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在云南三村的调查中，将江村作为类型比较的起点，呈现农业、手工业、商业的变迁与发展带来的农村本土资源逐渐竭蹶的过程。其中，表现在土地制度上的后果是土地产权集中，离村地主与佃户群体的持续增加，使得农村无法以农业本身养活居住在农村的大多数人口。①因此，费孝通以“被土地束缚的中国(Earthbound China)”来形容这一时期农业面临的问题。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在考察食物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时，提出了“土地肥力递减规律”，即土壤的性质使追加的资本和劳动投入非但不能带来产量的提升，还使收益递减。②。土壤贫瘠，产量下降，农业无法承担养活大多数人口的任务。因此，现代社会背景下，资本、工商业、人口对于农业的影响，既带来了以产权为核心的土地制度的变化，也直接影响了更为根本的土壤肥力本身。③经过80多年的发展，距“被土地束缚的中国”这一观察之后，今天我们发现“被土壤束缚的中国”已成为当下农业种植与食品安全领域的核心问题之一。不仅城市中存在着土地污染与修复的问题(“毒地”)④，农业种植过程中土壤重金属超标(如“镉大米”、“镉小麦”等)⑤，土壤有机质、养分和微量元素下降⑥，土壤板结、贫瘠化现象严重①。只有健康的土壤才能种出安全、健康的食物。
2010年后，中国大陆的食物消费结构(主粮:肉类:蔬菜)从传统的8:1:1开始转到5:2:3，并向4:3:3转化②。对这一食物消费结构转变的简单分析，即是富裕起来的人们开始从“吃饱”转向“吃好”，即在食品安全背景下对安全、健康食物的消费是更为基础性的需求。为了获得安全、健康的食物，人们转向购买有机、生态食品。这一需求也促使中国有机、生态农业得到快速发展③。如自然农法、酵素农法、活力农耕、生物动力农法、有机种植、生态种植等各类生态农业农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过，在有机、生态农业领域，食物安全和品质仍是一个问题④，如生物农药的使用时间和频率、腐殖质和土壤团粒结构塑造等，同时因肥料施用不当带来的土壤重金属含量上升，也是一些农场主深为烦恼的问题⑤。正如生态农业领域的一句行话：“如果不在土壤改良上花时间，你就有足够的时间来应付病虫害”。无疑土壤是生态农业种植过程中的根本。
“被土壤束缚的中国”是指土壤板结、贫瘠、养分和微量元素下降，成为中国农业种植领域的核心问题，而土壤改良则是生态农业种植的基础。既然土壤改良非常重要，那么土壤改良为什么知易行难？土壤改良与生态农业技术有什么关系？资本在土壤改良过程中具有怎样的作用？为什么着眼于土壤物理与生物性状修复的土壤改良会与伦理认知及其实践相互关联？因此，透过对生态农业种植过程中土壤改良为什么难的阐释，延续农业研究传统中伦理与农业的关系线索，呈现土壤和伦理相互关联的过程及其对中国食品安全和农业种植的价值和意义，并将这一讨论放入到农夫个人主义行动倾向的背景下来分析和理解，是本文的核心工作。
一 农业种植与伦理相关吗？一个初步的文献梳理对于社会科学的农业研究传统而言，虽有不同的界定和认识⑥，大体上人们都认可恰亚诺夫(A. Chayanov)、马克思(Karl Marx)、韦伯(Max Weber)、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与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等人确立了农业研究的基本范式，并将之细分为阶级理论、“独特经济”类型理论、文化理论以及韦伯的社会结构理论等四种研究传统⑦。但在笔者看来，这四个研究传统实际是在“社会农学”与政治经济结构两个面向上来讨论农业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其中若隐若现存在着一条伦理体系与农业劳动的关系线索，这条线索经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当下，在农业种植结构性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伦理的意义和作用也越来越清晰呈现在农业种植过程中。
恰亚诺夫著名的“劳动与消费均衡论”，认为农民的家庭是农民农场经济活动的基础，当劳动投入的增加在主观感受的“劳动辛苦程度”与所增产品的消费满足感之间达到均衡时，农场的经济活动量就此得到了规定。在恰亚诺夫这个具逻辑美感的概念中，核心是农民家庭的生物学和社会学规律，即家庭的劳动与消费因家庭规模与人口变动而呈周期性变化⑧。换言之，家庭这一伦理实体决定着人们的农业生产。恰亚诺夫将农业种植过程从单纯的经济行为放入更为复杂、更为动态的社会过程中来解释，进而把原先作为自然一部分的“生物农学”放入到与社会、文化相关的“社会农学”的层面来看待。与一般评论都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出处(包括格尔茨本人)延至戈登威泽(Alexander Goldenweiser)不同①，倘若我们放宽眼界，可以看到这一概念的内核在恰亚诺夫对低福利水平上的农民农场经济活动量的阐述中，有着非常清晰的呈现：当土地较少时(或人口稠密地区)，人们只能提高劳动强度栽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以单位劳动报酬率降低的条件提高全年劳动生产率，在低福利水平上维持劳动与消费均衡②。不过，格尔茨将资本、土地有限的情况下，爪哇人持续的劳动力投入仍能部分保持劳动边际生产率不减的原因，归结为与互惠、地方性租佃关系等相关联的文化系统托住了这一雕琢、精细、复杂的农业生产体系③。地方性租佃在地方性的道德体系中得以运作，而互惠本身则具有鲜明的伦理与道德色彩。建立在社会行为基础上的“社会农学”分析面向，在爪哇人的农业劳动分析中，再一次显示了其解释力。
格尔茨对于爪哇人农业内卷化的分析，是在与爪哇外岛现代化发展的比较中来提炼其解释模式，这一解释模式相当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种“现代性”分析范式下的产物。因此，韦伯对于农业的研究及相关看法，也是我们必需加以注意的部分。在韦伯看来庄园经济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影响了政治结构，政治结构的变化反过来又固化了庄园经济的运作方式，导致了西罗马帝国灭亡及整个古代西方文明的衰落。④农业结构与社会、政治结构的双向影响，是韦伯农业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这既是对“社会农学”面向的研究在认识论层面上的一种深化，也与政治经济结构面向的研究有着内在关联。这种研究农业的方式及其认识论，也同样体现在韦伯对易北河以东农业工人及欧洲与美国农业的比较研究上⑤。现代性背景下传统农业与现代农业的持久对峙，是韦伯在20世纪初已经敏锐感知到的问题。因而，也就产生了如何看待传统农业的问题，而这也涉及农业研究传统中的政治经济结构面向。
商业经济以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为核心，小农经济则以自给自足为核心，小农经济、传统农业必然会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替代，小农自身则成为资本主义生产背景下农业工人或工厂工人⑥。政治经济结构面向的研究，虽对传统农业抱持相对悲观的观察，但因农业本身战略性及社会稳定方面的价值，也形成了改造传统农业的观点和实践。舒尔茨认为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为农业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能够形成对传统农业的改造，使其在现代化转型完成后，具有与工业同等重要的经济增长效应⑦。政治经济结构面向的研究传统，以资本及商品经济运作方式为核心，在阶级、资本、现代性社会等结构化的条件下考察农业的变迁和转型，关注农民的历史命运，在看似结构化的分析过程中也有其内在的社会关怀，事实上也是研究本身道德责任的一种体现。
在“社会农学”的研究面向中，恰亚诺夫将农民自我开发程度锚定在家庭消费需求与家庭劳动力供给之间的关联上，农民围绕着家庭的成长、照护来安排他们的农业劳动，家庭作为伦理实体决定着人们的农业生产。因此，农业劳动过程实际上是有着伦理基础的。农业内卷化发生之后，在格尔茨看来正是文化体系以其弹性维持了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在这其中起到重要作用的互惠式合作用工是在地方性道德体系中得以运作并实现，甚至互惠本身在绝大多数社会中都具有鲜明的伦理与道德色彩。政治社会结构变动与农业种植及其组织形式变化的双向影响是韦伯农业分析的重点，虽然他没有明确讨论农业与伦理之间的关系，但在其中后期的思考中，伦理原则一直处于核心位置上，并将之作为个人可能性及再造社会运作机制的基础①。而现代性背景下，政治经济结构研究面向将资本、市场运作的逻辑与农民历史命运关联起来，把改造传统农业作为解决农业问题的主要方式。事实上这也是研究本身道德责任的一种体现。因而，在社会科学的农业研究传统中，实际存在着一条隐而不张的伦理线索：农业劳动过程在一定的伦理体系中发生、运作。
既有农业研究传统主要关注农业劳动与伦理体系的关联，与自然连接更紧密、更具技术性的农业种植过程是不是受伦理的影响，如何受伦理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关注和分析。②同时，伦理线索在农业种植结构性条件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越来越显示出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当下，农业经营从家户趋向以雇工为主的现代农场及合作社的生产组织；由依靠人力、畜力种植转向依托农业机械化运作；由工业化食物生产方式转向有机、生态的可持续食物生产方式；食物消费标准从“价廉物美”转向安全、健康。因此，在农业种植结构性条件发生转变的背景下，本文希望接续农业研究传统中的伦理线索，讨论生态农业种植过程中伦理的意义和作用，将种植过程中的土壤改良与行动者的伦理认知关联起来进行分析，进而拓展和补充农业种植与伦理过程的研究。
利奥波德(Aldo Leopold)曾从生态演变角度对土地伦理作过这样的阐释：人在土地群落中的利益最大化会带来生态系统及社会系统的崩溃，人应从土地群落征服者转变为与群落成员共生、共存的一部分，应对土地负起更多的义务。③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与本文将要陈述的土壤改良与伦理认知的关联，既有其共性，也有明显的差异。共性在于二者都将人与土壤共生过程作为讨论基础，差异在于土地伦理是一个建立在生态学知识基础上的宏观伦理认知，而土壤改良与伦理的关联呈现的是一个具体的伦理认知、原则，不仅关注人与土壤的关系，更关注对人是什么、人应如何行动的思考如何体现在对土壤的认识和作为上。同时，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从人对自然的过度开发上着眼，强调人对土地(被动、消极、不作为)的义务，农业种植过程中的土壤改良，需要人发展出某种的积极性、能动性，在这一积极性、能动性过程中形成人与土壤的持续共生。因此，人的行为方向不同(消极义务与积极改良)，“消极(非贬义)的伦理认知”与“积极的伦理认知”以及行动结果的差异由此形成。
二 研究方法与认识论2018年7月，笔者第一次去广州从化YL生态农场(以下简称银农场)参加生态共学课程，并随机调查了YL村周边两个生态农场。随后，笔者在银农场进行为期2个多月的田野调查。除银农场外，2018年7—9月，笔者也调查了在东北从事有机农业的阿农场、迦农场、南农场以及果农场，山西晋城的云农场，河南驻马店的绿农场；2019年4月，在江苏太仓调查了从事自然农法种植的乐农场。本文的讨论将以银农场为主，而以比较的视角兼及其他农场的种植过程。同时，2018年7月至今，笔者参加了自然农法、澳洲活力农耕、土壤改良型堆肥等多个生态农法培训班，对培训班的参与观察及对不同地区生态农夫的访谈，也会在文中作适当引用。
在此，有必要交代笔者讨论土壤改良问题的认识论究竟为何，因这也是研究方法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承认人类理性有限论(认识过程也存在情感、情绪、偏见)的观点，那么将人们通过理性形成的因果认识与事物发展的必然性直接相联，是存在问题的。与其将因果性与必然性相关联，不如将因果性与可能性结合起来，作为认识事物的前置性基础。因此，在韦伯看来，事件发生是有多重原因的，但我们可以在多重因素中透过对事件确定性知识的把握，抽象出各种原因因素，并使其中各个原因因素与经验规则相比对。所谓经验规则是在给定情境中，人们不得不如此行为的社会共同知识。当具特殊性的具体原因因素与普遍性的经验规则知识相互比对时，我们可以根据经验规则来确定其中的一个原因因素与其他条件相组合时，可能及预期会发生的结果①。这是韦伯多元因果论的核心观点。民族志方法是获得事物确定性知识的利器，但过往人类学的研究较不重视因果过程分析，在行为机制和一般性知识抽象上存有阙失。本文将以多元因果论作为分析资料的认识论前提，将作为制度的技术、资本与作为文化的伦理相互关联起来考察，正如事件发生的背后有人们不得不如此的经验规则知识在促动，探究生态农业行为背后结构性条件、伦理认知与伦理原则的作用，是本文的重要工作之一。
规则性知识(结构)与个体能动性是人类学的基本问题之一。个人的主观意向既包括个人由社会所获得的确定性知识，也包括个人的情感、情绪、爱好等主体能动性意向。对个体能动性的理解是解释人类学的核心工作，但解释人类学更多的是在阐释使个人不得不如此的那些由社会习得的规则、知识、品位、气质②，较少对个人本身的情绪、情感以及偏主体能动性的那些意向进行深入的呈现。本文所讨论的土壤改良中的伦理认知和原则，究竟是来自个人于社会所习得的规则知识，还是与个人情感、气质、爱好等主体能动性意向更为相关，是一个值得辨析的问题。换言之，当下的伦理研究中，我们如何处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何看待伦理实践中的个人主义(及“方法论个人主义”)，是否能够形成研究上拓展，是本文希望尽力去尝试的一个工作。
三 技术银农场位于广州从化区太平镇一个双溪交汇的山间平地上，农场所在的YL村有968户4078人，村民日常语言是粤语和客家话，客家人约占人口总数三分之一，银农场的负责人阿锐便是客家人。2009年，阿锐与高中同学合资创办银农场，2011年大学友人LZ、SX相继接手高中同学股份入股农场，至2019年11月农场共有约65亩土地。土地以旱地为主，包括水田、果林、水塘等不同类型。农场主要出品是蔬菜和水果(荔枝、龙眼、皇帝柑等)，以蔬菜为主，全年出产叶菜、豆类、瓜果类、根茎类蔬菜约59种。农场现有常职工作人员9人，2位钟点工③，1位长在的志愿者④。银农场以生产型农场作为自身的核心定位，专注于生态农业技术与农产品品质的探索、试验及种植标准的确立。不过，对于生态农业技术及农场产品体系的确立，银农场也有一个认识转变过程。
银农场刚开始运作时以常规方式种植蔬菜，2013年全面转向有机种植，但在有机种植上有一个探索的过程。例如使用牲畜粪便堆肥，带来病虫害上的防治困扰等。如阿锐所说：“牲畜粪便堆肥如果完全腐熟了，很多养分就会失去；没有完全腐熟，容易长病菌招虫害……。商品有机肥以粪肥为基础，含有大量已分解的有机质，主要为作物提供营养，适合低等菌类繁殖，会引出病菌，因为病菌喜欢粪肥，有害真菌也会比较多”。为此，阿锐发奋学习各种生态农业知识和技术，在参加过澳洲活力农耕、自然农法等各类生态农法培训班后，他确立了自己对生态农业的认识：“以改良土壤为中心，重视土壤生态、团粒结构和土壤微生物，是有机种植和生态种植的差别。……生态农业重视土壤生态、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在好的土壤上才能种出好的食物”。因此，他将银农场的核心工作确立在土壤改良上，将土壤改良作为农场种植的基础。银农场改良土壤的方法主要有两类三种：一类是植物性堆肥加绿肥种植，一类是保护性耕作。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土壤微生物的多样和平衡上。
银农场首先从牲畜粪便堆肥全面转向植物性的树枝堆肥，用从凉茶厂收来的中药渣进行纯植物堆肥，因为纯植物堆肥能克制土壤病虫害的爆发。在阿锐看来，“微生物主要有三大类：放线菌、真菌、细菌。树枝堆肥可以从高分子分解到低分子，从而供给不同的微生物食用，分解过程中不同类别微生物一起参与……。如果是粪肥，主要是细菌类及不多的真菌在分解，就很单一。应用到土壤中容易引起一个问题，土壤中的很多病菌喜欢粪肥，但是它的天敌是分解木质素的放线菌，放线菌可以抑制它。土壤中越多微生物，越会达到一个平衡……。(形成平衡后)有害的杂菌就不会爆发，每一种菌都可以在这个生存空间里生存得很好，它不可能占优势，就会达到一个微生物平衡，病虫害就会少很多”。另外，银农场在土地上种植豆科与禾本科的绿肥，原理与植物性堆肥一样，在还田覆土之后，绿肥也叫在地堆肥。“一亩地种上绿肥，就有一两吨的鲜肥，还田后也有半吨多干肥，比堆肥还要好”。
银农场着力于植物性堆肥的原因，是为了在有机质中获得腐殖质，这与植物养分吸收方式有着直接关联。常规农业种植中化肥被植物吸收的过程，主要通过水溶性方式进行，植物通过吸水的方式吸收进养分。植物吸水日夜都会进行，若以水溶性方式吸收养分，就会吸进它并不需要的过量养分，则需更多水分来稀释，当植物吸进更多水分时，又吸进了更多的养分。带来的变化是：细胞被撑大，造成细胞壁间距拉大，支撑作用下降，植株饱胀，盐分过多。虫子喜食盐分多的植株，细胞壁间距松弛让虫子容易啃咬，也让菌丝容易侵入细胞壁吸收养分，加速繁殖①。因此水溶性肥特别容易招引病虫害，为防治病虫害，又需要使用大量的农药及生物农药，进入了恶性循环过程。由微生物分解有机质而来的腐殖质，实际上是一条长碳链，包裹住植物所需磷、钾、钙等矿质元素离子，较难分解，植物若要吸收，需与之进行交换。如植物根部释放出一个氢离子与腐殖质中的矿质元素离子交换，从而吸收到腐殖质中所保存的养分。植物通过交换方式所吸收的都是自身需要的养分，不会吸进自身不需要的过量养分，细胞壁连接紧实，植株干实紧致，虫子不易啃咬，菌丝较难侵入，病虫害也较少。同时，腐殖质又是形成土壤团粒结构的基础，团粒结构形成后可以吸附土壤中矿质元素离子，保持土壤湿度、温度，形成最利于植物生长的土壤结构，有利于植物根系下扎不倒伏，更有利于微生物的活动。当下中国农业种植过程中土壤最大的问题是，板结及其带来的贫瘠化问题。土壤为什么会板结，因为土壤中没有了帮助土壤形成团粒结构的腐殖质及微生物，这也是土壤肥力下降的主要原因。因此，在银农场的案例中，对植物养分吸收方式的不同理解，带来对土壤基质的不同理解，更带来种植方式的差异：以土壤为中心的种植与以作物为中心的种植。
在此基础上，银农场的保护性耕作主要是对活力农耕农法中深松犁使用的借鉴。深松犁可以犁到地层以下50厘米处，打破地下板结土壤，但土壤本身不是被翻过来，还在原位置，只是被撬松了；从而让空气、水分及微生物可以顺畅地进入耕作层(20厘米)以下，保水、保湿、保温之余，以不打破土壤内微生物生长环境为其特色，并尽量保持土壤内已有的团粒结构，与带来土壤碎末化的旋耕机形成鲜明对比。如果说银农场生态农业种植技术是以大规模植物性堆肥和保护性耕作为主，江苏太仓的乐农场则是另一种相对不同的做法。
乐农场也以土壤改良作为生态种植的核心，但改良土壤的方法主要有两个：一是用自制的酵素降解土壤中的农残。具体做法是，每亩土地250公斤酵素原液与水以1:500的配比进行浇灌，降解土壤里的农残，在一至三个种植季内完成对土壤农残的降解。二是堆肥。乐农场的堆肥方式以大神菌(简称IMO)为核心，即利用本地竹林或原生林表层土里被认为最多且最有益的那部分微生物进行扩培①。堆肥主要是用稻壳、碳化稻壳、米糠、糖蜜、酵素、牲畜粪便再加扩培后的大神菌，各以一定的比例混合发酵。仔细考察乐农场与银农场在土壤改良技术上的异同：相同的是对微生物作为土壤生态重建基础的认识；差异在于银农场全面使用植物性堆肥，在行动选择上以(土壤)改良型堆肥为准则，乐农场则以大神菌加牲畜粪便堆肥为中心，以(作物)营养型堆肥为主。
在中国当下的生态农业实践中，还有以覆盖及与草共生为核心的自然农法、以绿肥种植为核心的澳洲活力农耕、以牛粪转化为核心的生物动力农法等诸多不同的实践，不同农法都承认土壤改良对生态种植的重要性，但在改良土壤的方法上却各有不同的认识和侧重点。概括地说，是一个目标、多种技术：以土壤改良为目标，改良土壤的方法和技术则是多元多样。不同农法所使用的技术有其建基于土壤生态学和植物生物学上的科学认识，也有与循环论自然观相适应的内在观察，因此土壤改良技术本身也有其科学和哲学的基础。姑且不去评论各类农法技术上的优缺点、有效性，我们需要追问的是，现实社会环境中光有技术就可以完成土壤改良的目标吗？同样以土壤改良为目标，为什么行动结果上存在着明显差异？仅仅是技术的问题吗？这就涉及了生态农业中资本的问题。
四 资本土壤改良过程及其效果需要大型农机具的支持，大型农机具的获得与资本的投入有直接的关系。机器能在有限时间内快速完成工作，这在人力不足及气候变化情况下尤其重要。银农场种植绿肥要买秸秆还田机，保护性耕作要买深松犁，秸秆还田机、深松犁的拖动又需要大型拖拉机，同时堆肥翻堆需要挖掘机的辅助。深松犁若是澳大利亚原装进口需14万多人民币，国内仿造则只需两万多元，秸杆还田机需要五千多元；大型拖拉机分轮式与履带两类，价格在3—7万元之间，小型挖掘机价格则在5—7万元之间。此外，农机具的维修维护及其占去的农场人工成本也应考虑在内。国内大部分生态农场都是100亩以下的中小农场，改良土壤未见效果之前，首先需要相当的资本投入，否则无法支撑起土壤改良的基本效果。
在收支方面，银农场的收入主要来自蔬菜销售，支出则多种多样。农场大宗支出除工资(每月约4万多元)外，还有地租、物料、种子费用等。农场每亩地年租在900至1000元不等，每三年在原租额上调5%。银农场不种植转基因作物，特别重视种子的稳定性，主要选用国外进口种子。以西红柿种子为例，一千粒种子需500元人民币。植物性堆肥所使用的中药渣，十立方430元，2018年银农场使用了约300吨中药渣，堆肥完成后缩减为一半，约为150吨。农场23亩菜地每亩一年约用6.5吨堆肥。实际上，这些有形支出仍然是可控的，土壤改良上的无形支出，如时间成本等则比较难以控制。2018年11月，银农场新租了13亩地，但并不打算立即进行种植，而以绿肥和中药渣堆肥养地一年后再种。冬夏两季种植两茬绿肥还田后，再辅以中药渣堆肥以之改良这片新租地的土壤结构。在这一年中，租金、绿肥、中药渣堆肥等都需要资本的投入，同时绿肥生长及还田效果，又需要不可控的气候配合。因此，等地一年的时间、机会成本，对于小农场来说不仅成本巨大，也面临着诸多不可控的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因土壤改良的过程性、投入性，使得银农场收入与支出不能平衡。2013年至今，已投入两百多万元，除2015年外，每年都要亏损六、七万元。农场合伙人LZ对生态农业的兴趣和坚持，使其愿意将物业公司经营中得到的利润投入到农场中来，不仅填补农场每年的亏损，也使农场有资金持续朝土壤改良的目标挺进。这是资本在土壤改良上具有的重要作用。
乐农场有52亩水田，水田耕作使用所在WF村委会提供的机器犁田、收割等农事服务。但乐农场也在发展蔬菜种植和销售，寄望于通过扩大销售来达到增加生态种植亩数的环保目标。不过，蔬菜种植与主粮不同，需肥量大且需持续施肥。按照泰国大神菌制作堆肥的做法，每亩地在种植季应放1.6吨由大神菌扩培制作的堆肥。不过，大量制作堆肥不是人力所能够完成的，“比如翻堆，如果人力翻，一来累，二来辛苦，人就有逃避的想法。用机器半天、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乐农场限于资本，没法购置挖掘机等堆肥设备，只能使用人工来做堆肥。笔者在乐农场看到，堆肥的规模和量比较小，而且翻堆的工作并不被特别注意，更多采用由外而内自然延伸发酵的方式腐熟，这就会存在养分流失的问题。堆肥量少，意味着种植方式将会跟着做出相应调整。乐农场瓜果类蔬菜种植施肥采用沟施方式，将腐熟肥、半腐熟肥、稻壳层累堆积并施以酵素水后覆土。待作物根系到达肥料层时，不仅正是瓜果生长需肥时节，也正是肥料完全腐熟时。这一种植方式有其智慧与合理性，但相对于银农场堆肥普施方式，乐农场沟施的方式只照顾到了植物生长期、挂果期的养分需求，没有更多关注土壤改良中土壤团粒结构形成的需要，仍然是一种营养型堆肥，而不是改良型堆肥。虽然，乐农场明确认识到土壤改良的重要性，并以之为农场的目标，但在实际种植过程中，仍然选择营养型堆肥及以作物为中心(而不是以土壤为中心)的种植方式。这种选择与其堆肥量有着直接的关系，而乐农场堆肥量大小与资本量的多少又有着内在的关联①。事实上，资本量的多与少直接影响了生态农业种植方式的选择和应用。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生态农场能够获得的资本量的有限带来了堆肥量的减少，形成种植方式选择差别，造成土壤改良效果的差异。
那么，是不是相应的资本量就能带来相应的堆肥量，从而达致土壤改良的效果？2019年5月，笔者参加了澳洲活力农耕培训班，培训农场的农场主L大哥是一位成功的企业主，因为喜好而进入生态农业领域。农场土地共300亩，运营的前四年中采用生物动力农法耕作，投入了一千多万元，并没有在土壤改良上收到效果，也没有达到食物品质提升的目标，L大哥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几欲退出生态农场运营。由此可见，资本的投入量与土壤改良的效果并没有达到直接相关性的程度。如果说300亩土地太多、投入太大，容易招致失败，那么小农场是不是会好一些？笔者在堆肥培训班上的同学LX，本行建筑咨询业，因为兴趣而进入生态农业。2015年与朋友一起在广州良口租了一百多亩地进行有机种植，投入四百多万元资金，在土壤改良和产品品质上没有达到效果，2016年底退出了农场经营。因此，由以上两个案例来看，资本量的供给并不是土壤改良的充分条件，而只是必要条件。
五 伦理生态农产品品质的提升，根子在土壤改良上，但在中国有机、生态农产品市场的起步阶段，竞争压力并不是特别大，那么生态农夫持续进行土壤改良的动力又来自哪里？阿锐如此陈述自身对土壤改良的坚持：“土壤改良除了病虫害少，还有一个就是产品品质。因为微生物中生成的低分子有机物，会转化出有机酸、酯、醇这些吃起来比较有风味的东西。不是只有一种甜味，还有酸、香这些味道中和在一起。去年农场实习生去了SN田园参观，说SN田园的番茄很好吃。我吃了就是甜，番茄味道不足，这说明土壤还是有问题。植物自己能合成低分子有机物，微生物系统也能生成低分子有机物……，关键还是在土壤本身。……我就是要种出让人吃起来惊艳的东西。这是我的目标，土壤改良也是朝着这个目标去的”。种出“让人吃起来惊艳的”食物是阿锐的目标，也是他坚持进行费时费力的土壤改良的动力，因此这实际上也是他个人在生态种植上的信念。做生态农业并不容易，既要与不确定的气候打交道，也要考虑销售情况，“压力很大的，我一直睡眠不好。有时会想事情，有时会做梦，醒来后就睡不着了”。正是这样的信念使得阿锐愿意在高压力下，仍然坚持土壤改良。以种出“让人吃起来惊艳的”食物作为目标，在不确定的气候环境与市场导向的高压力背景下没有妥协，坚持实做，也使阿锐的行为具有某种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的性质。
乐农场的农场主琼姐①，将“护生”作为自身土壤改良的目标之一。在琼姐看来，农田生态是一个整体的系统，种植过程中应该要让虫、鸟、泥鳅、蚯蚓、植物等都可以共生，共生的基础在土壤，而打了农药的土壤没办法维持共生的形态。2019年4月中旬，WF村委会砍伐农田边上的樟树，致使哺育期中的雏鸟无辜死去，并填平了农田中一块自然湿地。一向与人为善的琼姐不顾外来者的身份及租地合同需与村委会签订的利害关系，逐级投诉到市政府。无疑，环保、护生理念是琼姐从事生态农业和土壤改良的基础，支撑着她在种植和销售两端都有困难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下去。由此可见，一定的信念伦理是支撑阿锐、琼姐即便在相对困难的条件下，仍然坚持进行土壤改良和保育的内在原因。不过，在个人信念伦理之外，不同生态农业农法也有自身对自然、对人的认知和界定，并由此形成相应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
笔者自2018年7月以来，参加了各类生态农法培训班，学习过程中发现培训的老师们不仅讲农法，也讲“心法”，而且大部分培训老师都强调“心法”比农法更重要。2019年1月，笔者在广州参加堆肥培训班，主讲的CT老师认为农业耕作及堆肥过程有三个基本原则：一是适者生存；作物能适应环境、顺利生长即为适者生存，农场作物出现不适(病虫害)，首先考虑环境，农夫应塑造出适合作物生长的环境。二是因果律；有果必有因，成败都要追溯原因，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三是食物链；“微生物—植物—动物—排泄物”间存在着一个循环链条，而作物病虫害的食物链条是：“病原菌—微生物—微生物平衡—没有食物给病原菌吃—作物不会生病”。作物多种多样，环境同异不等，因此农夫要改良土壤，首先应该在农业三原则基础上进行探索、判断。不过，塑造作物生长环境、找出成败原因、搭建食物链条都涉及个人思维方式的重建，因此堆肥培训班虽然教习具体的堆肥技术，但更强调个人思维方式的重构：建立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运作的习惯和能力。运用这种思维能力，进行符合自身农场需要的合宜技术的选择和运用，并研发新的技术，由此形成的技术才是活态的、是农夫自己的技术，具有成长性的技术。虽然，我们经常说技术是中性的，但在生态农业过程中，堆肥技术的创造、选择和运用是建立在农夫个人以农业三原则为核心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能力的基础上，因此技术本身也具有了一定的伦理性质，即建立在人应该是怎样的伦理认知之上，没有这样的伦理认知就无法进行合宜选择并研发相应技术。因此，堆肥培训班上在具体技术教习之外，把“心法”——人应该是怎样的——作为更重要的部分进行强调。
农法之外，也涉及人与土壤关系的问题，即人应怎样对待土壤。2019年3月，笔者在浙江东阳参加了为期七天的自然农法培训班，由对中国大陆自然农法传播和推进起到重要作用的LJ老师主讲。LJ老师认为生态种植过程中，水、肥、光、气、热等随时处在变化过程中，不是农夫想怎样做就能怎样做的，做农业要跟着变化去从事。因此，农夫只有“无我”，才能真正做好生态农业①。只有把自己放入到不确定中，农夫才会去观察环境、观察农场内外的山、水、光、气，形成“无我”的状态，建立起与土壤的连接。但是，做生态农业有技术、有智慧，没有爱还是不行。LJ老师强调，人与土壤的关系是一种授受关系。所谓授受是主体以某种心情、关切、行动作用于对象时，被作用对象也会回以相应的能量和运动，主体外发的行动对其自身来说是一种离心力，而对象的回应则是面向主体的向心力，离心力与向心力的相互作用，将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对象的土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授受关系的中介之下，“无我”的人格圆满与自然的圆满才能真正得以形成。LJ老师认为土壤改良的达成，需要建立人与土壤的授受关系。仔细考察这种授受关系的实质，事实上是一种人与土壤共生、互助(将之视作生命体)并与之形成内在关联的具伦理意义的共同体。这种授受关系，既建立在循环论自然观上，也建立在“无我”的自我认知上。换句话说，“无我”是通向具伦理意义的人与土壤共同体的必经之路。
在人应怎样对待土壤问题上，生态农业领域的实践不仅对人与土壤的伦理关系进行了深度思考，同时也在“人观”层面上形成了新的认知。2019年5月，笔者参加了为期六天的澳洲活力农耕培训班。除具体农法的教习外，来自澳洲、台湾和大陆的四位培训老师一直在强调：土壤是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不是农夫自己想要怎样耕作，而是土壤需要怎样的耕作；这就需要农夫建立起对土壤的觉察、觉悟，让土壤、自然成为农夫的老师，培养起自己的觉察力。因此，以澳洲活力农耕方法进行耕作，不只是农法、技法的学习，而是要在土地上觉悟、体察。因为自然随时在变，觉察到自然变化之后，方法和应对就能随之而变。不过，农夫的觉察力不是培训老师教出来的，是自我修行出来的。就此，澳洲活力农耕特别强调对配方500的人工搅拌，以此作为培养、训练农夫觉察力的重要法门。所谓搅拌，简单说就是将桶内水流搅成旋涡，打撒之后，再将之带成旋涡，周而复始直至一小时结束。在澳洲活力农耕运作体系中，搅拌是极为重要的事。其所以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在搅拌过程中体察自然之道。搅拌中水流本身是一阴一阳、一正一反、一刚一柔，旋涡形成即被打破，既打破物质的旋涡也象征着思维定势的打破，把自己放入常变的状态中。因为配方500的加入，搅拌过程中形成了新的物质，在不停地搅拌中体会自然之道。二是由搅拌入“心”，打开觉察力。搅拌过程可以让心安静下来，让心念纯一；心跟水一样柔软时，心就会清明，就能看到自己，开启觉察。所以，搅拌虽只是一个法门，却通往生态农夫觉察、觉醒之路。
仔细审视澳洲活力农耕对于人与土壤关系及人应如何行动的实践和论述，可以发现开启觉察力的首要路径在于改变自己，让自己心念纯一，变得“柔软”、有觉察力，这种对人应该如何的观点本身已无异于一种人观。只是这种人观与工业社会标准化、理性化的人观完全相反，以觉察、觉知、“柔软”和顺应自然为核心。因此，相当程度上，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农业体系内已建立起一套与工业社会、常规农业完全不同的关于人是什么、人与土壤关系、人应如何行动的人观知识，并在这一人观基础上形成了独立思维、“无我”、授受关系、觉察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当我们开始考虑土壤改良为什么难的问题时，发现并不难在技术、资本，而是农夫自身是否具有信念伦理以及如何改变既有的人观并在这一基础上建立新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
在韦伯的多元因果论中，透过对事件确定性知识的把握，将原因一一与使人们不得不如此行事的经验规则相对照时，我们大体可以获得对事件发生因果过程和规律的真正认识。在生态农业土壤改良过程中，技术是土壤改良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但技术本身受到资本的影响和规制。银农场之所以能将土壤改良工作进行下去，因为有资本的持续支持；乐农场的土壤改良工作因受到资本供给的限制，使得土壤改良的效果、规模及种植方式等都受到明显而直接的影响。但资本并不是决定土壤改良成败的核心原因，资本充裕条件下的农场土壤改良失败案例，也比较多见。换句话说，资本是土壤改良成效的必要条件，但不能由资本供给的多与少推导出土壤改良的成与败。不过，银农场在土壤改良过程中农产品品质有了明显提升，也在珠三角有机食物消费圈中形成了自身的声誉，只需维持住农产品品质，稳定产量即可增加农场的利润，但因负责人“种出让人吃起来惊艳”食物的信念，农场仍然在土壤改良上持续投入、探索。信念伦理的存在使得银农场在土壤改良上能够持之以恒地投入。
实际上，生态农业领域内存在着两个层面的伦理过程：一是农夫自身的信念伦理；二是农法背后关于人是什么、人与土壤关系、人应如何行动的人观及由此建立的伦理认知。二者发散于行动时，形成了整体的伦理原则。如上文已说到的土壤改良的技术具有伦理性质，没有一定的伦理认知，就无法进行合宜选择并研发相应技术。同时，人与土壤形成具伦理意义的共同体，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与工业社会、常规农业完全不同的人观知识及相应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如果说土壤改良是农产品品质的根本(农产品品质则是农场生存的基础)，那么土壤改良的成与败(甚至生态农场的起与灭)，既有技术的因素，也有资本的因素，但更关键的是从事土壤改良的农夫是不是确立了其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并秉持这一伦理原则行事。因此，资本只是土壤改良的必要条件，技术既受资本制约也具伦理性质，正是农夫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使得土壤改良工作能够持续进行下去，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决定着土壤改良的效果与成败，是土壤改良的充分条件。当笔者请教堆肥培训班助教老师在近几年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时，她说：“一是原则、原理性知识，掌握比较难；二是实际操作过程中，存在比较多问题……；原因主要还是在原则、原理性知识学习上有问题”。生态农业在农法之上形成了一套与工业社会、常规农业完全不同的人观及伦理认知、原则。土壤改良为什么难？难在生态农夫是否建立个人的信念伦理、是否建立起新的人观并秉持这一人观基础上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行事。
六 结论与讨论对于生态农夫、农场来说，技术、资本是整个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也与农夫、农场利益息息相关，而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虽与社会相关，但却与个人的意义体系、观念世界有着更为内在的关联。正如韦伯著名的“扳道夫假设”，虽然人们的行动受到利益的直接支配，但理念所创造的“世界意象”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所驱动的行动方向①。因此，在影响土壤改良的多重因素中，资本、技术是必要条件，建立在个人信念以及新的人观知识基础上的伦理认知和伦理原则才是充分条件，决定着农夫、农场的土壤改良工作持续及成败与否。虽然在社会科学的农业研究传统中，存在着一条伦理与农业劳动过程的分析线索，却基本没有涉及伦理与农业种植的分析和讨论。在农业领域结构性条件发生变化背景下，我们对于土壤改良过程的讨论中，发现技术性、实践性的农业种植实际受农夫自身的信念伦理与所选农法背后关于人是什么、人与土壤关系、人应如何行动的人观及建基其上的伦理认知和原则，更为深刻、内在且直接的影响。伦理认知、伦理原则决定着土壤改良的成效，因此伦理认知、伦理原则对于农业种植过程的影响和意义也变得越来越重要。由现实观照理论，与“被土地束缚的中国”通过制度重构解决问题有所差别，“被土壤束缚的中国”需要通过伦理重构来解决长期性的土壤改良问题。
另外，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以人对土地的义务为核心，是一种偏向于让自然按其自身规律运作的伦理观。土壤改良中的伦理认知和原则，在土壤退化但人们又无法离土种植的背景下，强调以人的积极行动来改变现有土壤状况。生态农夫的“土壤伦理”，强调为了环境、社会去改良土壤，有着明显的道德关怀和自我道德设定，是一种更偏于人、社会的伦理观。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与中国生态农夫的“土壤伦理”，在内在的伦理认识(积极、消极)与外在的行动(不作为、作为)上都存在着明显差异，由此带来的行动结果也存在着差异。伦理观的差异，不仅因东西方文明体系关注与侧重点不同，也因农夫们所处社会环境和结构位置不同，带来不同的应对和思考。
不过，虽然生态农夫的“土壤伦理”偏向于社会，但农夫的行动和认知在与社会整体的价值、行为倾向存在着差异的背景下，似乎有着更为明显的个人主义面向。正如我们所已知的，生态农业受不确定的气候环境影响极深，同时农场所处的小环境、小气候也有极大差异，特殊性的气候、水脉等作用有时甚至超过整体区域环境的一般性影响。面对随时变化的自然环境和具特殊性的农场气候、土壤，生态农夫需要发挥自己的觉察力来认识自身所处的环境，这也是不同的生态农法却共同倡导和强调“无我”、独立思维、觉察等人观知识的原因所在。发挥个人觉察力必然会带入农夫自己的感受、情绪、偏好、情感，觉察力的发挥也需要农夫个人特殊性的感受方式、情绪体验、情感倾向的配合甚至指引，从而认识农场内外具特殊性的环境、气候和土壤，并将来自个人对自然的特殊性认识贯彻到土壤改良过程中去。事实上，生态农夫如果要将土壤改良的工作完成，就必须将由他个人特殊性觉察所获得的对特殊性环境的知识坚持到底。农场特殊的环境、气候和土壤，农夫附带着个人感受、情绪、情感的具个人特殊性的觉察力，以及农法所强调的“无我”、独立、觉悟的人观知识和伦理认知，使得生态农夫在土壤改良和农业种植过程中，不得不也必须成为彻底的个人主义者。生态农夫偏个人主观意向的职业行动过程，不仅与人类学对中国社会自我利益化的个体主义观察完全不同②，更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个人情感、情绪、意志、偏好如何生成和指引行动的案例，并补充解释人类学对人本身的情绪、情感及主体能动性意向进行理解和分析上的阙失。同时，这种个人主义行动倾向又与伦理认知和原则相互关联，提供了我们继续观察并深入讨论个人与社会、伦理与行动关系的某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