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通过三个部分简要说明区域研究的学科特性以及我自己作为区域研究专业者的身份, 借此展开我要表达的内容——即反身性(reflexivity)。首先, 通过反思“地中海文化区”(Mediterranean culture area)的概念, 进而质疑我一直以来乐于受教的狭窄的单学科框架。我在美国开始了人类学家的职业生涯, 四十年多年来, 我一直沉浸于以不同的视角回顾这个论题。其次, 我创建了一个单一国家研究项目——具体来说就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泰国研究项目(Thai Studies Program)”——它在一个区域研究框架内为我积累了丰厚的知识和后备保障。此外, 作为一个人类学家, 我发现相比欧洲研究专家来说, 从亚洲学人那里有望获得更多的支持, 前者通常将人类学家视为“暴发户”(甚至更糟), 他们想不通人类学家如何实现对文明人的研究, 这倒为我提供了很多基于知识共享的政治动态。

这部分是对某种特定实践的介绍, 我希望能将自己的理论观察置放于具体的语境中, 使之不那么抽象。区域研究几乎一直是跨学科研究, 然而从逻辑上讲, “跨学科”的基础是因为存在着预先假定的明确的学科概念(否则“跨”也无从谈起)。因此, 区域研究是由其他通量复合而成的新的通量；但是, 每个人对其是什么似乎都有着相当明确的概念。^①因此本质论假设(essentialist assumptions)往往并未受到质疑。尽管没有必要的理由, 区域研究这个概念通常被视为是基于国家、地区和环境的本质主义定义。此外, 区域研究还经常遭遇管理者的抨击, 因为他们急于减少需要着手处理的种种复杂问题。虽然存在这些明显的问题, 一些精选的区域研究项目仍然会持续进行, 并尽可能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

在我看来, 有以下几个原因关涉到区域研究的这种适应力。首先, 与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的其他方面一样, 既得利益和战略利益支持在某些特定时刻采取一种便利的做法。那些不喜欢军国主义“政治”的人发现, 这是一个令人尴尬但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们希望自己能脱离这些限制完成工作, 但是在有些时候他们的决心受到严峻的考验。这对一些人来说已经变成了一个存在困境。区域研究所面临的压力以及压力所带来的资金问题还会发生一些转变。因此, 区域研究通常拥有相当虚幻的外表。但至少可以说, 这是其适应能力的一种表现。

区域研究产生适应能力的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学科——尤其是我所在的社会人类学, 迫切地依赖于持续的区域研究, 除了资金原因之外, 更重要的是因为从事严谨的人类学研究所需的地方性专业知识几乎在其它任何领域都不受尊重, 然而在区域研究中——可能除了欧洲研究——一位经验丰富的、权威的人类学家甚至可以将其转化为一种能够为学术做出贡献的意识。

第三, 如果我们说, 一位人类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想要与彼此进行交谈, 而这确实发生了, 如果对世界某一特定区域有相同的兴趣, 他们就更有可能这样做。

第四, 弗尼斯(Furniss)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谈到了, 语言的转变和回归使得共同的语言技能成为一种有效形式, 它将不同的知识传统通过一些共同特点结合在一起：通过双方相互尊重和认可的行为, 字面意义上的语言共享也能够转化为知识层面上的共享。^①

在这里, 我将阐述区域研究持续存在的第五个原因, 即区域研究建构了一种话语——也许更重要的是, 它建构了一种可理解的话语(intelligible discourse)。不管人们是否认为熟悉其它文化世界(cultural worlds)是重要的——我怀疑是否真的有人无法理解为什么我们中的一些人认为这是重要的。作为一种话语, 区域研究本身是开放的, 可以用比社会学理论或数学定理更宽泛的术语来分析它。

此外, 从以奥斯汀(J.L. Austin)的“表演性”(performativity)^②理论为开端的唯物主义语言观来看, 关于“做”(do things)的话语——以及他们究竟做了什么这个经验问题对于理解区域研究是关键的。至关重要的一点是, 大多数经济学家和很多政治学家都公开蔑视地方知识。他们的专业知识需要与语言和文化保持“距离”, 这并不比非政府组织(NGO)自诩拥有的“专业知识”高明多少, 非政府机构同样会闯入到民族志和历史研究中, 以抹去人道主义光环以及这些光环可能带来的资金支持。^③

我想把区域研究发展的话语性放置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进行探讨。我的职业生涯始于“地中海人类学”(Mediterraneanist anthropology)的巅峰时期。为此, 我从一开始就专注于区域研究的话语讨论。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 我的一个长远目标就是解构那些使我感到震惊的事物, 把这看做是对超然的文化统一体知识的天真且自命不凡的追求。为什么有人会质疑地中海文化区的概念？布罗代尔(Braudel)已经宣布了它的存在；因此这是一个事实——并且也是因为布罗代尔, 对于无疑存在着的且根深蒂固的文化共性(cultural commonalities)有了实用的生态学解释方式。但是, 当我们说它们存在的时候,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地中海区域”(the Mediterranean)——也就是在希腊, 后来在意大利——工作了很多年, 实际上我对这两个国家仍然保持着浓厚的研究兴趣。因此, 我也经常被人视为一个“欧洲研究专家”(除了那些从事欧洲研究的非人类学家, 特别是那些对更北部区域感兴趣的人不这么认为)。大多数欧洲研究专家(以及大多数欧洲人)认为我所在的学科以研究舶来品和原始事物为主, 并且我研究的是欧洲边缘的国家。在一本名为《镜中人类学》(Anthropology through the Looking-Glass)^①的书中, 我指出这种边缘性将为我们提供一个理想的支点, 让我们能够以批判的眼光来审视自身学科在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中的历史内涵。即使在当时, 我也认为关于“文化区”的简单化想法不会让我们走得太远。随后的发展表明, 这种想法是正确的, 原因是出乎意料的也是显而易见的。意大利和希腊拥有大量的移民人口, 这些人像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和希腊人一样说话和做手势, 扰乱了当地人固有的观念, 事实上, 他们中的一些人是站在东道国立场上的。这些移民中的华人大部分是温州基督徒；他们的孩子有的不会说普通话, 只会说温州话和带有当地口音的意大利语, 这一特点使关于“中国”和“意大利”甚至“地中海”的普遍假设变得复杂。

这种假设既能带来认识论上的影响, 也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比如关于我是“地中海主义者”的假设根深蒂固, 以至于我从希腊进入到意大利被认为是“自然的”, 而从希腊或意大利跳转到泰国则被认为是错误的, 甚至有点疯狂。然而, 在花了这么多时间揭露“地中海”的真面目之后, 我发现自己形成两种新的立场, 我希望这两种立场对我们的讨论都能产生一定影响。

这些立场是, 首先, 讨论“地中海”是有益的, 不是作为一个实体化的文化区, 而是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话语事实；其次, 事实上, 如果我们允许人类学家研究政治(尤其是一些政治学家经常声称要研究文化), 泰国和希腊就有了更多的共同之处(相比意大利和希腊来说)——具体而言是它们都有一段我称之为“隐性殖民”(crypto-colonies)^②的政治史。

如果我一直致力于驳斥以“文化区域”为中心的旧版本的区域研究, 并且如果我上面提到的比较方式可以将两个不同的大陆连接起来, 那么为什么我还在继续争辩说, 关于区域研究的讨论是有用的且富有成效的呢？

如何用话语有所作为？我的回答取决于对语言实体性的认识, 区域研究的“实体性”(thingness)在于它的话语。话语不是超结构的(superstructural), 不是副现象的(epiphenomenal), 也不是其它任何多余的东西, 可以说它是“真实的”^③。要探讨它如何做到这一点——就如道格拉斯·霍姆斯(Douglas Holmes)所展示的中央银行的经济沟通是如何在公共领域实现的^④——就意味着要放弃实质和象征相分离的部分无意义假设, 这些假设长期困扰着社会科学(并且制造了一个烟幕, 在这烟幕背后, 一些经济学家创建了几乎完全脱离经验证据的模型)。科学是知识, 知识源于来之不易的经验(希腊经验), 这是我们所谓经验认识(empirical understanding)^①的基础。事实就是表征——即表述一个“事实”本身, 事实本身无法使其更不真实。我希望区域研究能够发挥更加善意的角色：通过推进一种要求语言技能和尊重文化传统的知识形式, 它可以促进一个更加平等的世界, 这个世界会随时准备好摆脱以文化优越感为基础的权力附庸。

区域研究的话语告诉我们, 很多形塑学术研究的力量是没有学者和学术知识参与其中的, 我们应该明确这一点——正如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所说：“这不为他们所知”(à leur insu)——不过他肯定不会这样谈论他的学术同行。^②借用归属的相关话语(所有权和忠诚度的双重意义上), 这些地缘政治现实生发了许多区域研究项目——大到如“亚洲研究”“非洲研究”等宽泛的项目, 小至着眼于单一民族国家的项目(该研究因而易受“方法论民族主义”^③的批评, 其再现了使文化认同具体化的官方政策, 而不认可文化的流动性)。然而, 坚守原则地致力于区域研究, 则会抓住机会与迎合上述想法(这些想法是造成世界上众多苦难的根源)的做法反其道而行之, 最终也会引导我们去质疑民族国家制度是人类社会的基石这一论断。

地中海研究的故事对其它地区研究——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 似乎更有效的做法是将区域研究的暂时性和脆弱性认为是一种概念上的优势(conceptual strength), 同时也从原则上抵制那些“虚假”的专门知识(即缺乏地方经验和未经深入的文化、语言训练的专门知识)。我相信我们的信誉取决于这一举措。这既是一种激进的做法, 同时也是保守的。之所以说保守, 是因为它强调对基本训练和技能的坚守。尽管如此, 这一做法也是激进的, 因为这需要改变根深蒂固的习惯, 包括改变将顾问式的无知伪装成崇高的而实际上与知识毫无瓜葛的专门知识的习惯, 并通过坦承所有区域研究框架都是暂时性的来代替这种无知。

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同行对特定区域如何成为安全制度、移民浪潮和其它扰乱正常生活(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争议的概念)事件的焦点很感兴趣。比如, 法国政府已经投入了相当惊人的精力来强调其国家的“地中海”身份。^④至关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一区域焦点在历史上是如何与法国殖民主义以及社会科学的起源联系在一起的——如何与城镇规划相联系, ^⑤甚至与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思想中强烈的结构主义色彩相联系——布迪厄与法国殖民地有着复杂的关系；北非地区的项目是一个有趣的主题。^①正如Naor Ben-Yehoyada在一部精彩的关于意大利-突尼斯海上交流的民族志中所做的研究, ^②我们应该追问, 意大利政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雄心壮志, 即使在意大利北端, 一个致力于分裂的政党正试图划清南北之间的界限？——直到它看到通过改名换姓、加入联盟来加入国家政府的机会！我们还应该追问, 得到官方支持进入以色列的有可疑犹太血统的俄罗斯移民, 他们如何看待位于中东(不论其何意)的定居殖民政府“欧洲式”的伪装？这种文化现实的表征显然是争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而且这种争夺也影响到我们区域研究单位的划分方式。不久之前, 欧洲项目的资金就被分配给了ACLS(主要用于东欧)和SSRC(用于西欧), 后者在那段时间资助了希腊的研究, 希腊人的兴趣点不在印第安纳大学(Indiana University)的俄罗斯与东欧研究所(我当时在那里工作), 而是在西欧研究所。用于建立实时的影响力的话语实践也过度地左右着我们的学术机构是如何被组织、资助和指导的。

与此同时, 地中海主义(Mediterraneanism, 这是我根据爱德华·赛义德的“东方主义”^③模型创造的一个术语)开始演变成一种不那么确定的东西。在一种更加荒谬的形式中, “地中海”被视为葡萄牙(它没有地中海海岸线)和墨西哥的组合——后者被纳入其中大概是基于西班牙文化的输入。^④多年来, 我(以及其他人)对“地中海主义”的批评开始取得成果。^⑤万幸, 他们没有阻止其它学者在该领域工作。相反, 他们开始怀疑, 为什么包括政治家在内的当地人要投入如此多的精力来推进地中海认同的理念；于是他们把对这些问题的调查也纳入自己的研究中。在这个过程中, 研究者们对自己卷入国际关系的现实政治(Realpolitik)及对其分析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反身性意识。他们不仅仅在底层工作, 而是“自下而上”延展, 并在中途遇到更乐于接受的政治学家和大手笔的社会科学家。尽管相互猜疑的情况仍然存在, 但结果是令人兴奋和富有成效的。

现在让我们暂时把目光转向东南亚, 这个区域可能没有他们自己的布罗代尔(尽管现在詹姆斯·斯科特似乎愿意填补这一空白, 他非常明确地将“佐米亚”——Zomia与布罗代尔的地中海^⑥构想进行了比较), 我们看到, 基于不同的关注焦点, 该地区的学者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实现无序但总体友好的思想交流, 这些思想上的碰撞同时反映了该地区文化和政治的多样性。尽管斯科特的方法有明显的局限性, 但可贵之处在于, 它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新观点, 即区域研究不仅应该在内部进行比较, 而且还要相互交流。这样的对话强调一种兼具相似性和连续性的建构性(constructed nature), 同时可以使区域研究沿其生命线的动态轨迹向前发展。^⑦

这种跨区域的比较无疑是一种最好的方法——它不仅维持着区域研究(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框架)的暂时性特征, 同时也维持着学者的自我意识, 否则的话, 这些学者很容易倒向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和我之前提过的方法论民族主义。究竟是格尔茨式地对权力戏剧化生产(也许有人可以以意大利版本来再现这一论点)的关注？还是某一种在地域上较为灵活的“星系政体”(galactic polity)的持续形式？——这些问题主导了东南亚因何“统一”的争论。^①正是这些讨论所带来的不安, 让其变得有趣和有利可图。所有的概括似乎都没有奏效；但随着学者们的争论, 一些新的见解不断产生。当然, 这是这些讨论的主要价值。这不是结论性的总结；它们甚至不总是非常准确。但它们可以引起争议。最重要的是, 基于它们形成了一个讨论范围, 使得不同的区域专家群体之间可以进行充分的交流——到目前为止, 这种讨论尚未充分地发挥潜力, 它被学者们常常表现出的对地方和区域专业的热情投入所抑制。

所有这些都为区域研究项目的建构提供了经验。它们都依赖于具体化的实体(reified entities)：国家、地区和生态区。如果管理者们轻易地承认这种实体性(entitivity), 那么这些项目很可能成为旅游业、军事力量等方面的展示场所。但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上, 正是这种具体化的不可持续性为那些具有知识生产特征的项目打开了新局面。

很多区域研究项目都被纳入对单一的国家或地区的研究中；比如在哈佛大学, 泰国研究属于亚洲中心的一部分, 具体运作它的是一个东南亚研究委员会, 他们还希望创建其它类似的“国家性”项目。然而, 称其为“国家性”——的确引起了方法论民族主义的担忧。我们还可以追问, 那些更乐意关注“泰研究”(Tai Studies)而不是“泰国研究”(Thai Studies)的人——即关注一个语言群体而不是一个国家实体的人, 是否仅仅是用另一种不那么明显的方法论国家主义形式取代了原来的？通过将各种范式放置在比较视野下, 尤其是与其它领域的专家进行对话的形式——这些专家也许正面对着一些相对(或不断产生的)棘手的观点, 一个包容性的组织(encompassing organization)就可以培养出那种批判性视角。比较本身就是一种质疑相似性和意识形态倾向的方式, 正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倾向导致我们将其视为相似的。正如我经常辩解的那样, 比较与自反性并非(有时被认为)不相容, 它们如同一个方法论硬币的两面。

近三十年来, 反身性一直是人类学的口号(catchword)。然而我认为, 这种方法让很多非人类学家深感疑虑, 尤其是它可能暴露出一些潜在问题, 并最终暴露出他们对各种形式的政治资助(political patronage)的依赖, 这些资助破坏了他们的学术独立性。每一位接受官方组织资助的学者都面临着这样的伦理难题。通过强调资助条款本身应该作为学术分析的主题, 尤其是不同国家和学科的受资助者之间资金分配的不平等方式, 区域研究实际上可以为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提供一个更有活力、更有批判性、更真实的途径。

同样通过这种方式, 区域研究可以抵抗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本有可能带来的影响：每个区域的具体化——或者说使某个区域僵化, 使之具有“实体性”, 都近似于方法论民族主义产生的效果。这种僵化可以发生在局部层面(如研究某一个省的机构), 显然也可以发生在更广的范围(比如“非洲研究”)。为了避免这种层级制度化的定型, 我们应该更加有意识地努力改变边界——内部和外部都是如此。这显然不意味着“向下移动”(shifting down)；正如Ku和Gibson主张将焦点转向“广义南岛语系”来研究等级制度和平均主义的作用, 有时这种边界可以朝相反的方向移动——即向上移动(shifting up)。^①重要的是它在移动。

正如一些人所认为的, 区域研究常常被指缺乏理论凝聚力——可能一部分原因在于它们的实现依赖于制度性的安排。反身性方法似乎有望实际地回应这种批评之词。一个研究机构去质疑依赖于文化区的国家边界——这种可能性很多, 但问题是：应该如何做到这一点？这里再次强调, 对话语的关注虽然不是万能药, 但却颠覆了传统的假设, 并引导我们去审视一些假设——由我们思想碎片所创造的区域形貌(area configurations)往往停留在这些假设上。因此, 与局限于地域划分的模式相比, 一个没有地理名称, 或者谑称(众所周知, 我曾建议成立“东南地区研究所”, 以找出希腊、泰国和佛罗里达的共同之处)的区域研究机构可能更具有生命力。值得注意的是, 在我所想象的东南地区研究所中, 一个人可以颇有成效地研究泰国, 但他是在一个棱镜折射的光中进行研究的——这个机制引导我创造了比较术语“隐性殖民主义”(crypto-colonialism)。这个概念可以用来讨论横跨岛屿和河流——或社会主义国家和伊斯兰国家间地理位置的战略影响。佛罗里达州在这个比较中可能做得不是很好——但我的论点恰恰是, 大多数分类只有在证据不足导致我们产生新见解的时候才有用。

简言之, 当今区域研究面临的是在制度僵化(institutional sclerosis)和批判性想象之间做出选择。如果没有基本的组织协调能力, 没有某种形式的组织结构, 我们无法完成这项工作。但是, 对这些能力和这种结构的管理可以而且必须是创造性的、批判性的和反身性的。它们是保证区域研究未来发展的重要特征, 并且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很好的体现。我希望这一论坛可以切切实实为我们提供动力, 让我们能够充满想象地, 甚至是略带玩味地对区域研究进行尝试, 我希望这种对边界和话语的批判性游戏可以为区域研究注入新想法和洞察力, 使之保持鲜活。这些目标远比维持已建立的理论框架更可取, 更有价值, 也更契合区域研究项目的跨学科性。但它们需要精心地培育, 需要被持续地公开辩论和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