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的身份建构(identity constructing)，无疑应当从政治学史的考察中加以探寻。从历史流变的细致叙述中，我们才能窥知诸因素的常与变，从而彰显其身份特征。美国政治学亦然。回到美国政治学史的叙述中，才能更好地理解今日美国政治学作为具体地域经验在政治学“纯粹形式”(佩里·安德森语)中的具体方位及其未来趋势。
身份建构一般是通过常与变的比较研究而呈现的。所谓“常”，指历史形态中的共识、延续与坚持；所谓“变”，指历史形态中的变动、断裂或新旧更替。对于美国政治学而言，“常”与“延续”表现为美国政治学史对政治学学科界定的自我意识与同一性的认知，而“变”与“断裂”则表现为美国政治学与其相关比较变量的变动。常与变、延续与断裂，一正一反、一推一拉，共同构成美国政治学的身份建构。
“政治学手册”是美国政治学界对政治学学科历史与研究领域的权威著作。1975年出版的《政治学手册》中由德怀特·沃尔多(Dwight Waldo)编写的“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和1996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中由古丁(Robert E.Goodin)、克林格曼(Hans-Dieter Klingemann)、阿尔蒙德(Almond)撰写的“学科概况”两章(分别是“政治科学：学科概况”、“政治科学：学科历史”)，①是美国政治学史的两篇经典文献，全面回顾了政治学尤其是美国政治学的历史演进、研究领域及其学科特征。阿尔蒙德出生于1911年，沃尔多出生于1913年，二人都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政治学自然科学化阶段。所不同的是，阿尔蒙德在“科学主义”大本营“芝加哥大学(学派)”中获得博士学位，并一生以政治学家身份行世，而沃尔多则在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虽以公共行政研究专家著名，却一直认为公共行政“应该属于一种政治学理论”。相隔20年，这两篇文献经历了从美苏冷战到美国独霸世界的后冷战时代，从中可以看到，不同时代境况下，美国政治学家对待自己学科传统的不同心态：从踌躇到自负，从杂多到唯一，从地域性政治知识到普遍性政治知识以及美国政治学科学主义的世纪信仰。因此，这两篇文献可以作为我们讨论美国政治学身份建构的讨论文本。当然，为了对勘这两个文本的观点，我们也会引用美国政治学史的其他研究著作作为补充。
一 自我意识与同一性：美国政治学的学科追求在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一章中，“自我意识的成长和寻求同一性”列在“美国政治学的发展：基体的形成”之后。因此，“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主体是美国政治学而不是欧洲政治学(沃尔多将其界定为“政治学的传统”)，而且“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问题意识出现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而此后的中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政治学”)及现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学”)则意味着“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学科焦虑逐步得到解决，至少是已经缓解。然而，在《政治科学新手册》中，古丁、克林格曼撰写的“政治科学：学科概况”与阿尔蒙德撰写的“政治科学：学科历史”中，这种学科焦虑已经完全消失，转而是信心满满甚至自负的“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独白。
何为(美国)政治学的“自我意识”和“同一性”？沃尔多的思考前提是政治研究的“争议性”，“关心政治事物的意识可以有许多不同方向……政治科学的想法是复杂而有争议的，那些献身于政治学研究的人的学科感或职业感本身，对于重要的结果来说并不是决定性的”①。这是一种自信而又颇为踌躇的神态。然而，沃尔多很快指出政治学的新趋势，“学术纪律和专业感在美国的出现，在政治研究史上是一个重要的事件”②。沃尔多强调“政治学的创立”与美国国家建设的紧密关联，“政治学的起源反映了美国民族的经历，而‘政治学的创立’在20世纪向前演进时也与这一经历的形成相互影响，而且对世界上大部分的政治学研究都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③。换句话说，美国的模范榜样决定了美国的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必然使其研究形成某种独特的观念主体性，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皆由此而来。进而，“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具体含义体现为一种学科“纪律”，主要指“以大学为基础的政治学”系科设置、研究生的培养与训练、科学主义的研究信仰(“政治科学”的称谓正来源于此)以及教学在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纪律”是通过所谓的“专业化”与“专业主义”形成的。按照沃尔多的说法，现代政治学诞生的标志有两件事：第一，1880年哥伦比亚学院中“政治学院”的系科设置④；第二，1903年美国政治学会的创建。我们看到，二者的共同特征在于，通过专业主义的窄化，将大量传统的政治研究者(例如官员、市民领袖、律师、记者、改革者、政治评论员)排斥在“政治学家”之外，无论政治学系的教学研究人员还是政治学会的成员都是职业政治学研究者，《美国政治学评论》在此过程中充当了学科把门人的角色，能够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发表文章的人，才是真正的政治学家，其他人——即使有精深的政治研究——则不是。①因此，政治学作为“学科”或者“专业”体现的是基于“科学”的“事业”，亦即“我们通过时间、经验和研究，获得了更多的关于政治的知识”②。
沃尔多的学科纪律，在《政治科学新手册》中已经变成了学科“自我意识”与“同一性”的自信甚至自负，“本章的核心观点是，作为一门学科，政治科学目前正变得日趋成熟、日趋专业化”③。政治学的“学科本质”是福柯意义上的“规训”与“惩罚”，古丁、克林格曼认为尽管似乎二者“相距甚远”，“然而，构成某一门学科的学者群体通常具有严格的监督功能，这包括群体内部的监督以及特别对于有志于加入这一学科的研究者的监督。……对于学科中哪些成果能算作优秀的成果，学者们通常能进行比较明确的判断；同时，在掌握学科的过程中，一定量的机械式学习也是很有必要的”④。二人引用沃尔多在前文中的观点，“科学认识世界，专业表达观点”(sciences know, professions profess)，以表示这是两代政治学家的历时性共识。
二人论述了政治学的“专业的成熟过程”，然而这与其说是“学科/专业”或“专业化”的成熟过程，毋宁说这是对二战之后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及当下新制度主义三个美国政治学发展阶段的前沿介绍。更重要的是二人按照专业主义的方式确定了政治学的“学科标准”，即“经典教材”、重复的主题(各种以新制度主义为标题而行的旧主题分析)、新的议题(例如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以及从文献计量学角度确定的“专业的定型”，即“经典著作”“被引用的作者所出现的频率”“整个学科中最常被引用的作者”“最常被引用的书籍”“学科带头人”。显然，在古丁、克林格曼看来，政治学的学科认证已经不再是沃尔多的小心翼翼，而是定量研究的自明对象。
阿尔蒙德的“政治科学：学科历史”并不把重心放在“学科历史”上，尽管他在学科历史的介绍上一骑绝尘，他似乎更关注学科史中“进步—折中”的解释主题，而且像古丁、克林格曼一样，“教学”、公民教育/政治教育、经世致用等政治学行动方式受到忽视甚至消失了，只剩下专业化的研究行为，“政治科学的本质目标在于创造知识：即从大量的实证中对政治进行推理和归纳”⑤。按照“证据—推理”的方法论，阿尔蒙德不但检讨了自古希腊古罗马至20世纪政治科学的专业化历史，更重要的是按照是否同意“进步—折中”观点，将以下四类研究者划列入反对阵营：反科学(施特劳斯学派)、后科学或解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理性选择理论研究者。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施特劳斯、后科学或解构主义抑或(新)马克思主义大概都不属于政治学“专业主义者”或政治学家阵营，从而迂回地消解了前述的“专业化”学科标准。
显然，从谨慎措辞的沃尔多到自信自负的古丁、克林格曼以及阿尔蒙德，短短二十年间，美国政治学的“自我意识”与“同一性”已经取得了绝对胜利，政治学的学科身份证已经从一个有待认证的杂多，变成外部指标自明的前提。而且，在阿尔蒙德看来，“美国政治学科对于欧洲和国际政治科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中外国会员的数量来衡量的”①，会员结构的国际性说明美国政治学的身份证并不局限于“美国”的地域性经验，国际性的垄断性叙述意味着美国政治学就是西方/现代政治学，西方/现代政治学就是美国政治学，甚至可以去掉限定词而成为“政治学”本身。然而问题在于，这个替代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美国政治学是如何消弭欧洲政治学传统并将二者合二为一而彰显自己的呢？比较美国政治学在“政治学手册”中的政治学史叙述，能够探寻出区隔、自我标签化与替代的历史痕迹。
二 美国与欧洲：政治学的主流之争尽管“与旧手册相比，新手册的国际化程度要深。在新手册的42位作者中，一半来自北美以外的国家”②，然而，《政治科学新手册》几乎看不到美国政治学的欧洲底色，“政治科学：学科概况”中没有任何欧洲传统或者欧洲当代政治学的论述；“政治科学：学科历史”的四个发展阶段中，前三个都是欧洲政治研究遗产或“史前史”(古希腊古罗马、历史上的混合政体和自然法则理论、19世纪)，然而前三者的篇幅加起来还不及“20世纪政治科学的专业化”，前三者共16页，后者20页，而且“20世纪”的政治学专业化几乎完全是美国政治学的独白，“芝加哥学派”、“二战及战后的行为主义革命”占绝对篇幅，“欧洲的政治科学”的论述重点在于“美国的政治科学对于欧洲的政治科学所产生的极其重大的影响力”③，以及欧洲作为美国政治学的呼应，“其实早在二战前欧洲就有研究行为主义选举的传统”，“二战后的头10年，随着欧洲开始复兴……社会科学领域所出现的新事物都源于美国……美国学者成了复兴欧洲学术、同化美国实证研究和定量研究方法的‘传教士’”④。或许在阿尔蒙德看来，20世纪的欧洲政治学像战后欧洲接受美国援助一样，成为美国政治学的海外分支。而所谓的美国政治学的国际化或美国政治科学对于欧洲和国际政治科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是通过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中外国会员的数量来衡量的”。然而，20年前沃尔多的回答更直率，“目前(1972年)个人成员有大约450人。虽然其个人成员来自许多国家，但其中大多数是西欧人和美国人。事实上，几乎一半是美国人”⑤。
阿尔蒙德和沃尔多的叙述形成了某种张力。阿尔蒙德的自然推论是美国政治学就是西方政治学或政治学，相反的表述，亦然，因此，欧洲并不是(现代)政治学的自然景深。顺便插一句，欧洲有可能反而是美国政治学的敌人，因为阿尔蒙德列举的四种不同意“渐进—折中”视角的研究者大多是欧洲人，而且未必是职业政治学家。
相较之下，沃尔多的叙述则谨慎很多，丰厚的历史分析不但描绘了美国政治学的诸多细节，而且使美国政治学与欧洲传统的纠葛显得更为温情。尽管沃尔多言明其“侧重点将是当代美国”，但是却“有一个坚定的意图——坚持运用宏观的看法，即一种‘世界范围’的方法”⑥。之所以如此，他认为政治研究的“温和看法”，在理智上是“值得尊重”的，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有用的，而且沃尔多承认“政治知识，即政治学，是积累的。这一前提是一个常识。但根据对历史记录所作的合理解释，这样说并非没有意义”⑦。尊重历史、知识累积是沃尔多政治学史分析的思维起点。
因此，即使在美国政治学“基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沃尔多也把美国政治学的早期追溯到美国独立与内战期间，那时政治研究的中心是欧洲。他记录下欧洲政治学对美国政治学的影响，“从开始起，当代欧洲的影响一直起重要作用，而且一直如此。它以几种方式对美国社会科学施加了影响——通过著作和榜样(例如巴吉浩特、迪尔克海姆、马克思、米歇尔斯、帕累托、韦伯)；美国人在国外学习(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伯吉斯、赫伯特·巴克斯特·亚当斯、古德诺和邓宁)；欧洲学者在美国举办短期讲座或进行教学(例如政治学方面有布赖斯和拉斯基)；以及成熟的和训练有素的学者移居美国(例如在政治学方面有从利伯到弗里德里克一系列杰出人物)”。①
沃尔多还谦虚而细腻地分析说：“政治学尤其在其起源和早期的发展中，极大地和无可怀疑地受益于欧洲的影响。德国的国家学以国家概念为中心、注重主权概念、重视体现国家意志和最高权力的法，它的这些刺激和榜样的作用在大多数富有创新精神的早期著作中非常明显。法国的影响的渗透性较少，但是达到了同样的重要性和效果。国家、主权、法和历史处于西欧研究政治的一般方法的中心地位。约翰·斯图亚特·米尔、赫伯特·斯宾塞、沃尔特·巴吉浩特和詹姆斯·布赖斯的影响，在早期的著作中常常是明显可见的。英国的影响(现在仅就政治学而言，不谈总体的社会科学)的确可能同欧洲大陆的影响同样重要。如果算上过去，英国的影响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布莱斯与当代政治学的关系比布隆特施利更密切，沃拉斯与当代政治学的关系比沃彭斯更密切，但是评价英国的影响是比较困难的。历史、文化，首先是语言方面的密切联系，降低了而不是提高了清晰程度。”②
沃尔多将美国政治学视为西方政治学或政治学本身，具有强烈的思想史感召基础。作为人类理性的完美设计，美国是18世纪欧洲的榜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绪论”中指出：“当我把视线转向我们的半球时，我觉得我们这里的情况也有些与我在新大陆见到的类似。我看到，在我们的半球，身份平等虽然没有达到美国那样的极限，但却日益接近它，而且，支配美国社会的民主，好像在欧洲也正在迅速得势。……我毫不怀疑，我们迟早也会像美国人一样，达到身份的几乎完全平等。”③也正因为托克维尔将美国与自由民主“神圣”般地联结起来，约翰·密尔将《论美国的民主》视为“这是有关民主政体的第一本哲学著作”，美国政治学家则将托克维尔视为“自由民主政体的第一个哲学家”，“‘我们的’政治理论家”④。在欧洲人的这种观念影响下，美国人有一种“天降大任”的神圣观念，政治学亦然。沃尔多写道：“自民族独立时期开始，就有一种经常性的有时是强烈的情绪：美国政治学(这里无论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解释)是独特的，也许对于全世界都具有独特的意义，其知识类型和范围值得输出或仿效。”⑤
进而，沃尔多指出美国政治学如何在欧洲底色上绘制新的图画。尽管政治是整个社会领域的一部分——正如市场与社会也是整体社会的一部分一样——这一观点来自19世纪末的欧洲，但是，美国政治学却找到了它“独一无二的形式”——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政治科学的采用标志了观点和用法方面的变化。所选择的样式——政治科学，既显示了赞成对科学方法要求的深入理解，又显示了同欧洲的，尤其是高卢的‘一些政治科学’的观点相背离，这些政治科学被设想为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技能有关的各种学科”⑥。换言之，正是无以复加、推到极致的“科学主义”塑造了美国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science of politics)而不是欧洲的Politics。政治“科学”，这就是美国政治学的“自我意识”与“同一性”，亦即经验领域的科学主义的专业化方向的发展。
公允地说，美国政治学挣脱欧洲政治学的努力，体现在美国政治学研究议题、方法、语言等各个方面。就议题而言，欧洲政治学关注国家、主权、法律，美国政治学则关注“活生生的政治生活”，例如选举、投票、政党活动等经验现象；就方法而言，相较于欧洲政治学的先验、演绎与历史、制度分析方法，美国政治学大力引进自然科学的“科学方法”，这一趋势在“芝加哥学派”期间，在梅里亚姆(Charles Merriam)的带领下，甚至发展出令今天学者啼笑皆非的“异花授粉”(cross fertilization)“共同作业”(cooperative enterprise)的生理政治学、物理政治学等自然科学与政治学的交叉研究。所有这些，被归结为“科学”的语言，与之相对的则是希腊城邦时期的“哲学”语言、罗马世界帝国的“法律”语言和封建时期的“宗教”语言。①在这些维度中，尽管议题最有地域研究(locality)的特征(“以美国为对象”)，然而研究方法尤其是对科学方法的推崇备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演绎出某种客观的、具有普世效应的知识体系，因此将其理解为基于方法的“政治学”而非地域限定词的政治学类型，也未尝不可。
然而，美国很快就生产出自己的政治学家，从接班人再生产的角度开始脱欧历程。在沃尔多所说的“四代美国政治学家”的谱系中，第一代政治学家大多留学欧洲尤其是德国，因此，早期美国政治学著作有很强的国家理论痕迹。但是，随着美国在大学体系中建立单列的政治学系科尤其是开始博士研究生的自我培养之后，人事上的脱欧进程就开始了，“很少有政治学家在其学习期间还要留学一年。学科的兴趣转到了国内。伯吉斯的比较政治学的宏伟计划被忘却，注意力倾向于集中在美国行政管理中的实际问题上”②。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博士生是“眼界最为狭窄的”一代美国政治学研究者，前不及德国培养的第一代美国政治学家，后不如逃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的欧洲政治学人，然而它却形成了美国政治学家再生产的连贯链条。
假如说193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科学主义”政治学研究加速着美国脱欧的征程，那么美国政治学凌驾于欧洲政治学之上的标志，则是范式齐整的行为主义、理性选择理论两种美国本土政治学理论。沃尔多说：“用几乎任何尺度衡量，二次大战后政治学的最重要的方面是‘行为主义’的出现……行为主义运动可以被解释为重新进行努力和加强努力来认真地对待政治学中的‘科学’，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真实的或真正的科学。”③理性选择方法是阿尔蒙德所谓的“科学的最大主义……在对学科未来的展望上，理性选择理论认为未来出现的将是一个形式理论，这个理论内部合乎逻辑、前后一致，用较少的原理和假设就能够解释政治现实”④。比较而言，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是美国政治学的两次革命与高峰，新制度主义就像一个混沌的“大杂烩”，尤其是彼得斯(Guy Peters)列举的8种新制度主义派别(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话语和建构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国际制度主义)就像给几种传统政治研究穿上了“新制度主义”的新装。
同样，在职业研究者组成的协会组织上，美国的“国际性”也逐渐发展起来。尽管国际政治学会的成员主要是美国政治学家，然而，会员的国际性，即使某个国家或许一名会员也没有，但这并不妨碍其国际性，更不要说它的创立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倡议。
文化发展有其地理政治学，美国政治学是美国政治崛起的知识表征，它带有强烈的“以区别而独立”(于欧洲政治学)、“以外交而政治”(全球霸权与比较政治学输出)、“以科学而调适”(谋求科学解释而推动研究范式转型)的特征。①就其本身而言，显然有一个“以美国为对象，以美国为方法”的过程。“以美国为对象”首次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文件、政治家的演讲以及市民文学(例如《联邦党人文集》)成为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其次表现为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将“活生生的政治现象”作为美国政治学研究的对象，投票、选举等具体议题更是美国政治的结构性现象，至于公共管理与政策学更是美国国内政治研究的取向结果；“以美国为方法”的最大特征在于科学主义的追求，以及对欧洲史学、法学、哲学方法的拒斥。
美国政治学的经世致用，一方面在于国内的公民大众的政治教育和为政府决策服务的公共责任(下文详谈)，一方面在于为特定的外交政策服务。就第二个方面而言，伊多·奥伦(Ido Oren)的美国政治学史研究认为，美国政治学既不是所谓“自由民主的事业”，又让人质疑其客观中立的“科学主义”原则，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产物，他从美国与德意志帝国、纳粹德国、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冷战政治四个政权或阶段的相关议题及其研究者观点的前后游移，论证说美国政治学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②
三 精英培训、政治教育、公共责任、教学与专业发表：政治学的五种行动方式比较新旧《政治学手册》学科论述部分，最触目的当是《政治科学新手册》完全隐遁了精英培训、大众政治教育与“学界—政界”身份互换三种政治学行动方式，甚至教学在政治学中的地位也消失了。1996年出版的《政治科学新手册》几乎完全着眼于职业研究者的研究发表行为，它以论文与专著的发表为指标，美国政治学史沦为政治知识生产史，政治学的其他行动方式被忽略或者被抵制了。
然而，沃尔多论及1880年前的学院政治学时，针对政治学中以美国为对象(国家文件、市民文学、《联邦党人文集》、政治家的信件演说词等)的“美国化”现象，指出“既然市民教育和为公共服务进行培训是教学的中心目的，当政治学企望成为‘真正’科学的学科时，使其含义模糊和紧张状态的楔子就被安下了”③。沃尔多实质上在宣明政治学具有“公共责任”与“科学研究”的双元使命，同时也在预示二者在政治学史中的紧张，“它们将成为令人烦恼的东西”。确实，在后来的“科学主义”专业化过程中，作为政治学家“公共责任”的公民教育/精英培训的使命隐没不见，教学也淹没于专业发表的耀眼光芒之中，至于“学界—政界”身份互换的公共责任倒是一直存在，只不过不太出现于政治学史的研究中。因此，从沃尔多“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的平和历史叙述中，本文试图打捞政治学的精英培训、政治教育、公共责任与教学等行动方式，以平衡“专业研究(发表)”的跛足巨人形象。
在政治学成为美国形态之前甚至在美国发展的初期，政治学的主要使命是公共责任，即培养公民德性与训练政治人物。“创建于1872年的法国政治学院，旨在为政府机构培养候选人。它所树立的榜样对政治学的奠基者并非不起作用”。1880年以前的学院政治学(包括英国殖民地时期的北美，发生革命和制定宪法的美国以及18世纪和19世纪的美国时期)，“教学的目的或许首先是为培养(私人和公民的)道德品质，其次是为参与公共生活进行训练，即担任部长、地方长官或诸如此类。政治学的教学过去不是在大专院校的政治学系进行的。确切地说，它被放在‘古典’的课程表中，这或多或少仿照的是当时英格兰大学的模式”。① “学院政治学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贡献是有限的。它的贡献包括通过教学而使西方的政治传统永久化，而且越来越多地使这一传统的美国品种永久化；在相对少量的占据着超出一般影响力的职位的公民当中，灌输这一传统”。相比于教学与知识传播，“在三百多年之间，学院中没有产生过一本关于政治思想的力作，没有设计和发动过任何重大的政治改革，没有进行过任何导致当代政治学家视为有价值的政治学成果的研究” ②。换言之，在1880年以前的学院政治学的重点在于知识传播和政治训练，而不是20世纪作为大学系科的专业化知识生产的职业研究行动。
独立的大学滥觞于德国洪堡大学，以精神独立为鹄的，然而，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生产大致发生在美国大学“真正”形成之际。“真正”的大学是为“新”知识的生产、汇聚与传播而存在的，换言之，它主要是作为学科再生产的链条而存在，尽管学科再生产是精神独立的重要条件，然而它却有可能游离精神独立，自成逻辑，教学由此成为现代大学的核心。美国大学系科中的教学，从历史上看，具有前后相继的两种形态与功能：首先，大学教学意味着职业研究候选人的再生产。相较于美国第一代政治学家大多是从欧洲尤其是德国获得博士学位，正是博士生的自我培养，使美国逐渐摆脱了欧洲政治学的学术训练依赖，职业研究人员可以由国内提供而不是非得留学欧洲，“由于有了美国培养的政治学家，外国的培养便逐渐减少。外国培养变得不那么时兴和必要了”③。当然，美国本土培养的第一批政治学家，前不如第一代学自德国的政治学家，后不及受纳粹迫害移民美国的欧洲研究者。其次，大学教学形成了职业研究候选人的学术培训或学科纪律的规训，“制定标准，评价能力，接纳入‘门’，实施规范”。正是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学位的系统训练中，以“规训”与“惩罚”的方式形成了学科“纪律”，由此生成了源源不断的具有“自我意识”和“同一性”的职业研究者，也使大学成为“新的、深入的学术专门化的中心、职业化的中心和研究的中心，即创造新知识的中心”④。
即使如此，教学仍未彻底摆脱传统的“公共责任”而成为独立的政治学行动方式，大众政治教育仍然是教学的职能之一。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上，公民或公民教育，其重点是向大学生传授关于美国政治机构和公民权利和责任的知识(在某些公立大专院校中，这是一个法定要求)。⑤而对于大学政治学教师而言，“教学的目标(尤其是在大学水平上，大部分教学是在这一水平上进行的)主要是为学生担任公职或成为实际的民主公民作准备。……在美国的环境中，对于大多数大学中的政治学家来说(而且大多数政治学家是大学教师)，教学必须优先于研究。这种教学的目的不是培养研究能力，无论是科学研究还是其他研究” ⑥。在为“作为专业的政治学”作结论时，沃尔多再次申明“政治学的中心是大学。……无论政治学的研究成果在学术界的规模有多大或多么重要，教学是受聘于大学的政治学家最主要的‘工作’。……公民教育，解释和反复灌输市民文化，政治的社会化(无论这些问题会怎样称呼)占用了政治学大量的时间和精力”⑦。
相较于大学教学，公民教育或精英培训作为政治学家“公民责任”的传统则更为久远与深厚。如前所述，欧洲政治学及早期美国政治学的政治学院大多着眼于个体德性培养和政务人员的政治训练。美国建国以后，杂乱的人群，陷入了鲁恂·派伊(Lucian W.Pye)针对转型国家所说的五大危机(合法性危机、认同危机、贯彻危机、分配危机、整合危机)，为此意识形态的知识传播与整合成为时代任务。沃尔多就此论述道：
1790年以来，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与民主思想和民主期望的传播同步进行，共和国已成为一个民主政体。它已不能满足对教士、律师、商人和有教养的农场主的政治教育的保证。政体的命运如今取决于众多的占有宅地者、劳动者、店主以及甚至不懂他们所选择的国家的语言的移民。……正如1867年改革方案之后在众议院所提出的那样：“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那么应当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难道高等教育不具有一种重要作用吗？尤其是，这不是接受政府增地的刚刚出现的大学的责任吗？它们本身的存在就归功于共和国。①
对于政治学家而言，政治学是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工具：
它是一个主要的使命、甚至是一个传统性的任务。政治学不被看作是对深奥知识闭门造车式的追求，而被看作是在公民中灌输共和国原则的工具和通过发现适合于变化了的条件的新知识来加强这些原则的工具。教授“美国政府”是首要任务和主要责任。这并不是政治学家独自决定的事情。……最主要的手段是通过不断的立法，要求公立大学以及中小学必须讲授美国政府(有时是公民的权利和义务)。②
因此，沃尔多认为，政治学是进步时代政治改良主义的组成部分，“政治学仅仅提供批评政府的‘明智批评家’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为政府机构准备更好的官员’” ③。沃尔多特别介绍了二战后成立的“公民情报交换所——全国政治教育中心”(CCH-NCEP)。尽管它的起源旨在刺激政治学家更多地参与政治，通过政治学为政治职业进行更有效的教育准备，但是其目的更一般的表示是“政治教育”，它是托马斯·里德(Thomas Reid)曾经主持的美国政治学会政策委员会的继承者和后裔，而这个政策委员会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公民教育与政府培训”为旨趣。④
就公民教育或政治教育的“公共责任”而言，里德代表美国政治学家中的实践派。在科学主义与研究专业化的“自我意识”膨胀之时，他在哈佛大学坚决反对芝加哥学派的“科学主义”专业化导向，他“提出并强有力地论证了市民教育和为政治—政府职业作准备”，他利用政策委员会主席的职务，获得可观的资助，“得以在几年中发动了一场战役，旨在使学会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例如较少学科—职业性)，并使政治学对政治生活有更直接的影响。这场战役除了其他活动之外，还包括一个全国广播节目：‘你和你的政府’”⑤。
需要指出的是，里德跟对手的分歧仅仅是坚持“科学主义”的进路与否，政治学的公民教育与政治训练任务是二人的共识。这就是赫赫有名的查尔斯·梅里亚姆(Charles E.Merriam)领导的“芝加哥学派”的“公民训练”与“公民教育”的庞大研究计划。⑥ “公民训练”研究计划是梅里亚姆1920年代后期学术工作的中心，他为此撰写了一系列以国家分类的专著，并在《公民的形成》(The Making of Citizens, 1931)一书中综合了各方面的成果。之所以是公民“训练/教育”是因为他认为“宣传”技巧可以很好地用于国内建设，从而解决国内杂多群体的意识形态整合，是改良主义政治学在公民教育领域的体现。
梅里亚姆的学生将这种取向进一步专业化，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发扬了梅里亚姆在宣传方面的兴趣并对技术层面的社会控制论作了孜孜以求的研究，发展出“政治宣传”与“公共舆论”的研究领域。⑦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术》及后来的一些分析中，拉斯韦尔认为和平时期，政府也应该掌控自己民众的舆论，宣传成为舆论控制不可或缺的工具，“就像唧筒炳一样，它仅仅是个工具，无所谓道德不道德”。此后，拉斯韦尔转向心理分析理论，在《精神病理学与政治》(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 1930)中认为“政治活动的动力源于人们私人癖好对于公共目标的置换”，“政治危机复杂化的原因是某些原始冲动同时被再激活了”。为了战胜病理学，拉斯韦尔提出传统的政治学应让位于“预防政治学”，熟练运用标志、符号来传导人的性格中的潜意识的力量，并导向社会目的，“通过适当减少社会的紧张来避免冲突”。显然，这些“公民训练”研究能够化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美国新移民的认同危机，以及苏联和轴心国对美国的宣传攻击，因此拉斯韦尔被授予“战争部战争计划处首席心理学家”的职位。也正是在这条线索上，奥伦认为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曾经以拉斯韦尔为导师并与其合作出版了第一本书的阿尔蒙德及其《公民文化》一书，是梅里亚姆“公民训练”研究项目的延伸，看似“公民文化”或“政治文化”研究实则冷战期间心理情报战的学术产物。
至于美国政治学的另外一项“公共责任”——将政治知识授予律师、记者等社会人士，为寻求和担任官员的人提供咨询，为被任命的官员或雇员提供知识培训与政治训练，提供政策指导以及在“学界—政界”转换身份的“旋转门”，学界已经有很多论述了，此不赘述。
换言之，作为具有强烈实践属性的政治学，具有经世致用和专业发表的双重功能，其中经世致用既包括传统的对政治精英的培训与训练，又体现为现代对社会大众的政治教育以及为共同体提供专业政策服务的公共责任。而专业发表固然符合知识专业化的逻辑，可以生产出更为专业化、更为精深的政治知识，然而这种专业化也意味着受众限制，成为小圈子的文字游戏，而丧失它原本具有的政治与社会影响力。美国政治学定量化的极端发展，甚至使定量研究之外的政治学家也难以阅读其作品，更无异于画地为牢，自我设限了。
四 历史—比较与理论化：政治学史的历史书写就内容来看，阿尔蒙德的“政治科学：学科历史”更像被他视为“反科学”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的纯粹文本解读，除了历史流水账之外并未分析政治学“之所以然”的历史根源，而沃尔多的“政治学：传统、学科、专业、科学、事业”则更像年鉴学派的思想史分析，政治学史的影响因素在历史叙述中得到呈现。
二者的区别或许在于沃尔多采用了“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尽管他一再说明“历史—比较”分析方法在二战后就衰落乃至消失了。而阿尔蒙德则更多接受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提出的政治学“理论化”的号召。“理论化”的呼吁表明政治学家对研究现状的不满，即政治学只是赤裸裸地“收集事实”的经验主义，然而“何为理论”“如何理论化”却并未取得共识，但是，它要反对的对象却很清楚，即向后追溯历史和向外靠拢哲学和纯文学的传统政治理论研究方法。①因此，将阿尔蒙德的“政治科学：学科历史”理解为政治学史的“理论化”成果就容易理解了，“进步—折中”的分析框架也可以得到理解而不会显得突兀。
沃尔多显然不是这样。在写作原则中，他就声明：“使用的基本方法将是历史的和解释性的。它假定，人们要了解政治学，就必须注意到它的起源、它的发展以及它的外界环境。”②沃尔多在美国政治学史的叙述中，很好地贯彻了“历史的”和“解释的”的原则，亦即将美国政治学(发展、议题、方法论以及行动方式)置于美国独特的国家建设历程中加以解释，美国政治学的不同阶段及其特征均是美国内政外交的知识与行动因应。例如上文所述的“教学”行动方式的精彩论述，是与20世纪初美国社会群体的多样化及政治化紧密联系的，甚至1930年代梅里亚姆“芝加哥学派”的“公民训练”研究计划以及里德的“你和你的政府”的公民教育和政治训练都可以视为美国政治社会化的延续。今天我们在亨廷顿《我们是谁？》的著作中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跨时代回响。
知识与行动脱离不开历史背景，这是历史研究的原则。政治学史亦然，政治知识的生产与政治学行动方式是政治社会的呼唤，美国政治学尽管一直纠葛于“科学事业”与“政治服务”的紧张之中，然而假如二者引起冲突，那么，美国政治学不惜放弃“科学的利益”。比如在美国政治学的早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历史为政治学活动者提供了舞台、布景，在某种程度上还提供了路线：怎样处理产生于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使民族达到完善’，大量移民和城市发展的紧张态势？怎样把18世纪共和党人建造的，被杰克逊的民主大大改变了的政治制度，调整得适合于新的民族经验？”①换言之，政治学的“科学主义”可以实现于具体的研究细节，然而选题却未必有“科学依据”，甚至权力设定了选题的意识形态属性。比如公共管理研究中“个案研究”运动的出现，就是二战后政治学家的政府工作经历使其试图弥合理论与现实差距的学术尝试。②
沃尔多对政治学史的美国属性有清晰的认识。他在政治学史论述伊始，单列一个标题“美国的政治经历”讨论美国政治学的影响因素，“美国的政治学可以实现(或者可能已经实现)它的一些普遍抱负，不过显然它的起源和发展同美国历史联系在一起，就像一个民族的文学(无论它如何受外国起源和潮流的影响)同这个民族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一样”③。
(美国的)政治经历将大大有别于西方政治历史所呈现的任何东西。这一政治经历的重要特征包括：以主权在民原则为特征的宪法、权利法案、领土上的权力分立、权力的职能相互独立；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精神气质繁荣兴盛。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欧洲的，但是摆脱了欧洲以往的制约权力；源于以经验为基础的个人独立感和地方自治感；持久的两党制和由于组成了一些政治协会才有的丰富的团体生活；源于生气勃勃的民族主义以及有关的民族“使命”观念的兴起，尽管这一兴起可以收到各种、甚至相互冲突的解释；源于民主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原先的共和国设计施加了影响；以及美国的经历是或将成为整个人类的那种深刻而有劝诱力的感觉的经历。这些事情已被如此深入地写进美国政治学，以致那些把它们看作是理所当然的美国人可能都没有加以留意。④
沃尔多的历史意识表现在，首先，遵循学科与历史的因应互动而不是单纯的学科史叙述，这些历史意识甚至洋溢在每一个观点的论证中。其次，遵循历史学的写作线索，呈现出每个阶段的来龙去脉、起承转合。在每个政治学史发展阶段上，他大致沿用如下叙述线索：历史因素、“专业—学科”的发展以及政治学发展相关领域的发展、问题困境、新的发展。再次，沃尔多的叙述是描述性的，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政治学的“专业—学科”状况包括“发展和组织的变化”(政治学会成员人数变化、政治学会形态、地区性政治学会的创建、州政治学会)、“政治学的出版物”(《美国政治学评论》和《PS》及地区性政治学会创办的专业期刊、专业著作)、“学院化和专业化”(职业化的大学教师在政治学会中的占比)。这些外部建制的叙述，尽管不能穷尽政治学的学科范围，但是至少比“专著”告诉了我们更多“政治学是什么”的信息。
沃尔多特别强调，“比较政府”在二战后之所以更名为“比较政治(学)”，反映的是世界地缘政治(尤其是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及战后非西方国家的迅速增长)的变化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因应①。雷迅马(Michael E.Latham)指出，不仅比较的范围从地理上扩展到全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而且研究议题也从单纯的政府比较拓展到意识形态、社会结构、经济发展、文化观念等诸领域②。这是真正的历史研究，研究议题与观点的背后有其特殊时代的国家需要。与此呼应的是，美国政治学历来受到外交政策的影响，这一领域的经典著作当属奥伦撰写《美国与美国的敌人：美国政治学的形成》以及雷迅马撰写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的第三世界政策》。而造就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政治学形态的概述中，沃尔多还提醒我们注意自60年代中期和后期以来发生的重大事件、潮流的转向和情绪风气的变化。它引起的一系列议题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国政治学的主流：反思战争、种族权利和身份政治、国内混乱与社会运动、“反文化”研究、污染与环境治理问题③，甚至行为主义的出现，也是对起自美国新政乃至冷战期间试图“充分解释、预测和控制”真实的政治世界的学术抱负。④
“科学的政治学”，客观上是排斥历史学的，沃尔多分析了政治学研究方法论库中一降一升的过程，历史学、法学、哲学等欧洲传统分析方法逐渐下降，生理学、物理学、心理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法日益成为主流。曾经，政治学和历史学具有天然的联合，历史学是政治生活尤其是权势人物的历史，政治经验与政治知识在历史讲述中得以呈现和传递。19世纪中叶，历史学不再被看作是政治“法则”或甚至不再是政治“理解”的主要来源，而被看作是各种“来源”之一。历史分析方法衰落的背后当然是古今之变在西方世界的解决，现代国家的框架(主权国家、现代政府、大学制度)已然完备⑤，剩下的只是具体细节的“改良”与“修正”，解决具体细节问题更需要社会科学而不是历史智慧。因此，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历史—比较分析方法”衰落了，相应地，政治学的子领域，例如公共管理与政策分析，作为首先得到承认的“领域”而出现。如此逻辑的自然推论，终有一日，政治学也会衰落，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会替代政治分析而独霸天下。
在细化、分化的“理论化”研究逻辑下，“来自哪里”“如何生发”“去向何方”的政治学史问题无从解答。相反，我们在沃尔多的历史叙述中，美国政治学史的诸多命题都或多或少得到了解释，给读者以丰满甚至充满张力的形象。
五 余论：福柯、年鉴学派和华勒斯坦的挑战历史是通向自我理解的大道，政治学史是理解地域性政治经验的可靠途径，也是抽象人类政治生活“纯粹形式”的来源之一。美国政治学的身份构建，不但能够让我们反思“知识与权力”的具体历史实践过程，而且能够让我们思考“作为学科的政治学”的“纯粹形式”。所谓“纯粹形式”指超越地域性经验和历史限制的真正客观、具有普世性(universal)的知识体系。
从政治学的具体形态来说，美国政治学实现了它的“自我意识”与“同一性”，这也是它能够成为世界范围内政治学范式的原因。然而，思想界对美国政治学(更准确地说是整个社会科学)的质疑与批判却一点都没有减少。总的来说，根本性的挑战来自两条战线：第一，福柯(Michel Foucault)从“知识与权力”的角度指出其规训属性；第二，年鉴学派和华勒斯坦反思19世纪学科制度化的前提，指出学科的人为分割反而不利于对人类生活的认知。
福柯对政治学的挑战(“知识与权力”)发生在两个层面：第一，政治学的形成是一种学科纪律的规训与惩罚过程，其结果是使政治学学科表现为系科、出版、协会、图书分类系统等外部建制指标，政治学的“自我意识”和“同一性”也是学科纪律的规训结果；第二，美国政治学实质上是美国政治社会实践的产物，而且其学术精致化往往掩盖了现实问题，它满足于学术舞蹈而不是解决政治社会困境，正如当代激进左派的明星化却龟缩在象牙塔一样。
年鉴学派和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批判，则回到了19世纪的现代学术分科制度时期。年鉴学派运动的诞生，是为了反对19世纪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背后的主导思想①，在19世纪后半部(约在1850—1914年)，有三种主要方法把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制度化：大学以这些学科名称设立学系(或至少设立教授职位)，成立国家学者机构(后来更成立国际学者机构)，图书馆亦开始以这些学科作为书籍分类的系统。这种学科分类法成功地传遍了整个欧洲和北美洲，并且(主要是在1945年后)散播至世界各地。布罗代尔(Fernand Barude)开创的年鉴学派主要想打破“普遍—特殊的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并开出“多学科研究”的药方。
华勒斯坦同意年鉴学派的病症诊断，但是却认为“多学科研究”的年鉴学派药方恰恰预设了“固有学科的存在”“学科知识可以个别独立地存在”，这个药方不但不能削弱或达到打破“普遍—特殊二元对立”的学科改革目的，反而可能增强现有学科的内在坚固性。华勒斯坦“要更近一步取消19世纪那种在学术上神圣的三位一体概念——把人类行为分割为政治、经济、文化三个独立自主的学术领域，并认为其中存在着不同的逻辑和进程。我们必须要创造一些新词汇，以让我们可以谈论有关所有社会进程中无穷极的、瞬间的和连续的动态，不管这些社会进程是在这三个被分割的领域之内，还是在它们之间。……最后，我们要推行这种新概念所指涉的组织含义，就是要重组大学的学系结构和学术会议的协会组织”。②换言之，华勒斯坦要求以“社会进程”的重大议题作为研究问题，而不是按照现有的学科制度出发进行研究。
美国政治学是以明显的美国视角书写的，对于美国而言，这是自然而然的。美国研究必然“以美国为对象，以美国为方法”。然而，在比较政治研究中，它却将地域性政治经验普遍化，试图建构一种超越具体国家形态的政治学理论，走向一种绝对主义与普世主义，这超越了美国政治学所能承载的“重量”。话题回到中国，伊多·奥伦的提醒是可取的：“假如中国的确成为世界顶尖的政治学研究国家，那么中国的政治学亦将产生美国那种傲慢感。中国的政治学家将设法把他们的学科描述成一种真正客观、具有普世效应的知识体……我希望他们抵挡这一诱惑，希望中国的政治学比它的美国对手更多一份知性上的卑微，更敢于反省，更清醒正视韦伯的警告：社会科学知识‘总是来自特定观点的知识’”。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