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二十年, 每天都沉浸在思考当中, 只争朝夕地工作。他撰写长文, 接受访谈, 整理旧作, 出版众多作品, 精彩纷呈。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这些作品的气质, 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反思", 这也是元化先生自己的意思。元化先生把2000年编订的文集名为《九十年代反思录》, 用了他给冯其庸先生的题辞手迹"精思所积, 荒径为开"作扉页, 就含着这个意思。元化先生精研黑格尔哲学, 他在严格意义使用"反思"概念, 是哲学家的标准。"反思"一词, 在黑格尔《逻辑学》那里是"思想回到了思想本身", 即思想者对原有的思想做返回自身的思考, 是理性精神在第三阶段的再一次提升。翻开元化先生的《读黑格尔》, 开宗明义第一句话, 讨论的就是"反思"。"反思(Nachdenken, 后思), '反思一思想本身为内容, 力求思想自觉其为思想。'在宗教、法律和道德……这些领域里思想化身为情绪、信仰或观点, 亦未尝不在那里活动。思想的活动, 思想成果, 可以说都表现在里面, 都包含在里面。"①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小逻辑》, 摘录了第51页的内容, 是1956年11月写的, 是当年的笔迹影印。这段话, 正可以拿来作为元化先生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反思"精神的写照。退下来以后, 元化先生对以前在"宗教、法律和道德"领域内的"情绪、信仰和观点"做了全面的反省, 经过黑格尔式"精神返回自身"的"否定之否定", 达成了他的"晚年之学"。
元化先生自述平生有三次大的反思, 第一次反思是1940年与妻兄满涛争论的结果, 他们从苏联文艺理论回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思想; 第二次反思是1956年受"批判胡风分子"的牵连, 在"隔离审查"期间攻读哲学, 通过对黑格尔《小逻辑》、马克思《资本论》和莎士比亚戏剧的研习, 进一步摆脱教条主义影响; 第三次反思发生在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 元化先生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寻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国的影响这样源远流长, 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这样根深蒂固?"①
元化先生的思想家气质, 注定他在社会变动的关键时期都会以深刻的方式作出敏锐的反应。"幡然悔悟"是不够的, 他追求的是带着反思的大彻大悟。1986年秋冬之际, 元化先生住在金山宾馆接待马悦然先生, 朱维铮先生带我, 还有庞朴、纪树立、黄万盛等一起驱车前往, 去商讨《中国文化史丛书》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科学文化史》中国部分的编辑工作。那次, 元化先生差不多是用誓词般的口气告诉大家, 他退下来以后将一心做研究, 做一个老知识分子, 而不是"老干部"。此后, 他拒绝了两三个出任这联那联主席的提议, 绝不愿卷在文学、艺术、社科界的各种关系中, 不带权势, 只身一人, 回到知识圈, 只与学术界不多的朋友交往。我认为, 像《清园近思录》《九十年代反思录》等带着"思"字的书名和文章, 最能反映他的晚年夙愿。20世纪80年代以后, 元化先生的"反思"迥出俦列。贴着时政的思考, 都是在"思想和学术"的层面, 做的是"反思"(Reflection)工作。
元化先生在二十多年里以敏锐的触角, 探讨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 思考强度非常大。加上他治学跨了文学、哲学和历史领域, 构成了一个大的思想体系。他不停顿地思考, 20世纪80年代提出"新启蒙"②,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第三次反思"以后, 急切地关心国内外重要思潮。③从《清园近作集》中的文章和访谈可以看到, 在2000年前后的"人文精神"vs"消费主义"、"保守主义"vs"激进主义"、"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等重大议题上, 元化先生都砥柱中流般地提出了鲜明主张。④元化先生对外界"南王北李"、"南王北钱"等传称并不认可, 但他团结了上海、港台和海外的一批学者力图超越政治和时事, 对中国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进行彻底的"反思", 则是事实。
在《学术集林》的筹办、编辑过程中, 朱维铮先生赞同元化先生提出的"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当海内外有议论说这是"学术出台, 思想淡化", 他在对傅杰的访谈中说:"不相信思想竟如此脆弱, 会被救亡所压倒, 被学术所冲淡。"⑤朱老师鼎力支持元化先生的主张, 在和我们的聊天中说:元化先生是"思想中人", 也是"学术中人"。他在黑格尔哲学与文学批评有建树, 还有过去在党内生活中形成的敏锐判断, 这样既能驾驭文、史、哲多学科, 又了解社会现实的学者, 现在国内就没有几位了。朱老师还说:元化先生年龄上是兄长, 思想上却应该是我的师长。王元化先生2008年去世, 朱老师2012年去世, 两先生在晚年成为莫逆, 二三十年中越来越密切地交往, 传为佳话。朱老师尊元化先生为当代"思想中人"有学问者, 元化先生也一直说:你们的朱老师有学问也有思想, 是我在上海最谈得来的人。我本人是在1986年经过朱老师的引荐, 向元化先生面呈了关于《万国公报》的硕士论文, 得到了专门的指教。1998年, 元化先生更是作为答辩委员会主席, 主持了我的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博士论文。二十多年里, 因为很多问题去向元化先生请教, 每次谈话过后, 哪怕很短的时间, 都会受到他的精神感召。据我所知, 很多人都有着同样的感觉。
退省(Retreat)有一阵子, 元化先生在合适的谈话场合, 会提到自己的基督教家庭背景。和早年脱离家族的信仰传统, 晚年仍然是一位无神论者的实际情况相对照, 他对基督宗教, 尤其是对于在华基督宗教影响的评价, 有了很大的改变。那一时期, 他对宗教和信仰表示了好感, 但也并不是简单的坏了又好了的那种。我认为宗教信仰的复杂性, 也是元化先生晚年"反思"内容之一。"回到思想本身", 元化先生全面思考了他与家庭、家族、社会和人类在终极存在上的精神关系。他在第一、二次反思中, 已经摆脱了第三国际意识形态关于宗教信仰、西方列强和殖民主义的观念。第三次反思中, 元化先生并没有回到逝去的家族信仰传统, 仍然是一种坚定的人文主义者的态度。但是, 元化先生在一次访谈中却明白地说:"我祖父那一代就是基督教徒, 我小时候也受过洗。"成为共产党员以后, "自然不再信教了, 但基督教精神可能还会发生潜在的影响。"①
元化先生怀疑, 在他一生的思想中"可能"存在基督教的"潜在的影响"。试探着解释这个"潜在的影响", 是我们理解元化先生晚年思想的一个关键。
1986年在金山宾馆, 元化先生说要重视对教会学校、教会医院和出版的研究, 随后就告诉大家说他曾经是基督徒。在场的人似乎都是第一次听说, 颇有些意外, 那时候对此话题仍然是有点禁忌的。我的外祖父桂美鹏是沙市的一名传教士, 他是基督教圣公会第一位由中国人担任的会长, 负责长江一带的传教会务。""我中学读的是教会学堂, 读大学时已经抗战了, 我参加了救亡运动, 读的大学不是教会学堂, 而且我也没有读完大学。""如果说基督教对我有什么影响, 那恐怕就是《新约》中的基督教精神吧。"②后来还知道, 元化先生的婚礼是基督教式的; 1986年和2006年, 是在衡山路国际礼拜堂为他母亲桂月华和妻子张可做的追思。因为我一直在做在华基督教、天主教的研究, 元化先生和我谈这个话题比较多。初次交谈时, 他就说应该去找陈泽民院长、郑建业主教, 把他们请出来做基督教研究。元化先生曾邀请他们编辑《中国大百科全书》的"宗教"部分。后来, 他还提起了武昌教会的韦卓民先生, 是他钦佩和交往的神学家。有一次他留意着告诉我, 武汉大学哲学系做基督教研究的车桂教授是他的亲戚, 要我们多联系。元化先生对中国基督教会及其信仰本质都非常熟悉。我曾经和朱维铮老师说, 元化先生对于宗教研究很有见解。当初如果是元化先生布置上海的宗教学、宗教学会, 则会更加重视理论和历史, 并"反思"到中国宗教的根本问题。
人们就此揣测, 以为元化先生不懈的"反思"精神与家族信仰有关, 是托尔斯泰、十二月党人的"忏悔"意识。这当然比较符合八十年代以来的学者想象, 但并不是元化先生的自我认识。忏悔(Confes- sion)是基督宗教的"七项圣礼"之一, 天主教的翻译是"告解"。中国教会至今的理解, 忏悔是一种把自己托付给上帝, 完全否定自我的行为。基督徒做忏悔, 有神学指导, 它要求全面反省信徒与上帝的关系。"忏悔"和哲学家讲的"反省", 在历史上有一些联系, 但不是一回事。元化先生读黑格尔哲学, 有完整的近代理性主义精神, 他的第三次反思并不是向某种本体的"忏悔", 而必出于自己的思考。1999年, 当李辉在访谈中问:"您的反思与宗教的忏悔。反省有无关系?"元化先生回答说:"没有你说的什么宗教的忏悔心情。一个人反思自己的思想, 有错误加以纠正, 就像走路跌倒爬起来再想想怎么走一样……和宗教的忏悔有什么关系呢?"③
基督宗教的"Confession"翻译为"忏悔"、"告解", 元化先生晚年反思(Reflection)状态中并无这个因素。我的理解是, 元化先生当然没有回到基督徒的上帝观(信仰本体), 更没有重拾基督教的祷告和忏悔(礼仪实践), 他仍然是一个人文主义者。那么, 他感受到的"基督教精神的潜在影响"到底是什么呢?元化先生自己也感觉信仰精神的回归, 这又如何解释?元化先生和"那次大的政治风波"之后做出严肃思考的人们, 心理上都有着痛苦的经验需要超拔。如果说这种心理经历与某种信仰有关的话, 那不是忏悔, 而是一种Retreat, 或者就可以译成"退省"。Retreat, 除了撤退的意思外, 还指教徒从世俗生活中退下来, 以安静和独处的方式, 闭门思考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称之为"避静"。我常常觉得, 离开吴兴大楼, 常年在衡山宾馆和庆余别墅标准间生活的元化先生, 生活简单, 精神丰富, 过的就像是一种"避静"生活。教会有这样的习惯, 对现实失望的时候, 它建议你退一步, 在一个超越的思想空间里展开批判, 获取灵感。元化先生晚年退出了世俗生活, 展开反思和批判, 很像是一场退省。每次去拜访元化先生, 都会想起马相伯在洋务变法活动失败后息影土山湾, 却在吁喊"还我河山"的样子。
"退省", 退而省思, 留出物理空间, 保持精神距离, 对先前生活中形成的观念和信仰作一深思, 庶几就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反思"了。元化先生"谈反思", 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把反思所称是出于一种忧患意识, 以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感, 对过去的信念加以反省, 以寻求真知。这种反省之所以发生是鉴于自己曾经那么真诚相信的信念, 在历史的实践中已露出明显的破绽。"①今天读这些熟悉的文字, 仍然感到一种冲击力, 有着震撼。这种"退省"后的"反思"和儒家奉行的"达则兼济, 穷则独善"也完全是两码事。退省(Retreat)并不是"穷则独善"之消极、怯懦, 而是具有理性力量的反思, 承担责任, 开展启蒙。我们感受的震撼, 既来自元化先生话语中间包含的真诚, 更有因"退省"而发生的那份神圣感。按我的理解, 正是在这个复合的意义上, 元化先生的精神回到了他早年的信仰状态。
"退省", 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 "反思", 是一种超越的思想行为, 元化先生"退下来"的晚年生活是如此精彩, 他给一代人树立了榜样, 一种自觉而有意义的生命价值可以这样建立, 而不必在失去原有地位之后东奔西突, 栖栖惶惶地打发余生。
我一直觉得, 元化先生的晚年生命中明明白白有着一种"超越性"(Transcendence)。他不仅要超越中西之争, 超越左右之争, 超越学术与思想之争, 这些当然都是他在"退省"以后, 通过长期的"反思"而从那些世俗纷争中获得的"超越", 是他一生都想获取的答案。然而, 哲学和神学意义上的"超越性"不止于此, 它还需要在超越世俗争议之外更有一种神圣感, 还关乎终极的最高存在。德裔美籍哈佛大学神学院宗教哲学家蒂利希(Paul Tillich, 1886-1965)把精神的超越性理解为"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 举凡对上帝、真理、奥秘、元初精神, 甚至仁爱等情感本体的追寻和关注, 都可以定义为具有神圣意义的"超越性"。我们看到, 元化先生一生, 尤其是在最后的二十多年里, 对真理有着如此执着的追求, 是当得起那种"终极关怀"的。
再启蒙(Re-Enlightenment)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反思"是他从哲学中获取的思想方法, "退省"是他从家庭环境滋养而来的信仰情怀。那么, 他在退省之后的"第三次反思"中得到的思想结论是什么?经过"否定之否定", 元化先生想告诉我们的又是什么?关于这一点, 有不同的说法。有说元化先生改持了"保守主义", 因为他反思了革命进程中的激进主张; 有说是回到了"新考据", 因为在《学术集林》的编辑方针中偏向学术、专注传统; 还有说是"人文主义", 那些年元化先生支持年轻学者中发起的"人文精神"讨论, 对商品大潮"卷走了思想文化持批评态度。但是, 今天我们纪念元化先生, 应该想到他本人是不是愿意被这样定义?不是不可以用一种方法和价值去概括元化先生的思想, 而是我们要考虑元化先生为什么一直拒绝被贴上"主义"的标签, 而要求被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对象, 做全面的、具体的理解。
元化先生最后二十年中, 令人炫目地提出了一系列思想观点和主张。有的人只是从他提出的观点结论去理解, 而较少注意到他的"反思"过程, 因而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思想蕴含。比如, 他曾明确地批评五四以来的"激进主义", 为此, 就被有些人误解为"保守主义"。实际上, 元化先生清理的"激进主义", 是海内外很多学者都已经察觉到的中国革命中的Radicalism。元化先生从来没有否定五四时期的"启蒙精神", 相反他是对激进主义思潮导致的对"科学、民主"精神的背离, 对这种"异化"现象加以"反思"。元化先生说:"我认为'五四'精神当然要继承, 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图伦理、功利主义、激进情绪、庸俗进化观点等)是不应该继承的。"①在这里, 元化先生反对的是没有被五四启蒙精神推翻, 反而在思想界越来越严重的独断论言行。这种独断论是启蒙精神的"异化", 以至于出现了反科学、反民主、强暴力的种种运动。元化先生和朱维铮老师离开我们的这些年里, 我们看到20世纪在中国发生的种种情况, 在21世纪的美欧也会发生, 这不是足以令人深思的吗?
元化先生曾经对我们说:我生于1920年, 可以说是五四的儿子, 当然不会去否定五四。这段话写下来时, 他这样说:"我尝言, 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围和思想影响下长大成人的。"②同一时期, 元化先生在与胡晓明的访谈中表示:"我在精神上是十九世纪之子, 是喝着十九世纪作家的奶长大的。"③至今想来, 元化先生的话, 即两个"之子"的比较, 仍然很深刻, 并且准确。元化先生受19世纪古典哲学、文学精神的滋养, 19世纪正是欧洲启蒙运动产生丰硕成果的年代。元化先生18岁到上海定居, 完成教育, 建立社会关系。上海是近代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 也是"西学"翻译、出版和研习的中心, 读得到各种各样的新作品。从元化先生的早年作品中可以看到, 他在英国戏剧、散文, 法国小说、艺术, 德国哲学、美学等领域, 都有精湛的造诣。在他和胡晓明的对话中说:"在我的著作中, 谈的较多的除莎士比亚、菲尔丁等外, 是狄更斯、勃朗底姐妹、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安德莱夫、雨果、巴尔扎克、司汤达、罗曼·罗兰等。还有一些虽然没有在文章中谈到, 比如像马克·吐温、杰克·伦敦、王尔德以及一批诗人、戏剧家等, 也都是我所喜爱的。"④元化先生的启蒙观念除了文学之外, 还源自19世纪德国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英国思想中的经验主义、法国政治中的博爱精神。这种欧洲近代思想成果, 都应该是五四启蒙的资源, 可惜这种本应发扬的思想资源, 在五四启蒙中并不充分。众所周知, 五四启蒙时期身在一线的启蒙者, 都是宣传家、组织者, 绝大多数不具有像元化先生这种素养。因此种种, 那场启蒙中就必然会有元化先生在不断反思中发现的, 那些必须要扬弃的种种"缺陷"。
上一次"启蒙"最大的恶果是出现了大面积的思想专断。1915年《青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 本身并不是专断, 而是反专断。但是, 几年以后大批"启蒙者"怀抱着确定的思想, 自认为掌握了社会发展的"规律", 投身下一场运动, 马上出现了又一场专断。若说五四前的思想专断是以"天道"、"帝心"为测度, 那此后的专断以"规律"、"法则"为标准, 更形武断。元化先生说, 1956年, 在他的第二次反思中, "黑格尔哲学曾经把我从精神危机中拯救出来。那时我多少次从他所说的'人的精神的伟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视的'那段话里获取了力量"①。但是在第三次反思中, 他认识到思想如果被赋予了权力, 冠之以"规律"之名, 强制执行, 则可以为害。"现在, 我的看法改变了。我认为事物虽有一定的运动过程、因果关系, 但如果以为一切事物都具有规律性, 那就成问题了。"②元化先生有一篇访谈, 用"具体中的普遍性"③做标题, 我想也是同样的意思。
关于"规律", 想起来和元化先生的一段交谈。大约是1988年, 我去给元化先生送我们几个年轻人翻译的《文化:历史的投影》(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该书由朱维铮老师作序, 纪树立先生校对。我说起书中翻译的"规律"(regularity)一词, 元化先生激动地说, 以前他相信黑格尔式的"客观规律", 认为人类可以掌握它来改造世界; 现在他认为这样的规律是不可靠的, 社会运动中的一些"规则性"现象, 只是相同环境、条件下的相似性, 而且依赖于认识主体的主观体验, 不可以用客观真理的名义强制执行。经过元化先生的讲解, 我明白了他痛切反省的"规律"是大陆哲学强调的"natural law"(自然法则)。英美哲学讲的regularity (规则性), 就是元化先生讲的那种和人的认识能力结合在一起的经验性法则。元化先生破解教条主义、专断主义的思考, 深入到了本体论。我们从很多例子中看得出来, 元化先生的晚年的本体论观点是从侧重于德国哲学的理性主义, 转向了英美哲学的经验主义。
如前所述, 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反思, 并不否定它的口号、主张和价值, 而是指出在运动实践中的做法, 以及实践者对于"德先生"、"赛先生"的独断论解释。"九十年代初"以后, 元化先生上海、南京、杭州各大学演讲, 都表达了这个意思。在《对"五四"的思考》中, 元化先生又将其"要旨简述"列为六点, 大家可以参看。元化先生对五四的实践和诠解有重要的指正, 但他更加坚定的主张仍然是"启蒙"。他明确地指出, 源自清华园内著名事件, 然后被陈寅恪先生诠释出来的"'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 是'五四'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从这方面去衡量'五四'时代的学人, 过去惯用的文白界限和新旧界限就很不适用了。"④我以为, 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元化先生的"晚年之学", 最恰当的还是启蒙"这两个字, 而启蒙的要旨, 就是"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我甚至觉得, "启蒙"这两个字可以概括元化先生一生的治学和功业。元化先生三次反思, 就是不断地修正认识, 寻求真理, 点燃自己, 照亮他人。忽然记起, 曾经是基督徒的元化先生一定能背诵这一段:"他不是那光, 乃是要为光作见证。"(《约翰福音》1.7)
元化先生是八十年代"新启蒙"的先驱, 1983年秋, 我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硕士研究生, 课堂上布置阅读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就是元化先生和王若水、顾骧一起在天津迎宾馆参与了讨论和起草, 不久, 对这篇文章中"人道主义与异化"观点的批判发展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元化先生总是在挫折之后进入新的思考, 他在1985年参与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化史研究, 1986年帮助上海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和制定, 都提出了重要的想法。1988年, 他更以一人之力创办《新启蒙》, 当事人李锐、魏承思都写了回忆文章。翻检了当年的《新启蒙》, 封面上的翻译是"New Enlightenment"。鉴于元化先生在20世纪90年代放弃了"新启蒙"概念, 我们今天讨论他的启蒙思想就不便再用。注意到元化先生文章中经常使用"再思考"、"再认识", 我们可以把他的"九十年代反思"定义为"再启蒙", 用Re-Enlightenment来翻译。这里的"再"启蒙, 既不是"新"(new)启蒙, 更不是"反"(anti)启蒙, 而是黑格尔哲学意义上的扬弃和更新, 更精准有效的启蒙。
"晚年之学"王元化先生早年学术成果已经非常突出, 在文艺批评等领域独树一帜。第一次反思之后, 他从苏俄文艺理论转向马克思、恩格斯原著, 这是他能够摆脱当年教条主义的基点; 第二次反思之后, 他在思想困顿中钻研《小逻辑》、《精神现象学》等, 并把黑格尔哲学用来分析传统文艺思想, 在《文心雕龙》、莎士比亚戏剧研究中开出崭新局面。元化先生在"文革"以前就摆脱束缚, 建立了以精湛的中西哲学和思想为基础的文艺批评理论, 这是他的"早年之学"。
"文革"以后, 元化先生痛定思痛, 将自己在前二次反思中的心得告诉大家, 有一个"新启蒙"阶段。没有料到十多年之后中国社会又发生了重大转折, 逼迫大家重新思考, 而元化先生又挺身而出, 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反思。在二个世纪之交时期的第三次反思中, 元化先生退出世俗生活, 提出"有学术的思想和有思想的学术", 回到了他早年的道路, 一边治学, 一边思考。他提出古今兼容, 中西会通; 既做学问, 又谈启蒙, 或即是以确凿的学问启迪智慧, 推行人文精神, 达成"启蒙"。元化先生是一位对于旧世纪中国人的百年历史展开批判, 对新世纪人类未定蓝图有着关怀和憧憬的思想家。元化先生在最后二十年中留给了我们一份珍贵的"晚年之学"。
记得有一次, 元化先生和我谈话, 他的话题有点跳跃, 又一次说道:"退下来以后, 我坚决不要那些荣誉性的职务……我要恢复到一个学者的身份。别人愿意做'老干部'我不管, 我要一个'老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够了。
元化先生以自己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反思, 以他的"晚年之学", 践行了这一点。见过元化先生背过人来的忧郁神情, 都会觉得他的个性里面, 藏着一位学者的睿智和思想者的顽强。
其实, 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短暂的几年之外, 元化先生从来就是一位沉浸于书斋、主编刊物和主持出版社的学者。在上海和全国的学术界, 乃至海外汉学界, 他的学术受到肯定, 他的发言得到重视。但是, 当好事者提出一些说法, 比如如前所述, 从思想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 北有李慎之", 从学术的角度比较说"南有王元化, 北有钱锺书", 元化先生都是不赞成并加以制止的。
元化先生晚年的思想和学术, 并不只关注他一生面临的困境, 而是抒发开来, 想到了他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以及人类在21世纪的未来。元化先生早年受清华园文化氛围的熏陶, 具有丰富的中西学素养, 后来介入到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思想漩涡中, 他有能力在晚年作出这样层面的反思。这一阶段的元化先生, 一定是想对他的以前的学术和经历做一个总结, 要给动荡的20世纪中国思想界一个交代。
王元化先生完成了自己的心愿, 以一个老知识分子、老学者的身份, 离开了这个他并不满意的世界, 留下了一份只属于他独特的精神遗产。这份思想遗产, 是王元化先生晚年经过痛苦的"退省", 认真的"反思"得到的, 必定也会启迪我们后人, 在知识人群当中"再启蒙"。