称为物象叙事。物象叙事是具有可视性、具象性特征的叙事方式，是对传统文化的物化凝结，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力获得受众的认知和认同。上海古镇“小桥流水人家”的水乡风貌，以及塔亭楼阁、瓦肆街巷、风物特产等都属于物象叙事的范畴，尤以景观叙事为主。
如果说语言叙事可以突破时空的限制，景观叙事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固化，将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地点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对地域文化的认同。景观通过故事的讲述能把“对时间、事件、经历和记忆等无形的感知同具体的地点联系起来，由于故事把对地点的体验串联成各种有趣的关系，因而叙事就能提供认知和形成景观的方法。” ②有学者总结，“景观叙事”指“产生于景观和叙事间的相互作用和彼此关系。景观不仅是故事的背景，而且其本身也是一种多变而重要的形象和产生故事的过程。”③冯炜论道：“景观叙事暗示了景观和叙事之间的关系，场所构成了叙事，景观不仅仅是故事发生的场景，而且其自身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叙事。场所和事件一起产生故事。” ④赵毅衡认为，从广义叙事学上看，“任何符号都能用来讲故事” ⑤。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可以总结，景观本身就是一套叙事体系，景观叙事是景观的主要意义和功能，没有景观叙事，受众就无法感受和认知景观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文化价值。
在上海古镇文化资源的背后，很多都附丽着优美的传说，为其增添了诗意的想象和瑰丽的色彩，更注入了文化的灵魂和活力。在嘉定区南翔镇，流传着“白鹤化缘造寺”的故事，讲述了在南朝梁武帝立国的时候，南翔还只是一个荒凉的乡村。有一天，当地农民在种地时挖到一块一丈见方的巨石，石块刚露出地面，天空出现几道彩光，一对丹顶白鹤从远方飞来，在石块上空盘旋，从此，这对白鹤天天出现，不肯离去。有位叫做德齐的僧人见了，便认定此处为佛国仙境，决定建一座佛寺。神奇的是，每天白鹤往哪个方向飞，哪里就有人来捐款建寺，不久就筹集到一大笔钱动工建寺。待梁天监四年(505)佛寺落成那天，那对白鹤驮负着德齐和尚向南飞去。那块巨石上留下诗句：“白鹤南翔去不归，惟留真迹在名基。可怜后代空王子，不觉熏修享二时。”为了纪念白鹤，人们取名“白鹤南翔寺”。该寺在宋时改名为“南翔寺”，到清代由于康熙皇帝赐额“云翔寺”，便以此为名发展至今，传承了一千多年的香火。仙鹤也已经成为南翔的标志，南翔的仙鹤厅、镇政府广场的仙鹤雕塑等景观将这则故事固化到当地，形成不可替代的文化符号，从而建立了稳定的地方文化认同。
再比如古镇的桥，可谓最具江南水乡文化特质的景观元素之一，缺失了桥梁，便构不成“小桥流水人家”的景象和诗性的意象。围绕古镇的桥梁景观有很多的故事，比如关于造桥的习俗，桥上的艺术装饰(如桥心花、桥联等)，桥梁的命名，桥梁背后的人、事、物，都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景观叙事题材。青浦区的金泽古镇历来以“桥桥有庙，庙庙有桥”的桥庙文化著称，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曾经形成了“六观、一塔、十三坊、四十二虹桥”的格局。关于金泽桥庙文化的来历，本身就有一段帝王将相的叙事，相传明太祖朱元璋的重臣刘伯温一次护驾到江南巡视，来到金泽一带，察看金泽的地形后大为诧异，他说，金泽的地形像一只乌龟，乌龟的头是东岳庙，尾巴在洋澜荡，所以南宋看中金泽，要建造5048间大的寺庙。还说金泽的风水好，是福地，要出帝王，假如出了帝王，朱元璋的帝位就不保了。刘伯温要压制金泽的风水，使这只乌龟不能游动，也就出不了皇帝了。但金泽毕竟是福地，是将相诞生之地，刘伯温就召集他的部下和金泽官吏，下令大造庙宇，安排一朝阴官，皇帝、丞相、州官等一应俱全。因此，金泽有了42座寺庙，42座虹桥。金泽的桥庙文化肇始于宋代，并非明代的创制，传说的讲述自然是虚构的想象，但景观叙事的功能和价值无关真伪，这则传说是阐释金泽景观风貌特征的关键叙事，烘托了景观的神圣气氛，提升了金泽的文化高度和地域形象。
景观是不可移动的，是特定地域内固化的传统和文化标签，风物特产则可以突破地域的限制，作为旅游商品进行流通，更具有传播古镇文化的优势。风物特产的核心价值在于可以树立古镇的地方文化认同，而认同是通过叙事来建构的。与风物特产相关的叙事也是物象叙事的一种形式，为其自身增添了文化内涵，使之有别于普通的商品，更好地为古镇“代言”。以古镇的特色食品为例，说起丁蹄，人们自然会联想到金山区的枫泾古镇；阿婆粽是青浦区朱家角的特产；下沙烧卖则与浦东新场古镇相联系，等等。在金泽有种名为“状元糕”的糕点，传说当时在上元节以此糕供应献灯、看灯者作点心用，而得名“上元糕”。又因两位考生食用后得中状元而改称为“状元糕”。相传金泽镇上有一个穷秀才要上京赶考。为了省钱，其母为他做了一种糕片，烘干后用布袋装好，以备路上充饥之用。哪想这种烘干了的糕片，香味扑鼻，引得同路赶考的一位富家秀才为之垂涎，尝了此糕后连声叫好。二人结伴同行，同到京城参加了考试，结果都榜上有名。人们认为他们中榜与吃了那种烘干的糕片有关系，于是有人就在金泽镇上精心制作，称之为状元糕。这是一则饮食与金榜题名的传奇故事，再配上吉祥的名称，使一种普通的物品华丽转身为文化商品，其象征意义远大于物品本身的价值。在浦东三林，有“三宝”(三林塘崩瓜、三林塘标布、三林塘酱菜)、“三绝”(三林瓷刻、三林本帮菜、三林刺绣)、“三特”(三林舞龙、“三月半”圣堂庙会、城隍出巡)，都是三林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但现在很少有人能够讲述与之相关的历史典故和传说故事了，导致其知名度和美誉度撑不起三林应有的文化高度。应充分挖掘这些文化资源的传说故事，重塑三林昔日的美名。如关于三林崩瓜来历的故事、“三林标布进京城”的故事、三林酱菜的传说等，都是古镇风物特产的物象叙事，要多整理、多讲述、多传播，让故事走进千家万户，唤起人们的文化记忆，建立情感认同和地域认同，推动古镇形象的树立。
承上所论，景观是地方文化的物化凝结，是不可移动、不可替代的物象呈现，必定和特定的地域捆绑在一起，可以说，景观是最具备书写地方文化优势的叙事媒介。风物特产往往会进入商品交易市场，随着购买者的流动而传播到各地，是古镇可依赖的强有力的文化载体。这些物象叙事与古镇密切关联，对于传播地域文化、树立地域形象、建构文化认同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 上海古镇的行为叙事与“上海文化”的活态传承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提供了多角度、立体化的审视文化事象的视角，为受众提供了综合性的、全方位的认知体验。如果说语言叙事是可“说”、可“听”的，物象叙事是可“看”的，那么行为叙事就是可“做”、可“参与体验”的，可在相关主体的民俗实践中进行生动的呈现。程蔷认为行为叙事“是不以语言文字为载体而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的叙事” ①，并且在“祭祀活动；巫术、符咒活动；游艺活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为充分。②前两者具有信仰的神圣性的倾向；后者则是世俗的娱乐与狂欢，是在特定的时间(如传统节日等)、特定的空间(如庙会等)进行的民俗文化活动。
上海古镇处于乡村与都市的交界地带，既可以容纳传统农业社会的民俗文化，又可以向现代工业文明靠拢，其可张可弛、可传统可现代的包容环境为传统民俗活动提供了理想的栖息空间。例如，依托古镇的水乡环境，发展出了相关的舟船文化，青浦区朱家角的摇快船习俗便是老百姓在农闲时节(农历七月二十七)在漕河港以船为载体进行的水上竞技表演，结合放生桥的放生仪式、舞钢叉，形成充满浓厚江南色彩的民俗景象。宝山区罗店的龙船文化有别于舟船的竞渡文化，而是以表演性、观赏性为主，船身以白、绿、青、玉、金、紫、乌等颜色来指代各街巷的龙船队，体现了“三湾九街十八镇”的江南水乡格局，已被列入上海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上海古镇拥有数量众多、类型多样的非遗项目，如浦东三林的舞龙、浦东新场的锣鼓书、青浦练塘的田山歌、青浦金泽的商榻宣卷，等等，无不凝聚着上海的本土文化记忆。
由民间信仰发展起来的庙会活动是民俗活动的综合展示空间，最能体现民俗的行为叙事形态，既有祭神、谢神的神圣性和肃穆感，又有娱神、娱人的世俗性和释放感，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整合力。然而传统的庙会和大多数民俗文化一样，面临着传承和发展的危机，赵世瑜在上世纪末就意识到“原有的庙会、民间信仰等仪式，要么随着都市化的进程而消失，要么转化成一种单纯的文化展演，逐渐失去了原有的文化整合功能。” ③所幸的是，在上海的一些古镇，还有“香汛”等传统庙会的活态传承，有些已被列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进行保护。在金泽，有农历三月二十八和九月初九两大香汛。农历三月二十八为传说中管人生死的泰山神东岳大帝的生日，届时要在东岳庙举办“廿八汛”，有东岳大帝出巡等仪式行为展演；九月初九要向被誉为“关西孔子”的杨老爷上香，俗称“重阳汛”。龙华庙会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但近些年来不断地受到都市化进程的影响，日渐衰弱，发展状况堪忧。另一项上海市级非遗项目三林圣堂庙会则具备相对优越的文化生态环境，具有较大的发展潜力，可担当打造上海庙会品牌的重任。
三林圣堂即崇福道院，三林圣堂庙会又被称为“崇福香汛”，民国年间的《三林乡志残稿》有载：“(三月)十五日，崇福道院香汛极盛。十里以内，均来烧香。院前夹道，纷设竹木农器摊，货如山积，乡人争购，负荷而归。” ④里人陈师咸描述道：“心香一束拜玄天，地狱堪忧俗信虔；烛未尽燃嗤已拔，像多难遍跪谁全。茶棚满座游人杂，竹器成堆夹路连；若为喧嚣覔清静，东过海会再言旋。”⑤并撰写了《西林商家月令竹枝词》：“三月三林香汛来，圣堂场上去徘徊。团箕箬垫如山积，路满游人轧不开。”⑥生动地描绘了昔日庙会的热闹景象。现在，三林圣堂庙会已被列入上海民俗文化节(落户于三林古镇)的重点项目，成为对外展示“上海文化”形象的窗口。不仅如此，三林圣堂关于真武大帝(玄天上帝)的传说是中国的上帝故事，可与台湾的玄天上帝信仰进行互动交流，在两岸之间发挥沟通民众感情、促进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圣堂还有抗倭保境安民的传说，这对于弘扬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精神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三林古镇还有一项颇具影响力的庙会活动，即西城隍神出巡仪式，与圣堂庙会、淋舞龙并称三林“三特”，其对于三林的文化标志意义是毫无疑问的。城隍庙信俗起源于上古时期，是与城市伴生的文化信俗。在一定程度上，城隍信仰促进了都市的发展，是城市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隍庙是上海城市文化的地标性建筑，是城市文化的一个符号，一处景观。城隍庙里尊奉的城隍老爷，自古以来就被民间百姓尊奉为城池保障，是珍贵的民间信俗，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上海城隍庙地位很高，人称不到城隍庙就没有到过大上海。上海城隍出巡是规模宏大的城市盛典，但是今天的上海老城厢城隍庙已经没有了城隍出巡仪式，甚至连青浦城隍庙、嘉定城隍庙都没有城隍出巡仪式。浦东三林的西城隍神出巡仪式是上海城隍信俗之硕果仅存者，可作为上海民俗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成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抓手。
三林民国《三林乡志残稿》有载：“三林赛会，以霜降、十月朝为最盛。是时于旗锣牌伞之外，益以轿马、五屯、拜香、托香、清音，前扶后拥等。” ①里人朱士充曾撰写多篇咏西城隍庙的竹枝词，现摘录几则如下：
其一：
十月欣逢郊社节，丰收答谢歉求腴。神前跪拜深深愿，保佑年年吃有余。
其二：
丈八方方打唱台，连台好戏尽搬来。酬神莫忘我心喜，演来悲剧也颜开。
其三：
赛会迎神十月朝，家家喜气上眉梢。丰收同庆歉祈祝，争取来年雨露绕。
其四：
赈济出巡非易事，八夫抬轿气森严。扎坛定点从民望，老弱伤残逐仰瞻。
其五：
城隍本是松江府，庖代却烦岳老爷。忠孝爱民千古仰，威灵公足警奸邪。②
这些竹枝词保存了三林西城隍神出巡的文化记忆。当代的仪式由头戴红黑两色帽子、身着三林土布长袍的人负责鸣锣开道，高举“威灵公”“奉旨出巡”牌匾的城隍仪仗紧随其后，再由主祭引领西城隍神像起驾出巡。行街队伍由道教仪仗版块、民俗风情版块、文艺表演版块组成，巡游队伍到达指定位置(一般是三林老街的文昌阁前)后，西城隍神驻驾，主祭诵读祭文，读罢焚烧掉，向城隍神行礼。礼成。之后，各个行街队伍轮番进行丰富多彩的民俗表演，烘托出热闹、欢快的气氛。
综上，民俗文化需要以动态的方式进行实践和呈现，上海古镇保留下来并进行活态传承的民俗行为叙事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性项目，扩展性强，可以推进古镇的旅游事业，聚集古镇的人气，因而成为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文化资源。
结语民俗叙事是古镇文化的载体，是破解古镇文化密码的切入口，可以在语言、物象、行为的多重叙事中挖掘、整理古镇蕴含的文化基因，彰显古镇的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古镇成为塑造“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力量。在具体实施上，可以借助民俗的谱系观念进行路径的探索。民俗谱系观念认为，民俗等文化事象是以整体性、互动性为特征，以建构相关群体性认同为旨归的谱系性存在，也就是说，谱系是构成文化事象的各要素之间构成的网络，不是简单的叠加，而是相互间具有力学作用的、相互影响的有机集合体，每项要素便是谱系中的节点。“上海文化”正是一种谱系性的存在，对内包括地域空间、相关族群、文化资源等诸多要素；对外涉及与其他地域文化之间的互动关联。上海古镇可看作是“上海文化”地域空间谱系中的一个个节点，其文化资源之间应以语言、物象、行为的多重叙事形成整体的、互动的文化谱系，其中某一方面被割裂开来就会游离于“上海文化”的谱系之外，不利于“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
上海古镇拥有地域的核心文化资源，不仅可用于地方经济的开发，也可在谱系观念的指导下以文化建构的视角将地域间的关系打通，与其他地区进行联动发展。比如，可把民间故事作为地域交流的纽带，将地方文化资源与国家核心文化资源结合起来，让地域研究服务国家战略研究。孟姜女故事就有这样的功能，可以构成“松江—上海—江南”的递进式空间谱系，也形成“上海—山海关”的线性空间谱系，同时，还可带动相关文化资源的对外展示和合作开发。再如上海古镇的龙文化，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文化资源，可以把青龙镇关于龙文化的叙事与松江舞草龙、金山吕巷小白龙、三林舞龙等活态民俗联合起来，以整体的姿态共同书写上海地区的龙文化精神，凸显“上海文化”中的国家认同意识和民族文化自信，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发挥效力。
总之，从民俗学的视角看，民俗的多重叙事理论可以成为考察上海古镇文化资源的切口，叙事不仅是文化的存在方式，也是进行对外交流、彰显其文化价值的渠道；民俗谱系的观念对文化具有宏观和整体上的统摄力，可避免孤立化、碎片式的发展，既要建立“上海文化”内部各要素的关联，又要向外传播，与多元文化进行交流互鉴，这样才更有利于“上海文化”品牌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